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青長：潘漢年冤案的曆史教訓

共和國的大冤案

潘漢年冤案的曆史教訓
羅青長

　　潘漢年同誌是我們情報戰線曾作過傑出貢獻的優秀戰士、領導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前輩。

　　潘漢年冤案的發生，是我黨的曆史悲劇。對此應當曆史地分析。同當時的曆史背景聯係起來。

　　建國初期，黨內發生了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的嚴重事件。這件事對毛主席震動很大。過去毛主席是很信任高崗的。毛主席對陝北黨組織評價很高，說陝北是我們的立足點和出發點。由於陝北根據地創始人劉誌丹與謝子長早已犧牲，高崗貪天功為己有，居功自傲，個人野心膨脹，建國後背著中央、背著毛主席想依靠蘇聯在東北搞獨立王國。毛主席對此非常惱火。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揭發批判高、饒分裂黨的罪惡活動，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要求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提高維護黨的團結的自覺性。但高崗拒絕黨的教育，於1954年8月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1955年3月21日至31日的全國黨代表會議，討論了關於高、饒反黨聯盟的報告，開除了高、饒的黨籍。在討論中，一些曾受過高、饒影響，或是和高、饒有過某些牽連的人，先後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同時交代了自己的一些問題。毛主席對此表示充分肯定，並說，高級幹部本人曆史上如有什麽問題沒有交代的，都應當主動向中央講清楚；會上沒有來得及講的，或是不能在會上講的，會後還可以再想一想，寫成材料；現在把問題講清楚，我們一律采取歡迎的態度；尤其是裏通外國的問題，都得向黨交代，否則罪加三等。當時黨內政治氣氛很緊張。在這個背景下，潘漢年向華東組組長陳毅談了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鶴挾持去見汪精衛的經過，並且將寫好的材料托陳毅轉交中央。陳毅感到這個問題確實很重要，就直接將材料轉送毛主席，毛主席大筆一揮，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另一方麵，當時在審查饒漱石時，發現上海市公安局在開展對敵鬥爭中存在一些問題，不僅同饒漱石直接有關，而且同潘漢年有牽連。而此時，我們國家內部肅反工作剛剛開始，由於潘漢年過去長期從事對敵隱蔽鬥爭，經曆複雜，又是黨的高級幹部。這兩件事就成了被懷疑為“內奸”的起因。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潘漢年就被逮捕，由政法機關審理。

　　這並不是哪個人的事情。有的人不了解情況，懷疑與江青、康生等人有關，其實並不是那樣。當時江青根本沒那個地位。至於康生，他當時並不在中央，是山東分局書記，1957年才調回中央。江、康插手潘案也是以後的事。所以發生潘案的直接原因還是那個特定的曆史背景。其實，過去毛主席是很讚賞潘漢年的，30年代潘漢年同福建十九路軍和廣東陳濟棠以及同南京國民黨的談判，毛主席都是參與領導或直接領導的。延安時期潘漢年發回的電報，毛主席都看過。潘漢年做的幾項重要工作，如蘇德戰爭、太平洋戰爭爆發等情報，策反敵偽工作，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等，中央都知道。毛主席多次稱讚上海的情報工作。“七大”時，毛主席曾經表揚過上海的地下工作，對劉曉、潘漢年都稱讚過。進北平後，中央在考慮開展外交工作時曾議論要潘漢年擔任駐英國大使。可見中央過去對潘漢年很信任。因此，主要是當時對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估計造成了這個冤案。

　　潘案發生後，反映很多，說情報部門出了個內奸、反革命，對情報部門的同誌壓力很大。當時情報部、公安部和監察部正分別在北京召開全國會議。有一次，三個會議在公安部大禮堂聯合召開大會，周總理到會講話。他首先談了要依靠人民，依靠群眾。他說，你們三個部門分工不同，但基本性質是一樣的，都是同敵人、同壞人作鬥爭。要相信絕大多數的人，黨內絕大多數黨員是好人，壞人是極少數。無論公安也好，情報。監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絕大多數的人是好人。要依靠絕大多數好人同極少數壞人作鬥爭，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他又談到潘漢年案件，周總理要大家不要緊張，說，潘漢年的事情，你們緊張什麽？我同潘漢年交往的曆史最長，關係最深，我都不緊張，你們緊張什麽？當時周總理也隻能講到這個程度，主要是要穩定大家的情緒。

　　當時我兼任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我報告潘漢年從1939年到1948年的來往電報都在，許多事情中央都知道。周總理要我告訴李克農，組織一個小組，查一下解放前潘漢年和中央來往文電的有關檔案，搞一個審查報告。這個小組的成員有總理辦公室秘書許明，公安部12局局長狄飛，我任組長。我們三個人檢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漢年與中央來往電報和有關記錄文件，按年月日排列，潘漢年怎麽報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3個月。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而且當時采取革命的兩麵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許的。中央對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經過審查，由李克農出麵於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報告列了7個疑點，建議中央進一步審查。這幾個疑點問題，後來都完全弄清楚了。當時提這幾個問題，實際上是陪襯，因為既然是審查，當然不能不提疑點。

　　接著，報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證：（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敵偽組織，利用、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利用日本駐港副領事刻戶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報告。（三）潘漢年提供了決策情報：（1）關於德國進攻蘇聯時間的準確情報，他在1941年6月13日報告說蘇德戰爭一觸即發，延安於6月20日收到。（2）蘇德戰爭爆發後，日軍究竟是南進還是北進的情報。（3）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情報。這是當時延安，毛主席、黨中央都是極為關注的問題，是起了決策作用的戰略情報，得到了中央的好評。（四）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如關於上海武裝起義的事。日本投降後，中央曾一度決定要搞武裝暴動，解放上海。當時上海黨組織反映可以幹。毛主席開始也同意這個決定。但兩天後，心裏感到不踏實，就召集會議，提出重新考慮。他說，上海工作不錯，裏應外合，可以占領上海。但占領以後怎麽辦？根據當時情況，上海周圍隻有部分地方武裝，新四軍主力來不了。即使占領了上海，以後還得退出。大革命時期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也占領了上海，但蔣介石一來又失敗了。毛主席說服大家立即發電報給上海，停止武裝起義。這個決定，正是毛主席的偉大之處。潘漢年當時是上海行動委員會主要領導人之一，這件事前前後後潘漢年都是知道的，而國民黨一點也不知道。如果消息泄漏出去，我們上海的黨組織還不是被一網打盡？潘漢年經管好幾部秘密電台，知道許多機密，但都未出事，怎麽能說他是內奸呢？至於說上海“二六”轟炸是他利用國民黨的秘密潛伏電台提供的情報，陳雲同誌說，那是連起碼的常識都不顧了，國民黨在上海統治那麽多年，連楊樹浦發電廠在哪兒還不清楚，還用你給他指目標啊！（五）潘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正在起著絕密的現實作用。是毛主席、周總理所知道的。李克農的報告，有理有據，十分有力，結論是潘漢年雖然有疑點，但根據大量檔案反映的事實，請中央予以重視，慎重考慮潘漢年問題。但在當時情況下，“左”風越來越盛，這個實事求是的報告並未引起中央的重視。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雲同誌建議重新複查潘案時，這個報告才發揮了作用，成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重要依據。中紀委領導同誌說，李克農當時寫出這樣的報告是冒風險的，是很不容易的。

　　潘漢年得以平反，陳雲登高一呼起了重要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根據“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大批冤假錯案被平反，潘漢年一案的複查也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中紀委對潘案進行了全麵的複查。當時任中紀委書記的陳雲對此十分重視，親自調閱了有關材料。陳雲說，當時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和主管同國民黨接觸的有三個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隻剩我一個了。我再不說話，沒有人知道了。陳雲還說，我要開刀動手術，結果如何不知道，我相信潘漢年必將平反。當時黨內有人也有不同看法，認為別人都可以平反，但潘漢年不能平反，主要就是抓住潘漢年見汪精衛的事。其實中央早在1935年就有打進去，拉出來，實行革命的兩麵政策的決定。潘漢年利用汪偽關係開展工作，都向中央請示或匯報過。見汪精衛是在李士群、胡均鶴突然挾持下發生的，當時已無法請示。這次會見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東西，潘漢年所說的也僅是應付之詞，以後也並沒有進一步的接觸。會見後我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沒有受到任何損害。當然，由於許多原因，他長期沒有能向中央講清楚，有過錯。經過認真、細致的複查，中央於1982年8月正式發出文件，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潘漢年冤案，是一個曆史悲劇，是沉痛的教訓。鄧小平說過，黨的曆史上犯過右的錯誤，也犯過“左”的錯誤，但“左”的錯誤對黨的危害更大。後一代人可能不大體會鄧小平這一講話的意義。其實這不是隨便說說的，潘漢年冤案就是一例。我們都是有親身體會的。

　　　　　　　　　　　　　　　　　　　　　　　　　 1995年3月於北京

　　　　　　　　　　　　　　“潘揚案件”始末

　　　　　　　　　　　　　　　　　尹騏

　　　　　　　　　　　 一條爆炸性的新聞震驚海內外

　　1955年7月中旬，當人們還沒有從全民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聲中沉寂下來時，又一條爆炸性的新聞引起了人們的震驚和關注。7月16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宣布了已將原人大代表潘漢年逮捕的消息。第二天，這條消息就通過報紙和廣播傳遍全國以及海外。緊接著，便是各地各界人士紛紛表態，擁護對“反革命分子”潘漢年采取“革命”措施。在潘漢年原來任職的上海市更掀起了一場聲討和揭發運動。當地新聞媒介進行了連續的報導，造成了很大的聲勢。在揭發聲討潘漢年的同時，又將原在上海工作已被逮捕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揚帆公開揪了出來。罪名和潘漢年大體相同。他們兩人被確認為是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的主犯。此後就被相提並論，稱之為“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簡稱“潘、揚案件”或“潘揚事件”。

　　潘漢年，江蘇宜興人，1906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曆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特科情報科氏、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談判代表、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華中局情報部長、華南局情報負責人等職；解放後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第三書記、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市政協副主席等要職。

　　揚帆，原名石蘊華，江蘇常熟人，1912年出生。193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八一三”前後在上海從事進步文化活動。1939年參加新四軍，曆任新四軍軍部秘書、軍法處科長、處長等職。解放戰爭時期曾任中共華東局情報部長。解放後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等要職。

　　潘揚案件的發生之所以具有爆炸性的新聞效應，不僅在於他們兩位都是資深的中高級幹部，曾經擔任過許多領導職務，潘漢年更是一位久負盛名的風雲人物；而且在於他們都是長期活躍在黨的公安保衛戰線上的領導骨幹。換言之，他們都是老黨員、老保衛、老公安，在人們的心目中，他們都是政治上最為可靠和最可信任的革命幹部。

　　這究竟是怎麽回事？許許多多的普通人不免會產生這樣那樣的疑問，一些和潘、揚有過直接交往或是相知甚深的老同誌和老朋友，更是深感困惑、難以理解。

　　　　　　　　　　　　　 知人善任，政績斐然

　　1949年4月28日，正在香港負責黨的情報工作和統戰工作的潘漢年，接到從北平打來的一封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簽發的電報。電報要求潘漢年和也正在香港工作的夏衍、許滌新等三人立即離港趕赴北平接受中央交給他們的新任務。

　　潘漢年一行到達北平當天，立即趕到弓弦胡同李克農的住所報到。李克農當即向他們交底：中央要他們參加即將解放的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的接管工作，未來的上海市長陳毅將軍已來電催促他們走馬上任。李克農又對他們說：中央幾位主要領導同誌都要分別接見，你們的具體工作將由中央領導人親自向你們交代。

　　中央領導同誌對於潘漢年等三人的工作的確給予了異乎尋常的重視。一周之內，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先後會見了他們，聽取他們在香港工作情況的匯報，又對於他們即將去上海的工作任務作了許多重要指示。

　　潘漢年一行於5月23日趕到當時華東局和三野領導機關的所在地江蘇省丹陽縣城，到車站迎接潘漢年一行的正是當時擔任華東局情報部長、又是即將解放的上海市公安局主要負責人揚帆。

　　5月27日，潘漢年、揚帆隨華東局和新組建的上海領導機關一起，在炮聲中趕到了上海，並開始了接管工作。潘漢年以軍管會秘書長和常務副市長的身份，全麵挑起了協助陳毅工作的重擔。在擔負全麵接管的艱巨任務中，他又側重分管了十分棘手而對他來說又是不容推辭的公安政法工作。眾所周知，國民黨在被迫撤離上海前早就做了所謂“應變”的準備，給這座中國第一大都市留下了種種巨大隱患。中統（當時改“內調局”）、軍統（當時改為“保密局”）兩大特務係統部署了大量的潛伏勢力。後來敵人又陸續從空中、海上和地麵派遣特務進入上海從事包括暗殺中共黨政領導幹部等各種破壞活動。舊上海固有的地痞流氓和幫會惡霸勢力當然也不甘心失去他們的昔日天堂，在新政權尚未充分鞏固時，他們到處興風作浪，製造事端，給新政權不斷製造困難和麻煩。再加上國民黨軍隊潰敗時殘留下的一大批散兵遊勇到處亂竄，為非作歹，擾民害民，給社會治安造成嚴重威脅。上述種種暗藏的和公開的敵對勢力，都向新生的革命政權提出了嚴重挑戰，也給人民公安工作提出了巨大而又艱難的課題。潘漢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機關根據上級黨委和主管部門的統一部署，采取了一係列堅決有力的措施，卓有成效地開展了各種專項的鬥爭，給反革命分子和各類破壞勢力的猖極活動以沉重的打擊，從而為新政權的鞏固、革命秩序的建立、社會治安的穩定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在較短的時間內，使上海出現了曆史上從未有過的良好局麵，贏得了世人的普遍讚譽。誠如當年章士劉老先生在致陳毅、潘漢年的一封信函中所熱情稱頌的那樣，他們對上海的治理是“寬猛相濟，彪光蓋世”的。不言而喻，作為分管上海公安工作的領導人潘漢年尤其功不可沒。

　　　　　　　　　　　　　　政策和策略的作用

　　上海解放初期公安工作之所以能取得世所公認的成績，主要是潘漢年、揚帆等幾位主管公安工作的領導在工作實踐中充分貫徹執行了黨中央製定的方針政策，發揮了政策和策略的威力。他們在貫徹執行上述政策與策略的原則時，一方麵充分發揮人民民主專政機關的威力，公開地嚴厲地鎮壓了一大批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和民憤極大的流氓惡霸分子，以顯示人民政府除惡務盡的決心和力量；另一方麵，又積極運用政策與策略的手段，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努力分化和瓦解一部分敵人，爭取他們中可以爭取的一些人轉而為我服務，以便更有效地打擊最頑固的敵人。因此，他們在建立一支強有力的自己的公安幹警隊伍並發揮其絕對主導作用的同時，還組織了一部分被稱之為“特情”的人員作為一種輔助力量，協助公安機關開展工作。實踐證明他們所起的積極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正是根據上述策略思想指導，解放初期上海公安局在揚帆的主持下，組建了一個名為“情報委員會”的機構。其成員多是從敵人營壘中分化出來的骨幹分子，一般具有較高的身份。因為隻有這些人才能真正發揮提供谘詢和參與偵破的重要作用。例如這個委員會的主任一職，就是由胡均鶴擔任的。

　　胡氏經曆複雜，他早年曾加入中共，並被派往蘇聯學習過。回國後一度擔任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中央書記兼組織部長。1932年他被“中統”逮捕後在酷刑下自首叛黨，成了“中統”特務。1939年他在上海被李士群的“特工總部”逮捕後，由於和李士群有大致相同的經曆，便投靠李，並被委以重任，成了李的重要助手。當李士群為了留條路，表示願意為中共提供一些情報和幫助中共做一些事情時，胡被指派為和中共的聯絡人員。1942年，李士群答應幫助中共要人劉曉、潘漢年等從上海撤往新四軍根據地時，正是由胡負責安排並派專人將劉、潘一行護送越過封鎖線的。抗戰結束後，胡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便決定棄暗投明，派人到香港和中共代表潘漢年取得聯係，表示願意投奔解放區，並願意幫助策反一支國民黨的軍隊。潘漢年本著情報工作的一貫策略，又考慮到胡在抗戰時和中共的曆史關係，便將胡的情況與要求電告華東局情報機關，請他們接洽。華東局情報機關研究後，報請華東局領導和中央社會部批準，決定將胡留在解放區，作為“特情”人員準備讓他參加上海的鎮反工作。胡又向我呈交了一份“可予運用之滬地偽兩統人員表”，這對於解放後的上海鎮反工作是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因此，揚帆在組建“情報委員會”機構時，在報經華東局和市委領導批準後就任命胡擔任了主任一職。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類似胡均鶴這樣的或起義、或投誠、或自首，爭取立功贖罪的敵特人員數量是不少的。上海公安機關根據這些人的具體情況，區別對待，適當予以運用，為整個公安鎮反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例如1949年底，公安機關在破獲國民黨派遣特務劉全德陰謀殺害陳毅一案時，就是起用了一位向我投誠自首後被當作“工作關係”的原國民黨特務高激雲，利用他過去和劉全德的相識，從而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有一位叫厲培明的原國民黨特務，在上海解放前夕參與了起義行動，上海解放後被吸收參加了公安鎮反工作，先後提供了20多個線索，為偵破工作做出了重要成績，並受到了公開表揚。

　　應當承認，在運用上述各類反正人員時公安部門雖然也經過了一定的審慎挑選，盡量避免大的疏漏，但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常識告訴我們，不可能完全不出現一點問題的，被運用的反正分子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會真心實意為我效力。我們有分化、爭取和利用敵人的策略，敵人也就一定會利用我們的這一策略反過來利用我們。這就必然會有極少數表麵上向我投誠自首而在暗中仍受敵人控製的特務分子鑽進來繼續與我為敵。無論我們怎樣防範，這種現象或稱負麵效應事實上難以完全避免。但從總體上說，這類人是極少數。他們的存在並不能抵消我們在分化利用敵人的策略方麵所取得的成績，更不能因此而懷疑和否認這一策略本身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否認潘漢年同誌在這方麵的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績。

　　　　　　　　　　　　　　 風起於青蘋之末

　　1950年冬天，南方某省公安機關發生了一起被控製使用的“特情”人員叛變投敵的事件，造成了比較嚴重的後果。中央有關部門為此發出通報，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引以為戒，提高警惕。同時對負有領導責任的有關人員進行了處分。

　　不久，即1951年初，中央公安部的主要負責人到上海視察和檢查工作時，有人向他反映：上海公安機關在控製使用“特情”人員工作中也存在類似南方某省的隱患。這位負責人據此對上海公安機關提出了批評。特別是對於建立那個“情報委員會”和任命胡均鶴擔任主任一事深表不滿。於是下令對這方麵的問題進行專門檢查。

　　經過一段時間的檢查，檢查人員提出以下三個問題：一是“重用”了一批起義投誠或自首立功的“特情”人員。特別是對於情報委員會的工作有過於“放手”、“使用不當”、“內外不分”的現象，任命胡均鶴為主任更是“原則性錯誤”；二是讓一大批投誠自首的特務和反革命分子繼續留在社會上當作“工作關係”加以使用，所采取的控製措施又並不很得力，致使其中的一些並未真正洗心革麵、改惡從善分子鑽了空子，幹了一些壞事，造成了不良影響；三是被控製的“敵台”（即所謂“逆用台”）有掌握不力運用不當問題。1950年春天敵機對上海進行大規模空襲時，其中2月6日這一次對上海電力公司等一批工廠企業的轟炸損失最為嚴重，而恰恰在此前不久，一個被控製的“逆用台”曾向敵方提供過一份有關上海電廠等企業生產狀況的情報，因而懷疑這其中有因果關係。

　　按說，檢查者在檢查過程中發現並提出上述問題，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對於上述問題，上海市公安局的有關領導人曾經在會上會下作過多次說明，既有誠心誠意的檢討，也有實事求是的辯解。他們承認在利用“特情”人員的工作中確有某些控製不力，乃至麻痹疏忽的缺點和失誤，但在原則上，在指導思想上，他們是清醒的。在建立那個“情報委員會”時，曾明確規定過一條原則，即委員會的工作是“隻能動口，不能動手”，就是說“特情”人員主要是提供情況，提出建議，並不直接參與偵查、捕人、審訊等實際行動。當然在具體執行過程中，也確實出現過個別“內外不分”的情況，這是他們掌握不嚴的失誤。關於將一批投誠自首的敵特人員放在社會上當作“工作關係”運用問題，從政策和策略的原則上說是允許的，必要的，並且確實發揮了積極作用。隻是在具體工作的某些環節上，抓得不嚴不緊，以致出現了某些失控現象，這是教訓。關於對“逆用台”的掌握與使用問題，他們解釋說，當時“敵台”情況十分複雜，數量也相當不少。被我們控製的“逆用台”僅占全部“敵台”的一小部分。這些“逆用台”情況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在被我破獲後經過迅速爭取轉變過來為我所用；有的則是早就由我地下人員秘密打入而後被我所掌握利用的。既是“逆用”，為取信於敵方就不能不提供一定數量的具有實際內容的而又無礙大局的“情報”蒙騙敵方。1950年春天敵機空襲上海時，具體空襲目標究竟是由“逆用台”不慎所提供，還是由真正的“敵台”所提供，一時也難以準確判斷。至於2月6日這一次轟炸上海楊樹浦電廠等目標和那個“逆用”台此前不久所提供的“情報”是否有因果關係，更不能輕易下結論。因為那個“逆用”台正是由我地下黨員秘密打入後掌握的。再說，上海解放還不久，楊樹浦電廠在上海工業生產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地理位置等，敵方是很清楚的。敵人選擇電廠作轟炸目標，未必和某個“敵台”臨時提供“情報”有必然聯係（後來的曆史事實也證明“二六轟炸”和那個“逆用台”的所謂“情報”井無關係，而是由軍統的一個潛伏台直接活動的結果）。

　　上海市公安局有關領導對於上述問題的檢討和說明，如果主持檢查工作的人們能夠冷靜地實事求是進一步調查分析，是不難得出比較客觀公正結論的。不幸的是，由於“左”的思想傾向當時已經在檢查工作中形成了氣候，寧“左”勿右已成為人們的思想定勢；加上揚帆同誌的所謂態度以及人際關係緊張等因素，因此，在後來的繼續檢查過程中，上述幾個問題沒有及時得到澄清，反而被片麵地誇大甚至扭曲。

　　　　　　　　　　　一般工作失誤成了嚴重政治事件

　　檢查並發現工作中的缺點失誤，從全局和長遠角度來說是一件好事。而且，檢查者和被檢查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都可以說是為了革命，為了人民。但是，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情況就比較複雜了。前麵所述的幾個問題，雖然在事實材料方麵並沒有什麽新發現，但在思想認識上卻有了新的“突破”，達到了新的“高度”。在檢查工作基本結束後，對於上海市公安局在利用反正人員參與鎮反鬥爭工作中所犯的錯誤竟得出了如下的結論：“重用、包庇和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雖然在具體解釋時，也還加上了某些限製性詞語，如說“不管主觀上是否意識到……但在客觀上實質上是……”等等。這“重用、包庇、掩護”的定性詞語，誰都知道是非同小可的。這當然已不是一般的工作缺點錯誤，而是嚴重的政治錯誤了。那“包庇和掩護”的概念事實上已經包含了某種可疑的主觀動機在內，那是隨時可以繼續上綱升級的。這也就為後來強加給潘、揚的嚴重罪名埋下了伏筆。

　　然而還有一個值得推敲的可疑之點：所謂“重用、包庇、掩護”雲雲，是可以由人們的主觀認識和覺悟水平來定性的。但那“3300多人”的具體數據又是怎樣被調查和統計出來的呢？其實這“3300”的數字並非是真實的計算結果，而是想當然的主觀推測，或是道聽途說的編造。關於這“3300”數據的來源，一直就沒有一個確切的說法。有人分析說，當初檢查時大抵是把上海和華東某些地區所有曾經被運用過的各類起義、投誠、自首等反正分子，都統統計算在內了。雖然這些人的大多數在協助公安機關鎮反工作時確實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檢查者仍然要認定所有這些人都應包括在被“包庇和掩護”之列。然而即便如此，許多人認為“3300”數目仍是被誇大了的，因而始終懷疑這數字的準確性及其來源的可靠性。”事隔30多年，即在“潘揚案件”已被平反之後，才又有人說出了這數據的另一種可能的來源：原來，上海解放初期在利用反正人員參與鎮反鬥爭中取得了很大成績，有一位幹部當時同揚帆開玩笑，說他善於利用各種社會關係進行工作，物色了各類人物為我所用，就像春秋戰國時代孟嚐君門下有食客3000一樣。而且說他比孟嚐君養了更多的食客，不止3000而是3300。於是有人當場附和隨口就謅出了兩句打油詩：“揚公門下三千三，盡是雞鳴狗盜徒”，結果引起了眾人的一陣大笑。據說就是這兩句打油詩的傳播而變成為定論。若果如此，豈不荒唐可笑。

　　作為人民民主專政工具的上海市公安局竟然犯下了如此嚴重的“大錯”，主管局長揚帆當然逃脫不了直接的領導責任。況且這個“怪癖才子”的認錯態度又不能令人滿意。因此，揚帆受到了更嚴厲的批評，被迫離開了工作崗位。不久，即1953年初，揚帆不幸患了腦腫瘤，國內醫療條件欠佳，組織上便決定讓他去蘇聯治療。這一去就是近兩年時間。

　　事情的變化和發展當然還有一個過程。上海市公安局和局長揚帆雖然已被認定犯了“重用、包庇和掩護”特務和反革命分子的重大政治錯誤，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其錯誤性質仍然被界定在工作問題範疇之內。例如在一次全國性的公安工作會議上，上級領導機關就曾明確指出上海公安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是屬於工作性質的錯誤。當時上海市委的主要負責人陳毅也曾指出，對於公安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應根據隱蔽戰線的特點和規律實事求是來分析，不能簡單地對待”。組織上決定讓揚帆去蘇聯治病和療養這件事本身也可以說明當時還並沒有把他的問題看得過分嚴重，至少還沒有把他推到敵人那邊去。

　　　　　　　　　　　　　　 揚帆被打入另冊

　　問題的複雜化和進一步升級，始於1954年的春天。這一年年初，黨內發生了“高饒事件”。饒漱石與高崗結成反黨聯盟進行篡奪領導權的陰謀活動被揭發出來，中央有關部門開始了對饒的全麵審查。由於饒是華東局書記，批準胡均鶴為“情報委員會”主任的是饒，而具體負責“情報委員會”的是揚帆，於是揚被與饒聯係在一起審查了。1954年的最後一天，當揚帆正在上海家中休息養病時，突然被叫到上海市公安局，當晚即被扣押，過了兩天，他也被送往北京接受隔離審查。從此開始了漫長的監獄生涯。3個月之後，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黨的最高領導人在談到高饒問題時，便直接點了揚帆的名，明確地把他列入了饒漱石反黨聯盟之內。數天之後，揚帆被正式逮捕。其主要罪名，還是“重用、包庇和掩護’特務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勾300餘人”。

　　　　　　　　　　　潘漢年成了“反革命集團”首犯

　　饒漱石的反黨活動殃及揚帆，但事情到此並未結束。1955年3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非例行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主席在簡短的開幕詞中就對當時的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做了十分嚴峻的估計，同時提出了相應對策。他說，帝國主義勢力在包圍我們，我們必須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很可能進行突然襲擊。因此我們要有所準備。另一方麵，國內反革命殘餘勢力的活動很猖獗，必須有計劃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來，以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安全。如果我們有所準備，采取適當措施，就可能避免敵人給我們造成重大危害。否則我們可能要犯錯誤。他的這番講話，明白無誤地向人們發出了一個重要政治信息：在我們所要準備和所要采取的措施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便是要開展一場大規模的肅反運動。

　　就在這次會議上，在揭露和解決高饒問題時，上海市公安局的所謂“重用、包庇和掩護”反革命問題已經被作為一起重要政治案件提了出來。前已述及，此案的專案機構早在半年前便已建立並開始工作，主要當事人揚帆、胡均鶴以及“背後”的饒漱石都已先後受到追究和查處。然而就在會議結束後的第三天，即1955年的4月3日，此案案情卻發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戲劇性的變化和發展，潘漢年在這一天突然被捕。後來在對外公開宣布時，被正式定名為“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

　　這一突然的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呢？其過程大致是；上海解放初期，潘漢年作為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曾負責分管公安工作。揚帆在公安工作中所作的各項決策和采取的若幹措施原則上也部得到過潘漢年的同意與支持。但當公安局被檢查出有所謂“重用、包庇和掩護”反革命的問題時，首先是揚帆被抓住不放，後來又與饒漱石掛上了鉤。在長達4年之久的反複檢查、審查過程中，潘漢年一直被認為並無直接責任。因此，他除了在某些場合從領導工作角度作過一些自我批評主動承擔部分責任外，從未被牽連進去。後來在分管財經建設工作中，工作成績依然令人矚目。特別是在協助陳毅主持“三反”、“五反”運動時，他對政策的把握和處理問題的穩妥受到了各方麵的一致好評。1955年3月，他到北京時是以黨的代表兼上海黨的代表團負責人之一的身份出席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會議期間，他參加了會內外的一切正常活動。隻是到會議臨近結束時，黨的最高領導人在會上號召所有與高、饒反黨聯盟有過某種聯係或是有所牽連的幹部應主動向中央或口頭報告或寫出書麵材料作出交代時，潘漢年在思想上方受到很大震動。他感到上海公安工作中的所謂“重用、包庇和掩護”反革命問題既已被定性為一宗政治案件，揚帆也已被定性為饒的反黨聯盟成員，那末，他和揚帆、饒漱石都是有過直接工作聯係的，在所謂“重用、包庇和掩護”反革命問題上，他自然也有一份難以推卸的責任月B個關鍵的當事人胡均鶴正是由他介紹到解放區去投誠的。如今出了問題，他也不能毫無幹係。尤其是他和胡均鶴在抗日時期的一段特殊聯係，當年他在策反李士群的過程中，胡是一個重要聯絡人。1943年夏天，他從新四軍根據地到上海和李士群聯係時，李借故將他騙到南京去，並且用挾持的手段拉他去見汪精衛，此事他在回到根據地後，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向中央報告過。當初參與其事的胡均鶴既已被逮捕審查，自然會將當時的有關情況向有關部門交待。會見汪精衛一事雖然未損害黨的利益，但長期未將此事向組織報告，這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了。經反複考慮，潘漢年決定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在會議結束的第二天便鼓足勇氣向中央寫了一份材料，將他和胡均鶴在抗戰時期有過的聯係以及被強拉去會見汪精衛的經過一一作了交待，檢討了自己長期未向組織報告的錯誤。材料寫好後，潘漢年就去找出席會議的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毅，當麵向陳作了匯報，並請他將那份材料轉呈中央。陳毅聽了潘的匯報又匆匆看了材料後，懇切地安慰了潘漢年幾句，立即將材料直送中南海毛澤東主席處。毛澤東就作出了立即將潘漢年逮捕審查的決定。其“罪名”有二：一是潘在抗日時期秘密會見過汪精衛而又長期沒有向組織報告；二是潘在“重用、包庇和掩護”胡均鶴等特務分子問題上負有直接責任。據此，潘漢年被認定是隱藏在中共黨內的“內奸”。

　　潘漢年的突然被捕，不僅潘本人始料未及（他原以為隻會受到嚴厲批評或是紀律處分。在交上材料之後便打點行裝準備回上海了），就是參與其事的陳毅、羅瑞卿等高層領導人也是料想不到的。陳在聽了潘的匯報後曾懇切安慰潘，要他思想上不要緊張。

　　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的定性，正好成了計劃在全國開展內部肅反運動的突破口。

　　　　　　　　　　　　駭人聽聞的三頂“大帽子”

　　潘揚反革命集團案自1955年4月定性後，隨即在中央高層人士的直接領導（5人小組）和主管部門的具體掌握下開始了進一步的偵查審理工作。但此案的偵查審理工作卻經曆了一個漫長、曲折和反複的過程。

　　對潘漢年案的審理工作無疑是難度最大的。這位1925年就入黨的老黨員，在長達近30年的革命生涯中既擔任過黨的中央保衛機關和情報部門的領導工作，在隱蔽戰線上長期獨擋一麵和敵人反複周旋較量，又受黨中央的派遣和委托，長期從事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公開或秘密地和敵人或朋友打過多年交道，和許許多多的高層統戰對象有著密切的交往。他還曾經在左翼文化和宣傳戰線上擔任過黨的核心領導職務，和許多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士有著廣泛的聯係和親密的往來。要從各方麵全麵審查清楚潘漢年的經曆，的確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潘漢年一案的審理工作難度雖大，但經過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終於還是在兩年多的時間內，即到1957年的秋後，基本上結束束了，其結果如何，幾乎早就可以預知。因為審理調查是根據上麵的定性取證的。審理的結果是給潘漢年正式戴上了三頂非常嚇人的“大帽子”：除原在逮捕時已定下的“暗藏在中共黨內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內奸’”外，又進一步加上了“國民黨特務”和“日本特務”兩項大罪名。

　　這真是駭人聽聞和令人不可思議的。一位在黨中央領導下工作戰鬥了數十年的老共產黨員，一位在黨內外都很有威望的黨的高級幹部，原來竟是這樣一個可怕可惡的“敵特”人物。

　　為什麽會有這樣的審理結果？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原因不外以下三方麵：一是個人迷信已經盛行，凡事“唯上”而不“唯實”。潘漢年案是由上麵定的，而且是由黨的最高領導人直接定的性，自然便被視為絕對正確，無可懷疑，也不敢有懷疑。倘若真的有人懷疑什麽，那也隻會是首先懷疑自己的立場觀點是否有問題，豈敢懷疑上麵有錯！因此，從審理工作一開始，人們就已經形成了共同的思維定勢，一切審理、調查、取證工作，都是沿著這一思維定勢進行的。二是那種階級鬥爭愈來愈尖銳、愈來愈複雜的理論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並且正指引著辦案者們的思想與實踐行動。三是參與辦案的大多數幹部來自根據地、來自基層，一般說來，社會生活閱曆有所局限，對在白區隱蔽戰線上對敵鬥爭的特殊性及其複雜性認識不足，對於從事高層統一戰線工作也缺乏理解。比如，潘漢年在敵占區深入日本情報機關獲取了許多有戰略情報價值的工作成績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視，而為了取得敵方的信任不能不適度地向敵方提供某些敵方感興趣的情報資料的情況（這種情況在中外古今諜報史上比比皆是）則往往被看得極為嚴重甚至被誇大。潘漢年的“日本特務”帽子就是這麽給戴上的。再比如，潘漢年作為中共談判代表在1936、1937年間和國民黨的談判代表陳立夫、張衝等有過多次接觸。張衝雖是CC的重要頭目，但對國共合作態度卻是比較積極真誠的。潘漢年為了爭取統戰工作的進展，同張衝有更多的交往和交談，並且適當地向張介紹了陝北的某些並非屬於機密的情況，可是辦案者們卻據此認定潘漢年“秘密投靠了CC派”，“成了國民黨特務”。諸如此類今天看來是很幼稚可笑的問題，當初卻是被正式寫進了專案報告和判決書一類文件。

　　1957年底，潘案審理結束後並沒有依法移交檢察司法機關宣判，而是長期被延擱著。原因或者還有其他一些，但關鍵一條是因為此案原是由黨的最高決策人決定的。有關材料雖然早就呈報上去了，但沒有他的直接發話，誰也不能擅自表態處理。一拖就是好些年。直到1962年初，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順便提到了這個案件，這才使潘案的處理有了依據。毛澤東是這麽說的：“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裏頭，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隻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這段話的語氣似乎是寬容的，但卻給原本是冤案的潘漢年再一次定了性：“CC派特務”，可殺可不殺的人物。

　　正是根據這一講話精神，潘漢年終於在1963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結案，潘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也是根據同樣的精神，1965年，揚帆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曆史是曲折的，但畢竟是公正的

　　1963年對潘漢年案的處理，既有領導人講話在先，又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終審判決在後，按說是具有足夠權威了。誰知曆史風雲變幻無常。三年後掀起的“文化大革命”風暴很快又將此案原判推翻。1967年春天，“中央文革”小組下令重新審查潘揚案件，同時將已經假釋出獄數年的潘、揚重新收監關押。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潘、揚原先的主要罪名之一，就是所謂“包庇、掩護”了特務和反革命分子，而負責主持審理潘揚案件的公安部領導人此時卻又被“中央文革”小組指控為“右傾”，包庇了潘揚這樣的“特務”、“反革命”。於是他們另組專案機構對潘揚案進行了近三年的虐待性的審查。結果，1970年，在沒有發現任何新材料、新問題的情況下，硬是將潘漢年改判無期徒刑。

　　1975年，潘漢年、揚帆分別被遣送到湖南洣江和湖北沙洋的勞改農場“監督改造”。

　　1976年10月，曆史經曆了又一次的重大轉折。當風暴過後，天空逐漸變得較為明朗時，潘漢年、揚帆都仿佛看到了一線曙光，從而萌發了新的希望。他們對於自己所遭遇的不公正的懲罰，過去就沒有從思想深處接受，現在是更加不服了。於是他們開始為自己申訴，希望新時期黨和國家領導機關能夠實事求是地複查他們的案件，還曆史以公正。

　　不過曆史的轉折與發展仍然有一個曲折過程。在一段時間內，“凡是派”在一係列問題上還起著主導作用，潘揚案件豈能輕易推倒，潘揚的申訴當然也就得不到及時的處理。不幸的是，經曆了多年折磨，已經年逾古稀的潘漢年再也等不到撥亂反正的一天，終於在1977年的4月含冤抱屈離開了人世。直到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工作才真正取得曆史性的進展，潘揚案件開始引起了高層人士的關注。

　　1981年，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終於開始對潘揚案件進行全麵複查。整整經過一年半時間的艱巨工作，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發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的紅頭文件，宣布“撤銷黨內對潘漢年同誌的原審查結論……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黨籍，追認潘漢年同誌的曆史功績，公開為他恢複名譽。”文件對潘漢年一生重新作出了高度的評價，指出：“潘漢年同誌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83年，中央對揚帆也同樣作出了徹底平反的決定，這為他安度晚年創造了有利條件。

　　曾經轟動一時的“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如今早已煙消雲散，成了一頁曆史，然而這卻是一頁令人痛心，令人難忘的曆史。

　　　　　　　　　　　 潘漢年、董慧夫婦的最後歲月

　　　　　　　　　　　　　　　　 鄒烈華

　　潘漢年、董慧夫婦的最後歲月是在湖南省茶陵縣洣江茶場度過的。

　　1982年中共中央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後，中共上海市委為做好因“潘案”而被錯誤處理的同誌的複查平反和善後工作，成立了中共上海市委“潘案”落實政策清理小組。“潘案”清理小組成立後的首件大事，就是遵照中共中央和陳雲同誌的指示，辦理好潘漢年同誌的善後事宜——把潘漢年、董慧夫婦的骨灰從湖南移送到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安放。我當時在市委“潘案”清理小組辦公室工作，曾於1983年三四月間兩次赴洣江茶場和長沙市，找過當年與潘漢年、董慧夫婦有過接觸的省勞改局、洣江茶場的幹部，曾服侍過董慧同誌生活的保姆，為他們看病的醫務人員等。現將見到的和了解到的一些情況寫出來作為資料供更多人了解和參考。

　　　　　　　　　 潘漢年、董慧夫婦在洣江茶場的日子裏

　　“文化大革命”對潘漢年、董慧夫婦來說，猶如雪上加霜。他們在1955年蒙冤遭到錯誤處理後，於1963年已被假釋，居住在北京團河農場。1967年5月又遭“四人幫”加害，被重新收監關押、審查。潘漢年從原判15年有期徒刑改為無期徒刑（未辦改判手續），永遠開除黨籍。董慧在審查期間因左腿骨折致殘，關了8年後給了一紙“維持原判不追究刑事責任”的結論釋放。不久，根據當時中央專案三辦的意見，將他們從北京秦城監獄移送到湖南省茶陵縣洣江茶場“勞動”和“安置”。下麵是當年移送潘漢年同誌的公文：

　　湖南省公安廳：

　　　　根據中央決定，將潘漢年放在你省勞改單位勞動。

　　　　　　致

　　　　禮

　　　　　　　　　　　　　　 公安部秦城監獄

　　　　　　　　　　　　　　　1975年5月27日

　　潘漢年於1975年5月27日在中央公安部十五局屬的專案組以及秦城監獄和湖南勞改單位派出的人陪同下從北京乘火車，於29日到達長沙，當天即與三天前（5月26日）已到達長沙的董慧會合後同赴洣江茶場。

　　在洣江茶場，我見到一間土紅色磚牆、瓦頂的小平房，這就是潘漢年、董慧夫婦度過最後歲月的住屋。此屋座落在場部辦公樓與職工宿舍之間，原為男、女職工洗澡房，以後也住過人，有25平方米大小，內隔兩間，其中一間為灶間，屋外有自來水，鄰近是職工食堂。據當時上麵的要求，因潘漢年是“中央專案組單線審查對象”，屬“敵我矛盾”，所以給他們住房既不能和其他犯人在一起，又不能和幹部職工在一起，同時又要在管理幹部的視線之內。對潘漢年、董慧夫婦來說，在他們再次被關在秦城監獄8年後能重新相逢，已經是相當滿意了。所以，當茶場的幹部征求他們的意見時，潘漢年連聲說：“可以、可以。”潘漢年在這裏一直住到1977年3月24日病重送長沙醫治，曆時1年9個月又5天；董慧一直住到1979年2月23日送醫院，2月24日去世。

　　潘漢年早在1967年重被收監關押時，已患有肝功能不好的毛病，因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療，身體一直不太好。他在洣江茶場的勞動，就是做些家務，去食堂買飯菜。後來，由於董慧腿殘行走不便，高血壓病也越來越重，茶場幹部征得他們的同意，選派了幹部家屬每天去料理、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其中有一位叫王芝蘭的，一直照顧到董慧病逝。

　　潘漢年、董慧在洣江茶場生活期間，雖然蒙受著冤屈，但從沒有對任何人流露過半句怨言，他們堅定的生活信念，對黨的摯愛之心和關心群眾的高貴品格給洣江茶場職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曾提出要把自己過去穿過的一些舊服裝送給劇團做道具，把電視機送給場部讓大家看；他們給職工子女講故事、補習英語，有時還請去他們家坐坐的同誌嚐嚐潘漢年親手炒的花生等。茶場幹部、群眾也從來沒有把潘漢年當成犯人對待，親昵地稱呼他們為“倆老”。每當潘漢年到食堂打飯菜時，大家主動讓他先買。逢到場部放映電影，看到潘漢年推著董慧坐的輪椅過來，大家就讓出好的位置給他們。甘場長的老母親常常留他們在家裏坐坐。有次，當他們經過場部蔣會計的家門時，蔣會計熱情邀請他們進屋，並拿出多樣食品招待他們，使潘漢年、董慧感動得掉下淚來。

　　潘漢年、董慧對毛主席、對黨有深厚的感情。毛主席逝世時，大家要看電視，因場部電視機小，他提出把他一台放在倉庫裏的電視機拿出來給大家看。董慧對保姆王芝蘭等群眾回憶當年在延安見到毛主席的情景時說：“我在延安時學紡紗，有一次毛主席到我紡紗的地方來，看到我會紡紗了，就高興地說：‘嗨！董慧紗紡出來啦！’”

　　董慧同誌原名董奉然，生於1918年，廣東省中山縣人。1938年1月在延安入黨，長期跟隨潘漢年在上海、香港等地做情報工作。上海解放後任上海市委統戰部秘書科長、副處長。1955年因潘漢年同誌冤案受株連。董慧從小在香港讀書長大，其父董仲偉曾任道亨銀行經理，早在1937年對中國革命事業作出過貢獻。董慧在家中排行第二，她的弟妹大多在香港，有的在國外，都是在事業上、學術上很有成就也很愛國的人。他們從小受董慧的影響，對董慧和潘漢年一直很崇敬，根本不相信他們會有這麽嚴重的問題。當他們得知身處逆境的潘漢年、董慧夫婦在洣江茶場後，就不斷地寫信、寄藥品、寄食品。董慧乘坐的輪椅就是她弟弟從香港送來的。他們給潘漢年夫婦的來信，充滿了崇敬、關切之情十分感人。如董慧的弟弟在信中說：“我希望你的領導會讓我來看你，我們大家部老了，但我永遠記著你在我青年時代給我指導和鼓勵，此恩此德念念不忘！”在另外兩封信裏分別說到：“在我們兄弟姐妹一群人中，在事業上，我以為你成就最大，因為你能出生入死，參加了民族解放的工作，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我們曾經過1930—1949時期，看到今天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中國人應感到光榮的，而你和老潘就在那段時間參加了中國民族解放的工作，出生入死。明白過去的人，對那時所有參加過該項工作的同誌應感謝的。”他們還轉達香港知名人士費彝民先生向潘漢年、董慧夫婦的致候，要他們保重。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一網打盡。遭受冤屈的潘漢年夫婦顯得非常高興，董慧高興得丟了拐杖走路，潘漢年也對來看他的幹部說：“江青這人我了解……”他雖然沒有把話說完，但意思已能使人聽懂了。董慧的弟弟也給他們寫信說：“老潘同誌身體好嗎？切要叫他保重，光明就在前麵。”並打算在12月份到洣江探望他們。信上還說：“上一次做夢，夢著你（指董慧），就收到你的信，以後就沒有夢了。可是於9月27日，我再做了一個夢，夢見老潘在20年前的影像，穿著長褲子與襯衣，樣子很年輕，想不久見麵時，我們都是白發斑斑的人了。”

　　董慧到洣江茶場後曾多次向省勞改局來的人說：“我是共產黨員，我沒被開除黨籍！”粉碎“四人幫”不久，她又提出過這一問題，但仍無結果。“四人幫”是粉碎了，但“兩個凡是”的緊箍圈還沒有打碎，所以他們的問題還是不能解決。也是由於這個原因，董慧在香港的弟弟、弟媳在當年12月到湖南來探望潘漢年夫婦時，被擋在長沙，不能同親人相見。他們返回香港後來信說：“打算明年（1977年）11月再來，那時‘四人幫’事總該結束了。”但一年後，當他們依約再次前來湖南時，潘漢年已不在人世了，隻見到了董慧。

　　　　　　　　　　　　　　夫妻雙雙含冤逝世

　　1977年4月14日，潘漢年同誌以“肖淑安”之名在長沙醫治無效，含冤去世，骨灰被埋葬在長沙南郊金盆嶺墓地西側半山腰。墓穴上麵平鋪著一塊約有六塊瓷磚見方的墓碑，上麵橫寫著：

　　　　　　　　　　　　　 77——652

　　　　　　　　　　　　　　　 肖淑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1977年2月24日起，潘漢年因肝病惡化臥床不起，3月24日被救護車送到長沙市。在上救護車時潘漢年曾大聲的對董慧說：“我會回來的，你放心！”救護車到達長沙後，又改乘小汽車由公安廳同誌陪同送進湖南省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原湘雅醫院）14病室110床。14病室是幹部病房，在進醫院前，省公安廳同誌考慮到當時的曆史條件，為有利於對潘漢年的治療和護理，經潘漢年本人同意，使用了他過去曾用過的“肖淑安”的名字。

　　從當時為潘漢年同誌治病的醫生、護士介紹中，並翻閱了一部分病曆卡，我們知道，潘漢年於3月24日住進醫院，4月14日病故，先後住院22天。潘漢年進醫院時病已很重，不斷喊肝痛，經掃描確診為“多腫肝”。他很少說話（滿口假牙也是原因），煩躁不安，沒有談過個人的問題。但不時的要報紙看，還念念不忘他的愛人董慧。據3月29日病誌記載：“體溫下降，今日間婆婆（指董慧）在那裏，擔心她沒有人招呼，陪護人員進行解說。”4月6日，病情加重，進食即吐，全身浮腫，眼睛睜不開，提出要見愛人。4月8日，使用凍幹血漿200CC。4月9日輸血500CC。以後，經常處於神誌不清狀態。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漢年。見麵後兩人情緒很激動，兩人均哭。董慧對潘漢年說：“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靜。”分別時到門口，還對他講這些話。當天晚上19點45分潘漢年逝世。董慧即從長沙招待所趕到醫院向潘漢年遺體告別。當晚醫院領導、醫生把潘漢年的病情和搶救過程向董慧作了交代，並為研究病因需解剖屍體征求董慧的意見。董慧聽了表示感謝，並同意解剖。解剖所見，肝像豆腐渣。醫生認為這病少見，腹腔惡性腫瘤可能性大。據省公安廳同誌說，董慧在潘漢年逝世後，曾向華國鋒寫過有關潘漢年和她的問題申訴信，要求平反糾正。這信公安廳同誌見到過。潘漢年去世後一段時間內，董慧常常意味深長地對保姆等周圍人說：“老潘將來會複活的。”董慧的弟弟來信安慰她說：“最近見香港一份報紙載有姐夫在革命時期是周恩來手下重要的地下幹部，他今天雖與世長辭，但他在民族解放事業中亦曾盡過一份力，死無憾焉。”並要接她去香港治病。

　　董慧在潘漢年逝世後，孤單一人，悲傷過度，沒能等到黨中央為他們平反昭雪的一天，於1979年2月24日因高血壓腦溢血病搶救無效，含冤病逝於洣江茶場醫院裏。董慧病故後，她在香港的弟弟曾發來電報，寄錢給茶場委托辦理後事，茶場為她開了追悼會，火化後骨灰保存在場部。以後，董慧的弟弟曾來信要求為潘漢年、董慧夫婦辦理合葬，但未獲同意。

　　由於潘漢年、董慧夫婦沒有子女，他們在洣江茶場的遺物經請示中央後由組織負責處理。一部分按他們生前願望，送湖南省劇團做道具，一部分送茶場職工，一部分給潘漢年胞弟、胞妹、侄子。潘漢年同誌在蒙冤期間寫的詩詞手稿，他視之如命的一箱魯迅全集，部分隨身日常用品（表、鋼筆、印章）等均放在上海檔案館保存。從潘漢年遺物中清理出來的詩詞手稿有20餘首，成稿年份不詳，內容大多回憶過去革命歲月（如延安），也有懷念董慧的詩句。潘漢年生前一直把一套精裝魯迅全集帶在身邊。據省公安廳同誌說，他從秦城監獄到洣江來時，這箱書是他隨身帶來的。董慧曾對人說，這箱魯迅全集是他的命，裝這套全集的木箱是專門精工製作的，門蓋上“魯迅全集”字樣，是蔡元培寫了後刻出來的。

　　　　　　　　　 潘漢年、董慧夫婦骨灰移送八寶山公墓

　　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潘漢年、董慧夫婦的骨灰移送北京八寶山公墓安放的決定，中央組織部電告上海：潘漢年、董慧骨灰在長沙掛一節火車專廂，從長沙起程的日期定為1983年4月14日。這天正好是潘漢年逝世6周年。為了做好移送前的一切準備工作，我們會同湖南省委的同誌，首先把埋葬在金盆嶺公墓潘漢年的骨灰壇子啟出，送到湖南省革命陵園大廳，把骨灰從壇子移入骨灰盒。同時，又把安放在洣江茶場董慧的骨灰盒送到省革命陵園，和潘漢年骨灰盒放在一起。

　　1983年4月14日上午，載著潘漢年同誌夫婦的骨灰從長沙啟程。到車站送行的有：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毛致用同誌及省委書記、省長孫國治，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黃道奇，以及湖南省各部委辦的代表、潘漢年同誌在湖南的生前友好、省文聯主席康濯、副主席蔣燕，湖南大學校長朱凡等同誌。

　　中共上海市委特派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高揚，市紀委（籌）副組長王子陽，市委統戰部顧問劉人壽，全國電影協會副主席、上海文聯黨組成員於伶等同誌，以及潘漢年胞弟、胞妹、侄子專程去長沙護送潘漢年、董慧同誌的骨灰去北京。

　　15日上午，在北京火車站迎接潘漢年、董慧骨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廖承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陳丕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王鶴壽，以及周揚、夏衍、李一氓、陽翰笙、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白治民等，還有潘漢年夫婦在北京的部分親屬友好。在北京火車站貴賓室內舉行了為潘漢年、董慧同誌骨灰盒覆蓋中國共產黨黨旗的儀式。然後將骨灰盒送往八寶山公墓安放。潘漢年骨灰盒安放在副一室西88號，董慧骨灰盒安放在東院二室158號。

　　　　　　　　　　　　　　 烏雲散盡現忠魂

　　　　　　　　　　　　　 ——悼念潘漢年同誌

　　　　　　　　　　　　　　　　　揚帆

　　潘漢年當年蒙冤後，在很多場合都被稱作“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由於我是潘案的一個重要的同案人，因此，作為幸存者來說，在潘漢年誕辰90周年之際，我對他的懷念，就更甚於一般同誌。

　　我和潘漢年的遭遇，基本上相同。我是1955年元旦被拘押審查的。潘案發生後，我也“升級”。1955年4月12日，主管部門向我宣布逮捕審查，押入監獄。經過長達10年的預審期，於1965年以“內奸、反革命”罪名，被判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實際上是度過了25年的犯人生活。潘漢年於1955年4月被捕，預審期長達8年，以“內奸”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但我們最後的結局卻不一樣。潘漢年這位長期從事革命工作，在黨的文化工作、統戰工作，特別是在對敵隱蔽鬥爭中作出過重要貢獻的老革命家，比我不幸得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潘漢年在沒有新的案情下，又被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更令人唏噓不已的是，潘漢年含冤不白，客死異鄉，死後連墓碑上還不能刻上真名。而我於1979年1月被接到上海養病，結束監獄生活後，1980年4月撤銷了原判決書，1983年3月得到徹底平反，恢複了政治名譽，和久別了25年的親人團聚在一起；而且看到了潘漢年的徹底平反。人間滄桑，令人感歎。

　　在對敵隱蔽鬥爭中，和同時代的革命者相比，潘漢年的使命更為艱險，鬥爭條件更為複雜。他的工作需要異常的智慧和毅力，而他完全具備了這些常人不能具備的條件，為黨工作，忠心耿耿，出生入死，智勇兼備，數十年如一日。這樣一個好同誌是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

　　我和潘漢年相識在1943年，地點是淮南新四軍軍部黃花塘。1943年下半年，我正在鹽埠區新四軍三師保衛部工作，突然接到一個緊急通知要我去軍部“開會”。我匆匆趕到天長縣軍部，饒漱石板起臉孔向我宣布命令：“繳槍。”當場逮捕了我，要我交代在南京國立戲劇學校時的問題。怕我逃逸，給我戴上手銬、腳鐐，關進破舊的磚瓦房監獄。其間，饒漱石親自審問我一次，他粗暴地指責我是“奸細”。我寸步不讓，堅決否認。我被說成是C．C．派（國民黨中統特務），根據是我曾在南京國立戲劇學校任職，而這所學校的校務委員會主任是C．C．派的健將張道藩。而我在那裏介紹了一位同誌參加了“救國會”，進行地下“救國會”活動。

　　幾個月以後，我的牢房門口出現了一個中等身材、長臉，滿麵笑容，戴著眼鏡，比我年齡稍長的中年人。牢房門被打開了，陪同那個中年人進來的負責看押我的保衛部門負責人向我介紹說：“他就是華中局的情報部部長潘漢年。你向他老老實實交代。”

　　聽說來人是潘漢年，我肅然起敬。盡管我對潘漢年不熟悉，但是我還是聽說過他的很多傳聞：黨齡長，參加過長征，在黨中央擔任過許多重要負責工作。

　　在保衛部門負責同誌的陪同下，潘漢年開始對我審訊。潘漢年是一位地下鬥爭經驗十分豐富的革命者，對我在上海的工作，也有相當了解。他顯然沒有帶著“揚帆是奸細’”這個框框來審問我。這使我一開始就感到溫暖。潘漢年審問我那天，窗外雪花飛舞，我被上了銬的手凍得難以忍受，隻得不停地搓著。潘漢年看了我一眼，把衛兵叫來，冷冷地說：“把手銬打開！”衛兵麵有難色。潘漢年堅定地說：“這樣銬著，他怎麽寫交代材料？他跑不了！”

　　潘漢年根據手頭的材料，要我先簡單扼要地講講參加革命前的經曆，然後著重訊問了我在“一二九”學生運動前後在南京國立戲劇學校的一些曆史情況。我對於潘漢年提出的一些問題對答如流，每到關鍵，還能提出有力的證明人和旁證人。另外，“救國會”是黨領導的群眾性的抗日組織。潘漢年對於“救國會”的誕生和發展曆史了如指掌，我的問題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在接受潘漢年的審查以後，心中踏實多了。其間曾發生一件事，組織上暗中派了一名幹部，裝作要犯，和我關在一起，實際上是來偵察我。他故意向我問長問短，還偷抄了我在牢中寫的一些詩詞，暗地裏送給潘漢年。其中有一首：

　　　　　　　　　　　　　　　 夢仲弘軍長

　　　　　　　　　　夢中執手悄無言，熱淚如潮湧塌前。

　　　　　　　　　　猶憶深宵金石語，何期往日葛藤嫌。

　　　　　　　　　　現身說法楷模在，刮骨療瘡誌氣堅。

　　　　　　　　　　欲訴沉冤雞報曉，含悲依舊抱頭眠。

　　潘漢年看了我的詩以後，他也寫了一首詩給我。可惜的是我不慎將它丟失了，但是其中的一句“巨眼誰複識英雄”卻永遠銘記在我的心頭。潘漢年給我的詩暗示我是受冤屈的，表示同情。我心中感激萬分，當即寫了《答友人問》一詩，以贈潘漢年，進一步述說了心頭的疑端：

　　　　　　　　　　真真假假費疑猜，欲辯難言知己哀。

　　　　　　　　　　自是奸人離間苦，謾嗟執事囗囗衰。

　　　　　　　　　　含冤曾灑英雄淚，湔辱空誇國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熾，淒涼伴我過年來。

　　在我被關押審訊10個月以後，1944年春，我被釋放了。那天，饒漱石來看我，向我伸出了雙手，說：“揚帆同誌，你受委屈了！我沒有什麽好說的，組織上錯了，你沒錯。”事後我才知道，對我的審查確是中央的指令。原來，延安整風後期，分管保衛部門的康生，搞了一個所謂“搶救失足者運動”，大搞逼、供、信，把許多從國民黨統治區和敵偽占領區去延安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逼供成“特務”、“反革命”。其中有個青年戲劇工作者是我在南京國立戲劇學校的學生，他被說成是CC特務而挨整，他不承認，隻講自己在戲校參加過地下“救國會”的組織，是學校老師石蘊華（我原名）介紹的。就這樣，把我牽連上了，我就成了“特務”。康生立刻以“中央保衛部”的名義打電報給華中局，下令立即逮捕、審查我。這就是我這次冤獄的由來。

　　我出獄以後，很快恢複了原先在新四軍軍部保衛部門的工作，和潘漢年沒有什麽接觸。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我們才有較多的往來和接觸。潘漢年先後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會部部長、統戰部部長，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書記、第三書記，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長兼市政治協商委員會副主席。我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因為潘漢年主管公、檢、法，抓解放初期上海的鎮反工作，是我的上級，我是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的。

　　解放初期，那時為了根除國民黨遺留下來的大量殘渣餘孽，潘漢年付出了巨大的辛勞。國民黨從上海逃跑時，國民黨特務頭子、保密局頭頭毛人鳳、電訊處處長楊振裔在上海附近潛伏了10部電台，利用密碼和台灣特務機關頻繁聯絡，發送情報，危害極大。我們在潘漢年的直接領導下，組織人員進行偵破。經過一番周折，終於通過地下黨內線，了解到杭州台國民黨中校台長黎明與我江南工委武振平是親戚。我們做了一些工作，使黎明起義。並在他的協助下，於1950年6月中旬一舉破獲了國民黨保密局隱藏在上海周圍的二、三、四、五、六、七、八等七個潛伏組電台及國防情報組、無錫獨立台、蘇州潛伏台等，逮捕了大批特務分子，繳獲電台十餘部以及手槍。密碼等物。經請示中共中央華東局、上海市委和中共中央批準，我們曾“邊用”其中的兩部，即：保留國民黨的番號、呼號、人員。密碼，甚至發報手法。以達到接收他們的情報為我所用，並將我們編造的假情報，通過這兩部電台發送到敵人手中，迷惑敵人，擾亂他們的陣線。電台由潘漢年直接指揮。1950年8月，潘漢年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那個軍統潛伏電台交給你們公安局‘邊用’。”“逆用”國民黨電台，後來成了所謂“潘、揚反革命集團”的重要罪名，說我與潘漢年在1950年2月初，用敵台送出閘北電廠及上海自來水廠位置的情報，導致了國民黨“二六”轟炸，使上海遭到嚴重損失。但事實上，閘北電廠、上海自來水廠都不是上海解放後新造的，是解放前就有的。其準確位置，國民黨是最清楚不過的。1950年2月6日，國民黨派飛機轟炸楊樹浦電廠、上海閘北電廠、上海自來水廠，無需別人給他們提供什麽位置。這真是莫須有的罪名！至於“二六”轟炸的問題，後來查明是軍統特務羅炳乾的潛伏電台提供的有關上海的水電廠恢複生產和天氣情況等情報。與潘漢年毫無關係。

　　所謂“潘揚反革命集團”的另一個重要罪名。是說我和潘漢年在上海解放以後，串通一氣，有意包庇、掩護、重用大批特務、反革命分子。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事實是這樣的；解放初期，在我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時，確有個叫胡均鶴的，他在1932年曾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後被國民黨逮捕，經不住國民黨特務分子的嚴刑拷打，先後充當了國民黨和汪偽特務。1941年，胡均鶴同我黨建立了秘密聯係，並掩護過上海地下黨領導同誌撤退到淮南根據地。上海解放前夕，胡向我解放軍請求給予立功贖罪的機會，經過當時中共中央華東局負責人饒漱石同意，胡被帶到上海，參加鎮反工作。在我接收此人之後，記得於1949年5月10日、23日，中共中央華東局有關領導同誌就此事曾兩次向中共中央有關主管部門報告，並說明用此人是經中共中央華東局批準的。潘漢年對此也沒有責任。

　　對這兩個重大問題、從我被捕開始，便舌敝唇焦地反複說明了上述經過。其實，用胡均鶴的問題，不僅是經過饒漱石同意，中共中央主管部門來電也明明白白地說：“由揚帆同誌帶往上海，協助鎮反工作。”結果卻還是成了潘漢年和我的“罪證”。

　　事實證明，給予一批投誠過來的特務、反革命立功贖罪的機會以後，他們在對敵隱蔽鬥爭戰線上，確實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1949年10月底，台灣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派出直屬行動組上校組長劉全德潛入大陸，任務是企圖暗殺陳毅、羅瑞卿。劉全德既是叛徒，又是特務，此人心狠手辣，在此以前曾奉軍統之命執行過多次暗殺任務，是個不能小看的殺手。但當時國家定鼎伊始，各級政權建設剛剛起步，以上海之大，茫茫人海，哪裏去抓這個特務？但是，由於我們利用一些反正過來的國民黨特務，劉全德從浙江舟山來上海，他沿途的情況，悉數為我們掌握。11月2日晚上，抵達上海才一個星期的劉全德在潛入他昔日的同事高激雲家中時，被高傲雲穩住，借故出門報告了我們，這個惡貫滿盈的殺手束手就擒。

　　解放初期，我在潘漢年直接領導下工作，他對工作認真負責以及嚴謹的工作作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為了根除國民黨遺留下來的大量殘渣餘孽，蕩滌舊社會帶來的汙泥濁水，潘漢年耗費了巨大的辛勞。在那錯綜複雜的新舊交替時期，他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政策，重大問題都親自過問。那時處決一個犯人，要經過六七道手續嚴格審批。上海鎮壓了一批反革命分子，這些都是證據確鑿、不鎮壓不足以平民憤的罪大惡極的壞人。事實證明，鎮壓了這些反革命分子，人民拍手稱快，社會治安迅速好轉，上海人民對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工作接觸中，潘漢年布置任務不僅具體，而且有些案件還認真負責地親臨指導。我記得有次重要會議，一個負責同誌提出某知名人士的親屬是國民黨特務，應該逮捕審訊。案子由我經辦。我發現基本情況失實，便立即向潘漢年匯報。經潘漢年親自研究以後，決定不予逮捕，避免了一次錯捕。事後，潘漢年告誡我：做公安工作，尤其是涉及到拘留、逮捕，一定要慎而又慎，工作要細致，決不能馬虎、草率，否則要犯錯誤。

　　潘漢年在對待來自敵人陣營的人的態度上，是正確掌握黨的原則的，並沒有越軌行為。當時，我們曾約法三章，在鎮反工作中，給那些反正過來的人的任務是：“君子動口，不動手。”就是說，隻許他們提供情況，不給他們逮捕權。可是，後來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是非完全被顛倒，功績成為罪行。隨之而來的，是無法預測的大風暴。潘漢年和我首當其衝，繼而是大批的株連，大搞逼、供、信，肆無忌憚地踐踏法律。不僅是與我們有關的在反特戰線上的工作人員受到牽連，而且黨的許多幹部也在一夜之間被打成了“特務”、“反革命分子”。那時，有人居然編出了揚帆包庇壞人“三千三”的神話。株連之廣，可以想象！破獲特務劉全德案有功的高激雲，盡管當時得到有關部門表揚、嘉獎，並號召上海公安戰士向他學習，但他卻因我被捕而受到株連。經關押審查1年，雖然沒有罪證，但是還是被送去白茅嶺農場勞動教養20多年，直至死亡。類似他的情況還有很多。每當想起他們，我心裏久久不能平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對所謂“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做了認真的複審，推倒了一切不實之詞，否定了原來認定的所謂“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的結論，正式發出了為潘漢年恢複名譽的通知。潘漢年許多鮮為人知的功績得到了黨中央的充分肯定。不久，我和別的受株連的同誌也都陸續得到徹底平反。

　　烏雲早已散盡，潘漢年同誌，您安息吧！

　　　　　　　　　　　　　　　　　　　　　　　　1995年5月寫於上海

　　　　　　　　　　　　　　沉冤昭雪英名永存

　　　　　　　　　　　　　　　　 王征明

　　　　　　　　　　　　　 高饒事件成了爆發點

　　1955年4月5目，我由上海市公安局調北京中央公安部工作剛好一年，因饒漱石、潘漢年、揚帆案件的株連，被公安部專案組逮捕。

　　正是這一天，我從《中國青年報》第一版看到中共中央七屆五中全會閉幕的消息，報道了高饒反黨聯盟中的高崗自殺，饒漱石被永遠開除黨籍。

　　翌日晚，公安部一位副部長找我談話，要我徹底交代上海市公安局用特務等問題。我天真地以為一定是專案組不了解情況，弄錯了。這些事公安部領導同誌都知道。1951年春，公安部領導巡視上海工作時，曾對上海市公安局在對敵隱蔽鬥爭中使用特務有過定評，認為有成績，也有缺點錯誤。而且他回北京給中央寫了報告，認為上海表示糾正的態度還好。事實上我們已作了糾正。1952年公安部領導還通過一個案例，當麵批評我是否在工作中縮手縮腳了。

　　萬萬沒有想到，高饒反黨事件成了新的爆發點，這一切又被重新翻了出來，而且上綱上線，成了莫大的罪名。

　　在多日嚴厲的審訊之後，另外來了兩個40來歲的人，從其講話口氣判斷不是公安部的，其一說：“饒漱石、潘漢年負路線之責，揚帆是主謀，你是執行。”

　　是的，解放上海之初，“以特反特”作為對敵隱蔽鬥爭的策略和手段，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饒漱石提出，經過市委會議認可的。其實，饒漱石這樣做，是有中共中央1943年文件指示根據的。

　　我被關押600天後，審訊員以一種特別的神情告訴我，已查明潘漢年是個“內奸”，揚帆是個“奸細”。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961年3月，我從報紙上看到政府特赦一批戰犯，溥儀、溥傑、杜聿明、王耀武及特務康澤等均被開釋，而我仍被久懸不結，氣得大口吐血，立時寫信給中央監察委員會據理力爭，但沒有下文。到五一節我又寫報告，翌日放我出來。關押了6年零1個月後，我被以執行“內奸”潘漢年、揚帆指示，“包庇反革命”的罪名免於起訴。

　　1963年得知潘漢年和夫人董慧亦獲釋，住在北京團河農場，半自由狀態。揚帆則因拒不認罪，仍在獄中。“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重被收監，長期關押達7年半，潘、揚更被“四人幫”重新判處重刑，受盡摧殘折磨。直至1982年8月，中共中央頒發《關於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遺憾的是潘漢年和董慧已先後在1977年4月、1979年2月與世長辭），這件曆時長達27年的共和國第一冤案，才算了結。

　　　　　　　　　　　　　 曆史是怎樣被顛倒的

　　上海解放初期，潘漢年同誌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書記，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社會部部長、市委保衛委員會副書記、書記。在他直接領導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之後，我才同他有工作上的聯係，但他的名字，我則敬仰已久。

　　記得1938年在皖南新四軍軍部，當時我還是一個參軍不久的小青年。有位同誌故意問我：“你知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駐福建人民政府的‘首任大使’是誰？”我目瞪口呆回答不出。他逗著我說；“潘漢年同誌代表我們黨同福建地方實力派陳銘樞和蔡廷鍇談判，實際上他相當於蘇維埃駐福建人民政府的‘大使’呀！”

　　1943年。我在淮南解放區黃花塘軍部參加整風學習，潘漢年給華中局和軍部幹部作輔導報告。報告中引證黨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左傾機會主義給黨的事業所造成的嚴重損失，使大家深受啟發和教育。有一段時間，在晚飯後，我到黃花塘去，經常看到陳毅軍長和戴著金絲邊眼鏡的潘漢年一麵在田野散步，一麵熱烈交談。這些昔日美好的記憶，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9年5月，解放軍“挾全國勝利之餘威，軍臨上海”（陳毅同誌壯語）。潘漢年任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秘書長，副市長，日常事務千頭萬緒，可是他才華卓越，日理萬機，處理問題幹練，遇事沉著不亂，從容不迫，有條不紊，駕馭自如。在上海剛解放的那些日子裏，潘漢年同誌始終指揮著我們度過一個個戰鬥的日日夜夜，領導著我們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敵對勢力嘲笑我們“共產黨隻能管農村，管不了城市”。尤其是這座東方著名的大城市。舊上海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基地，也是國民黨反動派特務統治的大本營。光特務組織就有軍統、中統、國防部二廳、蔣經國、陸京士和毛森等係統28個主要單位，特務分子累萬。此外，還有一大批反動黨團骨幹，盤根錯節的蔣幫餘孽和黑社會勢力。麵對這樣複雜的情況，5月9日，揚帆傳達了華東局關於接管上海的方針政策，從而提高了我們的思想，澄清了一些不正確的認識。

　　華東局指示，要我們首先從思想上明確依靠誰，團結誰，向誰鬥爭這個根本性問題。指出進城以後，必須堅決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人民，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以便與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進行鬥爭，如果這個問題處理不當，就要犯原則錯誤。其次，亦要看到上海的情況十分複雜，社會改造要逐步進行，一定要分辯是非輕重，穩步前進，如果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就要犯策略上的錯誤。

　　華東局還指出，我們解放城市是從外部打進去，群眾既會熱烈擁護我們，但在思想上、政治上準備又不夠，所以進城後對社會改造不能操之過急，以免使自己陷於孤立。因此，進城後先集中力量做三件事：（1）消除反動派的殘餘勢力，安定人心，安定社會秩序，安定人民生活。（2）把國民黨的機構接收過來並且管理好。（3）迅速恢複和發展生產，恢複交通運輸。

　　潘漢年同誌是堅定地貫徹這些方針的。

　　當時，我們的處境仍很困難，國民黨政權雖土崩瓦解，但仍憑借美國的支持，不甘心失敗，對上海實行海上封鎖，空中轟炸，作垂死的掙紮。800萬蔣軍大部被消滅，殘存的反革命勢力發生分化，一部分消聲匿跡，另外一部分則繼續瘋狂破壞，散兵遊勇趁火打劫，經濟罪犯囂張放肆，搗亂金融，哄抬物價。反革命特務間諜有的分散潛伏隱蔽活動，有的冒名接管，破壞解放軍聲譽。美蔣特務機關預伏的特務電台，每天同台灣秘密通電，供給情報，提供氣象信息。反動統治的殘渣餘孽造謠惑眾，煽動不滿，甚至進行猖狂的反革命糾合。台灣、舟山敵人更不斷派遣特務潛入上海，妄圖對華東、上海軍政首長、公安局長、起義將領、進步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等進行暗殺，並在鬧市投擲炸彈、製造重大事件。這一切，給我們對上海這個爛攤子進行全麵接管、整頓和恢複增加了重重困難。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權發揮著強大的威力，敵人的任何企圖未能得逞。全市沒有一個黨政軍首長、一個知名人士遭到敵人的暗害。在我們的連續打擊下，敵人紛紛瓦解向我投降，社會秩序迅速安定，人民開始安居樂業，生產逐漸恢複。這一勝利的獲得，歸功於黨中央政策方針的正確，亦與陳毅市長和他的主要得力助手潘漢年同誌的卓越領導分不開的。我們這些曆史的見證人，對漢年同誌在這條戰線上的業績是終生難忘的。在那些戰鬥的日子裏，他經常聽取軍警關於治安和保衛工作的匯報，並及時給予正確的指示，而且還常常親自上陣指導反間諜鬥爭。例如：在同反革命特務分子作鬥爭的問題上，根據當時我們處於敵情不甚明了，群眾還未發動起來，以及我們力量尚未組織好的情況，漢年同誌參與製定的軍管會治字第12號布告，主要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的破壞行動，曆史已經證明這樣做是正確的。

　　為了保衛7月6日舉行的人民解放軍入城式和群眾慶祝遊行的安全，市委決定在七一前夕進行一次全市性大搜捕，並在瑞金路的原國民黨勵誌社召開了專門會議。到會的有市委、市府、軍隊、公安、法院和工會、青年團等部門負責人，潘漢年同誌主持會議。他針對主管部門製定的搜捕計劃打擊麵過大指出：寄希望於通過一次大搜捕來徹底肅清上海特務、反革命破壞分子的想法是不正確的。如果采取斷絕交通，挨戶搜查的辦法，群眾必然反映很大。過去國民黨經常采用的擾民辦法我們不能采用。他強調這次搜捕目標要明確，行動計劃要周密，搜捕麵不能過大。

　　6月間，市公安局社會處對國民黨特務布置潛伏在上海各角落極深的秘密電台進行了一次掃蕩。同誌們徹夜戰鬥，第二天，漢年同誌親自來到社會處接見勝利完成任務的同誌，一麵給予鼓勵和慰勉，一麵教育我們不要隻知道破案，過於簡單化，要提高反間諜鬥爭的水平。

　　在漢年同誌領導下，市公安局在策動、團結、教育原國民黨人員方麵作了大量工作：

　　國民黨軍委會東方經濟研究所所長鄧葆光，解放前夕去香港，該所重要圖書資料均已運往香港。我們利用鄧的女友吳嫣（吳麗麗）同鄧通信，引橋鋪路，果然把鄧爭取回來，潘漢年、揚帆同誌親自接見了他，經過做工作，鄧即把100多箱、約萬餘冊珍貴圖書資料交還祖國，這批圖書資料不少是善本、孤本，相當珍貴，曾獲周恩來總理的嘉許。

　　解放前，著名民主人士張瀾、羅隆基，曾被國民黨軟禁於上海虹橋療養院，受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控製。軍統曾有意加害張、羅，因得到稽查大隊長閻錦文的保護未逞（閻受與我地下情報工作負責人吳克堅有聯係的楊偉的影響）。解放後，黨中央邀張、羅赴北京共商國是，閻害怕我們因他的曆史不放過他，他定要跟去，張、羅也執意要把閩錦文帶去。潘副市長出麵做了許多工作，認定閻保護他們有功，並特別對閻作了妥善安排後方才了事。

　　1950年1月25日與2月6日，美製蔣機先後對上海楊樹浦發電廠及江南、英聯船廠等濫施轟炸。市公安局全力以赴，1月26日即將由台灣派滬不久，頻頻提供轟炸目標的羅炳乾特務電台及時偵破，於“二六”轟炸的第二天，報潘將羅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1951年2月4日，將對我危害甚烈的國民黨保密局上海站徐鬆堅一舉破獲。在市公安局召開的慶功會上，潘副市長到會祝賀。

　　漢年同誌對公安保衛隊伍的建設一貫高度重視。1950年7月，社會處第一期幹訓班開學，陳毅、潘漢年、劉長勝、宋時輪同誌都親臨講話。潘還時常留下與訓練班幹部一起進餐。技術偵察部門肩負著特殊的使命，終年埋頭工作。潘亦專門去看望他們。

　　　　　　　　　　　 潘漢年執行的是黨的正確路線

　　我手邊尚保存1950年3月22日在華東公安會議上潘漢年講話的記錄，不妨摘要重溫一下。

　　漢年同誌詳盡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後指出：上海度過由於美蔣封鎖造成的經濟困難，恢複生產，安定秩序，為保證500萬人民的生活，糧食公司以低於收購價供應市民。他強調顧大局、講政策的重要性。工人打老板，資本家不會認為是部分工人不諒解，而會對政府政策發生懷疑。他指出中國大陸解放多是軍事解放，但內在政治因素起很大作用。《約法八章》的頒布，對解放全國有極大作用。政策照顧起義人員，這樣就有很多留下來的舊人員，給他們機會能為人民服務。但這些因素不免也成為特務得以暫時存在的客觀條件。他指出，要打倒敵人必須熟悉敵人，要戰勝敵人必須學習敵人的長處。敵人的方法對我們有利無害的可用，不好的東西不能用。如肉體處罰、嚴刑拷打，反革命認為是唯一法寶，我們決不能用。

　　公安部門建立起來的首要任務，是肅清那些公開破壞的特務，對城市中帶短槍、炸彈的破壞分子和特務組織，隻要發現，力求追蹤消滅，不能讓其得手，助長敵人氣焰。

　　關於穩步前進的方針，他指出，不管任務如何重大，情況如何複雜，一定要把情況弄清楚，不能急躁。反革命活動最易激起我們急躁情緒，產生過急做法，這樣容易到處去抓，牽連過廣。“不打沒有準備的仗”，“不打沒有把握的仗”。亂抓，抓了再清理很不好。這樣，真正的敵人抓不到反而溜掉了。在鬥爭策略上，他堅持在“準”、“穩”基礎上的“狠”。要打得準，就要看的準，誘敵深入，當敵人暴露要對我破壞時，一定要給予有力的打擊。

　　他舉例說，對流氓打架喜歡采取形式上的處罰，不了解隻有將其後台弄出來才能解決問題。

　　他概括地說：上海解放已經9個月，有些成績，貫徹基本方針，樹敵不太多。

　　他特別指出，由於我們由農村到城市，工作改變，環境改變，和黑暗麵接觸多，容易產生蛻化墮落。加上我們公安人員有權在手，容易違反政策。他告誡說，不能利用權力侵犯人民的利益。他最後提醒老同誌，要在提高自己方麵下狠功夫。

　　在另外場合，他批評我們隻會埋頭苦幹，而不懂得用現實材料去教育提高群眾。批評我們不善於更有效地執行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方針，他曾當著許建國局長的麵批評提籃橋監獄關押的案犯中有許多未能及時依法處理，他說：“再不解決這個問題，你們這些公安局長要受處分。”

　　現在回顧後來在內部肅反中走過的以逮捕代偵察，根本不講法治，製造大批冤假錯案、株連無辜的曲折道路，不正是離開正確方針，走向反麵的惡果嗎？！當然，處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他的這些正確的意見，必然會被一些“左”的人看成右了。實踐證明，正是由於漢年同誌的正確意見在上海工作中得到貫徹，從而保證了建國初期在上海公安保衛鬥爭中取得那麽重大的勝利和成就。

　　　　　　　　　　　　上海鎮反運動的實際指揮者

　　1951年1月，上海市辦理反動黨團特務登記伊始，在市委召開的區委書記會議上，潘漢年講話指出，對國民黨員應區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北伐）和國民黨叛變革命之後不同時期，提高了幹部的曆史知識與政策水平。

　　中央頒布鎮壓反革命的指示以後，潘漢年同誌代表市委具體主持這一全黨動員全民動員的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他在多次會議上，批判右的“寬大無邊”的思想錯誤，正確指出，上海過去注意了對特務的鬥爭，而忽視了對那些浮在麵上有罪惡有民憤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強調要黨委領導、第一把手負責，結合愛國主義教育和冬防，充分發動群眾。公安機關要走群眾路線，和基層工會密切結合，嘉獎在鬥爭中湧現的積極分子和糾察隊有功人員。控製殺人權限，組織人民巡回法庭。根據毛主席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的指示，吸收民主人士參加對反革命案件的審理。既聽取了各方意見，改進我們的工作，又使大家了解了黨的毋枉毋縱的政策，從而使廣大民主階層站在擁護鎮反運動的一邊。他還親臨普陀區的公審大會，公審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封企曾和陳小毛，受害者憤怒的控訴，通過電台向全市廣播，影響巨大。潘漢年同誌是上海鎮反運動實際上的指揮者。

　　　　　　　　　　　　　　還曆史的本來麵目

　　漢年同誌對黨的文化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鬥爭工作方麵，曾經作出重要的貢獻。陳毅同誌曾引用一句名言：“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啟示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要有宏偉的氣魄，團結一切應該團結的力量。漢年同誌是能從戰略高度理解統一戰線對於革命成敗、國家興衰的重要意義的，證明他真正理解馬列主義的真諦並且善於運用於我國的革命實踐。解放前後，有許多民族資本家，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專家，經他動員由海外紛紛歸來。他善於團結各階層愛國進步人士，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而共同奮鬥。

　　漢年同誌學識淵博，馬列理論水平高，邏輯嚴謹、分析問題透徹，語言簡練，他寫文章作報告，從來不要秘書代勞。有一次，華東和上海聯合召開清理中內層的幹部會，原定饒漱石作報告，屆時饒有事不能來了，隻有請潘講。我們事前為潘準備了一份講稿給他參考，一直到臨開會才送到他手裏，他隻來得及把段落題目看了一下就上台講話。當時我們深感內疚的是講稿送遲了，要影響他報告的效果，可是由於他平時對實際情況的深入了解和掌握，即席發揮，他的報告講得非常成功。1951年魯迅忌辰，漢年同誌百忙中寫出《魯迅雜文的鬥爭性》的紀念文章，在10月19日《解放日報》發表。這樣的學者市長，令人敬佩。

　　漢年同誌參加革命很早，擔任過很多重要的領導職務，為革命立下不少功勳，但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和勤雜人員從不擺架子，寬厚和藹，平易近人，沒有見過他對人發脾氣、耍態度，受到大家的敬愛。他曾對我們的警衛製度提出意見，他苦笑說：“晚飯後想到公園散散步，幹什麽要跟著警衛員，既惹人注意，又脫離群眾。”

　　漢年同誌一貫關心幹部的培養。關心青年幹部的成長。他對在他身邊工作的青年幹部要求嚴格，不許任何人生活特殊化，但放手讓他們在實際工作中鍛煉和提高。他在公安局講話，細致地關照大家要注意儀表整潔，符合文明城市要求。他對幹部的缺點和錯誤，從來不放鬆批評，但始終是抱著與人為善，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大多采用啟發疏導的方式，不傷害同誌的自尊心，因而效果良好，也深得幹部的愛戴。

　　黨中央為漢年同誌平反昭雪，肯定了他的曆史功績，給他應有的正確評價和榮譽，讀之不免感慨萬分，潸然淚下。20餘載的沉冤終於昭雪，長年累月壓在我們心頭上的巨石終於落地了，一個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形象，又矗立在人民的麵前，並將載入中華民族的英雄史冊，永遠留在人民的心中。

　　　　　　　　　　　　　潘漢年冤案的前前後後

　　　　　　　　　　　　　　　　　文光

　　　　　　　　　　　　　　　　蒙冤入獄

　　1955年3月下旬，春寒料峭。北京飯店門前警衛崗哨林立，平添了幾許肅穆的氣氛。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正在這裏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共上海市委的代表為陳毅、柯慶施、陳丕顯、潘漢年、許建國、夏衍6人，以陳毅為團長。這次會議有三項議程：一、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二、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三、關於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

　　會上，鄧小平代表黨中央作了關於高饒反黨聯盟的報告。對這個問題展開討論時，一些代表先後在會上表示了態度，並對自己和高饒之間的關係作了自我檢查或交代了一些問題。毛澤東主席在大會講話中，對此表示了充分肯定，並號召凡是和高饒問題有某些牽連的，或曆史上有問題而沒有交代的高級幹部，應主動把問題和過去的錯誤向中央講清楚，以便好做人，好做工作；會上沒有來得及講的，或是不想在會上講的，會後還可以再寫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歡迎的態度。

　　會議印發了所謂饒漱石、揚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護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饒漱石問題發生後，所謂被“包庇”的胡均鶴已於1954年9月間被捕。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也已於1954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離審查。麵對這些情況以及會議的有關提法，潘漢年作為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又是主管政法工作的常務副市長自然而然要聯係自己的責任。而且1943年他到淪陷區和李士群接觸時，意外地被李士群挾持去同汪精衛見麵（當時是由胡均鶴帶去的）一事，因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向中央作過報告，這也是他的一個思想負擔。這次會議，潘漢年下決心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向中央講清楚自己的問題，徹底解除自己的思想包袱。

　　3月31日會議結束。當晚，心事重重的潘漢年到同住北京飯店的夏衍的房間裏，向這位知交交心說：“我心裏有一件事，還沒有向組織上說清楚。不說，我是睡不著覺的。”夏衍感到這一定是件要緊的事，便誠懇地對潘說：“那你就趕快向陳老總（指陳毅）去說清楚。”是什麽事？潘漢年當時沒有說，夏衍也不便問。

　　第二天（4月1日），潘漢年找陳毅麵談了自己在12年前被一李士群、胡均鶴挾持去見汪精衛的詳細情況，檢討了自己長時期沒有向組織上匯報的原因，同時要求陳毅將他寫的有關報告轉呈中央。陳毅認為這是一個重大問題，答允親赴中南海向毛主席報告並轉交他寫的書麵材料。陳毅還安慰了潘漢年幾句，要他不要緊張，要相信組織，相信中央。

　　報告到了毛主席那裏，毛主席先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隨後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的決定。4月3日中央公安部立刻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請求批準逮捕潘漢年的報告，列舉逮捕的”理由”主要是兩條：一是說他在抗戰時期曾經背著黨同汪精衛勾結，並長期隱瞞，欺騙組織；二是說他在饒漱石、揚帆“包庇掩護特務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問題上負有直接責任。

　　就在4月3日晚上8時許，潘漢年在北京飯店301房間內接到電話，說樓下客廳裏有人等他，請他馬上下去一趟。原來是中央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帶著幾名便衣幹警在等著。潘漢年下樓後，羅瑞卿宣布了對他逮捕審查的決定，當即將潘押上小車直送功德林監獄。

　　對於逮捕潘漢年的事，潘的秘書、警衛員以及同住北京飯店的許多熟人都毫不知情。潘的警衛員相其珍當晚看京戲回來，時已12點多。他發覺潘不在房裏，馬上到陳丕顯、夏衍處打聽，都說沒見到他。夏衍的秘書說：“好像是中南海周總理那裏打電話找他，他下樓去了。”第二天、正當夏衍、相其珍在打聽潘的去向時，上海市委第二書記陳丕顯趕來對他們說：“你們不要著急，潘漢年有要事離開北京了，來不及找你們。他到什麽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同日，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譚震林為防止張揚，直接通知夏衍，潘已被捕，並囑夏一定要保密。

　　當時，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正在北京召開。4月5日，上海市市長陳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團開會時宣布了潘已被捕的消息。他誠懇地、留有餘地地對上海代表說：潘從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人大代表很多人同他熟識，請不要擔心。潘是因內奸問題而被捕的，那是發生在1943年。在此之前，他做過許多工作，都是黨中央交給他的任務。並無叛黨嫌疑。4月7日，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追請大會批準將對潘漢年的逮捕列為議程。因為根據憲法，逮捕人大代表必須經全國人大或人大常委會批準。

　　潘漢年因“內奸”、“反革命”被捕的消息，除了上述通報的範圍之外，被嚴格地保密著。全國黨代表會議結束後，在上海代表團回程的火車上，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召集代表和工作人員開會，特地布置：潘漢年出了問題，你們回上海有人問起潘，就說他出國去了。不要說別的。相其珍不久就被“隔離”起來，因為向他打聽潘情況的人很多。直到報上公開發表潘漢年被捕的消息，相才得以露麵。

　　1955年7月1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第一次向全國公布了潘漢年被捕的事。報告中提到：“因為已經發現”潘漢年、胡風兩代表“有進行反革命活動的證據”，常委會“已先後批準將他們逮捕審判”。第二天，全國新聞媒介公布了這個報告。這個消息引起了黨內外、國內外的莫大震驚和關注。而這個報告所提到的“證據”還是同年4月3日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準，同意公安部要求逮捕潘漢年的報告中所列舉的那兩條。

　　從1955年4月3日到1960年3月15日，潘漢年在功德林監獄被關了近5年。1960年3月秦城監獄建成，他被轉移到那裏。由於他已“定性”，他的一些戰友、他領導的一些幹部，包括他的夫人董慧都先後受到株連，蒙冤入獄。沒有被捕而在本地區、原單位受隔離審查或抄家的人就更多了。揚帆即因潘漢年被捕而在1955年4月12日從隔離審查升級為正式逮捕。以後被稱為“潘揚反革命集團”，簡稱為“潘揚案件”。在當時政治運動接連不斷，階級鬥爭的調子愈唱愈高的形勢下，對這樣一件中共黨史上罕見的高級幹部被直接指控為“內奸”、“反革命”的集團性大案、要案，勢難進行實事求是、合情合理的審查、處理。就在1955年潘被定為“內奸”、“反革命”後；周恩來總理即布置中央有關部門領導李克農組織專門班子查閱解放前潘漢年和中央的來往電文等全部檔案。查檔結果由李克農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正式報告。報告對潘漢年案提出了五條反證材料，要求中央鄭重考慮潘漢年的問題。先後三次報告都沒有回音，被擱置起來。

　　1957年潘案的審查告一段落，1958年有關辦事機構也解散，但案件本身卻成了一樁懸案，隻審不判，也無法定案、結案。有關部門對潘漢年的處理有一條既定原則：不殺。這是因為毛主席於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說：機關、學校、部隊裏麵清查反革命，要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毛主席說：“什麽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事情拖到1962年，國內各方麵政策有所調整的時候，毛主席在1月30日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提到了潘漢年；他說：“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裏頭，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隻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這番話似乎是從政策寬容的角度講的，但卻又給潘漢年增加了一條罪名：“投降國民黨、是CC派人物”。5月30日，中央對公安部關於處理潘案的請示報告作了正式批示：潘漢年是一個暗藏在黨內很久的內奸分子。他的罪行極為嚴重，論罪該殺，由於是從內部查出的，因此給予寬大處理。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對潘漢年案正式開庭審理，並當場宣布終審判決：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久，根據寬大處理的精神，認為潘漢年在押期間認罪服法，確有悔改，而且服刑期已超過刑期一半以上，宣布將潘漢年假釋後交公安機關管製。

　　2月13日潘漢年出獄，以“刑釋管製分子”的身份和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南郊團河農場。他的生活境遇雖然有所改善，每月發生活費200元。能夠探親訪友、看書寫作；但是，他依然是戴著“反革命”帽子的刑釋犯，他的“罪名”已經法律認定，能不委屈嗎？據他的知友唐瑜回憶，他和唐瑜在這時重逢時，潘自責對人輕信，幾乎陷入敵人的圈套，但沒有承認自己犯罪和對革命事業有什麽損害。潘還說過，幾年中他一直在寫材料。有一次，潘漢年夫婦去逛頤和園時，巧遇正在陪同外賓的陳毅。陳毅親切地問了他們的近況，並說要設法催促上麵一下。可見，在團河農場時期，有人在關心解決潘漢年的問題，潘漢年自己也在耐心地企盼著柳暗花明的那一天會到來。

　　　　　　　　　　　　　　　“文革”劫難

　　禍害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發生以後，一切都出乎人們的意料。在這場政治風暴中，潘漢年當然也難逃厄運。“中央文革”為了徹底砸爛所謂舊的公、檢、法，給中央公安部領導人和辦“潘揚案件”的人員強加了“包庇反革命分子潘漢年”的罪名，將他們都送進了監獄。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組一紙命令：“請謝富治同誌再把揚帆、饒漱石、潘漢年抓起來。”於是，潘漢年和董慧又被收監受審。1981年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件時，陳伯達親筆供認；這個沒頭沒尾的紙條“是我開會時受命寫的”，“筆跡是我的”。

　　潘漢年在這一次坐牢期間受到的“審訊”和生活待遇，和上一次有天壤之別。在無休止的折磨下，年已61歲的潘漢年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1967年10月，監獄當局給上級主管部門提出了潘漢年已初步診斷為肝癌的病情報告。有關負責人當即請示謝富治，建議專案組抓緊審訊，並給潘增加一點營養，使他多活一些時間，“以利搞清潘犯的問題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這個報告經過謝富治、戚本禹等人審閱同意，最後經江青批準。從這之後的三個月內，潘漢年竟遭到了47次突擊審訊。一個多月以後，為了審訊他解放後的“罪行”，又在38天內對“連續作戰”41次。身患重病，倍受虐待的潘漢年的身體進一步垮了下來。

　　經過近三年的突擊審訊，大規模的內查外調，在沒有發現任何新材料的情況下，1970年7月3日，專案組向“中央文革”提出了關於潘漢年的“罪行審查”和“判刑意見”的報告，提出了對潘漢年“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處理意見。這一報告經江青送“主席、林副主席、永勝、富治、葉群、作鵬”等圈閱同意。

　　真正執行這一處理意見卻是1975年3月後的事。1975年，在恢複整頓、加強落實政策的形勢下，當時的中央加快了各專案工作結案處理的步伐，統一部署將重要犯人分散安置到各地去。潘漢年專案組報經批準，決定對他“維持原判”（即維持1970年7月的判刑處理意見），將他和董慧放到湖南勞改單位，每月各發生活費100元。但是，1970年決定的判處無期徒刑，是在沒有辦過任何改判的法律手續下否定了1963年的15年有期徒刑；而且是在沒有發現任何“新罪行”下的“從嚴”處理，怎麽能說是“落實政策”呢？所以，當專案組向潘漢年宣布安置他到湖南去時，對審查結論和具體處理意見，避而不提。

　　1975年5月29日，潘漢年在度過了“四人幫”時期的8年冤獄生活之後，被押送到湖南省公安局（“文革”時廳都改為局）所屬第三勞改農場——茶陵縣洣江茶場安置。他沒有公民權，沒有通訊自由，不準接近其他犯人，離開場部要經省勞改局批準。盡管是個特殊犯人，但他畢竟可以和同時進秦城監獄而又8年未見的董慧重逢了。夫婦倆相依為命的農場生活，是潘漢年苦難生涯的最後的安慰。

　　1976年10月，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被一舉粉碎後，潘漢年夫婦重新鼓起昭雪沉冤的期望，相信黨會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董慧曾經出麵向當時的中共中央負責人寫過簡略的申訴信，陳述她和潘漢年“並無兩心”。但是，在同年冬天，潘漢年的健康狀況卻嚴重惡化，多病並發。為了要從茶場醫院轉到省城醫院作進一步檢查，經過層層審批，1977年3月24日，潘漢年才得以用“肖叔安”的化名住進長沙湖南省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的病房。盡管醫院采取了治療搶救措施，但畢竟無法挽救潘漢年垂危的生命。4月14日19時54分，71歲的潘漢年終於含冤逝世。一個大革命時期入黨，在黨內曆任重要職務，對黨和人民事業作出許多重要貢獻的共產黨員，經過22年冤獄的災難，不明不白的死去，能不死而無憾、死而無怨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恢複了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優良傳統，潘漢年的沉冤才得以平反昭雪，恢複了他作為真正的共產黨員在中國革命曆史上應有的地位。

　　　　　　　　　　　　　　　　曆史真相

　　曆史是公正的，27年後曆史終於還了潘漢年以清白。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下達了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正式文件。曆史事實證明：潘漢年是一貫忠於革命的好同誌，那些所謂“投降國民黨”、“投靠日、汪”、“上海解放後掩護包庇反革命，供給敵人情報”以及“內好”、“特務”的罪名都不能成立。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對潘漢年的《刑事判決書》中認定：潘漢年1936年在國共談判中投降國民黨的。1940年前後，投靠日本特務機關和秘密會見汪精衛；上海解放以後，掩護大批反革命分子並供給台灣情報，引起“二六”轟炸（即1950年2月6日台灣國民黨飛機對上海的轟炸）。根據這三條“罪名”，潘漢年被定性為“內好”、“特務”、“反革命”。

　　曆史的真相是怎樣的呢？

　　第一，在1936年的國共談判中，潘漢年並沒有“投降國民黨”，相反地，他是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有功之臣。

　　1935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後，國民黨政府曾派其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多次會談，時在莫斯科的潘漢年奉命參加了會談。後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派潘回國與國民黨代表陳果夫、陳立夫正式洽談國共抗日合作事宜。潘漢年於1936年4月離開莫斯科回國，同國民黨代表聯係後，秘密到達保安向中共中央報告了共產國際代表團關於爭取國共合作抗日的意見，以及與國民黨當局取得聯係的情況。不久，中共中央就決定派他為國共談判的正式代表，帶著中共中央致國民黨的信，去南京進行談判，直到1937年抗戰全麵爆發。在此期間，潘漢年與陳立夫、張衝等國民黨方麵的代表經常聯係國共談判事宜。他根據《八一宣言》、陝北瓦窯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及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電的精神，向國民黨有關人士提出了中共對時局發展的見解和國共談判的方針和條件，並介紹了自己的一般經曆。這些都是屬於執行中央指示的正常的工作往來。他和中共中央關於談判情況來往的文電檔案都可證明，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他是堅定地按照中央的談判方針行事的。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潘漢年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此後的幾十年中，也沒有任何事實表明潘漢年有勾結國民黨、危害共產黨的行為。因此，所謂潘漢年“秘密投降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特務”的罪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第二，抗日戰爭時期，潘漢年與日、汪特務機關及其頭目有過來往，見過汪精衛，決不是“投靠日、汪”，而正是為了了解敵方意圖和動向，不計個人安危所表現的深入虎穴的過人膽識。他發揚了黨的情報工作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出色地完成了黨的特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中共中央和中央有關主管部門曾一再指示敵占區的對敵隱蔽鬥爭的係統，需要派人打入敵偽組織，相機開展工作，了解日、汪、蔣之間的政治動向。爭取重要的情報來源。潘漢年堅決執行黨中央指示，千方百計利用各種社會關係進行這方麵的工作。當時，潘漢年同日、汪特務機關和頭麵人物之間的活動是工作的需要，其情況均及時向中央作過正式報告。中央主管部門還為此從延安等地選調了一些幹部給潘。為了執行這些任務，他決定采取的一些特殊手段，也都是組織上允許的。潘漢年係統在抗戰時期的敵占區上海、南京等地開展隱蔽鬥爭，功績顯著。經過他們機智勇敢的工作，成功地派人打入了敵偽重要的特務機關，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戰略情報供延安決策時作參考，曾經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揚。他們利用各種關係掩護了一批打入敵人內部工作的同誌和上海地下黨組織及其領導人，保證了地下黨組織的安全。他們在敵占區建立了秘密交通線，不僅保證了淮南根據地與上海之間秘密聯係的暢通而且在環境惡化時還通過合法掩護，把在上海難以立足的地下黨幹部和領導人，安全撤至抗日根據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央派在香港從事對敵隱蔽鬥爭的一批同誌和秘密電台處境危險，潘漢年王動地報經中央同意後利用他的特殊關係，派人前往將他們全撤至內地，得以繼續工作。這一切都表明，潘漢年和日、汪來往，是利用敵人、爭取各種機會完成黨交給他的特殊使命、而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證明他是“投靠日本特務機關”的“特務”、“內奸”。

　　根據複查材料證明，潘漢年秘密會見汪精衛的問題，是1943年在李士群的挾持下發生的。

　　潘漢年和汪偽特務頭目李士群建立情報工作關係，對李做策反工作，是潘漢年1939年離開延安時經中央社會部領導同意的，以利用李士群“留後路”的打算，爭取他做一些有利於抗戰的事，有限度地為我所用。由於李士群在敵偽中的地位和作用，為了慎重起見，潘還特地請示了中共中央領導人，並得到了同意。李士群在大革命時期曾經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中央保衛機關工作過。1934年被捕後為中統特務機關工作。不久就投靠日本特務，在汪精衛叛國投敵後充當汪的得力助手。他為了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多一點政治投機資本，1939年李士群設法和中共聯係。汪偽政權建立後，李炙手可熱，逐步受到重用，曆任汪偽警政部長、特工總部副主任、清鄉委員會秘書長、江蘇省省長等要職。對於李士群這一類關係，潘漢年采取的步驟是非常慎重的。1939年潘漢年就派人和李士群接觸，經過兩年的觀察和試探，1941年才親自和李士群見麵。

　　有一次，李士群向潘引見了胡均鶴（胡當時任汪偽特工總部副廳長兼江蘇實驗區區長人指定胡為潘、李之間的聯絡。胡均鶴，大革命時期加入過中共，從事工人運動和共青團的領導工作。1932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時被捕，叛變後投靠中統。但胡又是東北抗日聯軍司令之一趙尚誌的妹夫，胡照顧了趙尚誌父親的生活，並幫助過東北抗日聯軍在香港的電台。抗戰初期，胡被江偽逮捕後就在李士群手下工作。1941年間，經中共中央批準同意，潘漢年同胡均鶴之間建立了情報工作關係。

　　1943年春，潘漢年奉中共中央華中局之命，從淮南根據地去敵占區找李士群了解敵偽“清鄉”部署。潘先到上海，要胡均鶴安排同李士群見麵。李當時在蘇州家中，但當胡陪同潘到蘇州，李卻又到南京去了。李留話有事可到南京找他。潘覺察到李的態度有異，但還是親赴南京以摸清李的底細。在胡陪同下，潘漢年到南京的當天仍然沒有見到李。第二天，李約見潘時，就急切地提出了汪精衛想和潘見麵。這就和盤托出了李士群搞突然襲擊，要潘到南京的真實目的。在此情勢下，胡均鶴帶著潘漢年見了汪精衛。汪精衛為了獵取進一步同日本勾結的政治資本，想仿照重慶國民黨召開參政會的辦法，在南京另搞一個汪記參政會。汪向潘提出要共產黨派人參加，當即被潘漢年拒絕。潘明確表示：延安方麵不會同汪精衛合作搞什麽聯合。對汪的意願可以轉告。根據現有材料可以證明：潘漢年這次會見汪精衛沒有說過任何不恰當的話，更沒有作出任何允諾。這次會見後，潘漢年與汪精衛再未見過麵，也沒有發現他與汪有任何進一步的接觸。事實證明，無論是在當時或以後，中共都沒有因為這次潘、汪會見而在政治上、組織上受到任何損害。

　　潘漢年作為敵占區隱蔽工作的領導人，和大汪精衛見麵一事，在從敵占區回到根據地以後，沒有向華中局匯報。當時華中局正在整風，在淮南根據地高級幹部的整風過程中，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饒漱石搞了小動作，排擠打擊新四軍代軍長陳毅。潘參加了整風運動，不滿饒的這種做法，支持了陳毅，饒漱石則挑動一些人攻擊陳毅，並指責潘漢年犯了“自由主義”、“小廣播”等。陳毅這時曾致電黨中央負責人報告事情經過，並作了自我批評，力求搞好團結。陳毅當時的電文中提到：“漱石、漢年和我三人之間，思想業已打通，可保證繼續順暢為黨工作。”據潘漢年的解釋：在當時的氣氛下，他顧慮說出見江情況，會被嚴重懷疑而又無法弄清楚。再加上潘漢年還目睹了新四軍三師保衛部部長揚帆被康生來電誣陷為“特務頭子”而被逮捕審查。從揚帆的遭遇聯想到自己，潘漢年也不會不考慮如果主動報告見江問題，將會有什麽實際後果。

　　1945年2月，潘漢年作為黨的“七大”代表到了延安。這一次，潘漢年原是下決心當麵向毛主席報告的。當去楊家嶺見到毛主席時，毛主席非常高興，對潘漢年在敵占區的工作表揚有加，並當場舉酒祝賀潘漢年工作勝利；還囑潘不要受流言蜚語的影響。毛主席的親切熱情，充分信任，使潘漢年把要說的話又咽了回去。據1963年潘假釋後見到唐瑜提起這次見麵時，他還為自己錯過了這樣一次袒露心跡的機會而後悔。在“七大”時，還因為饒漱石不守安分的問題和有人說潘漢年“自由主義”，受到了批評，迫使潘漢年主動提出自己不宜列入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名單。時機一失，一拖就是12年。潘漢年的解釋雖然是可以理解的，但長期不向組織報告會見汪精衛這樣重要的事情，總是個錯誤。至於所謂潘漢年“背著黨同汪精衛勾結”等等則都不是事實。

　　第三，關於上海解放後潘漢年“掩護大批特務、反革命分子”，供給敵人情報導致“二六”轟炸，也是不實之詞。

　　胡均鶴在上海解放前夕向我方要求給予立功贖罪的機會，經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饒漱石同意後報告了中央有關主管部門。於是胡均鶴等被帶到上海參加鎮反工作。對此，潘漢年沒有責任。上海解放後，經饒漱石批準，’胡均鶴被委任為上海市公安局社會處所屬的外圍組織情報委員會主任（1950年2月改為政保處情報室副主任）和專員，利用一批叛徒、特務擔任了情報、審訊工作和聯絡員。還有許多登記自首的原國民黨特務，被用作為公安局的工作關係。在開展隱蔽鬥爭中利用這些人，是黨的政策所允許的，對當時開展反特肅反鬥爭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他們在市公安局領導下曾經獲得各種敵特線索，破獲敵特潛伏電台幾十部。盡管在利用這些人的範圍、分寸、界限、方式方法上有不當之處；盡管潘漢年分管政法工作，但無論如何不存在所謂潘漢年“掩護胡均鶴等大批特務、反革命分子”的問題。

　　至於說潘漢年“供給情報”引起“二六轟炸”，完全不確。現已查明，1950年“二六”轟炸前，被上海市公安局破獲的國民黨軍統特務羅炳乾的潛伏電台（羅已被鎮壓），向台灣提供了大量情報和轟炸目標，這和潘漢年毫無關係。對我國實施封鎖轟炸，是當時美蔣的政策。況且當時國民黨從上海敗退不久，對上海原來的工業布局，包括上海電力公司、楊樹浦發電廠等的所在地一清二楚，不需要提供什麽情報。斷言“二六”轟炸是由潘漢年“提供情報”所引起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中共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中向全黨鄭重宣布：“原《判決書》認定潘漢年是內好的那些罪名，經過複查都不能成立。”聯係潘漢年為黨作出的重大貢獻以及曆史上一貫表現來看，“潘漢年是一貫忠於革命的好同誌，而決不是長期暗藏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機關內部的內奸分子”。“把潘漢年定為‘內奸’，並將其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這是建國以來的一大錯案，應予徹底糾正。”

　　　　　　　　　　　　　　　　株連種種

　　潘漢年冤案發生後，在他長期工作過的上海，受到株連的人員麵廣量大，又形成了一連串的冤假錯案。據中共上海市委潘案落實政策清理小組1982年的材料：從各單位上報數字來看，全市1955年起因潘案株連而被逮捕的有800多人。受到其他處理的有100多人。這900多人中，在市級黨政部門工作的幹部有170人，其中中共黨員91人。

　　還有一些名義上未因潘案立案，實際上卻因潘漢年被錯誤定性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領導幹部和知名人士，並未算入上述900多人內。所以在上海實際受株連的約有1000人以上。

　　這些株連對象，大致屬於幾種情況：

　　一、是解放前在潘漢年直接領導下從事地下隱蔽鬥爭的革命幹部。解放後，大都是公安、情報、統戰等部門的骨幹。1955年四五月間在“潘揚案件”立案後，中央公安部直接逮捕的上海的幹部除潘漢年、揚帆外，還有劉人壽、董慧、譚崇安、袁錕田、王征明、田雲樵、錢明、李滌非、蔡秉賢、汪錦元、孟述先、周之友等19人。他們被關押從2年到20年不等，大多被作為“反革命犯”判處徒刑，主要“罪名”，無非是長期在潘、揚領導下參加隱蔽戰線的工作。潘、揚既是“反革命”，他們“理所當然”地成了“反革命分子”。

　　他們中很多人被整得家破人亡，連累了第二代也背上黑鍋，工作、參軍、入黨、提拔，處處受限製。例如蔡秉賢同誌，是1940年的中共地下黨員，1942年奉命打入國民黨特務組織，工作很有成績，曾受到中共中央主管部門的表揚。上海解放後，上海市公安局曾根據他提供的線索，破獲過幾起潛伏敵特的重要案件。潘案發生，蔡鋃鐺入獄時正年輕力壯，等到80年代平反出獄，已經步入老年。又如周之友（又名幼海），是周佛海之子，受進步友人的影響，在學生時代就傾向革命。抗戰勝利後，上海地下黨的策反組織和他建立了聯係，他參加了地下鬥爭。1946年由揚帆、何榮介紹入黨，成為華中分局情報部的特別黨員，在上海參加情報策反工作。上海解放後，被分配在市公安局任副科長。潘、揚冤案發生，他被株連入獄。出獄時已是半身不遂的老人。

　　潘漢年的夫人董慧的遭遇也很悲慘。她出生在香港，父親是道亨銀行的經理，曾任香港商會會長。董慧在北平求學時經受了“一二九”運動的洗禮，1937年18歲時懷著抗日救國的滿腔熱情奔赴延安進了“抗大”。1938年1月在延安加入共產黨。醜939年由中央社會部派遣在潘漢年領導下到敵占區工作。她以道事銀行的職員身份為掩護，通過她的社會聯係，為潘漢年係統掌管經費，做交通、聯絡的掩護工作。抗戰初期，她還曾動員父親捐了一筆巨款給八路軍。上海解放以後，她擔任市委統戰部的科長、副處長。1955年5月被捕受審，雖然夫妻兩人關在同一座秦城監獄，卻互不知下落。1962年，公安部給予她所謂“參與內奸活動，盜竊國家資財，但不追究刑事責任，寬大釋放”的結論。1963年潘漢年假釋出獄，夫妻才得相聚。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兩人被再次收監，使董慧精神上受到極大刺激，疾病加重，在獄中又遭骨折，一時生活都無法自理。1975年原中央專案三辦宣布對董“維持原結論”，讓她隨潘漢年安置在湖南洣江茶場。她的處境引起在港親屬的憂慮。1976年，董的弟弟曾從香港到長沙要求探望潘、董，未獲同意，但轉交了他給董慧帶來的輪椅。潘漢年逝世後，1978年其弟又來探望，提出要將董慧接去治病，但那時董慧正陷入失去潘漢年的巨大悲痛中，她守著潘漢年洣江茶場的舊居，期待著平反昭雪的一天。後來，董弟又致信國務院負責人，要求讓董遷居到廣州，以便就近照顧。這封信還未有下文，董慧已含冤離世，終年61歲。董慧蒙冤20多年來，組織上從來沒有宣布開除她的黨籍，隻說“停止”她的黨籍。直到她臨終，還背著“參與內奸活動”的罪名。1979年初平反決定到達時，她已去世。1980年董弟致信湖南省公安廳，要求將潘、董骨灰合葬一處，經請示未得同意。1982年潘漢年平反昭雪，恢複名譽後，忠貞善良的共產黨員董慧的骨灰，才和潘漢年的骨灰一起被移送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

　　還有一些解放前後在潘漢年、揚帆直接領導下的幹部，雖然1955年未被逮捕判刑，但受到隔離審查、調離原來崗位、降級使用等不公正待遇。如趙錚、何犖等在隔離審查後，有的升級逮捕，被清理出公安部門，有的送皖南勞教農場。有些幹部在以後的審幹、反右鬥爭等政治運動中又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等，受到錯誤處理，如王以偉、幹戈、唐路等。解放前有過貢獻的王大超則被迫自殺。

　　這樣一批經過對敵鬥爭長期考驗、富有鬥爭經驗的幹部長期被打入另冊，遭到誣陷，不受信用，且不說個人和家庭蒙冤遭難，對解放後的情報、公安、政法、統戰等工作，也造成了相當重大的損失。

　　二、是解放後立功贖罪的來自敵特陣營中的叛徒、特務分子，即所謂潘漢年、揚帆“掩護、包庇”的反革命分子、這類株連對象人數最多，情況也複雜。本來是既往不咎，立功贖罪的投誠對象，現在卻成為潘、揚“包庇”的鐵證。

　　三、是潘漢年的親屬，如潘漢年的胞弟潘錫年，侄子潘可西等人。潘漢年是宜興陸平潘家較早參加革命的。解放前，潘漢年是有名的共產黨人，他的親屬在家鄉被另眼看待。解放後，潘漢年成了“反革命”，他們又被無辜株連20多年。如潘可西和潘錫年，都是抗戰時期入黨、到過延安工作的老幹部。由於是潘漢年的親屬，在反右鬥爭、“文革”中或被下放，或作為“反革命分子”監督勞動。他們的小輩也受影響，有的連上大學、當幹部的資格都被剝奪了。

　　除了以上直接受株連的以外，還有一批潘漢年的戰友、摯友，如王堯山、於伶等，也曾受到過種種懷疑、誣陷和不公正的對待。潘漢年被捕後，上海市副市長許建國奉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命立即回上海安排追查潘案的工作。許一到上海先和市委秘書長王堯山研究潘在上海的工作情況以及潘的私人來往關係。柯慶施從北京返滬以後，馬上召集小範圍的會議研究潘案，並要王堯山談對潘漢年的看法，提供潘的來往關係中的可疑之處。王堯山談的主要意見是：潘漢年解放前是搞情報工作的，他的關係比較複雜，因工作關係與敵人內部曾有接觸；至於他是否是內奸，王堯山始終不表示態度。後來，就要王停職檢查，並追查他與潘的關係。柯慶施還決定把王的宿舍從丁香花園遷出。從此，王堯山被迫寫了不少交代，但每次交代都沒有說潘漢年是“內奸”、“特務”。以後又召開多次揭發批判王堯山的會議，有時會議有四、五十人參加。1959年，對王堯山宣布了市委《關於開除反黨分子王堯山黨籍的決議》。王堯山拒絕簽字，並嚴正提出：“簽字違反我對黨忠誠的意誌，我不同意市委的決議。”當年，王堯山被降職降級下放到淮海中學。他的夫人趙先寫了申訴信給中央。誰知此信轉到柯慶施手裏，趙先即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撤銷上海市婦聯主任的職務，下放到長興島農場“勞動改造”。

　　除了上海以外，潘案的株連對象還涉及北京、江蘇、浙江、廣東甚至香港等地。由於潘漢年長期領導隱蔽戰線的工作；這條戰線上的幹部受株連的情況特別嚴重。現年93歲的華克之（即張建良）就是其中之一。華克之在大革命時期是國民黨左派，“四一二”事件後，他認清了蔣介石的反動本質，誓以反蔣救國為己任。1935年曾策劃刺蔣未遂，成為國民黨懸賞10萬元通緝的要犯。1937年他到延安後，麵聆毛主席的教導，表示決心聽從共產黨的調遣，萬死不辭。1939年，他由廖承誌和潘漢年兩人介紹，由毛主席親自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成為潘漢年的重要助手，馳騁於敵占區的隱蔽工作戰線上，屢建奇功。潘案發生後，1955年5月21日他也被捕。在獄中，他實在不能接受潘是“內奸”、“反革命”的定論，猶如他不相信自己犯“反革命罪”一樣。但他又不能不相信中央的決定，加上某些人對他的不實誣陷，使他極度痛苦，竟將筷子捅進自己的眼窩，眼球都掉了出來。經過搶救，眼睛雖被保住，但一目幾乎失明，落下終身殘疾。他被判刑11年，刑釋後被押送徐州監督改造又是10年。他的夫人朱素文也是潘的下屬幹部，1955年被捕審查，1963年獲釋後下放到徐州當圖書資料管理員，兩人依靠她的50多元工資苦度光陰。1979年，華克之到北京找到廖承誌，才得以平反。直到潘漢年平反，公安部再次複查，重新作了結論，認定他在建國前在潘漢年領導下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對黨的事業是卓有貢獻的。

　　在潘漢年冤案的影響下，如此眾多的他的家屬、親友、戰友、領導下的幹部和所屬的工作關係受到株連，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這個曆史教訓十分深刻，永遠值得記取。

　　　　　　　　　　　　　　　　複查平反

　　1979年陳雲委托劉曉等了解潘漢年解放前在上海隱蔽鬥爭中的工作情況和問題，為重新審查潘案做準備。後來陳雲因病住院開刀，在開刀之前他語重心長地提出：雖然這次是開小刀，但人老了要防萬一，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漢年問題得到解決。他還提出：1936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潘漢年去進行國共談判時，是由王明、康生和他三人決定的。現在王、康都已去世，隻有他能為潘漢年作證明了。當姚依林去探望他時，他建議中央複查潘漢年的問題，姚將他的建議立即報告總書記胡耀邦。

　　劉曉1978年在上海休養時，陳雲即想找劉了解潘漢年的曆史材料。1979年劉曉回北京住進醫院，陳雲到醫院看望劉曉，並要求他在一二個月內寫出報告，用實際材料回答潘漢年究竟是為我黨搞情報，還是為國民黨或日本人搞情報的問題。劉曉當時雖然半身不遂、記億衰退、言語困難，而且自己的問題還沒有結論，但仍然在夫人張毅的協助下，與有關同誌聯係。當時，在兩個“凡是”的影響下，複查潘漢年案的阻力還很大，陳雲交代的任務隻能悄悄地進行。劉曉、張毅找了夏衍和史水等向中央寫信要求對潘案進行複查，並以曆史材料證明潘漢年確是為黨出生人死地搞情報工作的。還找了上海的劉人壽夫婦自費到北京，名義上是探親訪友，實際上是為複查潘漢年問題提供材料。劉曉自己也提供了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凡是潘漢年掌握的上海地下黨的人和事、聯絡機關，都沒有遭到破壞的有力證明。

　　1980年廖承誌最早公開對潘案表示疑問。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提出潘漢年的問題是個冤案，潘漢年不是“內奸”、“叛徒”；因為潘漢年解放前對上海、廣州、香港等地地下黨的情況是很清楚的，這些地方的地下黨沒有一個機關是因潘而遭破壞的，建議中央對潘案要重新審查，廖承誌的意見引起許多同誌的共鳴。胡立教於1981年同樣對潘漢年“內奸”問題提出反證，他在材料中寫道，潘熟知我們黨通訊密碼的規律和方法，如果他係“內奸”，就不可能不向敵人透露，而確鑿的事實是直到全國解放，無論國民黨和日偽係統，始終不知我們的這一機密。

　　潘漢年的親屬20多年來受到株連，但對潘案一無所知，連潘漢年是否還在人間也不敢打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以後，潘的弟弟潘錫年、侄兒潘可西等才積極給中紀委寫信，要求對潘案進行複查。

　　1981年初，中共中央根據各方麵的意見，責成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潘案正式複查。在中紀委和陳雲的督促下，中央公安部采取了積極態度，於1月16日向中紀委提出了處理潘案過程的報告。3月，中紀委的複查工作全麵展開。為此調閱和詳細研究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原中央專案辦公室關於潘案的全部材料，並查閱了中央檔案館和有關主管部門的曆史檔案，又向幾十位過去與潘漢年一起工作過的同誌作了調查。20多年前李克農關於潘漢年案件的報告引起人們重視，成為複查、平反的有力線索和重要證據。經過一年零五個月的努力，終於以確鑿的材料證明原來認定潘漢年是“內奸”、“特務”、“反革命”的結論根本不能成立，應予否定。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據中紀委的複查結果，正式作出《關於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中發[1982]37號文）。《通知》對潘漢年的一生作了高度評價：“潘漢年同誌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並宣布中央決定：一、撤銷黨內對潘漢年的原審查結論，並提請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銷判決；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複黨籍，追認他的曆史功績，公開為他恢複名譽。二、凡因“潘案”而受牽連被錯誤處理的同誌，應由有關機關實事求是地進行複查，定性錯了的應予平反，並切實處理好他們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生活困難等善後問題。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決書》，宣布潘漢年無罪，宣布撤銷1963年的原判。

　　上海因“潘案”而遭到株連的人數最多，影響最深，為此受到胡耀邦、陳雲等中央領導同誌的關注。胡耀邦曾親自對潘案複查落實政策和善後工作作了三次批示。中共上海市委成立了以王堯山為組長的市委潘案落實政策清理小組，由市委第二書記胡立教分管。自1982年開始到1985年，清理複查和落實政策工作基本結束。1983年2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舉行各界人士座談會，深切懷念潘漢年同誌，號召全市人民學習他的優良品德。4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派人專程赴長沙將潘漢年和董慧的骨灰移送到北京八寶山公墓安放。

　　至此，沉冤27年的“潘案”終於得到了徹底的糾正。

　　顛倒的曆史被顛倒了過來。以史為鑒，釀成潘漢年冤案的教訓是發人深省的。“潘案”的發生，有其特定的曆史環境和曆史條件。而“左”的指導思想和決策則是導致潘漢年沉冤難伸的主要原因。









潘漢年在上海--情誼永存






情誼永存

　　　　　　　　　　　　　　　陳雲與潘漢年

　　　　　　　　　　　　　　　　 遲愛萍

　　從現在掌握的曆史資料來看，陳雲與潘漢年的直接交往不多，在黨的曆史上他們僅兩度並肩工作過，時間都很短暫。但這兩度交往在黨的曆史上都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們都發生在中國革命處於危急關頭。關於這兩段交往，無論是陳雲還是潘漢年都未詳細敘述過，後人隻能沿著他們生前的足跡和他們點滴的回憶及有限的曆史資料，去尋找那不尋常的戰鬥情誼。

　　　　　　　　　　　　　　　 在中央特科

　　1931年1月初，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潘漢年一度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時值陳雲任江蘇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

　　同年4月2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從事黨中央情報工作的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國民黨反動派有了一舉破壞中共中央的可能。幸而打入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員錢壯飛及時向中央報告了這一消息，當時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周恩來得知後，在陳雲等同誌的協助下，立即采取緊急措施，才使局勢轉危為安。此後，中央領導機關在上海的處境更加困難，活動範圍被迫大大縮小，連中央政治局和常委會的會議都難以舉行，工作一度陷於停頓狀態。

　　為了使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逐步穩定下來，中央決定重建特別工作委員會，於是陳雲、潘漢年、康生被同期調往中央特科。陳雲任特科總負責人，潘漢年是陳雲的助手，任特科二科科長，主要負責搜集情報工作。”

　　重新調整的中央特科在陳雲的領導下，在潘漢年等同誌的協助下，克服各種困難，在白色恐怖日趨嚴重的上海，為保衛黨中央和各級黨組織的安全，打擊敵人的陰謀破壞活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在這期間中央特科主要處理了以下幾件大事：第一，協助周恩來處理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中央機關的轉移。第二，懲處叛徒王世德。此人綽號“老先生”，原是特科三科工作人員，叛變後，泄露了特科工作機密，給黨的特科工作造成困難。後受到特科“紅隊”的懲處。第三，配合營救國際職工運動領袖牛蘭及夫人。牛蘭是太平洋勞動書記局秘書長，當時他在上海做地下工運工作。1931年6月牛蘭夫婦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帝國主義無理逮捕，後又交給國民黨反動政府解往南京，關在“模範監獄”。

　　牛蘭被捕後，中共發動了聲勢浩大的營救活動。在牛蘭解往南京時，上海地下黨組織曾發動數千名群眾赴上海北火車站示威，要求國民黨反動當局釋放他們。1932年3月陳雲兼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曾召集全總黨團開會，研究營救牛蘭夫婦的問題。中華全國總工會於5月7日發表《反對國民黨政府危害世界職工運動革命家——牛蘭夫婦告全國工友書》；7月9日又通過了《中華全國總工會號召全國赤色工會領導全中國工人階級來援助世界職工運動革命領袖牛蘭之決議》。與此同時，著名愛國人士宋慶齡，各國的著名學者羅曼·羅蘭、愛因斯坦等也都以個人的名義發表聲明，或采取其他方式抗議國民黨政府，要求他們釋放牛蘭夫婦。

　　當時的營救活動有兩個重要前提：一是要證明牛蘭夫婦是蔣介石指使人抓的；二是要證明牛蘭夫婦還活著。為了搞到這兩個證據，必須獲得牛蘭從獄中寫出的親筆信。這件事交給了中央特科二科，潘漢年通過各種關係，買通了中統特務頭子張衝，獲得了牛蘭的親筆信，為營救工作提供了重要條件。

　　第四，派遣宗益壽打入敵人內部。宗益壽，江蘇宜興人。1927年曾參與發動宜興農民暴動。暴動失敗後，到上海參加黨的工會工作，改名孟平。後根據臨時中央的決定和特科的安排，在上海報上刊登脫黨啟事，打入敵人內部。宗孟平在敵人內部曾成功地保護了中共被捕的同誌。

　　第五，揭穿國民黨偽造《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的真相。此事由中央特科協同黨的上海地下組織付諸實施。當時，采取的主要反擊行動是：

　　1．在《申報》刊登《伍豪啟事》。《申報》在上海影響大，共產黨和申報館又有一定的關係。1932年2月16日《時報》刊出偽造啟事後，中共黨組織即派人給申報館廣告處送去上海的臨時中央所代寫的《伍豪啟事》，以否定國民黨反動派的偽詞。但申報館廣告處律師看後說：《申報》沒有刊登《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啟事》。

　　2月20日，《申報》館在國民黨當局的壓力下刊登了偽造啟事。因此，黨又派同誌於當日上午到申報館詢問：《申報》已登《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為何不登《伍豪啟事》？申報館答稱：鋪保手續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啟事》。幾經交涉後，終於在申報館總經理史量才、顧問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廣告處的名義在報上公開答複：“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十八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不能刊出。”這是當時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國民黨反動派的偽造啟事的一種方法。它的作用是；（1）使人得知有兩個伍豪，因為《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已在《申報》登出，而又說伍豪有個啟事未能刊出，可見後一個伍豪與前一個伍豪不是一個人；（2）使人得知後一個伍豪的啟事是對著《時報》已登出的伍豪啟事來的。正如陳雲在1972年6月13日指出的：“當時臨時中央設法登了一個小廣告，用報館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間接說明伍豪有一個否認並揭穿國民黨造謠的聲明，但因為保人關係，不能登出。用這個小廣告使白區和全黨同誌知道國民黨的陰謀，不受其欺騙。”

　　2．在上海散發了反擊國民黨反動派造謠誣蔑的傳單。這一傳單於2月20日由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署名，題為《反對國民黨的無恥造謠》。’傳單指出：“最近在時報、新聞報各反動報紙堆中所登載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產黨的廣告，就是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無恥造謠的一例。”“無論這些狗東西怎樣造謠誣蔑，並不能動搖共產黨在勞苦群眾中的威信！”

　　3．在黨內披露事實真相。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黨報《實報》第11期上，刊登了黨組織所代寫的另一《伍豪啟事》，指出：《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是國民黨造謠誣蔑的新把戲”，“一切國民黨對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與我個人的造謠誣蔑，絕對不能挽救國民黨於滅亡的”！同期《實報》還發表了題為《國民黨造謠的又一標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瘋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謠，……假借伍豪同誌的名義來汙蔑伍豪同誌（共產黨的領袖之一），汙蔑中國共產黨。”

　　4．以周恩來的另一別名周少山的名義，請法國律師巴和代登啟事以否認偽造啟事，進一步肅清其影響。與此同時，在中央革命根據地，也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布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布告。布告中說：“上海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於1932年2月20日左右連日登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啟事，宣稱脫離共產黨，而事實上伍豪同誌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裏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汙蔑。”

　　1983年1月23日，陳雲在談及此事時說：當時，我雖在上海臨時中央，但已離開特科到全總任黨團書記，所以我隻知道報上登出《伍豪啟事》時，恩來同誌已去中央蘇區，這個啟事是敵人的陰謀，而不了解地下黨設法揭露這個陰謀的情況。那時接替我負責特科工作的是康生。據他說揭露國民黨偽造《伍豪啟事》的任務，那時是交給潘漢年辦的，由此也可以說明潘漢年同誌在黨的曆史上是有很大功勞的。

　　陳雲於1933年7月17日由上海轉到中央蘇區。不久，康生去了蘇聯，特科工作實際上是潘漢年具體負責。1981年11月，陳雲在回憶特科工作時講，在特科中，“潘漢年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實際上他是領導”。

　　1933年5月，潘漢年亦從上海轉至中央蘇區，到蘇區後立即被任命為中央局的宣傳部部長；同年六七月，調任贛南省委宣傳部部長。此時，陳雲在蘇區繼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兩人工作上沒有直接往來。

　　　　　　　　　　　　　　共同擔負特殊使命

　　1934年10月，陳雲與潘漢年都加入了舉世聞名的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隊伍，陳雲擔任五軍團（後衛軍團）中央代表，潘漢年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同年二三月間，在紅軍重人遵義城不久，張聞天代表黨中央通知潘漢年，要他隨陳雲到敵區，主要任務是：在上海附近長期埋伏，恢複黨的秘密工作；設法打聽上海方麵有無國際關係，以恢複我黨因長征而與共產國際中斷了的聯係；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的情況。張聞天還囑潘漢年先行一步。當時，潘漢年與陳雲約定白區的聯絡方法，是在與陳雲相識的潘漢年的表妹呂鑒瑩的住址會合。呂的丈夫潘渭年是潘漢年的堂弟，中共黨員。

　　潘漢年接受任務後，即從遵義起程赴貴陽城。途中改名楊濤，化裝成商販，以鄧發為他找的一個廣東商販為伴。到了貴陽，找到了貴州工委的秦天真，經秦天真派藍運城（女）同行掩護，約三四月間抵香港。到香港後，潘漢年即寫信給呂鑒瑩，得到潘渭年回信知道他們安全，才赴上海。在滬通過潘渭年的上級、臨時中央上海宣傳部負責人董維健找到臨時中央上海局負責人浦化人。其時，中央上海局已遭到1934年6月、10月，1935年2月三次大破壞。1935年3月至8月成立了臨時中央上海局。以維持白區工作及與各方聯係的局麵。同年5月，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敦（又名勞倫斯）被捕。潘漢年到上海大約就在這個時間。浦化人告訴潘漢年：國際負責代表已不在上海，並認為白色恐怖嚴重，潘在上海不安全，主張潘暫返香港，等待時機活動，國際方麵也待取得聯係後再通知。於是潘漢年重返香港。在港潘獲悉共產國際預備在當年下半年於莫斯科召開代表大會，便產生了去莫斯科找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聯絡國際關係的想法。並經梅龔彬（原名海電龍，自1932年起，與潘有來往）會見了陳銘樞、蔣光鼎等人，托他們疏通兩廣關係以辦理出國護照。

　　再說陳雲。自潘漢年接受任務，離開紅軍隊伍之後，陳雲繼續隨軍西行，經過兩渡赤水，突破烏江，強渡金沙江，飛渡大渡河等艱難裏程，於5月31日到達西康地區的滬定縣。當晚，陳雲出席在滬定縣城附近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會議決定：中央紅軍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線，避開人煙稠密地區；陳雲去上海恢複白區黨的組織，與共產國際取得聯係。

　　陳雲受命後，約6月中旬離開長征隊伍，在四川中共黨員席懋昭的掩護下，從四川天全縣靈關村出發，經榮經、雅安、成都、重慶，乘船前往上海。

　　約6月底，陳雲到達上海，住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永安旅館，化名李介生。由於黨組織遭到敵人嚴重破壞，一時難以接上關係。陳雲隻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這時的章乃器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他除了擔任浙江實業銀行的副總經理和滬江、光華大學的教授外，更重要的是，他以很大精力從事抗日救國運動，被譽為“中國左翼運動的理論家”。他的二弟鬱庵，曾任中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支部書記，上海店員總工會委員長、黨團書記，與陳雲共同從事過工運鬥爭。此時，章鬱庵改名為章秋陽，以上海證券交易所經紀人的公開身份，繼續從事秘密工作。

　　通過章乃器，陳雲很快見到了章秋陽。為安全起見，章秋陽將陳雲轉移到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賢坊21號自己家中，後又移至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裏唐文雲（章秋陽愛人）家中。這時原商務印書館黨員孫詩圃，奉組織之命亦從無錫趕到上海，參加掩護陳雲在滬的安全工作。安頓之後，陳雲即通過章秋陽，找到廠上海臨時中央局的同誌，了解了上海黨組織的情況；還通過潘渭年告之在港的潘漢年立即來滬。在此期間，陳雲分析時局，產生了赴蘇的想法，並通過章秋陽順利找到了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和何叔衡的女兒何實嗣。她倆與共產國際駐上海聯絡員都有聯係。

　　約8月，陳雲與潘漢年在上海取得聯係。鑒於上海形勢險惡、暫時還沒有恢複白區工作的條件，他們兩人決定先後乘蘇聯貨船赴海參威，然後轉赴莫斯科。作出決定後，陳雲便通過秘密交通，與陳潭秋、楊之華等先期乘坐蘇聯貨船經海參威，於8月20日到達莫斯科。此時，共產國際七大已經閉幕。斯大林等蘇共領導人接見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及陳雲、滕代遠等人。而後，陳雲參加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化名史平。

　　約8月下旬，潘漢年化名水番三郎，乘蘇聯貨船“東方號”離開上海。9月上旬抵達莫斯科後，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之托，列席了少共國際代表團大會。隨後，潘漢年化名柏林，參加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學習，並與在蘇的陳雲、曾三、孔原、饒漱石、楊之華、高自力、梁廣、夏采曦等一起參觀訪問。

　　陳雲與潘漢年的赴蘇，完成了黨中央交給他們的特殊使命，使中共恢複了與共產國際的聯係，並使共產國際了解了遵義會議及紅軍長征的情況。

　　1936年初，國民黨為謀求國共合作的途徑，派其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為代表，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據陳雲同誌1981年11月8日回憶，當時是他與王明、康生三人共同商議決定。派潘漢年出麵與鄧文儀接頭的。隨後，又指派潘漢年為聯絡代表，回國找陳果夫、陳立夫洽談國共抗日合作事宜。並要求他默記密碼，以恢複黨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係。是年4月間，潘漢年離開莫斯科經法國巴黎回國，為爭取第二次國共合作日夜奔波。

　　這年10月，陳雲亦接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命他回國迎接西路軍的指示。1937年4月，陳雲抵達迪化（今烏魯木齊），任中共駐新疆代表。5月，他和膝代遠到新疆、甘肅交界的星星峽地區接應李先念等率領的西路軍餘部400多人進入迪化，而後在新疆組織幹部、戰士學習文化知識和軍事技術，並組建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航空隊。

　　　　　　　　　　　　　　 為戰友伸張正義

　　陳雲與潘漢年自莫斯科分手回國後，分別在不同的崗位為黨竭力工作。陳雲從1937年11月由新疆赴延安，12月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直至1944年3月；後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主持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9月陳雲到達沈陽，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參加領導建立東北根據地的鬥爭，直至解放。潘漢年回國後，曾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華中局情報部部長等職，為黨的統戰和情報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臨近新中國成立之際，陳雲受中央之托，主持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工作，出色的領導了建國初期統一財政、穩定物價、恢複生產、安定人民生活等重大工作。在這期間，他曾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有過直接的指示。當時潘漢年作為上海市委第三書記、上海市副市長，曾為落實中央一係列指示，協助市長陳毅在上海恢複和發展生產、穩定物價、整頓金融等方麵做了大量工作。

　　1955年4月，潘漢年因所謂“內奸”問題被逮捕並定罪判刑。但其問題始終查無實據，政治名譽也未能恢複，直至1977年4月14日在長沙蒙冤病逝。

　　對此，陳雲心情一直十分沉重。潘漢年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黨內了解他情況的同誌並不多，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後，中央領導層中與潘漢年共過事的、還健在的，僅有陳雲一位了。無論是從黨的利益，還是從戰友情誼，陳雲都認為必須徹底搞清潘漢年的問題。

　　1978年11月，陳雲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工作會議上，率先提出了要重新評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遺留的某些重大曆史問題。三中全會後，陳雲便委托曾長期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劉曉收集潘漢年的材料，以查清問題。

　　1979年10月，陳雲因病住院動大手術。手術前，陳雲鄭重地給當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胡耀邦寫了一個條子，提出重新複查潘漢年的案子。姚依林來醫院探望陳雲，問他還有什麽事。他說，沒有別的事，潘漢年的問題也給耀邦同誌寫了條子。在疾病威脅生命的關鍵時刻，陳雲提出潘案複查的問題，充分顯示了他對黨的曆史和事業及戰友高度負責的精神。

　　1981年3月1日，陳雲再次就潘案複查問題致信已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及鄧小平、李先念等同誌，信中說：“我認為潘漢年的案子需要複查一下。”“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與漢年同案人的材料。這些材料，並無潘投敵的材料確證。”而且，劉曉同誌領導下的上海黨的組織的完整保存，從反麵證明了潘漢年並未投敵出賣組織或某一個同誌。陳雲明確提出：“我提議中央對潘漢年一案正式予以複查。這件事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辦理。”3月3日，胡耀邦批示接陳雲同誌的意見，由中紀委複查潘案。

　　同年11月18日，陳雲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特科工作者的座談會上，又向當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的羅青長詢問潘漢年材料的情況，並對在場的原特科工作人員說：“潘漢年的案件，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正在為他平反。我必信他將恢複名譽。”短短的幾句話凝聚著陳雲對戰友的深重的情意和無比的信任！它深深震撼著在場的每位特科老戰士的心。

　　曆史不容歪曲，這是鐵的原則！中紀委在公檢法有關部門的協同下，根據檔案材料和大量人證物證，徹底否定了強加在潘漢年身上的“罪狀”及錯誤結論。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據中紀委的複查結果，向全黨發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通知向全黨鄭重宣布：把潘漢年同誌定為“內奸”，並將其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應予徹底糾正。通知還充分肯定了潘漢年自1925年加入共產黨後，在各個曆史時期的卓著功績。

　　曆史傳揚著許多友誼的頌歌。陳雲與潘漢年在白色恐怖及生與死麵前所結下的戰鬥情誼，就是非常動人的一曲。時至今日，兩人已相繼謝世，但他們共同灌注的戰友之情和共同為之奮鬥的事業將永遠鐫刻在曆史的豐碑上，萬古長存！

　　　　　　　　　　　　　　 潘漢年與宋慶齡

　　　　　　　　　　　　　　　　 林銘綱

　　1936年10月上旬的一天，潘漢年身負代表中共同國民黨當局進行團結抗日談判的重任離開陝北，經西安、南京，風塵仆仆到達上海，不顧旅途勞累，立刻前往位於法租界的莫利哀路29號宋慶齡寓所（今為香山路7號孫中山故居）拜訪他十分景仰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

　　對於宋慶齡的情況，潘漢年是相當熟悉的。他清楚地知道：宋慶齡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旗手魯迅的友誼與交往以及對左翼進步文化運動的關懷與支持；大革命失敗後，她始終不渝地堅持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痛斥蔣介石叛變革命的行徑；八一南昌起義時，她被推選為革命委員會7人主席團的第一位成員；1936年5月底，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她領銜擔任執行委員，和沈鈞儒、陶行知等人一起領導轟轟烈烈的群眾抗日救亡運動。潘漢年還知道，1936年初，宋慶齡曾接受宋子文請她幫助溝通國共兩黨聯係的委托，派董健吾和張子華一起赴陝北瓦窯堡向中共中央領導人麵交重要信件，並帶回了毛澤東等人關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複電。就在3個月前，潘漢年路過上海作短暫停留時，還登門拜訪了宋慶齡，向她介紹了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並得到了她的讚同。

　　潘漢年懷著激動而崇敬的心情，走進了宋慶齡的寓所。宋慶齡親切而熱誠地歡迎這位來自陝北的中共代表，並從他的手中接過了毛澤東的親筆信。她戴上了眼鏡，一字一句地仔細看了起來：

　　慶齡先生左右：

　　武漢分別，忽近10年。每從報端及外來同誌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國的言論行動，引起我們無限的敬愛。1927年後，真能繼續孫中山先生革命救國之精神的，隻有先生與我們的同誌們。目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之呼聲雖已普及全國，然而統率大兵之蔣氏①及國民黨中央迄今尚無徹底悔禍之心。這種違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之行為，實為國民黨大多數黨員所不應容許而應立起糾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於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於先生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茲派潘漢年同誌前來麵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並與先生商酌公開活動之辦法，到時敬求接洽，予以指導。付上我們致國民黨中央的信②以作參考。同時請先生介紹與先生比較接近的諸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諸先生，與漢年同誌一談，不勝感幸。

　　①指蔣介石。

　　②指1936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信中聲明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準備重新實行國共合作的政策。

　　順問近安

　　　　　　　　　　　　　　　　　　　　　　　　　　　毛澤東

　　　　　　　　　　　　 “九一八”五周年紀念日

　　關於這次潘漢年與宋慶齡會見的詳細情況，我們迄今尚未見到有關的史料。但是，從此後一連串的事態發展中可以判斷，宋慶齡對於潘漢年轉達的毛澤東信中提出的中共主張，是完全讚同與堅決支持的。她與中共駐滬辦事處（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改為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仍由潘漢年任主任。“八辦”地址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多福裏21號）經常保持聯係，並為促進國共合作抗日而竭盡全力。她於1936年11月10日發表文章指出：“我們要聯合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參加反侵略的國際陣線。……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軍閥。”同時，“我們要聯合國內各黨派及社會各階層人物，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

　　為了執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重大而艱巨的任務，潘漢年日以繼夜地從兩方麵展開了緊張的工作：一是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複雜的談判；二是向各方麵的朋友做好工作，以取得他們的支持與合作。在這兩個方麵，潘漢年都得到了宋慶齡有力的幫助與配合。

　　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決定委派潘漢年為代表，直接和國民黨當局談判。11月9日，周恩來又電告潘漢年，要他以黨中央代表身份同國民黨代表陳立夫正式談判。在談判中，潘漢年堅決貫徹黨中央的指示，並及時用電報向黨中央報告同陳立夫談判的情況。11月22日，毛澤東、張聞天聯名給潘漢年打電報指出：“迫蔣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

　　但是，蔣介石頑固堅持反共立場，使談判陷於僵局。同時，他對內繼續采取高壓政策，於11月26日將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等“七君子”以“危害民國”罪名加以逮捕。在長達8個月營救“七君子”的過程中，潘漢年同宋慶齡經常聯係，並親自到蘇州監獄去看望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裏、史良等人，代表中共向他們表示慰問。宋慶齡更組織了聲勢浩大的營救活動，對國民黨鎮壓抗日的救國會領袖的行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她發起了影響巨大的“救國入獄運動”，領銜和何香凝等16人向蘇州高等法院呈文，義正辭嚴地指出：“愛國無罪，則與沈鈞儒等同享自由；愛國有罪，則與沈鈞儒等同受處罰。具狀人等願以身試法律上救國之責任。’講公開發表宣言說：“我們準備好去進監獄了！我們自願為救國而入獄，我們相信這是我們的光榮，也是我們的責任！……我們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國人決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愛國的中國人決不僅是沈先生等七個，而有千千萬萬個。中國人心不死，中國永不會亡！”這些話今天讀來仍然感人肺腑、震撼人心！1937年7月5日，宋慶齡不顧天氣炎熱，胃病發作，疼痛難忍，堅持與胡子嬰等12人親赴蘇州高等法院投獄，使該院院長、首席檢察官狼狽不堪，不得不承認救國會本身並非犯罪。宋慶齡返滬後，又於7日致電蔣介石等，堅決要求立即釋放“七君子”。7月底，國民黨當局被迫釋放了沈鈞儒等7人，營救活動取得了勝利。當“七君子”回到上海時，潘漢年代表中共向他們表示了慰問，並轉達了中共關於抗戰的方針政策。他還約請宋子文和救國會諸位領導人會見七君子，以推動國民黨政府轉向抗戰。

　　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發動兵諫，用武力逼迫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南京政府一片混亂，“親日派”何應欽宣布了“討道令”，準備轟炸西安，企圖置蔣於死地。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強烈要求南京與西安之間謀取妥協，把蔣介石救出來。正在上海的宋美齡深知，如果蔣氏一死，宋氏利益難保。她不僅請兄長宋子文去見二姐宋慶齡，打聽中共方麵的立場與動向，而且急急忙忙找到二姐宋慶齡央求她出麵斡旋，與中共聯係，以求保住蔣的性命。宋慶齡立即將此情況轉告潘漢年，征詢潘漢年的意見。潘漢年將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決定派出周恩來等代表到西安參加協商談判的消息，告訴了宋慶齡。潘還建議宋慶齡勸宋子文、宋美齡等人前往西安，和張、楊及中共代表團商談，謀求事變的和平解決。

　　潘漢年還向陳果夫、陳立夫派來的張衝說明中共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件，表示陳立夫如果要去西安，他可以陪同前往。潘漢年從宋慶齡、張衝那裏分別獲悉了南京方麵的種種動向之後，便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趕到南京秘密會見了宋子文、宋美齡兄妹，商定由端納陪同宋氏兄妹去西安參加談判。另外，又同陳立夫麵談了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和國共合作抗日的基本條件。

　　西安事變很快就取得了比較圓滿的和平解決，這是中共正確主張的勝利。也少不了潘漢年的一份努力。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國抗戰爆發。經過周恩來等同蔣介石的多次談判，終於形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麵。宋慶齡聞訊後“感動得幾乎要下淚”。在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潘漢年立下了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宋慶齡作出了極為重要的特殊貢獻。

　　1937年12月23日，距蘆溝橋事變僅5個月16天，上海、南京都已淪落於日本侵略者之手。中共中央非常關心居住在上海的宋慶齡的安全，毛澤東、周恩來特地從延安連拍兩次電報，建議她離滬去香港。潘漢年收到電報後，立即派交通聯絡員李雲（祝秀貞）轉達給宋慶齡。宋慶齡接到第一次電報，表示還有許多事要處理，暫緩離開上海。接到第二次電報，她才決定離滬去港。這天早晨，她惜別了居住多年的莫利哀路寓所，在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護送和李燕娥陪同下，到達公和祥碼頭。由李燕娥陪同登上一艘德國郵船駛往香港，潘漢年派李雲在船上陪同前往。

　　宋慶齡到達香港後，為了鞏固與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了在五大洲架起一座友誼的橋梁，爭取國際友人、海外僑胞的援助，支援抗日戰爭，支援正在敵後浴血奮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依靠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誌，於1938年6月組織了有國際友人參加與支持的保衛中國同盟。潘漢年也於1937年12月撤離上海到達香港，和廖承誌一起繼續從事統戰工作，並領導一部分秘密工作。在香港，潘漢年參與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廖承誌一起向海外華僑募捐寒衣，運送給八路軍。他還參加了宋慶齡任主席的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宋慶齡領導“保盟”向海內外許多友好團體和人士募集了大量醫藥物資等，源源不斷地支援八路軍、新四軍，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周恩來緊急致電廖承誌、潘漢年、劉少文，指示立即幫助宋慶齡、何香凝等人離港。9日，宋慶齡從香港啟德機場乘飛機飛抵重慶。香港淪陷後，潘漢年將工作重心移至上海，繼續進行情報工作。1943年1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華中局情報部部長。1944年11月，赴延安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此後，在沈陽、北平、上海、香港等地開展統戰工作及情報工作，並為解放區提供緊缺物資。

　　革命形勢迅猛發展，1945年日本投降；1949年蔣介石政權覆亡。北平和平解放後，1949年5月初，潘漢年奉調到北平，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分別接見。隨即南下經丹陽於26日進入上海。27日，蘇州河邊的槍聲完全停息，上海解放了。當天，受命任副市長的潘漢年和陳毅市長一起到宋慶齡寓所（淮海中路1843號）拜會她，向她致以親切的慰問並征詢她對接管上海的意見。作為常務副市長，潘漢年曾多次看望宋慶齡，並經常關心她的生活，宋慶齡為此曾親筆寫信給潘漢年表示謝意。

　　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慶齡，在從事國務活動的同時，始終特別關懷婦幼保健衛生和兒童文化教育工作。她認為，這是為祖國締造未來的重要工作，應當更好地開展起來。1950年5月29日，宋慶齡致函陳毅市長、潘漢年副市長，並附去25日給周恩來總理的信以及她所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它的前身是保衛中國同盟）工作計劃、預算草案等抄件。信中說：“我建議他（周總理）通知你們關於接受我們的計劃和預算一事，以便你們提供必要的經費，為我們開展工作之需。……中國福利基金會一直為上海和全國人民服務，將來，我們將更全心全意地做好這項服務工作。”宋慶齡還親自提名潘漢年擔任中國福利會首屆執行委員會委員，潘漢年欣然表示同意。7月25日晚，宋慶齡在她的寓所（淮海中路1843號）主持召開了中國福利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潘漢年出席會議，參與討論《中國福利會章程（草案）》。1954年5月30日，潘漢年還和譚震林、陳丕顯等一起到少年宮參加少年兒童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聯歡晚會，和孩子們一起度過了難忘的歡樂的夜晚。

　　1955年4月3日，潘漢年在北京開會期間突然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從此，宋慶齡就再沒有見到過這位在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曾和她多次交往、給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共代表和新上海的副市長了。1981年5月29日，88歲高齡的宋慶齡國家名譽主席在北京病逝。她在臨終前並不知道潘漢年已於1977年4月14日逝世於長沙。

　　　　　　　　　　　　夏衍與潘漢年的摯友情①

　　①本文原載《炎黃春秋》1995年第6期。收入本書時略作刪改。

　　　　　　　　　　　　　　　　　尹騏

　　文壇巨子、革命前輩、與世紀同齡的夏衍同誌不幸逝世了，他正在寫著的第二部《回憶錄》，其中包括有最精彩內容的他與潘漢年的交往……未能寫出就離我們而去了，這真是一大憾事。

　　筆者曾經接觸到有關夏衍與潘漢年交往的若幹資料，並為他們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戰友深情所感動。我想把它們記述下來，雖然無法和當事人的直接回憶相比，但也可以窺見其中若幹精彩的曆史風貌。

　　　　　　　　 20年代末，在左翼文學戰線上共商團結大計

　　夏衍和潘漢年相識，是在他從日本回國後，到創造社出版部給《洪水》編輯部送稿，潘漢年當年在《洪水》當編輯。不過，這隻是匆匆的一次會晤而已。還算不上真正相識。

　　夏衍與潘漢年真正相識是在1929年的秋天，即左聯開始籌備的前夕。這時，夏衍從日本回國已經兩年多。他是在血雨腥風的“四一二”大屠殺之後不久回國，並且毅然決然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行列。入黨後，夏衍以主要精力從事革命活動，同時也開始了以翻譯為主的著述生涯。到1928年冬，他就已經成為上海中國著作者協會的成員，並當選為執委，已經是一位知名的文學翻譯家。潘漢年入黨的時間比夏衍隻旱半年多一點。但他經過北伐戰鬥的洗禮和大革命失敗後的嚴峻考驗，這時已經從一個普通青年作家成長為一個相當成熟的革命戰士，並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所屬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夏衍在會見潘漢年之前，已經聽了洪靈菲傳達的中央精神，應解決左翼文學運動內部的紛爭，停止由創造社、太陽社挑起的和魯迅、茅盾之間有關革命文學問題的論戰，聯合起來，共同建立一個左翼作家聯盟組織。潘漢年作為文委書記，原先也是創造社成員，責無旁貸地擔負起了消除隔閡籌組左聯的重任。他一麵拜訪魯迅，虛心聽取魯迅的意見廣麵在他主編的《現代小說》上著文，帶頭作自我批評，以消除歧見，促進團結。與此同時，他約見夏衍談話，要求夏衍和馮雪峰、柔石等黨員作家在消除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之間的隔閡方麵多做工作，讓這位從未寫過文章卷入爭論的黨員作家充分發揮溝通對立雙方促進團結的作用。

　　潘漢年約見夏衍的這次談話，成了他們正式交往的開始，也成了他們後來建立深厚革命友情的起點。當時，29歲的夏衍雖然在學曆和社會經驗方麵都勝於23歲的潘漢年，但因潘漢年是代表中央文委的上級領導，夏衍對潘的談話表示了充分理解和尊重，並且立即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積極推動左聯籌備工作的進程。

　　數月之後，在潘漢年、夏衍和其他許多同誌的共同努力下，左翼文化戰線終於出現了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的大好局麵，組成了以魯迅為旗幟，以共產黨人為核心的左翼作家聯盟以及其他一係列的分支機構。正是在左翼文化戰線上共謀團結大計這一曆史性的活動中，夏衍和潘漢年之間不斷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夏衍看到了潘漢年的朝氣蓬勃、精明幹煉和勇於負責的革命精神；潘漢年則看到夏衍的忠厚沉穩、博學多才和獻身革命的寶貴品格。這兩位文化名人和革命戰士之間的戰鬥情誼便由此而建立、發展，並且不斷地鞏固和升華。

　　　　　　　　　　30年代初，在隱蔽戰線上的心靈溝通

　　左聯成立後不久，夏衍和潘漢年就因革命事業的需要而分別在不同的崗位上戰鬥。夏衍繼續在左翼文化陣地上擔負組織領導工作，為團結革命文藝工作者，為左翼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做著不懈的努力，特別是在戲劇與電影領域內，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成為我國左翼戲劇與電影事業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潘漢年則很快就離開了左翼文化運動領導崗位，成為一位社會活動家和職業革命家。1930年夏開始，他便越出了左翼文藝工作範圍代表黨發起、組織和領導了一係列的革命社會團體，包括“中國自由大同盟”、“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中國反帝大同盟”等。還參加了以救援受難者及其家屬為主旨的“中國革命互濟會”的領導工作。1931年初，他被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從此進入了黨的領導層的工作。1931年5月初，他又被調到中共中央保衛機關——中央特科，擔任情報科長職務，並參加特科的領導工作。

　　當年，中央特科的一切活動，包括它的存在，都是極為機密的。中共中央也隻有少數主要領導人掌握特科的情況。為了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中生存並發揮作用，特科幹部都必須減少以至切斷和外界的聯係，包括要好的朋友乃至某些親屬在內。在一般情況下，特科幹部不僅要嚴守機密，而且要求把自己的身份隱蔽起來，讓自己的政治麵目表現得灰色一些。潘漢年到特科工作後，就象他的老朋友之一樓適夷後來形容的那樣，這位原先十分活躍的文化人，忽然就銷聲匿跡了，再也難見到他。即使偶然在某一場合碰見他，他也隻是稍稍點個頭，就算招呼過了，馬上就避開去。

　　潘漢年的這種異常態度及其有時表現出來的灰色麵目，曾經引起了不少同誌和朋友的誤解。但夏衍在潘漢年銷聲匿跡之後，不僅沒有對他產生誤解，而且依然是那樣的完全給予信任和真誠地無保留地支持。

　　潘漢年離開左翼文化戰線後，在思想上仍然關注文化戰線的許多事情。特別是關心一些老朋友的工作情況。有一天，他忽然約夏衍到爵祿飯店見麵。這時，他們已有好幾個月沒有見過麵了。一開始夏衍便忙著問潘漢年這一段時間到哪裏去了？潘回答說，什麽地方也沒有去，隻是換了一個工作崗位；夏衍又問他是做什麽工作，他就避而不談。夏衍對此也毫不介意，更未引起什麽誤解，仍象過去一樣向潘談了許多文藝工作方麵的情況和問題。潘漢年也仍象過去一樣仔細傾聽著，隨後便告訴夏衍兩件事：一是要他轉告主編《文藝新聞》的袁殊，對國民黨社會局長吳醒亞不要存有幻想，以防不測；二是告知中央已決定由翟秋白來領導上海左翼文藝運動，今後這方麵的事將會好辦些的。

　　1931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潘漢年又一次約夏衍見麵。見麵後，潘漢年叫了一輛出租汽車把夏衍帶到薛立華路的一座小洋樓裏去見一位50歲出頭的紳士模樣的人物。潘漢年對這位紳士說，他自己要出一趟遠門。然後就將夏衍介紹給這位紳士：“今後由他和你單獨聯係。他姓沈，是穩當可靠的……我們是老朋友。”潘漢年既不向夏衍說明這位紳士的姓名和身份，也不說明為什麽要和他單獨聯係。離開小洋樓之後，潘漢年也隻向夏衍簡單交代說：“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黨員，一直是我和他單線聯係的。他會告訴我們許多有用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對他怠慢。”又說：“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緊急危險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避難。”但仍未將這位知名人物的姓名告訴夏衍。直到後來夏衍和這位紳士熟悉了，才知他就是當年袁世凱搞複辟運動的大將之一楊度。

　　原來潘漢年主持特科情報工作，除了依靠特科自己的部分專職情報幹部外，還通過各種關係建立情報網絡。楊度就是其中之一。他表麵上是失意政客杜月笙的老師和食客，實際上卻是中共秘密黨員，經常從杜月笙那裏為特科搜集一些有關國內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麵的情報。這種特殊情報關係當然需要高度保密。夏衍不是特科幹部，潘漢年要他和楊度聯係，從楊那裏接受情報，隻是一種臨時調用性質。因此，潘漢年向他交代任務時才顯得那麽簡單、那麽神秘。但是我們卻從中可以看到這兩位戰友之間的高度信任和心靈溝通，默契配合。潘不多解釋一句，夏也決不多問一句。彼此都確信對方能夠理解。這或許真可以說是心有靈犀，不點也通了。

　　抗戰爆發後，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共同開創新局麵

　　潘漢年1933年夏離開特科前往江西蘇區。1936年10月又以中共中央和國民黨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代表的身份到了上海，並擔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他這時的主要任務是忙於和國民黨當權派陳立夫、宋子文等人打交道，同時又要大力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和上海、南京的各界人士保持密切聯係與合作。經過西安事變及其以後一段時間的艱苦努力，到1937年夏初，國共談判終於取得了重大進展，國共合作的局麵即將形成。這時，大約在6月的一天，潘漢年設法找到了夏衍，同他作了一次長談，向他分析形勢，傳達黨在上海即將實行的工作方針的轉變，要他並通過他轉告一些黨內外的朋友作好思想準備。同時又詢問了他個人的許多情況。

　　這次談話，不僅加深了他們之間已有的戰友情誼，而且事實上決定了夏衍後來數十年的工作與生活道路。原來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與擴大，黨需要調集一批得力的適宜擔負統戰工作任務的幹部去同國民黨上層人物打交道。、夏衍曾加入過國民黨，認識許多國民黨要人，這些都是有利條件。他的才幹，他對黨的事業的熱誠，以及他在文化界具有的聲望，更為潘漢年所看重。果然在7月10日，潘漢年又約夏衍見麵，見麵後便說要帶他去見一個人，究竟見誰也不明說。夏衍仍按地下工作的老規矩，不多問一句，老老實實跟著潘漢年坐上出租汽車上路。等到走進一座石庫門房屋的二樓，才知道是周恩來要見他。周恩來是在前往廬山和蔣介石談判的途中臨時在上海逗留的，時間很緊迫。正是潘漢年事先已經向周談了夏衍的情況，並向周作了推薦，周才在緊張的日程安排中，決定親自向夏衍交待今後的工作任務。夏衍這是第一次見周恩來，也是第一次見黨內這樣威望極高的領袖人物。雖然他在拘謹中向周表示自己性格內向，不善於和“大人物”打交道的特點，但周恩來已作出了決定，一向組織觀念很強的夏衍當然隻有服從。周恩來又指示夏衍說，他馬上就要離開上海，以後的一切“就由漢年和你聯係”。這就意味著，以後夏衍的工作將由潘漢年直接領導。如果說，左聯時期和特科時期潘漢年雖在黨內職務比夏衍高，但他們之間基本上還是某種橫向聯係與合作，是戰友之間的理解與支持，現在又加上了一層領導與被領導的上下級關係。後來的曆史事實證明，他們的這種上下級關係絲毫也沒有影響或妨礙他們已經固有的友情，而是繼續不斷地加深和升華這種情誼。

　　和周恩來見麵之後不久，潘漢年便把夏衍派上了統戰工作的第一線。先是派他去給剛剛回國的郭沫若當“參謀”和“顧問”，向離國10年對國內情況已經生疏了的郭沫若介紹各方麵情況，幫助郭沫若處理某些難題等等。有意思的是：潘漢年派遣夏衍工作，每每總是事先不打任何招呼。即使夏衍有所詢問，也決不輕易透露具體情況，不提前多說一句。這雖然可以說是潘漢年長期地下工作養成的慎重和機警，但從另一側麵也恰好說明了他們之間的高度信任與理解。

　　接著，潘漢年又派夏衍參加由郭沫若領銜主持的抗日統一戰線性質的報紙《救亡日報》工作，擔任中共方麵派出的總編一職。不言而喻，既是統戰性質報紙，夏衍就必須和國民黨主管文化宣傳工作的潘公展等人打交道，誠心誠意地和人家“聯合辦報”，同時也必須貫徹黨的統戰方針政策，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主導與核心作用。人們都知道，周恩來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與策略的製定者之一，並且是這個領域內的傑出帥才。潘漢年是貫徹執行統戰策略的高手，是周恩來在這一領域內的得力助手之一。夏衍在進入這一領域後，很快也顯示了他的出色才幹，把一張四開的《救亡日報》辦得十分紅火，銷路與影響與日俱增。夏衍沒有辜負周恩來和潘漢年的重托。這同時也反映了潘漢年對夏衍的真正了解與知人善任。

　　“八一三”以後，上海抗戰形勢日益嚴峻，從上海撤退和轉移的任務十分艱巨。當政有權的國民黨人士尚且爭先恐後備找門路，在野無權的共產黨及其進步的朋友們自然更是困難重重。潘漢年作為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按照中共中央長江局的指示，緊張而有秩序地組織指揮了整個撤退和轉移工作。首先是將一批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安全轉移到香港或撤退到內地去；又指揮夏衍派先遣隊去廣州，準備在那裏恢複《救亡日報》的出版。到12月中旬，即上海經淪陷一個月之後，潘漢年才安排夏衍撤退，讓人給他送去一張船票。等到夏衍上了開往香港的輪船後，才在船上發現潘漢年和他乘的是同一條船。潘漢年又是事先不加說明地安排夏衍和他自己差不多已是最後一批的撤離。這一對革命戰友真正是患難與共，把困難和危險留給自己。雖然這是黨的工作需要，但確實反映了這兩位革命戰士的可貴情懷。

　　抵達香港後，夏衍前往廣州主持《救亡日報》，潘漢年留在香港工作一段時間後便被召回延安參加黨的六屆六中（擴大）全會，後又被留在延安中央社會部工作。這兩位戰友一別竟達9年之久。雖然在1941年間，他們兩個都同時在香港活動一段時間，但因夏衍是公開的文化人身份，而潘漢年則是中央社會部（後改情報部）派往敵後主持情報工作的負責人，行蹤飄忽，不時奔走於港滬之間，非常隱蔽，因而再沒有機會和夏衍往來敘舊。

　　　　　　　　　　 解放戰爭期間，在香港的全麵合作

　　歲月如流，轉眼就到了1946年的夏天。夏衍已從大後方重慶回到上海，繼續在文化戰線上從事艱難曲折的鬥爭。潘漢年又以中央情報部代表的身份受周恩來的調遣來到上海。他肩負雙重任務：情報工作與統戰工作。前者隱蔽，後者公開或半公開。在這兩條有分有合的戰線上，潘漢年輕車熟路，駕馭自如。這時，他和夏衍又恢複了密切聯係。

　　不久，國共談判破裂，內戰烽火迅速蔓延。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談判代表團不得不撤離南京、上海。在上海的中共機構及其成員也隻能分別撤離、轉移或轉入地下完全隱蔽。按照周恩來的部署，潘漢年和夏衍都屬於轉移到香港去開展工作的幹部。而且潘漢年又負起了組織指揮撤離和轉移的重任。這一次潘漢年又安排夏衍和自己同時撤離。不過這次乘的是飛機8月中旬的一天，他們從上海直飛香港。

　　在香港，潘漢年的身份很特殊，他是中央情報部的代表，又是中共上海局的成員。中共華南分局成立後，組織上則由上海局兼管，潘漢年便又以上海局成員的身份參加華南分局的領導工作。他的主要任務還是兩個方麵：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和主持情報工作。夏衍是華南分局的成員，並主持分局所屬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以文化宣傳為其主要職責。從組織關係上，潘漢年又成了夏衍的直接或間接領導。

　　由於解放戰爭形勢的迅速發展，中共在香港的工作任務越來越繁重。在香港工作的幹部，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職的領導幹部，便往往要超越原有的分工範圍而需要通力協作。潘漢年的特殊身份，使他實際上成了協作的總調度和總指揮。用夏衍的話來說，很多事都需要由潘漢年來“牽頭”辦理。當解放戰爭的勝利已成定局時，各方麵的人士都要來找共產黨，向共產黨詢問方針政策，打聽人事和各種消息，他們最想見到的也是潘漢年，從潘漢年那裏得到權威的答複。因為潘漢年的情報係統始終保持著和中央的直接聯係。於是，潘漢年便不得不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調動各方麵的力量。正是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夏衍成了潘漢年的重要幫手之一，又正是在這新的頻繁的接觸與密切的合作中，他們之間進一步加深了戰友情誼，從而成為莫逆之交。

　　1948年，為迎接新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中共駐香港機構要設法把集中在香港和散居在國統區各地的各民主黨派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三百多人邀請到解放區去。這些人士又大都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嚴密監視的對象，一旦發現他們將去解放區“投共”，必將加以阻撓甚至謀害。這無疑是一項難度很大並且是充滿著危險的任務。潘漢年調集了許多得力幹部，經過周密計劃和部署，有步驟地分期分批地在半年多的時間內，無一意外地完成了這項任務。在這過程中，分管文化宣傳的夏衍也被調積極參與其事，全力以赴協助潘漢年一批又一批地將中央指名邀請的人士通過海運送往已經解放了的大連、煙台等地。

　　隨著形勢的發展，潘漢年主持的情報工作範圍也越來越大。除了要不斷搜集政治、軍事等各方麵情報向中央領導機關及時報告外，還要負責開展策反工作，以加快勝利步伐。國統區不斷有人到香港來找共產黨的關係，打聽或聯絡有關起義投誠一類事情；各地地下黨也常派人到香港報告他們那裏已經策反或聯係到的敵偽人員準備起義的情況。潘漢年行蹤不定，住所難尋，於是許多人就先找到中共主辦的公開報紙《華商報》，通過在《華商報》辦公的夏衍再找潘漢年。例如1949年初，金山從上海到香港，要向黨報告章士釗策動杜月笙參加和平談判的情況，並請示處置意見，金山原是李克農單線聯係的秘密黨員，他的真實身份隻有周恩來、李克農知道。李克農曾向他交代，無法和李直接聯係時，可去香港找潘漢年。金山無法知道潘漢年的行蹤，隻好先找到《華商報》的夏衍，通過夏衍才和潘漢年聯係上。又如在淮海戰役之後，上海地下黨的蔡叔厚給夏衍寫信，密報當時擔任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的妻子正通過關係向中共方麵打聽他們湯家還有沒有保全自己的退路。夏衍馬上將蔡信轉交給潘漢年。潘便派情報幹部專程去上海了解具體情況，參與策反活動。

　　夏衍以滿腔熱情積極支持和參與潘漢年的工作，潘漢年自然也同樣地關心和支持夏衍的工作。例如夏衍直接主持的《華商報》，1948年冬因虧損而陷入困境時，不得不進行募捐活動。潘漢年便通過情報係統，動員一位正努力向中共靠攏的實業界人十，積極幫助募捐並帶頭捐助，從而使《華商報耀脫了困境。夏衍因此而十分高興。

　　　　　　　　　　　　解放初期，在上海甘苦與共

　　1949年4月下旬，中央為了加強對即將解放的上海接管工作，急調潘漢年、夏衍、許滌新三位“老上海”到北平。由李克農親自接待，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三位中央領導人部分別和他們會見談話，聽取匯報，指示工作任務。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對他們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和對去上海工作的重視。根據中央決定，潘漢年被任命為上海市軍管會秘書長、上海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常務副市長；夏衍負責文化教育的接管工作，並擔任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許滌新負責工商統戰工作。

　　夏衍和潘漢年在上海解放前夕，匆匆趕到江蘇丹陽，在丹陽僅僅停留數日，便開赴上海履行新職。

　　潘漢年作為陳毅的重要助手，為接管和治理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城市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陳毅的領導下，他先後主管政法、統戰、財經和市政建設等各項工作，並取得世人公認的成績。他和陳毅還在新四軍時期就已相識相知。在上海解放初期的工作中，他們的關係也很融洽、合作愉快。

　　夏衍主管的文化宣傳工作，無論在開始的接管時期還是在後來的恢複與發展時期，也取得了顯著成績。特別在文化藝術方麵，上海一直保持著在全國的重要地位，發揮著別處無法替代的作用。隻是他個人作為一介書生，作為一個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已經多年養成了自由職業者的諸多習慣。當他進入上海當了執政黨的高官後，有一個時期很不適應解放區的某些製度、習慣和作風，包括互相之間及上下級之間的稱謂等等。不過，隻要夏衍一踏進潘漢年家的門檻，那一切製度、習慣和作風便不複存在，他們仍一如既往地以老朋友相待，一切都毫不拘束。以稱謂而論，當麵或直稱“漢年”，或和過去一樣戲稱“小開”。夏衍有時離開上海出差外地或出國訪問，在給潘漢年寫信時，那稱呼就更隨便而顯得更親切了：“漢年兄”、“開兄”或“凱兄”等等。有一次從國外訪問歸來，途經廣州時給上海潘漢年夫婦寫信，大約是在國外呆久了，思鄉心切，信的開頭稱呼“慧姊轉開兄”。那同誌加兄弟的情誼躍然紙上。

　　夏衍是主管上海文化宣傳的領導。解放後不久，在意識形態和文化宣傳方麵階級鬥爭的弦便逐步繃緊。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以及對《我們夫婦之間》的批評，都使夏衍這個宣傳部長難辭其咎。夏衍的老戰友，直接主管電影的於伶所受壓力更大。夏、於兩位不得不在各種會議上做口頭檢討和在報刊上公開自我批判。潘漢年自己雖然也並不完全理解那些批判的真正含意，但他作為朋友和作為上級領導人，還是盡可能地給夏衍和於伶以真誠的寬慰與鼓勵。

　　無獨有偶。幾乎就在夏衍主管的文化宣傳工作中出了一些所謂的問題受到批判的同時，潘漢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政法部門的工作也出了某些所謂的問題。雖然他不是直接責任者，但上海和北京的有關主管單位一直抓住不放，他的老戰友揚帆作為直接責任者已經作了多次檢討後仍不能過關。對此，潘漢年不能不感到某些壓力和憂慮。

　　但是不論發生了什麽事，出現了怎樣的情況，夏衍和潘漢年之間的友誼仍然牢不可破。他們之間的交往頻繁依舊。周末和假日，夏衍成了潘家常客。他們促膝談心，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欣慰。因為那成就中包含了他們的艱巨努力與心血。他們同時也為工作中的某些失誤而不安。自然，也為他們自己還不能完全理解的所謂問題而困惑。他們在思想上經常互勉互勵，密切交流，直至推心置腹，無所不談。夏衍有什麽心事，或是遇上了什麽難題，往往要首先征求潘漢年的意見。潘漢年有什麽心事，或是遇到了什麽難題，也常常要求助於夏衍的理解與幫助。例如，有一段時間，中央考慮要調動潘漢年的工作，夏衍到北京出差時便到李克農那裏去打聽有關的消息，並及時寫信告知在上海的潘漢年。又如，潘漢年夫婦一直沒有孩子，他們想收養一個孩子，便和夏衍商談。1955年3月31日，潘漢年在北京參加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期間，因為自己的一個曆史情況沒有及時向中央報告而感到惶惶不安時，就主動去找夏衍談心，傾訴自己內心的壓抑與苦惱。這些都體現了他們之間的不尋常的深厚友情。

　　在曆史的大災難中，保持始終不渝的忠誠友情

　　疾風知勁草，烈火見真金。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交往，在勝利和成功的時候顯得很和諧親密，這是容易做到的；而在遇到嚴重挫折或是巨大不幸時，那情形就大不一樣了。避之惟恐不及忙著劃清界線者有之，反戈一擊落井下石者有之。夏衍和潘漢年之間的情誼卻是經受了嚴峻的考驗而始終不渝、忠貞不貳的，令人感佩。

　　1955年4月3日，潘漢年在北京飯店被秘密逮捕的第二天，住在潘的隔壁的夏衍對這位突然失蹤的戰友至為關切，到處打電話打聽下落。直到上級領導出麵通報情況為止。

　　日益猖獗的極左思潮，很快就給潘漢年案件定性。潘漢年這位革命老戰士被強加上了“內奸”、“反革命”罪名。並且按照統一部署，在黨內外發動了一個揭發批判的熱潮。上海更是重點，在潘被捕後的幾個月內，各種所謂檢舉、揭發和交代的材料數以百計地轉到了專案機構。但這裏麵竟沒有見到過去和潘漢年的關係最久最深的夏衍所寫的揭發和交代文字。

　　1963年，政法機關將潘漢年判處15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隨即又采取假釋措施，將潘漢年夫婦從秦城監獄轉到團河農場監管改造。按當時的某種寬鬆政策，潘漢年夫婦被允許有一定範圍的自由，包括進城購物和探訪親友的自由。潘漢年深知自己的身份特殊，隻想利用進城購書購物的自由，而不準備使用探訪親友的自由，怕的是在那個階級鬥爭已經“天天講”的年月裏，再給別人帶來政治上的麻煩。可是有一天，潘漢年夫婦在東安市場書店裏，竟意外地碰上了老朋友唐瑜。在這位俠肝義膽的唐瑜堅持要求下，潘氏夫婦到了唐家作客，並又在唐家巧遇老朋友孫師毅。劫後餘生，依然能夠受到老朋友的歡迎和善待，對潘氏夫婦而言，自然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此後的兩三年間，潘漢年夫婦每隔一段時間就到唐瑜和孫師毅家作客小敘。但當唐瑜問及可否將潘的近況告知老朋友夏衍、胡愈之時，潘漢年堅持沒有同意。潘漢年對唐瑜說，夏衍、胡愈之都是高級幹部，不同於普通平頭百姓。和他們往來對他們實多有不便，自己既已不幸，又何苦給朋友添麻煩呢？這樣，從1963年夏到1967年春這三年多時間裏，潘漢年始終沒有利用給予他的訪友自由去見夏衍一麵。雖然他在內心深處是多麽希望能象過去那樣和夏衍這位摯友一敘衷腸啊！

　　“文化大革命”風暴掀起後，夏衍也遭遇了幾乎同潘漢年一樣的惡運。“搞修正主義”、“三十年代文藝黑線代表人物”、“圍攻魯迅”等一係列罪名都加到了這位革命文藝老戰士的頭上，身陷囹圄，慘遭批鬥，所受迫害的程度比之潘漢年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潘漢年在“文革”開始後不久，又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指使下，被重新收監審查，也同樣受到了“文革”期間那種對“政治犯”所特有的非人待遇。但他畢竟已是一隻所謂的“死老虎”。他的那些所謂曆史問題已經折騰了十多年，無論專案人員的政治嗅覺有多麽靈敏，再也翻不出什麽新花樣了。然而潘漢年從20年代中期就參加革命參加黨，又在好幾條戰線上奮鬥過，經曆過大量的曆史事件和接觸過大量的重要曆史人物。於是，找他外調和要他寫揭發某人某事材料的專案人員便絡繹不絕，訪問、審問、追逼，一心想要從潘漢年這裏得到他們所想要得到的材料。其中，夏衍專案組的人員當然更清楚潘漢年和夏衍之間的長期交往，過從甚密的曆史。他們幾次以中央專案辦的名義提審潘漢年，要潘交代和揭發夏衍的“罪行”。潘漢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憶他和夏衍的交往經過以及他所知道夏衍的全部情況。為了應付專案人員的外調與追逼，潘漢年用了一整段時間寫了一份長達數萬字的關於夏衍情況的材料。由於這份材料的重要，有關部門還特地打印出來歸檔長期保存。20年之後，筆者讀到這份材料時，深感這份材料是能夠經得起曆史檢驗的。除了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不可能沒有的一些空洞的政治帽子和流行的行文習慣用語外，就事實本身而言，可以說是沒有任何虛構杜撰以及捕風捉影、蓄意誇大成分的。這既反映了潘漢年的政治品質，又反映了他對老戰友夏衍的一片真誠負責態度。

　　曆史的車輪不停地轉動。夏衍和潘漢年的命運也在不斷地變遷。1975年，潘漢年在被加重判處無期徒刑後，又被流放到湖南山區的一個勞改茶場去監督改造。1977年春，當曆史的曙光剛剛露出地平線而天空的烏雲還遠沒散盡的時候，潘漢年終因多種疾病纏磨含冤去世、遺恨終身。夏衍則在1977年的同一曆史時空獲得了“解放”，重新成為革命領導幹部。

　　1979年後，潘漢年一案在陳雲、廖承誌等人的竭力推動下得以複查。到1982年8月，才得以正式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由中央下達文件通知到縣團級以上黨的組織。這和當年在報刊上大張旗鼓公開討伐潘漢年的情況相比，一份黨內文件顯然不足以完全恢複潘漢年的真實麵目。於是又在陳雲的關注督促下，由夏衍帶頭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紀念潘漢年的文章，從而引發了1982年至1983年間在多家報刊上發表了數以百計的回憶和紀念潘漢年的文章和資料，終於使這位卓越的革命老戰士，在革命文化戰線、隱蔽戰線和統一戰線領域內，以及在接管和治理上海的工作中作出過重大貢獻的優秀人物的一生光輝業績為世人所知。

　　為了進一步頌揚潘漢年的曆史功績，在熒屏上重塑一個潘漢年的光彩形象，1992年初已經92年高齡的夏衍又牽頭和陽翰笙、羅青長兩位潘漢年的生前友好一起聯名致函中央領導，建議拍攝一部反映潘漢年生平的電視連續劇。中央領導迅即批複同意。雖然這部電視劇至今尚未出台，但已可以預期在1996年潘漢年的90誕辰前後推出。不幸的是，夏衍和陽翰笙這兩位老人還沒有來得及看到他們的建議完全實現，便也先後與世長辭了。

　　人固有一死，夏衍和潘漢年這兩位中國現當代曆史上的傑出人物都已經先後離開了人世。但是他們的革命業績以及他們之間可貴的經受了長期嚴峻考驗的友情，卻是值得人們深深懷念。

　　　　　　　　　　　　　　　　　　 1995年3月寫於夏衍逝世1個月之後

　　　　　　　　　　　潘漢年和葉挺在新四軍初創時期

　　　　　　　　　　　　　　　　 林銘綱

　　潘漢年同誌在他充滿傳奇和神秘色彩的戰鬥生涯中，為黨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滅的豐功偉績。鑒於他長期在國統區、敵占區和香港從事統一戰線與秘密情報工作，並且是一位“嚴守紀律、不自居功的優秀共產黨員”①，從1955年起又蒙受了不白之冤，因此他的許多功績至今仍鮮為人知。他為創建新四軍所起過的重要作用，作出的曆史貢獻，僅僅是其中之一。

　　①夏衍：《紀念潘漢年同誌》，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

　　1936年4月，潘漢年奉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指示，從蘇聯回國參加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談判聯絡工作，他和精通法語的胡愈之一起離開莫斯科，經巴黎於5月到達香港。

　　肩負再次實現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重大使命，潘漢年一到香港便有條不紊地展開了緊張的工作。他首先發信給國民黨的陳果夫，要他即派員到港麵談，並派胡愈之到上海同地下黨聯係，了解黨中央和紅軍到陝北後的情況。同時，又不失時機地會見各方麵人士了解國內情況，這其中就有他的好友葉挺。

　　葉挺，這位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將、八一南昌起義的前敵總指揮、廣州起義的軍事總指揮，在起義失敗後於1928年春末夏初出國。他在莫斯科遭到冷遇；在柏林開過飯館；在維也納靠賣豆腐維持生計。同年冬，周恩來路過柏林時對他進行了友好的勸導與批評。1932年秋，葉挺懷著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和夫人李秀文一起結束了國外流亡生活回到澳門。在澳門，葉挺沒有找到中共地下組織，後來以客座參謀身份參加過福建事變，失敗後又回到澳門，應邀擔任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軍委委員，常到香港聯絡國民黨軍隊中的反蔣抗日將領。葉挺是在1924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的，①在漫長的歲月中他和黨脫離了關係。正當葉挺急切地尋找黨的組織，了解黨對當前時局的政策主張時，潘漢年來到了香港，並通過何麟（中共地下黨員，醫生）約見了他。

　　①見段雨生等著：《葉挺將軍傳》，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35頁。

　　5月的一天，潘漢年在香港彌敦飯店同葉挺進行了熱誠的交談。比潘漢年年長10歲的葉挺，傾聽這位剛到而立之年、風度翩翩的同誌和朋友侃侃而談。潘漢年依據中共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八一宣言）的精神，告訴葉挺說，中共將由推翻國民黨統治轉變為聯合國民黨抗日，從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聯蔣抗日。他誠摯地希望葉挺能夠運用他在國民黨軍隊將領中的影響，促進團結抗日的目標早日實現；同時，還希望葉挺在反蔣的兩廣和其他地方實力派中做一些工作，使他們能夠同意聯蔣抗日。葉挺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張，並愉快地接受了潘漢年的建議。

　　這是葉挺自從離開黨的組織，在國外流亡多年回國後，在香港第一次同中共的重要幹部麵談。這次會麵，對葉挺未來10年的人生旅程有著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有人認為，“正是有了這次會麵才有了後來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的事情。”①

　　①見董保存：《葉挺與新四軍初創》，載《世紀》1995年5月／6月總12期第22頁。

　　自從潘漢年主動約見葉挺，把黨的最新的政策主張告訴他，並且要求他繼續為黨工作之後，葉挺心情舒暢，情緒很高，遇到熟人常常高興地說：“我現在好了，和那邊（指中共）聯係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葉挺按照潘漢年傳達的團結抗日的政策精神，訪問了在蘇州、嘉興、常熟、江陰一帶建設防禦工程的國民黨部隊中的老朋友，還同中共華南工委書記宣俠父赴廣西蒼梧，向李濟深等反蔣人士轉達了中共中央製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7年初，葉挺在澳門會見了張雲逸，表示擁護黨爭取國共合作抗日的政策，願為抗日救國貢獻力量。春節後，他帶了全家從澳門遷到上海，住在靜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裏。

　　這時，潘漢年已從陝北保安返滬，受命擔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並被正式任命為中共代表負責同國民黨談判。盧溝橋事變後，擔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當天，周恩來等赴廬山同蔣介石談判路經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橋堍新亞大酒店。當潘漢年告訴他葉挺現在上海的時候，他請潘漢年安排與葉挺見了麵。他們自從1928年柏林分手後，已有近十年沒有見麵，在這國難當頭之際在上海相逢，要說的話何止千言萬語。周恩來希望葉挺能夠參加南方紅軍遊擊隊的改編工作，並且示意他同陳誠、張發奎等人接觸，在適當的時候可以表示自己願意領導這支部隊抗日，並通過他們爭取得到蔣介石的首肯。

　　葉挺很快找到了正在上海的國民政府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陳誠，向這位當年保定軍校的校友提出希望參加改編南方紅軍遊擊隊的工作，並建議這支將要編成的部隊的番號叫做“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表示繼承北伐時期“老四軍”的優良傳統。陳誠對此表示讚同，並向蔣介石進言。蔣介石幾經考慮，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將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改編為一個軍的方案。他認為葉挺不是共產黨員，是一個合適的人選。9月28日，在沒有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況下，便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通報宣布“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

　　遠在陝北的中共中央領導人此時尚不知此事。潘漢年得悉後，即於10月5日發出致毛澤東、洛甫（張聞天）的電報：“南京軍委已委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任務為改編與指揮閩贛邊遊擊部隊，但葉在南京與劍英及博古同誌接洽，尚未得最後結論，急待我方答複，我們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請示。小開五日”“小開”是潘漢年使用最多的一個化名。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在接到潘漢年的電報後，經過研究複電潘漢年，明確表示在下列條件下完全同意葉挺指揮閩粵邊張鼎丞、何鳴兩部，即葉挺和國民黨同意：（一）何鳴部人槍全數交還，並公開聲明錯誤。（二）國民黨不幹涉一切內部人事。（三）該兩部在閩粵邊原地，為保衛地方反對日寇進攻而作戰，不移往他處。其他地區遊擊隊，候國民黨交還何鳴部人槍並公開認錯之後，再行商量條件。

　　毛澤東還致電博古、葉劍英詢問葉挺是否願意完全受共產黨領導而不受國民黨幹涉，是否來延安一次麵商等問題。當博古、葉劍英向葉挺轉達了毛澤東等人的意思後，葉挺明確表示完全接受黨的領導，並經何應欽同意前往延安。

　　10月下旬，葉挺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熱誠歡迎與親自接待。毛澤東高度評價了葉挺將軍在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中建立的曆史功績，熱烈歡迎葉挺願意與我黨合作共同抗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在抗大禮堂召開的歡迎大會，並致詞說：“我們今天為什麽歡迎葉挺將軍呢。因為他是大革命時代的北伐名將，因為他願意擔任我們的新四軍軍長，因為他讚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葉挺在會上說：“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誌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跟了上來，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

　　經過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人的艱難交涉，組建新四軍有關的編製、經費、幹部任命等問題陸續得以解決。葉挺軍長更以其特殊身份發揮了特殊的作用。1938年1月8日，中共方麵提出的要求，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的名義“核定”了下來，批準新四軍編為第一、二、三、四共四個遊擊支隊，陳毅、張鼎丞、張雲逸、高敬亭分任一、二、三、四支隊司令。此後，又委任了項英任副軍長、張雲逸任參謀長、周子昆任副參謀長等。

　　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辦公。2月11日淩晨，葉誕軍長一行到達南昌。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閩、浙、粵、贛、湘、鄂、豫、皖八省紅軍遊擊隊，終於匯成了一支抗日的鐵流，在大江南北向敵人的後方挺進，像一把鋼刀插在敵人的胸膛，同日偽軍展開了殊死的搏鬥。

　　潘漢年和葉挺在新四軍初創時期所作的貢獻，將永遠載入史冊。

　　　　　　　　　　潘漢年和劉曉在抗戰期間的親密合作

　　　　　　　　　　　　　　　　 沈憶琴

　　“送君西去訴離愁，長渡鄱陽作楚遊。大別山中堪暫住，會師江左待經秋。”這是1943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華中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曉奉命離開淮南根據地去新四軍五師接受新任務前夕，華中局情報部部長潘漢年寫的一首送行詩。依依惜別，期盼勝利重逢的戰友之情，躍然紙上。潘漢年和劉曉，早在30年代的中共江蘇省委和蘇區，就曾並肩戰鬥過。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又在上海地下鬥爭中重逢了。潘是中共上海情報戰線的領導人，劉是上海地方黨委的領導人。嚴酷艱辛的地下鬥爭，鑄就了兩人之間生死與共的戰鬥情誼。他們相互支援，密切配合，機智勇敢地周旋於日、汪、蔣勢力之間，為在上海堅持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擴大黨的全麵抗戰主張的政治影響，發展黨和愛國進步的力量作出了重要貢獻。

　　上海地下黨在1935年遭到嚴重破壞，留存下來的黨員和黨組織同中央長期失去聯係，情況複雜。黨中央為恢複重建上海黨組織，先後派馮雪峰、潘漢年、劉曉來上海。上海地下黨的重建，正值全麵抗日戰爭爆發和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曆史轉折關頭，是在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中進行的。繼“七七”事變之後，“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上海地下黨麵臨的首要任務，是如何組織和動員人民投入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鬥爭，支援前線，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隨著抗日戰爭全麵展開，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不得不順應國共合作的曆史潮流，允許中國共產黨公開合法的活動，但又采取種種包辦統製的辦法控製愛國群眾的抗日鬥爭，並且千方百計限製共產黨的影響和作用。中共中央早就預計到上海地下黨重建工作中的困難和問題。1937年7月上旬，周恩來在上廬山同蔣介石談判前，特地在上海秘密會見了潘漢年和劉曉，高瞻遠矚地提出：不管形勢怎麽變化，統戰工作要大力開展；群眾工作要穩紮穩打；黨要隱蔽，要從長遠打算，不能隻看一時現象。這三點，正是重建上海地下黨的工作的關鍵所在，也是對上海地下鬥爭中長期存在的“左”的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錯誤的切實糾正。潘漢年和劉曉從當時的上海實際環境出發，將這三方麵的任務有機地結合起來，有聲有色地展開了重建上海地下黨的各項工作。

　　全麵抗戰爆發後，為了加強對風起雲湧的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劉曉、潘漢年等決定先成立黨的群眾團體工作委員會（簡稱群委，王堯山任書記），將各抗日救亡團體中的黨員組織起來，作為籌建江蘇省委工作的第一步。當時，黨對群眾運動的領導正確與否，就是看是否堅持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是否能有效地反對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潘漢年當時以八路軍和中共統戰代表的公開身份就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負責公開的國共談判，上層統一戰線工作，文化界的救亡運動。限於地下鬥爭的環境，上海地下黨和“八辦”組織上都是獨立係統，一般不公開聯係，雙方負責人商談工作要經過充分準備，但在“八辦”和“群委”的協力配合下，抗日救亡工作中的上層“、中層和基層的統一戰線迅速地建立和開展起來，使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始終在黨的領導下健康地發展。當時，卓有成效的工作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黨領導的抗日救亡團體都爭取了公開合法化，一切抗日救亡工作都采取合法的工作方法。當時的文化界救亡協會是聯係各群眾團體，開展救亡運動的樞紐，也是黨的工作的中心，它是國共雙方共同參與的統一戰線組織。當時的職業界救亡協會是會員人數最多、群眾工作基礎最雄厚的一個救亡團體，參加者不僅有店職員，還有經理、工商業者；領導層中還有各行業的知名人士，真正體現了上、中、下統一戰線的結合。文協和職協這兩個團體都參加了國民黨當局主辦的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成為團體會員，取得合法活動的地位。潘漢年負責同抗敵後援會和文協中的國民黨人士杜月笙、潘公展等打交道，同各界上層人士加強聯係。他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在上層活動中盡量創造條件保證群眾團體的抗日救亡工作順利開展。文協、職協等救亡團體則通過黨員和積極分子的具體工作，發揮中層、基層統一戰線的作用，衝破國民黨當局的種種限製，大膽放手地發動和組織群眾投入各項抗日救亡活動中去。

　　當時的群眾活動，也打破了陷於小圈子、動不動就大搞示威遊行的老辦法，采取了多種多樣的內容和形式。各種抗日救亡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各種慰勞隊、救護隊、運輸隊、故地服務團的工作搞得如人如茶。

　　二是通過統一戰線的形式，建立公開合法的新聞出版陣地，組織正確的輿論導向，使中共堅持全麵抗戰，抗戰到底的政治主張深入人心。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辦的《救亡日報》，是在中共領導下采用國共合作合法形式出版的大型日報，一開始就是中共宣傳抗戰的輿論中心。它高舉團結、抗戰、救亡的旗幟，針對抗戰形勢的發展和群眾中的實際問題，進行宣傳、組織，使廣大愛國群眾逐步認識全麵抗戰和抗戰必勝的意義和途徑，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下緊密團結起來，如“八一三”戰爭期間，針對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不宣布絕交和宣戰的政策，《救亡日報》發表文章鮮明地指出：那些堅持反對絕交、宣戰的人是少數的觀點，動員群眾起來反對當局的投降妥協傾向。當社會上出現“英美即將調停，日軍將不向南京進攻”的謠言時，《救亡日報》將“主和者就是”、“戰則存，和則亡”、“堅持抗戰！反對分裂！反對妥協！”作為標題，並發表了潘漢年、胡愈之的評論文章，使人們認清抗戰到底的阻力和困難，堅持鬥爭。上海失守前夕，當蔣介石謀求對日乞和時，《救亡日報？又及時組織文章揭露和反駁匡民黨內主和派的陰謀。

　　在此期間，潘漢年在《救亡日報》等公開報刊上發表了幾十篇觀點鮮明的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分析國內外形勢的文章，充分發揮了他作為公開的中共代表的作用。這對黨員和積極分子了解黨的主張，提高對五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認識起了指導作用。

　　三是重新組織黨員和幹部隊伍，為重建上海地下黨打好組織基礎。全麵抗戰爆發後，匯集在上海的各個方麵的黨員和幹部人數眾多，其中，有和中央失去聯係的原來留在上海的各係統的黨、力員；有出獄後到上海來尋找黨的關係的各方麵幹部；有各係統在救匡會運動後發展的新黨員，等等。但是，要建設一個隱蔽精幹、長期作戰的上海地下黨，必須認真審查與物色適宜做地下鬥爭工作的黨員。“八辦”和“群委”擔當起了當時審查和調配幹部的大量工作。

　　1937年8月上旬，潘漢年、劉曉、馮雪峰和王堯山在王堯山家中開會。這是“八一三”時期上海地下黨兩個方麵主要負責人僅有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商量了兩方麵之間的分工和黨員幹部分配安排等事宜，確定了哪些人堅持在上海搞地下鬥爭，哪些人要轉移到新的崗位去。之後，經過“八辦”的調配，大部分幹部被動員到抗戰前線和大後方去，堅持上海地下鬥爭的隻是少數黨員。他們人數雖然不多，但都熟悉上海環境，在上海有隱蔽條件，並且經過多年抗日救亡運動的鍛煉，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認識。

　　以上僅是“八辦”和“群委”在“八一三”時期千頭萬緒工作中的幾個重要方麵。但由此可以看出，潘漢年和劉曉的密切合作，“八辦”和“群委”的默契配合，為上海地下黨的重建打下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良好基礎，使得中共江蘇省委建立後一開始工作就比較順利。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除租界地區外全部失守。中共中央及時來電指示潘漢年和劉曉：上海失守後，救亡運動將更為困難；公開的救亡團體應準備轉入秘密狀態，黨的秘密工作應有新的布置，嚴防敵人突然襲擊；幹部要重新分配，工作方法要有轉變。來電特別提到：潘漢年應完全轉入地下。12月中旬，潘漢年將各種應做的工作安排就緒後，撤離上海，前往香港。劉曉仍留在上海，負責主持中共江蘇省委的工作。以後的二三年中，潘漢年在香港的情報工作和劉曉在上海地下黨的工作仍然息息相通，遙相呼應。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潘漢年作為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兼華南情報局主要負責人，經常往來於港、滬之間，並逐漸將上海作為情報工作的重點，著手建立上海的情報工作網絡和據點。這時，他同劉曉又建立了直接聯係，不時在浴室、咖啡館等公開場所和不引人注目的學生黨員陳永箴家裏交換意見，商量工作。當時，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加緊搜集日、偽、蔣之間勾結的政治動態，要加緊進行打入敵偽內部和高層，開展戰略情報工作。其中爭取和利用李士群，是潘漢年1939年離開延安前，中共中央有關部門研究確定的工作。潘漢年在決定親自會見李士群之前，曾和劉曉商量過。他們分析了李士群的處境和矛盾，一致認為爭取李士群的工作既必要又可行。事實證明，李士群以後確曾為我黨提供過一些有關日偽“掃蕩”、“清鄉”動向的情報。在1942年秋，劉曉和潘漢年從上海安全撤退到華中根據地，就是通過李士群的關係。

　　為配合潘漢年的情報工作，劉曉和江蘇省委還抽調了一批幹部，協助潘漢年加強開展情報工作的基礎，解決情報來源。譬如，江蘇省委所屬職委係統的何犖，學委係統的張征秉，都奉調去協助潘漢年搞政治交通工作；淮南抗日根據地發往敵占區上海、南京等地的重要指示和發往根據地的重要情報，多是經過何犖等往返傳遞，及時溝通的。1942年夏，省委情報工作委員會委員史永（沙文威，沙文漢的胞弟）和他領導下的人員都劃歸潘漢年在上海的情報組織。史永劃歸潘漢年領導後，為黨的情報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原來聯係的地下黨員趙錚兄弟兩人，都打入汪偽“76號”搞內線工作，獲得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他領導的地下黨員蔡秉賢，從抗戰一直到解放長期埋伏在國民黨特務組織內部，成為重要的情報來源。他長期聯係的汪維恒，在解放戰爭時期提供的蔣介石發動進攻大別山戰役的作戰計劃和兵力部署等情報，對中共中央的戰略決策起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1943年，潘漢年和劉曉雖然身在華中局淮南根據地，但仍分別領導著上海的情報工作和上海地下黨。他們一如既往地互相支持，互劄配合，成績卓然。毛主席在黨的“七大”會議上，曾經口頭表揚了潘漢年和劉曉領導的上海地下鬥爭的成功。這是對潘漢年和劉曉的讚揚，也是他們之間戰鬥情誼的寫照。

　　　　　　　　　　　　　 於伶心中的漢年①

　　①本文原載《長夜行人——於伶傳略》，收入本書時作了刪節、修訂。題目為編者所加。

　　　　　　　　　　　　　　　　　袁鷹

　　　　　　　　　　　　　　　　　 一

　　1955年初，上海電影廠廠長於伶肝病複發，又住進華東醫院。

　　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潘漢年到病房來看望於伶。

　　“老於，我剛才專門去詳細問過醫生，他們說你這病問題不大，很快就會好轉的。你就安心在這裏養病吧，不必著急出院。”

　　於伶微笑點點頭：“你事情多，不必來看我，我不會有什麽問題的。”

　　“我明天要去北京，參加全國黨代表會議。”

　　“要開多長？”

　　潘漢年答道：“不會太長吧。現在大家都很忙。”

　　又談了幾句話，潘漢年說還要去外科病房看望一位老戰友、烈土的遺孀邱大姐，她的癌症恐怕已經元救了，必得去看一下，說罷，匆匆握別。

　　一位護士走進病房，輕聲問：

　　“咦，潘副市長呢？”

　　“他到外科病房去看一位病人了。”於伶說，“有電話找他嗎？”

　　“他的藥。”護士指指手上的藥盤：“剛才他要了一瓶藥水和安眠藥片。怎麽辦呢？”

　　於伶看她為難，就安慰說：“不要緊的，你就放在我這裏吧。一會兒吳強同誌來，他正有事要去找潘副市長，我托他帶去。”

　　一切都很自然、正常。誰也沒有料到，這一次平平常常的探病，竟成為兩位知心戰友之間的永訣。

　　4月5日，於伶從報上看到黨代表會議公報和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

　　4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委電話通知於伶立即去參加一個會。

　　這個會不同於往常，氣氛緊張而神秘。他本以為是關於高饒問題的傳達，不料完全不是。

　　主持會議的人用極其嚴肅的聲調讀了一份黨內通知。

　　於伶一聽到頭幾句，就如五雷轟頂，整個頭腦全被炸裂了。昏昏糊糊，再聽不清通知的具體詞句，隻是反反複複記住三句話：

　　一、潘漢年是隱藏在黨內的內奸，已於4月3日被捕，關押審查。

　　二、所有到會的人必須嚴格保密，相互之間不得議論、打聽。

　　三、每人回去寫揭發檢舉材料，越具體、越詳細、越快越好，兩天內交。

　　他如夢如癡，木然地回到醫院病房，斜躺在單人沙發上；透過被淚水模糊了的眼鏡片，看到對麵白色牆壁上隻有兩個鬥大的黑字：“內奸”。

　　　　　　　　　　　　　　　　　 二

　　潘漢年是內奸？怎麽可能！怎麽可能！

　　這個結論，他怎麽也接受不了。他大了解這位老戰友的經曆了。

　　——1925年，年僅19歲的潘漢年就進入中華書局，擔任《小朋友》雜誌的編輯。同年，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同時參加郭沫若領導的創造社，是個負責跑印刷廠、捆書、寄書等雜務的“小夥計”。後來又編《洪水》、《幻洲》雜誌，開始用“水番三郎”筆名，寫嬉笑怒罵、尖銳抨擊反動勢力的文章。

　　——1926年，他到南昌、武漢參加北伐戰爭，擔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革命軍日報》總編輯。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他奉黨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1928年，擔任文委書記。

　　——1930年，主持籌備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同時參加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

　　——1931年，擔任中央保衛部門負責人，在周恩來同誌直接領導下，曾經參與清除叛徒顧順章等敵特、內奸隱患。

　　——1933年，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擔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

　　——1934年，參加二萬五千裏長征，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

　　——1935年，遵義會議後，奉命隻身化裝到上海設法恢複白區工作，打通與共產國際聯係。與陳雲會合後先後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及長征初期情況。

　　——1936年，又被派回上海，恢複黨的各種外圍組織，籌建電台。

　　——1936年西安事變後，奉黨中央之命秘密去南京同宋子文、宋美齡、陳果夫、陳立夫等國民黨要員談判，敦促宋氏兄妹去西安，爭取和平解決事變。

　　——1937年，隨同周恩來同誌擔任中央代表，同國民黨當局進行和平談判。

　　——1937年抗戰爆發後，擔任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公開組織和領導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

　　——抗日戰爭期間，他風塵仆仆來往於上海、香港之間，冒著生命危險，領導地下的革命活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軍進逼香港，他奉周恩來同誌之命，同廖承誌一起組織300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安全撤退到東江遊擊區。後來，他又幾次潛返上海，負責情報工作，用各種身份作掩護，同敵偽上層分子周旋。

　　——解放戰爭後期，組織各界知名人士從上海等地轉往香港，然後通過海上通道往華北和東北解放區。

　　——1949年，他隨軍進入上海，擔任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委第三書記，還兼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部長、統戰部長。

　　這樣一位為革命奔走半個世紀，為黨為人民獻出畢生心血，忠貞堅定、智勇雙全、功勳卓著的共產主義戰士，怎會是內奸？

　　如果是內奸，在那麽多他經手的工作中，隻要有一次出賣，就足以使黨使革命蒙受重大的損失，使敵人輕易就得到夢想多年而得不到的東西。他為什麽不幹？

　　如果是內奸，他多年追隨周恩來等領導人一起工作，要向敵人告密，易如反掌，頃刻間就能得到巨額獎金。他為什麽不幹？

　　如果是內奸，那年香港大撤退時，他為什麽不將300多位抗日愛國的文化人拱手交給日寇，反而冒著危險，費盡心血，千方百計將他們營救出來，安全地送到大後方？

　　如果是內奸，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多次往返香港上海，手裏掌握地下黨組織的許多重大機密和主要負責人劉曉、劉長勝等人的住址，他為什麽不去邀功請賞？

　　　　　　　　　　　　　　　　　 三

　　其實，“內奸”這個罪名，從潘漢年在北京被捕的第一天起，在最先知道消息的熟人中，就是有疑惑的。

　　據胡愈之後來回憶：

　　1955年4月5日上海代表團開會時，陳毅同誌突然宣布：潘漢年被捕了。他接著說：“潘從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代表們就有很多和他相識或時有來往的，請不要耽心。潘是因內奸問題被捕的。這個問題發生在1943年。在這以前他做過許多工作，都是黨中央交給他的任務，並沒有叛黨的嫌疑。”陳毅同誌這話顯然懷疑所謂“內奸”是否正確。

　　代表團回上海以後，有人悄悄地向於伶轉告了陳老總的話。於伶有點安慰地想：周總理、陳老總他們是了解潘漢年的，中央也還有些同誌了解他，最後總能弄清楚。

　　　　　　　　　　　　　　　　　 四

　　兩天裏要交檢舉揭發材料。

　　有什麽問題可以揭發的？

　　於伶久久地枯坐在病房沙發上，思緒如潮，心如刀割。

　　往事並不如煙。它們就像資料館倉庫裏塵封已久的拷貝，一經開封，就一本一本地自動在心靈的屏幕上映現出來。

　　少年時代，於伶在宜興就聽人盛傳陸陵潘家的事。潘家是書香世家。潘家三兄弟是當地有名的才子。潘漢年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個（這就是“水番三郎”這個像日本人姓氏的筆名的由來）。於伶在宜興時並未見到過這位隻比自己大幾個月的潘家三郎，直到10多年後，兩人先後來上海，在文化戰線上共同戰鬥，才建立起同鄉加同誌的友誼。從此患難與共，成為息息相關的親密戰友。

　　記憶的帷幕一下子拉到20年前：

　　1936年，上海靜安寺路沙利文咖啡館。潘漢年約夏衍和於伶見麵。他剛剛奉黨中央之命，從陝北又一次秘密來到上海，任務是恢複遭到大破壞的黨的地下組織，迅速加強力量，迎接正在蓬勃興起的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夏衍和於伶向他匯報了上海黨組織遭到破壞後，幾年來同黨中央失去了聯係，文化界的黨員和黨外積極分子都處於苦悶和焦急狀態中。1935年北平“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爆發後，全國掀起了抗日浪潮，民心激蕩。而上海文化界還卷在“兩個口號”的論爭中，影響革命隊伍的團結。

　　潘漢年向他們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傳達了黨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決議精神，使他們認清了大局，明確了目前的任務。

　　1939年的一個秋夜，上海璿宮劇院後台。上海劇藝社正演出於伶的《花濺淚》。

　　女演員藍蘭輕輕走到於伶身邊，悄聲說：

　　“小開來電話，要你馬上到DDS去。”

　　於伶又驚又喜。上海淪為“孤島，’後，潘漢年作為八路軍駐滬辦事處負責人，安排好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及文化界幾位著名人士撤離上海，才同夏衍一起去香港。一晃快兩年了，音訊不通，於伶時常惦記著“小開”。

　　於伶懷著興奮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霞飛路DDS咖啡館樓上，一眼就看見“小開”正安詳地坐在僻靜的角落裏。

　　“你們辛苦了。”潘漢年握住於伶的手，用力搖幾下，然後放低了聲音：“我看報上影劇廣告，你們上海劇藝社還在演出。這是個信號，說明沒有遭到什麽破壞，你本人也還安全。我就試打個電話，不想這麽快就見到你。”

　　“璿宮離這裏很近……”

　　“今天沒有別的事，我剛到。要請你設法轉一份密件上去，行嗎？”

　　“沒有問題。老孫還在，我立即交給他。”

　　老孫是地下文委書記孫冶方。

　　又是兩年過去。1941年的一個秋夜。

　　董慧到辣斐花園劇場找於伶。於伶一見阿董出現，眼睛立即發亮了，阿董來準有“小開”的消息。

　　董慧約他走出劇場，到霞飛路底蓋世宮咖啡店坐下，悄悄告訴他，明天下午去巨潑來斯路（安福路）三友浴室定個房間，晚上“小開”和老劉要來找他。

　　老劉就是當時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

　　1941年初“皖南事變”以後，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同誌，為了防止國民黨頑固派勾結日偽對上海中共地下組織和革命力量采取突然襲擊，指示江蘇省委盡快作出應變措施，保存力量，作長期的隱蔽鬥爭。潘漢年為此事專程從香港來上海。他同劉曉一起先約於伶談話，講了黨的部署，詢問了有關情況，商量了一些辦法。後來，又換了個地方，約了更多的同誌討論了應變方案。

　　就在這次會麵時，潘漢年通知於伶，黨決定他離開上海去香港。

　　同潘漢年交往中的一個個鏡頭，依次在心頭映過。這完全是共產黨員之間的革命關係，有什麽問題呢？有什麽可揭發的呢？

　　　　　　　　　　　　　　　　　 五

　　過了“五一”節，於伶這間本來探視者不斷的病房，突然變得清靜了，有時接連幾天，除了妻子柏李和孩子們，竟沒有一個人來。柏李來時，也是輕聲低語，不多說什麽。病房裏歡快的談笑聲消失了。

　　小護士倒常常問：

　　“於局長，怎麽這些天來看你的人少了？”

　　於伶是啞子吃餛飩——肚裏有數，隻好苦笑一聲：“大家工作都忙。清靜點好。”

　　“倒也是。”小護士點點頭：“我看你在病床上還要談工作，也太辛苦了。有的小青年也不識相，人家病在床上，還要一趟一趟來談什麽劇本，真是尋開心！”

　　“不，不，”於伶微笑搖搖頭：“人家也是誠心誠意的。你要知道，寫個劇本也不容易。我反正不是什麽要死要活的病，不礙事的。看著劇本，談談話，也是一種休息。”

　　話雖如此說，他的心頭卻不能不感到苦澀，分明人們都已風聞於伶同潘漢年案件有牽連，甚至可能還得到通知，暫時不能來往了。

　　當然也有例外，那就是一些彼此相知的老朋友。

　　一天下午，葉以群同誌來看望他。

　　葉以群同樣由於潘漢年案件而遭到靠邊審查。他滿懷忿感，麵容慘淡。他想安慰於伶，又覺得此時此地，也不必說什麽；彼此的心情，兩人都知道，彼此的疑問和惶惑，也是相同的，誰都解答不了。

　　於伶斜靠在床上，以群坐在床邊小沙發上，都不開口，默然枯坐，戚然對視，一切盡在不言中。坐了近兩個小時，護士推小車送晚飯來。以群看看手表，站起身，朝於伶望了一眼，輕輕點點頭，不辭而別。

　　望著以群消失的背影，於伶好容易才忍住湧溢出來的淚水。

　　　　　　　　　　　　　　　　　 六

　　盛夏時節，於伶在病床上讀到7月18日報上刊登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這樣一段話：

　　“潘漢年、胡風兩代表因為已經發現他們有進行反革命活動的證據，常務委員會在第九次會議上和在第十六次會議上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張鼎丞檢察長的請求，依照憲法第37條的規定，已先後批準將他們逮捕審判。”

　　這是第一次向全國人民公布潘漢年和胡風已被“逮捕審判”的消息。

　　7月27日，公安部長在人代會上發言，題目是“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於伶仔細地讀了這個發言全文。讀來讀去，關於潘漢年的罪狀隻有這麽一句：

　　“上海市前副市長潘漢年長期間同敵人的特務機關相勾結。”

　　放下報紙，他感到一陣茫然。

　　“長期間同敵人的特務機關相勾結”，多長時間？哪些特務機關？如何勾結？

　　一陣強烈的懷念緊緊攫住他戰傈的心。他忽然想起：潘漢年那天到醫院來看他時，忘了把藥帶回去，後來托吳強轉送，也不知轉到了沒有？

　　　　　　　　　　　　　　　　　 七

　　秋天，於伶出院回家。

　　妻子柏李告訴他，市委已經來了通知，要於伶好好在家休息，養病，不用再去文化局上班。局裏的工作，已經派了別人在負責。

　　過了兩天，上影廠廠長室的秘書送來兩大包信件什物，說廠裏出了布告，由電影局任命了代理廠長。她又說，前不久，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在一個會上宣布，葉以群也不再擔任上影廠的副廠長，他被免職了。

　　那年冬天，下了一場小雪。有天下午，於伶走出家門，沿華山路去靜安寺買藥，路上忽然遇到葉以群。他們的住處相距並不遠。卻已有好些日子沒有來往了。

　　靠在路邊梧桐樹下，低聲交談了一會。雪花輕輕飄落在他們的頭發和臉頰上，帶來幾分清涼。

　　“你的問題怎麽樣了？”於伶關切地問。

　　“前幾天市委組織部通知我，說我寫的跟‘小開’有關的材料，算是清楚了。”以群低聲回答。

　　“可以了？”於伶露出一些寬慰的微笑。

　　“說是可以了。”

　　“那就該安排你的工作了。”於伶拍拍比他略矮一頭的老友的肩膀，有點高興，“大約不會回電影廠了吧？”

　　“誰知道呢？”以群平靜地苦笑一聲：“等著吧。也可能安排到作協去。”

　　“作協也好。”於伶安慰他：“那邊熟人多些，還有巴公在。”

　　以群嘴角掛著一絲笑意，未置可否。於伶隻覺得那笑比哭還苦澀，不由得一陣心酸。

　　以群被分配到作協以後，編了幾年刊物，搞了幾年理論批評，擔任書記處書記和理論研究所所長，還曾被選為副主席，但是始終未能擺脫艱危的處境。一到十年風暴，他立即被作為“周揚文藝黑線代理人、潘漢年同夥”揪了出來。1966年8月2日黎明前，他正在陽台上，看到作協一名“造反派”好漢正坐著公安局的汽車停在枕流公寓門前，準備上樓來捉他。他就毅然決然從六層樓一躍而下，用自己為革命奮鬥幾十年的生命對眼前這個被扭曲的時代作無聲的控訴。

　　就在以群跳樓的三個星期之後，於伶也被捕，開始了9年的鐵窗生涯。

　　　　　　　　　　　　　　　　　 八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國文代大會期間，有一次在北京西苑旅社食堂外麵通道上，忽然有人從後邊趕上於伶，對他耳語說：

　　“知道嗎？‘小開’和阿董，都已經去世了。”

　　於伶愕然，回頭盯住對方：

　　“在哪兒？”

　　“湖南一個勞改農場。他們一直關在那兒。”

　　“消息可靠嗎？”

　　“千真萬確！”

　　“什麽時候死的？”於伶緊追著問。

　　對方搖搖頭，沉默地跟他走了幾步，然後說：“好象就是前兩年。”

　　回到房間第一件事，是打電話給夏衍。

　　夏衍證實了噩耗，並且告訴他具體日期：1977年4月。地點是湖南省第三勞動改造管教隊洣江茶場。

　　電話裏沉默了一會，隻有輕微的歎息聲。

　　“夏公，你說‘小開’這案子會平反嗎？”

　　“肯定要平反。”電話機裏傳來夏衍堅定的聲音：“三中全會開過了。平反隻是時間問題。”

　　1982年秋天，他又一次住進華東醫院的時候，傳來了一個使人振奮歡快的好消息：黨中央正式為潘漢年平反。

　　27載沉冤終於得到昭雪了！

　　“潘漢年同誌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證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捧讀黨中央的文件，於伶禁不住一次次熱淚奔瀉。

　　唯物主義者不相信鬼神，不相信人死後還會有知覺，但今天，他倒寧願相信漢年在九泉有知，能聽到黨在糾正錯誤以後終於為自己忠誠堅貞的兒子作出的公正評價。

　　正邪自古同冰炭，忠佞於今辨偽真。一切對善良無辜的人強加的誣蔑誹謗的罪名終究要推翻，一切對忠貞正直的人製造的冤獄錯案終究要昭雪。

　　他在病榻上揮淚寫了十四首絕句，悼念亡友。

　　　　　　　　　　　　　　　　　 九

　　半年以後，1983年4月，於伶接到上海市委的通知，同劉人壽等幾人一起去執行黨中央交辦的一項任務：到湖南迎回潘漢年、董慧夫婦的骨灰盒，送到北京，在八寶山烈士公墓安葬。

　　真是使人心酸的曆史巧合，他們到達長沙那一天，是4月14日，正是7年前潘漢年在長沙去世的日子。

　　湖南的同誌安排他們休息、參觀，去湘潭韶山衝和寧鄉花明樓，於伶都有點心不在焉，也有許多感慨。他的心早飛向湘東山區洣江茶場了。

　　於伶坐在汽車上，淚水漣漣。漢年——親愛的好戰友，我們來接你了！他仿佛看到潘漢年夫婦正從那崎嶇的山間公路上一步步向他迎麵走來。“小開”仍然那樣瀟灑秀逸，睿獸的目光似看透了人世的一切忠奸正邪，一切虛偽、陰謀和險詐。阿董依舊那樣爽朗熱情，樸實大方，發出南國女性真情的笑聲。

　　茶場職工默默地將潘漢年夫婦僅有的一點遺物交給他們：一堆書籍，幾件破舊衣服，一些零碎生活用品。

　　潘漢年臨終前交待過：他的西服和董慧的旗泡，捐贈給話劇團當演出服裝；董慧坐的輪椅，送給需要的殘疾人；他的一支筆，給照顧他倆晚年生活的茶場職工家屬黃菊珍，他們不可能送錢給那位心地善良的婦女，他們身邊也沒有錢，隻能以這支用了多年的筆留給她做紀念了。

　　茶場職工再沒有提供有關潘漢年夫婦逝世時的細節。他們是在長沙先後去世的。隻有一位老職工記得，潘漢年病重送長沙搶救，幾天後董慧得到通知也趕去了。臨行前，她對鄰居說過一句話：“老潘將來會複活的。”

　　阿董，你說得對，老潘終於在人們心裏複活了！

　　他們回到長沙，在郊外麵對湘江的一塊荒坡上，找到潘漢年的埋骨處。一塊粗糙的木板標誌上寫著：

　　　　　　　　 77—652蕭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這就是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功勳卓著的革命家潘漢年的長眠地。

　　　　　　　　　　　　　　　　　 十

　　3個月後，於伶在《新觀察》上讀到一篇《潘漢年獄中遺詩》的文章，署名陽江。作者回憶了他在洣江茶場結識潘漢年的經過和他們之間的交往，敘述了潘的最後時刻。於伶噙著熱淚，一遍一遍地讀文章的有關段落，仿佛見到了故人的最後姿影。

　　“我第一次在湘贛邊九龍山區西麓的茶場裏看到潘漢年同誌，是1976年春節的前一天。場部要舉辦全場各隊犯人的文藝會演，我們幾個人在大禮堂布置舞台。休息時，我看到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穿破舊的藏青毛料衣服，手提蔑織圓籃，拄著手杖，從禮堂前麵的小馬路走向場部商店。商店裏人很多。他站在櫃台邊的人群後麵，讓其他顧客一個一個擠到前麵買東西，自己在後麵等著。子弟學校的一位女教師看到他，讓他上前去買了味精、醬油、白糖、花生之類的東西。老人含笑點頭致謝。走出店門，他又向一個農村婦女買了一些雞蛋，蹣跚著走回場部職工宿舍區。這時後邊有幾個兒童追上來，使勁地喊：‘潘漢年，你買雞蛋還沒有找錢哩！’

　　我心頭驟然一緊，定睛打量，原來他就是潘漢年。

　　隻見他回轉身來，彬彬有禮地接過找回的錢，低聲道了謝。隨後，他的背影便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樹後麵了。

　　一天傍晚，場部前坪放映電影《大浪淘沙》。我看見潘老推著一位頭發斑白的老婦（董慧同誌）乘坐的輪椅，停在場部食堂的避風處。當影片中的故事演到北伐高潮來臨時，主人公每一次鬥爭的勝利都使這兩位老人高興，董大姐還報以嘻嘻的笑聲。當‘四一二’事變後反動派屠殺革命誌士的場麵出現時，隻見潘老仰望墾空，發出一聲長歎。電影終場，潘老在人流的後麵推著輪椅，沿著食堂至幹部宿舍的林蔭道，走到盡頭的一棟兩開間的小平房前。

　　22年的冤獄，使他青鋒磨盡，雖然意識到平反昭雪是勢所必然，但是，他說過，隻怕自己等不到那一天。當我利用一個倒班的休息日，再去潘老住處的時候，聽說潘老病倒了，場部用救護車把他送往長沙搶救；幾天後，董大姐也去了。後來聽說，潘老患的是肝癌，於3月23日送湖南醫學院第二醫院14病室住院治療。在4月6日以前神誌還很清醒，醫護人員給他念報，有時念不到十幾句，他就不叫念了，要自己看。但他拿著報紙反複瀏覽一下，又看不下去，臉上流露著失望的神情。因為，粉碎‘四人幫’已經5個月了，卻仍然看不到一點足以驅散他憂慮的信息。當他入院治療時，好心的同誌考慮到為了不影響治療，便向他說明，襲用了他30年代的化名——蕭叔安。這對病人精神上的打擊，是多麽沉重啊！4月14日19點及5分，潘漢年同誌含冤逝世。經過解剖檢查，他的腹腔與胃部全都是紫血，而肝髒爛得象豆腐渣一樣了。”

　　讀到此處，於伶已經淚濕衣衫，泣不成聲。

　　他從心底對那位不相識的文章作者湧起一陣陣感激之情。

　　火車從長沙車站啟程，沿著湘江駛往北京。

　　窗外是遼闊的楚天，腳下是瀟湘大地。

　　車過汨羅江時，於伶忽然想到屈原。

　　兩千年前，那位憂國憂民的屈大夫遭到讒忌，滿懷哀傷，行吟澤畔，終於投身汨羅江的清流。

　　兩千年後，一位忠誠、正直、功勳卓著的革命家蒙受不白之冤，陷身囹圄，終於在可以看得見平反昭雪之日到來的時候，含恨倒在湘江畔。

　　屈大夫，你在哪裏？漢年，你在哪裏？上窮碧落下黃泉，你的英靈在何處飄颺？

　　魂兮歸來！









潘漢年在上海--抹不掉的記憶






抹不掉的記憶

　　　　　　　　　　　　 日月不淹　春秋代序①

　　①本文原載《解放日報》1982年12月2日。

　　　　　　　　　　　　　　 ——懷念潘漢年

　　　　　　　　　　　　　　　　 李一氓

　　　　　　　　　　　　　　　　　序詩

　　　　　　　　　　　　　《無題》（1978年作）

　　　　　　　　　　　　　　電閃雷鳴五十春，

　　　　　　　　　　　　　　空彈瑤瑟韻難成。

　　　　　　　　　　　　　　湘靈已自無消息，

　　　　　　　　　　　　　　何處更尋倩女魂。

　　此仿李商隱體，雖屬無題，實可解說：第一句指1926年漢年同誌參加革命到1977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雖有成績而今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早已去世。說穿了，如此而已，並無深意。

　　　　　　　　　 ※　　　※　　　※　　　※　　　※

　　我認識潘漢年同誌是在1926年年底。

　　當時郭沫若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駐南昌。政治工作的範圍為國民革命軍的第二軍、第三軍、第六軍三個軍及江西的地方工作。政治部辦了一個八開報紙，每周一次（報紙名稱暫時記憶不起了），可是沒有適當的編輯，從南昌、武漢都找不著這樣的人。後來郭建議從上海把潘漢年同誌找來。

　　潘到南昌接任編輯工作後，這個小報辦得很嚴肅，也很有生氣。這是一份軍隊報紙，方針是給士兵以適當的政治教育，既反對封建軍閥，也反對帝國主義，也要求團結。到1927年上半年，政治形勢突變，南昌政治部由九江移到安慶，準備進上海、南京，因蔣介石叛變，半路又由安慶折回九江，時間已在7月底了。在得到八一南昌起義的消息之後，本來政治部可以全部趕到南昌去的，但張發奎不讓去，隻答應郭沫若和少數人乘搖車去南昌，政治部由他接收。這樣在政治部工作的共產黨人隻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黨中央報到。在潘無法去南昌的情況下，這部分回上海的同誌的領隊，我們就決定由潘負責。於是他就和我們分開回上海了。

　　在南昌短暫的幾個月中，潘漢年不僅顯露出編輯報紙的能力，更加顯露出政治活動能力。特別是在當時政治情況下，他不過20來歲，已經能夠對政治局勢表示自己的看法。就在這一時期，我們結成了真正的同誌友誼。

　　　　　　　　　 ※　　　※　　　※　　　※　　　※

　　南昌起義失敗了，我在1927年9月回到上海，與潘漢年又見麵了。

　　潘回到上海之後，一下就成為上海黨內的“活動分子”或者說是“積極分子”，特別在江蘇省委的工作範圍之內。在大革命失敗的當時，少數人叛變了，不少的人消極了；漢年同誌不灰心，不喪氣，仍然積極為黨工作，今天講來，這是很不容易的。當時江蘇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同誌，李在南昌任第二軍黨代表時，黨內任南昌軍委書記，李是認識漢年同誌的，而且信任他。根據形勢，當時有必要組成一個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根據潘在左派文化界的關係，由他來擔任第一任書記，是很自然的。接受任務後，潘發揮了他的組織才能，首先團結了左派，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合，相應地也發展了戲劇、電影工作，使黨在宣傳上有能力與國民黨反動派、國家主義派、改組派、托派、新月派、現代評論派進行鬥爭。左聯、社聯的工作，通過黨，一直發展到北京、天津、廣州、成都……，一直發展到許多大學，今天還有不少老同誌，就是通過參加左聯和社聯的活動，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上海，我與潘為了工作，經常見麵，更加熟悉了。

　　大概在1931年，漢年同誌離開了文化工作的領導崗位，於是我和他有一個短暫時期互不見麵。1932年，我也脫離了文化工作，又和他在一起工作。但這時國民黨的血腥鎮壓，迫使黨中央無法在上海鞏固地領導鬥爭，而江西蘇維埃運動的武裝鬥爭日益擴大，因此在1932年秋天，我奉命離開上海，前往瑞金。這一離開，又是漢年同誌替我精心安排的。

　　在上海時期，從1927年冬到1932年秋，我們在工作上的合作既配合一致，又互相諒解，因而取得了應有的成效。

　　　　　　　　　 ※　　　※　　　※　　　※　　　※

　　1933年，黨中央由上海遷到江西瑞金以前，漢年同誌先到了江西。他到瑞金後，擔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我與他雖處在一個地方，但交通不便，不同在一個單位工作，所以不常見麵。特別是1934年上半年，我經常離開瑞金，或是去福建河州一帶，或是去雩都，臨到長征出發時我才回瑞金，與漢年見麵的機會更少。

　　長征出發時，漢年調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長，主任是李富春同誌，他們又再次共同工作。長征開始時，本來想在湖南活動一個時期，為此特別組織了一個湖南幹部營，成員都是湖南人，我當營教導員。湖南活動的目的未能達到，幹部營解散了，成員各回原單位。我又當了新組成的幹部隊（都是黨政幹部）的指導員。幹部隊成立後，證明不便於軍事行動，又解散了，我加入總政治部的行軍隊伍，編在宣傳部。於是我又同漢年同誌在一起，一直到1935年初遵義會議他離開部隊去上海為止。

　　長征途中，每天在行軍、宿營以後，漢年同誌還要安排一些宣傳工作，當時出一個油印的小報，有時候還根據行進情況，依照地區政治形勢，發些宣傳口號，這都是他的日常工作，他工作很主動。在行軍宿營時，如毛主席的宿營地距總政治部不遠，他經常會見毛主席，毛主席也很高興見他。遵義會議後，毛主席恢複了軍事領導，準備組織一次有力的戰鬥，消滅當麵的敵人，決心把總政治部所有幹部都派到連隊上去，激勵士氣，參加戰鬥。漢年同誌首先響應，下了連隊，並對宣傳部的同誌指出這是毛主席直接組織的一次戰鬥，我們大家都要不顧一切，奮勇直前，爭取勝利，擁護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因為軍事形勢有變動，這一仗沒有打成，下連隊的幹部都又回到總政治部。關於這一段行動，我始終佩服他。他沒有當過兵，又是一個文職人員，但臨陣前那股勇氣，不亞於一個軍人，而且在政治上表現了他的高度水平。

　　潘漢年是在遵義會議後奉黨中央命令，帶著遵義會議決議，離開部隊去上海的。離開前，就連我，他也沒有告訴，我隻是在總政治部少了一個宣傳部長時才覺察到的。在這方麵，又可以證明漢年同誌是很遵守組織原則，遵守秘密工作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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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春分別後，到1937年夏天，我又同他在上海相逢。那時，我奉命回四川工作，而四川的工作關係，即是和劉湘的統戰關係，是在漢年同誌手裏。我在去四川之前，必須首先去上海找著他，然後由他介紹，才能去成都進行工作。我是由西安去上海的。在上海，他詳盡地介紹了聯係工作情況，為我完成這次任務作了妥善的安排。可惜時局急劇變化，我沒有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又由成都回延安了。1938年初，他奉命去香港，我奉命去新四軍，大家都離開延安，又在武漢匆匆地分手了。

　　1938年、1939年、1940年我始終在皖南。他大概總是在香港、上海、重慶、延安跑來跑去，我料想他在抗日統一戰線上，為黨做了不少艱巨的統戰工作、調查工作、聯係工作、宣傳工作。

　　　　　　　　　 ※　　　※　　　※　　　※　　　※

　　1941年發生“皖南事變”，我在戰鬥失敗後突圍出來，輾轉到了香港，準備從香港轉上海去蘇北，向新四軍軍部報到。那時他還同廖承誌同誌一起，主持在香港的我黨的統戰工作。我向他們報告了皖南事變的經過，通過他們，把我的報告送到了黨中央。

　　在香港，我急於隻身去上海，好轉回蘇北軍部。漢年同誌認為不妥，要我在香港等他一路走。這樣，我隻得在香港留下來。在香港期間，他出主意，陪我去過一次澳門，慰問葉挺同誌的夫人。葉挺同誌在皖南事變中被俘，我既到了香港，有責任去慰問葉夫人。在留香港期間，潘還叮囑我不要出去亂走，更不要暴露新四軍的身份。即或在香港的熟人之間，也不要來往過密，以免去上海後惹麻煩。過了三個星期，他陪我坐船到上海，一路平安。到上海後，他把我交給江蘇省委，然後派交通把我送到蘇北。在整個香港、上海逗留期間，他還怕我花銷不夠，給了我一定的費用。住在上海，有時他也來我住處看我，要我注意安全。1941年夏天，我終於回到蘇北鹽城軍部。1955年“潘揚事件”發生後，有好多疑點，使我不大相信這個案子。他要出賣我，真不費吹灰之力，但他反而多方為我著想，是不是看在我們兩人交情的份上？可是在他的身上，也沒有其他什麽人出問題，又是為的什麽？

　　　　　　　　　 ※　　　※　　　※　　　※　　　※

　　華東局和新四軍軍部在淮南黃花塘時期（1942年—1945年），上海工作歸華東局管，潘有時也從上海到華東局報告工作，或者留在華東局一個短時期。那時饒漱石頗不安分，總想擠走陳毅同誌，並且挑撥部分糊塗幹部反對陳老總。但大部分同誌都不讚成饒漱石的做法，擁護陳毅同誌。這些同誌後來迫不得已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反對饒漱石，支持陳毅同誌。漢年同誌在上海工作，與華東局和軍部內部沒有直接的關係，但也卷入了這個鬥爭，支持華東局和軍部廣大幹部的正確意見。這個給中央的報告，就是漢年同誌受這些同誌的委托從軍部帶到延安轉到中央手中的。可見他在黨內鬥爭中也是是非分明的，有原則的，並且勇於支持正確的一方麵。

　　　　　　　　　 ※　　　※　　　※　　　※　　　※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我都在北方工作，沒有見過漢年同誌。以後一直到1955年，有時他到北京開會，遇到一起；有時我從國外回國休假，到上海，他以主人資格招待過我。這段時間，社交活動多，工作關係少，這就沒有什麽可記錄的了。至於他在上海任職期間，現在上海還有不少幹部、不少黨員、不少非黨人士，和他共同工作過，有過工作關係，有過私人來往，或者直接間接認識，他的工作成就、工作態度，他們當然都很熟悉。我不曾在上海工作過，就很難說什麽了。當然，他並不是什麽完人，任何缺點都沒有；在上海的工作，也並不是全無可以指責的地方。但就他本人而論，自有他引起上海同誌們懷念他的地方。

　　1955年春以後，因為他和我是眾所周知的好朋友關係，我也受到一些嫌疑，雖然時間很短。事後甚至有負責同誌追問過我，“潘漢年的事你難道一點都不知道嗎？”所以對於這個案件，我也就隻能躲之唯恐不及了。我知道什麽呢！他是1977年在湖南去世的，距今已5年過去了。重新來回憶這段曆史，從1926年算起，我們大家都經曆了一場接一場的大風暴，有時驚心動魄，有時也目眩神傷。黨的60多年的鬥爭經驗教訓，既有積極的，大部分是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消極的東西，有如病毒一樣，肯定地影響了黨的健康發展。從“潘揚事件”，以至“文化大革命”，沉痛的教訓，總值得時時警惕，永為鑒戒，不可翻覆。

　　漢年同誌逝世於湖南，使我不得不想起屈原的《離騷》。如：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餘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諑謂餘以善淫。”

　　“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餘情其信芳。”

　　“依前聖以節中兮，。胃憑心而曆茲。濟沉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站餘身而危死兮，覽餘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柏兮，因前修以菹醢。”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幸恕征引稍煩，聊當安魂之曲。

　　　　　　　　　　　　　　　　　　　　　　　 1982年11月25日於北京

　　　　　　　　　　　　 對潘漢年同誌的片斷回憶

　　　　　　　　　　　　　　　　　劉英

　　我認識潘漢年同誌是在中央蘇區。

　　1933年6月，經過長途跋涉，我從莫斯科回到瑞金，分配在少共中央局工作。潘漢年同誌比我先到，在黨中央局擔任宣傳部副部長。部長是洛甫（即張聞天）兼任的。他們在上海時就很熟，潘漢年負責文委工作，洛甫是分管這方麵工作的臨時中央常委。少共中央局的駐地在下霄區，離黨中央局很近。記得剛到瑞金不久，洛甫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說今天我們要打你的土豪！那時從外麵回蘇區的人，組織上都發給一筆路費，能餘下幾個錢，拿出來請客吃了，叫做“打土豪”。這天下午，我同少共中央局的幾個同誌就到他們那邊去，約了十來個人，到縣城館子裏吃了。一頓，不過是熬豆腐、紅燒肉之類，卻感到是莫大的享受。這十來個人中間就有潘漢年。大家並不喊他名字，都親切地叫他小開。後來我才知道，這個雅號還是20年代他在創造社出版部時得的。他自己說是小夥計，人家則給他升格，說他是未來的老板——小開。

　　那時大家都年輕，每天晚飯前後，常聚集在樹下草地上唱山歌，還愛搞點體育活動。愛打監球的，吆喝一聲就上球場去了。小開和洛甫、陳雲愛打乒乓球。宣傳部和組織部在一個小樓裏辦公，洛甫、小開住樓上，博古、陳雲住樓下，樓下客堂間裏用方桌子拚成球台。我去看熱鬧，他們總要喊：“劉英，來一盤。”那時生活很艱苦，但大家親密無間，精神很愉快。

　　漢年同誌是從文化人成為革命家的。他英俊瀟灑，忠誠積極，精明能幹，是洛甫的得力助手。1933年秋天，十九路軍響應我們黨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派代表來蘇區談判共同反蔣抗日。漢年同誌是紅軍和工農政府的全權代表。他同十九路軍的代表徐名鴻、陳公培談判了一個多月，草簽了抗日作戰協定，並作為我方駐福州代表赴閩。不久就爆發了“福建事變”。漢年同誌從事外交和秘密工作的才能，這時就為黨內同誌所稱道。其時我被派往福建團省委巡視工作，以後又留在那裏擔任團省委書記。漢年同誌的這段經曆，是後來聽說的。

　　在1934年5月擴大紅軍工作中，我同漢年同誌有過一次深談。

　　1934年4月，在“左”傾錯誤路線的指揮下，廣昌戰役拚消耗打硬仗，傷亡很大。廣昌失守，第五次反“圍剿”形勢很不利。為了支援前方，擴大紅軍成為當時的中心工作。中央抽調一批幹部擔任“擴紅”突擊隊隊長，到各縣去工作。我被派到於都，漢年同誌被派到楊殷。在各縣任突擊隊長的還有王首道、陸定一、金維映等同誌。楊殷縣是贛南的一個邊縣，為紀念1929年與彭湃一起犧牲的楊殷烈士而設。這個縣緊挨著白區，紅白交錯，來回拉鋸，情況很複雜。與根據地中心區不同，這裏黨的影響比較薄弱，群眾對我們還不大了解，加上國民黨特務活動很猖獗，造謠不說，還搞暗殺，殺害我紅軍家屬。所以“擴紅”的困難很大。當年負責領導“擴紅”的是李維漢同誌，漢年同誌到楊殷開展工作，了解實際情況後，就如實向他反映。說當地群眾聽說“擴紅”，不少壯了跑上山去了，還有的跑到白區去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分配的“擴紅”任務很難完成。他還提出，要求邊縣象中心區一樣完成“擴紅”任務是不可行的。李維漢同誌聽後，就說潘漢年右傾，把他的突擊隊長給撤了。漢年同誌被撤職回瑞金，路過於都，他來看我。他很不平，對我說：“下麵的實際情況不反映行嗎？反映了就說我是右傾機會主義！”

　　不過這一次撤職並沒有對發揮漢年同誌的才幹產生多少不利的影響。黨中央不久就作出決定，紅軍主力要撤離中央蘇區，作戰略轉移。在西征行動之前，為減少阻力，避免不必要的傷亡，紅軍同粵軍陳濟棠進行停戰談判。這次談判，紅軍方麵的全權代表又是潘漢年同誌。中央紅軍過第一、二、三道封鎖線，沒有遇到多少阻擋，沒有多少傷亡，同談判成功是有關係的。

　　我同漢年同誌真正在一起工作，是長征途中在地方工作部。

　　我是在遵義會議後不久調到地方工作部的。這裏聚集了一批善於做群眾工作、能說會寫的同誌，其中就有潘漢年。男同誌還有賈拓夫、吳亮平、謝唯俊、王觀瀾等，女同誌有蔡暢大姐和阿金（金維映），部長是羅邁。地方工作部主要是做群眾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財，發動群眾擁護紅軍。還有一項是安置傷病員，傷得比較厲害沒有辦法跟著走的，就同老鄉商量，給一筆錢，留在老鄉家裏養傷。後來又多了一項，叫做“撒種子”，就是在打土豪、發動群眾的過程中，發現積極分子，秘密發展他們入黨，讓他們在本地開展工作。

　　第二次占領遵義以後，潘漢年同誌忽然不見了。他當時已經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他到哪裏去了呢？過了一些時候我才知道，是張聞天代表黨中央把他派到上海去了。一方麵要他去恢複和重建白區黨的工作，一方麵設法恢複同共產國際的聯係。他化裝成商販，編在被紅軍拘捕的“雲土”商販隊裏，故意策劃他們逃跑。這樣一路上得到這些人護送，轉輾經香港到了上海。8月間，他同後來到上海的陳雲同誌會合，即離滬赴莫斯科，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

　　潘漢年同誌在長征途中消失以後再次突然出現，是1936年8月上旬在保安。長征到達陝北後，我同聞天結了婚。1936年7月，黨中央從瓦窯堡經安塞到達保安，住在保安城外東南郊的一片窯洞裏。

　　漢年同誌這次回來，肩負著重要的秘密使命。他是作為共產黨的聯絡人被派回國商談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事宜的。他在5月初到達香港，七八月間先後在香港、南京與國民黨代表會晤。其時國民黨剛開過五屆二中全會，向我黨中央提出了新的國共談判的條件。國民黨代表希望潘漢年立即到陝北聽取黨中央對兩黨合作談判的意見，也就是對他們提出的新的談判條件的答複。於是漢年同誌即從南京趕到保安。

　　這時，聞天和毛主席、恩來同誌等中央領導人也正在研究在國共關係新形勢下，怎樣調整對蔣介石的策略，答複南京方麵的來信。漢年同誌一到，立即向他們作了匯報。要說的話實在太多，當晚我們幹脆叫他住在我們的窯洞裏，在我們炕前支了一張行軍床，徹夜長談。

　　漢年同誌匯報他在香港、南京與國民黨代表聯絡的情況，談共產國際對中國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指示，具體內容我已經回憶不起來了。但他這次回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這可以從他來保安以後黨中央的活動明顯地看出來。

　　8月10日，聞天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和南京談判，明確指出原來的抗日必須反蔣現在不適合了，要與蔣聯合，與南京合作，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南京政府真正抗日，我們就承認其統一指揮，同意取消紅軍和蘇維埃名義，但要保證紅軍部隊和根據地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會後，為實現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轉變，做了一係列的工作。8月12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政治局委員聯名發電報給二、四方麵軍領導人，傳達會議決定，指出“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的分別的進行談判”。8月25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實現國共兩黨重新合作。9月1日，黨中央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

　　記得8月份開過會後，潘漢年同誌即去西安，準備到南京去談判。但不久他又因要討論統一戰線和西南問題被召回來了。這樣，他又參加了9月15、16日的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擴大的政治局會議，參加的有三十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這次會議作出了《中央關於抗日救亡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把“人民共和國”的口號改變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

　　我印象中漢年同誌在這次會上作了比較重要的發言。他是剛從共產國際那邊回來的，說話有影響。但因為年代久遠，具體講了些什麽，我已經無法記起來了。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的同誌查閱會議記錄時看到了漢年同誌的發言，其中談到毛主席的一段，我覺得相當重要。他批評四中全會以來對幹部問題在幾個問題上是犯了嚴重錯誤的。他說：對自群眾中產生出來的領袖的態度是不正確的。如朱德、毛澤東同誌，是全中國以至全世界群眾信服的領導。他們有很好的經驗，在國際都少有的。我們應該尊重他們，應該讚助他們。他們的意見如果有某些不對的地方，應善意批評，不應借故攻擊。漢年同誌這一番話顯然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意見。在當時，對擁護毛主席的領導，進一步鞏固毛主席的領袖地位，是有積極意義的。

　　潘漢年同誌是為我們黨的事業，為新中國的建立立了大功的人。他的功勞不應該埋沒，他的智慧值得大家學習，他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對共產主義的堅貞，更要大大發揚。

　　　　　　　　　　　　　好黨員潘漢年同誌①

　　①本文原載《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川輯，原題為《忠於黨忠於人民的好黨員潘漢年同誌》。

　　　　　　　　　　　　　　　　 張承宗

　　　　　　　　　　　　　　　　　 一

　　40年前，我在淮南根據地認識了潘漢年同誌。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軍占領了上海租界，上海環境越加險惡。江蘇省委奉中共中央之命，將領導上海、南京和江蘇地區的地下黨領導機關，轉移到淮南根據地去。為了保護地下黨幹部的安全，培養和訓練幹部，江蘇省委和所屬工委、職委、學委、文委的領導幹部，包括一部分區級幹部都撤退到解放區。我是在1942年8月接到江蘇省委劉長勝的通知，調到根據地去的。我當時負責江蘇省委直屬委員會的工作，領導我們的是江蘇省委副書記兼社會部長劉長勝。

　　1942年9月，我到了淮南根據地。江蘇省委籌備在新四軍軍部附近泥沛灣的顧家圩子舉辦幹部訓練班，從上海撤退到根據地的幹部，陸續到這裏學習。江蘇省委在淮南區黨委總聯抗的附近，設立了一個交通接待站，專門接待和審查撤退的幹部。省委派石誌昂、田辛和我負責接待站的工作。石誌昂負責接待事務，田辛負責交通聯絡，我負責幹部審查。這個工作前後約3個月，接待了從上海撤退的幹部一百幾十人，大部分是區以上的幹部。10月，劉長勝到根據地。且互月一個傍晚，劉曉、潘漢年、王堯。山、趙先和張本等，來到根據地，當晚在淮南區黨委住宿。我在淮南區黨委和劉曉、潘漢年、王堯山等見了麵。當時潘漢年用肖開的假名，這時我才認識他。第二天劉曉等去顧家圩子，潘漢年去黃花塘新四軍軍部，也就是華中局機關所在地。

　　潘漢年到顧家圩子幹部訓練班來過幾次，每次要住幾天。他和江蘇省委領導同誌及做機要工作的同誌住在一起。大家都是做白區工作的，保密觀念很強，紀律很嚴格，互相間不問在敵占區是做什麽工作的。潘漢年向大家作過兩次講話，一次是講長征的故事，一次是講白區的鬥爭，大家都感到他革命鬥爭經驗豐富，講話有條理，娓娓動聽，特別是他熟悉敵偽和國民黨的情況，了解社會各方麵的動態，同敵偽、國民黨進行各種形式的鬥爭，包括公開談判和隱蔽鬥爭，都很有辦法。他講了一些利用合法方式隱蔽自己，公開與秘密相結合的工作經驗。

　　有的做交通工作的同誌，把劉曉、潘漢年等來根據地的交通路線和利用汪偽方麵的關係，在少數同誌之間傳了開來。把劉曉、潘漢年等利用在汪偽鎮江站某某的關係，掩護他們在鎮江過夜，設法護送過江，由儀征進入我儀揚邊區轉到淮南區黨委的經過都說了。還說潘漢年神通廣大。後來我們嚴肅地對有關的交通工作同誌指出，這是自由主義、小廣播，是違反組織紀律的，會對黨造成損失，很快就加以製止，以後在整風中也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潘漢年在領導上海、香港等地的對敵隱蔽鬥爭和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方麵，曾作出過很多的貢獻。

　　1943年三四月間，江蘇省委舉辦的幹部訓練班結束，華中局成立城工部，領導華中地區敵占區的城市工作，包括原江蘇省委所屬上海、南京等地區的城市工作。同時成立華中局聯絡部，由潘漢年任部長，徐雪寒任副部長，負責華中地區，主要是上海、南京一帶敵占城市的對敵隱蔽鬥爭。華中局城工部設在大王莊新四軍政治部所在地，華中局聯絡部設在附近小王莊。潘漢年就在聯絡部辦公，他的愛人董慧和小王（沈月箴，化名王靜嫻）也在那裏。兩個部的工作雖然都是做敵占區工作的，但組織上嚴格分開，隻是領導上互有聯係，各有分工，又有配合，機關幹部和所屬單位都互不相關。根據聯絡部工作需要，江蘇省委曾經調張子良、蔣建忠兩位工人黨員給聯絡部當交通。城工部成立後，又繼續調張征秉（學生黨員）、徐誠（徐百輝，工人黨員）、何牽（職員黨員）三同誌給聯絡部當交通員。他們在黨的領導下，在上海、南京和淮南根據地之間，建立了秘密交通線，來往送材料、帶幹部，從未出過差錯，安全準確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

　　以後潘漢年去延安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抗日戰爭勝利後又重回國民黨統治區和香港工作。日本投降前夕，由於華中局聯絡部派幹部進行策反工作的結果，偽軍鍾劍魂率部起義投誠。

　　解放戰爭時期，特別是後期，潘漢年在香港領導對敵隱蔽鬥爭和開展統戰工作，仍領導上海原來所屬的係統。上海地下黨也互相配合，並得到他的幫助。中央決定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保護和撤退各民主黨派、各界知名人士後，上海地下黨曾配合潘漢年，動員和保護在上海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先到香港，然後由潘漢年在港組織他們秘密離開香港，轉到東北、華北解放區。他們衝破重重障礙，分批乘船前去，有的船經過韓國口岸，最後都安全到達，沒有發生任何意外事件。這是潘漢年在曆史上一個突出的功績。解放前夕，潘漢年又組織了“兩航”（指國民黨的中央、中國航空公司）起義，爭取一批國民黨軍政人員保護機關檔案和工廠企業資材，聽候我方接管。並和上海地下黨配合，對工商界、文化界人士，進行了長期的統戰工作，爭取這些人留在上海，有的人還被爭取從香港、從國外回來，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二

　　上海解放以後，潘漢年同誌是第一任上海市副市長、市人民政府黨組書記，第一任市委統戰部部長。他積極協助陳毅等同誌主持上海的日常市政工作，領導上海人民，進行接管，恢複秩序，反對美蔣封鎖，恢複和發展生產，改造舊上海，團結各民主黨派、愛國人士和民族資產階級，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作出了很多貢獻。

　　1950年下半年，市人民政府在總結一年多接管城市和恢複生產的工作時指出：市政府接收工作順利完成任務，表現在貫徹中央指示，不打亂財政經濟機構，沒有發生混亂現象；迅速地完成安定社會秩序的工作，對應該鎮壓的反革命分子及時作了處理；團結各界愛國人士共同努力，比較有成績；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組織廣大群眾進行反封鎖反轟炸，取得了勝利；穩定市場，逐步克服財政經濟困難，開展市政建設等工作。這些成績的取得，是黨中央正確領導的結果，是人民解放軍、廣大人民和愛國人士在黨的領導下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潘漢年協助陳毅，從上海的實際情況出發，堅決貫徹中央政策方針，以工人、青年、婦女等組織為基礎，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結果。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是解放後城市管理的正確方針。上海貫徹了把消費性城市轉變為生產性城市的方針，作出了成績。1952年3月，潘漢年在一次講話中指出：改造舊上海為新上海，必須思想上明確以生產為中心，一切為生產服務。在公私關係上，要有利於國計民生，加工定貨、公私合營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個好方法。一切為了生產，一麵保障私營工商業有利可圖，一麵又要保障工人生活。還指出，新民主主義不是永遠不變的，是過渡的，當然也不是一下子就是社會主義，要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在保衛上海城市方麵，潘漢年強調軍事防空，要大家在政治、軍事上提高認識，建設防空係統，確保上海工業基地。上海工人多，每個大樓、每個工廠都應成為戰鬥堡壘，有信心、有把握地奪取反封鎖、反轟炸的勝利。今天回憶起來，建設上海，確實是很不容易的。是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各界人士共同艱苦奮鬥得來的。有些革命前輩還為保衛和建設上海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潘漢年很關心工人生活。他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不久，在市委領導下，就決定為工人逐步解決住房問題。當時，我在華東紡織管理局工作，曾經到所屬工廠宿舍和梅芳裏等工人住宅區進行調查，向市委、市政府匯報。第一個工人新村—一曹楊新村建成了，一些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首批搬進了這個工人新村。黨和政府是關心人民生活的，潘漢年也為此花費了不少心血，表現了他忠於黨、忠於人民的高貴品質。

　　潘漢年在任市委統戰部長工作期間，協助陳毅，團結黨外人士，打開了解放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局麵。許多和潘漢年比較熟悉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都反映他能團結、教育黨外人士，謙虛坦率，肝膽相照。他對黨外的副市長盛丕華、金仲華，非常尊重，注意發揮他們的作用。很多解放後第一批參加民主黨派的非黨人士，都是和潘漢年同誌商量，得到啟發和幫助以後才參加的。他教育黨員幹部要幫助民主黨派開展工作，黨和青年團組織要挑選一批黨團員參加民主黨派，幫助開展民主黨派工作，各級黨委和統戰部門應加強對民主黨派工作的領導。這些都是正確的，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在五反運動中，潘漢年擔任增產節約委員會主任，他反對片麵追求退賠數字，強調要實事求是，使運動發展比較健康，而又穩步地達到了預期目的。潘漢年反對黨內幹部中存在的“左”的思想。例如認為“解放了，統戰工作不重要了”，“民主黨派可以消滅了”，以及怕麻煩，要強製改造等錯誤思想。他要求黨員幹部大膽放手，充分發揚民主，有事同黨外人士商量。他認為發展統一戰線，才能完成黨和國家的各項任務。

　　潘漢年堅決貫徹中央和市委的決定，負責籌備並建立了第一屆上海市、區的政治協商會議和上海市、區的人民代表會議。他重視發揮人代會和協商會議各自的作用，要求各級黨委領導好人代會和協商會議的工作。他曾指出當時市政協協商問題的麵不夠廣，隻限於勞資問題，其他文教、市政建設等問題，缺乏協商。他提出各級黨委要建立和健全各級統戰機構，大的工廠黨委設統戰部，有基礎的支部設統戰委員，應該依靠全黨推動統戰工作。統戰部門要做好黨的助手，認真貫徹執行黨的統戰政策，團結黨外人士。這些對於今天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仍然是有用的經驗。

　　潘漢年長期受黨的教育，參加過延安整風。他能保持黨的優良傳統，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就在我黨接管上海，實現社會安定，財政經濟恢複，反對美蔣封鎖取得巨大成績的時候，上海黨組織進行了第一次整風。在整風過程中，潘漢年在總結上海一年多來取得的成績時，也檢查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分析了產生這些缺點的根源，提出了克服的辦法。他公開進行自我批評，指出我們缺乏為人民服務的高度自覺的責任心，在各方麵貫徹統戰思想做得不夠，領導上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的命令主義。產生這些錯誤的思想根源是以功臣自居、驕傲自滿、脫離群眾以及主觀主義。在反對官僚主義鬥爭中，潘漢年主張要與日常工作結合起來，不搞運動，不能用三反五反的辦法。這種精神是實事求是的。

　　潘漢年這樣一個好黨員、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為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竟在1955年蒙受這樣大的冤屈，直到1982年才徹底平反，不能不是我黨曆史上的一個嚴重的教訓。

　　有一位因潘案無辜受牽連的同誌說了這樣幾句話：“多年沉冤一朝雪，滿座歡笑兩眶淚。留得餘生有餘力，應是分光發分熱。”這是我們懷念潘漢年和對他的錯案得到平反昭雪的共同感受。

　　　　　　　　　　　　　　　　　　　　　　　　　　 1982年9月26日

　　　　　　　　　　　　 懷潘漢年同誌（詩）①

　　①本文原載《解放日報》1983年2月27日。

　　　　　　　　　　　　　　　　　於伶

　　黨中央為潘漢年同誌27年的冤案平反昭雪，群情振奮，生死同感！漢年一生為黨工作的豐功偉績，我們之間的早年交往與工作關係，我是千言萬語抒寫不全的。我這曾被誣為“內奸同夥”而受株連的幸存者，自愧才短，有負故人。病中作俚句懷念，感謝黨的恩情。情意難盡，工拙未及計了。對敵偽隱蔽鬥爭的特殊貢獻，難於入詩亦不宜寫者，從略。

　　　　　　　　　　　　　　　　　　　　　　　　　1982年10月於醫院

　　　　　　　　　　　　　　　　　聞耗

　　　　　　　　　風華一代憶潘公，又道湘靈上碧空！①

　　①1979年四屆文代會中，偶步西苑路邊。遇一同誌低語：漢年、董慧死於湘南勞改地洣水。我木然，不知如何走回住地“國務院一招”的了。

　　　　　　　　　從此荊溪魂與夢，蜜桃枉自陸陵紅。①

　　①辛亥前，宜興、荊溪二縣合署。我倆同屬荊溪。潘家陸陵盛產水蜜桃。我曾有散文《陸陵桃》。1927年大革命前後、陸陵一個村莊，我所知者即有中共黨團員十多人。

　　　　　　　　　　　　　　　　　身世

　　　　　　　　　有祖高魁父秀才，清貧破落蘊奇才。①

　　①潘家兩代有“功名”，而家境破落。兄弟多。他行三。

　　　　　　　　　淩霞奮起彭城厄，民瘼編來誌壯哉。①

　　①漢年為官林淩霞學堂高材生。考入和橋彭城中學，外婆借債資助，仍中途輟學。在學時愛好文學戲劇，編演民生疾苦的戲劇，為窮人鳴不平。

　　　　　　　　　　　　　　　創造社·文委

　　　　　　　青年編輯《小朋友》，水番三郎唱《幻洲》。①

　　①漢年19歲參加中華書局《小朋友》編輯，1925年入黨，參加“創造社”，編《洪水》、《A11》、《幻洲》等刊。曾用水番三郎等筆名，嬉笑怒罵，殊鮮明尖銳。

　　　　　　　羽檄文壇興隊伍，①小開為

　　①21歲任南昌、武漢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編軍報。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黨組織決定由他率領部分同誌回滬，後任黨中央文委書記。

　　　　　　　黨力綢繆。①

　　①同誌們在當麵與背後都愛稱他小開。

　　　　　　　　　　　　　　　　左聯功績

　　　　　　　縱橫捭闔建奇功，①藝苑同尊魯迅翁。

　　①團結魯迅組織左翼作家聯盟。潘任左翼文化總同盟黨組書記。

　　　　　　　筆陣戎行雙勝利，①“左聯”燁燁戰旗紅。

　　①紅軍軍事與革命文化反“圍剿”的勝利。

　　　　　　　　　　　　　　　 衛黨·蘇區

　　　　　　　 衛黨除奸泣鬼神，①瑞金轉戰一

　　①任上海黨中央保衛部門領導工作兩年餘。在恩來同誌指揮下，勝利肅清大叛徒顧順章等等敵特的隱患，智勇險絕！

　　　　　　　 雄兵。①

　　①隨中央進入蘇區，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

　　　　　　　 出使閩粵功行就，惱恨王明路線傾。①

　　①代表中央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到福建廣東，談判共同抗日協定；因王明錯誤路線幹擾，功敗垂成。

　　　　　　　　　　　　　　　遵義、港、滬

　　　　　　　　　遵義會中膺重任，銜枚杯壁越青冥。①

　　①遵義會議後，黨派他帶著中央密件，到上海與海外進行聯係。他化裝港商，編入被紅軍拘捕的“雲土”（鴉片）商販隊中，有意領導彼等脫逃。彼等對他感佩禮遇，一路護行，曆關隘，經黔桂湘粵四省，安全到達港滬。

　　　　　　　　　潘郎智勇忠良膽，呼應白區宋慶齡。①

　　①在上海聯係宋慶齡以及部分愛國民主人士，籌組救國會。並恢複一部分地下黨的聯係，使長征紅軍得聲援呼應。漢年此次隻身冒險，完成任務。

　　　　　　　　　　　　　　　　在莫斯科

　　　　　　　　　繞道間關抵莫京，報知國際黨中情。①

　　①化名日本人水含三郎到莫斯科，向我黨駐第三國際代表團匯報黨情。

　　　　　　　　　宣言抗日昭天下，迫得刁頑俯首驚。①

　　①黨的《八一宣言》公布後，他參加黨的代表團與國民黨政府駐蘇大使館武官開始接觸談判。

　　　　　　　　　　　　　　　　 回上海

　　　　　　　　　受命飄然臨上海，嘈嘈口號論紛紜。①

　　①1936年，漢年被派回上海時，正當文藝界兩個口號論爭。他了解情況，整頓文藝隊伍，並著手恢複1935年春黨遭到大破壞之後的各種組織，建立秘密電台等。

　　　　　　　　　諄諄轉授中央意，夜半傾談沙利文。①

　　①曾約夏衍和我在沙利文咖啡館作長談。這之前，陝北派來上海的李強同誌，由蔡叔厚同誌掩護購買電訊器材。夏衍、蔡叔厚與李強坐舢板船夜遊黃浦江。夏衍匯報1935年春失去黨的聯係以來的文化界幹部與黨員的苦境。

　　　　　　　　　　　　　　　　 進南京

　　　　　　　　　西安事變震人心！狼狽南京宋氏閽。①

　　①宋子文、宋美齡等。

　　　　　　　　　為促全民同抗日，飛車且闖堯化門。①

　　①宋氏兄妹急派張衝其人輾轉找我黨代表商談。漢年經中央指示去南京談判。他考慮：如約到南京下關車站，可能會遭到接受日本方麵情報的何應欽等的毒手，決定到堯化門小站即下車。進城住宋子文家，商定由二宋與端納同往西安。並以黨代表身份直接與陳立夫、陳果夫見麵。西安事變後，黨派恩來同誌與漢年等任兩黨談判的我方正式代表。後李克農與潘先後任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七七”、“八一三”抗戰中，潘在上海公開活動，起了極大作用。

　　　　　　　　　　　　　　　　港滬出沒

　　　　　　　　　孤島情形日日危，奔波為黨險如夷！

　　　　　　　　　璿宮劇院尋消息，秘密傳書第第斯。①

　　①上海淪為“孤島”。漢年安排宋慶齡、何香凝和救國會、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離滬之後，他才與夏衍去香港。1939年秋，汪偽傀儡登場，上海敵特猖狂。某晚，劇社女演員藍蘭到漩宮劇院，向我耳語：接到小開電話，約我到“DDS”（第第斯）咖啡店見麵。他說：報上有上海劇藝社的演出廣告，這是黨未遭大破壞，你未被波及的信號窗口。給了我密件，隻說往上交。我托文委書記孫冶方同誌上交了。以後他每次潛來，先要我上交信件，通過我與省委書記劉曉、宣傳部長沙文漢、八路軍辦事處劉少文同誌等約時約地見麵。

　　　　　　　　　　　　　　　　事變安排

　　　　　　　　　皖南烽火敵猖狂，相對針鋒鬥虎狼。

　　　　　　　　　為勝一籌籌久遠，辣斐三友計周詳。①

　　①皖南事變發生，省委報經長江局指示應變。漢年從港來作配合。某夜，董慧同誌到“辣斐”花園劇場約我到“蓋世宮”（今淮海大樓樓下當時的小咖啡館）見麵。要我在“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房間，他和劉曉同誌來。談了以後，又換了更安全的地方．約了更多的負責同誌商議了各種妥善對策與措施。

　　　　　　　　　　　　　　　　 千秋功

　　　　　　　　　敵壘森森步從容，出生入死立千功。

　　　　　　　　　幸存嗟哦羞才短，咄咄無端夢寐中。①

　　①此後，漢年同誌在香港活動。太平洋戰後在上海與群魔鬥法，為黨的利益作驚人的成功的殊死戰。掩護省委全體幹部與重要文件以及其他許多重要人員安全撤退到淮南總部。參加延安整風與黨的七大。日本投降後從延安到東北。再來上海，在思南路周公館和我再次見麵，托我辦事。在香港安排三四百位著名人士進根據地與北京。後又從香港經北京奔丹陽，隨軍進駐上海。顯赫功績，不能盡述。

　　　　　　　　　　　　　　　　感謝黨恩

　　　　　　　　　春暉盡沐慶三中！劉霍潘公冤雪同。①

　　①劉瞿，指少奇和秋白同誌。

　　　　　　　　　“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舊笑春風”！

　　　　　　　　　　　　 戰士“覆盆”廿七載①

　　①本文原載《文匯報》1982年12月31日。“覆盆”，比喻沉冤莫白。

　　　　　　　　　　　　　 ——紀念潘漢年同誌

　　　　　　　　　　　　　　　　 許滌新

　　　　　　　　　　　　　　　　　 一

　　我知道潘漢年同誌的名字，是在1928年的廈門大學，因為那時由他主編的《幻洲》，雖隻出版幾期就被封閉，但對於當時追求光明的青年頗有影響。記得《幻洲》的創刊號，還有他的英姿勃勃的照片。這樣，我就不僅讀了他的文章，而且也認識他的相貌了。

　　我和漢年同誌第一次見麵，是在1938年武漢的《新華日報》編輯部。他是同剛剛從巴黎回國的陳往天同誌（那年夏間，陳就在日寇飛機轟炸下死於非命）一道來的。除了潘梓年之外，當時在編輯部工作的華崗、章漢夫、何雲（抗戰後期在華北負責《新華日報》華北版，在突圍時光榮犧牲）和我，都參加接待。座談抗戰形勢和國際形勢。他們兩人看見我們的辦公桌上稿子堆積如山，談了個把鍾頭，就告辭了。

　　大約是1939年的秋天，漢年奉黨中央之命，從延安經重慶要到上海去。章漢夫同誌約我一道去見他。那時他住在重慶上大梁子青年會的旅館裏。那次談得相當長，幾乎談了整個下午。從延安的同誌們對於《新華日報》的評價談起，一直談到王明的一些問題。漢年談得最多，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話雖多，但是生動而尖銳。在這次談話中給我的印象是：他是一個堅持原則而又相當靈活的人。

　　　　　　　　　　　　　　　　　 二

　　日本帝國主義投降次年的四月半，我同好幾位同誌離開重慶到上海來。那時中共代表團設在南京；為了要在上海展開統戰工作和宣傳活動，因此，在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號設立一個機構，對外稱為“周公館”，實際是中共代表團的上海據點，恩來、董老、鄧大姐和李維漢幾位領導同誌，每周輪流到上海來主持工作。在代表團之下，設立一個辦事機構，叫做“中共上海工作委員會”（簡稱“上海工委”），書記是華崗同誌，參加委員會的有劉寧一、章漢夫、潘梓年、夏衍、喬冠華和我幾個人。“上海工委”的名義並不公開，而參加“工委”的同誌則以中共代表團工作人員的名義公開活動。由劉曉同誌負責的中共上海市委，是秘密的，因而，他沒有同“上海工委”公開接觸。但是，漢年同誌卻經常來參加我們的會議。不過，他來時總是在黃昏以後，這證明他的工作使他還不能公開到“周公館”來。在我同他接觸中，他對於時局的分析，對於各方麵人物的分析，相當深刻，而且消息特別靈通。他在20年代地下工作時，有了“小開”的代號；到此時，我們也叫他“小開”，這是為了保密的緣故。

　　那年秋冬之交，國民黨軍隊占領了張家口和安東（丹東），政局惡化，日益嚴重。為了做好準備，周恩來同誌除了忙於招待中外記者和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談話之外，還忙於安排“上海工委”同誌的工作。我和漢夫、胡繩、乃超、默涵、冠華等幾個人，是被派到香港去搞宣傳和統戰工作的；其他一部分同誌撤到解放區；還有一部分同誌則在董老的領導下，堅持到最後一天。有一天夜裏，漢年到“周公館”找恩來同誌，談了很久，當夜就匆匆走了。他被派到什麽地方去呢？為了保密，那是不能問的。因為長期在白區工作，估計他會留在上海。但我的這個估計是錯了的。

　　　　　　　　　　　　　　　　　 三

　　我同卓芬是在那年11月初抵達香港的。到香港不到幾天，就在跑馬地的走道上碰見漢年。我初到香港，是小心翼翼的，總是戴著禮帽走路。但是，漢年卻從不戴帽子。有一次，我對他說：“你不戴帽子，特務一下就會把你認出來。”他卻說：“香港同上海的習慣不同，香港人是不戴帽子的。你戴帽子，反而會引起人們的注意。隻要在路上不走在一道，就沒有什麽事情。”短短幾句話，使我覺得他在秘密工作上，是隨機應變的。

　　漢年在一個相當長的期間裏，為黨從事情報工作。在這方麵，他的成績是卓絕的，幾乎達到使人“拍案驚奇”的程度。到香港之後他的主要職務還是搞情報，但同時也兼搞一些上層統戰工作。他的嶽父是香港一家有名的銀號老板。這一點對於他的活動和掩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1948年初，黨在香港工作的同誌，同解放區一樣，也在進行“三查三整”。有一位同誌對漢年提了意見，說他“西裝革履，不像一個共產黨員”。在香港搞上層活動，如果不是“西裝革履”，那怎麽行呢？這位同誌可能不知道漢年的嶽父是銀行老板，如果知道，他可能還會加上一句“出入大老板之門，成為資本家的孝子賢孫”。據我所知，漢年是沒有利用他的政治地位，為他的妻家搞什麽好處的。

　　劉鄧大軍在1947年6月強渡黃河，向大別山進軍，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使整個中國，整個世界不能不發生難以形容的震動。敏感的香港社會，當然震動得更加厲害。次年1月，民主同盟的領導人沈鈞儒等在港召開會議，決定重建“民盟”的領導機關，並恢複活動（因為“民盟”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領導機關，在蔣介石的壓力之下，已經渙散）。同月，國民黨的民主派李濟深等也在港成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它們都接受中國共產黨關於時局的主張，發表宣言，主張聯合中共推翻蔣介石獨裁政權，反對美國武裝幹涉中國內政。不久，我黨發布“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個口號在港迅速地得到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積極響應。顯然應歸功於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而黨的工作和漢年同誌的活動，也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從1948年秋起，在港的黨組織奉中央之命，有計劃地把停留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區。這是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既要得到各位民主黨派負責人的同意，又要保證他們在離港時以及在旅途中的安全。據我的記憶，主要負責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聯係的是漢年和方方兩同誌（記得林平同誌在1948年秋已經到廣東內地搞武裝鬥爭了）。章漢夫和連貫兩同誌為了陪送幾位老先生，先後北上了。留港的同誌，人手越來越少，工作更加緊張。在這裏，漢年同誌在這方麵的工作，做得特別出色。

　　1949年4月間，大軍勝利渡江的消息，震撼了整個香港。大家都很明白，天快要亮了，全國解放迫在眉睫了。有一天，我同漢年在九龍彌敦道方方同誌住處開完了會之後，一道乘輪渡到香港。我們坐在一個無人注意的角落裏，他問我：“全國解放就在眼前，你打算在什麽地方工作？”我說：“由中央決定吧。”他說：“你已經幹了這麽多年的工商界統戰工作。上海是民族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我看，你還是到上海工作為宜。”在此以前，劉曉同誌到香港時，也曾向我談這件事，但是，我一向並未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經漢年這一說，我就不得不考慮起來了。幾天之後，我因事到方方同誌家裏，老方把中央的電報給我看。電報的內容是要漢年、夏衍和滌新三人，急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務。這真使我大喜欲狂了！

　　南京解放的喜訊一到香港，我們就在英皇道的“哥羅士打”八樓舉行招待各界的慶祝會。這是曆史上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公開招待各界的第一次規模盛大的會。還未離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工商界和各國記者都出席了。這是一次空前的盛會啊！方方和其他同誌，都在忙碌地招待來賓。記得漢年也在這裏露麵，但他站在一個不大受人注意的角落，同幾位熟人談話。

　　大約是在慶祝南京解放的酒會的第三天早晨，我同漢年、夏衍兩同誌和老夏的女兒“阿咪”，悄悄地上了那艘開赴天津的“東方號”。我們乘的這艘“東方號”裝滿了商品。乘客呢？除了我們四個人之外，隻有胡瑞梁（現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夫婦和兩位華僑姑娘。一個可以眺望天際的寬敞餐廳，在吃了飯之後，隻有我們三人在談天。從香港起旋到天津的旅程，正好是七個晝夜。由於空閑，自然就海闊天空地談起來了。談話的主角當然是漢年。談些什麽呢？內容現在是回憶不起來了，隻能寫下一些題目，例如上海地下時期的反特鬥爭；長征途上的見聞；30年代對國民黨反動派在文化上的反圍剿，等等。

　　我們大約是在5月5日從天津到達北京的。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同誌先後接見我們，負責對我們安排工作的是周恩來同誌。那時，恩來同誌住在中南海的頤年堂側麵的房子裏（後來毛澤東同誌進城後，恩來同誌才搬住西華廳）。他就是在頤年堂同我們三個人談話的。他告訴我們：“上海現在已經被我軍包圍了。你們的任務就是趕到丹陽，向華東局報到，跟部隊進入上海。黃浦江上還有外國人，特別是美國軍艦。進入上海之後，要作最困難的準備，準備美帝的軍艦開炮，準備水電都被破壞，準備各種可能發生的混亂。你們都要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但是，有前敵黨委和華東局的領導，有上海地下黨的群眾工作的配合，困難是能夠克服下去的。”關於工作，恩來同誌對漢年說：“你要當好陳毅同誌的助手，做好各方麵的工作，使中國這個第一大城市，能夠正常運轉下去。’咬給老夏的任務是搞好宣傳和文化界的統戰工作；交給我的任務是幫助曾山同誌做好接管工作和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

　　　　　　　　　　　　　　　　　 四

　　進入上海之後，漢年同誌是市委常委兼副市長。不久，提為第三書記。陳總事情很多，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漢年抓的。我的工作，在剛剛解放的幾個月，重點是幫助曾山同誌搞接管，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之後，工作重點就在上海了。我那時是上海市委委員，並先後擔任市委統戰部、市府工商局、上海市財委和市府秘書長等職務，而這些工作都是由漢年同誌把關的。從1949年5月下旬到1952年秋我調離上海的3年4個月間，因為工作關係，同漢年幾乎天天見麵。在這期間，漢年有幾件事，是使我不能忘懷的。

　　進入上海之後，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是一個重要問題。有些同誌怕受資產階級影響而不敢同他們來往。陳總在這方麵是胸有成竹、高瞻遠矚的。解放後一個星期，他叫我出麵，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在中國銀行的四樓會議室開會。他同漢年都做了長篇發言，用愛國主義去教育出席會議的人們。從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去啟發他們。當時出席的人物中有一部分人，沒有見到共產黨，是抱著一種恐懼的心理來開會的，聽到這些入情入理的報告之後，情緒逐步穩定了。一些在香港觀望的人物，也逐漸回來了。劉鴻生老先生就是在這個時候從香港回來的。鴻老一回到上海，漢年就同他進行了親切的談話。六七月間，幾位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要求我邀請陳總和市政府幾位負責人吃飯。有幾位同誌主張不去，理由是吃資本家的飯，怕在政治上劃不清界限，犯政治錯誤。陳總笑著說：“你們不怕帝國主義，不怕國民黨蔣介石，卻伯起民族資產階級來了，真是怪事！”漢年支持了陳總的意見。吃那餐飯，我也參加了。實際上，那是在做政治工作。我那時已經參加了統戰部和工商局的工作。漢年經常對我說：“要同資本家搞好統戰工作，首先是要同他們接觸，是要同他們交朋友，是要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正確的和錯誤的。如果彼此隔得遠遠，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統戰工作從何做起呢？當然，政治立場是要站得穩的。”我在上海搞了三年多的工商統戰工作，是得到陳總的親切領導，也得到漢年同誌的有力支持的。

　　上海同其他城市一樣，在打擊了投機倒把，在財政經濟實現了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之後，物價穩定下來了。國民黨反動政權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和虛假購買力，也驟然消失了。為了解決當時的市場困難，中央財委在1950年4月間召開7大城市的工商局長會議。上海市委接到中財委的電報時，進行了討論，漢年同誌提出一個意見，認為單單工商局長出席還不夠，要有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參加才好，因為他們對市場困難的情況，會比我們的幹部更加了解，這樣，他提出要副市長盛丕華老先生也出席。陳總和劉曉同誌都同意這一意見，並向中財委提出這個建議。陳雲同誌批準這個意見。這麽一來，天津的副市長周叔弢老先生也參加了，連在北京的陳叔通和黃炎培等與工商界有密切聯係的人士，也參加了。那次會議，不僅因為擴大了加工定貨而解決了工商界的困難，而且成為我們黨團結守法工商業者，擴大對工商界統一戰線的會議。這一點漢年同誌是有貢獻的。

　　上海同全國其他城市一樣，在1952年進行了“五反”鬥爭。陳毅同誌在市委的會議上提出“兩路分兵”的主張，那就是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資本家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協商會議中，進行交代，互相揭發，而工人群眾則在廠裏背靠背地對資本家進行揭發。至於其餘的資本家則在工廠商店中，由工人群眾麵對麵地進行揭發。中央批準了陳毅同誌的這一主張。集中在上海市政協的具有代表性的資本家，共303戶，大中小資本家都有，而以大資本家為主。這個戰場是由陳毅同誌親自指揮的。他指定漢年和我參加這一工作。漢年幫助陳總掌握形勢，而具體工作則由我出麵，陳總交給我們的方針是：“對資本家的五毒問題，馬馬虎虎是不行的，必須清查清楚。但是，決不能不擇手段，亂幹一通，這就要切切實實掌握黨的政策。在這三百多個資本家中，如果有人自殺，那就證明我們的工作失敗。”漢年對這個問題體會得很深，他說：“這三百多個具有代表性的資本家，集中到市政協來交代，結果如何，就要看我們能否把鬥爭與團結結合起來。”我在現場工作，漢年每天總是來電話詢查情況。在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候，有兩個資本家的神色很不正常，甚至全身在發抖。有的同誌說，他們可能是害了病。我不放心，打電話給漢年，他在電話中告訴我，這兩個人的發抖決不是傷風感冒，而是政治病，要好好抓住這個問題。事實證明，經過開導之後，他們鬆了一口氣，把口袋裏準備自殺的安眠藥交出來了。我們把此事向陳總匯報，陳總說：“還要提防第三個準備自殺的人出現，關鍵就是貫徹黨的統戰政策。”運動進入後期的時候，如何執行黨中央關於處理五類工商戶的原則的問題，有幾位同誌認為應以“退賠”數字做標準。陳總批評了這種意見，認為這種看法並不符合黨的政策；資本大，加工定貨的數量大，“退賠”的數字自然大，這個退賠數字必須同加工訂貨的數量去聯係，還要看他們對運動的態度，否則，這303戶中的大多數人，都要成為完全違法戶和基本違法戶了。漢年同誌在這問題上是明確地堅決地支持陳總的意見的。這樣，303戶中有幾個“退賠”超過1000萬甚至4000、5000萬元的資本家，定為基本守法戶。當漢年同誌代表市政府在會議上宣布這幾個大資本家是基本守法戶的時候，他們在驚愕中高興得要發狂了。

　　是不是漢年同誌在執行黨的統戰政策時，隻有團結而沒有鬥爭呢？不，不是的。對於極少數敵視共產黨、敵視人民政府的人物，對於那些投機倒把，抗拒加工定貨，甚至把假藥賣給人民誌願軍後勤機關的壞蛋，漢年同誌是堅決鬥爭以至繩之以法（如對王康年的處決）的。總而言之，漢年同誌在上海，對民族資產階級，是正確地執行了黨的統戰政策的。

　　　　　　　　　　　　　　　　　 五

　　漢年同誌被打成“內奸”，是1955年的事。在事前，我是一點也沒有覺察的。那年4月下旬我參加了訪蘇友好代表團到蘇聯訪問，5月中旬我們從莫斯科經西伯利亞回到北京。當火車進站的時候，突然聽到廣播說潘漢年是“內奸”。當時，我真不相信我的聽覺！難道這是真的嗎？難道這位為黨為革命出生入死，奮鬥數十年的老黨員，竟然是一個“內奸”嗎？象這樣一個了解地下組織情況的“內奸”，為什麽不在那時（特別是1946年的上海和1947至1949年的香港期間）把地下組織和黨的同誌，出賣給敵人呢？這個疙瘩，多少年來，我是沒法解開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所謂“潘漢年案件”，做了認真的複審，否定了原來認定潘漢年同誌是“內奸”的結論。黨中央正式發出了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漢年同誌，27年來，潑在你身上的血汙，黨中央已經為你洗滌幹淨了。你為中國革命出生入死的業績，終於為黨和人民所肯定了。曆史是不會忘記你的。安息吧！漢年同誌！

　　　　　　　　　　　　　　　　　　1982年12月31日在北京南沙溝宿舍

　　　　　　　　　　　　　許滌新與潘漢年的交往

　　　　　　　　　　　　　　　　 方卓芬

　　滌新和潘漢年相識是在1938年的武漢。以後在重慶、上海、香港，都有接觸。1949年，中央要在香港的潘漢年、夏衍、滌新一起到北京，商量參加接管上海的工作。從此，他們相處的日子就更多了。

　　滌新對潘漢年十分敬仰。1982年，黨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複名譽之時，他懷著十分激動的心情，寫下了《戰士“覆盆”二十七載——一紀念潘漢年同誌》一文，以飽蘸感情之筆，寫下了他們交往的全過程。滌新生前，曾多次向我稱頌潘漢年的才能、品德，講他看問題看得很遠，革命經驗豐富。1950年4月，中財委召開七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討論解決當時的市場困難問題。當時滌新是上海市工商局長。潘漢年認為單單工商局長出席還不夠，建議工商界代表也參加。後來中央同意了這一意見，上海由副市長盛丕華參加。這個會既解決了工商界困難，又擴大了工商界統一戰線。滌新生前幾次回憶往事時，十分稱道潘漢年這一建議所起的作用。

　　還有一件事，也是滌新多次對我講的。那是1954年3月，中央決定有計劃地擴展公私合營，先對私營企業進行調查摸底，組織調查小組到工商業集中的上海進行調查。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統戰部、重工業部、輕工業部、紡織工業部、交通部、商業部等抽調200名幹部參加。滌新和沙千裏分別擔任正、副組長。當時滌新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中財委成立第六辦公室時，他任主任。調查組到上海調查了四五個月。回到北京後，潘漢年曾給滌新打過長途電話，說：“我有個意見，是不是留幾家大廠，不要全部吃掉。無論從加工訂貨也好，對國際影響也好，留少數幾家很必要。”滌新當時很為難地回答道：“這是中央已經決定了的。”潘漢年說：“那你向中央反映反映。”回想起來，潘漢年的意見很有道理。此後在總結企業合營的經驗時，都感到我們搞企業合營走得太快了。潘漢年看問題很有遠見。滌新對潘漢年當時的提醒和建議，一直念念不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討論改革所有製結構、發展多種經營形式時，滌新還講到潘漢年的見解很有道理。

　　潘漢年關心朋友，關心同誌。他對滌新的關心，我有切身體會。隻舉1952年滌新煤氣中毒這件事。那是1952年的元旦，滌新因幾天來十分疲勞，午飯後準備洗個澡。天氣冷，他用木炭在浴室裏生了個小爐子。誰知煤氣中毒，昏倒在浴室地上。當時，楊叔銘來找滌新談工作。我們在客廳等了一個多小時，不見他出來，敲門沒回聲。我們急了。連忙設法把門撬開，並立即聯係送華東醫院。潘漢年知道後，十分焦急，急忙趕到我們住的宿舍來探望，問長問短，直到他知道滌新到醫院後已經清醒過來，才放心地回去。

　　滌新對潘漢年有深厚的感情。1988年2月8日，滌新因肺癌離開了人間。2月9日，我的次子和女婿去北京醫院收拾他的用品，從床頭櫃中撿出他寫過的幾頁紙，字跡歪歪斜斜，有一頁寫著：《憶漢年》。我們辨認了好久才看清楚。他寫道：“長期與魔鬼打交道，履如夷，誌益堅，貢獻可以比金石，誰料含冤27年。1988年2月在北京醫院。”這是滌新懷念潘漢年的心聲。滌新在生命的最後的日子裏，還在追思長期受冤屈的潘漢年，對潘漢年的功績、貢獻，表達了他無比崇敬的心情。

　　　　　　　　　　　　　　　　　　（馬福龍、沈憶琴、李小蘇整理）

　　　　　　　　　　　　　　　潘漢年和董慧

　　　　　　　　　　　　　　　　　趙先

　　初識潘漢年，是在抗戰爆發前夕，當時他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在馮雪峰陪同下，他和劉曉來到我的家裏。他當時30多歲，已是久經戰鬥、革命經驗豐富的人了。他那時從延安回來還不久，風塵仆仆，紫紅色的臉，不象人們常說的“白麵書生”的文化人，鼻梁上有幾點淺淺的天花痕跡，中等身材，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裝。潘、馮、劉和我愛人王堯山四人在我家相聚，主要是為商量工作的交接問題，哪些人和事由辦事處管，哪些應劃交上海地下黨管，還有從獄中釋放出來的同誌，哪些可留在上海，哪些應介紹去延安或大後方等等。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個健談而活潑的人，沒有一般老資格黨員的那種嚴謹的神情。

　　1942年7月，中央指示上海領導機關撤退到新四軍地區去。行前，劉曉對王堯山說：“小開（潘漢年別名）也要撤退，他那裏的交通線很安全。”不久，約11月初，劉曉通知王堯山和我，晚飯後到南京路四川路一家旅館集中。我們如約到旅館後，劉曉已開了兩個房間，不多一會，張本也拎了隻皮箱來了。次日黎明，我們四人分乘兩輛三輪車到廣東路一家商號，店堂裏不見有什麽貨物，象是做轉手生意，上海人稱之為“申莊”的地方。天未大亮，電燈還亮著，由兩個商人模樣的人招待我們，說小開就要來的。不一會潘從店堂後麵出來，似乎住在商號裏過夜的，穿著一身時髦而合身的西裝，外加秋季大衣，派頭很大，儼然是個洋派經理的樣子。他胖了些，也老了些，已不是五年前的樣子了。我驚奇他怎會改變得這樣快，幾乎使我難以辨認了。

　　談話間，已經有人叫來了兩輛出租汽車，直駛北火車站，大家的行李都交給送行的商人代辦托運手續。另一個穿長衫的商人模樣的人把我們引進餐室。早餐後，乘上二等車廂去鎮江。二等車廂很整潔，除我們五人外，全都空著，座位間的小桌上還有插著鮮花的小花瓶。沿途經過大站時，有幾個腰佩指揮刀的日本軍官上上下下地短途乘車。這樣闊綽的旅行，是我生平第一次，比起兩個月前我和劉曉、劉長勝去南京時，擠在做單幫生意的人一起，給日本憲兵推推撞撞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別。

　　車到鎮江時，有穿西裝和長衫的兩個人到車站接我們。到金山飯店後，堯山頗有點緊張地告訴我，說那個穿西裝的現在是鎮江特工站負責人，他就是中央通報過的叛徒，他在一次做交通工作時被捕叛變，要我當心。到鎮江的第二天，潘告訴大家，有個任偽方軍官的人要請我們吃飯，劉曉對是否應邀，有些猶豫，麵有難色。潘說：“某某等人對國民黨是很恨的，他們在嚴刑下被迫叛變，也明知跟汪精衛走沒有前途，想為共產黨效力，取得黨的寬大。我在某某前隻說你們是上海商人，跟我到新四軍去做生意的。”這樣，劉曉就同意去吃飯，我們則看劉曉的臉色行事，一起去了。漢年為了勸大家去吃飯，費了不少口舌，他還怕劉曉會擔心花錢，特別說明這次費用都由對方開支。當時他說服我們這些不習慣用特殊手段去做工作的人的神態，至今想來還是十分感人的。酒菜館離金山飯店不遠，當我們跟著潘到酒菜館二樓時，這個偽軍官已等候在那裏，他身穿偽軍裝，態度拘謹。席間我充當的角色是王太太，張本是張小姐。談話內容始終是我們到達鎮江後第一天下午遊覽金山寺，以及飯後將要去的竹林寺，有關政局的問題一句也未涉及。飯後即由穿西裝的特工人員帶我們去了竹林寺。

　　第三天一早，我們乘上一隻去儀征的機帆船，船上各色人等都有，也有幾個年輕的偽軍。從這些偽軍的和氣態度來猜想，他們是當時鎮江特工站負責人派來的。下午，到了儀征縣城，住在一個很簡陋的客棧裏。儀征在敵偽時期是很蕭條的，街上行人稀少。次日天蒙蒙亮，這個特工人員改穿了中裝短衫，帶來幾個青年挑夫，到客棧挑著行李，陪同我們離開客棧。到城門口，隻見城門還緊閉著，特工人員和守門的偽軍交涉後，開了城門讓我們一行十幾人（連幾個挑夫在內）出城。剛走出幾步，城牆上的偽軍就高聲喊叫“站住！”大家停下來，轉身抬頭看城牆上的偽軍，潘對偽軍大聲喊道：“和你們上麵講過了，還不知道嗎？混蛋！”經這一訓，偽軍隻得放下端著的步槍，不響了。潘的這一喊話，確使人相信他的神通廣大。大家繼續在泥土公路上前進，走了十幾華裏，向著一條小岔路上走，走不多遠，迎麵一排小山崗，兩個小男孩探出頭來叫“站住，不準動！”我們都一齊停步，服從命令，隻派一個人上去講話。看著這兩個威嚴而又認真得可笑的孩子，大家都會心地微笑。潘上去對小孩說：你們羅炳輝師長的客人到了。於是他們同意我們爬上小山崗，另外兩個孩子奔向村莊報信去了。我們走向一眼就能看清的第一個村莊，休息以後，由鄉長招待吃了午飯。飯後特工人員帶著挑夫匆匆忙忙轉回去了。

　　我們一行由鄉長和兩個農民挑著行李去找區公所。路上劉曉一直在和鄉長談話，我們緊跟著走。走著走著，我發現潘掉隊了，在後麵步履艱難的樣子，我停下來等他，他說：“真糟！皮鞋把腳磨出了血泡。”於是我陪著他慢慢地走，凡有岔道的地方，堯山在等著，指引方向。到一個小鎮，找到了區公所，已是夕陽西下了。區公所鐵將軍把門，吃了個閉門羹。鄉長把我們帶到一處小飯鋪裏，要我們第二天再去找區公所，他就帶著兩個農民告辭了。

　　小飯鋪的主人給我們做了晚餐。飯後，主人夫婦把兩張方桌向土灶一邊靠攏，空出一塊地方，弄來些稻草，鋪在地上。我把這地鋪分成兩塊，大些的給潘、劉、王睡，我和張本合睡一塊小的。在昏暗的菜油燈光下，一隻狗在方桌下監視著我們。潘打開他的被卷，淡綠色的綢被麵特別顯眼，稻草粘在被麵上，他屈著雙膝去揀被麵上的稻草，一麵講：“糟糕！糟糕！”（這是他的口頭禪，一路上他總是這樣講）我說：“誰叫你帶這麽漂亮的被子呢？”大家睡下後，潘欲吹滅油燈，這時桌下的狗吠起來。女主人把狗趕出去，狗還不服氣地不斷扒抓門板。潘歎著氣，不由說了聲：“糟糕。”

　　正當我們睡得香甜的時候，一隻老母豬咕咕咕地走出來，啃著地上的稻草，在潘的頭前粗聲粗氣地咕嚕起來。“哪來的這隻豬？真糟糕！”透過門縫的亮光，看到潘一麵趕豬，一麵坐了起來，他的狼狽相使我不禁格格地笑了起來。笑聲剛停，我自己的難題也來了，原來晚上天氣突然變冷，我隻穿一件單旗袍，一條短褲，冷得受不了，隻得坐在被窩裏不起來。潘笑著對我說：“冷，是嗎？”我不作聲，心裏在嘀咕，不是說一到邊區就可換上軍裝的嗎？現在進入邊區已有幾十裏路了，卻連一個穿軍裝的新四軍戰士還沒遇到。潘從他的手提皮箱裏拿出條薄呢的西裝褲說：“穿這褲子吧！”我還扭扭捏捏地不肯穿，大家說：“穿吧！穿吧！在這鄉下興許人們還以為這是城裏人的時興打扮哩！”我無可奈何地穿了，褲腳太長，潘還彎腰幫著把褲腳卷些起來。這時，他真象是大哥一樣。

　　我們在新四軍二師淮南駐地步行了三天，吃飯是有一頓沒一頓的。有天夜裏說是有敵情，一連換了兩處房子，沒睡好，但誰也不覺得苦。我們先找到當時的儀征縣委書記李代耕，他把我們送到淮南區黨委，找到了黨委書記劉順元，然後到上海撤退幹部集中的顧家圩子。省委負責同誌劉長勝、張登（即沙文漢）、劉寧一和許多同誌都跑來歡迎我們，祝賀我們撤退的勝利，熱烈情景頗為激動人心。這是1942年11月6日。為什麽我記得這樣清楚呢？因為第二天是十月革命節，顧家圩子開了慶祝會，主持會議的是大王同誌（學生方麵的），開頭用俄語叫了聲同誌們，然後慶祝斯大林格勒反攻的勝利。潘在顧家圩子住了一個時期。

　　1943年9月我第二次回淮南時，堯山調華中局組織部工作，駐大王莊。這是軍直政治部的駐地，潘住在我們隔壁的房子裏，有空的時候，總是聽他講山海經，他的山海經特多，聽來使人入神。

　　有一天，潘漢年的交通員從上海帶來一位女同誌，她身體結實而豐滿，中等個子，相貌一般，穿天藍色布旗袍，與潘隔張小桌麵對麵坐著，用廣東話交談。華中局組織部長曹山以為是老潘的部下來了，要我派個通訊員送她到招待所去住宿，我說慢慢看情況再說吧，老潘不是已和原配夫人離婚了嗎？後來才知道，她就是董慧，在老潘處住了半個月，天天學習整風文件。那時幹部們都各有一塊自己開墾出來的自留地，種出來的蔬菜交給夥房，這叫作生產自給。降霜期到了，董慧搶著收菜，翻曬後送到夥房去加工（這是冬季的主菜），得到了大家的稱讚。

　　董慧是香港名門之女，其父董仲維是香港總商會會長，著名實業家。董慧1918年出生，1937年從廣州去北京報考大學，適遇七七事變，充滿抗戰熱情的董慧，不願進大學而寧願投奔延安。在延安馬列學院，她曾聽過潘漢年的報告。1939年董慧被派往香港，在潘漢年的領導下從事秘密工作。董慧對潘漢年既尊敬又崇拜，潘也暗暗地愛上了比自己小12歲的董慧。在了解了潘在婚姻與感情中的不幸與苦悶後，同情與愛慕使他倆結合了。但時間長了，董慧對這非正常的關係感到無法忍受，潘漢年自己也很尷尬。如今，這一煩惱的解決，出於他倆的意料，真是天作之合啊！

　　董慧要回上海去了，潘親自送她直到儀揚邊區，眼看著交通員帶董慧跨過了封鎖線，才依依不舍地回到軍部。當他獨處寒室，情思董慧時，作《寒風曲》一首，詩雲：“寒風吹曉月，大道鎖青霜。馬蹄聲聲得，方寸益惶惶。此別傷心處，無言淚幾行。”

　　我和董慧做了半個多月的鄰居，深感她樸實厚道、思想單純、心地善良、勞動積極、作風正派。

　　潘漢年繼續留在華中局任情報部長，主要負責上海、江蘇敵占區的情報工作，戰績累累。他在參加華中局甄別委員會工作時，幫助弄清了不少案件，特別是揚帆被康生誣陷為大特務頭子一案，也是在他的過問下平反的。這期間，他也受到挫折，在黃花塘事件中，饒漱石整陳毅，潘對此不滿，在高級幹部中為陳嗚不平，這樣他自己也被整成“小廣播”、“自由主義”。我很為他擔心，心想老潘就是心直口快，講話不擇對象，要知道自己人中，也有人愛搞小動作的喲！

　　1946年8月2日，國民黨飛機轟炸延安，全麵內戰已不可避免，周恩來安排潘漢年和夏衍撤離上海，於是潘、夏和董慧同乘一架飛機抵達香港。

　　此時的香港表麵上是一個自由港，但各情報機構密布，情況十分複雜。潘漢年有董慧為他所作的社會掩護和經濟援助，使他在香港的活動十分活躍和順利。家務均由董慧操持，如買菜和下山挑水等。董慧的父親明知女兒和潘的關係已非一般，但沒有正式結婚，這在香港上層社會人士眼裏是很丟麵子的。於是在她父親的主持下，潘、董舉行了盛大的結婚典禮，時年董慧已29歲。

　　潘漢年在香港一手抓情報，一手抓統戰，他在香港工商界和已解放的城市如煙台、大連、天津的通航貿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黨中央發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後，大批民主黨派領導人，工商、文化界人士，還有起義的國民黨軍長、西北軍的代表，至少在350人以上，都要從大陸各地轉道香港，再租船把他們送往青島、塘沽等地。此事曆時一年多，潘漢年在港英當局警戒森嚴，國民黨特務雲集的困難情況下，沒有一次失誤。在政治上為黨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用他的老搭檔夏衍同誌的話說：“潘漢年在香港，兩年做了四五年的工作。”

　　淮海戰役尚未結束，中央就決定由陳毅擔任未來的上海市市長。1949年5月11日晚，周恩來在北平約見潘漢年，他說：“中央決定你擔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分管政法、統戰工作，你要當好陳毅同誌的助手，做好各方麵的工作，使中國這個第一大城市能夠正常運轉下去。”1949年5月23日，潘漢年抵達中共中央華東局駐紮地丹陽，在這裏，集中了一支數以千計的幹部隊伍，他們正緊張地做著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

　　次日，潘漢年被通知去陳毅處開會，他換上了剛發給他的一套新軍裝，又將一支新手槍掛在腰間，這雖給他增添了幾分軍人的威武，但文人氣質卻並無多少改變。陳毅在會上重申了各項入城紀律和規定，並宣布接管方麵的具體事情一律聽潘副市長的指示。

　　解放後，作為一個管理大上海的常務副市長，潘漢年更是日理萬機。當時，潘漢年和劉長勝（市委副書記）合住在丁香花園的一幢大房子裏。晚飯後，大家都在大院裏散步聊天，每到晚上和休假日，潘副市長家經常是高朋滿座，好友如雲，他們多數是工商界、文藝界、民主人士中的老熟人、老朋友，有些是較親近的部下。從大家毫無顧慮的高談闊論中，他得到了送上門來的許多信息，也借此聯係了群眾。人們覺得他談吐自然，沒有官架子，仍是從前的老潘，但大家感到不足的是丁香花園的門不好進，大門口有傳達室，找人先要在登記簿上登記，然後打電話通知，因為潘漢年是一級保衛對象。

　　大概是出於“不方便”的原因吧，1952年，潘漢年搬到康平路居住，我去看他，隻要按一下門鈴，就被人領進潘的會客室。這時，常常仍有客人圍著潘談天說地，他見到我，站起來問；“有事麽？”我點點頭，不一會客人們就知趣地走了。我向他反映婦女問題，他仔細地聽，沒有絲毫首長的架勢，那親切的語言至今記憶猶新。如宣傳新婚姻法，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些包工頭、惡霸、流氓都有大小老婆，有的甚至有好幾個。有些女工，不但被霸占了，還要把工錢全交給霸頭，她們沒有人身自由，新婚姻法的宣傳對她們也“不起作用”。潘漢年說：“這些流氓、惡霸都是社會渣滓，隻有通過社會鎮反，才能把他們鏟除掉。”果然不久便開始了社會鎮反，那些被壓在最底層的婦女紛紛起來揭發、控訴，人民政府把她們從火坑裏救了出來。

　　在“五反”時為了避開職工和資方的正麵衝突，集中了有代表性的大戶303戶，在和平飯店交待“五毒”。市婦聯重點抓了303戶的家屬工作，要她們幫助丈夫過好“五反”這一關。對此我向潘漢年作了匯報。潘聽了大為讚賞，他說：“正合我意，要不，白天鬥，夜裏回到家裏也挨鬥，誰能吃得消？這是要出人命的。”潘自己以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的身份，帶著一批幹部整天泡在和平飯店裏，“五反”結束時，303戶都被鑒定為守法戶或基本守法戶，他們皆大歡喜。

　　潘漢年對上海的過去和現在太了解太熟悉了，所以工作起來得心應手，做報告談問題也使人感到貼切。他經常衣冠楚楚，身著西裝，舉止瀟灑，為此“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開始時，我真為他擔憂。

　　市級機關的“三反”開始了，市領導都必須“洗澡”、“下樓”才能輕裝上陣。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潘漢年身穿畢挺的人民裝，坐在第一排，不斷地抽著三五牌香煙。我心想糟了，要是潘“下不了樓”，接踵而來的運動將由誰來領導？輪到潘漢年“交待”了，他笑眯眯地說：“官僚主義在我身上是嚴重的，忙忙碌碌的事務主義，也就是官僚主義。至於貪汙浪費嘛，我無帳可算，因為我從來也沒有領過工資，也不管經費開支。我到市政府辦公，公務員叫我去吃飯，我就去吃。我的吃、住、行都是公家包了。至於我穿的一身衣服、鞋襪，抽的三五牌香煙，都是我老婆從她家裏弄來的，我也沒問過這些東西值多少錢。”就這樣，這位市委第三書記輕輕鬆鬆地“下了樓”。因為大家都知道，董慧是香港銀行家的女兒，從1939年調到上海情報係統工作後，就在她父親設在上海的分行裏當職員，黨的大量活動經費，都是以董慧的名義，在銀行裏立的帳戶，並由她擔保，需要時可以隨時支取。在這方麵，她是有特殊貢獻的。解放後，董慧一直在市委統戰部工作，勤勤懇懇，默默無聞地做著各種具體而瑣碎的事情，從不居功自傲，也不以副市長夫人的身份突出自己，是個樸樸實實的人。她也是市婦聯的常委，每當常委討論時，她常常是首先發言，與別人有不同意見時，她從不在會上和人爭論，而是會後個別向我提出意見，她這樣做是為了避免有人認為副市長夫人的話“有來頭”。

　　1955年3月下旬，那天是中蘇友好大廈建館紀念日，上午9時許，潘漢年到會剪彩後，我和他一起步入展館大廳，他對我說，今天下午他就要去北京開會。可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我們最後的訣別。

　　　　　　　　　　　　　 敦厚長者“胡越明”

　　　　　　　　　　　　　　　　　葉凡

　　抗日戰爭期間，我家住在上海英租界的一處弄堂房子裏。我的一個同班同學在她母親逝世後不容於姐夫，得到我的同情，住進我家的一個隻有6平方米的非常簡陋的亭子間。她就在這裏開黨小組會、支部會……後來，她介紹我入了黨。我家周圍環境很簡單、安全。黨的領導同誌也常來這裏碰頭、談工作。這裏先後掩蔽過5個女共產黨員；油印過黨的秘密文件。後來，區委書記竟把上海地下黨的領導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同誌也帶到這裏。1942年夏初的某日，劉曉同誌帶了一位年齡與他相仿的領導同誌來到這裏。這位同誌非常和藹，戴了一副金絲邊眼鏡，一派斯文。一進房間，他就對我說：“我們年紀比你大得多，不能說是你的同學，你就說我是到你們學校向女學生推銷絲襪時認識你的，到你家來是為了請你幫我推銷絲襪。他（指劉曉）是我帶來的。我的名字是這個，電話號碼是這個。你遇到什麽問題時，可以打電話找我。”說著、從懷中掏出一張名片，用自來水筆在上麵寫了些什麽就遞給我。我一看，鉛印的名字是“胡越明”，手寫的是10789五個數字，寫得瀟灑流暢，我至今還記得。另外還印著什麽頭銜之類的，我沒有注意。劉曉同誌說：“我們在這裏談話時，你不要躲出去，免得你家裏的人感到奇怪，為什麽客人關起門來，主人家卻要躲在外麵。但是，你不要聽我們的談話。”

　　其實，我哥哥上學去了，母親出去搓麻將了，別的人根本不管我的事。我的同學們來來往往，他們也都看慣了，不會覺得奇怪。我是入黨才一年多的在基層工作的女學生，對黨內領導同誌敬若神明，所以就老老實實地坐在一旁看書，把思想集中在書本上，沒有聽他們的談話，連茶水也忘了奉上。

　　他們走後，我看著名片想著：這名字當然是假的，胡，胡說八道吆，越胡說越明白；鉛印的，還不知是怎麽搞來的。電話——我想當然更是假的，剛才現寫的；本來是7、8、9、10，假裝是外灘一帶的1字打頭的，成了10、7、8、9。這樣一想就記牢了。別的字，反正不是絲襪商人，不記它。“這是怕我聽錯了，或是聽一遍記不住，才給我看的。”於是我就燒掉名片，衝掉紙灰。

　　之後，我才知道潘漢年真的用過這個名字。名片是他自己的，電話也是真的。原來這是留給我的一個護身符。

　　當時，我家生活是靠父親從重慶匯款來維持的。有時，款不能按時匯到，就靠典當度日。1942年夏季，我到新閘路底的一戶人家當家庭教師，掙些錢來供我自己活動和學習之用。為了省下車費，常是步行而去；隻在因故遲出門時，才坐電車。我舍不得花錢乘頭等車廂，總是坐三等車廂。

　　有一天，剛走進三等車廂，就猛然看見“絲襪商人”坐在通往頭等車廂的小門旁。他穿著一身漂亮的白西裝，戴著一頂高雅的白草帽。我著實吃了一驚。他卻坦然一笑，點點頭算是對我招呼，我也趕快點一下頭就坐下，不敢走過去和他說話。再一看，車廂裏稀稀拉拉坐了幾個普通市民，才定下心來。過了兩三站，他先下車，仍是微微一笑，點點頭，算是道別。我一看，沒有發現什麽人跟著下車。

　　一次，潘漢年與劉曉在我家碰頭時，潘提前來了幾分鍾，他問我：“我好幾次看見大熱天你在馬路上走，是到哪裏去？為什麽不坐車？”對黨內領導同誌，我當然說實話。那時候，共產黨員口袋裏沒有多少錢，也用不著難為情。他聽後仍是微微一笑，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麽。我卻在想：他也常在這條路上坐電車？也坐三等車？為了省錢？那為什麽穿那種西裝？是在甩掉什麽尾巴？解放以後才知道，潘說過，認識他的人一般不會坐三等車，他有時坐三等車，既省錢又安全。

　　到蘇北解放區聽了學習班裏關於保密工作報告時，才知道“胡越明”原來是領導隱蔽戰線工作的潘漢年同誌。別人在議論他的“神通廣大”、“神出鬼沒”……，我卻總覺得他與想像中做地下工作的人不易聯係起來。我隻覺得他待人寬厚，一片祥和。那微微一笑、點點頭，總是讓人心裏充滿了溫暖。尤其是1946年8月那次，在老蔡的書房裏與我單獨談話時，是那麽懇切、關心。他批準我去和莫洛一同工作，和莫洛結婚；交代了在那裏長期工作的任務和工作方法；決定我的組織關係留在上海，由“大姑”和我聯係。因為她有公開身份，容易找到。潘肯定了莫洛的人品，說他是個好同誌，分析了莫洛與我經曆不同，個性不同，囑咐我要與他互讓、互諒。他的話使我滿心感激，不知說什麽才好。最後，潘說：“去吧！好好幹吧！”仍是微微一笑，點點頭。那是我見他的最後一麵。

　　1949年底以後，我和莫洛轉業到財貿部門、工業部門工作。經過1955年的風波，曆次的大規模政治運動、尤其是那十年浩劫，我們都受到了歧視、排擠和打擊。但卻始終保持自由之身，還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盡己所能地為建設社會主義添磚加瓦。

　　“四人幫”倒台之後，我逐漸與一些多年不通音訊的老同誌見麵了。要互相訴說的話是講不完的。1979年11月，我終於能在吳康和劉人壽兩位同誌麵前說出那麽多年鬱積在心裏的那句話：“我不相信潘漢年是什麽敵人、特務！”我相信這是當時許多老同誌的共同心聲！

　　冤屈終於得到昭雪，但是人卻早已不在了。

　　有人引用過“大雪壓青鬆”的詩句。我卻想：大雪何其多！其實不必等到雪化，人家也看得出那青鬆的高潔。那靜謐的雪景豈非比那塵紅陌紫、柳綠桃豔的春光更美，更能表達那難以言傳的意境嗎？”









潘漢年在上海--附錄






附錄

　　　　　　　　　　　　　 潘漢年生平大事年表

　　　　　　　　　　 陶柏康　李小蘇　謝黎萍　黃金平

　　1906年

　　1月12日（農曆了已年12月18日）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今宜興市）陸林（今陸平）村。

　　1912年（6歲）至1921年（15歲）

　　先後在本村初級小學官林鎮宜興縣立第三高級小學、宜興彭城中學、常州延陵公學讀書。

　　1922年（16歲）

　　春。因貧退學，返宜興。在宜興縣城勵進社小學代課。開始廣泛閱讀上海出版的報刊。參加編輯《宜興評論》。

　　1923年（17歲）

　　在勵進社小學任教。和進步師生一起參加反對腐敗的縣教育局長周聘高的鬥爭。

　　10月12日，在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副刊發表《打破小學教科書之我見》。同日，在《民國日報·覺悟》副刊發表新詩《不敢》。

　　1924年（18歲）

　　春。應聘到宜興和橋鎮養初小學任教。

　　秋。到無錫唐文治先生創辦的國學專修館學習。

　　1925年（19歲）

　　春。到上海，進中華國語專科學校讀書。不久，進中華書局當校對員，並協助編輯（小朋友》周刊。

　　秋冬之際，受五卅運動影響，積極投入社會政治活動，由陳鐵庵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不久由阮仲一、王弼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20歲）

　　3月1日，正式加入創造社出版部，擔任編輯、發行工作。被稱為“創造社小夥計”。4月26日，創辦《A11》周刊，任主編。6月12日，主編出版《幻洲》周刊。10月1日，與葉靈鳳合編《幻洲》半月刊。

　　1927年（21歲）

　　2月，應郭沫若、李一氓邀請，前往南昌，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辦的《革命軍日報》總編輯。

　　4月下旬，在武漢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纂股長。

　　7月，隨郭沫若到九江參加張發奎部工作。月底奉命撤回上海，繼續從事革命文化鬥爭。9月，與葉靈鳳繼續合作恢複編輯出版《幻洲》半月刊。10月，參與編輯張秋人主持的秘密刊物《工人》。

　　1928年（22歲）

　　1月1日，與葉靈鳳合編《現代小說》創刊。4月1日，創辦《戰線》周刊，任主編。5月，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文化工作黨團（或稱文化黨組，後劃歸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書記。

　　1929年（23歲）

　　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設立“文化工作委員會”，擔任第一任“文委”書記。

　　10月，在北四川路公啡咖啡館召開黨與非黨文學界人士座談會，傳達中央對“革命文學”論爭的意見，並成立“左聯”籌備組織。

　　1930年（24歲）

　　2月中，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被選為執行委員，並任黨組書記。

　　3月2日，出席在中華藝大召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任左聯黨團書記。

　　5月7日，陪李立三在爵祿飯店會見魯迅。

　　5月20日，出席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成立大會，並代表“文委”講話。

　　夏。藝術劇社、南國劇社等先後被查封。主持召開戲劇界會議，研究上海戲劇運動聯合會的前途問題，決定重新組織中國左翼劇團聯盟（後改稱左翼戲劇家聯盟）。

　　8月15日，社聯和左聯聯合主辦的《文化鬥爭》創刊，任主編。

　　秋。調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日報》，擔任上海地區總采訪。

　　10月，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文總）在上海成立，任黨團書記。

　　冬。調中共中央宣傳部，分管文化出版工作。

　　1931年（25歲）

　　春。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

　　5月，調中央特科工作，任情報科科長。6月，任中共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委員。至1933年5月，一直擔任中央保衛工作。

　　6、7月間，通過情報關係獲知向忠發被捕，即向中央報告，采取安全措施，以後又設法獲得向忠發口供，證實向已叛變。

　　1932年（26歲）

　　2、3月間，參與組織粉碎國民黨特務機關策劃的“伍豪事件”的陰謀。

　　1933年（27歲）

　　夏。奉命撤離上海進入中央蘇區：擔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六屆五中全會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10月，受命代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中國工農紅軍，和國民黨十九路軍代表談判。後任中共駐十九路軍常駐代表。11月，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代表中共與福建人民政府簽訂抗日停戰四條協定。

　　1934年（28歲）

　　1月24日，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6月，任贛南省委宣傳部長。

　　10月，奉命與何長工一起代表紅軍與國民黨廣東陳濟棠的粵軍談判，達成5項協議，為後來紅軍長征創造有利條件。

　　10月，參加長征，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

　　1935年（29歲）

　　2、3月間，遵義會議後，奉命離開紅軍前往上海，設法恢複白區工作以及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係。

　　8月，與陳雲在上海會合，並先後乘船離滬，經海參崴轉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和長征初期的情況。10月，在莫斯科列席少共國際代表會議。

　　1936年（30歲）

　　1月13日，奉命在莫斯科會見國民黨政府駐蘇武官鄧文儀。

　　2月，根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回國參加國共談判聯絡工作。

　　4月，和胡愈之一起離開莫斯科回國。

　　5月，在香港廣泛接觸救國會在港成員陶行知、鄒韜奮、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舊情報係統人員梅龔彬、胡鄂公、錢鐵如以及友好柯麟、葉挺等。並說服在香港的鄒韜奮、陶行知，由胡愈之起草告全國同胞這樣的文件，後來由鄒韜奮去上海，要沈鈞儒、章乃器簽名，即有名的章乃器、沈鈞儒、陶行知、鄒韜奮四人的《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一文。同時派人去上海打聽地下黨情況。一麵寫信給陳果夫望其派代表來港會晤。

　　7月上旬，在香港會見國民黨陳果夫、陳立夫派去的聯絡代表張衝。不久，與張衝一起經上海到南京，與國民黨代表曾養甫會麵。

　　7月中旬，由寧抵滬，與馮雪峰會麵，共同研究赴陝方案。在滬西一豪華飯店與張學良會麵。

　　7月中、下旬，在滬會見宋慶齡、沈鈞儒等，向他們介紹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得到他們的充分理解與讚同。

　　8月8日，由上海經西安到達陝北保安。10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匯報在莫斯科、香港、南京與國民黨談判聯絡的情況。隨後奉命到西安與張學良會麵。

　　9月24日，攜帶《中共中央致國民黨書》、《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即八項條件），毛澤東致宋慶齡信，毛澤東致章、陶、沈、鄒信，以及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的信，離開保安，經西安、南京前往上海。

　　10月14日，經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為中共談判代表。

　　10月上、中旬，從西安到達上海，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會見宋慶齡、沈鈞儒等。麵交毛澤東致宋慶齡，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的信，向他們轉達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並與他們建立經常性聯係。

　　10月19日、得悉魯迅病逝消息後，隨即向中共中央報告，根據中央指示組織葬禮活動。

　　11月10日，在上海滄州飯店和陳立夫舉行會談。

　　11月12日將與國民黨談判情況電報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21日並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

　　11月23日晚，國民黨下令逮捕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沙千裏，鄒韜奮，史良。潘漢年積極發動營救“七君子”運動。

　　12月中旬，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向到上海詢間西安事變內幕的張衝介紹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

　　赴南京與宋美齡、宋子文會麵，向他們陳述中共和張、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意向。同時建議，請與蔣介石、張學良關係均很好的澳籍顧問端納陪同他們前往西安。

　　1937年（31歲）

　　1、2月間，為解決西安事變善後問題，奔走於上海、南京、西安等地，繼續執行中共談判代表的使命。

　　春。王稼祥、賀誠候船赴蘇聯治病，親自布置安全保衛工作。其間，還親自將方誌敏設法從獄中帶出的文章、詩詞拍攝成膠卷呈交黨中央，原件交馮雪峰保存。

　　3月下旬，陪同周恩來到杭州和蔣介石會談。

　　7月7日，陪同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到中國飯店與劉曉會麵，傾聽周恩來有關上海地下黨的工作與上層統戰工作的指示。

　　7月呂日，安排周恩來與上層民主人士、文化界黨員幹部見麵。

　　8月2日，與夏衍一起看望自日本返滬的郭沫若。並向郭介紹上海救亡運動情況，決定由夏衍當郭的助手。並幫助郭沫若、夏衍和國民黨聯合創辦《救亡日報》，由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

　　8月底，出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以下簡稱“八辦”）主任。

　　9月25日，決定由一批愛國革命青年組成戰地服務隊到國民黨部隊工作，並由夏衍、杜國庫、錢亦石負責。

　　10月28日，以“八辦”名義，致函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席杜月笙，指出：八路軍團軍費限製、缺乏防毒設備，極望後方同胞捐助。後杜月笙捐獻了1000隻從荷蘭進口的防毒麵具。

　　11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向各界知名人士闡述在日軍占領上海形勢下，為保存革命力量，希望他們撤離上海。並妥善安排宋慶齡、何香凝等一批著名人士撤離上海。

　　12月10日，和夏衍同船撤離上海到香港。

　　1938年（32歲）

　　2月，在武漢中共長江局匯報工作。旋即返香港，與廖承誌一起主持八路軍、新四軍駐港辦事處領導工作，繼續開展統戰工作，同時仍領導一部分秘密工作。

　　9月29日至11月6日，以地區負責人身份參加中共六屆六中（擴大）全會。會後，留中央社會部工作。

　　1939年（33歲）

　　4月涸眼疾，去香港治療，並負責了解敵後的情報工作。行前和社會部領導一起研究敵後情報工作問題，並就爭取、分化李士群等取得一致意見。

　　9月下旬，由香港抵達上海，建立上海情報工作班子，先後建立與延安、香港、重慶等地聯絡的電台。

　　10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主持第一線情報工作。根據中社部決定，負責組建華南情報局，並統一領導港、澳、穗等地的情報工作。

　　1940年（34歲）

　　往返於香港和上海兩地，組織指揮上海與華南敵後地區的情報工作。

　　1941年（33歲）

　　2、3月間，通過秘密交通線，將從皖南事變後突圍出來的一批重要幹部轉移到蘇北新四軍根據地。

　　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向中央提供了“蘇德戰爭一觸即發”的戰略情報，以及日軍準備南進的情報。

　　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工作重心移至上海。並在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取得合法身份，繼續開展情報工作。—

　　根據中央和南方局指示，與各方麵配合，在日軍嚴密封鎖中，疏散在港的各方麵人士800多名，其中包括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

　　1942年（36歲）

　　4月，會見李士群。李士群提供了敵偽即將對蘇北根據地進行“掃蕩”的有關軍事計劃。

　　1943年（37歲）

　　春，華中局情報委員會成立，任書記。華中局情報部成立，任華中局情報部部長，繼續領導上海、南京等敵後地區的情報工作。

　　4月，奉命前往敵占區了解敵偽“掃蕩”、“清鄉”計劃。在南京被李士群、胡均鶴挾持與汪精衛會麵。隨後即返回淮南根據地。

　　參加華中局整風運動，並向幹部作整風輔導報告。對揚帆受誣一案，參加審查，實事求是糾正錯案。

　　1945年（39歲）

　　2月14日，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華中局委員。

　　4月，在延安參加黨的“七大”會議。會議期間，受到毛澤東的表揚和接見。會後留在延安，仍在中央社會部工作。‘

　　1946年（40歲）

　　3月，離沈陽到北平。旋即奉命到南京參加中共駐南京代表團工作。

　　7月，陶行知逝世後，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對正在上海的許多進步人士一一進行了解，並給以多方麵的關心與照顧。

　　9月，根據周恩來指示，與夏衍一起離上海到香港，在港主持統一戰線及隱蔽戰線工作。

　　1947年（41歲）

　　1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南京局所屬香港分局，被任命為香港分局成員。

　　1948年（42歲）

　　5月，就即將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一事，和各反美反蔣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社會知名人士交換意見。

　　聯係和組織港商同大連、煙台等解放區沿海城市進行貿易往來，為解放區提供緊缺物資。

　　年底，在港獲悉上海李白電台被國民黨破壞，電告上海情報負責人劉人壽及部分情報幹部撤往香港。

　　有計劃地組織良主黨派領導人和各無黨派知名人士從上海等地轉往香港，然後由香港通過海上通道轉移到解放區，為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做準備。先後共組織20多批，約350人，曆時一年，沒有一次失誤。

　　1949年（43歲）

　　春。參與策動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和上海海關兩係統的起義。參與組織國民黨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在港機構和人員的起義。

　　4月，應中央電召，與夏衍、許滌新同船離香港前往北平，接受接管上海的任務。

　　5月11日，受周恩來接見，談上海接管工作。被告知即將擔任解放後上海市副市長職務。5月12日，受毛澤東接見。當晚又出席周恩來召集的會議，討論上海工作。

　　5月16日，離開北平。

　　5月23日，到達丹陽向中共中央華東局報到，參與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

　　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任上海市副市長。陪同陳毅市長接收上海舊政府。5月31日被任命兼任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秘書長。”

　　在此前後，黨內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社會部部長、統戰部副部長、上海市委副書記、社會部部長、統戰部部長、市政府黨組書記等。

　　9月30日，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1950年（44歲）

　　1月，中共中央決定華東局與上海市委領導機構分開。任市委常委。

　　1月27日，華東軍政委員會成立，當選為委員。

　　1951年—一1953年

　　工作基本上沒有變動，負責市政府的日常工作，並分管政法工作。

　　10月16日——24日，在上海市第二屆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上，當選為副市長，市協商會議第一副主席。

　　11月，任市委財政經濟工作委員會副書記。1951年5月兼任市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

　　1954年（48歲）

　　春。華東局撤銷，上海市委改組，任第三書記。

　　8月16日——21日，出席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9月1日，赴北京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1955年（49歲）

　　4月3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期間，通過陳毅，以書麵報告形式主動向中央談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鶴挾持下會見汪精衛的經過，並說明自己長時間沒有向組織上說清楚的原因。經毛澤東批示，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關押在北京北郊功德林公安部看守所。4月17日，上海各大報刊公布潘漢年被捕消息。

　　1960年（54歲）

　　3月15日，被轉移到昌平縣秦城監獄關押。

　　1963年（57歲）

　　1月9日，被最高人民法院以“內奸”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2月13日，被“假釋交公安部管製”，並與董慧一起到北京南郊團河勞改農場居住。

　　1967年（61歲）

　　3月，根據“中央文革”命令被重新收監審查，從團河農場轉口秦城監獄關押。7月，患病住院，被懷疑為身患癌症，在醫院住了兩個月，仍回監獄。

　　1970年（64歲）

　　7月，根據“專案組”的建議，經中共中央批推，被重新加重處理：“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1975年（69歲）

　　5月，與董慧一起被遣送到湖南茶陵縣洣江茶場安置，作為“特殊犯人”接受管製。

　　1976年（70歲）

　　冬。多種疾病發作，住進茶陵縣茶場醫院治療。

　　1977年（71歲）

　　3月24日，獲準轉到長沙湖南省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治療。

　　4月14日，因多種疾病迸發，醫治無效，於晚上19點45分逝世。17日遺體火化，骨灰埋放在長沙市金盆嶺火葬場墓地。

　　1979年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雲委托長期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劉曉收集潘漢年材料，以查清問題。

　　1980年

　　11月3日，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草稿）時，廖承誌與劉曉率先提出，潘漢年問題是個冤案，要求中央對潘漢年一案重新審查。

　　1981年

　　3月1日，陳雲致信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我提議中央對潘漢年一案正式予以複查。”

　　3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複查潘漢年案件。

　　1982年

　　8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宣布撤銷黨內對潘漢年同誌的原審查結論；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黨籍；追認潘漢年同誌的曆史功績，公開為他恢複名譽。

　　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撤銷原判，宣告潘漢年無罪。

　　中共上海市委決定成立以王堯山為組長的潘漢年案件落實政策清理小組，對受潘漢年案件牽連的同誌作全麵複查平反工作。

　　1983年

　　4月15日，經中共中央批準，潘漢年和夫人董慧的骨灰從湖南長沙移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