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單民主牆的由來與消亡 (圖)

胡耀邦與西單民主牆

胡績偉

　　今年四月十五日，是胡耀邦同誌逝世十五周年。1999年耀邦逝世十周年時，我寫了一篇《胡耀邦與人民日報》。今年，我的神魂中不斷閃現出耀邦的身影，引起我的反複深思。說心裏話，在我接觸過的黨的高層領導人物中，像胡耀邦那樣胸懷廣闊、容異納諫、敢做敢當、真心為國為民的人是不多見的。可以說，他是中國共產黨曆屆最高領袖人物中最具有群眾觀點和民主精神的一位。

　　關於我所知道的他的事跡，已經寫過很多。主要是從他開始領導平反冤假錯案開始，在這以前的事，比如他在西單民主牆時期的事跡，就沒有提到。據我從他去世以後所看到的有關他的情況，關於這段事跡的描述也不多見，因而這篇紀念文章，我專門回述他在西單民主牆時期的情況和思想，以填補這段曆史的空白。

　　總的說來，胡耀邦在這一段時間的所作所為，對西單民主牆是密切關注、熱情支持和盡力引導的。


　　西單民主牆的由來

　　首先應當說明，西單民主牆的誕生以及當時所處的國內形勢。

　　1979年2月15日，參加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的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範榮康和政策研究室的主任餘煥春，在會議上作了一個聯合發言：題目是《西單民主牆剖析》。我在1979年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上，根據這個發言，也介紹過西單民主牆的情況。

　　西單牆是在北京西單十字路口東側路北的人行道旁，幾路公共汽車站都設在這裏。在這些公共汽車站的後麵，是一排約有200米長的灰色矮牆。因為這裏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在這排矮牆上貼尋人啟事和小廣告，引人注目。從1978年春開始，有些人在這裏貼大字報，看大字報的人很多，一傳十，十傳百，逐漸形成一個自發的聚攏人越來越多的場所。

　　這種在北京街頭自由張貼發表政見的大小字報的源頭，要追溯到1976年清明節時的天安門事件。那時，“四人幫”的罪行早已天怒人怨，趁清明節懷念周恩來總理的時機，人們紛紛到天安門廣場烈士紀念碑前送花圈送挽聯，越來越多的貼出反對“四人幫”的政治詩文，形成了1976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這也是促使結束“四人幫”專政的一股強大的群眾力量。粉碎“四人幫”後的1977年清明節，天安門紀念碑周圍也貼了很多懷念周總理和慶賀粉碎“四人幫”的詩文。1978年清明時，紀念碑周圍貼的政治詩文更多。1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華和尹明的大字報發出建議，他們認為，應當把張貼政治性的大字報經常化，不必限於清明節。文章說：“我們應該把這塊地方作為不中斷的論壇，不閉幕的會場，不休戰的陣地，隨時把我們的思想言論寫出來，把我們的作品發表出來，在這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這裏，每一個人都可以作為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理論家、作者，同時又是讀者、聽眾、觀眾、批評家。在這裏，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主人。”當時，人們認為這就是“民主牆”的倡議書。當然，天安門廣場不適於成為經常張貼大字報的地方，人們在尋找一個更為適合的場所。

　　這時，出現了一件事，更直接引發了西單民主牆的出現。

　　“文革”一開始，深受廣大讀者歡迎的《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雜誌被停刊了。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青年》於1978年9月複刊，《中國青年報》於10月複刊。出人意料地是，《中國青年》的第一期複刊號卻觸怒了當時主管宣傳的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他下令把已經發出去的《中國青年》複刊號通通收回，禁止發售，這引起了廣大青年讀者的憤慨。不知是哪一位勇士，把這一期雜誌一頁一頁地張貼在西單那一排矮牆上，轟動了北京城，成千上萬的人們湧到西單牆去看大字報。很多人讀後在這個牆上貼出短短的大字報和長長的小字報，表示反對禁止發售《中國青年》。另一些要求肅清專製餘毒、要求民主、要求言論出版自由的大字報，也越來越多。如這年12月貼出的任畹町、魏京生等寫的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引起很大的反響。一些青年還自發地組織了一些民間團體，出版了一些民間刊物。來這裏貼大字報看大字報的人越來越多，因而人們把這裏叫做“西單民主牆”。

　　複刊第一期的《中國青年》雜誌為什麽遭到汪東興的查禁呢？理由有四。一是這一期刊登了1976年“四五”時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詩抄，汪說這是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鳴冤叫屈；二是沒有登毛主席的詩；三是沒有登華主席的題詞；四是這期刊登了一篇“本刊評論員”的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學》，文中第一次提出要破除“現代迷信”，就是要破除對毛澤東的迷信。這在當時，可說是一條彌天大罪，也是引起汪東興下令查禁的主要原因。這篇文章是中宣部理論局付局長李洪林撰寫的，正好是當時已升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審閱過的。事實證明，這期《中國青年》沒有什麽錯，恰恰是辦的深得人心的。

　　民主牆上大小字報的內容很多，有蒙冤受屈者的申訴，有批評建議，有揭發惡人醜事，有新聞消息，後期主要是政論。其中討論最多的是民主與法製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1）從總結曆史經驗的角度來探討社會民主問題；（2）主張民間辦報、民主辦報的問題；（3）要求言論自由，廢除“惡毒攻擊罪”的問題；（4）讚賞推崇西方民主的問題；（5）公開評毛澤東的功過問題，等等。形式多樣，有詩詞、小說，有對話，有致某人的公開信，有讚成或反對的批注；有署真名的，署筆名的，或不署名的；有的大字報具有一定的理論水平和文采，也有謾罵譏諷式的胡言亂語，有自我批判、自我表揚的等等。

　　與西單民主牆同步活躍起來的，是出現了一些民間組織和民間刊物，一些活躍其間的人物也逐漸顯現出來。他們將自己印刷的刊物或張貼在西單牆上，或就地散發給來往群眾，人越聚越多，多達數百人，引起公安部門的注意。在京的外國記者、外國留學生也跑到這裏來，或采訪，或與一些青年 人交談，外國通訊社也有消息播發，這不能不引起中央和有關部門的重視。


　　西單民主牆的出現說明了什麽

　　西單民主牆的出現，說明了什麽？這還得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後說起。

　　“文革”十年的封建法西斯專製的統治集團被粉碎以後，我國進入了一個人民民主製度建設的新時期。中國人民從重重高壓下解放出來，強烈要求進行一場比較徹底的民主改革，要求改變二十幾年來打著社會主義旗幟的獨裁專製製度，使我們的國家逐步改革為真正人民民主的先進國家。

　　推動這次民主改革的，主要是兩股勢力，一股是自上而下的勢力，一股是自下而上的勢力。

　　第一股勢力就是原來被毛澤東稱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這一批人物。毛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建立斯大林式的一黨專製，對所有不同政見的人，以及他認定的一切異已力量都打成各種名目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這些人原來都是握有一定權力的人物，從黨國元老、黨政軍要員到各級幹部，以及社會上知名人士和知識分子，統統被列為專政對象。毛澤東把國家主席、黨的副主席劉少奇和黨的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封為這個“資產階級反革命司令部”的頭子。毛澤東稱自己是當年那支造反大軍的“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的最高統帥，林彪是他的副統帥。毛澤東這種打倒一切，推翻一切的胡作非為，弄得長期天下大亂。到“文革”後期，在他實在難以為繼的情況下，不得不拜托周恩來出來收拾殘局。在周的一再努力下，使鄧小平、葉劍英、胡耀邦等一批元老人物和一批老中青幹部解放出來，對各項工作進行全麵整頓以挽救危局。就是這批人物，成為推翻專製政權的掘墓人，也是新時期民主改革的帶頭人。

　　長期擔任共青團書記職務的胡耀邦，既是周恩來，鄧小平領導下進行全麵整頓的領導核心人物之一，又是以後推翻“四人幫”的幕後策劃者之一。他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於1977年3月出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這是中央級老幹部中首先恢複領導工作的人（他比鄧小平、陳雲等很多元老都早解放出來）。他勇敢地擔負起青年團是黨的後備軍的光榮使命，毅然決然地挺身而出，團結一批理論戰線和新聞戰線的先鋒人物，在一些元老們的暗中支持下，打響了這場偉大的民主改革運動的第一炮，就是在批判“四人幫”罪行和清查“四人幫”幫派勢力的初戰告捷以後，耀邦同誌在1977年10月發動了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幹部的運動，把包括大批元老在內的千千萬萬各級幹部陸續解放出來，並妥善地安排他們重新走上各級領導崗位，使癱瘓多年的各項工作很快活躍起來。緊接著，在1978年5月，耀邦等人又發動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這樣，就在組織路線、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上，基本結束了長期的專製統治，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好了準備，開始了以鄧小平為後盾，以胡耀邦為總書記，以趙紫陽、習仲勳、萬裏等同誌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領導下，開展了一場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到政治的改革開放的新局麵。

　　這就是那股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勢力。

　　另一股自下而上的民主勢力是什麽呢？

　　首先是“文革”中受打擊受摧殘的大批中下層幹部、青年職工和大專學生。他們中有一部分是特別苦大冤深的人群。多年來身負沉冤，申訴無門，或者越申訴越受到沉重的打擊。老實說，胡耀邦發動的平反冤假錯案，主要對象還是老幹部和少部分中下級幹部。更為大量的中下級幹部、工農群眾和大專學生，仍然是鞭長莫及。他們眼看中央政策日益開明，廣大幹部陸續解放，急切要求自己的冤案得到平反。而他們的冤家對頭大都是中小當權派，要平反就得糾正這批頂頭上司的錯誤，因而難之又難。所以這一大批苦主就把眼睛盯到上邊，盯到中央，一時間首都北京和各省市的省會城市，都湧來了成群的上訴上訪者。他們除了找中組部、中紀委和中央各報以外，有的還把自己冤情寫成大小字報，貼在人多的地方。

　　在最初的幾個月，西單牆的大小字報絕大多數的內容以申冤訴苦為主，隻是就事論事，不大涉及政治內容。很多人到這裏來，主要是為了發泄自己的怨情，尋找翻身解放的機會。隨著官方報刊批判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討論的宣傳，西單牆大字報的內容也越來越集中到政治民主問題，越來越接近一些敏感問題，引起了人們的紛紛議論。議論的焦點是：西單民主牆的主流是健康的，還是反動的？它是我國政治生活中一種生動活潑的表現，還是一種不安定的因素？民主牆應當在我國政治生活中消失，還是應當加以引導，使之更加健康地發展？這些都是關係到要不要社會主義民主以及如何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大問題，也是能不能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大問題。


黨的領袖人物曾高度評價民主牆

　　當時，在黨的領袖人物中，看法也是不一的，鄧小平和葉劍英都公開稱讚過民主牆。1978年11月26日，鄧小平接見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良時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這並不可怕。”此後，在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在講話中又說：“群眾提了一些意見應當允許，既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點事，也沒有什麽可怕，要處理得當，要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他還警告說：“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不同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12月13日，葉劍英也在三中全會講話時，曾經高度評價民主牆。葉帥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葉帥的這兩句話十分重要，代表了當時對民主改革勢力的評價。如果這兩股來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民主勢力，能夠堅定地結合起來，肯定會是民主勢力的大發展，大提高，也肯定會在民主與專製兩種勢力鬥爭中大大增強民主勢力的陣地。

可惜，葉帥的這兩句話，在以後正式印發的三中全會文件中，被胡喬木刪掉了。

　　應當看到，當時人們對西單民主牆的態度，的確有褒有貶，好得很，糟得很的評語都有。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說這些話時，態度是很堅定的，但會後，他的態度就有些改變。所以，這位善於察言觀色的胡喬木，才利用他批發文件的權力，公然刪去葉帥那兩句十分重要的話。

　　鄧小平態度的大變，還是在理論務虛會時期，在兩種思想激烈交鋒的時候。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在民主牆貼出了《中國人權宣言》以後，特別是魏京生在3月25日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那張大字報後，鄧的態度明顯大變。在魏的大字報貼出後的第四天，就借故下令逮捕了魏京生。從這以後，保守勢力大為抬頭，西單牆的命運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胡耀邦說，民主牆是人民內心的呼聲

　　當民主牆剛剛出現的時候，中央領導人都十分關注，陳雲同誌還特別指示人民日報派記者深入到這些人群中去收集動態，反映情況。報社派了王永安（國內政治部編輯）去完成這個任務。我一再叮囑他，隻了解情況，掌握動向，索取材料，絕對不能表態。王永安寫了不少“內參”上報中央。

　　關於西單牆的情況，我向耀邦匯報過多次，還參加過他所主持的一些小會。

　　總的說來，耀邦同誌對西單民主牆是十分關注，表示過讚賞，認為這是新的大字報，同“文革”中和以前的大字報不同。他認為，以前大都是某些領導者利用大字報來整人害人的，這次的大字報，同“四五”天安門大字報一樣，是人民出自內心的呼聲，是人民新的覺醒。

　　我向耀邦反映，很多人擁到北京上訪，有的人上街訴苦，有的人貼大字報，有的在機關外麵靜坐請願，這使一些當權的領導者大為震驚，大叫趕快整頓社會秩序。我說，這是你平反冤假錯案的好影響。因為你所發動的平反，大都偏於高中級幹部，而廣大基層幹部和廣大群眾中苦大冤深的人看見中央這次平反受到鼓舞，很多人紛紛湧向省城和京城，這是對新的黨中央的信任和依賴，認為這一回中央是動了真格的，他們的問題有了平反希望了。

　　耀邦同意我的看法。他說，現在平反工作剛剛開始，各地都要作好來信和上訪工作，盡量把地方上能夠解決的問題就地解決，不要都推到中央來。耀邦他一方麵不斷擴大平反的範圍，一方麵批示各地黨政機關和新聞單位加強來信來訪工作。同時，他積極籌備召開全國信訪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他堅定地說：“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麽人批的，都要實事求是的改正過來。”耀邦提出的這“兩個不管”更切實地破除了“兩個凡是”的新枷鎖，把平反工作推向基層，使沉冤幾十年的幹部和群眾陸續得到平反。

　　對於上訪群眾貼出的大字報和成立民間組織、出版民辦刊物的情況，耀邦同誌也很重視。他指示各新聞單位注意反映情況。人民日報當時出版了《情況匯編特刊》，把西單牆的大字報，一些值得注意的很長的小字報和民辦刊物上的文章摘報中央。人民日報還出版了一份供少數領導同誌看的《供你參考》的活頁文選。在京的其它報刊和有關單位在這一時期也特別出版了這一類的內部參考。

　　有一段時間，貴州的民間組織“啟蒙社”在北京很活躍。為了了解啟蒙社的情況，耀邦讓人民日報派記者去調查。報社派出評論員周修強同誌到貴陽。調查回來後，耀邦還把周修強約到辦公室，特別聽取他的匯報。


耀邦說，必須糾正脫離群眾的作法

　　耀邦除了找報社派人以外，還召集過報社、中宣部、青年團、工會等單位研究如何作好民間組織的工作。他多次談話的總的精神，是同我們談論黨曆次作群眾工作的經驗。他回述幾次大的群眾運動，無論是“一二九”還是“雙十二”，無論是罷工、請願，還是遊行、示威，他說，我們黨對群眾運動都是十分重視的，特點是深入群眾，站在群眾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眾的信任，依靠群眾去發揮黨的領導作用，這就是我們黨的群眾工作的優良傳統。他回憶說，到了我們取得政權以後，我們黨的群眾工作的光榮傳統開始慢慢變了。當群眾起來的時候，我們某些領導同誌就擔驚受怕心慌意亂了。他們不是站在群眾頭上發號施令，就是站在群眾對麵去挑剔指責。他們越來越怕群眾。以後群眾要集會、遊行、請願，都要事先經過批準，甚至明令禁止。我們的群眾團體，像青年團、工會等，也變得越來越脫離群眾。我們必須糾正這種脫離群眾的作法。

　　就在西單牆開始貼政治性大字報初期，耀邦同誌給一位青年寫了一封熱情親切的公開信（1978年4月10日，《人民日報》一版發表的《一位老幹部給青年的信》）。信中特別強調：青年工作者“……要經常到青年中去，發現青年中的先進事例、先進典型，並用這些先進的東西去引導、教育、影響其他青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壓，不是抓，應該是引導兩個字。‘引導’比‘教育’更精確，意義更寬。這是我們幾十年工作的經驗總結。壓製的方法，一個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長的辦法。”這位有幾十年青年團工作經驗領導人的傾心之談，就是我們麵對新時期的青年運動、群眾運動的工作指南。


耀邦說，我奉勸同誌們不要抓人

　　1979年3月底逮捕魏京生以後，耀邦同誌在 6月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見。耀邦說：“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製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盡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在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誌點名也好或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對於逮捕魏京生，耀邦又說：“我奉勸同誌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他一死就會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這年11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郭羅基的文章：《政治問題也可以討論》，注重闡明“言者無罪”和“不能以言治罪”的道理。有些人認為，這篇文章是為魏京生說話的，紛紛批評人民日報。胡喬木對此大為惱怒，向鄧小平告狀，說人民日報公然為魏京生的罪行開脫。為此我同胡喬木進行了一番爭辯。他雖然理屈，仍然咬定我們全麵肯定反革命言論無罪，指責我發表這樣重要的文章為什麽不送中央審查。其實，這篇文章是經過耀邦同誌審閱修改過的。但我不願意把耀邦拉進這一是非的漩渦裏，回答他：這樣的文章，人民日報有權不經過審查就可以發表。以後，我同耀邦商量，專門約請了幾位法學專家來討論。他們都認為郭文沒有大錯，隻是論述得不夠全麵，沒有從法律上說明言論自由也是受法律約束的。於是又寫了一篇文章：《談談反革命罪中的言論和行為問題》，重申言者無罪，並對刑法第一百零二條關於“反革命煽動罪”作了具體的解釋，闡明構成“反革命煽動罪”的原則。

　　這樣，喬木這一大棒才算躲閃過去。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耀邦同誌是如何堅持言論自由和反對以言治罪的觀點。以後我們很多人堅持主張從法律中取消所謂“反革命罪”，也是這個道理。


耀邦讚成設立一個民主公園

　　1979年11月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關於取締“西單牆”的問題，1980年9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關於取消“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問題，都作了決議。這兩個決議，都是對西單牆的扼殺。我在這兩次會上都作了發言，表明了我對這兩個決議的不同意見。

　　這兩項決議，是黨中央事先決定的，我不好正麵反對。隻是一方麵向會議客觀地介紹了“西單牆”的來由和發展，另一方麵提出一點變通的辦法。

　　在1979年6月召開的五屆人大12次常委會討論取締“西單牆”的時候，我在小組會上提出以民主公園代替民主牆的主張，我不主張“取締”，最好是加以管理和扶植。我當時提出的具體意見，主要還是介紹了範榮康和餘煥春在理論務虛會上的聯合發言，轉述了他倆的建議：

　　 “為了引導民主牆更加健康地發展，我們建議：把勞動人民文化宮改為民主公園，專設大字報區。還可以在勞動劇場舉行民主討論會，群眾可以自由參加，自由發言。還可根據群眾的要求，組織有關單位負責人同群眾見麵，解答群眾提出的問題。這樣，黨和政府部門的負責人可以把有關情況、困難和目前打算告訴群眾，使群眾了解全麵情況；群眾有意見也可以當麵表達，自然也就無須去包圍黨政機關了。”我們還拿英國海德公園為例，提出我們的設想。我在這次人大小組會上也說：“英國資產階級的政府有膽量搞海德公園，我國無產階級的人民政府，難道反而不如他們，不敢搞民主公園嗎？實現民主的方法很多，民主公園是一個好方法，通過這一方法聽取群眾意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有什麽不好呢？”

　　事後我向耀邦介紹了我們的意見，耀邦也讚成設一個民主公園。他要我去同北京市商量。北京市委研究以後對我說，他們認為勞動人民文化宮原來有很多業務，要打亂原有格局影響很大。他們同意另外選一個公園作為試點。結果選上月壇公園，設了一個大字報區。這時由於魏京生被捕，形勢日益緊張，去貼大字報的人很少。那裏又不是交通要道，專門去看大字報的人更少，所以這個試點無疾而終。

　　以後，我才覺悟到：把勞動人民文化宮改為民主公園的設想雖然好，但太不現實。因為，真要建立一個民主公園，必須在很高的民主環境下才能建立起來，也才能維持下去。顯然我們當時的想法是相當幼稚的。


取消“大民主”並不是取消民主

　　在1980年9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討論取消憲法中關於“四大”的條文時，我在四川代表團的會議上作了一個《取消‘大民主’並不是取消民主》的發言。

　　我在發言中說：“我完全擁護取消《憲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取消‘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大民主’。因為自從1957年提出這個問題以來，所謂‘四大’這種‘大民主’，實際上就成為曆次政治運動中整人的工具。二十多年來，本來大量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其中許多屬於不同認識、不同意見的問題，卻被上綱到‘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高度，用這種所謂‘大民主’的辦法，將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一個一個打下去，這本身就從根本上違背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經過曆次政治運動，特別是經過所謂‘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謂‘四大’，實際上是利用領導的權威，煽動群眾（其中許多是幼稚的青年）用歪曲誇大、栽贓誣陷、任意捏造、顛倒黑白、無限上綱等手法，打倒他所要打倒的人。誣陷者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因為他是‘造反派’、‘革命派’，‘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被誣陷者沒有一絲一毫為自己申辯的權利。如果有所申辯，馬上是更多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態度頑固’啦，‘瘋狂反撲’啦，一頂頂拒不認罪的帽子壓了下來。所以，這種‘四大’的‘大民主’和真正的民主是毫不相幹的，隻是假借‘革命的群眾運動’的名義，實行最野蠻的封建法西斯專政的一種辦法。”

　　我在這次發言中還談到社會上有些人對取消“四大”的一些誤解，我解釋說：
　　“現在，國內國外對於取消‘四大’這種‘大民主’，還有些議論。在國外，是根據對‘四大’的翻譯來理解的。‘大鳴大放’被譯成“自由地講話，充分地發表自己的觀點”。這樣，外國人就很難理解了，人民說話的權力怎麽能取消？所以，我以為，取消‘四大’，不等於取消言論自由。這一點，隻要將事情說清楚，人家會理解的。至於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我們取消‘四大’對我們進行誣蔑和攻擊，那是另外性質的問題了。在國內，主要是因為各級領導中，官僚主義和家長製作風在許多單位還嚴重存在，群眾還有氣，有意見要提，因而許多群眾認為大字報還有作用，不能一律取消。我認為，這類意見也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建議：如果是個人署名負責的、擺事實講道理的大字報或小字報，應該允許在本單位內部張貼。因為這和‘四大’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屬於人民應有的言論自由權利，是任何人也不能剝奪的。憲法取消了‘四大’、‘大民主’的規定，但決不能因此說貼大字報通通都是違反憲法的。”我主張，應該禁止的隻是在大街上隨便張貼大字報，在機關內部的適當地方，無論是大字報還是小字報是可以貼的。我們的報刊應該多登一些群眾的意見，報社的內部刊物可以多登一些群眾來信來訪和申訴情況，使群眾的意見有更多的發表機會。

　　我的這些意見，都同耀邦談過，他都是讚同的。


耀邦心中民主運動的宏偉藍圖——《人民萬歲》

　　粉碎“四人幫”的發動者葉劍英元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畫龍點睛地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耀邦當時所致力的方向順應潮流，是鞏固和發展這兩股民主勢力，而且努力使之緊密地結合起來，逐漸促成推動新時期前進的民主潮流。當時耀邦心中已經初步形成使這一民主運動的潮流蓬勃發展的宏偉藍圖。能夠表明耀邦這一構想的，我認為是他當時策劃撰寫的一篇重要理論文章，就是《人民日報》1978年12月21日從一版到二版、三版刊登的長篇論著——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的《人民萬歲》。這是曾由阮銘、林澗青主持的起草小組撰寫的，林澗青是這篇文章的主筆。這篇文章緊緊抓住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為鄧小平摘掉“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黑後台——鄧納吉”的帽子的大好時機，專門策劃撰寫的一篇綱領性的論文。

　　《人民萬歲》是文章的主題，整篇文章是對“四五”天安門運動的評價和曆史經驗的總結，闡明這場偉大的革命群眾運動，同“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一樣，又一次顯示了人民萬歲的真理和力量。

　　文章說：“1976年“四五”這場革命群眾運動，不僅是黨心、軍心、民心的一次大檢閱，而且是人民智慧、才能、鬥爭藝術和創造力的一次大檢閱。”文章說“運動發生之前，並沒有誰來號召，誰來動員，誰來組織，也沒有誰來先確定鬥爭目標，擬定鬥爭綱領，準備鬥爭的旗幟。人民群眾既是這場運動的勇敢戰士，又是傑出的組織者和指揮員。……要科學社會主義、要人民民主、要四個現代化，是運動的進程中由群眾自己擬定的鬥爭綱領；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從運動中升起的一麵最鼓舞人心、最富有號召力的戰鬥旗幟。”

　　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恰是西單民主牆群眾運動蓬勃興起的時候，所以，文章對“四五”天安門群眾運動的歌頌，實質上也是對當前西單民主運動的歌頌。文章說：“一切受到‘四人幫’壓迫和欺侮的人民群眾，從普遍的覺醒中真正地站立起來。他們不僅鮮明地提出了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而且嚐試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驟來推動實現這些要求的社會變革，嚐試著給整個革命發展的進程打上自己的烙印。他們懂得，……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首先必須割除‘四人幫’這個長在黨和國家肌體上的最大毒瘤……隻有實現四個現代化，才能最終擺脫貧窮、落後和專製主義的殘餘，政治上高度民主，經濟上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強國才能變成現實。”

　　文章說：“天安門廣場的革命運動，是決定我們黨同‘四人幫’的鬥爭勝負的群眾力量的偉大演習。它為1976年‘十月革命勝利’奠定了最重要的群眾基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天安門事件敲響了‘四人幫’的喪鍾。”

　　這篇文章精彩之處在於提出了我們革命者應該如何對待革命群眾運動的基本態度。這對於我們真正搞群眾運動起家的革命者來說，本來不是什麽玄奧的經驗，可惜多年來，我們很多“老革命”早已忘掉了。文章選擇發表的時機正是圍繞“西單民主牆”日漸興盛，從而引起某些當權者開始恐懼的時候，這表明胡耀邦對待新時期民主運動的廣闊胸懷。

　　文章提出了正確對待群眾運動的基本態度，語重心長地告誡一切革命者 ：“人民群眾這種高度的政治覺悟和曆史主動性，正是我們黨和國家充滿力量的最重要的表現。正如列寧所指出的‘一個國家的力量在於群眾的覺悟。隻有當群眾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並自覺地從事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有力量。’《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26卷第234頁）”“對於人民群眾這種自發的鬥爭形式出現的自覺的革命行動，我們每一個革命者，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舉起雙手，熱情地歡迎它，堅決支持它。”

　　緊接著，文章還引用列寧的話說：“勞動群眾非常敏感，他們最善於區別誰是忠誠老實的共產黨員。”（《關於清黨》，《列寧全集》第33卷第20～21頁）文章發揮說：“如果有這樣一些共產黨員和國家幹部，忘記了我們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忘記了我們黨是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成為執政黨的，在人民賦予他們權力之後，不是用這種權力來維護人民利益，而是一味追求自己的錦衣玉食和高樓大廈，企圖剝奪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甚至對人民進行壓製、打擊和迫害，敗壞黨和社會主義的崇高聲譽，那麽，人民就有權拋棄他們。如果這些人經曆了天安門事件這場偉大的群眾運動之後，卻依然故我，什麽也沒有學到，依然不願意在‘人民萬歲’四個字上增長些真誠實意，那結果就不會是美妙的。”

　　這篇文章是寫在1978年12月，當然人們無法預測到十年以後在天安門又爆發一場更為偉大的群眾民主運動，連一年以後發生的全國人大取締西單民主牆的決定也沒有預見到。但是文章已經從反麵鮮明地指出過，對於那些好龍的葉公們，在龍真地來到時——就是在群眾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興起的時候，“不去發現、支持和正確引導群眾創造曆史的自覺行動，不願意趕上早已走在自己前麵的群眾革命隊伍，反而在由於群眾的偉大鬥爭而獲得勝利之後，指手劃腳，評頭論足，這同馬克思主義者對待群眾革命運動的態度，難道不是相去十萬八千裏嗎？”

　　文章還尖銳地向這些老爺們提出：“有些同誌搞了多年革命，卻很不了解社會主義民主，一看到人民的民主精神高漲，就驚惶失措，總想用種種辦法加以限製和壓製，同群眾對立，完全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離開我們黨的根本立場，這是十分錯誤的。”

　　文章的這幾段話，好像早已預料到那幫左傾勢力以後還會對群眾民主運動進行打擊和鎮壓，可惜這一警告並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注意，包括像耀邦這樣一批新的領導者也注意得很不夠。當然，說耀邦一點警覺也沒有，那也不是事實。早在“文革”結束不久，當人們歡慶巨大勝利的時候，耀邦同誌曾經這樣提醒中國人民， 既要滿腔熱情地歡迎新的人民民主勢力的又一次興起，又要提高警惕，防止可能出現的曲折。胡耀邦同誌早在二十幾年所主持撰寫的這篇曆史性的佳作，越到後來，越閃爍出耀眼的光芒。

　　早在耀邦剛剛重新踏上政治舞台時，在發動平反冤假錯案時，很多老同誌在歡慶重新解放時，他仍然憂心忡忡。有的同誌向耀邦同誌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我們黨還會不會再出現林彪、江青一類的陰謀家、野心家？他們會不會再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新聞界的朋友也向耀邦提出過同樣的問題：“中央黨報會不會再被兩麵派所掌握，再成為篡黨奪權的工具？”有人直截了當地提出：“四人幫會不會卷土重來？”記得當時，耀邦很明確地答複：“四人幫卷土重來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借屍還魂還是可能的。”

　　這說明耀邦是早有預見的。可是，以後的事實也說明耀邦還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當時，已經有一部分先知先覺的同誌在理論務虛會上提出對毛澤東在“文革”中的罪責問題是“四人幫”還是“五人幫”問題，關於真假馬克思主義和真假社會主義問題，等等。可惜這隻是很少數，大多數黨內精英也沒有達到這種覺悟水平，我自己當時也沒有這種覺悟。

　　據我了解，魏京生被捕、西單牆被查禁的形勢變化，胡耀邦是很清楚的。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及中央以反左為主的方針逐漸逆轉，胡耀邦也看得很清楚，葉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畫龍點睛地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這句名言，在以後正式發表的時候，被胡喬木刪去了的情況，這點，耀邦也是清楚的。耀邦以後所努力的正是發展和鞏固這兩股民主勢力，使之緊密地結合起來，逐漸促成推進新時期前進的民主潮流。試想，如果當時“黨內民主典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能夠一直貫徹下去；如果“人民民主典範”——西單民主牆所代表的群眾民主運動能夠順利發展下去，這兩股民主勢力真正地相互配合、密切結合起來，我國新時期的民主運動將會是什麽局麵？ 值得深思。

　　可惜，這時，耀邦團結紫陽、萬裏、仲勳等中央領導同誌，全力以赴地貫徹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總方針，他們從農村改革、破除人民公社體製到城市改革、衝破計劃經濟體製，排除萬難，逆流而進，一步一步地糾正毛澤東當政時代所造成的錯上加錯。看來，在這場偉大改革運動帶動整個國民經濟飛速發展的時候，耀邦對於“四個堅持”以後中央從反左為主的總方針逐漸倒退，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了。在力挽狂瀾於既倒時，隻能把自己也衝下萬丈深淵了。　　

　　二十幾年後，回憶耀邦同誌在西單民主牆時期對待人民民主運動的曆史，更覺得應當永誌不忘，值得深思！

　　　　　　　　　　　　　　　　　　　　　　　2004年2月23日二稿

本文在2004年4月出版的《爭鳴》雜誌上分兩期連載，五柳村轉發時刪去約一百五十字
版權所有(C)2004 胡績偉保留所有權利。
五柳村陶世龍製作，日期： 2004年04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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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單民主牆
2008-05-26 00:36:42 　　來自: 斯文掃地 (上海)

　　1977年1月初，李盛平、嚴江征、鄭曉龍、李冬民等人最先在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紀念堂”工地圍牆上貼出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平反的大標語和大字報；中旬，陳子明在天安門廣場的木板牆上貼出《四五運動親曆記》長篇小字報。後來他們把大字報的揭露批判矛頭直指仍在台上的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和公安局長劉傳新。

　　　　1977年清明節，天安門紀念碑周圍貼了很多懷念周總理和慶賀粉碎“四人幫”的詩文。

　　　　1978年清明時，紀念碑周圍貼的政治詩文更多。1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華和尹明的大字報發出建議，他們認為，應當把張貼政治性的大字報經常化，不必限於清明節。文章說：“我們應該把這塊地方作為不中斷的論壇，不閉幕的會場，不休戰的陣地，隨時把我們的思想言論寫出來，把我們的作品發表出來，在這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時，人們認為這就是“民主牆”的倡議書。當然，天安門廣場不適於成為經常張貼大字報的地方，人們就把大字報貼到了北京市西單38路公共汽車總站背後工地的200米長的灰色圍牆上，因此西單的那麵牆壁迅速成為一種象征，被人們稱作“民主牆”（下稱“民主牆”）。

　　　　1978年8月，《中國青年》複刊的首期發表了在胡耀邦支持下寫成的一篇文章，把天安門事件說成是“人民的真正的和充分的社會主義民主的體現。”汪東興下令查禁這一期刊物發行，因為此時“四五運動”尚未平反。不知是哪一位勇士，把這一期雜誌一頁一頁地張貼在西單那一排矮牆上，轟動了北京城，成千上萬的人們湧到西單牆去看大字報。很多人讀後表示反對禁止發售《中國青年》，另一些要求肅清專製餘毒、要求民主、要求言論出版自由的大字報，也越來越多。六天以後，北京幾家主要報紙都刊載了一篇“評論員”文章，不指名地批評汪東興的禁令。胡耀邦認為西單民主牆是種新的大字報，同“文革”中和以前的大字報不同。以前大都是某些領導者利用大字報來整人害人的，這次的大字報，同“四五”天安門大字報一樣，是人民出自內心的呼聲，是人民的覺醒。接著，在九月份最後一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經過改革派同“左”派的激烈爭論，會議決定：撤銷對《中國青年》的禁令，並任命林乎加代替直接鎮壓天安門民眾的吳德任北京市委一書記。

　　　　1978年10月11日，來自貴州的民間社團“啟蒙社”發起人、詩人黃翔與三個誌同道合者李家華、方家華、莫建剛來到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報所在地，在那巷口巷內牆頭上，黃翔先畫了一支巨大的火炬，然後寫上兩個籮筐一樣的大字：“啟蒙”。當他把他的一百多張紙的《火神交響詩》貼出來的時候，整個王府井大街交通阻塞。青年們手挽手將他包圍起來，要求他朗誦。黃翔背靠火炬麵對人群，將六百多行的《火神交響詩》一氣嗬成：

　　　　……
　　　　人第一次發出了人的疑問
　　　　為什麽一個人能駕馭千萬人的意誌
　　　　為什麽一個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
　　　　為什麽我們要對偶像頂禮膜拜
　　　　……
　　　　把真理的洪鍾撞響吧
　　　　火炬說
　　　　把科學的明燈點亮吧
　　　　火炬說
　　　　把人的麵目還給人吧
　　　　火炬說
　　　　把暴力和極權交給死亡吧
　　　　火炬說
　　　　把供奉神像的心中廟宇搗爛和拆毀吧
　　　　……

　　　　人們為黃翔的大膽所震駭，被火炬所點燃。朗誦完，黃翔大聲對人們發問：現代皇權應不應該打倒？精神長城應不應該拆除？北京民眾回答：應該！直至深夜，《火神交響詩》仍然被人們交叉的手電光照亮著。那天夜裏，北京全城戒嚴。中共高層召開緊急會議。主席華國鋒認為可能發生匈牙利事件。當局立即用“三叉戟”專機將黃翔以及和他同行的三位夥伴的檔案連夜調進北京。當時，中共高層以為要爆發匈牙利似的裴多菲俱樂部事件！

　　　　11月16日呂林以真名和聯係地址貼出《致宗福先和於光聲<於無聲處>劇組公開信》，使得民主牆運動進入高潮。11月16日，一份署名“機修工0538號”的大字報明確指出毛澤東晚年犯下了錯誤。11月24日，黃翔等從貴州再進北京，成立了中國最早的民辦團體“啟蒙社”。黃翔的“啟蒙社”，是1949年以來中國第一個民間社團，其刊物《啟蒙》，是第一個民間出版物。黃翔在毛澤東紀念堂旁邊的柵欄上寫下了大字標語，“毛澤東必須三七開，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價”；黃翔就中國人權問題寫了一封致美國總統卡特的公開信。他將這封信貼在了天安門廣場。當天晚上整個北京躁動不寧，自由派人士不約而同，醞釀起事。第二天，11月25日，北京民間作出明確迅速的反應，著名的“一一.二五民主討論會”在“民主牆”前舉行；“民主牆運動”由此爆發，民間政治民主化呼聲高漲。

　　　　1979年底啟蒙社全體成員被捕，釋放後也一直受壓製。1986年秋，大學校園民主思潮再一次湧動時，他與北島、劉曉波等被北京多所高校的學生邀請去演講，後來黃翔被當局指控為學潮的“煽動者”之一。於是貴州法院將其判刑三年，黃翔直到1990年底才出獄。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實踐派和“準確、完整”派聯盟的一次勝利。胡喬木為會議定調：“全黨全軍經過這兩年對林彪、四人幫的揭批查鬥爭，從組織上整頓了各級領導班子，從思想上清理了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歪曲篡改，恢複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麵目。全黨全軍全國各民族的安定團結現在已經有了鞏固的基礎，完全有可能實行工作著重點的轉移。隻有這樣做才叫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才叫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係。”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先召開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中央工作會議是11月10～12月15日召開的，曆時36 天。會議的進程出乎鄧小平、胡喬木們的預料。胡耀邦選擇的兩個“突破口”，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之爭，在分組討論中欲罷不能。11月10日胡耀邦為部長的中央組織部為中央工作會議提供多種材料和信息：①關於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團”案的材料和中組部的複查報告；②彭德懷複查材料；③陶鑄等人複查材料；④關於康生誣陷603人的材料；⑤胡耀邦複查一係列冤假錯案中關於曆史問題、自首問題的講話和中組部複查平反工作中的案例；⑥組織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帶來的群眾和高層領導對天安門事件的深刻覺醒的有關信息材料。陳雲10日在東北組發言中說，讚成華國鋒、鄧小平提出的工作重點轉移，曆史問題不糾纏的意見。但有些問題太大，中央不說話，下麵不好解決；他提了六個問題：⑴薄一波等61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毛主席知道吧？⑵關於所謂自首分子問題；⑶陶鑄、王鶴壽等定為叛徒問題；⑷彭德懷同誌開除了黨籍沒有？沒有吧？骨灰現在放在哪裏？是不是應當放在八寶山？⑸關於康生的錯誤。⑹關於天安門事件。群眾悼念周總理是反革命還是革命行動？陳雲沒有直接說文革錯、毛澤東錯，可是敲了邊鼓，提出了一些文革中的重大問題。胡耀邦和陳雲的發言和材料像大石頭扔進平靜湖麵，引起會議很大震動，突破了原定的框框，代表們不是集中於原定的中心議題：“工作重點轉移到四化的問題”，而是集中批文革、批凡是派、批極左思想，要求為毛澤東欽定的冤假錯案徹底平反。

　　　　1978年11月11日，《中國青年報》在《天安門革命詩詞作者筆談》的欄題下，發表了王立山（《揚眉劍出鞘》一詩的作者）、賀延光、李舟生（《今日在何方》一詩的作者）等的文章和本報評論員文章《偉大人民運動產生不朽詩詞》，大聲疾呼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11月11日，譚震林在中央工作會議的分組討論會上呼籲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陳再道說：天安門事件，悼念周總理，實踐證明是革命行動；如果說天安門事件有反革命，這反革命就是“四人幫”；這個問題向全國人民說清楚，全國人民也就服了。

　　　　11月14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表示：“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正式通過的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的決定。

　　　　11月15日，《北京日報》公布了這個決定，當晚7時多，新華社的新聞稿發布，由第二天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在頭版頭條刊出。11月18日，華國鋒為“童懷周”的《天安門詩抄》題寫了書名。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工作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鄭重宣布，為七個重大遺留問題平反。其要點是：①中央認為，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誌要一律平反，恢複名譽。②實踐證明，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③所謂“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一夥顛倒是非，蓄意誣陷，其目的是打倒當時反對他們的幾位老帥和副總理，進而打倒周總理和朱委員長。④關於薄一波同誌等六十一人案件問題，現已查明，這是一起重大錯案。⑤彭德懷同誌對黨和人民作過重大貢獻。懷疑他裏通外國是沒有根據的，應予否定。他的骨灰應該安放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⑥陶鑄同誌在幾十年工作中對黨對人民是有貢獻的。過去把他定為叛徒是不對的，應予平反。他的骨灰應該安放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⑦關於楊尚昆同誌的問題。過去把他定為陰謀反黨、裏通外國是不對的，應予平反。中央決定，恢複其黨的組織生活，分配工作。

　　　　1978年11月14日鄧小平從東南亞出訪歸來之後，發現中央工作會議在陳雲、胡耀邦發言的帶領之下，已跳出華國鋒和他設置的框框，他不得不快速地適應新的形勢。當時，鄧小平讓胡喬木替他起草了一篇發言稿，胡喬木在稿子中寫了“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無論如何不能忘記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鬥爭，黨內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寫了“我們務必要使階級敵人的一切活動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就加以消滅”等等。到了12月1日，鄧小平才廢棄胡喬木的稿子，對胡耀邦說：“這個不能用，喬木的思路不行，你給我找人寫。”胡耀邦、於光遠、林澗青等人於5、7、9、11日接連4天，到鄧小平家共同研究討論，最後定稿，題目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12月13日鄧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以此文做報告；講話肯定真理標準討論的語言，照錄了被胡喬木指責為“分裂黨”的周揚在社科院講演。鄧說：“必須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他批評了黨內“一聽到群眾有一點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要追查所謂‘政治背景’、所謂‘政治謠言’，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製”，指出“這種惡劣作風必須堅決製止。”鄧警告說：“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不同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講話，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兩個“凡是”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他說：關於“兩個凡是”問題，去年3 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我考慮剛剛粉碎“四人幫”，我講了“凡是毛主席決定的就必須擁護，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就必須製止”，現在看來，這兩句話對同誌們解放思想不利，不應該講這兩句話。我的講話稿雖然政治局看過了，但我是主席，責任在我。……以後給中央寫報告寫“黨中央”就行了，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不要寫“英明領袖”，寫“華國鋒同誌”就行了。

　　　　葉劍英在閉幕式上說：“民主作風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華主席對‘兩個凡是’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華主席提出今後寫報告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直接寫‘黨中央’就行了，華主席很謙虛，帶了一個好頭。”

　　　　鄧小平對“民主牆”的寬容與他在黨內權力鬥爭中的策略需要密切相關。11月26日上午，鄧小平接見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良時說：中共北京市委對“天安門事件”作出了決定，肯定了廣大群眾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行動是革命的。這是經過黨中央批準同意的，也可以說，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是共同一致作出的決定。鄧小平當時還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寫大字報是正常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寫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這並不可怕”（1978年11月28日《人民日報》第1版）。當時各單位都傳達學習了鄧小平這個談話。11月27日晚，鄧小平接見美國專欄作家諾瓦克說，“民主牆很好”，“人民有怨氣，要讓他們表現出來”。當晚10點後，諾瓦克委托一位朋友在會見一結束就立即趕到西單民主牆，把鄧小平上述話講給人群最外一層，站在自行車上的人聽的，就由這層人牆一層一層向裏傳遞，一直傳到最裏層，頓時，在“民主牆”前聚集的幾萬人就歡呼起來，自發到天安門廣場遊行，外國記者也參加了。

　　　　11月28日晚上，3萬多人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了“民主討論會”。此後，“民主牆”前的人越聚越多，人們舉行討論會直接批評毛澤東並要求重新評價毛澤東思想；隨著言論的開放，禁忌越來越少，話題涉及到民主、人權、法治和新聞自由等，同時也有對官僚主義、監獄、“文革”時期犯下的迫害罪行的激烈批評。12月28日晚，西單牆又開民主討論會。有人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聽眾約有5000人左右。演講者認為，光爭民主、爭自由還不夠，最根本的是要改變國家的政治製度。聽的人越來越多，致使西單交通堵塞。有人提議把會議轉移到人民英雄紀念碑下麵去。於是，數千人排著縱隊向天安門進發，一邊走一邊喊著“要民主，不要專製！”“中國人民不是阿鬥！”“讓思想衝破牢籠！”等口號。唱《義勇軍進行曲》、《國際歌》、《團結就是力量》。隊列十分整齊。隊伍走到了紀念碑下，參加討論的和圍觀的已達數萬人之眾。站在紀念碑的台階上演講的人一個接一個，氣氛熱烈，情緒高昂。

　　　　1978年12月中旬，《民主牆》雜誌創刊，其功能是搜集、保存並傳播“民主牆”上的大字報。12月16日，《四五論壇》問世。青年工人徐文立主持的民刊《四五論壇》力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尋找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該刊發表的“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長文指出：在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已出現一個官僚特權階級，剝削人們的血汗，剝奪人民的權利。這是早期馬克思所描繪的異化現象的直接體現，它比王若水、周揚談異化早了整整三年。12月月底，文學雜誌《今天》和《群眾參考消息》創刊。

　　　　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葉劍英在三中全會上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可惜，葉帥的話，在以後正式印發的三中全會文件中，被胡喬木刪掉了。全會討論了鄧小平的提議，全會增選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全會選舉產生以陳雲為第一書記100人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中共中央工作部門的人事安排問題。一是討論新增選的4位政治局委員的分工，決定陳雲主管中央紀委、公安、檢察、法院、民政等政治部門；鄧穎超主管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眾團體；王震仍主管第三、四、五、六機械工業部；胡耀邦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和宣傳工作。二是設立中央秘書長、副秘書長，協助中央領導負責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接張平化），主持中央機關工作；胡喬木為副秘書長兼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黨委書記；姚依林為中央常務副秘書長兼中央辦公廳主任、黨委書記；宋任窮為中央組織部部長（接胡耀邦）；免去汪東興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黨委書記、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主任、中央警衛局長、黨委書記、8341部隊第一政委、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職務。鄧小平的實用派取得了勝利，華國鋒的教條派被架空，於是鄧小平對“民主牆運動”的態度開始變化。




西單民主牆的消亡

“西單牆在北京西單十字路口東側路北的人行道旁，幾路公共汽車站都設在這裏。在這些公共汽車站的後麵，是一排約有200米長的矮牆。因為這裏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在這排矮牆上張貼尋人啟事和小廣告，引人注目。從1978年春開始，有些人在這裏貼大字報，看大字報的人很多，一傳十，十傳百，逐漸形成一個自發的聚攏人越來越多的場所。

這種在北京街頭自由張貼發表政見的大小字報的源頭，要追溯到1976年清明節時的天安門事件。那時，‘四人幫’的罪行早已是天怒人怨。趁清明節懷念周恩來總理的時機，人們紛紛到天安門廣場烈士紀念碑前送花圈送挽聯，越來越多地貼出反對‘四人幫’的政治詩文，形成了1976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這也是促使結束‘四人幫’專政的一股強大的群眾力量。粉碎‘四人幫’後的1977年清明節，天安門紀念碑周圍也貼了很多懷念周總理和慶賀粉碎‘四人幫’的詩文。1978年清明時，紀念碑周圍貼的政治詩更多。1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華和尹明的大字報發出建議，文章說：‘我們應當把這塊陣地作為不中斷的論壇，不閉幕的會場，不休戰的陣地，隨時把我們的思想言論寫出來，把我們的作品發表出來，在這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這裏，每一個人都可以作為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理論家、作者，同時又是讀者、聽眾、觀眾、批評家。在這裏，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主人。’當時，人們認為，這就是民主牆的倡議書。”①而複刊後的《中國青年》雜誌第一期，被主管宣傳輿論的凡是派汪東興查禁的事件直接導致了西單民主牆的誕生。

《中國青年》曾是一個思想解放，思路廣闊、敢於進取、銳意開拓的很受青年人歡迎的好雜誌，被“四人幫”查禁十餘年後於當年九月複刊。就在第一期上發表了由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撰寫，經中組部長胡耀榜審閱的評論員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學》。第一次係統提出“要破除現代迷信”，也即破除對毛澤東的迷信。這下就觸怒了對毛主席極度忠誠的汪東興，他下令禁止第一期發行，強製收回已發出的刊物。

一石激起千層浪，汪東興的專製、霸道，事與願違。有好事者將該文一頁頁張貼在西單牆上，供北京人瀏覽，造成了轟動效應，吸引了千萬人來觀看。人們紛紛發表拙見，要求民主，反對政治文化專製，要求言論出版自由，形成了一時大鳴大放的盛況。

1978年12月，任畹町、魏京生在西單牆貼出自己的政治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應者雲集，來此貼大字報的人越來越多，因而，北京人開始把這兒叫做“西單民主牆。”

“民主牆大小字報的內容很多，有蒙冤受屈者的申訴，有批評建議，有揭發惡人醜事，有新聞消息，後期主要是政論。其中討論最多的是民主與法製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①、從總結曆史經驗的角度來探討社會民主問題。②、主張民間辦報、民主辦報的問題。③、要求言論自由，廢除“惡毒攻擊罪”的問題。④、讚賞推崇西方民主的問題。⑤、公開評毛澤東功過的問題等等。”②

形式各異，優劣參差，署名、筆名、匿名不一而同。

西單民主牆的活躍激發了知識青年們向往民主自由的激情。大中專學校裏，社會上，熱血青年們自發組織起來，興辦起自己的民間組織，出版自己的民間刊物，發表自己的政見、理想與追求，並不斷地將它們張貼在西單民主牆上，或者散發給來往的群眾，或者寄往外地的院校，沒有功利的追求，隻是一腔熱血，滿腹憂國憂民的情思。來這兒的人越來越多，在北京的外國留學生和記者也跑到這裏，采訪並與行人和粘貼文稿者交談，並向國外通訊社發送消息，這就引起了中國公安部門和高層的注意。

西單民主牆的繁榮基於官方批判“兩個凡是”和開展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隨著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被廣大人民所認可，西單民主牆揭示的問題也越來越尖銳，越來越涉及敏感的禁區。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在西單民主牆貼出《中國人權宣言》。隨後的3月25日，魏京生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二者以西方的人性自由和人權保障質詢中國新一代領導，要求全麵的西方式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反對共產黨的專製，這就從根本上觸動了改革開放初期，共產黨為創造寬鬆的政治環境以勵精圖治的有限民主自由的底線。3月29日，政府以煽動反革命騷亂罪逮捕了魏京生，很快就判了他九年徒刑。中國改革之初，全鬆綁式的民主自由就此止步，西單民主牆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在這種政治態勢下，當局當然會對危及到共產黨統治的思潮、理論和個人加以限製，甚至於專政。1979年11月，五屆二次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取締西單民主牆的問題。在改革派的默許下，老左派很快形成了決議，於1979年12 月6日，開始禁止在西單民主牆張貼大小字報。

西單民主牆的出現是曆史的必然產物。長期以來，由於大樹特樹領袖的個人權威，逐漸造成了共產黨內民主生活的缺失。領袖崇拜，個人迷信，由於斯大林地位和聲望的失落，反而被中共推崇到無以複加的地步。唯我獨尊，一言堂，報喜不報憂，浮誇矯飾風氣的形成堵塞了言路，蒙蔽了領袖的視聰。影響了他的判斷力和決策的英明程度，從而導致了屑小之輩，投其所好，逢迎阿諛，扶搖直上；忠良、直言敢諫的黨內外的有識之士，反遭貶抑，流放的政治局麵。從而使朝綱昏暗，政治乖戾，經濟凋敝，民不聊生，以至於後來發生了不該發生的，名義上是反修防修，實質上是鞏固自我權威的，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粉碎“四人幫”以後，大批曾經遭難的黨政軍高幹重歸崗位，千萬蒙冤受屈的社會名流、華僑、知識分子與公務人員也得以重見天日，更多的是，在強製性的輿論歸一的政治文化專製下迫切需要自由呼吸的人民也才真正看到了放晴的藍天。他們都不希望政治文化的專製桎梏再淩駕在自己頭上，他們也渴望民主，人人能夠暢所欲言，實現言者無罪，思想無罪；能夠自由地呼吸真正民主的空氣。這樣，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都有一股民主的力量在推動言論的自由，輿論的民生化、自由化、社會化。都有欲望尋找一塊能夠自由論辯，關注國是的陣地。西單民主牆就這樣應運而生。

開放伊始，改革派和凡是派對西單民主牆的看法是不一致的。1978年11月26日，鄧小平接見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良時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和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這並不可怕。”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還警告全黨說：“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12月13日，葉劍英在三中全會上講話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這句話，在三中全會文獻出版時被胡喬木刪去）

與此同時，陳雲特別指示人民日報派記者深入到西單群眾中去了解動態，收集情況，反饋中央。胡耀榜則表態：西單的大字報是人民出自內心的呼聲，是人民新的覺醒。

如果來自民間的民主的覺醒與要求和來自高層的對民主的潮流的認同與推動，兩股勢力能夠結合起來，中國的政治局麵將會是另一幅清明廉潔，勵精圖治的美好景象。但是，魏京生們超出了執政的共產黨對中國社會民主允許的底線，要以西方的民主取代共產黨的領導。這就使新權威主義者相信：民主激進化會導致權威與秩序的瓦解，動搖共產黨的統治地位，並使自己倡導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失敗。無論是文革派、凡是派還是改革派，在涉及到自身利益和存亡的大是非麵前，都不肯放鬆警惕，拱手讓出到手的權利。在鎮壓魏京生們的同時，中共中央收緊了口風，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極端民主化傾向為由，也收緊了自由民主的尺度。那藍天白雲的政治民主的黃金時期漸漸消失了，中共開始把經濟建設提上最重要的議事日程，從農村改革始，以從土地入手，解決農業問題，甩脫計劃經濟時期長期不能丟掉的農業包袱；並以經濟待遇分化的手段逐漸分化與瓦解了知識精英的隊伍，轉移了他們的視線與精力，把國人的注意力由政治民主轉向生存與自我發展。當然，在前十年內，他們還未意識和真正做到這一點。

雖然，魏京生被捕後，西單民主牆還存在了一段時間，不過被劃定到偏僻的無人問津的月壇公園，形勢的巨變，使在多年來高壓下生活的中國人噤若寒蟬，少有人去出風頭張貼大字報，在正式取締以前，西單民主牆已經消亡 。

與西單民主牆同時期的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隨後的平反冤假錯案，為農村四類分子脫帽，取消家庭成份的劃分，以及文化、藝術、教育禁區的被突破，起到了匡正是非，公平民權的積極作用，極大地解放了中國人民的思想。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理論的提出，更大程度地釋放了被政治與思想禁錮的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和精英階層沉埋已久的對民主、自由、博愛、平等，以及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理想國度的向往與追求。建國三十年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人們敢於暢所欲言，競論國是，自由呼吸，挺胸作人。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思想活躍，情緒激奮，熱情洋溢，信心倍增。西單民主牆的存在與繁榮，各種民間的報刊、雜誌像雨後春筍紛紛麵世，各種學術思想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中國真正呈現出一種空前的思想解放，政治環境寬鬆，人們心情愉悅，開放，人心思定、思治的大好局麵。

現在，撥亂反正的形勢已將成為過去，西單牆也該夭折了，這是它的必然命運。


走出黑暗——回憶西單民主牆
| 作者:趙興 |

如果說2,000年前，以色列人的精神領袖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黑暗統治，用了整整48年的時間，經曆了餓、火蛇、瘟疫等等苦難，是上帝對以色列人的磨煉，那麽，我們中國人民為走出封建牢籠的黑暗，以整整一個世紀的苦難為代價，飽嚐了內憂、外患、天災、人禍、餓、苦難、和野蠻的殺戮，最後連個人思想、言論自由的權利也被剝奪。中國人民經曆了人類曆史上最黑暗的時代──毛澤東時代──，這也許是上帝對我們中國人更巨大的痛苦的磨煉吧。

2000年這個千禧年的臨近，作為橫跨世紀的我們這些幸運兒有著豐富的經曆和體驗。我們所經曆和體驗過的一切，後人幾乎不可置信。我們在堅持抗爭中看到了曙光。然而，我們卻仍然置身於黑暗中。我們確實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奮力擺脫黑暗，卻總是被黑暗吞噬。盡管晨光初露離我們還很遠，卻堅定不移地一步一步走出黑暗。

有一段灰色的牆

整整20年前，在北京市長安街和西單街交匯處，有一段灰色的圍牆，約100公尺長。在它的東麵，有曾在北京名噪一時的十大建之一的電報大樓。其頂層的鍾樓，每過一個時辰，自動奏響《東方紅》的樂曲。似乎無時不在提醒人們：「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哪亮」。執政黨也認定，無論是用什麽手段得來的政權，這一政權都是合法的，它帶給人民的是光明。可悲的是，為了對他們的盲信，中國人民為此獻出了2,600萬人的寶貴生命。共產黨執政數十年來，並沒有從根本改變中國的麵貌或人民的命運。人們仍生活在超穩定的極權專製社會中。為了尋求實現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社會理想、擺脫專製和獨裁的桎梏，一代人終於覺醒並起而抗爭。

四條漢子．首掀風波

1978年的10月11日，中國大陸西南邊陲的貴州省貴陽市，4位漢子來到北京。他們是黃翔、李家華、方家華、和莫建剛。他們來到北京王府井大街，在原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社的大門口，貼出了轟動整個北京城的《啟蒙》大字報──《火神交響詩》──，同時並散發第一份油印的民刊《啟蒙》，旗幟鮮明地反對偶像崇拜和個人迷信，反對專製和獨裁的極權主義製度，呼喚自由、民主、和人權，從而拉開了民主牆運動的序幕。4位勇敢的漢子，置生死於度外的行動，震動了中共高層，也震動了北京城。他們的思想和行動無疑在中國當代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

大回響．大擴散

18日，在那座灰牆上，又以「中科院109廠」名義貼出了「民主審判獨裁」的大標語，黃底黑字，格外醒目。而後，《評評「於無聲處」》等大字報陸陸續續開始貼在牆上。

同年11月24日，民主牆時期的第一個社團組織「啟蒙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宣布成立，由黃翔任社長，李家華為副社長。黃翔並在天安門廣場刷出兩條大標語「毛澤東必須叁七開」和「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價」，率先批判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他同時公開發表《致卡特總統》一文，提出中國人權問題。

當晚，人們從北京城四麵八方陸續來到民主牆下，開辦民主討論會和示威集會。演講者慷慨陳詞，切中時弊，博得在場人們的陣陣掌聲。

後來，僅在北京地區就先後成立了十幾個民間社團組織──「四五論壇」、「今天」、「中國人權同盟」、「探索」、「北京之春」、「沃土」、「啟蒙社北京分社」。而在上海則有《民主論壇》和《人民之聲》。天津、青島、西安、貴陽、和廣州等地興起的民刊社團組織則有100多個。

利用與鎮壓

與此同時，中共於12月18～22日，在北京舉行了《11屆3中全會》。中共內部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和以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正進行著權利角逐。在此背景下，改革派利用來自民間的改革呼聲──民主牆運動──，獲取了中共領導權，進行了一次成功的宮廷政變。但是，光明和黑暗的角逐並未結束。改革派中共黨人不肯、也不可能放棄自己手中的權力還政於民。這當然是因為他們代表的是一個新的既得利益集團。

1979年3月，中共開始全麵鎮壓行動，令它所控製的電台、報刊等新聞媒體，首先公布「6不準」。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工人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和中共下達的文件，先後數次直接點名「啟蒙社」、「解凍社」、「中國人權同盟」、以及「探索」等社團為非法組織，報上並發表《溫故知新話人權》等文章。28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已露出殺機：「在拿到鐵證以後，我們要根據法律程序逮捕那些該逮捕的人，判決那些該判決的人，公審那些該公審的人。簡言之，我們絕不輕易放過他……」翌日，「中國人權同盟」組織的發起人之一，也是「中國人權同盟」組織的對外聯絡人──陳旅──在家中被逮捕。「探索」的魏京生也被捕了。與此同時，遠在貴陽的「啟蒙社」全體成員全被投入監獄。4月4日，「中國人權同盟」負責人──任畹町──在民主牆張貼大字報時，光天化日之下被幾個便衣抓進監獄。隨後，在全國圍內上百人先後被捕、拘審、或受到嚴厲監視。

走出黑暗的開始……

1978年10月11日起至1980年4月止，1年半的時間，在全國圍內爆發的民主牆運動，在中國現代發展史上有其特殊的意義。首先，它喚起了中國人權意識和民主訴求，實際上是一場內容豐富而且廣泛的政治、思想、文化運動，是中國進入現代化社會之前的熱身運動。其次，中國民主人權運動匯入了世界潮流，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和支持。它提供了中共黨內改革派與來自民間的改革力量相互配合、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一次嚐試。

民主牆運動是我們走出黑暗的開始。但我們的行程並沒有結束。今天的中國仍然處在專製社會的陰影之中。為了使整個中國最終走出黑暗，我們首先要走出自己心理上的黑暗。民主運動要求我們具有現代人的意識和現代人的心態，並且改變我們原有的思維方式。我們許多人從共產黨身上繼承了許多東西。這些人在民主運作中所運用的，還是毛澤東式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更有甚者，還把這種方式用來對待自己的內部，專搞內鬥。他們不明白，今天的民主政治訴求講究平衡、對話、理性、和雙方或多方的必要妥協。那種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兩分法思維方式已經不適應於今天的政治藝術和民主運作，而且有害於中國民主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