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伯鈞，1951年4月生於原常德縣滄山鄉湖坪村。中共黨員，大學文化。1969年11月入伍，曆任北京衛戍區某部戰士、文書、班長、代理排長，軍事科學院政治部保衛部正連職幹事、副營職、正營職、副團職、正團職、副師職幹事。1995年5月任軍事科學院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兼任中共軍事科學院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現任軍事科學院政治部保衛部部長（正師職），大校軍銜。入伍以來，20多次受嘉獎，榮立三等功3次。
“公車隻是辦公的”
1971年9月底，我從北京衛戍區警衛一師一團到王樹聲大將身邊當警衛員，五、六天後的一個上午，首長的司機羅正祥交給我一張他填寫的行車單，要我把它交給軍事科學院汽車隊領導。我打開這張行車單，上麵是羅正祥寫的當月首長用車的部分行車記錄，記載的是：“某日首長到北京飯店理發，行車10公裏”，“某日送湖北省麻城縣某客人到北京站，行車20公裏”，“上述共計私事用車××公裏”。我不解地問老羅，首長的車不是公家配用的嗎？怎麽還有私事用車？老羅說：“這是首長規定的，公車隻是辦公的，除了辦公事，其他一切與辦公無關的用車都算私事用車，都必須報汽車隊後由財務從首長工資中扣”。羅正祥還說，他剛來時也沒有把首長用車分公事私事，但有一個月首長坐車到北京飯店理了2次發，發工資時首長沒有見到當月私車扣款單，便發火：“為什麽沒有扣款，理發就是私事，凡是私事用車都必須交車費……”後來我目睹，王大將的專車是從來不給家裏人用的。他夫人楊炬外出，都是乘公共汽車。
最終沒有新建住房
王樹聲大將1955年任人民解放軍總軍械部部長，他的住房就在總軍械部機關西南角。當時，他住的這所平房除會客室和他們夫婦的臥室外，就3小間供子女們住，而這3間房每間都不到10平方米。總軍械部撤銷後，這個大院成了另一個單位的辦公場所。1972年，總後勤部批準為首長另建新房。對給首長建房，總後營房部的同誌們是相當重視和盡職盡責的，他們先後選了3處房址供首長挑選。第一次選在北京海澱區玉淵潭附近，在總後營房部和北京市規劃局領導的培同下，首長去看這處房址，這地方北靠八一湖，近臨引水河，還有一個小池塘，周圍綠柳環抱，環境非常優美，實在是一處好地方。
因選址上住有幾戶玉淵潭鄉的農戶，首長問規劃局的同誌怎麽辦，規劃局的同誌說，隻要首長選中了這塊地，就動員那幾家住戶搬遷。頓時，首長的臉沉了下來，說：“人家在這住得好好的，我的住房又不是國家重點工程，把人家動員走，我來住，這哪是我們共產黨員幹的事呀，要不得，要不得，再找吧……”一席話，這個地點被否定了。過了一段時間，這些同誌又陪首長去看地址，看的地方是北京故宮筒子河西邊的一處古老宅院。這個宅院是明清時古建築，雖目前無人居住，但地點好。首長問這麽個二進四合院，怎麽沒有人住呢？陪同的同誌告訴他，這是西藏某上層人物原來住的，“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長選中這地方，把老房拆改就行了。首長一聽，臉又沉下來了：“不行不行，少數民族同誌的住房不能占，這是民族政策，他現在不住，以後還是會把他請回來的，再說這是古建築，破壞不得的……”這一席話，又沒選成。
又過了一段時間，再去看一處地址，這地方在北京飯店西邊，也是一個四合院，首長一打聽，原是一個民主黨派的辦公場所，“文革”中荒蕪了，首長把臉又一沉，說：“這地方也不行，民主黨派關係到我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我王樹聲怎麽能占人家的房，他們遲早是要回來辦公的……”這一席話，又吹了。因多次選址，都不合適，直到首長去世，他的新住房也沒有蓋起來。
“公家的東西不能拿”
1972年底，首長的長子王魯光要結婚了。魯光出生在戰爭年代，身材魁偉，一表人才，又是清華大學光學係的高材生，畢業後在某兵工廠專攻某新型武器的光電部件，大將對他極為疼愛。魯光的婚期還有10來天，首長並未為愛子的新房置辦什麽，隻是跟他說：過去在延安我和你媽結婚時連一件新衣都沒有，我們要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魯光也不要求什麽，他把放在室外多年的一個石頭茶幾搬到他的小屋裏，找來一塊桌布蒙上，再找來2把舊椅子放在兩邊，我一看，農村老百姓結婚也不至於這樣寒磣啊，我就說：“魯光，明天我幫你搬一套新的來”。原來，首長在軍事科學院上班時，有一間臨時休息的屋子，那裏有一對金絲絨的小沙發椅和一個漂亮的小圓桌，魯光對我笑了笑，沒說什麽。第二天，我陪首長到軍事科學院開會時，就把這三樣東西搬出來，放到了他的大紅旗轎車的後備箱裏，我還使了一個小心眼，特意讓司機把裝著這些東西的車開到了軍科院西門外，再跟首長撒謊，說老羅（司機）修車去了，一會兒就回來，我們先往外走，去外邊上車。首長也沒說什麽，跟著我去了西門，一看車停在那裏，車上有家俱，他一看就是他那一間屋子裏的東西，他對我吼道：“小楊，你要幹什麽？”我說借給魯光用用再還回來，聽我一說，首長臉都紅到脖子了：“你給我送回去，公家的東西不能動，不能拿……”毫無辦法，我隻好乖乖地把原物送回。
無言的抗爭
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這一“四人幫”的概念，首長在世時是否知道，我們不得而知，但從首長平時的言談舉止中，我們這些在他身邊工作的人員感到他是極其厭惡這幾個人的。1973年，首長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坐車回家的路上，他跟我們談到王洪文當上了黨的副主席的時候，說：“唉，上海的一個造反派頭頭，批文件批10個字，就有二、三個錯別字，他當副主席，唉……”
1972年的一天，首長去北京郊區某地看軍事演習，在一條不太寬的沙石道路行車時，後麵追來一輛大紅旗轎車，鳴喇叭催首長的車讓路，我往車後一看是張春橋的車，首長問：“誰的車呀！”我說是張春橋的車，首長說：“我們不理他，照常開”，首長從車上望望在後麵塵土中跟進的張春橋，樂了，說：“讓他吃點土……”到達後，首長一下車，用輕蔑的眼光掃了一下也在下車的張春橋，高興地和在門口的葉帥等人握手，好像讓張春橋“吃了土”，幹了一件很出氣、很開心的事一般。也是1972年的一天晚上，首長到北京飯店7樓宴會廳出席某國大使館的招待會，結束後，他和李先念、姚文元等一同坐電梯下樓，出電梯口後，姚文元伸出手要和首長握手，首長把手伸向姚文元後又抽回了。在姚文元尷尬的注視中，首長則熱情地同李先念握了手。在回家的車上，我說，首長，姚文元會恨你的。首長說：“管他呢！王八蛋……”
“周總理太累了”
首長住院期間，葉帥、徐帥、聶帥、李先念、許世友、陳錫聯等中央、軍委領導經常去看他，剛“解放”出來的鄧小平、譚震林等也多次去他的病房。首長病房隔壁就常住著劉伯承元帥，另一間房朱德元帥也常去住，他們之間經常互相走動。有一天，周總理去看望劉帥，在走廊裏周總理跟他的隨員說，一會兒，我再過來看王部長（平時大家都這樣稱呼王樹聲，因為他是國防部副部長，以前當過總軍械部部長）。我把周總理說的這話告訴了首長，首長馬上跟我說：“我躲到會議室去，你在這裏等周總理，他來以後你告訴他就說我去做治療了”。我問：“為什麽這樣呢？”首長說：“周總理太累了，太忙了，不要為我耽誤他的時間，讓他多一點休息的時間吧！要是沒有周總理，國家不知會成什麽樣子……”說完，他讓我看看走廊有沒有人，我說沒有，他便躲進了醫院的會議室。過了一會兒，周總理自己推門進了王大將的病房，問我：“小鬼，王部長呢？”我說：“做治療去了。”周總理說：“嗯，他最近怎麽樣，告訴他，我來看他了……”1974年1月2日，周總理又專程到醫院看望了老首長。1月7日9時58分，王樹聲大將就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