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屈含冤楊慧敏——遊泳獻旗淞滬抗戰八百壯士

負屈含冤楊慧敏

1937年8月13日淞滬抗戰，最後的光彩一幕是八百壯士守衛四行倉庫。當時，上海市區大部分已被日本侵略軍占領，四行倉庫周圍插滿了日本侵略軍的“膏藥旗”。然而，到了１１月２９日淩晨６時，早起的上海市民發現一麵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軍號聲中高高升起在四行倉庫樓頂。整個租界的群眾歡呼雀躍，蘇州河畔擠滿了觀旗的人群，人們向四行倉庫忘情的狂呼、招手，向英勇抗擊侵略的英雄們揮淚致敬。沸騰的氣氛讓租界內的英國士兵也不得不放下平時征服者的傲慢麵孔，列隊舉槍向中國的國旗致敬。

“抗敵必勝，建國必成”，群眾激昂的口號聲讓四行倉庫內已經奮戰了三天三夜的勇士們感到激動振奮，也讓不遠處準備再次發動攻擊的侵略者失魂落魄，更讓在上海觀察戰況的外國觀察家對中國的抗敵意誌有了全新的體認。

這麵國旗是由一名十五歲的女童子軍楊慧敏冒著生命危險，送進四行倉庫的。

楊慧敏是上海潤州中學初二學生，淞滬大戰爆發後，她參加了“江蘇省童子軍戰地服務團”，來到抗戰第一線。當她看到大上海遍插日本侵略軍的“膏藥旗”時，滿腔憤怒，便冒著槍林彈雨，遊泳遊過蘇州河，把國旗送進了四行倉庫。

獻旗一事通過報紙、廣播迅速傳遍全國，楊慧敏頓時成為舉國上下稱頌的巾幗英雄。自獻旗後，租界工部局怕日軍報複，不久就將她送往寧波，之後，楊慧敏又輾轉到了武漢，受到國民政府高級領導人的接見，後又參加了全國童子軍代表團到法國舉辦的世界童子軍大會。並輾轉歐美各國，宣傳介紹中國人民抗日救亡的情況，贏得不少歐美人民對中國抗日戰爭的道義支持和捐資援助。

1939年，楊慧敏被保送到樂山中央技藝專科學校學習，後來，在童子軍團的安排下，她被派往香港，從事地下工作。

1942年，日本侵略軍占領香港，楊慧敏等奉命護送難胞撤回內地。此時，她遇上了當時的“電影皇後”胡蝶。當時，日軍發現胡蝶、梅蘭芳留居香港，即策劃挾持二人去東京演出。拍攝“中日親善”的影片。結果，梅蘭芳“蓄須明誌”。胡蝶則在特工人員的幫助下，回到內地。

在幫助胡蝶離開香港的人員中，即有楊慧敏。然而，也正是這次與胡蝶的接觸，使楊慧敏蒙受了不白之冤。

胡蝶潛離香港時，將其衣物、首飾、紀念品等裝在三十餘口箱子中，托楊慧敏代運回內地。胡蝶回到桂林時，楊慧敏函告說，在廣東東江遭到土匪搶劫，其物品全部遭劫。胡蝶聞訊傷心欲絕。一病數日。

胡蝶返回重慶後，借住在原上海警備司令楊虎處，當其向楊虎等人哭訴此事時，楊虎等人答應找戴笠幫忙。戴笠對胡蝶早有非分之想，但一直找不到合適機會接近。一聽此事，當即答應幫助破案，他派人前往湖南株洲，將楊慧敏逮捕押送重慶，監禁在石灰市稽查處看守所，不久，轉解息烽。1945年，又送往渣滓洞。

在審訊中，楊慧敏絕口否認偷竊一事。由於對楊惠敏的審訊絲毫沒有進展，胡蝶的行李也根本查不出遭何人搶劫，這樣，楊惠敏在獄中一關數年。

楊慧敏案還有另一種說法：這個冤案的製造者就是戴笠。戴笠對胡蝶情有獨鍾，早想染指，但胡蝶遲遲不肯就範。當得知胡蝶把物品托楊慧敏代運回內地時，即派爪牙化裝土匪搶劫，從而逼迫胡蝶藏嬌金屋。所以軍統內部也為楊慧敏憤憤不平。甚至在廁所牆壁上出現了“羔羊下獄，蝶藏金屋”、“何罪之有！請問青天？”等字樣。

楊惠敏回憶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感慨萬分地說：“我是天天以淚洗麵。流不盡的眼淚！我痛哭，我呼天，我禱告神明，因為，胡蝶把我毀了，她毀了我一生燦爛的前程（我正擬赴美留學）！她殺死了一顆赤忱火熱的愛國心，她侮辱了我冒險獻旗給八百壯士的壯舉，她以小人之心傷害了正人君子的自尊……我恨死這無知的演戲的女人！”

據原國民黨軍統司法處人員透露，楊慧敏案早在1943年即已查清。並作了楊慧敏無偷竊嫌疑的結論，請戴笠給予無罪釋放，但戴笠故意壓住不批。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岱山飛機失事身亡。戴笠之死為楊惠敏一案帶來了轉機。司法處再次提出處理意見，軍統頭子毛人鳳簽字同意。不久，楊慧敏被押回鎮江老家釋放。

大陸解放時，楊惠敏跑到台灣，在學校當體育老師，後與台灣大學教授朱重明結婚。原本前程似錦的愛國女英雄，自蒙冤入獄之後，從此默默無聞。對胡蝶的怨恨也就伴隨了她的後半生，

1992年3月9日，楊惠敏在台北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