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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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4日 星期一
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南海
［ 作者：《黨史博覽》 來源：《毛澤東百周年紀念》 2005-11-29 值班編輯：劉明秀 ］
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國曆史上被稱為“三年困難”的時期。
麵對工農業生產跌入穀底導致的生活資料匱乏和饑饉的嚴酷現實，最難過的莫過於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國家強盛富庶而發出大躍進號召的毛澤東本人了。他對全體工作人員宣布：“我們要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毛澤東當年在延安的一句口號“忙時吃幹， 閑時吃稀”再度被寫刷到了牆上。
領導自減糧食定量
中央人民政府將每個國民的口糧定量減到最低限度。低標準，瓜菜代。中共中央緊急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帶頭，國家幹部帶頭。領袖們首先帶頭勒緊褲腰帶，渡過難關。
中南海裏，機關幹部們開始重新定量，先由個人報數再由群眾公議評定。身高體闊的毛澤東，自報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6斤。劉少奇報得最低，隻有18斤。周恩來報了24斤。而當時大多數男性幹部們的糧食定量是28斤。在領袖們的帶動下，整個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都勒緊了褲帶，每位工作人員都把自己的糧食定量降了下來。為了在糧食定量減少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增加一些營養，食堂的大師傅們和幹部們想了一些辦法，他們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糧食摻和在一起吃。
在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的三個生日都過得相當簡單，與平時沒有多少區別。三個生日宴上，沒有酒，沒有壽糕，也看不出絲毫喜慶氛圍。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69歲生日，他隻吃了早餐，晚上僅吃了一碗麥片粥。早餐時，毛澤東請了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吃，菜譜上記載著這樣幾道菜：“幹燒冬筍、油爆蝦、白汁鯉魚、雞油冬瓜球、炒生菜。”
孩子們也沒有特權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除了寄宿在學校或在學校定餐的孩子還在學校吃飯外，原先平時在家裏吃飯的孩子，大多在家長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機關幹部、工作人員們一起吃飯。特別是朱德，他不僅是把孫輩們都趕去了大灶食堂，還提出要求：不準老買好菜，不準超過大多數人的飲食標準，不準超過自己的定量。
北京第二實驗小學食堂發給每個學生的午餐是幾塊白薯幹，黑糊糊的還有些發了黴。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咬了一口味道很不好，就給扔了。
然而他沒想到，劉少奇聽了後，語調沉緩地告訴他：“目前整個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怎麽說你們還有吃的，偶爾才吃上這麽一點不好吃的東西。你要知道還有許多群眾連這樣的東西都吃不上呢。你們還沒有嚐過吃不飽的滋味，你們應該嚐嚐群眾吃不飽的滋味，那樣才會有和群眾同樣的感受，才會有人民的觀念。將來你們為人民辦事的時候，也才會和人民站在一邊。”聽了父親的話，原來想得很簡單的劉源好像一下子領悟了許多，並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慚愧。當時沒有誰要求他怎樣做，但他一回到學校，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幹，衝洗幹淨，吃了下去。
朱德中南海“開荒”
朱老總有長期堅持在房前屋後開荒種瓜、豆、蔬菜的習慣。困難時期，朱德和康克清帶領身邊的幹部和孫輩們，開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種了一些雜糧，還鼓勵孫輩們自己挖洞，飼養了一些兔子。朱老總依靠自家的力量解決了糧菜不足的問題。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勞動的果實外，朱德像以往一樣，將一部分送給大灶食堂。
這種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開來。許多院落房前房後的空地，被開墾了出來，種上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一時間中南海內的房前屋後到處都生長著高高低低重重疊疊的農作物，這反而為中南海增添了幾分綠色。
當時每個家庭除了在自家門口開一小片荒外，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還在1960年春天，在北京郊區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個農副產品生產基地。機關幹部和工作人員輪流去那裏參加勞動，每人每年去一個月。去勞動的人，每天補助一斤糧食。
“太陽雞蛋”和青梅酒
鄧樸方他們從報紙上看到某位大科學家提出“少活動，曬太陽”可以抵抗饑餓的介紹。繼而又有人換算出曬多少時間相當於吃一個雞蛋。他們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飯後就走到操場上，往沙坑裏一躺，開始吃這種“太陽雞蛋”。在中南海裏的機關裏，大概也是受這種宣傳的影響，在每正當午之際，也大啖“太陽雞蛋”。
吳慶彤的兩個兒子，在那個時候總是吃不飽。實在受不了了，就在家裏亂翻，隻要找著什麽吃的，就吃個精光。有一次，他們在家裏找了半天，什麽也沒找到，找到一個裝滿綠色液體的瓶子。他們嚐了嚐，那液體又甜又辣也不知是什麽。兩人開始還不敢多喝，後來實在餓得難耐，便把那液體喝光了。這下不得了，喝完後，他們都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沒醒過來。原來那是一瓶青梅酒。（編輯：鍾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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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勒緊了褲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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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到1962年,是共和國曆史上被稱為“三年困難”的時期,對於這一時期的情勢,史書曾有如下記載:
“1960年糧食產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國時水平。輕工業生產急劇下降。黨和人民麵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許多地區因食物營養不足而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省份農村人口死亡增加。”
據統計,1960年與1957年相比,城鄉人民平均的糧食消費量減少了19.4%,其中農村減少了23.7%,植物油人均消費量減少23%,豬肉人均消費量減少70%。毛澤東當年在延安的一句號召,再度被寫到了牆上:“忙時吃幹,閑時吃稀”。
麵對工農業生產跌入穀底導致的生活資料匱乏和饑饉的嚴酷現實,最難過的,莫過於為了最快地使國家強盛富庶而發起大躍進的毛澤東本人了。他對一組的人宣布:“我們就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
為了共同渡過難關,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將每個國民的口糧定量減到最低限。“低標準,瓜帶菜”,中共中央緊急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帶頭,國家幹部帶頭,首先是領袖們帶頭。
中南海裏,機關幹部們開始重新定量,先由個人報個數,再由群眾公議評定。身高體闊的毛澤東,自報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6斤。劉少奇報得最低,隻有18斤。周恩來報了24斤。朱德和毛澤東一樣,也是26斤。
這一情況傳到各單位黨支部和黨小組後,大家都認為領袖們自報的定量偏低了,起碼應該和絕大多數男性幹部們一樣,定在28斤。但是領袖們都堅持說夠了,已經算過,不要變動了,就這樣,開始按照他們報的數量發給他們糧票。
在領袖們的帶動下,整個中南海勒緊了褲帶,每位工作人員都把自己的糧食定量降了下來。定量是壓縮了,可饑餓感和營養不良的現象,不可避免地膨脹了。
為了在糧食定量減少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增加一些營養,起碼讓腸胃裏有空間被填充了的感覺,食堂的大師傅們和廣大幹部們想了一些辦法,這就是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糧食摻和在一起吃。
最開始是采集自然生長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錢兒”。中南海裏,特別是沿著中南海的外牆,種植了不少榆樹,榆樹的籽形狀有點像古錢,俗稱“榆錢兒”。榆錢兒在嫩的時候,可以食用。采摘來後,大師傅們就把嫩榆錢兒和在麵裏,使蒸出的饅頭個兒大一些,同是二兩麵的饅頭,卻能在胃裏多占一點的空間。
自然生長的東西很快就采摘光了,於是人們就種植一些野菜,比較普遍的是一種俗稱“掃帚菜”的植物,其學名叫什麽還真不知道。這種野菜特別好生長,路邊或犄角旮旯,再貧瘠的地方也能長得很茂盛。掃帚菜葉拌上玉米麵或白麵,放在籠屜裏蒸熟了也不難吃。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除了寄宿在學校、或在學校定餐的孩子還在學校吃飯外;原先平時在家裏吃飯的孩子,大多在家長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機關幹部及工作人員們一起吃飯。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別是朱德,不僅是把孫輩們都趕去了大灶食堂,還提出要求:“不準老買好菜,不準超過大多數人的夥食標準,不準超過自己的定量。”
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著黨內高級幹部的待遇,有一定的營養補助,雖說是有限的一點兒,但孩子尚未對國家和人民做什麽貢獻,自然不該享受這種待遇。從克己奉公原則、從培養鍛煉孩子出發,就應該讓孩子在大灶食堂進餐。當然,有時候星期天例外,因為多數成了家的幹部,星期天都自家開夥。
於是,孩子們都跟著吃大灶的叔叔、阿姨們,“享受”到了特殊時期的新鮮食品。偶爾吃上這樣的食品,口感還挺新鮮的,所以中南海的孩子,對這類麵食的印象並不壞。後來聽有人回憶困難時期如何苦,把吃摻和野菜、“榆錢兒”的麵食也算上,孩子們都覺得有點不合適。
吃著滋味不太好的,孩子們記得的是那種地瓜(即白薯)麵窩頭,黑乎乎,黏唧唧的。其實北方的地瓜很甜,又算是粗糧,在孩子們的印象裏是最好吃的粗糧了,可不知為什麽弄成地瓜麵就變得難吃了。大師傅為了讓它好下咽,可是動了一番腦筋。有時加一點糖精,有時加一點鹽,但次數多了,加什麽也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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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李訥正在北京大學讀書,和學校裏所有的人一樣,她也重新申報了糧食的定量。回家時,毛澤東向她問起學校的情況。她告訴父親,出於自己是共青團員應該多為國家分擔困難考慮,申報時把定量壓到了21斤。
聽女兒這樣說,毛澤東感到欣慰,同時也露出一絲憂慮,畢竟女兒還在長身體的年紀。李訥接著說:“學校考慮我們正處在成長發育期,將學生的定量統一定為27斤。”
“這我就放心了,這個定量基本能保證學生的營養了。”她感覺到父親好像鬆了一口氣。但父親隨即又說:“井崗山時期,打仗的戰士還吃不上這個定量。”她明白父親的心思,想想前輩度過的更艱苦的歲月,眼前的難關就能挺過去了。
困難的日子並沒有很快過去,而且仿佛在加重著。一次,有個衛士到北大看李訥,李訥告訴他,在學校裏吃不飽,又沒有油水,老覺著餓得慌。衛士回到中南海,把情況反映給李銀橋。李銀橋自做主張,讓衛士悄悄給李訥送去了一包餅幹。
不料此事被毛澤東得知了,批評李銀橋:“三令五申,為什麽還要搞特殊化?”李銀橋辯解說:“別人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毛澤東火了,拍了桌子:“別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塊餅幹也不許送!”
見毛澤東如此較真兒,誰也不敢再違規了,李訥一點接濟也得不到了,消瘦了許多。一個星期天,李訥回到家裏,毛澤東特意囑咐讓她在家裏和自己一起吃了頓飯。進中南海以後,毛澤東的所有子女,通常是按照父親的旨意在大食堂吃飯。
此時,正是毛澤東宣布了“三不”規定之際,家裏的飯菜,也沒太大的油水。可餓了一星期的李訥,看見桌子上三四盤炒菜一碗湯,外帶辣子、黴豆腐等小碟,胃口一下就被吊起來了。
她沒等父親下完“吃飯”的命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被燙得直噝噝吹舌頭。“慢點吃,別著急。”女兒的每一個細微的動作,毛澤東都看在眼裏,但話音依然平靜。
“在學校吃飯都很快,習慣了。”李訥並沒有想到掩飾,一邊說,一邊不停地扒著碗裏的飯,第一個吃完了自己碗裏的飯。她握著空碗,眼睛卻忍不住瞟向桌上的剩菜。
李訥從來就不是個貪吃的孩子,如今這副模樣意味著什麽,明察秋毫的毛澤東心裏很清楚,他停住了筷子。江青也怔了一下,繼而把自己碗裏的飯,撥到女兒的碗裏。
毛澤東拿起了報紙,一邊看一邊說:“我年輕時在湖南搞農村社會調查,有次餓了一天,討到一碗米飯……”李訥吃得正香,沒搭父親的訕:“你們不吃我就全打掃了啊。”“唔,打掃幹淨。三光政策,不要浪費。”
目睹了這一情景的衛士,心裏很不落忍。事後向毛澤東進言:“主席,李訥太苦了,我想……”沒等他說完,毛澤東就打斷了他:“和全國人民比較來說,她還算好一些的呢。”
“可是……”“不要說了。我心裏並不好受,她媽媽也不好受。她是學生,按規定不能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澤東歎了口氣說:“還是恪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現在這種形勢尤其要嚴格。”
據身邊的人回憶,在困難時期,毛澤東曾有過一星期不吃米飯,7個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記錄。周恩來過意不去,關切地勸毛澤東吃一點肉,因為幾位領袖都跟著毛澤東不吃肉了,所以毛澤東一句“你吃了嗎?”就把周恩來的口給堵上了。
為了使毛澤東增加營養,中南海裏負責為首長服務的部門領導費盡了心思。肉、蛋這些東西他是絕對不碰,但是他不堅決拒絕野食。像偶爾弄兩隻麻雀,在中南海裏撈點寸把長的小蝦,還是能勸他吃一點。於是,他們就打幾隻麻雀或掏兩個麻雀窩,或者用筐撈些小蝦。但這隻能間隔一段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
劉源也記得困難時期的一件事:“當時我還在實驗二小寄宿,平時父母不讓回中南海食宿。一次在學校吃飯,食堂發給每個人幾塊白薯幹,確實是黑糊糊的,還有些發黴了,我們一吃,很不是味,就扔了。
因為是臨近星期六放假的事,所以一回家,我就把這件事對爸爸講了,當時理直氣壯是覺得學校這樣做不對,怎麽能把發黴的東西給學生吃呢?”
他沒想到,父親聽了後,語調沉緩地告訴他:目前整個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怎麽說你們還有得吃,偶爾才吃上這麽一點不好吃的東西。要知道,還有許多群眾連這樣的東西都吃不上呢,你們還沒有嚐過吃不飽的滋味呢。你們應該嚐嚐群眾吃不飽的滋味,那樣才會有和群眾同樣的感受,才會有人民的觀念。
聽了父親的話,使原來想得很簡單的劉源,好像一下子領悟了許多,並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慚愧。當時沒有誰要求他怎樣,但他一回到學校,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幹,衝洗幹淨,吃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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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自己定量縮減到26斤的朱德,對如何度過困難時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總長期堅持在房前屋後開荒種瓜豆菜蔬;而且即便在沒有饑荒的時候,康克清陪老總外出,也常剜點野菜讓家人嚐嚐鮮。用瓜豆菜蔬、野菜,同糧食摻和著吃,家裏的人早已訓練有素。
果然有一天的午餐,西樓小灶的飯桌上,端出了一盤摻了馬齒莧的玉米麵窩頭。家裏的其他人都搶著吃,卻不讓朱德吃:“您上了年紀,就不要吃了,讓我們吃吧。”
朱德說:“我怎麽不能吃啊,這比長征中吃的好多了,那時候馬齒莧還是最高級的野菜哩。現在生活好了,我們這些東西也吃得少了。今後就是在豐收年景,野菜也應該吃。每年吃點兒野菜,這對你們對我自己都有好處,還能使我們不忘記過去。”說完,拿起一個窩頭大口大口地吃起來,還一副吃得特別香甜的樣子。
從那以後,朱德和康克清帶領身邊的幹部和孫輩們,開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種了一些雜糧。還鼓勵孫輩們自己挖洞,飼養了一些兔子,依靠自家的力量,解決糧菜不足的問題。像以往一樣的是,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勞動的果實外,朱德仍舊將一部分送給大灶食堂。
朱和平回憶說:“當年我們自己種植的雜糧蔬菜,對度過艱苦的日子可是起了作用了。星期天食堂隻吃兩餐,中午我們就在房前屋後采摘點東西,自己做頓加餐充饑。為此,還專門置辦了個小煤氣灶,我們幾個孩子也上手當過家庭廚師。”
這種在房前屋後開荒,種植菜蔬雜糧的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開來。許多院落房前房後的空地,被開墾了出來,種上了向日葵、老玉米、南瓜、土豆……高高低低,重重疊疊。
許多甬道邊,牆根下,也被撒上了種子。牆根下多是攀緣的作物,像瓜、豆,都搭上了架子;甬道邊就是那種容易生長的野菜,像掃帚菜等,各種瓜豆菜蔬種上後,中南海裏又多了一道風景線。
除了在家門口開小片荒外,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還於1960年春,在北京郊區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個農副產品生產基地。機關的幹部和工作人員輪流去那裏參加勞動,每人每年去一個月。去勞動的人,定量每天補助到一斤。
幹部們在生產基地裏,種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還養殖了數十頭肥豬和一二百隻羊。基地在度荒的日子裏,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幹部們還感到,經過這種鍛煉,在感情上和群眾更接近了。
還有件值得一記的事,是種植蘑菇。培育蘑菇需要馬糞,而這東西中南海裏是沒有的,必須走出紅牆。那時北京還可以條條道路走馬車,中南海內各單位的幹部們騎著自行車,帶著籮筐、口袋,滿大街地去撿馬糞。
當時已是嚴冬之際,人們不顧寒風凜冽,見糞就拾,連那些被行人、車輛壓扁了的,凍結在路上的馬糞也摳出來。馬糞撿回來後,堆放在一間房子裏,澆上大糞湯,經過發酵消毒,搬進了政治局開會的西樓會議室的地下室。在這裏,人們播下蘑菇種,結果長勢良好,喜獲豐收,送到食堂裏和別的菜摻在一起吃了幾頓。
4
在困難時期,中南海裏的各大灶食堂,不能像以往那樣,每頓有幾樣菜肴供人們選擇了。僅有幾樣,還都憑票供應;稍有點葷腥和油水的菜,要憑另一種數量極少的葷菜票。主食也分粗糧、細糧,也都按量按比例供應,細糧占的比例小,吃完了多數時候要吃粗糧。
這樣一來,到大灶食堂吃飯,除了要帶飯菜票外,還要帶各種票券。食堂因此也多了一重麻煩,除了賣飯菜票外,還要分發出售各種票券。陳毅女兒陳珊珊印象較深的是她曾幫助食堂的管理員賣飯菜票和其他票券。
由於種類太多,賣著賣著就稀裏糊塗了。管理員問她究竟收了多少錢了,她說:“我隻是幫您收,但多少我也搞不清。”弄得管理員有點急了,因為那時在錢的問題上是不敢馬虎的,錢賬不清可是比較嚴重的錯誤,在困難時期就更敏感,管理員不敢怠慢,連忙說:“算了算了,還是我自己來吧。”
許多原先在家吃飯的孩子被家長們趕到了大食堂吃飯,食堂裏的孩子多了,而且這些新加入食堂吃飯隊伍的孩子特別興奮。在這裏,要好的孩子擠在一堆兒吃,沒大人的管束,就自由自在多了。
飯桌上的胃口好壞,多數情況下並不在於食物精糙優劣,而在於和誰在一起吃。這裏沒有家長,可以自由組合,誌趣和話題相近,有輕鬆歡快漫無邊際地瞎聊天佐餐,即便是窩頭、熬白菜,也能吃得有滋有味;即便是獨自吃起來很費勁的黑色白薯麵餅子,也能不知不覺地咽進肚裏。
自己排隊,自己掌握和運用手中的飯菜票,自己選擇決定購買哪樣飯菜,對初來大食堂就餐的孩子來說,和在家時大異其趣,特別有新鮮感。
稍有點葷腥的菜,有時即使是憑特殊的票券,也不一定能買到,要早到、要排隊。於是孩子們就互相站隊,早到的孩子讓後來的孩子夾進隊伍。孩子有時還喜歡湊熱鬧,看見第
一個買了什麽後,就都買什麽,致使某些數量比較少的菜,多被孩子們買了。
“我們的這些行為,引起了一些單身的成人的不滿,因為是孩子,不可能想得那麽周全。但多數情況下,成人還是很體諒孩子的。”當年熱心為別人站隊的李紫陽,回憶起在國務院大灶食堂吃飯時的情景。
說到國務院大灶食堂,還要加敘幾句。國務院本來分大、中、小三個灶,相互挨得很近,就在進國務院西門不遠往南一拐的地方。
1958年,周恩來檢查國務院幹部生活情況,到食堂吃飯時,他堅決不到中、小灶吃,而是在大灶食堂排隊買飯吃的。周恩來在大灶吃飯後,有人寫了大字報,提出高級幹部應該向周恩來學習,破除等級觀念。小灶、中灶隨之取消了,隻設大灶。
也是在國務院大食堂吃飯的石小林說:“困難時期在大食堂,我們最愛吃的是一種叫‘折籮’的菜。所謂折籮,就是宴會的殘羹、大燴菜的剩餘,因為一是這些剩菜各種各樣都混在一起,二是啃過的骨頭、魚刺等也被用餐桌布兜著折了進來,就像把什麽都折進籮筐一樣。”
說到大燴菜,也需稍做解釋。國務院照常例每周要舉行一次部長會議,會議通常一開就到了中午,與會的部長們就留在國務院會議廳裏吃飯。除了三四樣小菜,也就是鹹菜、醬豆腐,主菜是蔬菜、豆腐、粉條加上點肉或排骨一鍋燴的,所以叫大燴菜,就餐者每人交5毛錢。
“如果能買到折籮的話,我們就特別高興。記得一次吃折籮是星期六中午,因為下午沒課,我和童小鵬的兒子童非非一邊吃一邊聊。我問他現在最想吃什麽,他正嘬著折籮裏一塊啃過的骨頭,就說想吃一塊正經的排骨。我說你想得比我好,我就想吃一碗真正燒肉的湯拌的米飯,不是這種剩肉湯燒的菜的湯。我們的話被食堂的大師傅聽見了,他到廚房裏端出鍋,又給我們倆一人一勺折籮。”說到這兒,石小林仿佛又沉浸到當年的那個環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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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吃飯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便成為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飯桌上的話題。剛剛上了大學的胡木英,因為學校的飯既少油水,又不能管飽,每星期天都回家,靠揩父母的油,找補回來一點兒,自然會聽到一耳朵父母與此相關的議論。
因為母親在中國科學院工作,胡木英在共同進餐的飯桌旁,聽到父親常向母親詢問能否運用一些科學的原理、一些可操作的方法,為渡過難關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在三年困難時期曾經熱鬧過一陣子“小球藻”、“人造蛋白”和“植物蛋白”等等,胡木英偶爾聽母親給父親講解過有關的情況。
所謂“小球藻”,是夏天長在水塘裏的綠色物質,在顯微鏡下,可以看出其浮生顆粒鏈狀形態,是水中動物的食物。它可以在池塘、水缸裏培養。養殖一段時間後,將其撈出濾淨,可以摻和在飼料中,喂養家畜;也可以添加在供人食用的食品中,具有一定的營養價值。
“植物蛋白”的製造,是用淘米洗菜的泔水發酵,待其長出一層白膜而未變黃、變紅之際及時撈出,和麵烹製,做成肉狀,燴在菜裏,權當肉的代替品。
1960年7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量生產小球藻》,文章中說小球藻“蛋白質含量比大米高5倍,比小麥高3倍多”。“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試製糕點、麵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醬等食品,質高味美,清香可口。”稱小球藻培育的成功,“是我國人民在大躍進中的一項偉大的創舉”,利用小球藻“不是小事”。
《人民日報》自創刊之日始,就一直在胡喬木的指導下工作,許多社論,皆由他親自執筆擬成。《大量生產小球藻》一文,會不會與胡喬木夫婦在飯桌邊的交談相關呢?
胡木英還記得,父母在飯桌旁討論過采用何種辦法,使同樣的生米做出更多的熟飯來。不久,人們還真琢磨出一種叫“雙蒸飯”的做法來:先將米燜熟,再放進蒸屜裏再蒸一遍,使米粒更加膨脹,能使燜出的一碗飯,脹到一碗半。這種飯,吃起來已毫無口味,但能在胃裏多占空間,讓人有飽的感覺。困難時期,“雙蒸飯”成了中南海裏食堂最盛行的米飯製作方法。
當然,那時人們想出的辦法,可行的、不可行的,科學的、異想天開的,甚至如今看來可笑的,遠遠不止這些。由於出發點是為了渡過難關,一有個什麽發明,就被大張旗鼓地宣傳,站在第一線的,自然是中共中央宣傳部。
在困難時期,食用油極其匱乏。既然人們動過讓一碗米膨脹出一碗半的腦筋,就也會動腦筋讓半斤油變成一斤油,不知是誰發明了利用超聲波振蕩的辦法使油膨化。中宣部發出通知,要求中直機關各單位都派個負責人,到中宣部觀摩食用油膨化演示。
中南海裏有的孩子的父親,被派去沙灘中宣部的大院觀摩。現場演示的人,把半斤油倒進一個容器,再對人一些水,放人簡易製作的超聲波振蕩器,超聲一陣後,就宣布水已經變成油了,要求各單位大力推廣。
於是,觀摩過的人回到各單位,便把看到的情況宣講一遍,發動單位裏的幹部到處找鐵管子頭,把兩頭砸扁了,嵌進刮胡子的刀片,做超聲波振蕩器。中南海西大灶,也搞了不少類似的實驗,但並不像現場演示的那麽靈,沒有出現水變油的奇跡,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植物油膨化不成功後,人們又把注意力轉向從動物、甚至昆蟲中提取食用油和營養。中央辦公廳就抽調中央警衛團的幹部、戰士和機關工作人員,組織打獵隊,到內蒙草原打黃羊、野驢等。將獵物分到各個單位的食堂,增加一點葷腥,熬一點油,給幹部們打了幾回牙祭。
此外,就是號召大家動手捉蟲子。當時的一些報刊還發表文章,宣傳介紹各種蟲子的營養價值,什麽什麽可食用,什麽什麽蛋白質含量高。有關方麵還在北京鋼鐵學院辦了展覽,也通知各單位都去人參觀。展覽室裏擺著一個一個的大瓶子,裏麵裝著脂肪狀的東西。每個瓶子上貼著標簽,寫明是哪種昆蟲提煉的。
參觀回來,又是一番動員,中南海機關的幹部們,在工作之餘,便四處去捉蟲子,在牆角下,在大樹下,刨土尋找。可中南海方圓之內,又能捉到多少昆蟲呢?熱乎了一陣之後,也是無疾而終。
總之,為了渡過難關,什麽辦法都想了。中南海裏一直養著魚,專門有養魚班負責打草喂魚。以往是隔一段時間撒網捕一點兒,主要是給食堂,也賣一些,但次數很少,所以魚長得挺大。由於多年的積累,在困難時期為了增加一點葷腥,打魚的次數就多了一點兒。
關於魚,還有一個故事。1961年春節前,青海省委知道黨中央機關生活艱苦,從青海湖打了2000多斤鰉魚,送到國務院,說是給周總理送魚,並請周總理轉送黨中央。
周恩來得知後立即指示:第一、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困難時期黨中央應該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這樣的饋贈;第二、既然魚已經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擱可能腐爛。就由北京二商局按市場價格收購,隨即在市場上出售。中共中央機關和國務院,一斤也沒有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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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況好像比上一年更有
過之。在北京第十三中學上學的鄧樸方,就感覺學生食堂分的雜麵饅頭,越吃越小。中學生正是能吃的時候,一個饅頭咬幾口就沒有了。幹的沒了,大家就搶著喝稀的,喝得肚子脹鼓鼓的,可過不多久饑餓感就回來了。
就在這時,他們從報紙上看到某位知名科學家提出“少活動,曬太陽”,可以抵抗饑餓的介紹;繼而又有人換算出曬多少時間相當於吃一個雞蛋。他們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飯後,就走到操場上,往沙坑裏一躺,開始“吃”這種“太陽雞蛋”。
機關的叔叔、阿姨們,大概也是受這種宣傳的影響,在昊日當午之際,也大“啖”“太陽雞蛋”。吳繼光的妹妹吳繼平說:“困難時期星期天在家,就可以看見工字樓裏的大人,中午都拿個小凳子出門,坐在太陽底下曬太陽,一邊曬一邊說話,聊著聊著就聊到現實問題上,看誰的腿浮腫了,互相按著,比較誰的坑深,複原得慢,就說明誰浮腫得厲害,然後就開始按摩,以使之複原。”
在和她爸爸交談時,她爸爸說:“孩子的媽媽因為把有點營養的東西都省給孩子了,自己營養不良都浮腫了。我好一點,是因為每個星期開國務會議時都要上會,跟著吃一頓大燴菜,能補充點營養。”
吳繼平還記得她的兩個哥哥,都在長身體,放開肚子猛吃猛喝的年紀,總吃不飽,實在受不了了,就在家裏亂翻,找著什麽吃的就吃個精光,結果老因此打亂大人的計劃,挨大人的打。
有一次,他們在家裏找了半天,什麽也沒找到,隻找到一隻裝著綠色液體的瓶子。他們嚐了嚐,那液體有點甜有點辣,也不知是什麽。兩人開始還不敢多喝,後來實在餓得難耐,便把那發甜的液體喝光了。這下不得了,喝完他們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沒醒過來。原來那是一瓶青梅酒,沒喝過酒的他們都醉了。
回憶說對三年困難時期感受不深的,是陳曉魯,他恰在那個時候患了肝炎。
那一時期為了支持中東地區國家的獨立鬥爭,中國人民在自己極度困難的情況下,還用外匯從這些地區的國家購進一些產品。北京市場上一度比較多見的叫做“伊拉克蜜棗”的蜜棗,大概就屬這種性質。陳毅家就有時買點兒這種棗核中間有一道深溝的“伊拉克蜜棗”。
可過了一陣子,傳說這種蜜棗帶有肝炎病毒,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市場上這種蜜棗漸漸絕跡了。陳曉魯患肝炎,有的朋友說是吃“伊拉克蜜棗”傳染的;而他家裏的其他人大概也會品嚐這種棗,卻未因之罹病,可見這種社會上流行的傳言不一定準確。
肝炎這種病,需要好好休息。中國人對肝炎,曆來有一種以養為主,以治為輔的傳統療法。所謂養,就是多吃些有營養的食品,多吃糖,避免操勞。雖然在困難時期,家裏還是想方設法給他弄來一些糖。他這一養,在家中整整蹲了兩年。
陳曉魯說他就是在養病期間,開了竅。以往整天學習,生出厭惡感。患病後,成天窩在家中,沒學可上,沒同學陪伴了,反而生出渴望,想讀書上學了。從病愈返校後,學習大變,刻苦奮發,成績一下提高了許多。當然,這也都是後話。
即便是受到了很好的照顧,陳曉魯還是因為油水少而特別饞肉。一次,天色已晚,他和張寰在中海邊溜達,從在國務院這邊看船的老張師傅住處經過。老張師傅看見他們,說:“我撿到了一隻死烏鴉,燒好了,你們想不想吃?”
烏鴉,中南海裏特別多,冬季的黃昏之後,岸邊的柳樹上,結冰的海麵上,盡是烏鴉,有時黑壓壓地覆蓋了一半的冰麵。但它那醜陋的樣子,誰也沒想到過吃它,記得魯迅改編的中國神話故事裏。提到過嫦娥就是忍受不了人間日子清苦,丈夫隻能給她打到烏鴉吃,才奔月而去。在故事裏,烏鴉肉被形容得酸澀難吃。
據說在困難時期,中南海裏也打過烏鴉,改善夥食。但幾天之後就難覓烏鴉蹤影了,而且杯水車薪,也解決不了什麽問題,也就不再打了。陳曉魯、張寰過去也沒嚐過烏鴉肉,但此刻仿佛隻要帶個肉字,就能讓他們垂涎欲滴。
他們跟著老張師傅進了房間,用手抓起一塊烏鴉肉就吃。張寰開始對吃烏鴉肉還有幾分猶豫,問陳曉魯:“好吃嗎?”陳曉魯一麵說不好吃,一麵吃個不停。張寰一看再不動手,就要被吃光了,趕緊抓起一塊大嚼起來。一隻烏鴉總共沒多少肉,幾下就吃完了。如今回憶起來,張寰說:“究竟是什麽味,我現在也不知道該怎麽描述了。”
能說出烏鴉滋味的,是李紫陽:“在困難時期之前,陳毅老嫌烏鴉吵,影響休息。就曾建議要打,不知為什麽沒有打,直到困難時沒吃的,才打了烏鴉,一開始打了好多,食堂做了給大夥吃。我就是從此知道了烏鴉的味道,當時覺得挺好吃的,跟雞肉好像沒什麽區別。”但也就吃了幾頓就沒了,並不是每個人都在食堂吃到了。
(摘自《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
摘自：《中外期刊文萃》2005年24期 作者：王 凡 東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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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肉，不吃蛋”:“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南海(1)
2005-08-03 14: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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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時吃幹，閑時吃稀
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國曆史上被稱為“三年困難”的時期。
麵對工農業生產跌入穀底導致的生活資料匱乏和饑饉的嚴酷現實，最難過的莫過於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國家強盛富庶而發出大躍進號召的毛澤東本人了。他對全體工作人員宣布：“我們要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毛澤東當年在延安的一句口號“忙時吃幹，閑時吃稀”再度被寫刷到了牆上。
領導自減糧食定量
中央人民政府將每個國民的口糧定量減到最低限度。低標準，瓜菜代。中共中央緊急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帶頭，國家幹部帶頭。領袖們首先帶頭勒緊褲腰帶，渡過難關。
中南海裏，機關幹部們開始重新定量，先由個人報數再由群眾公議評定。身高體闊的毛澤東，自報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6斤。劉少奇報得最低，隻有18斤。周恩來報了24斤。朱德和毛澤東一樣，也是26斤。
這一情況傳到各單位黨支部和黨小組後，大家都認為領袖們自報的定量偏低了，起碼應該和絕大多數男性幹部們一樣，定在28斤。但是領袖們都堅持說夠了，已經寫過，不要變動了。就這樣開始按照他們報的數量發給他們糧票。
在領袖們的帶動下，整個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都勒緊了褲帶，每位工作人員都把自己的糧食定量降了下來。定量是壓縮了，可營養不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為了在糧食定量減少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增加一些營養，食堂的大師傅們和幹部們想了一些辦法，他們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糧食摻和在一起吃。
最開始是采集自然生長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錢兒等。中南海裏，特別是沿著中南海的外牆，種植了不少榆樹。榆樹的葉子形狀有點像古錢，俗稱“榆錢兒”。采摘來後，大師傅們就把嫩“榆錢兒”和在麵裏，使蒸出的饅頭個大一些。
自然生長的東西很快就被摘光了。於是人們就種植一些野菜，比較普遍的是一種俗稱“掃帚菜”的植物。這種野菜枝蔓多而密，把葉子擼淨後，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掃帚，其俗稱大概就是這麽來的。這種野菜特別好生長，路邊或犄角旮旯，再貧瘠的地方也能長得很茂盛。掃帚菜葉和上玉米麵或白麵，放在籠屜裏蒸熟了也不難吃。
孩子們也沒有特權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除了寄宿在學校或在學校定餐的孩子還在學校吃飯外，原先平時在家裏吃飯的孩子，大多在家長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機關幹部、工作人員們一起吃飯。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別是朱德，他不僅是把孫輩們都趕去了大灶食堂，還提出要求：不準老買好菜，不準超過大多數人的飲食標準，不準超過自己的定量。
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著黨內高級幹部的待遇，有一定的營養補助。但是他們從培養鍛煉孩子出發，從不讓孩子享受不該享受的待遇，總是讓孩子在大灶食堂進餐。當然有時星期天例外，因為多數成了家的幹部星期天都自家開夥。
在三年困難時期，李訥正在北京大學讀書，和學校裏所有的學生一樣，她也重新申報了糧食的定量。回家時，毛澤東向她問起學校的情況，她告訴父親，自己是共青團員，應該多為國家分擔困難考慮，申報時把定量壓到21斤。
毛澤東聽女兒這樣說，感到很欣慰，同時也露出一絲憂慮，畢竟女兒還是在長身體的年紀。李訥接著說：“學校考慮我們正處成長發育期，將學生的定量統一定為27斤。”
“這我就放心了，這個定量基本能保證學生的營養了。”她感覺到父親好像鬆了口氣。但父親隨即又說：“井岡山時期，打仗的戰士還吃不上這個定量。”她明白父親的心思，想想前輩度過的更艱苦的歲月，眼前的難關就能挺過去了。
困難的日子並沒有很快過去，而且仿佛在加重。一次有個衛士到北大看李訥，李訥告訴他，在學校裏吃不飽，又沒有油水，老覺得餓得慌。衛士回到中南海，把情況反映給李銀橋，李銀橋自作主張，讓衛士悄悄給李訥送去了一包餅幹。
幾天後，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他批評李銀橋：“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為什麽還要搞特殊化？”
李銀橋辯解說：“別人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毛澤東火了，拍著桌子說：“別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塊餅幹也不許送！”
一個星期天，李訥回到家裏，毛澤東破例讓她在家裏和自己一起吃了頓飯。此時正是毛澤東宣布了“三不規定”之際，家裏的飯菜也沒太大的油水。可餓了一星期的李訥，看見桌子上三四盤炒菜、一碗湯，外帶辣子、雪豆腐等小碟，胃口一下就被吊起來了。她沒等父親下“吃飯”的命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舌頭被燙得“噝噝”直吹。“慢點吃，別著急。”女兒的每一個細微的動作，毛澤東都看在眼裏，但話音依然平靜。
由於在學校吃飯都很快，李訥已經習慣了。她並沒有想到掩飾，一邊說一邊不停地扒飯。她第一個吃完了自己碗裏的飯，端著空碗，眼睛卻忍不住瞟向桌上的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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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肉，不吃蛋”:“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南海(2)
2005-08-03 14: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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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訥從來就不是個貪吃的孩子，如今這副模樣意味著什麽？明察秋毫的毛澤東心裏很清楚。他停住了筷子，江青也怔了一下，繼而把自己碗裏的飯撥到女兒的碗裏。
“哎，你們怎麽不吃了？”生活上粗線條慣了的李訥詫異地問道：“媽媽，你怎麽吃得這麽少？”“這幾天胃不舒服，老泛酸水、不敢多吃。”江青說著又用手揉著心口。過了一會兒，她低頭離開了飯桌。
毛澤東拿起了報紙，一邊看一邊說：“我年輕時在湖南搞農村社會調查，有次餓了一天，討到一碗米飯……”李訥吃得正香，沒搭父親的話：“你們不吃我就全打掃了啊。”
“唔，打掃幹淨。三光政策，不要浪費。”說完，毛澤東又把目光從女兒身上移開，轉向報紙，直到李訥把桌上的盤子都拾掇幹淨。
目睹了這一情景的衛士，心裏很不忍心。事後向毛澤東進言：“主席，李訥太苦了，我想……”沒等他說完，毛澤東就打斷了他：“和全國人民比較來說，她還算好一些的呢！”“可是……”“不要說了。我心裏並不好受，她媽媽也不好受。她是學生，按規定不能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澤東歎了口氣說，“還是各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現在這種形勢尤其要嚴格。”
在困難時期，毛澤東曾有過一星期不吃米飯、7個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記錄。幾位領袖都跟著毛澤東不吃肉了。周恩來過意不去，關切地勸毛澤東吃一點肉。但是毛澤東的一句“你吃了嗎”的反問，就把周恩來的口給堵上了。
為了使毛澤東增加營養，中南海裏負責為首長服務的部門領導費盡了心思。肉、蛋這些東西毛澤東絕對不碰，但是他不拒絕野食。像偶爾弄兩隻麻雀，在中南海裏撈點寸把長的小魚蝦，還是能勸他吃一點的。於是工作人員就打幾隻麻雀或掏兩個麻雀窩，或者用筐撈些小蝦。但這隻能間隔一段時間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否則，主席同樣不吃。
在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曾過了三個生日。從現在保存下來的菜譜看，這三個生日都過得相當簡單，與平時沒有多少區別。三個生日宴上，沒有酒，沒有壽糕，也看不出絲毫喜慶氛圍。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69歲生日，他隻吃了早餐，晚上僅吃了一碗麥片粥。早餐時，毛澤東請了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吃，菜譜上記載著這樣幾道菜：“幹燒冬筍、油爆蝦、白汁鯉魚、雞油冬瓜球、炒生菜。”
發黴的白薯幹
60年代困難時期，劉少奇的幾個子女還都很小，但他們都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堅持在學校住宿吃飯，和別的孩子一樣同甘共苦。當時許多人勸劉少奇和王光美把孩子接回家吃住、生活，可以比學校過得好一些，但劉少奇堅決不同意。他說：“國家主席的孩子應該和工農群眾的孩子一樣，不能搞特殊。群眾吃不飽，我們有責任。讓孩子們嚐嚐吃不飽的滋味，有好處。等到他們將來為人民辦事的時候，會更好地總結經驗教訓，再不要讓人民吃不飽飯了。”
有一次，北京第二實驗小學食堂發給每個學生的午餐是幾塊白薯幹，黑糊糊的還有些發了黴。劉源咬了一口味道很不好，就給扔了。這事發生在臨近星期六放假那天，所以一回家，劉源就把這件事對父親劉少奇講了。當時劉源認為學校這樣做不對，怎麽能把發黴的東西給學生吃呢？劉源講的時候理直氣壯。
然而他沒想到，劉少奇聽了後，語調沉緩地告訴他：“目前整個國象正處在困難時期，怎麽說你們還有吃的，偶爾才吃上這麽一點不好吃的東西。你要知道還有許多群眾連這樣的東西都吃不上呢。你們還沒有嚐過吃不飽的滋味。你們應該嚐嚐群眾吃不飽的滋味，那樣才會有和群眾同樣的感受，才會有人民的觀念。將來你們為人民辦事的時候，也才會和人民站在一邊。”
聽了父親的話，原來想得很簡單的劉源好像一下子領悟了許多，並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慚愧。當時沒有誰要求他怎樣做，但他一回到學校，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幹，衝洗幹淨，吃了下去。朱德中南海“開荒”
給自己定量縮減到26斤的朱德，對如何度過困難時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總有長期堅持在房前屋後開荒種瓜、豆、蔬菜的習慣。而且即便在沒有饑荒的時候，康克清也常陪老總外出，剜點野菜讓家人嚐嚐鮮，把瓜豆蔬菜、野菜同糧食摻和著吃，這對朱老總家裏的人來說早已習慣了。
困難時期，朱德和康克清帶領身邊的幹部和孫輩們，開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種了一些雜糧，還鼓勵孫輩們自己挖洞，飼養了一些兔子。朱老總依靠自家的力量解決了糧菜不足的問題。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勞動的果實外，朱德像以往一樣，將一部分送給大灶食堂。
朱老總家在房前屋後，開荒種植蔬菜雜糧的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開來。許多院落房前房後的空地，被開墾了出來、種上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一時間中南海內的房前屋後到處都生長著高高低低重重疊疊的農作物，這反而為中南海增添了幾分綠色。
地開出來，種子撒上後，人們便又操心如何積肥、改良土質的問題，以使農作物長得更茁壯，結出更多的果實。當年為了積肥，家住中南海的孩子們還做出過一些很可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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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肉，不吃蛋”:“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南海(3)
2005-08-03 14: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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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大人們在秋後，把幹樹葉和幹雜草什麽的，燒成草木灰，當做肥料撒在開出的地裏。孩子們就以為凡是可燃燒的東西，燒完的灰都可以做肥料。於是就在中南海裏到處搜羅可燃燒的東西，堆在他們自已開出的荒地邊上燒。
一天，幾個父母在政治秘書室工作的孩子，在拆了的舊房子瓦礫堆裏，抽出了一些油毛氈，把它和幹樹枝葉放在一起燒，以為找到好肥料了。油毛氈燃著後，冒出滾滾的黑煙驚動了中南海裏的警衛人員，以為著火了。
警衛人員跑來撲滅了火，並通知其家長，說他們的孩子在放火。孩子們的家長隨即都趕來，當問明了原因後，都有點哭笑不得。
當時每個家庭除了在自家門口開一小片荒外，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還在1960年春天，在北京郊區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個農副產品生產基地。機關幹部和工作人員輪流去那裏參加勞動，每人每年去一個月。去勞動的人，每天補助一斤糧食。
總理關於“魚”的批示
幹部們在生產基地裏，種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還飼養了數十頭肥豬和一二百隻羊。在技術人員的指導下，一年下來即見成效。生產基地農作物的豐收，使機關食堂裏的夥食有了改觀。同時幹部們還感到，經過這種鍛煉，在感情上和群眾更接近了。這個農副業生產基地因此堅持辦了下來。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被劃歸到附近的人民公社。
為了渡過難關，什麽辦法都想了。中南海裏一直養著魚，專門有養魚班的人負責打草喂魚。以往是隔一段時間撒網捕一點，主要是給食堂，也賣一些，但次數很少，所以魚長得挺大。由於多年的積累，在困難時期為了增加一點葷腥，打魚的次數就多了一些。
困難時期還有一個關於魚的故事。1961年春節前青海省委知道黨中央機關生活艱苦，從青海湖打了2000多斤鯉魚，送到國務院，說是給周總理送魚，並請周總理轉送黨中央。
周恩來得知後立即指示：第一，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困難時期黨中央應該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這樣的饋贈；第二，既然魚已經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擱時間可能腐爛，就由北京二商局按市場價格收購，隨即在市場上出售。中共中央機關和國務院一斤也沒有留。
“太陽雞蛋”和青梅酒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況好像比上一年更有過之。在北京第十三中學上學的鄧樸方就感覺學生食堂的雜麵饅頭越吃越小。中學生正是能吃的時候，一個饅頭咬幾口就沒有了。幹的沒了，大家就搶著喝稀的。一桌8個人能喝上盆棒子麵粥，喝得肚子脹鼓鼓的。但畢竟是稀的，過一陣子肚子就又生出了饑餓感。
就在這時，鄧樸方他們從報紙上看到某位大科學家提出“少活動，曬太陽”可以抵抗饑餓的介紹。繼而又有人換算出曬多少時間相當於吃一個雞蛋。他們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飯後就走到操場上，往沙坑裏一躺，開始吃這種“太陽雞蛋”。
在中南海裏的機關裏，大概也是受這種宣傳的影響，在每正當午之際，也大啖“太陽雞蛋”。
吳慶彤的女兒吳繼平說：“困難時期星期天在家，就可以看見工字樓裏的大人，中午都拿個小凳子出門，坐在太陽底下曬太陽，一邊曬一邊說話。看誰的腿浮腫了，互相按著，看誰的坑深複原得慢，就說明誰浮腫得厲害，然後就開始互相按摩。”她的父親說：“孩子的媽媽因為把有點營養的東西都省給孩子了，自己因營養不良全身都浮腫了。我好一點，是因為每個星期開國務會議時都要參加，就能跟著吃一頓大燴菜，能補充點營養。”
吳繼平還記得她的兩個哥哥，當時都是在長身體、放開肚子猛吃猛喝的年齡，在那個時候總是吃不飽。實在受不了了，就在家裏亂翻，隻要找著什麽吃的，就吃個精光。結果老是因此打亂大人的計劃，挨大人的打。
有一次，他們在家裏找了半天，什麽也沒找到，找到一個裝滿綠色液體的瓶子。他們嚐了嚐，那液體又甜又辣也不知是什麽。兩人開始還不敢多喝，後來實在餓得難耐，便把那液體喝光了。這下不得了，喝完後，他們都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沒醒過來。原來那是一瓶青梅酒。
■摘自《黨史博覽》
2008年8月4日 星期一
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南海
［ 作者：《黨史博覽》 來源：《毛澤東百周年紀念》 2005-11-29 值班編輯：劉明秀 ］
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國曆史上被稱為“三年困難”的時期。
麵對工農業生產跌入穀底導致的生活資料匱乏和饑饉的嚴酷現實，最難過的莫過於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國家強盛富庶而發出大躍進號召的毛澤東本人了。他對全體工作人員宣布：“我們要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毛澤東當年在延安的一句口號“忙時吃幹， 閑時吃稀”再度被寫刷到了牆上。
領導自減糧食定量
中央人民政府將每個國民的口糧定量減到最低限度。低標準，瓜菜代。中共中央緊急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帶頭，國家幹部帶頭。領袖們首先帶頭勒緊褲腰帶，渡過難關。
中南海裏，機關幹部們開始重新定量，先由個人報數再由群眾公議評定。身高體闊的毛澤東，自報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6斤。劉少奇報得最低，隻有18斤。周恩來報了24斤。而當時大多數男性幹部們的糧食定量是28斤。在領袖們的帶動下，整個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都勒緊了褲帶，每位工作人員都把自己的糧食定量降了下來。為了在糧食定量減少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增加一些營養，食堂的大師傅們和幹部們想了一些辦法，他們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糧食摻和在一起吃。
在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的三個生日都過得相當簡單，與平時沒有多少區別。三個生日宴上，沒有酒，沒有壽糕，也看不出絲毫喜慶氛圍。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69歲生日，他隻吃了早餐，晚上僅吃了一碗麥片粥。早餐時，毛澤東請了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吃，菜譜上記載著這樣幾道菜：“幹燒冬筍、油爆蝦、白汁鯉魚、雞油冬瓜球、炒生菜。”
孩子們也沒有特權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除了寄宿在學校或在學校定餐的孩子還在學校吃飯外，原先平時在家裏吃飯的孩子，大多在家長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機關幹部、工作人員們一起吃飯。特別是朱德，他不僅是把孫輩們都趕去了大灶食堂，還提出要求：不準老買好菜，不準超過大多數人的飲食標準，不準超過自己的定量。
北京第二實驗小學食堂發給每個學生的午餐是幾塊白薯幹，黑糊糊的還有些發了黴。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咬了一口味道很不好，就給扔了。
然而他沒想到，劉少奇聽了後，語調沉緩地告訴他：“目前整個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怎麽說你們還有吃的，偶爾才吃上這麽一點不好吃的東西。你要知道還有許多群眾連這樣的東西都吃不上呢。你們還沒有嚐過吃不飽的滋味，你們應該嚐嚐群眾吃不飽的滋味，那樣才會有和群眾同樣的感受，才會有人民的觀念。將來你們為人民辦事的時候，也才會和人民站在一邊。”聽了父親的話，原來想得很簡單的劉源好像一下子領悟了許多，並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慚愧。當時沒有誰要求他怎樣做，但他一回到學校，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幹，衝洗幹淨，吃了下去。
朱德中南海“開荒”
朱老總有長期堅持在房前屋後開荒種瓜、豆、蔬菜的習慣。困難時期，朱德和康克清帶領身邊的幹部和孫輩們，開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種了一些雜糧，還鼓勵孫輩們自己挖洞，飼養了一些兔子。朱老總依靠自家的力量解決了糧菜不足的問題。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勞動的果實外，朱德像以往一樣，將一部分送給大灶食堂。
這種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開來。許多院落房前房後的空地，被開墾了出來，種上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一時間中南海內的房前屋後到處都生長著高高低低重重疊疊的農作物，這反而為中南海增添了幾分綠色。
當時每個家庭除了在自家門口開一小片荒外，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還在1960年春天，在北京郊區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個農副產品生產基地。機關幹部和工作人員輪流去那裏參加勞動，每人每年去一個月。去勞動的人，每天補助一斤糧食。
“太陽雞蛋”和青梅酒
鄧樸方他們從報紙上看到某位大科學家提出“少活動，曬太陽”可以抵抗饑餓的介紹。繼而又有人換算出曬多少時間相當於吃一個雞蛋。他們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飯後就走到操場上，往沙坑裏一躺，開始吃這種“太陽雞蛋”。在中南海裏的機關裏，大概也是受這種宣傳的影響，在每正當午之際，也大啖“太陽雞蛋”。
吳慶彤的兩個兒子，在那個時候總是吃不飽。實在受不了了，就在家裏亂翻，隻要找著什麽吃的，就吃個精光。有一次，他們在家裏找了半天，什麽也沒找到，找到一個裝滿綠色液體的瓶子。他們嚐了嚐，那液體又甜又辣也不知是什麽。兩人開始還不敢多喝，後來實在餓得難耐，便把那液體喝光了。這下不得了，喝完後，他們都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沒醒過來。原來那是一瓶青梅酒。（編輯：鍾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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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勒緊了褲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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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到1962年,是共和國曆史上被稱為“三年困難”的時期,對於這一時期的情勢,史書曾有如下記載:
“1960年糧食產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國時水平。輕工業生產急劇下降。黨和人民麵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許多地區因食物營養不足而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省份農村人口死亡增加。”
據統計,1960年與1957年相比,城鄉人民平均的糧食消費量減少了19.4%,其中農村減少了23.7%,植物油人均消費量減少23%,豬肉人均消費量減少70%。毛澤東當年在延安的一句號召,再度被寫到了牆上:“忙時吃幹,閑時吃稀”。
麵對工農業生產跌入穀底導致的生活資料匱乏和饑饉的嚴酷現實,最難過的,莫過於為了最快地使國家強盛富庶而發起大躍進的毛澤東本人了。他對一組的人宣布:“我們就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
為了共同渡過難關,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將每個國民的口糧定量減到最低限。“低標準,瓜帶菜”,中共中央緊急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帶頭,國家幹部帶頭,首先是領袖們帶頭。
中南海裏,機關幹部們開始重新定量,先由個人報個數,再由群眾公議評定。身高體闊的毛澤東,自報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6斤。劉少奇報得最低,隻有18斤。周恩來報了24斤。朱德和毛澤東一樣,也是26斤。
這一情況傳到各單位黨支部和黨小組後,大家都認為領袖們自報的定量偏低了,起碼應該和絕大多數男性幹部們一樣,定在28斤。但是領袖們都堅持說夠了,已經算過,不要變動了,就這樣,開始按照他們報的數量發給他們糧票。
在領袖們的帶動下,整個中南海勒緊了褲帶,每位工作人員都把自己的糧食定量降了下來。定量是壓縮了,可饑餓感和營養不良的現象,不可避免地膨脹了。
為了在糧食定量減少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增加一些營養,起碼讓腸胃裏有空間被填充了的感覺,食堂的大師傅們和廣大幹部們想了一些辦法,這就是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糧食摻和在一起吃。
最開始是采集自然生長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錢兒”。中南海裏,特別是沿著中南海的外牆,種植了不少榆樹,榆樹的籽形狀有點像古錢,俗稱“榆錢兒”。榆錢兒在嫩的時候,可以食用。采摘來後,大師傅們就把嫩榆錢兒和在麵裏,使蒸出的饅頭個兒大一些,同是二兩麵的饅頭,卻能在胃裏多占一點的空間。
自然生長的東西很快就采摘光了,於是人們就種植一些野菜,比較普遍的是一種俗稱“掃帚菜”的植物,其學名叫什麽還真不知道。這種野菜特別好生長,路邊或犄角旮旯,再貧瘠的地方也能長得很茂盛。掃帚菜葉拌上玉米麵或白麵,放在籠屜裏蒸熟了也不難吃。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除了寄宿在學校、或在學校定餐的孩子還在學校吃飯外;原先平時在家裏吃飯的孩子,大多在家長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機關幹部及工作人員們一起吃飯。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別是朱德,不僅是把孫輩們都趕去了大灶食堂,還提出要求:“不準老買好菜,不準超過大多數人的夥食標準,不準超過自己的定量。”
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著黨內高級幹部的待遇,有一定的營養補助,雖說是有限的一點兒,但孩子尚未對國家和人民做什麽貢獻,自然不該享受這種待遇。從克己奉公原則、從培養鍛煉孩子出發,就應該讓孩子在大灶食堂進餐。當然,有時候星期天例外,因為多數成了家的幹部,星期天都自家開夥。
於是,孩子們都跟著吃大灶的叔叔、阿姨們,“享受”到了特殊時期的新鮮食品。偶爾吃上這樣的食品,口感還挺新鮮的,所以中南海的孩子,對這類麵食的印象並不壞。後來聽有人回憶困難時期如何苦,把吃摻和野菜、“榆錢兒”的麵食也算上,孩子們都覺得有點不合適。
吃著滋味不太好的,孩子們記得的是那種地瓜(即白薯)麵窩頭,黑乎乎,黏唧唧的。其實北方的地瓜很甜,又算是粗糧,在孩子們的印象裏是最好吃的粗糧了,可不知為什麽弄成地瓜麵就變得難吃了。大師傅為了讓它好下咽,可是動了一番腦筋。有時加一點糖精,有時加一點鹽,但次數多了,加什麽也不起作用。
2
當時李訥正在北京大學讀書,和學校裏所有的人一樣,她也重新申報了糧食的定量。回家時,毛澤東向她問起學校的情況。她告訴父親,出於自己是共青團員應該多為國家分擔困難考慮,申報時把定量壓到了21斤。
聽女兒這樣說,毛澤東感到欣慰,同時也露出一絲憂慮,畢竟女兒還在長身體的年紀。李訥接著說:“學校考慮我們正處在成長發育期,將學生的定量統一定為27斤。”
“這我就放心了,這個定量基本能保證學生的營養了。”她感覺到父親好像鬆了一口氣。但父親隨即又說:“井崗山時期,打仗的戰士還吃不上這個定量。”她明白父親的心思,想想前輩度過的更艱苦的歲月,眼前的難關就能挺過去了。
困難的日子並沒有很快過去,而且仿佛在加重著。一次,有個衛士到北大看李訥,李訥告訴他,在學校裏吃不飽,又沒有油水,老覺著餓得慌。衛士回到中南海,把情況反映給李銀橋。李銀橋自做主張,讓衛士悄悄給李訥送去了一包餅幹。
不料此事被毛澤東得知了,批評李銀橋:“三令五申,為什麽還要搞特殊化?”李銀橋辯解說:“別人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毛澤東火了,拍了桌子:“別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塊餅幹也不許送!”
見毛澤東如此較真兒,誰也不敢再違規了,李訥一點接濟也得不到了,消瘦了許多。一個星期天,李訥回到家裏,毛澤東特意囑咐讓她在家裏和自己一起吃了頓飯。進中南海以後,毛澤東的所有子女,通常是按照父親的旨意在大食堂吃飯。
此時,正是毛澤東宣布了“三不”規定之際,家裏的飯菜,也沒太大的油水。可餓了一星期的李訥,看見桌子上三四盤炒菜一碗湯,外帶辣子、黴豆腐等小碟,胃口一下就被吊起來了。
她沒等父親下完“吃飯”的命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被燙得直噝噝吹舌頭。“慢點吃,別著急。”女兒的每一個細微的動作,毛澤東都看在眼裏,但話音依然平靜。
“在學校吃飯都很快,習慣了。”李訥並沒有想到掩飾,一邊說,一邊不停地扒著碗裏的飯,第一個吃完了自己碗裏的飯。她握著空碗,眼睛卻忍不住瞟向桌上的剩菜。
李訥從來就不是個貪吃的孩子,如今這副模樣意味著什麽,明察秋毫的毛澤東心裏很清楚,他停住了筷子。江青也怔了一下,繼而把自己碗裏的飯,撥到女兒的碗裏。
毛澤東拿起了報紙,一邊看一邊說:“我年輕時在湖南搞農村社會調查,有次餓了一天,討到一碗米飯……”李訥吃得正香,沒搭父親的訕:“你們不吃我就全打掃了啊。”“唔,打掃幹淨。三光政策,不要浪費。”
目睹了這一情景的衛士,心裏很不落忍。事後向毛澤東進言:“主席,李訥太苦了,我想……”沒等他說完,毛澤東就打斷了他:“和全國人民比較來說,她還算好一些的呢。”
“可是……”“不要說了。我心裏並不好受,她媽媽也不好受。她是學生,按規定不能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澤東歎了口氣說:“還是恪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現在這種形勢尤其要嚴格。”
據身邊的人回憶,在困難時期,毛澤東曾有過一星期不吃米飯,7個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記錄。周恩來過意不去,關切地勸毛澤東吃一點肉,因為幾位領袖都跟著毛澤東不吃肉了,所以毛澤東一句“你吃了嗎?”就把周恩來的口給堵上了。
為了使毛澤東增加營養,中南海裏負責為首長服務的部門領導費盡了心思。肉、蛋這些東西他是絕對不碰,但是他不堅決拒絕野食。像偶爾弄兩隻麻雀,在中南海裏撈點寸把長的小蝦,還是能勸他吃一點。於是,他們就打幾隻麻雀或掏兩個麻雀窩,或者用筐撈些小蝦。但這隻能間隔一段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
劉源也記得困難時期的一件事:“當時我還在實驗二小寄宿,平時父母不讓回中南海食宿。一次在學校吃飯,食堂發給每個人幾塊白薯幹,確實是黑糊糊的,還有些發黴了,我們一吃,很不是味,就扔了。
因為是臨近星期六放假的事,所以一回家,我就把這件事對爸爸講了,當時理直氣壯是覺得學校這樣做不對,怎麽能把發黴的東西給學生吃呢?”
他沒想到,父親聽了後,語調沉緩地告訴他:目前整個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怎麽說你們還有得吃,偶爾才吃上這麽一點不好吃的東西。要知道,還有許多群眾連這樣的東西都吃不上呢,你們還沒有嚐過吃不飽的滋味呢。你們應該嚐嚐群眾吃不飽的滋味,那樣才會有和群眾同樣的感受,才會有人民的觀念。
聽了父親的話,使原來想得很簡單的劉源,好像一下子領悟了許多,並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慚愧。當時沒有誰要求他怎樣,但他一回到學校,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幹,衝洗幹淨,吃了下去。
3
給自己定量縮減到26斤的朱德,對如何度過困難時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總長期堅持在房前屋後開荒種瓜豆菜蔬;而且即便在沒有饑荒的時候,康克清陪老總外出,也常剜點野菜讓家人嚐嚐鮮。用瓜豆菜蔬、野菜,同糧食摻和著吃,家裏的人早已訓練有素。
果然有一天的午餐,西樓小灶的飯桌上,端出了一盤摻了馬齒莧的玉米麵窩頭。家裏的其他人都搶著吃,卻不讓朱德吃:“您上了年紀,就不要吃了,讓我們吃吧。”
朱德說:“我怎麽不能吃啊,這比長征中吃的好多了,那時候馬齒莧還是最高級的野菜哩。現在生活好了,我們這些東西也吃得少了。今後就是在豐收年景,野菜也應該吃。每年吃點兒野菜,這對你們對我自己都有好處,還能使我們不忘記過去。”說完,拿起一個窩頭大口大口地吃起來,還一副吃得特別香甜的樣子。
從那以後,朱德和康克清帶領身邊的幹部和孫輩們,開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種了一些雜糧。還鼓勵孫輩們自己挖洞,飼養了一些兔子,依靠自家的力量,解決糧菜不足的問題。像以往一樣的是,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勞動的果實外,朱德仍舊將一部分送給大灶食堂。
朱和平回憶說:“當年我們自己種植的雜糧蔬菜,對度過艱苦的日子可是起了作用了。星期天食堂隻吃兩餐,中午我們就在房前屋後采摘點東西,自己做頓加餐充饑。為此,還專門置辦了個小煤氣灶,我們幾個孩子也上手當過家庭廚師。”
這種在房前屋後開荒,種植菜蔬雜糧的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開來。許多院落房前房後的空地,被開墾了出來,種上了向日葵、老玉米、南瓜、土豆……高高低低,重重疊疊。
許多甬道邊,牆根下,也被撒上了種子。牆根下多是攀緣的作物,像瓜、豆,都搭上了架子;甬道邊就是那種容易生長的野菜,像掃帚菜等,各種瓜豆菜蔬種上後,中南海裏又多了一道風景線。
除了在家門口開小片荒外,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還於1960年春,在北京郊區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個農副產品生產基地。機關的幹部和工作人員輪流去那裏參加勞動,每人每年去一個月。去勞動的人,定量每天補助到一斤。
幹部們在生產基地裏,種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還養殖了數十頭肥豬和一二百隻羊。基地在度荒的日子裏,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幹部們還感到,經過這種鍛煉,在感情上和群眾更接近了。
還有件值得一記的事,是種植蘑菇。培育蘑菇需要馬糞,而這東西中南海裏是沒有的,必須走出紅牆。那時北京還可以條條道路走馬車,中南海內各單位的幹部們騎著自行車,帶著籮筐、口袋,滿大街地去撿馬糞。
當時已是嚴冬之際,人們不顧寒風凜冽,見糞就拾,連那些被行人、車輛壓扁了的,凍結在路上的馬糞也摳出來。馬糞撿回來後,堆放在一間房子裏,澆上大糞湯,經過發酵消毒,搬進了政治局開會的西樓會議室的地下室。在這裏,人們播下蘑菇種,結果長勢良好,喜獲豐收,送到食堂裏和別的菜摻在一起吃了幾頓。
4
在困難時期,中南海裏的各大灶食堂,不能像以往那樣,每頓有幾樣菜肴供人們選擇了。僅有幾樣,還都憑票供應;稍有點葷腥和油水的菜,要憑另一種數量極少的葷菜票。主食也分粗糧、細糧,也都按量按比例供應,細糧占的比例小,吃完了多數時候要吃粗糧。
這樣一來,到大灶食堂吃飯,除了要帶飯菜票外,還要帶各種票券。食堂因此也多了一重麻煩,除了賣飯菜票外,還要分發出售各種票券。陳毅女兒陳珊珊印象較深的是她曾幫助食堂的管理員賣飯菜票和其他票券。
由於種類太多,賣著賣著就稀裏糊塗了。管理員問她究竟收了多少錢了,她說:“我隻是幫您收,但多少我也搞不清。”弄得管理員有點急了,因為那時在錢的問題上是不敢馬虎的,錢賬不清可是比較嚴重的錯誤,在困難時期就更敏感,管理員不敢怠慢,連忙說:“算了算了,還是我自己來吧。”
許多原先在家吃飯的孩子被家長們趕到了大食堂吃飯,食堂裏的孩子多了,而且這些新加入食堂吃飯隊伍的孩子特別興奮。在這裏,要好的孩子擠在一堆兒吃,沒大人的管束,就自由自在多了。
飯桌上的胃口好壞,多數情況下並不在於食物精糙優劣,而在於和誰在一起吃。這裏沒有家長,可以自由組合,誌趣和話題相近,有輕鬆歡快漫無邊際地瞎聊天佐餐,即便是窩頭、熬白菜,也能吃得有滋有味;即便是獨自吃起來很費勁的黑色白薯麵餅子,也能不知不覺地咽進肚裏。
自己排隊,自己掌握和運用手中的飯菜票,自己選擇決定購買哪樣飯菜,對初來大食堂就餐的孩子來說,和在家時大異其趣,特別有新鮮感。
稍有點葷腥的菜,有時即使是憑特殊的票券,也不一定能買到,要早到、要排隊。於是孩子們就互相站隊,早到的孩子讓後來的孩子夾進隊伍。孩子有時還喜歡湊熱鬧,看見第
一個買了什麽後,就都買什麽,致使某些數量比較少的菜,多被孩子們買了。
“我們的這些行為,引起了一些單身的成人的不滿,因為是孩子,不可能想得那麽周全。但多數情況下,成人還是很體諒孩子的。”當年熱心為別人站隊的李紫陽,回憶起在國務院大灶食堂吃飯時的情景。
說到國務院大灶食堂,還要加敘幾句。國務院本來分大、中、小三個灶,相互挨得很近,就在進國務院西門不遠往南一拐的地方。
1958年,周恩來檢查國務院幹部生活情況,到食堂吃飯時,他堅決不到中、小灶吃,而是在大灶食堂排隊買飯吃的。周恩來在大灶吃飯後,有人寫了大字報,提出高級幹部應該向周恩來學習,破除等級觀念。小灶、中灶隨之取消了,隻設大灶。
也是在國務院大食堂吃飯的石小林說:“困難時期在大食堂,我們最愛吃的是一種叫‘折籮’的菜。所謂折籮,就是宴會的殘羹、大燴菜的剩餘,因為一是這些剩菜各種各樣都混在一起,二是啃過的骨頭、魚刺等也被用餐桌布兜著折了進來,就像把什麽都折進籮筐一樣。”
說到大燴菜,也需稍做解釋。國務院照常例每周要舉行一次部長會議,會議通常一開就到了中午,與會的部長們就留在國務院會議廳裏吃飯。除了三四樣小菜,也就是鹹菜、醬豆腐,主菜是蔬菜、豆腐、粉條加上點肉或排骨一鍋燴的,所以叫大燴菜,就餐者每人交5毛錢。
“如果能買到折籮的話,我們就特別高興。記得一次吃折籮是星期六中午,因為下午沒課,我和童小鵬的兒子童非非一邊吃一邊聊。我問他現在最想吃什麽,他正嘬著折籮裏一塊啃過的骨頭,就說想吃一塊正經的排骨。我說你想得比我好,我就想吃一碗真正燒肉的湯拌的米飯,不是這種剩肉湯燒的菜的湯。我們的話被食堂的大師傅聽見了,他到廚房裏端出鍋,又給我們倆一人一勺折籮。”說到這兒,石小林仿佛又沉浸到當年的那個環境裏。
5
由於吃飯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便成為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飯桌上的話題。剛剛上了大學的胡木英,因為學校的飯既少油水,又不能管飽,每星期天都回家,靠揩父母的油,找補回來一點兒,自然會聽到一耳朵父母與此相關的議論。
因為母親在中國科學院工作,胡木英在共同進餐的飯桌旁,聽到父親常向母親詢問能否運用一些科學的原理、一些可操作的方法,為渡過難關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在三年困難時期曾經熱鬧過一陣子“小球藻”、“人造蛋白”和“植物蛋白”等等,胡木英偶爾聽母親給父親講解過有關的情況。
所謂“小球藻”,是夏天長在水塘裏的綠色物質,在顯微鏡下,可以看出其浮生顆粒鏈狀形態,是水中動物的食物。它可以在池塘、水缸裏培養。養殖一段時間後,將其撈出濾淨,可以摻和在飼料中,喂養家畜;也可以添加在供人食用的食品中,具有一定的營養價值。
“植物蛋白”的製造,是用淘米洗菜的泔水發酵,待其長出一層白膜而未變黃、變紅之際及時撈出,和麵烹製,做成肉狀,燴在菜裏,權當肉的代替品。
1960年7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量生產小球藻》,文章中說小球藻“蛋白質含量比大米高5倍,比小麥高3倍多”。“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試製糕點、麵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醬等食品,質高味美,清香可口。”稱小球藻培育的成功,“是我國人民在大躍進中的一項偉大的創舉”,利用小球藻“不是小事”。
《人民日報》自創刊之日始,就一直在胡喬木的指導下工作,許多社論,皆由他親自執筆擬成。《大量生產小球藻》一文,會不會與胡喬木夫婦在飯桌邊的交談相關呢?
胡木英還記得,父母在飯桌旁討論過采用何種辦法,使同樣的生米做出更多的熟飯來。不久,人們還真琢磨出一種叫“雙蒸飯”的做法來:先將米燜熟,再放進蒸屜裏再蒸一遍,使米粒更加膨脹,能使燜出的一碗飯,脹到一碗半。這種飯,吃起來已毫無口味,但能在胃裏多占空間,讓人有飽的感覺。困難時期,“雙蒸飯”成了中南海裏食堂最盛行的米飯製作方法。
當然,那時人們想出的辦法,可行的、不可行的,科學的、異想天開的,甚至如今看來可笑的,遠遠不止這些。由於出發點是為了渡過難關,一有個什麽發明,就被大張旗鼓地宣傳,站在第一線的,自然是中共中央宣傳部。
在困難時期,食用油極其匱乏。既然人們動過讓一碗米膨脹出一碗半的腦筋,就也會動腦筋讓半斤油變成一斤油,不知是誰發明了利用超聲波振蕩的辦法使油膨化。中宣部發出通知,要求中直機關各單位都派個負責人,到中宣部觀摩食用油膨化演示。
中南海裏有的孩子的父親,被派去沙灘中宣部的大院觀摩。現場演示的人,把半斤油倒進一個容器,再對人一些水,放人簡易製作的超聲波振蕩器,超聲一陣後,就宣布水已經變成油了,要求各單位大力推廣。
於是,觀摩過的人回到各單位,便把看到的情況宣講一遍,發動單位裏的幹部到處找鐵管子頭,把兩頭砸扁了,嵌進刮胡子的刀片,做超聲波振蕩器。中南海西大灶,也搞了不少類似的實驗,但並不像現場演示的那麽靈,沒有出現水變油的奇跡,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植物油膨化不成功後,人們又把注意力轉向從動物、甚至昆蟲中提取食用油和營養。中央辦公廳就抽調中央警衛團的幹部、戰士和機關工作人員,組織打獵隊,到內蒙草原打黃羊、野驢等。將獵物分到各個單位的食堂,增加一點葷腥,熬一點油,給幹部們打了幾回牙祭。
此外,就是號召大家動手捉蟲子。當時的一些報刊還發表文章,宣傳介紹各種蟲子的營養價值,什麽什麽可食用,什麽什麽蛋白質含量高。有關方麵還在北京鋼鐵學院辦了展覽,也通知各單位都去人參觀。展覽室裏擺著一個一個的大瓶子,裏麵裝著脂肪狀的東西。每個瓶子上貼著標簽,寫明是哪種昆蟲提煉的。
參觀回來,又是一番動員,中南海機關的幹部們,在工作之餘,便四處去捉蟲子,在牆角下,在大樹下,刨土尋找。可中南海方圓之內,又能捉到多少昆蟲呢?熱乎了一陣之後,也是無疾而終。
總之,為了渡過難關,什麽辦法都想了。中南海裏一直養著魚,專門有養魚班負責打草喂魚。以往是隔一段時間撒網捕一點兒,主要是給食堂,也賣一些,但次數很少,所以魚長得挺大。由於多年的積累,在困難時期為了增加一點葷腥,打魚的次數就多了一點兒。
關於魚,還有一個故事。1961年春節前,青海省委知道黨中央機關生活艱苦,從青海湖打了2000多斤鰉魚,送到國務院,說是給周總理送魚,並請周總理轉送黨中央。
周恩來得知後立即指示:第一、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困難時期黨中央應該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這樣的饋贈;第二、既然魚已經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擱可能腐爛。就由北京二商局按市場價格收購,隨即在市場上出售。中共中央機關和國務院,一斤也沒有留。
6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況好像比上一年更有
過之。在北京第十三中學上學的鄧樸方,就感覺學生食堂分的雜麵饅頭,越吃越小。中學生正是能吃的時候,一個饅頭咬幾口就沒有了。幹的沒了,大家就搶著喝稀的,喝得肚子脹鼓鼓的,可過不多久饑餓感就回來了。
就在這時,他們從報紙上看到某位知名科學家提出“少活動,曬太陽”,可以抵抗饑餓的介紹;繼而又有人換算出曬多少時間相當於吃一個雞蛋。他們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飯後,就走到操場上,往沙坑裏一躺,開始“吃”這種“太陽雞蛋”。
機關的叔叔、阿姨們,大概也是受這種宣傳的影響,在昊日當午之際,也大“啖”“太陽雞蛋”。吳繼光的妹妹吳繼平說:“困難時期星期天在家,就可以看見工字樓裏的大人,中午都拿個小凳子出門,坐在太陽底下曬太陽,一邊曬一邊說話,聊著聊著就聊到現實問題上,看誰的腿浮腫了,互相按著,比較誰的坑深,複原得慢,就說明誰浮腫得厲害,然後就開始按摩,以使之複原。”
在和她爸爸交談時,她爸爸說:“孩子的媽媽因為把有點營養的東西都省給孩子了,自己營養不良都浮腫了。我好一點,是因為每個星期開國務會議時都要上會,跟著吃一頓大燴菜,能補充點營養。”
吳繼平還記得她的兩個哥哥,都在長身體,放開肚子猛吃猛喝的年紀,總吃不飽,實在受不了了,就在家裏亂翻,找著什麽吃的就吃個精光,結果老因此打亂大人的計劃,挨大人的打。
有一次,他們在家裏找了半天,什麽也沒找到,隻找到一隻裝著綠色液體的瓶子。他們嚐了嚐,那液體有點甜有點辣,也不知是什麽。兩人開始還不敢多喝,後來實在餓得難耐,便把那發甜的液體喝光了。這下不得了,喝完他們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沒醒過來。原來那是一瓶青梅酒,沒喝過酒的他們都醉了。
回憶說對三年困難時期感受不深的,是陳曉魯,他恰在那個時候患了肝炎。
那一時期為了支持中東地區國家的獨立鬥爭,中國人民在自己極度困難的情況下,還用外匯從這些地區的國家購進一些產品。北京市場上一度比較多見的叫做“伊拉克蜜棗”的蜜棗,大概就屬這種性質。陳毅家就有時買點兒這種棗核中間有一道深溝的“伊拉克蜜棗”。
可過了一陣子,傳說這種蜜棗帶有肝炎病毒,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市場上這種蜜棗漸漸絕跡了。陳曉魯患肝炎,有的朋友說是吃“伊拉克蜜棗”傳染的;而他家裏的其他人大概也會品嚐這種棗,卻未因之罹病,可見這種社會上流行的傳言不一定準確。
肝炎這種病,需要好好休息。中國人對肝炎,曆來有一種以養為主,以治為輔的傳統療法。所謂養,就是多吃些有營養的食品,多吃糖,避免操勞。雖然在困難時期,家裏還是想方設法給他弄來一些糖。他這一養,在家中整整蹲了兩年。
陳曉魯說他就是在養病期間,開了竅。以往整天學習,生出厭惡感。患病後,成天窩在家中,沒學可上,沒同學陪伴了,反而生出渴望,想讀書上學了。從病愈返校後,學習大變,刻苦奮發,成績一下提高了許多。當然,這也都是後話。
即便是受到了很好的照顧,陳曉魯還是因為油水少而特別饞肉。一次,天色已晚,他和張寰在中海邊溜達,從在國務院這邊看船的老張師傅住處經過。老張師傅看見他們,說:“我撿到了一隻死烏鴉,燒好了,你們想不想吃?”
烏鴉,中南海裏特別多,冬季的黃昏之後,岸邊的柳樹上,結冰的海麵上,盡是烏鴉,有時黑壓壓地覆蓋了一半的冰麵。但它那醜陋的樣子,誰也沒想到過吃它,記得魯迅改編的中國神話故事裏。提到過嫦娥就是忍受不了人間日子清苦,丈夫隻能給她打到烏鴉吃,才奔月而去。在故事裏,烏鴉肉被形容得酸澀難吃。
據說在困難時期,中南海裏也打過烏鴉,改善夥食。但幾天之後就難覓烏鴉蹤影了,而且杯水車薪,也解決不了什麽問題,也就不再打了。陳曉魯、張寰過去也沒嚐過烏鴉肉,但此刻仿佛隻要帶個肉字,就能讓他們垂涎欲滴。
他們跟著老張師傅進了房間,用手抓起一塊烏鴉肉就吃。張寰開始對吃烏鴉肉還有幾分猶豫,問陳曉魯:“好吃嗎?”陳曉魯一麵說不好吃,一麵吃個不停。張寰一看再不動手,就要被吃光了,趕緊抓起一塊大嚼起來。一隻烏鴉總共沒多少肉,幾下就吃完了。如今回憶起來,張寰說:“究竟是什麽味,我現在也不知道該怎麽描述了。”
能說出烏鴉滋味的,是李紫陽:“在困難時期之前,陳毅老嫌烏鴉吵,影響休息。就曾建議要打,不知為什麽沒有打,直到困難時沒吃的,才打了烏鴉,一開始打了好多,食堂做了給大夥吃。我就是從此知道了烏鴉的味道,當時覺得挺好吃的,跟雞肉好像沒什麽區別。”但也就吃了幾頓就沒了,並不是每個人都在食堂吃到了。
(摘自《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
摘自：《中外期刊文萃》2005年24期 作者：王 凡 東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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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肉，不吃蛋”:“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南海(1)
2005-08-03 14: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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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時吃幹，閑時吃稀
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國曆史上被稱為“三年困難”的時期。
麵對工農業生產跌入穀底導致的生活資料匱乏和饑饉的嚴酷現實，最難過的莫過於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國家強盛富庶而發出大躍進號召的毛澤東本人了。他對全體工作人員宣布：“我們要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毛澤東當年在延安的一句口號“忙時吃幹，閑時吃稀”再度被寫刷到了牆上。
領導自減糧食定量
中央人民政府將每個國民的口糧定量減到最低限度。低標準，瓜菜代。中共中央緊急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帶頭，國家幹部帶頭。領袖們首先帶頭勒緊褲腰帶，渡過難關。
中南海裏，機關幹部們開始重新定量，先由個人報數再由群眾公議評定。身高體闊的毛澤東，自報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6斤。劉少奇報得最低，隻有18斤。周恩來報了24斤。朱德和毛澤東一樣，也是26斤。
這一情況傳到各單位黨支部和黨小組後，大家都認為領袖們自報的定量偏低了，起碼應該和絕大多數男性幹部們一樣，定在28斤。但是領袖們都堅持說夠了，已經寫過，不要變動了。就這樣開始按照他們報的數量發給他們糧票。
在領袖們的帶動下，整個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都勒緊了褲帶，每位工作人員都把自己的糧食定量降了下來。定量是壓縮了，可營養不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為了在糧食定量減少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增加一些營養，食堂的大師傅們和幹部們想了一些辦法，他們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糧食摻和在一起吃。
最開始是采集自然生長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錢兒等。中南海裏，特別是沿著中南海的外牆，種植了不少榆樹。榆樹的葉子形狀有點像古錢，俗稱“榆錢兒”。采摘來後，大師傅們就把嫩“榆錢兒”和在麵裏，使蒸出的饅頭個大一些。
自然生長的東西很快就被摘光了。於是人們就種植一些野菜，比較普遍的是一種俗稱“掃帚菜”的植物。這種野菜枝蔓多而密，把葉子擼淨後，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掃帚，其俗稱大概就是這麽來的。這種野菜特別好生長，路邊或犄角旮旯，再貧瘠的地方也能長得很茂盛。掃帚菜葉和上玉米麵或白麵，放在籠屜裏蒸熟了也不難吃。
孩子們也沒有特權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除了寄宿在學校或在學校定餐的孩子還在學校吃飯外，原先平時在家裏吃飯的孩子，大多在家長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機關幹部、工作人員們一起吃飯。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別是朱德，他不僅是把孫輩們都趕去了大灶食堂，還提出要求：不準老買好菜，不準超過大多數人的飲食標準，不準超過自己的定量。
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著黨內高級幹部的待遇，有一定的營養補助。但是他們從培養鍛煉孩子出發，從不讓孩子享受不該享受的待遇，總是讓孩子在大灶食堂進餐。當然有時星期天例外，因為多數成了家的幹部星期天都自家開夥。
在三年困難時期，李訥正在北京大學讀書，和學校裏所有的學生一樣，她也重新申報了糧食的定量。回家時，毛澤東向她問起學校的情況，她告訴父親，自己是共青團員，應該多為國家分擔困難考慮，申報時把定量壓到21斤。
毛澤東聽女兒這樣說，感到很欣慰，同時也露出一絲憂慮，畢竟女兒還是在長身體的年紀。李訥接著說：“學校考慮我們正處成長發育期，將學生的定量統一定為27斤。”
“這我就放心了，這個定量基本能保證學生的營養了。”她感覺到父親好像鬆了口氣。但父親隨即又說：“井岡山時期，打仗的戰士還吃不上這個定量。”她明白父親的心思，想想前輩度過的更艱苦的歲月，眼前的難關就能挺過去了。
困難的日子並沒有很快過去，而且仿佛在加重。一次有個衛士到北大看李訥，李訥告訴他，在學校裏吃不飽，又沒有油水，老覺得餓得慌。衛士回到中南海，把情況反映給李銀橋，李銀橋自作主張，讓衛士悄悄給李訥送去了一包餅幹。
幾天後，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他批評李銀橋：“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為什麽還要搞特殊化？”
李銀橋辯解說：“別人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毛澤東火了，拍著桌子說：“別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塊餅幹也不許送！”
一個星期天，李訥回到家裏，毛澤東破例讓她在家裏和自己一起吃了頓飯。此時正是毛澤東宣布了“三不規定”之際，家裏的飯菜也沒太大的油水。可餓了一星期的李訥，看見桌子上三四盤炒菜、一碗湯，外帶辣子、雪豆腐等小碟，胃口一下就被吊起來了。她沒等父親下“吃飯”的命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舌頭被燙得“噝噝”直吹。“慢點吃，別著急。”女兒的每一個細微的動作，毛澤東都看在眼裏，但話音依然平靜。
由於在學校吃飯都很快，李訥已經習慣了。她並沒有想到掩飾，一邊說一邊不停地扒飯。她第一個吃完了自己碗裏的飯，端著空碗，眼睛卻忍不住瞟向桌上的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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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肉，不吃蛋”:“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南海(2)
2005-08-03 14: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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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訥從來就不是個貪吃的孩子，如今這副模樣意味著什麽？明察秋毫的毛澤東心裏很清楚。他停住了筷子，江青也怔了一下，繼而把自己碗裏的飯撥到女兒的碗裏。
“哎，你們怎麽不吃了？”生活上粗線條慣了的李訥詫異地問道：“媽媽，你怎麽吃得這麽少？”“這幾天胃不舒服，老泛酸水、不敢多吃。”江青說著又用手揉著心口。過了一會兒，她低頭離開了飯桌。
毛澤東拿起了報紙，一邊看一邊說：“我年輕時在湖南搞農村社會調查，有次餓了一天，討到一碗米飯……”李訥吃得正香，沒搭父親的話：“你們不吃我就全打掃了啊。”
“唔，打掃幹淨。三光政策，不要浪費。”說完，毛澤東又把目光從女兒身上移開，轉向報紙，直到李訥把桌上的盤子都拾掇幹淨。
目睹了這一情景的衛士，心裏很不忍心。事後向毛澤東進言：“主席，李訥太苦了，我想……”沒等他說完，毛澤東就打斷了他：“和全國人民比較來說，她還算好一些的呢！”“可是……”“不要說了。我心裏並不好受，她媽媽也不好受。她是學生，按規定不能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澤東歎了口氣說，“還是各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現在這種形勢尤其要嚴格。”
在困難時期，毛澤東曾有過一星期不吃米飯、7個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記錄。幾位領袖都跟著毛澤東不吃肉了。周恩來過意不去，關切地勸毛澤東吃一點肉。但是毛澤東的一句“你吃了嗎”的反問，就把周恩來的口給堵上了。
為了使毛澤東增加營養，中南海裏負責為首長服務的部門領導費盡了心思。肉、蛋這些東西毛澤東絕對不碰，但是他不拒絕野食。像偶爾弄兩隻麻雀，在中南海裏撈點寸把長的小魚蝦，還是能勸他吃一點的。於是工作人員就打幾隻麻雀或掏兩個麻雀窩，或者用筐撈些小蝦。但這隻能間隔一段時間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否則，主席同樣不吃。
在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曾過了三個生日。從現在保存下來的菜譜看，這三個生日都過得相當簡單，與平時沒有多少區別。三個生日宴上，沒有酒，沒有壽糕，也看不出絲毫喜慶氛圍。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69歲生日，他隻吃了早餐，晚上僅吃了一碗麥片粥。早餐時，毛澤東請了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吃，菜譜上記載著這樣幾道菜：“幹燒冬筍、油爆蝦、白汁鯉魚、雞油冬瓜球、炒生菜。”
發黴的白薯幹
60年代困難時期，劉少奇的幾個子女還都很小，但他們都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堅持在學校住宿吃飯，和別的孩子一樣同甘共苦。當時許多人勸劉少奇和王光美把孩子接回家吃住、生活，可以比學校過得好一些，但劉少奇堅決不同意。他說：“國家主席的孩子應該和工農群眾的孩子一樣，不能搞特殊。群眾吃不飽，我們有責任。讓孩子們嚐嚐吃不飽的滋味，有好處。等到他們將來為人民辦事的時候，會更好地總結經驗教訓，再不要讓人民吃不飽飯了。”
有一次，北京第二實驗小學食堂發給每個學生的午餐是幾塊白薯幹，黑糊糊的還有些發了黴。劉源咬了一口味道很不好，就給扔了。這事發生在臨近星期六放假那天，所以一回家，劉源就把這件事對父親劉少奇講了。當時劉源認為學校這樣做不對，怎麽能把發黴的東西給學生吃呢？劉源講的時候理直氣壯。
然而他沒想到，劉少奇聽了後，語調沉緩地告訴他：“目前整個國象正處在困難時期，怎麽說你們還有吃的，偶爾才吃上這麽一點不好吃的東西。你要知道還有許多群眾連這樣的東西都吃不上呢。你們還沒有嚐過吃不飽的滋味。你們應該嚐嚐群眾吃不飽的滋味，那樣才會有和群眾同樣的感受，才會有人民的觀念。將來你們為人民辦事的時候，也才會和人民站在一邊。”
聽了父親的話，原來想得很簡單的劉源好像一下子領悟了許多，並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慚愧。當時沒有誰要求他怎樣做，但他一回到學校，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幹，衝洗幹淨，吃了下去。朱德中南海“開荒”
給自己定量縮減到26斤的朱德，對如何度過困難時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總有長期堅持在房前屋後開荒種瓜、豆、蔬菜的習慣。而且即便在沒有饑荒的時候，康克清也常陪老總外出，剜點野菜讓家人嚐嚐鮮，把瓜豆蔬菜、野菜同糧食摻和著吃，這對朱老總家裏的人來說早已習慣了。
困難時期，朱德和康克清帶領身邊的幹部和孫輩們，開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種了一些雜糧，還鼓勵孫輩們自己挖洞，飼養了一些兔子。朱老總依靠自家的力量解決了糧菜不足的問題。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勞動的果實外，朱德像以往一樣，將一部分送給大灶食堂。
朱老總家在房前屋後，開荒種植蔬菜雜糧的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開來。許多院落房前房後的空地，被開墾了出來、種上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一時間中南海內的房前屋後到處都生長著高高低低重重疊疊的農作物，這反而為中南海增添了幾分綠色。
地開出來，種子撒上後，人們便又操心如何積肥、改良土質的問題，以使農作物長得更茁壯，結出更多的果實。當年為了積肥，家住中南海的孩子們還做出過一些很可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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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肉，不吃蛋”:“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南海(3)
2005-08-03 14: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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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大人們在秋後，把幹樹葉和幹雜草什麽的，燒成草木灰，當做肥料撒在開出的地裏。孩子們就以為凡是可燃燒的東西，燒完的灰都可以做肥料。於是就在中南海裏到處搜羅可燃燒的東西，堆在他們自已開出的荒地邊上燒。
一天，幾個父母在政治秘書室工作的孩子，在拆了的舊房子瓦礫堆裏，抽出了一些油毛氈，把它和幹樹枝葉放在一起燒，以為找到好肥料了。油毛氈燃著後，冒出滾滾的黑煙驚動了中南海裏的警衛人員，以為著火了。
警衛人員跑來撲滅了火，並通知其家長，說他們的孩子在放火。孩子們的家長隨即都趕來，當問明了原因後，都有點哭笑不得。
當時每個家庭除了在自家門口開一小片荒外，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還在1960年春天，在北京郊區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個農副產品生產基地。機關幹部和工作人員輪流去那裏參加勞動，每人每年去一個月。去勞動的人，每天補助一斤糧食。
總理關於“魚”的批示
幹部們在生產基地裏，種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還飼養了數十頭肥豬和一二百隻羊。在技術人員的指導下，一年下來即見成效。生產基地農作物的豐收，使機關食堂裏的夥食有了改觀。同時幹部們還感到，經過這種鍛煉，在感情上和群眾更接近了。這個農副業生產基地因此堅持辦了下來。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被劃歸到附近的人民公社。
為了渡過難關，什麽辦法都想了。中南海裏一直養著魚，專門有養魚班的人負責打草喂魚。以往是隔一段時間撒網捕一點，主要是給食堂，也賣一些，但次數很少，所以魚長得挺大。由於多年的積累，在困難時期為了增加一點葷腥，打魚的次數就多了一些。
困難時期還有一個關於魚的故事。1961年春節前青海省委知道黨中央機關生活艱苦，從青海湖打了2000多斤鯉魚，送到國務院，說是給周總理送魚，並請周總理轉送黨中央。
周恩來得知後立即指示：第一，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困難時期黨中央應該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這樣的饋贈；第二，既然魚已經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擱時間可能腐爛，就由北京二商局按市場價格收購，隨即在市場上出售。中共中央機關和國務院一斤也沒有留。
“太陽雞蛋”和青梅酒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況好像比上一年更有過之。在北京第十三中學上學的鄧樸方就感覺學生食堂的雜麵饅頭越吃越小。中學生正是能吃的時候，一個饅頭咬幾口就沒有了。幹的沒了，大家就搶著喝稀的。一桌8個人能喝上盆棒子麵粥，喝得肚子脹鼓鼓的。但畢竟是稀的，過一陣子肚子就又生出了饑餓感。
就在這時，鄧樸方他們從報紙上看到某位大科學家提出“少活動，曬太陽”可以抵抗饑餓的介紹。繼而又有人換算出曬多少時間相當於吃一個雞蛋。他們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飯後就走到操場上，往沙坑裏一躺，開始吃這種“太陽雞蛋”。
在中南海裏的機關裏，大概也是受這種宣傳的影響，在每正當午之際，也大啖“太陽雞蛋”。
吳慶彤的女兒吳繼平說：“困難時期星期天在家，就可以看見工字樓裏的大人，中午都拿個小凳子出門，坐在太陽底下曬太陽，一邊曬一邊說話。看誰的腿浮腫了，互相按著，看誰的坑深複原得慢，就說明誰浮腫得厲害，然後就開始互相按摩。”她的父親說：“孩子的媽媽因為把有點營養的東西都省給孩子了，自己因營養不良全身都浮腫了。我好一點，是因為每個星期開國務會議時都要參加，就能跟著吃一頓大燴菜，能補充點營養。”
吳繼平還記得她的兩個哥哥，當時都是在長身體、放開肚子猛吃猛喝的年齡，在那個時候總是吃不飽。實在受不了了，就在家裏亂翻，隻要找著什麽吃的，就吃個精光。結果老是因此打亂大人的計劃，挨大人的打。
有一次，他們在家裏找了半天，什麽也沒找到，找到一個裝滿綠色液體的瓶子。他們嚐了嚐，那液體又甜又辣也不知是什麽。兩人開始還不敢多喝，後來實在餓得難耐，便把那液體喝光了。這下不得了，喝完後，他們都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沒醒過來。原來那是一瓶青梅酒。
■摘自《黨史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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