“曆史周期率”的原因，黃炎培說清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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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暫時無派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8-10-8　http://www.wyzxsx.com

“曆史周期率”的原因，黃炎培說清楚了嗎？

（這是本人三篇係列文章的最後一篇。前麵兩篇的題目分別是《從指鹿為馬到“指驢為鹿”》和《“新三座大山”的後麵，是舊的三座大山》。本文的核心思想來自與渡癡禪師網友的交流心得）

一九四五年，在延安的窯洞裏，毛澤東主席與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有過一次頗有曆史意義的談話。

黃炎培說：中國曆史上有一個從興旺到滅亡的周期率，每個朝代開頭都是好的，後來腐敗了，滅亡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他說，“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漸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有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

他對毛主席說：在曆史上，周期率是跳不出的，但他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毛主席欣然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今天重溫這一段對話，我們仍然能夠深切地感受到它鮮活的現實針對性，因為黃老先生擔憂的曆史周期率正在再次變為現實，他寄希望的中國共產黨並沒有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麵對今天中國的現狀，我想很少還會有人懷疑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的人民政權，正麵臨著“其亡也忽焉”的命運。這個周期率為什麽如此頑固？它的內在原因到底是什麽？毛主席不是說已經找到新路了嗎？找到了新路，為什麽卻跳不出它的支配呢？

我無法準確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我願意將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寫出來，希望有人能幫助我找到真正的答案。

辛亥革命結束後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裏，中國見證了兩次這樣的曆史重複：

第一次以中華民國政權退出大陸結束，

第二次的結局現在還很難說，但它的來臨已經很難避免。

曆史周期性重複的現象，並不僅僅見於中國，但為什麽在中國它表現地如此明顯呢？我想，這固然有外在的原因，但正如我們都知道的，任何事物的變化，其決定的因素都在內部。

黃炎培老先生在提醒這個周期率時，分析了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執政者自身的懈怠。這個分析準確嗎？從現象上看，好象是準確的。中國曆史上的曆代“執政者”，確實都在遵循著一個由積極到消極直至頹廢腐敗的規律。作為一個“民主人士”，能看到這一點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也許正是因為這個“民主人士”的身份，他沒能意識到，曆史的真正主宰力量其實並不是那些統治者，而是千千萬萬的被統治者們。因此，他看到了曆史的周期率，卻沒有說清楚它的真正原因。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主席，顯然比他看得要深刻得多。他有一句名言：“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真正動力”。因此，他將跳出曆史周期率的希望寄托在這個真正的曆史動力的身上。

他希望，一個人民自己建立的新生政權，會在他們自己的管理和監督之下，避免“人亡政息”。

站在這個角度上，去回顧他領導新中國的時期，我們就會對當時許多令人難以理解的事情有所感悟：他其實一直象一位曆史的導師，在引導和教育著人民去學會管理自己國家的辦法和積累這方麵的經驗。

今天發生在中國的一切，說明他是帶著遺憾離去的，我們沒有學會這個辦法。當有人以蠻橫的態度，將中國重新帶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時候，我們隻能以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痛苦地跟隨著。

如果說，廣大的中國人民正麵臨著再次被拋到三座大山底下的命運的話，那麽，造成這種命運的真正原因其實不是別的什麽人，而恰恰是受苦受難的人民自己。

中國曆史這種周而複始的周期率，是深深地跟植於中華文化這個民族基因之內的，不使這種基因發生根本的突變，周期性的苦難就是中國人民的宿命。

中華民族的文化，是伴隨著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成熟起來的。中國的勞動者，直到今天為止，仍然以農民為主。而且，除了三十年前一個短暫的時期，他們的生產方式又一直是以分散的小農經濟為特征的。這種年複一年“春種一粒粟，秋收萬稞籽”，基本上靠天吃飯的生產方式，使中國人成了世界上最能忍耐的民族。這種巨大的忍耐力，既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性格源泉，也是他們在權勢麵前逆來順受，在痛苦麵前麻木不仁的根本原因。不到實在活不下去，中國的老百姓很少反抗。同時，這樣的生產方式又使他們目光短淺、斤斤計較而缺乏長遠地把握命運的能力。

在這樣的生產方式之上，統治中國人民頭腦一千多年的，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學說。我無意全盤否定孔子，在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中，孔子學說作為一派，無疑有許多合理和有益的內涵。但是，在漢武帝的宰相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學說就成了中國人民精神上的一個巨大枷鎖，它和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一起，將中國人民緊緊地禁錮住，使他們隻能在狹小的生產活動範圍內，被動地接受社會生產力進步帶來的命運變化，直到殘酷的命運逼得他們活不下去。

在每一個曆史周期裏，他們要麽忍辱負重地沉默，要麽不堪重負地爆發。而一旦爆發，由長期緩慢的生活節奏形成的巨大慣性，又會形成長久的破壞力，造成社會的大動蕩。這樣一來，中國社會的周期性，就顯得不同尋常的大起大落。在碰到一個他們不能忍受的皇帝時，他們會“殺去東京，奪了鳥位”；成功之後，他們又會很快地製造出一個新的皇帝，再次將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

在這個文化基因之上產生出來的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群體，也表現出獨特的兩重性：要麽自甘墮落，要麽自命不凡。

這些由科舉製度規範出來的“讀書人”，進入“官場”的，投機鑽營，媚上欺下；沒進入的，崇尚空談，百無一用。這種現象直到也今天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

如果僅僅以“學位”衡量，我本人也可以說是一個“知識分子”。我認為，包括我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世界知識分子中最無能、最令人氣餒的群體。

當年，毛主席曾號召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這實在是一個高瞻遠矚的號召，可是就在現在，又有幾個人能理解他的苦心呢？相反，有人將這個能夠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知識分子弱點的行動，變成“傷痕文學”的素材整整口誅筆伐了三十年。

有人說，毛澤東本人就是一個皇帝，更有人甚至將今天中國社會的諸多黑暗現象的根源也歸咎於他。這樣的說法，如果不是出於“階級仇恨”的話，那就純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和不顧事實胡說八道了。

如果他想當一個“皇帝”，他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做一個太平“皇帝”。這難嗎？不難。隻要他維護好那些同他“打天下”的開國元勳們的利益，憑他當年的威望，誰能挑戰他的地位？他有什麽必要一次又一次地發動“得罪”自己同誌的運動？

中國近代史上，有兩次可能的類似西方文藝複興運動的機會：一次是五四運動，另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

前一次，由於外族的入侵變成了民族救亡運動；

後一次，由於內部的原因變成了向封建文化的大倒退。

這次失敗，使毛主席試圖改造中國文化基因的努力付諸東流，也使他“讓人民來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跳出周期率的設想半途而廢。

有人說，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是對共產黨人和先進分子的要求，不是對普通人的要求。

我認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並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他總結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

“造反”，對於曆朝曆代的統治者都是一個極度敏感的詞。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當政者號召自己的人民去造反，唯獨他做到了。其實，造反的含義不能僅僅理解為破壞，從廣義上看，造反其實就是民主。這樣說，肯定會讓“普世價值”的衛道士們感到惱火。

民主，分為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一定社會結構的法律範圍內的民主，

第二是超越這個範圍的民主。前者其實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作主”，而是社會統治階級的“法律作主”。

我們之所以說資本主義的民主有很大的虛偽性，就是因為這種民主隻能在資產階級製定的框框裏實行。

而真正做到“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就不能將這種監督完全限製在當時的法律之內，而是應該允許人民有質疑法律、挑戰法律的權力。

過去的三十年，人民群眾不僅沒有機會去實行第二種民主，就是在法律範圍內的民主權力也被以“不爭論”為借口蠻橫無理地剝奪了。與此同時，大量的真正的違法亂紀的行為，又被冠以“改革”的桂冠大行其道。

我曾經和處於不同社會經濟政治地位的許多人討論過他們的生活。許多人對他們的現狀是很不滿意的，對今天的社會問題也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每當我問到他們的打算，他們總是回答：“我一個小老百姓，能怎麽樣？忍吧。”如果受苦最重的人都報著能忍則忍的態度，別人又能做什麽呢？

我在《“新三座大山”的後麵，是舊的三座大山》的結尾處這樣說：“還有一條路，但要靠千千萬萬的人一起走”。這條路就是民主。

這裏所說的民主，不是什麽花錢就能買“選票”的民主，而是真正意義上的“造反有理”的民主。

那就是，在今天這個“紀念三十周年”的時候，大聲地一齊喊出：對於今天中國社會的問題，對於今後中國的發展方向，我有話說！

不這樣做，我們就隻能等，等到大多數人忍無可忍的時候，以破壞性的方式進入中國曆史的下一個周期。

在這兩種曆史性的選擇麵前，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問問自己：我選哪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