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在長征中 (圖)

董必武在長征中
孟 紅（山西）
2006年10月30日09:16

一

　　在舉世震驚的二萬五千裏長征中，董必武這位年已半百的共產黨元老，用汗水、意誌和勇氣，橫渡了24條大江大河，翻越了大大小小約千座山峰，隨中央紅軍勝利到達了陝甘根據地。尤其令人歎服也令董必武格外自豪的是，他率領的30名革命女戰士都曆經千難萬險，安然完成了長征，後來均成長為婦女界的領袖人物或黨的高級幹部。

　　1934年9月底10月初，時任中華蘇維埃臨時最高法庭主席，已52歲的董必武考慮自己的去留與紅軍主力向何處轉移的時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黨團書記約他談話，通知他兩件事情：一是組織上決定他隨軍長征，讓他擔任後勤部衛生隊幹部休養連黨總支書記；二是決定與他結婚不久的妻子陳碧英留在根據地打遊擊，理由是她的年齡“大”，身體不好。對於組織上的決定，黨性極強的老黨員董必武二話不說，表示完全服從。

　　10月10日，紅軍即將踏上長征路，被留在蘇區打遊擊的陳碧英，隻能灑淚送別丈夫。想到這一去路上吉凶難測，今後也不知夫妻能否再聚，夫妻倆都十分心酸，依依難舍。陳碧英惦記董必武年紀已大，擔心他行路困難，她癡情地跟著隊伍送了一程又一程，含著眼淚陪董必武走了三天三夜。

　　後來，董必武再三勸阻她不必送了，說走遠了不好往回走，陳碧英這才哽咽著止住了腳步。離別時，陳碧英把係在腰帶上的手電筒遞給董必武，深情地說：“你年紀大了，晚上走路要多留心啊！”

　　分手後，夫妻之間從此失去音訊。到達陝北後很久，董必武才得知，陳碧英到閩粵邊界石坪的興梅地區開展黨的秘密工作時，不幸被國民黨逮捕，壯烈犧牲。董必武為失去愛妻傷心懷念，痛惜不已。

　　而陳碧英贈送給董必武的手電筒，一直陪伴著董必武走完了長征。作為一件珍品，董必武一直將它保存在隨身的箱子裏邊。不料1947年3月準備從延安撤退清理物品時，手電筒卻被不知情的人給丟掉了，董必武對此一直遺憾不已。

二

　　紅軍北上長征時，中央縱隊成立了一個幹部休養連，共有100餘人。這支特別的隊伍中，有音樂家、戲劇家、文學家，許多是年老體弱、生病負傷者，其中有30多人是女性。當時董必武也被編列在內，並任這支特殊連的黨總支書記。

　　為了帶好這支特殊連隊，董必武在出發前認真招呼著每一個隊員，仔細核對人數，檢查每個人的行裝，做好遠征的充分準備。從瑞金出發不久，蔡暢、賀子珍等人向周恩來提出，女人有女人的特點，不便與“休養隊”混雜。另外，女戰士多係青年，應該與男戰士一視同仁，最好單獨編隊。於是，中央縱隊總衛生部衛生支隊決定創編一支婦女隊。

　　在考慮隊長人選時，周恩來先是提名幹休連的指導員李堅貞。但是，幹休連連長侯政有異議，因為李堅貞本身工作就十分繁重，而且一時難以物色其他人頂替。後來，周恩來又與任弼時、楊尚昆等人商議，楊尚昆提出，婦女隊隊長不一定要女性擔任。董必武德高望重，又曾任過中央黨校副校長，在女同誌心目中威信頗高，他是最合適的人選。

　　當周恩來征求董必武的看法時，董必武回答說：“男人負責女人的工作，想必要碰上難以想象的困難。但是，長征是特殊的戰鬥，在這特殊的戰線中，我絕對聽從黨的安排。”從此，董必武便成了婦女隊的“胡子隊長”。

　　婦女隊一路要運載60副擔架，每人肩扛兩副。而且，為了躲避敵機襲擊，全是夜行軍，不準點火把。董必武便把婦女隊按體力大小分成了兩組，弱組一人扛一副，強組兩人抬五副。雖然，當時的擔架不太重，隻用兩根木棍，中間用布條網成，但是每逢天雨路滑，肩上扛著擔架還是寸步難行。於是，在途中，董必武從隊前跑到隊後，鼓勵著隊員們，有時也替她們換換肩，有時滑倒摔在泥坑裏，滿身皆是泥漿，還不忘逗幾句“泥人董”的笑話，惹得大家興奮不已。董必武為激勵隊員，還編唱了一首《擔架歌》：“擔架擔架，既擔又架。巾幗好英雄，須眉也認下……”

　　婦女隊的隊員，也個個將董必武當作“慈父”一樣看待。她們還編了幾句順口溜：有了必武，我妮必勝。夜行八百，有盞明燈。日思萬裏，笑望前程。

　　1936年初，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後不久，平時滴酒不沾的董必武，卻特地邀請婦女隊的隊員喝酒慶賀。他讚許這些“長征中的女英雄”，並即興作詩曰：


　　四渡赤水若等閑，

　　大渡天險亦心坦。

　　夾金山上積雪奇，

　　茫茫草原何足難。

　　紅軍女英爽夙誌，

　　風卷神州紅爛漫。

　　古來舊觀須推翻，

　　巾幗敢頂半片天。
　　
三

　　長征中，身為婦女隊長的董必武碰到的最大的難題，是如何照顧好保護好30位女紅軍。這些女紅軍大都比較弱小，有的女同誌還遇到懷孕、生孩子這樣令人棘手的困難，董必武將這一特殊問題處理得既周到又圓滿。

　　為了使懷孕的女紅軍順利地生下孩子，在物質條件十分艱難的情況下，董必武把迎接小生命、保護好產婦的一切細節，都做了周密的考慮和安排，他讓連隊醫生準備好紗布、藥品和包裹新生兒的棉布。孕婦生產遇到緊急情況時，他總是讓別人先走，自己和醫生最後走，一直等到嬰兒平安降生後，才護理著產婦一起追趕隊伍。

　　一天，在貴州苗族地區，董必武所屬連隊跟隨中央縱隊一清早就動身行軍。走到8點多鍾時，遭遇敵機空襲。可是，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鄧發的妻子陳慧清突然臨產。

　　董必武、侯政與隨隊醫生急忙讓兩名民工把陳慧清抬到路旁的一間破房子裏，醫生負責接生。董必武與侯政在房外等候。這時，敵機在上空盤旋，地麵又有敵人追來，雙方交火的槍聲已聽得一清二楚。陳慧清又逢難產，疼痛難忍，不住地翻滾，急得醫生和在外麵等候的董必武、侯政都直冒大汗。

　　情況十分危急。別人為董必武的安全擔憂，都勸他快走。但是，董必武紋絲不動，冷靜地說：“別急，別急，想想看，還應當準備點什麽東西，萬一一時生不下來怎麽辦。”

　　這時，打後陣的紅五軍團領導人趕上來說：“你們不要著急，放心吧，讓陳慧清同誌慢慢生，由我們把敵人頂住！”這樣，一直等了約兩個小時，才聽到嬰兒呱呱落地的哭聲。

　　董必武等人懸著的心才算落實了。他讓民工抬著陳慧清先趕路，然後自己與侯政按當時的規定把孩子用棉花、白布包裹好，寫好字條，留下幾塊大洋，連同新生兒留在那間破房子裏，待一切處置妥當，才匆忙追趕大部隊去。

　　1936年，康克清在北上途中曾經提過這件事。她說：“一方麵軍鄧發的老婆陳慧清，去年在長征路上生孩子，當時後有敵兵追擊，情況很緊，董必武守在屋子外麵，急得火燎油煎一般。無奈之下，董老才派人去告訴五軍團長董振堂：有個產婦正在生孩子，請後衛部隊務必頂住敵人！董振堂說：“讓產婦慢慢生吧，我們堅決頂住敵人！”因為陳慧清生孩子，紅五軍團阻擊尾追之敵，聽說還傷亡了幾個戰士……”

　　後來，部隊到了瓦窯堡休整時，大家見到董必武麵黃肌瘦，疲憊不堪，都不忍心，感歎不已。董必武卻哈哈大笑地說：“老蔣想逼死我們，可他做夢也想不到，我董胡子還要感激他這一招呢，要不，我哪有這麽多可愛可親的女兒，還添了孫子當上爺爺呢。”毛澤東知悉董必武所經曆的艱難困苦，覺得有疚於這位年事較高的老戰友，決定不再讓他擔任婦女隊長，將其調至林伯渠主管的“沒收征集委員會”任委員，兼任中央縱隊幹部休養連黨支部書記。毛澤東還將一雙未舍得穿的膠鞋，送給董必武，略表由衷的敬意。

四

　　作為長征中特殊連隊黨總支書記的董必武，因其德高望重，特別是他盡心盡責的認真勁兒，被大家公認為是連隊的“保護神”，被大家稱讚是個“三不停”的人。

　　一是腦子不停。董必武深深知道，這支連隊雖然不善於打仗，但每個人對革命都有特殊的價值。為了把這支隊伍帶好，每次出發前，他總是先周密地預測前進路上可能發生的問題，設想好應付困難的方案。

　　行軍到宿營地後，董必武躺在床上，腦子一刻也不閑著，像過電影一樣，過濾一下全連每個戰士的情況，做到心中有數，了如指掌，再準備好次日早晨出發時囑咐戰士行軍應注意的事項。

　　二是手腳不停。每到駐地，董必武把背包一撂，總是要到戰士的各駐宿地查看一遍，看人齊了沒有，住房安排得是否合適安全，傷病員有沒有服藥用的開水，戰士有沒有辦法用熱水燙燙腳等等。

　　出發前，董必武比別人起得都早，看看炊事員是否已經在做飯。臨出發，他每次都要帶上指導員李堅貞、連長侯政一個駐地一個駐地檢查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情況。如果發現損壞了群眾的東西，一定要賠償；老百姓不在家時，他還要親筆寫個字條留下，告訴房東是工農紅軍路過此地，損壞了東西要照價賠償，並致歉意。

　　路上請民工抬擔架是一件難事。民工各家都有老小，不願隨紅軍走得太遠，這屬於人之常情。為了解決民工問題，董必武想了一個兩全的辦法，規定請民工一般不得超過兩天，到期後，除發給民工工錢之外，董必武還為每個民工寫下一個證明，免得後續部隊重複雇請他們。行軍時，董必武的行囊中總是帶著紙、筆、墨，遇到好一點的牆壁，就寫上革命標語。以這種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隨時隨地宣傳和教育當地群眾。

　　三是嘴不停。每到駐地，董必武常常尋找機會向人民群眾宣傳紅軍的宗旨，宣傳黨的政策。

　　行軍休息時，他還常常向聚集在他身邊的戰士講革命傳統，講古今故事；有時還和徐特立、謝覺哉一起吟詩作賦，用這些方式教育、激勵戰士，鼓舞戰士用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戰勝種種困難。他經常告訴戰士要有“三頂”精神，即頂得住困難，頂得住表揚，頂得住批評。

　　遵義會議之後，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懷下，中央紅軍總部為董必武等被稱作“我們黨的寶貴財富”的老同誌每人配備了一匹馬。為此，周恩來還給紅九軍團政委何長工下了一道保護好董必武等革命老人的特別“命令”，並聲稱：“如果他們不在，你在，我就要砍你的頭！”

　　可是，董必武卻很少騎馬，總是拖著那根棍子自己步行。那匹馬不是用來馱書，就是用來馱糧食，要不就是讓傷病員騎著，而自己拉著韁繩在前麵引路。

　　何長工見董必武不騎馬，幾次上前勸說，但董必武依然堅持步行。無奈之下，何長工便故意板起臉來，對董必武“訓斥”說：“你再不騎馬，我就把你的鞋子脫掉。周副主席把你們交給我了，你就要絕對聽我的指揮，不然我的脖子都發癢了。”

　　董必武瞧了瞧滿臉焦急、嚴肅而無奈的何長工，禁不住笑了，風趣地說：“那就讓它癢吧，小老九！”紅九軍團因排在中央紅軍各軍團的最後，因此大家都稱性情活潑的何長工為“小老九”。

　　何長工聽後也忍不住撲哧一聲笑了，說：“那可不行，癢長了就會掉的，我還要保住它迎接新中國呢！”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紅軍渡過赤水，又渡過金沙江，然後繼續北上，將要強渡大渡河。一天，董必武隨部隊急行軍。他讓患重病的飼養員騎上他的馬，自己卻提著一根木棍撥著蒿草前進。此時，大渡河對岸追趕紅軍的國民黨楊森部隊，一心夢想讓紅軍上演一次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的悲劇，下令部隊拚命追堵紅軍；而董必武所屬連隊走的路恰在半山腰上，小路十分崎嶇狹窄，下邊是水流湍急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滑倒掉下去被惡浪卷走的危險。

　　行軍要求很急，董必武牽著馬想快點趕路。當走到一處懸崖前時，那匹馬大概是因為看到大渡河的激流而生恐懼，不敢往前行走。董必武焦急地猛勁往前一拉，馬被拉得突然往前一跑，董必武的手拉空，一下子滑倒在地，他和馬都滾了下去。幸好，河岸的斜坡上長著許多小樹，阻擋了董必武和他的坐騎下滑。後來，大家一起好不容易才把董必武和馬拉上來。

　　接下來就是翻越終年積雪、人跡罕至的夾金山。上山前，董必武對過山可能遇到的情況作了詳細了解，並做好思想動員和能做到的物質準備。在行前動員中，董必武告訴全連指戰員，山上沒有路，全是石頭，隻能一步步向上爬；而且氣溫很低，還可能遇到突然的暴風雪；愈往上爬空氣愈稀薄，在山上千萬不能停留，更不能坐下來休息，人隻要一倒下就再也爬不起來了。他囑咐大家要盡可能多穿衣服，還要帶點辣椒湯到山上喝，以禦寒。

　　翌日爬夾金山時，董必武與徐特立、謝覺哉每人拄著一根木棍，一步步向上爬行，實在沒有力氣了，就拉著馬尾巴往上爬，終於到了山頂。
　　
五

　　董必武有一個異姓兒子叫曾凱旋，是他在長征途中認下的。曾凱旋，江西吉安縣官田鄉人。1928年，曾山發動吉安縣有名的官田“四九暴動”時，16歲的曾凱旋便參加了暴動隊伍，先後在吉安西區遊擊隊、吉安縣紅色獨立營當戰士、班長，以後又調湘贛省蘇維埃保衛局工作。1933年冬，湘贛省蘇維埃政府調派他去瑞金中央黨校學習。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出發時，曾凱旋隨董必武任副校長的中央黨校編入紅軍隊伍，參加長征。

　　當紅軍過草地時，董必武原來那隻潰爛的腳再度發炎，連騎馬都很困難，隻能拄著拐杖在汙泥草地上拖。曾凱旋早就看在眼裏，疼在心裏，多次對董必武說：“校長，讓我背你走吧！”董必武深知草地行軍困難，為難地說：“你能背得動？”“能！”曾凱旋大聲應了一聲，蹲下身子讓董必武上來。董必武看著曾凱旋高大結實的身子，便點了點頭。曾凱旋背起董必武，一直跟隨著紅軍隊伍行進。背了一天，又背了一天，當背到第28天時，終於把董必武背出了草地。但董必武的那隻爛腳，由於途中沒得到治療，潰爛越來越嚴重，疼痛難忍，一天下午，竟痛得昏了過去。大家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卻又毫無辦法，醫師歎著氣說：“要是有吸筒吸去膿血，再敷上消炎藥就不至於如此了。可現在，什麽都沒有！”

　　正在大家一籌莫展的時候，曾凱旋忽然發現附近有一種叫“鑽地蜈蚣”的草藥，他急忙拔了幾株，告訴大家，這種草能消炎止痛，治瘡毒有療效。然後，他毫不猶豫地把董必武的爛腳抱在自己的胸前，俯下身子用嘴吸出爛腳上的膿血，一口一口，直到吸幹淨為止，然後敷上“鑽地蜈蚣”。大家看著曾凱旋舍己救人的壯舉，熱淚盈眶，非常感動。當董必武蘇醒過來時，發現醫師、護士一個個淚眼汪汪，不知為何。一聽大家對他說的情況之後，董必武萬分感動。他把曾凱旋拉到自己身旁，心疼地說：“凱旋，你不該這樣蠻幹，會中毒的。你背我走了幾十天，吃盡了苦頭，如今又這樣待我，我怎麽感謝你啊！”

　　曾凱旋說：“校長，這是我該做的事……我父親早逝，看到你就像看到父親一樣。”

　　董必武感動地握著曾凱旋的手說：“凱旋，你就是我的兒子。”

　　曾凱旋馬上雙膝一跪，拜在董必武膝下，要向他磕頭，董必武忙扶起他：“起來！起來！從今以後，我們父子共同為革命事業奮鬥！” 就這樣，董必武高興地認曾凱旋做了幹兒子。

　　過草地不久，曾凱旋突然病倒，奄奄一息。董必武心急如焚，心疼不已，但又無計可施、無可奈何，而且身為特殊連隊黨總支書記、婦女隊隊長的他必須顧全大局地馬上帶隊繼續前進。於是，隻好留下80塊銀元，揮淚把曾凱旋寄放在一個貧民家裏，委托那位好心人為他料理後事。也幸老天有眼，部隊走後，曾凱旋卻奇跡般地漸漸康複了。病愈後，他便去追趕部隊，不幸被國民黨軍隊抓住，押回原籍。

　　新中國成立後，曾凱旋從報紙上看到董必武的消息，他非常高興，立即寫了一封長信寄給董必武。

　　董必武一直以為長征途中那場大病奪去了曾凱旋的生命，心裏總結著個疙瘩。如今突然接到他的來信，欣喜萬分，立即親筆寫了回信，要他來北京一敘“父子”之情。不料，曾凱旋卻因病始終未能成行。在國家經濟困難那幾年，每年春節前夕，董必武都要給他寄去五六百元錢過年。平時，隻要曾凱旋在信中提到病尚未好，董必武便寄錢給他治病。1962年，董必武上井岡山路過吉安，打電話到曾凱旋的家鄉官田公社約他到吉安市會晤，不巧曾凱旋又病重臥床，未能相見。董必武下山後，驅車去曾凱旋家探望，誰料離官田幾十裏就不能通車了。年老體弱的董必武欲徒步行走，後在隨從人員的執意勸阻下，隻得怏怏離去。

　　1975年春，董必武一病不起，就更思念起自己的親人了。周恩來去看望他，董必武喘息著說：“這次我可能要離開你們了！但有一個人，我想在生前見他一麵。”周恩來問：“誰啊？”董必武說：“曾……凱……旋！”

　　提起曾凱旋，周恩來自然知道他在長征中與董必武的“父子”關係，便安慰董必武說：“一定想辦法盡快通知曾凱旋來京。”周恩來當即用自己的名義，給曾凱旋發了加急電報。3月27日這天，曾凱旋還病在床上。官田公社黨委書記匆匆趕到陽陂頭他家說：“董必武代主席病危，周總理邀你去北京一見。”

　　曾凱旋一聽，掙紮著坐起來，披了件衣服，踉踉蹌蹌就要去北京，剛一邁步便跌倒在地，昏了過去。當家人把他抬到病床上後，他喃喃訴說：“爸爸，你為孩兒操了許多心，我沒有報答你的恩情……”

　　4月1日下午，董必武知道自己行將辭世，便留下遺囑：“我死後，必須電告曾凱旋，他是我的兒子！” 翌日，董必武與世長辭。4月4日上午，曾凱旋收到國務院辦公廳電話訃告，他痛不欲生地哭喊著：“爸爸……”便昏厥過去。不久，他也與世長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