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提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出山 (圖)

華國鋒提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出山

從遵義會議（1935）開始的是“毛澤東時代”；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開始的是“鄧小平時代”。深具曆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僅僅是一次會議，圍繞著它，前前後後發生了許多事情，雖不是刀光劍影，卻也是跌宕起伏。鄧小平的這第三次複出，一出來就朝“兩個凡是”開了一炮。書中詳敘了鄧小平在粉碎“四人幫”後，同“兩個凡是”的鬥爭，最終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正確思想路線，從而確立了改革開放的中國國策。□摘編自《鄧小平改變中國》 葉永烈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

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成中國“焦點人物”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那位“誰也弄不清”為什麽會被打倒的鄧小平，成了中國政治舞台上的“焦點人物”。

就在剛剛粉碎“四人幫”之後的第六天，亦即1976年10月12日，葉劍英派他的兒子葉選寧到北京東城富強胡同6號胡耀邦家中看望。

胡耀邦對葉選寧說：“祝賀你爸爸同華主席他們一道，為我們的黨和國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勳。”接著，胡耀邦說道，“現在我們黨的事業麵臨著中興。中興偉業，人心為上。”

什麽是人心呢？胡耀邦請葉選寧捎三句話給葉劍英。這三句話是：

一句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

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三句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

胡耀邦對葉選寧說：“請你務必把我的話帶給你爸爸。”

胡耀邦又問葉選寧道：“你能見到華主席嗎？如果你能夠見到華主席，請你把‘中興偉業，人心為上’這句話轉告給他。”胡耀邦告訴葉選寧，他跟華國鋒很熟，曾在湖南一起共事一年半。

葉劍英是鄧小平堅定的老戰友。就在剛剛粉碎“四人幫”那百廢待興、千頭萬緒的時刻，他親自給鄧小平打電話，通報掃落四顆災星的喜訊。

1976年10月8日，當葉劍英知道華國鋒在中央“打招呼”會議上提出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便於翌日向華國鋒提出：“趕快讓小平同誌出來工作，恢複他原來的職務。”華國鋒仍然強調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這樣，葉劍英不得不在此後不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地提出：“我建議小平同誌出來工作，我們在座的同誌總不會害怕他吧？”

李先念馬上表示讚同葉劍英的話：“完全同意葉帥意見！應該讓小平同誌盡快地出來工作。”

葉劍英在黨內享有崇高威望，華國鋒不好當著葉劍英的麵說反對的話，但是以沉默相對，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此後，華國鋒在各種場合下發表講話，還是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不久，葉劍英派兒子去把鄧小平接來，向他親自傳達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情況。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這麽寫道：

葉劍英，父親解放前與他共事並不多，但在解放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後，兩人可真是肝膽相照，共解國難。記得為了讓父親第三次複出，葉伯伯讓他小兒子親自駕車，把還在軟禁中的我的父親偷偷接到他的住處。當時我在場，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們兩人見麵之時，萬分激動，父親長叫了一聲“老兄”，兩人的手便緊緊握在了一起。

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使“氣溫”驟降

在1977年2月7日，中央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公開提出“兩個凡是”之後，8日，中共中央發出華國鋒批準的《關於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通知》。這一《通知》以李冬民等“抬鄧”的“反革命案件”為由頭，指出：

在揭批“四人幫”的運動中，有少數壞人製造謠言，甚至偽造華主席、中央領導同誌的講話，妄圖挑撥離間，分裂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幹擾運動的方向。

《通知》要求，要穩準狠地打擊政治謠言的製造者，要不聽謠，不傳謠，不信謠，要健全和改進傳達報告製度和情況通報製度。

這一《通知》實際上就是聲言，誰要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誰就是“反對華主席”，誰就是“反革命”。《通知》要用政治高壓手段，來維護“英明領袖”華國鋒的權威，封住人們要求為鄧小平平反的呼聲。

葉劍英幹脆把鄧小平從301醫院接到北京西山療養。葉劍英住西山15號樓，他讓鄧小平住不遠處的25號樓。葉劍英不斷派自己的辦公室主任和機要秘書給鄧小平送文件並匯報情況。葉劍英說：“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給小平同誌，讓他看，熟悉情況。”

1977年2月18日，丁巳年春節，雖說鄧小平的職務還沒有恢複，報上仍在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家中卻頗為熱鬧。葉劍英來了，李先念來了，王震來了，胡耀邦和萬裏也來了。這清楚地表明，大家都熱切地盼望鄧小平早日第三次複出。

為了分析、總結粉碎“四人幫”5個多月來的工作和政治形勢並部署1977年的工作，中共中央於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了工作會議。

華國鋒和汪東興搶先在一個來月前的1977年2月7日，以中央兩報一刊名義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兩個凡是”，其實是想預先給這次會議定好調子。鄧小平那時由於被撤銷一切職務，所以沒有資格出席會議。

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吳明瑜，作為方毅的助手，出席了這次會議。據吳明瑜回憶，3月9日下午，方毅和他前往京西賓館報到時，那熱烈的氣氛是多年來罕見的。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大批剛剛“解放”的老幹部，頭一回在這裏大聚會。老戰友們劫後重逢，怎不激動萬分？

胡耀邦來報到，康克清來報到，許世友來報到，呂正操來報到，都和方毅緊緊握手。

也真巧，那天《人民日報》發表了吳明瑜與另外一位作者合寫的文章，為胡耀邦在1975年主持起草的《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翻案”，批判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對這一提綱的錯誤批判。

正因為這樣，胡耀邦那天顯得特別高興。很多人見到胡耀邦，就說：“《人民日報》今天為你平反啦！

胡耀邦、方毅和康克清三人決定在會上作聯合發言，推舉胡耀邦為三人的代表，由胡耀邦發言。吳明瑜協助胡耀邦起草聯合發言稿。可是，胡耀邦最終沒有在會上發言。許多老幹部也取消了原本打算在會上的發言。這是因為從3月14日起，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氣溫”驟降。

這天，華國鋒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華國鋒的講話使老幹部們大失所望。華國鋒說：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

這是華國鋒作為中共中央主席，直接提出“兩個凡是”，頓時使出席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眾多老幹部，如同被澆了一盆冷水，報到時的那股熱烈的氣氛不見了。既然要“兩個凡是”，胡耀邦還能說什麽呢？他當然取消了發言！

陳雲、王震等呼籲為鄧小平平反未果

這次會議充滿激烈的鬥爭。鬥爭的焦點之一，便是能否讓鄧小平重新參加領導工作。這時，陳雲義不容辭地站了出來，表示應當讓鄧小平重新參加領導工作。

陳雲在中共黨內富有威望。早在1935年1月召開遵義會議時，陳雲便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產生的政治局六常委，即毛、劉、周、朱、陳、鄧。此時，毛、劉、周、朱相繼去世，隻剩下陳雲和鄧小平依然健在。

1977年3月13日，陳雲在會上作了書麵發言，態度鮮明地支持鄧小平。陳雲指出：

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這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勝利，對中國革命具有偉大的曆史意義。

我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一）當時絕大多數群眾是為了悼念周總理。（二）尤其關心周恩來同誌逝世後黨的接班人是誰。（三）至於混在群眾中的壞人是極少數。（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幫”是否插手，是否有詭計。

因為天安門事件是群眾關心的事，而且當時在全國也有類似事件。

鄧小平同誌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誌提出讓鄧小平同誌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

王震也在小組會上提出要為鄧小平平反：“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他是同‘四人幫’作鬥爭的先鋒。‘四人幫’千方百計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門事件是廣大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是我們民族的驕傲。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和主流，實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

王震巧妙地跟華國鋒唱對台戲——華國鋒說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是“為‘四人幫’翻案”，而王震卻說“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和主流，實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

華國鋒則千方百計阻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華國鋒準備了一個講話稿，曾先送葉劍英看。葉劍英看後，提出兩條意見：“一是天安門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對鄧小平同誌的估價，應把提法改變一下，為小平同誌重新出來工作創造有利條件。”

不久，華國鋒講話稿的起草人對葉劍英說：“您的幾條意見，我們已經向華主席反映了，對小平同誌的評價已經改得很好。”

但是，出乎意料，華國鋒並不接受葉劍英的意見，在會上不按修改了的講話稿講話。他堅持不能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不能為鄧小平平反。

華國鋒企圖把鄧小平跟“四人幫”捆在一起

1977年3月14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要高高舉起和堅決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中央對於解決鄧小平的問題和平反‘天安門事件’問題，是堅決地站在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這個根本立足點上的，如果不這樣做，就會發生有損我們旗幟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如不這樣看，就會有損我們的旗幟。”

華國鋒還強調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幫’的罪行隻是在於他們批鄧另搞一套。粉碎‘四人幫’後繼續批鄧是為了從根本上打掉‘四人幫’及其餘黨和其他反革命勢力。”

也就是說，華國鋒不僅用毛澤東壓鄧小平，而且企圖把鄧小平跟“四人幫”捆在一起。

華國鋒在會上煞有介事地說：“現已查獲，有那麽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誌，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

照華國鋒的意思，為鄧小平平反，似乎是“那麽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策略”。

北京的李冬民等十幾個青年在長安街上刷出大標語，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華國鋒不僅把他們說成是“反革命分子”，而且說成是“反華國鋒”、“保王洪文上台”，即所謂的“抬鄧、反華、保王洪文”。

華國鋒企圖以李冬民這一假案堵別人的口：誰要是再提為鄧小平平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那就是“反華”，那就是“保王洪文”，那就是“反革命”！華國鋒拿出毛澤東這張王牌來壓人。依據華國鋒所說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議，都必須維護”，那麽鄧小平就不能平反，天安門事件也不能平反，因為那都是“毛主席作出的決議”。

其實，華國鋒拿毛澤東壓人，拿“兩個凡是”壓人，說穿了，因為無論是為鄧小平平反還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都意味著對華國鋒本人的否定。他正是深深知道一旦守不住“鄧小平不能平反”、“天安門事件不能平反”這兩道防線，將意味著什麽，所以他千萬百計加以阻撓。

汪東興在會上為華國鋒幫腔說：“現在，有人提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搞錯了，要把鄧小平請出來，還要讓他當總理，說他如何如何能幹。鄧小平這個人我是熟悉的，講能力他是有一點，但錯誤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讓他當總理，可試了試，不行，他那兩下子比我們華主席差遠了。所以，最後毛主席才選定華國鋒同誌做接班人……”

盡管如此，陳雲、王震的意見，在會上還是得到許多人的支持。

發人深省的是，陳雲呼籲為鄧小平平反，被“兩個凡是”派用“兩個凡是”壓下去了。有人呼籲應該讓陳雲參加中共中央領導工作，也被“兩個凡是”派用“兩個凡是”壓下去了！汪東興搬出了毛澤東當年說過的話：“陳雲同誌一貫右傾！”

雖說陳雲、王震的意見未獲通過，但是關於鄧小平複出的問題已經引起廣泛的注意。葉劍英對華國鋒說：“小平同誌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人才。現在，黨內、軍內絕大多數同誌，全國的人民群眾都要求讓小平同誌出來工作，我們應該順應民心。”

當時李先念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有相當影響。李先念多次跟華國鋒談話，希望早日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這些都迫使華國鋒不得不退讓。最初，華國鋒說：“如果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可能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被動的地位。”接著，華國鋒又退了一步。他說：“鄧小平出來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鄧小平：“我出不出來沒關係，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

華國鋒被迫轉發鄧小平的兩封信

1977年4月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共中央宣傳口的《當前宣傳要點》，其中宣稱，要宣傳華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接班人，是他繼承、高舉和捍衛了毛主席的偉大旗幟。要宣傳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是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黨的基本路線偉大理論在當前的具體實踐。要宣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擁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

4月10日，鄧小平給華國鋒、葉劍英及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按照當時的慣例，信的開頭總是寫“華主席、黨中央”。這一回，鄧小平破例把葉劍英的名字也寫上去，一開頭寫著“華主席、葉副主席並黨中央”。

鄧小平這麽寫，另有用意：因為1976年10月10日他寫的那封信，隻寫給華國鋒，被華國鋒撂在一邊；這一回寫上葉劍英的名字，那麽，華國鋒看了之後，不能不轉給葉劍英看，也就無法一手遮天：

華主席、葉副主席並黨中央：

我完全擁護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雖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

我感謝黨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幫”沒有關係這件事，我特別高興在華主席的講話中肯定了廣大人民群眾去年清明節在天安門的活動是合乎情理的。

至於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麽，什麽時候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

如果中央認為恰當，我建議把我這封信連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發黨內，究應如何處理，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決定。

順致誠摯的敬禮！

鄧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鄧小平的信中，關鍵性的話是：“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的這一新概念，是指出不能把毛澤東的某一句話、某一條批示都算成毛澤東思想。對於毛澤東思想，必須“準確”而“完整”地加以理解。鄧小平的話，也就是含蓄地批評了“兩個凡是”。因為“兩個凡是”對於毛澤東的話，不論片言隻語，都一概要加以遵循。

7月21日，鄧小平曾這樣談及信的含義：

我在今年四月十日致華國鋒同誌、葉劍英同誌、黨中央的信中，曾經提到，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我們黨的事業、社會主義的事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推向前進。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係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隻有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要求，把他的這封信印發全黨。在種種壓力下，華國鋒不得不於5月3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了鄧小平的兩封信——即1977年4月10日的信以及1976年10月10日的信。

中共中央轉發鄧小平的兩封信，是鄧小平的很大的勝利。因為自從1976年清明節之後，中共全黨已經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沒有聽見鄧小平的聲音了。中共中央轉發鄧小平的信，成了向全黨發出了鄧小平第三次複出的訊號。

鄧小平第一個抨擊“兩個凡是”

1977年5月24日，剛剛複出的鄧小平，在與王震、鄧力群談話時，抓住了華國鋒自身的矛盾，尖銳地批判了“兩個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誌（引者注：指汪東興和李鑫）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誌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誌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隻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麽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麽完備、準確嘛。毛澤東同誌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他說：一個人能夠“三七開”就很好了，很不錯了；我死了，如果後人能夠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同誌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鄧小平的這一談話極為重要，第一個站出來批判“兩個凡是”。“兩個凡是”是華國鋒政策的核心。鄧小平一出來，就指出了華國鋒的要害問題。

但華國鋒那時還戴著“英明領袖”的光環，要推倒“兩個凡是”，還必須經過一場艱巨的鬥爭。

也就在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在談話中，還提出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著名口號。鄧小平明確地指出：

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

鄧小平還強調了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的作用。也正因為鄧小平重視知識，重視人才，重視科學技術，重視教育，所以他在第三次複出之後，主動要求主管科教工作。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成了華國鋒的理論支柱

1977年5月1日，華國鋒發表了長篇理論文章《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華國鋒的這一文章，是以“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名義發表的。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其實收入了許多反映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的文章。華國鋒卻號召掀起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高潮，實際上是通過這一學習，把毛澤東晚年的許多“左”的思想作為毛澤東思想灌輸到千千萬萬中國人的頭腦之中。

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編輯們很注意刪除有礙“兩個凡是”的字句。例如，毛澤東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原本有一句：

列寧說，世界上沒有人不犯錯誤。我也犯過錯誤，而且從錯誤中得到好處。

這句話，顯然與“兩個凡是”格格不入。因為毛澤東“也犯過錯誤”，那就是說，毛澤東的話未必“句句是真理”，內中也有錯話。於是，毛澤東的這句話，在公開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再也找不到了！

華國鋒強調指出：

貫穿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的原理，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的時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把社會主義革命繼續進行下去。

華國鋒這樣論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重要性：

經過二十多年來的革命實踐，特別是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武裝了我們的黨，武裝了廣大群眾。由於有了這個強大的思想武器，我們黨在廣大群眾的積極擁護下，及時地粉碎了“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斯大林逝世後蘇聯複辟資本主義的悲劇沒有能在我國重演。我們黨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一次偉大實踐，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偉大勝利。

毛主席為我們黨製定了一條清楚的、明確的、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把社會主義革命繼續進行到底的路線。

這樣，華國鋒就把“兩個凡是”加以闡發，把“照過去方針辦”加以闡發：“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華國鋒最要“維護”的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華國鋒照毛澤東的“過去方針辦”，內中最主要是照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辦。所以，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成了華國鋒的理論支柱。

葉劍英：“你（鄧小平）是我們老帥中的領班”

中共黨內要求為鄧小平平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呼聲，越來越高。華國鋒不能不表示：“要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出來工作。”至於這“適當的時機”是什麽時候，不得而知。

華國鋒提出一個折中的方案：同意鄧小平出來工作，但是不同意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華國鋒聲稱：“現已查明，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沒有直接的關係。”

這話，倒也是有來曆的。那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不久，《人民日報》就派記者專門調查了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真相。記者查明了，是當時的“四人幫”禦用寫作組“梁效”，寫了所謂《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與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首先放出“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的謠言。於是，當時的《人民日報》也寫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誣指鄧小平為“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

《人民日報》的記者經過調查，查明當時把鄧小平打成“天安門事件總後台”，是“四人幫”玩弄的政治陰謀。記者寫出了調查報告《“天安門事件”中的陰謀活動》，揭露了“四人幫”的陰謀，打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1976年12月10日，《人民日報》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這一調查報告。華國鋒和汪東興看到了這一報告，當時壓了下來。眼下，華國鋒卻用得著這一報告了，這樣可以把鄧小平跟“天安門事件”區分開來，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並不意味著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華國鋒還表示，鄧小平出來工作，要有一個前提。什麽前提呢？華國鋒派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前去看鄧小平，在談話中明確提出，要鄧小平在出來工作之前寫個文件，寫明“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鄧小平很堅決地說：“我出不出來沒有關係，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

華國鋒無奈，隻得收回那前提。這樣，就在中共中央印發鄧小平的信之後的第三天——1977年5月6日，鄧小平“出來”了！當然，還沒有恢複他的一係列要職。

不久，葉劍英80壽辰，邀鄧小平、王震等在他的住地相聚。

那天，葉劍英家中高朋滿座。王震、餘秋裏、楊成武來了，聶榮臻、徐向前來了。接著，鄧小平趕到。

鄧小平一進門，笑著說：“老帥們都在這裏盛會啊！我也來祝賀。”

葉劍英馬上說：“你也是老帥嘛，你是我們老帥中的領班。”

葉劍英這句話，反映了鄧小平在老幹部們心目中的地位——“領班”，也就是“領頭人”。

那天，葉劍英80壽辰，點了8根壽燭。鄧小平見了，建議再加上一根，變成9根，取“長久”之意。葉劍英家人立即又點上一根。葉劍英哈哈大笑起來……

雖然華國鋒仍堅持“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又說：“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這就是說，華國鋒已經承認群眾前往天安門是合乎情理的了。

所謂“革命”理論，原是“四人幫”偽造

就在華國鋒的《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進行到底》一文發表不久，《人民日報》社卻在該社內部刊物《情況匯編》上刊登《人民日報》理論部的調查，宣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並不是毛澤東的原話，而是康生、陳伯達、“四人幫”偽造的！這也就意味著華國鋒的理論支柱要倒塌！

據查，在毛澤東所有的講話、所有的文章以及批示中，從來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樣的提法。“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提法，最早出現在1967年11月6日中央兩報一刊為紀念蘇聯十月革命50周年所發表的社論《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社論結合當時蘇聯的情況，指責赫魯曉夫背叛了列寧所領導的十月革命，接著稱毛澤東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毛澤東同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偉大的貢獻，在於他係統地總結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係統地總結了十月革命以來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不但總結了正麵的經驗，而且總結了反麵的經驗，特別是總結了蘇聯資本主義複辟的嚴重教訓，完整地、徹底地解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這一個當代最重大的課題。

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劃時代的偉大發展……

自從這篇社論問世以來，就把這一理論說成是毛澤東提出的。

這一社論是根據康生的點子，由陳伯達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提法，是起草者提出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6個要點，也是起草者用毛澤東在各種場合下講的話編成的。最令人驚訝的是，下麵的這段話並非毛澤東的原話，在社論中卻用黑體字排印：

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的專政。

按“文革”慣例，隻有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才用黑體字排印。此後，這段話被作為“毛主席語錄”廣泛引用。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及“全麵專政論”，正是符合了毛澤東晚年的“左”的思想。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作鬥爭。所以在社論寫好後，送毛澤東審閱時，毛澤東同意發表。這樣，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文革”中後來被寫入中共黨章，甚至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在批判“四人幫”之際，《人民日報》理論部知道內情的人，便把那篇社論起草的內幕捅了出去。人們開始對華國鋒的《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進行到底》議論紛紛——盡管當時許多人認識還隻是從“兩個凡是”出發，停留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不是毛澤東提出來、要不要執行這一點上，尚未去思索“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本身的是非……

複出大興科教，批判“兩個估計” 恢複一切職務，成為 中共“第三號人物”

鄧小平表示要抓科學和教育工作，但是他還沒有正式恢複職務，也沒有在公眾場合亮相。兩個月後——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粉碎“四人幫”之後召開的第一次中共中央全會。

後來，在1982年9月18日，鄧小平曾這樣回憶說：

我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九個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來工作的，到那時我才能參加中央的會議。

這次中共中央全會作出了四項重要決定：

第一項，通過了《關於追認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定》。

第二項，通過了《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職務的決定》，決定恢複鄧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第三項，通過了《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決定永遠開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黨籍，撤銷他們黨內外的一切職務。

第四項，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提前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完全讚同中共中央政治局為這次代表大會所做的各項準備工作。

在這四項決定中，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是早已所料之中的，唯有第二項恢複鄧小平一切職務引起的震動最大。

由於恢複了鄧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職務，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2人，即葉劍英、鄧小平。這樣，鄧小平一下子成了僅次於華國鋒、葉劍英的中共“第三號人物”——實際上，由於葉劍英年事已高，鄧小平很快就成了僅次於華國鋒的第二號人物。

這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有13人（按姓氏筆畫為序）：

鄧小平 韋國清 葉劍英 劉伯承 許世友 華國鋒 紀登奎 吳德 汪東興 陳永貴 陳錫聯 李先念 李德生

在這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之中，地位僅次於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的是汪東興。鄧小平從第三次被打倒，到奇跡般地第三次複出，一時間成了世界上的“熱門話題”。不過，這時鄧小平隻是剛剛恢複職務，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仍占統治地位。

結束一年多的“沉默”， 首次在中共中央全會上發表講話

在華國鋒的主持下，會議雖然恢複了鄧小平的職務，但是仍然認定“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甚至還認為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澤東決定的，因而是必要的。

會議還認為“ 四人幫”是一夥“極右派”，推行的是一條“極右的修正主義路線”。這樣，也就號召全黨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幫”實際上是一夥極左派，並非“極右派”。

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是為召開中共十一大作準備。在會上，印發了華國鋒將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政治報告。其基調，便是“兩個凡是”。有一個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看了報告稿，吹捧道：“華主席的政治報告，字字句句閃金光！”這話上了會議的簡報。

有人辛辣地諷刺道：“那還討論什麽？我們改一個字，不就等於少閃了一道金光嗎？”

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閉幕式上講話。這是鄧小平結束一年多的“沉默”，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會上發表講話。

鄧小平又一次強調了要以“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方針，實際上也就是批判了“兩個凡是”。

鄧小平指出：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林彪否定毛澤東思想，說“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澤東思想。林彪還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這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嚴重歪曲，極不利於我們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極不利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同誌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隻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係去獲得正確的理解。“四人幫”，特別是所謂理論家張春橋，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他們引用毛澤東同誌的某些片言隻語來騙人、嚇唬人。我們要真正地領會毛澤東思想。就一個領域、一個方麵的問題來說，也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

1977年7月30日晚，在萬眾矚目下，鄧小平出席了北京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閉幕式。這是鄧小平在第三次複出後，頭一回在群眾場合露麵。鄧小平一邊抽煙，一邊看足球賽，顯得很自在。

不推翻“兩個估計”，就沒辦法抓教育革命

就在這時，充滿“左”味、宣傳與“舊教育”決裂的影片《決裂》仍在全國上映。這部影片本是江青“藤”上的“瓜”，拍攝於“文革”年月，這時還在散布“左”毒，否定知識，否定知識分子。

也就在這個時候，人民日報社的《情況匯編》又放了一炮：

那是教育部召開高等學校招生會議，《人民日報》派了記者去，卻被轟了出去！因為在這個會上，許多人談到，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是錯誤的，不能把“文革”前17年的教育界說成是被一條“教育黑線專了政”，不能把“文革”前17年培養的學生說成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人民日報》記者敏銳地抓住這一情況，了6位當年參加過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人，開座談會，了解當年的《紀要》是怎樣寫成的。經過了解，這份《紀要》，是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國教育會議的產物，由遲群主持起草，張春橋、姚文元定稿。經毛澤東審閱，於1971年8月13日由中共中央批轉了這份《紀要》。

《紀要》是一份全麵係統地闡述教育方麵的“左”傾觀點並一係列“左”傾措施的錯誤文件。《紀要》中提出了完全不符合實際的“兩個估計”：

一、從1949年到“文革”開始的1966年，這17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

二、大多數教師和1949年後培養的大批學生“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

這“兩個估計”，實際上是《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對文藝界“左”的估計的翻版。由於這“兩個估計”是經毛澤東審閱同意的，按照“兩個凡是”，誰都不敢碰。《人民日報》記者調查這件事，觸怒了招生會議的主持人。於是，下了“逐客令”。《人民日報》記者把有關情況寫成“內參”，發表在《情況匯編》上。鄧小平看了《情況匯編》，認為必須推倒“兩個估計”，因為如果不推翻這“兩個估計”，簡直沒有辦法抓教育革命。

鄧小平幾次跟方毅、劉西堯、雍文濤、李琦談話。鄧小平認為，非推翻這“兩個估計”不可。

“八八談話”，向科學家們一口氣講了3個小時

鄧小平複出不久，便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這個座談會是由國務院副總理方毅主持召開的。據當時擔任方毅秘書的郭曰方在接受筆者采訪時回憶，在1977年最熱的日子裏——8月6日至8月8日，根據鄧小平的意見，方毅請了30位老科學家到人民大會堂，出席座談會。

郭曰方記得，座談會的前兩天，鄧小平隻是坐在那裏仔仔細細地聽，偶爾插問或者插話。

科學界是“文革”的“重災區”。科學家們很激動地談著，談自己的心裏話。他們談到了科學界的一係列問題，談到科學界的冤假錯案，談到“四人幫”在科學界的倒行逆施。有的科學家流下了激動的熱淚。

8月8日，鄧小平在座談會上作重要講話。郭曰方記得，當時鄧小平手中並無講稿，一口氣講了3個小時，講得非常深刻。

鄧小平談話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十七年的估計問題”。鄧小平明確指出：

對全國教育戰線十七年的工作怎樣估計？我看，主導方向是紅線。應當肯定，十七年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管是科學工作者還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黨的正確領導下，辛勤勞動，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教育工作者，他們的勞動更辛苦。現在差不多各條戰線的骨幹力量，大都是建國以後我們自己培養的，特別是前十幾年培養出來的。如果對十七年不作這樣的估計，就無法解釋我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

鄧小平的話，在中國教育界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盡管經曆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仍不避“右傾翻案”之嫌，充分肯定了“文革”前的17年。

鄧小平的8月8日的談話，廣為流傳，被人們稱之為“八八談話”。

“八八談話”，很明確地否定了“兩個估計”。鄧小平並不因為《紀要》是毛澤東圈定而不敢否定。鄧小平堅定地批判“兩個凡是”，理所當然地要批判“兩個估計”。在鄧小平看來，《紀要》必須否定，是因為“兩個估計”不符合中國教育戰線的實際情況。

根據鄧小平講話精神，教育部全麵批判“兩個估計”！

後來，鄧小平又舉了他自己以及“天安門事件”為例，批駁“兩個凡是”，批駁《紀要》：

《紀要》是毛澤東同誌畫了圈的。毛澤東同誌畫了圈，不等於說裏麵就沒有是非問題了。我們不能簡單地處理。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中關於我的問題的決議，毛澤東同誌也是畫了圈的。天安門事件涉及那麽多人，說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說我是天安門事件的後台，其實，當時我已經不能同外界接觸了。《紀要》引用了毛澤東同誌的一些話，有許多是斷章取義的。《紀要》裏還塞進了不少“四人幫”的東西。對這個《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我們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體係。我提出這個問題，可有人反對哩！

盡管鄧小平已經說得如此明確，可是，在當時連“天安門事件”都未公開平反，人們未敢聽進鄧小平的話。對此，鄧小平心中也很明白。他很直率地說：

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

教育部的“大批判組”，終於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著手起草《教育戰線上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主持這篇文章起草工作的是羅勁柏。文章寫好後，經胡喬木修改定稿。

這篇文章當時交《紅旗》雜誌發表。《紅旗》雜誌起初未敢發表。後來，由於考慮到文章中有這麽一段“重要依據”，這才同意發表：

“四人幫”的“兩個估計”，與毛主席1971年對“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戰線情況和知識分子情況的估計完全相反。“四人幫”長期嚴密封鎖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對台戲，直到他們的滅亡……

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計不要講得過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執行了錯誤的路線，不是大多數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數知識分子還是擁護社會主義製度的。執行封資修路線的還是少數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還是認得的，就是愛麵子。當人的麵不認，背地裏還是認嘛，隻不過有資產階級思想，過後還是認的。

三、高教六十條。總的還有它對的地方嘛，難道就沒有一點對的地方？錯誤的要批，批它錯的東西。人家是教師，還要尊重他嘛。一講不對就批評，哪能都講對呀，講不對沒關係，講錯了沒關係，大家共同研究，怎麽能一下子都講對，不可能嘛！

這篇文章把“兩個估計”說成是“四人幫”的，而且稱“兩個估計”與毛澤東的估計“完全相反”。所以，文章隻是著眼於批判“四人幫”，不僅隻字不提《紀要》是經毛澤東“圈閱”，而且把毛澤東寫成根本不同意“兩個估計”！

這樣，文章借助於首次公布了毛澤東關於教育戰線的那段“最高指示”，這才來批判“兩個估計”！

不過，文章隻是說毛澤東的這些指示被“四人幫長期嚴密封鎖”，卻並未具體說明“四人幫”怎麽“嚴密封鎖”以及這些毛澤東指示現在又是怎樣被“發現”的。

以毛澤東的這一段話來反對毛澤東的另一段話

後來，人們才從“內部傳達”中得知，這些毛澤東指示是從遲群的一個筆記本上“發現”的！那是在1971年，謝靜宜向遲群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遲群在自己的筆記本記下了毛澤東的這些話。

遲群筆記本上所記的毛澤東的話，又是怎樣被人們發現的呢？

筆者在采寫本書時，訪問了孫長江教授。他說出鮮為人知的內情：“遲群筆記本上的記錄，是我發現的！”

孫長江怎麽會知道遲群筆記本上記著毛澤東的話呢？原來，孫長江在“文革”末期，曾在當時的國務院科教組編輯《教育革命與通訊》雜誌（即《人民教育》雜誌的前身）。粉碎“四人幫”之後，遲群受到審查，交出了所有的文件和筆記本。國務院科教組成立了遲群專案組。孫長江曾在遲群專案組工作過，看過遲群的筆記本。後來，孫長江調往中共中央黨校工作。

在“教育部大批判組”起草《教育戰線上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一文時，孫長江也是作者之一。他記起在遲群筆記本上見到的那段“最高指示”。孫長江一說出這一重要線索，人們連忙從檔案中翻查遲群的筆記本，果真找到了遲群所記謝靜宜傳達的毛澤東的話！這個筆記本交到了李琦手中，並複印送到汪東興那裏。

由於找到了這樣的重要“依據”，於是，人們開始譴責遲群“封鎖毛主席指示”，這才敢於去否定“兩個估計”——倘若毛澤東沒有說過這些話，倘若沒有在遲群的筆記本上找到毛澤東的這些話，即便鄧小平已經明確批判了“兩個估計”，人們還是不敢否定“兩個估計”！因為人們知道“兩個估計”是毛澤東“圈閱”過的，隻有找到毛澤東不同於“兩個估計”的話，這才可以批判“兩個估計”。

也就是說，在當時，隻能以“兩個凡是”來反對“兩個凡是”——以毛澤東的這一段話來反對毛澤東的另一段話！

這下子，汪東興也無話可說。

當然，由於那些毛澤東的指示是從遲群的筆記本上找到的，在“兩個凡是”派看來，生怕遲群在記錄時打了“折扣”，所以公開發表時標明隻是“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而已。

這樣，1977年第11期《紅旗》雜誌終於發表了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組”的《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一文。《人民日報》於1977年11月18日加以轉載。文章發表時，離鄧小平關於批判“兩個估計”的“八八談話”，已整整3個月零10天了。連否定“兩個估計”都這麽費勁，當時“左”的阻力之大，可見一斑。

華國鋒提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出山

華國鋒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