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漸消逝的語言學化石：知青運動詞匯拾零 (圖)

逐漸消逝的語言學化石：

知青運動詞匯拾零

汪啟明

詞匯背景理論和詞源學告訴我們，一個詞就是一段曆史，一朵社會演變進程中的浪花。

無疑，距現在三十多年前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共和國永遠不會消逝的一段曆史。當年的主角多已經步入“知天命”之年。但如果要他們回憶那一段段刻骨銘心曆史，這一代人總會有許多想講的事，絕不是“青春無悔”就能概括的。

但從哪裏說起呢？應該說，最能喚起記憶的無疑是知識青年當年耳熟能詳的那一個個詞語吧！那段曆史對下一代真是太模糊了，教科書上是不會有的。而且隨時光的遠去，曆史也會被淡忘。

但是如果把當時的親見親曆的事件、人物及形成的詞語保存下來，應該也是一份可貴的財產。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載甘肅省會寧縣城部分城鎮居民,紛紛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線,到農村安家落戶，並以編者按的形式發出了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

這個指示的精要之處在於這些青年到農村是去接受教育的。至於客觀效果，有人認為傳播了知識與文化，有人認為延緩了就業的矛盾，有人認為是一筆不可或缺的財富，那都是個體的感受。

就其當時動員下去的初衷而言，動員者主觀上還是讓這些人去接受教育的。

這個精神與延安時期的深入工農兵、描寫工農兵，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與60年代諸如董加耕、邢燕子、侯雋等人的下鄉完全是兩碼事。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內的計劃經濟一再遭受嚴重的挫折，經濟增長率力不從心，特別是“大躍進”之後緊接著的三年自然災荒，加之城市人口的惡性膨脹，使城市的承載力和就業麵臨巨大的挑戰。

在這種背景下，早在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就發布了《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把上山下鄉明確定為城鎮青年學生就業的一項長遠方針，並製定了一套相應的政策措施，如成立各級知識青年安置辦公室等。

這應該就是1968年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先聲。

文革開始後，上至都市下至農村，全國人民都參加大辯論，會背誦語錄，包括“老三篇”，能唱革命現代京劇和革命歌曲，會熟練地用政治語言進行日常交流。

事實上，每個時代都有著自己獨特的語言詞匯體係，它們是對當時社會進程和文化取向的直接的世俗詮釋。

政治話語充滿田間、車間、人民解放軍軍營以及學校。

那個年代生產出來的大部分詞語當今確實已經從人們的口語中消失了， 除了特定環境中留存的話語是“活化石”以外。這個特定的環境便是當年的知識青年群體。

知識青年語言中的詞匯，包括兩個部分，

一個是當年社會各階層都非常熟悉的詞匯，也在知識青年中流行並且與知青生活關係非常密切。

另外一部部分是知識青年特有的詞匯，後一部分與前一部分相比，具有更大的地區性特點。全國流行的知識青年詞匯，往往與當時的主流話語具有一致性。

而各地方的知識青年專有詞匯，則有點像漢語普通話的方言。

這裏，我們先談第一個部分的詞匯。

這些詞匯對於今天的青年已經十分陌生。對於下一代即所謂“80後”，則聞所未聞。
而這些都是當年的知青十分熟悉並參與其事的，對於那些全民流行，而知青參與不多的，如“六廠二校”“軍宣隊”和文革的一些批示、指示，如“九·五命令”“七·二八指示”，重大事件如武漢“七·二O”事件、上海“一月風暴”、“二月鎮反（全國叫二月逆流）”等，那應該是文革詞語的範疇，則不考慮介紹。

下麵臚列一些，以見一斑。

寶書。又叫紅寶書。

指《毛主席語錄》指一種出版物，由解放軍總政治部1964年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言論匯編本。最初在軍內印發、使用， 後來通行全國，幾乎人手一冊。在口語中，經常隻簡稱為“語錄”；因為使用頻率高，以及毛澤東的權威，簡稱“語錄”不會發生歧義，引起交往中的誤解。不少的歌曲，如現代京劇《龍江頌》江水英有“手捧寶書滿心暖，一輪紅日照心間”的詞。當年的知青照相時，往往將其紅色封麵向前，呈於胸前，以示忠誠。

紅海洋。

1966年夏季開始席卷全國的，用紅油漆將街道、單位的大幅牆體塗成紅色，寓意“革命化”的風潮。這一造勢風潮，給人以極大的視覺衝擊力，還一度造成紅油漆供銷的空前緊俏，當時的知識青年均經曆了這個時期，有的還參與其事。

病退 。

70年代初期，國家政策允許嚴重病殘（患有高度近視眼、高血壓、肝炎、胃穿孔等）、久治不愈、喪失勞動力的中學畢業生，經醫院病檢開具證明，申請免下或緩下農村。已經下鄉但因病喪失勞動力的知青允許返城。為防止影響下鄉知青的整體穩定，該政策被規定“不下文字，口頭通知，內部掌握”（1970年4月11日河北省承德地區安置辦《電話通知稿》）。1973年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擬定的《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幹問題的試行規定（草案）》：“因嚴重病殘喪失勞動能力的下鄉青年，經與所在縣批準，與原動員城市協商，應允許轉回城市。” 這一政策原則上限製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範圍，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它的負麵影響。這個政策後來延續到上個世紀末。

李慶霖。

1973年4月為知識青年“告禦狀”的人，是福建省莆田縣的小學教員。他以一個家長的身份，在長達2000多字的信中陳述了下鄉知青們生活上的困境，揭露了地方上一些幹部利用職權為下鄉時間不長的子女開後門招工、參軍、上大學的不正之風，他從一個知青家長的角度，沉重地訴說了一個父親的困惑與悲苦，向毛主席傾訴自己心中的不平、不甘和不安。他在信的結尾處哭訴道:“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靈，叫地地不靈的困難窘境中,隻好大膽、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禦狀了,真是不該之至！”。毛澤東主席讀畢這封信後，當即給他複信：“李慶霖同誌，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中央並於1973年4月25日發布了（73）21號文件，這反映出中央已下決心統籌解決知青問題。這封信也改變了他的個人命運。後來他本人從小學的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直至福建省高考招辦副組長和國務院知青辦成員，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不久，李慶霖被逮捕，判處無期徒刑。後減為有期徒刑10年，並於1994年3月底提前出獄。2004年2月19日去世。

敵台。

敵台，本指與中國敵對的國家和地區的廣播，但在當時成為境外所有電台的稱謂。 收聽敵台，一直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在20世紀60~70年代，收音機是人們知道世界動態的惟一窗口。有人買了收音機，在調整旋鈕時，會偶然聽到外語廣播和歌曲，如果為他人所知，就可能被公安人員抓走並判刑。南京一位知識青年任毅曾創作了南京的《知青之歌》，被某境外電台改名為《中國知識青年之歌》播送後，這位知青被判9年。

赤腳醫生。

鄉村裏沒有納入國家編製的非正式醫生。村民叫那些光著腳丫下田種地的醫生叫做赤腳醫生是形象的稱謂。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發出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隨後，全國各地農村湧出了大批赤腳醫生，它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醫學世家者，二是來自高中畢業生且略懂醫術病理者，其中還有一些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挑選出來後，他們會被集中送到縣一級的衛生學校進行短期培訓，結業後回到鄉村，即成為赤腳醫生。當時“合作醫療”必需人人加入，每人隊裏負責交2-5元（年），享受大隊一級免費醫療，（不含大病，住院），可看病、打針、取藥，每次個人付5分-1角手續費。百分之七八十的病都是在“合作醫療”中看的，但手術，住院就要到縣、鎮去，自費的部分多。常用西藥一般不超過百種，常用中草藥則由大隊劃地栽種，或由赤腳醫生上山采得。農民看病藥價極低廉，沒有任何一粒假藥。那時有個電影叫《春苗》是述一位鄉村女中醫，赤腳為鄉民治病故事。

兵團。

建國後軍隊就地屯墾的半軍事化組織。在下鄉運動中一般指京、津、滬等幾個大型城市知青，到邊疆、農場、牧區（以東北，內蒙為、雲南多），組成較大勞動單位，實行“半軍事”化管理，以師、團、營、連為編製，不受地方行政管轄，但由解放軍派部分人員為領導。知青由兵團統一安排吃、住、勞動，並有一定的夥食補助。兵團的知青下鄉齡曆時一般較長，有的達10年左右。1978年12月10日，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在北京閉幕，會議文件《知青工作四十條》規定，今後各國營、軍墾農場的知青不再列入國家政策的照顧範圍，而作為一般的農場職工對待。引起雲南知青的不滿，並爆發集體到京上訪。國務院知青辦1979年1月18日報送的《關於處理一些地方知青請願鬧事問題的請示報告》中提出六條意見：1、把農場辦成農工聯合企業，適當提高工資，把知青穩定在農場；2、參照以往辦理病退困退的規定商調回城，由知青部門負責辦理；3、城鎮職工退職退休後，可以由其子女頂替；4、從農場參軍的知青，退伍後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5、城市招工時，允許農場商調本市下鄉知青；6、上海郊區到農場的青年，可以允許回原籍。這樣，兵團知青的大規模返城便拉開了序幕。

知青辦。

名級革委會設立，代表政府行知青檔案、人事管理等事項的部門，知青辦管轄本級省、市（縣）、各公社、鎮及工廠、企事業單位的知青工作。知青辦的職能和任務是：對年滿17周歲的城鎮中學畢業生和社會青年進行定位；對按政策規定定位下鄉的對象，動員他們去農村插隊落戶；對下鄉知識青年做好安置和教育工作；對下鄉知青中的病殘人員和家庭有特殊困難的，按政策規定做好返回城鎮的工作；配合勞動、教育、人武等部門做好下鄉知青的招工、招生、征兵和安置就業工作。當時知青想調回城得有知青辦的圖章，省委、市委組織部的圖章都不行。這個機構成立很早，如1964年四川綿陽縣就成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與勞動局合署辦公。1969年春建立了專門的工作機構：“綿陽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辦公室”（見《綿陽縣誌》）。

招工與工農兵學員。

1971年2月，全國計劃會議首次確定“下鄉兩年以上的知青可以作為招工對象”，那以後，下鄉變成了鍍金，再沒有人提紮根的事，動員下鄉也比較容易了 。招工、參軍入伍、上大學才是人生最終的分水嶺，這是所謂“穿皮鞋與穿草鞋的分界線”，隻是不知道自己走的是哪條路。1977年恢複高考以前，各高校因為張鐵生事件，改考試為按政治表現推薦，這就是工農兵大學生。當時指標下到各個大隊、生產隊。有兩年知青生活經曆的，經社員推薦便有有上大學的機會。

表現。

意指一個人在政治運動、職務行為、人際關係中的行為和行為後麵隱含的傾向。這一情況是什麽樣子，應給予怎樣的評價，要由群眾評議、領導認可。 所謂表現“進步”、“積極”，就是靠攏組織，放棄個人利益、思考、個性，以組織的是非為是非，以領導的意誌為意誌——政治、思想、行動全麵保持一致。它強調的重點是，要讓人看見，不管個人或組織，要讓你的同事、四鄰上下、上級領導看到、看出你是怎樣的（而人內心怎麽想的既無法探知、測量，也無人感興趣，所以不重要）。這個詞語的具有模糊性的特點，這便為當時的公社、大隊、生產隊等基層領導決定知青命運提供了權力。知青入黨入團，上大學，招工，參軍以及進入條件和待遇好的地方如宣傳隊，都要看表現。

大寨式。

包括①記分方法；②分配方法；③大寨田等三個含義。1964年，人《人民日報》發表《走大寨之路》的文章，全國開始學習大寨。文革時，“學大寨、趕昔陽”被納入政治軌道，陳永貴、郭鳳蓮等人全國皆知，全國都提出多少年建設大寨縣。知識青年鄉後就遇上建設大寨田，采用大寨式的記分、分配方法。

①記分方法。當時有言“工分工分，知青命根”。其主要的程序是“自報民評”，即記工員隻記出勤天數和幹活的種類，到月底或者一個階段進行總結評比，包括政治表現、幹活質量、出勤天數，由社員自己進行總結，再由大家評定。工分製的執行，有評工、記分、結算等階段。是將每個勞動力分等，每等定出一個標準分，譬如說一等勞力10分，二等8分，三等6分，四等4分，等等。男勞力每天可拿10分工，而女性每天隻有7分或8分工。不同年齡段的社員拿到的工分也不同。剛到農村的男知青給７分工，女知青給６分工，2年後可評到9分、8分甚至更多；含有某種政策性照顧因素。“自報工分，大家合評”，有時或五天、十天一評，或一月、二月一評。年終時，按每個勞動日所值的多少，形成收入，再扣除所分的糧、油等支出，決定是超支戶還是現金戶。當時知青是超支戶還是現金戶，與生產隊第每個勞動日的分值有很大的關係，也與知青出勤的天數有關。

②分配方法。1962年2月，全國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管理方式。分配采用投工、投肥和基本口糧進行分配的方法。即所謂的“二八開”或者“三七開”。“八”和“七”分別指基本糧，二或三指工分糧和肥料糧。大寨式則取消這一分配方法，而是采用“自報民評”，每年分大春和小春兩次分配，並且粗細糧搭配。下鄉地點近一點的知青往往將分得的粗糧拿回家與家中調換細糧。

③大寨田。大寨位於太行深處的小山村，自然條件極差，全村800畝耕地，都掛在虎頭山一側的七溝八梁一麵坡上，零零散散地分布成4700多塊，每塊麵積小得可憐。“三天無雨苗發黃，下點急雨地衝光”。土地貧瘠，產糧很少。後來采取將坡地改造成梯田的做法，先將表皮熟土鏟開堆放一邊，然後以石頭砌坎，再以熟土鋪於表麵，進行平整，看起來像一步步階梯，是為大寨田。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它成為高產穩產的代名詞，在以後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各地都在修大寨田，知識青年下鄉後正遇上學大寨，三年建成大寨縣的高峰，都參加了把山坡地修成了水平梯田的運動。有一首歌叫《銀鋤開出大寨田》頌其事：“金色太陽照山川，貧下中農意誌堅，毛主席指路咱們走，銀鋤開出大寨田。”

鐵姑娘。

起源於大寨。1963年大寨發生洪災，郭鳳蓮參加了大寨的抗災自救,同當時的“鐵姑娘”們一道投入到了“先治坡後治窩”的勞動。1964年,年僅十六歲的郭鳳蓮,擔任鐵姑娘隊隊長,帶著那些花季少女同男社員一樣戰天鬥地鬥,改造家鄉落後麵貌。“鐵姑娘”成了那個特定曆史時期中的一個家喻戶曉的稱謂。知青下鄉後，不少的女知青都參加過這種生產突擊隊性質的組織，跟男勞動力幹一樣的活，掙一樣的工分。這個稱號後來泛化到工廠、工地等。

政治隊長。

文革期間，每個生產隊除生產隊長外，還有政治隊長一職，因為知識青年有文化，不少人知青擔任過這個職務，其主要任務是組織政治學習，組織社員天天讀，匯報思想，念文件、組織聽廣播等，還帶領大家“鬥私批修”,割資本主義尾巴。生產隊的政治政治隊長有一定的工分補貼。

糧票。

1955年－1993年間中國大陸購買糧食和糧食製品的憑證。按照國家憑城鎮戶口、按人定量供應糧食的辦法，糧食關係與戶口緊密掛鉤。1953年中央政府頒布《關於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1955年8月25日國務院下達《關於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從此全國統一實行糧票購糧製。城鎮人口每人每月定量25斤，中學生為32斤（四川標準），有的工種不同，則可以高到45斤。有段時間不能全買米麵，要搭售紅苕幹等粗糧。憑證明可調換全國糧票或省糧票。知青下鄉後，由於不少知青所去之處糧食短缺，就向自己尚在城裏的父母索要糧票。糧票除可以購糧外，還可以換取現金、商店的實物。有的知青還利用它來向大隊革委會領導或生產隊長送禮，也有用糧票幫助農村的缺口糧的貧下中農者。

憶苦飯。

文革期間在全國開展了憶苦思甜活動，與建國前後的憶苦思甜不同，這個時候要吃“憶苦飯”，即模仿舊社會窮人飯食烹製的食物。這是為了讓學生、青年（工人、戰士、機關職員等）不忘本，記住父輩在1949年以前遭受的苦難，對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感到滿足、懷有感恩思想而進行的活動。是學校、部隊、單位有意識組織的一種教育性的社會活動。這種飯食的材料的選擇因地製宜，有的是用玉米麵、山芋幹、山芋粉蒸成窩頭，有的是用麩子和玉米麵混合後蒸窩頭，有的是用爛菜葉、芋頭花、南瓜花、蘿卜纓或野菜煮米糠、豆腐渣，有的是麩子和白菜幫加些鹽做的糊糊。有的組織者為了達到逼真的效果，有意不放鹽，或用農村喂豬都不吃的樹葉、草根、碎稻殼煮。有的是請苦大仇深的人現身說法，說舊社會怎麽窮，怎麽受地主老財的剝削壓迫，怎麽牛馬不如，怎麽饑餓難擋。聽得人們難過流淚。還要唱憶苦歌，“天上布滿星，月亮亮晶晶。生產隊裏開大會，訴苦把冤伸”。

向毛主席保證。

知青口語常用的誓語。主要流行於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向前向後延伸是個別情況）。用在非正式場合，賭咒起誓時使用的，想要取信於人，向他人證明自己言行的真誠和真實性的說辭。同時還要舉起右拳到右耳平齊。多在同齡青年之間或孩子與家長之間。下鄉知識青年偏愛使用這種雖不規範卻頗具表現力的口頭禪。屬於一種亞文化形式。

知青歌。

為在知青運動中自發產生的具有重要影響的在知青中傳唱的歌曲。知青歌曲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特征、精神、呼喚和追索。其來源

①由知青（老三屆）自創詞、曲的少數，如《南京之歌》《重慶之歌》等在內蒙、東北兵團、知青廣泛流傳的；

②由古曲、曆史歌曲、西北民歌等改編的，或原譜詞的。

③1940、1950年代二戰中流行的蘇聯歌曲，中外民歌，電影（中外）插曲改編的。

④直接由知青下鄉所在地原民眾中流傳的舊民歌、俚曲等改編的。知青歌曲的內容，有的反映知青戰天鬥地精神，有的反映懷念家鄉情感，是知青作為一代探索型知識分子的精神凝聚點。知青歌曲曾被當年極“左”思想查禁。

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下鄉運動時期，各地都建立的“毛澤東文藝思想宣傳隊”，這與文革中的其他宣傳隊（如工宣隊、軍宣隊）不同，宣傳隊裏大部分是知青。參加宣傳隊有幾個好處。首先是不幹體力勞動；其次就是可以掙比體力勞動還要高的工分；再次就是走村串戶可以吃得好一點。知青裏是人才濟濟，吹拉彈唱樣樣都有人會。所有的節目都是宣傳隊自編自演的。那時形式也比較多樣，特別是快板、三句半、表演唱等，因為這些形式最接近生活，有通俗易懂的特點。本來知青都是來自於第一線，所以編的快板也是貧下中農們喜聞樂見的。宣傳演出是公社的一件大事，十裏八鄉的鄉親們都會來，因為參加宣傳隊的知青都是來自不同的生產隊，所以各自隊裏的貧下中農們都以本隊有參加宣傳隊的知青為自豪。


汪啟明
西南交通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 教授、編審

博士,原為巴蜀書社編審，社長。現為中國訓詁學會理事，四川省語言學會常務理事，四川省圖書評獎審讀專家組成員。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項，全國高校古委會項目一項，四川省教育廳重點項目二項，國家出版資助項目四項，出版專著4部，主編3部，參編11部，另有60多篇文章公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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