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八九民運的反思 ＺＴ

關於八九民運的反思

作者：未詳

　　　　　　　　　　　—與劉曉波先生的“對話”

　　劉曉波先生在八九民運中是重要角色之一，他出獄以後所作的《末日幸存者的獨白》一書，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說，“我寫這本書可以幫助人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八九抗議運動，了解了那些運動中的風雲人物，呈現這場運動的參與者的內在動機和當時的心態”。

　　這本“獨白”成了記述八九民運的第一手現場實錄，此書的難能可貴之處還在於作者對自己的心理弱點和盤托出，毫不隱諱。

　　拜讀了他的“獨白”以及今年六月七日發表於《中央日報》上“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一文，發覺他在理性的反思上麵，諸多論點本人不敢苟同，乃采用對話的方式提出來與劉先生商榷，這裏把劉先生的原話引錄在前，後麵就是我的批評和質疑。

　　　　　　　　　　“除了謊言，一無 所有”的詮釋

　“獨白”的扉頁上“除了謊言，一無所有”的標語，似乎隻有這兩句警句可以涵蓋“獨白”全書內容。

　　劉作了如下的詮釋：“謊言之於維係中國的專製，比刺刀更有效。有甚麽樣的人民就有甚麽樣的政府，如此這般的人民隻配如此這般的政府，說謊的人民隻配說謊的政府，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說謊這點上，真可謂合作得天衣無縫，確確是中國特色的‘天仙配’，我也是這配合者之一。”（引自“獨白”的“引言”）

　　“中國的槍聲驚呆了世界，但事後，‘六·四’被謊言打扮得一塌糊塗，被謊言強奸得人老珠黃，這其中，有官方的謊言、民運精英的謊言、階下囚的謊言，也有流亡海外英雄的謊言。”（引自“獨白”的封麵說明）

　　劉說：“革命了，民主了，我們就可以睜著眼睛說謊，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謠，就可以麵對當事人還要狡辯說謊有理，就可以不負責任地宣布：鄧小平死了、李鵬跑了、楊尚昆被打傷了、趙紫陽複出了、萬裏在加拿大組成新政府了……作為民主運動象征的天安門廣場變成了謊言和謠言的集散地，越撒越大的謊和越編越沒邊的謠言成為運動直線升級的重要動力之一。‘六·四’之後，流亡海外的‘民主鬥士’們為了誇大共產黨的殘酷和罪惡，為了塑造自己從血泊中爬出來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實，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麵，誤導國際輿論。”（引自一九九三年六月七日《中央日報》）

　　王：你的論點所以偏頗，實由於你沒有區別各種謊言不同的性質，沒有指明倡導謊言的始作俑者，上引你的頭一節頭一句話，“謊言之於維係中國的專製，比刺刀更有效”，這一句可以成立，但往下接連四個排句，如說謊的人民隻配說謊的政府之類，這就把在專製政府下，人民不得不用說謊求得生存安全混為一談，而且把因果關係也顛倒了。

　　你舉廣場上的若幹謊言為例：傳言鄧小平死了、李鵬跑了、楊尚昆被打傷……這些流言廣泛傳播，這是由於在中共治下，人民根本沒有知情權，中共權力鬥爭又是在絕密的幕後進行的，這樣就滋長了小道新聞和政治命相的流行，加之五月學潮興起後，鄧、楊、李等當權派躲在幕後，久不露麵，必然引發對當權派的種種猜測，而群眾內心的主觀願望，寧信其真，一來表明了公眾對頑固派的憤怒，二來有利於鼓勵士氣，這是特定環境中群眾心理自然的流露。即以今年五月份李鵬生病而言，中共官方說謊在前，他一個月不露麵，起初說他患了感冒的假話不攻自破，於是外界傳說紛紜，反而暴露了說謊者的弄巧成拙。我們怎麽能把“傳說紛紜”的公眾與說假話的當局等量齊觀，譏刺他們在說謊上跟當權派“合作得天衣無縫”呢?

　　由於你所設的命題，混淆了不同質的差別，又犯了倒因為果的不分先後不分敵我的毛病，從這裏演繹出來的論點沒有一條站得住。

　　例如：怎麽可以把官方的謊言、階下囚的謊言、海外流亡英雄的謊言以及自己的謊言一股腦兒放進一個情緒化的簍筐裏，一同嘲笑，一同鞭撻呢?

　　所謂階下囚的謊言，那是為了保護自己，又不株連戰友的英雄行徑，而專製政府卻是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誘你上鉤屈服，因而政治犯善於說謊，乃是堅貞不屈的表現。

　　至於你說的“民主鬥士們”誇大共產黨的殘酷和罪惡，為了塑造自己從血泊中爬出來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實。我且不談這種主觀判斷是對民主鬥士們的傷害。

　　我隻說一條：揭穿袁木謊言的最有力的證據，便是國外電視台廣泛放映的“六·四”血案的現場錄影，觀眾看了錄影，就不會說攝影記者“誇大了共產黨的殘酷和罪惡”，隻有毫無心肝的人才會這麽說。

　　即使最後撤出廣場的侯德健和劉曉波一齊作證，解放軍在天安門清場中沒開一槍，沒打死一人，也不能改變中共血腥屠殺人民的曆史真實。

　　侯德健說他從天安門撤出時，躺在一輛汽車上，他能看到的視野是極有限的，我相信劉和侯所說的都是真話，由於“六·四”大屠殺的地區是廣闊的、時間持續十二個小時（另一說法是五小時），並不妨礙別人說出他們目睹的真相。

　　如果別人講出他自己看到的情景，與劉先生所說的口徑不一致，怎能責備人家是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形象，才故意說謊誇大呢?

　　隻要中共和軍方對其屠殺人民的傷亡數字堅不吐實，誰都沒有可靠數據評判某人是“誇大”或是“任意歪曲事實”。

天安門廣場總指揮柴玲在今年六月九日《世界日報》上回答記者的問題：“聽說日本電視台最近播出‘六·四’四周年特別節目時，其中有你說天安門廣場有坦克從帳篷中輾過，壓死熟睡中的學生的證詞，並播出侯德健說廣場沒有打死人的鏡頭，你現在如何看這個問題?”

　　柴玲小姐回答：“至於天安門廣場是否死人，我們知道消息是確實的，比如廣場那麽大，很難說每個人看到的都是全麵，現在沒有必要作這種評論，也不能因為你沒看到，就認為別人看到的是撒謊。”我認為柴玲所說的是可信的。

　　　　　　　　　　　　　 朽木不可雕也

　　劉曉波的“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一文在《中央日報》刊出時（以下簡稱“擊倒”），編者的按語中有句話概括為：“劉曉波對這個運動（八九民運）所持否定態度，或許會引起一些爭議。”

　　劉在“獨白”的前言中介紹“有的朋友說我對八九抗議運動的評價不公正，‘八九抗議運動’不是上帝的作品，不可能盡善盡美，不應該用一種聖潔化的尺度來苛求它。運動的意義決不像我（指作者）所認為的那樣消極，灰色調不是運動的基調。”

　　編者按語的評價與劉的朋友所指出的缺憾是一致的。本文不想批評劉對八九民運的總估價，隻是想指出他何以用灰色調來反思八九民運。

　　劉：八九抗議運動的失敗，不僅僅在於流血、死人，而且還在於運動的不斷升級所釀成的激烈對抗在一段時間內延緩了改革開放的進程，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麵倒退。

　　執政黨的政治恐懼和民眾的“世紀末”心理恐懼使中國平穩地走向現代化的民主社會的前景變得非常暗淡，似乎鄧小平死後的天下大亂已成為必然的結局。除非執政黨和全國民眾從現在開始就結束對抗，實現社會合作，否則的話，隨著鄧小平死期的逼近，官民之間的恐懼和仇恨隻能愈演愈烈，甚至有提前爆發社會動亂的可能。（引自“擊倒”文）

　　王：你似乎仍然保持著當年黑馬反潮流的精神，你不去觸及已成曆史定論，確認擊倒了八九民運的是中共領導的罪魁元凶，卻獨樹一幟，宣稱參與八九民運的“我們是被我們的‘正義’擊倒”，打括弧的“正義”是什麽呢?

　　你說“我們在運動中所狂熱追求的恰恰是字麵上的盲目正義，而放棄的恰恰是現實上的理想主義”，盡管北京的大專院校學生和市民本身有許多弱點，並帶有黨文化的傳統烙印等等，他們終於匯集到天安門廣場，一致抗議中共的專製腐朽的統治，它的革命性和正義性是舉世讚譽的，無可爭議的。（劉先生對“革命”一詞深惡痛絕，我以為：不能因中共濫用“革命”、“人民”等美麗詞藻就廢棄不用。故這兒仍用了“革命性”）

　　你在“六·四”大屠殺的第二天，即通過英國BBC電台發表了你和侯德徤等四人的呼籲書，你寫道：“現在，大屠殺已經血染整個北京城，學生和市民仍然堅守著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則，它顯示了中國人民的民主意識的大覺醒，這種覺醒絕不是靠血腥的暴力所能鎮壓的。

　　“在中國現代史上，如此大規模地血染北京城，還是第一次，北洋軍閥沒有幹過，國民黨政府沒有幹過，就連日本法西斯也沒有幹過，今天卻由共產黨幹了，這樣的政府，天理難容!”（引自“獨白”二四七頁）

　　當年，你所寫的呼籲書氣貫長虹，何等理直氣壯!這是可愛可敬的真實的劉曉波，時隔四年整，卻讓我們看到了另一個灰色的、被自己的“正義”擊倒的劉曉波，恕我直言，你是從當年的呼籲書水平大大後退了。

　　方才你說“八九民運的失敗，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言下有不勝惋惜之意。而我則認為，這正是屠城的元凶自食其果，罪有應得。豈止是“削弱”，由於下令屠城的是鄧小平，以“六·四”慘案為起點，連同他的政權和解放軍、共產黨在人民心目中完全葬送了十年積累的民意支持和最後一點信心。鄧的威望從“六·四”後一落千丈，人民中詛咒鄧、摜小瓶子等已成為發泄不滿的流行方式，對王震、胡喬木等老人的死，公眾的心態可概括為：

　　不死則人祈其速死，既死則人慶其已死。這個群眾心理也適用於鄧小平、陳雲以及李鵬身上 。

　　你既然對八九民運持灰色的否定的態度，你就低估了當年曾熱烈讚頌的“中國人民民主意識的大覺醒”，也就低估了“六·四”所造成的巨大震蕩，這種巨大震蕩除直接報應到首惡者自身以外，還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中共目前的領導層，是半個世紀以來最虛弱最缺乏權威性的一代，“六·四”以後重組的領導班子，更得了心有餘悸和神經衰弱綜合症，隻要有一點風吹草動，在上者便表現出手足無措、心驚肉跳、大動幹戈，這才叫做“世紀末的恐懼”，而你卻把這句形容詞套在老百姓的頭上，有張冠李戴之嫌；

　　第二，如果說八九年前知識分子和一部分共產黨幹部還寄希望於中共的自我改良（又稱自我完善），那麽，在“六·四”大屠殺隨著天安門一聲炮響，這一幻想也一同灰飛煙滅了，隻有幾名新權威主義加上新保守主義者還在做著天真的自欺欺人的夢。

　　中國人民民主意識的大覺醒，包含的要求其實隻有一條，即認為中共已走完了它曆史的路，根本性的大變革不可避免。

　　達到這一覺醒高度的認識並不是憑主觀願望和個人恩怨而來，它是考察大陸政治經濟麵臨不可救藥的危機得出的推論。

　　例如：中共統治大陸幾十年，隻能給人民帶來苦難和災禍，遠的不說，最近通貨膨脹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再如，近兩年來一批一批的偷渡客，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遠涉重洋，投奔美、日、澳洲、台灣等樂土，而這些從廣東福建來的同胞，是從經濟開發地區的農民和城市居民，這就顯示出中國同胞對中共政權的離心力和厭惡，它反映了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不外是外商和官僚太子黨等，人民並未安居樂業。

　　不僅此也，在大陸拋荒土地到處流動的遊民已達一億人，另一方麵，中共各級官吏依然醉生夢死，上下交爭利，以至貪汙成風，五毒俱全，人人都從內裏挖空中共這棵老樹，以至這棵大樹至今雖兀立如故，但已成不可救藥的朽木。

　　孔子曰：“朽木不可雕也。”至今還在指望它開花結果，使“執政黨走向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你豈不成了給王震、鄧小平發功的特技氣功師了?

　　　　　　　　　黑白豈容顛倒

　　劉：在“六·四”使中國的全麵倒退持續了近三年的現實麵前，在充滿著世紀末恐懼的今日中國，我們這些扮演了兩個月的民主精英和革命聖人的大學生以及知識分子們，是否會從心底裏產生深重的罪惡感和自我反省的良知?（引自《中央日報》“擊倒”）我幹麽要麵對社會輿論?……

　　嗬，我在劊子手的屠刀下，你們在絕對安全的地方，手裏拿著望遠鏡，欣賞著我的發抖和乞求，還他媽的橫加指責，這公平嗎?

　　那些跑到國外的王八蛋們，更沒有理由評價我的功過。

　　你小子挺住，別跑呀!

　　我太清楚國外的民主鬥士們是怎麽回事。有些人恨不得廣場上流血成河，屍橫遍野，恨不得我們這些在國內的階下囚都被判重刑、被槍斃，那樣他們才覺得過癮、有戲唱，才覺得他們自己價值連城，他們在外麵就有得幹、有得吃、有得花、有得嫖了。（引自“獨白”三八頁）

　　王：我發現，你在評價“六·四”的功過是非等原則問題上，幾乎全都來了個顛倒，令人不勝詫異。你方才提出“扮演了兩個月的民主精英和革命聖人”應反省自己深重的罪惡感，而對製造大屠殺的元凶卻惋惜地說出：“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

　　這兩句話如果顛倒使用，那是符合正常的理性的評判，如今你卻要求受害的一方去承擔“罪惡感”豈不是荒唐透頂!

　　再如，你把“持續了近三年的全麵倒退”歸咎於“八九民運不斷升級所釀成的激烈對抗”，這又是把因果關係顛倒了。

　　三年全麵倒退，完全是鄧、李、楊為首采取武力鎮壓民主運動的結果，怎麽能怪罪民主精英和“革命聖人”呢?

　　八九民運中所以“釀成不斷升級的激烈對抗”，同樣是中共劊子手為了保住專製獨裁和特權階級的既得利益，寸步不離，頑抗到底而激起的，難道四個人絕食兩天也是激烈對抗?

　　在你“呼籲書”裏說：“學生和市民仍然堅守著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則”，中共劊子手有何理由下此毒手?

　　你麵對輿論，還是頗注意保住自己的“公眾形象”，但你卻對一同戰鬥的夥伴語帶譏嘲揶揄，譏之為“革命聖人”、“手裏拿著望遠鏡的王八蛋”，並且罵他們“苦難會為某些人換來美名，犧牲會成為某些人撈取功名利祿的稻草，全民族的悲哀也許僅僅滋潤了幾個膽小鬼和騙子”。

　　緊接著，劉先生又自虐地承認“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個”。（引自“獨白”二一頁）你有權利自由地駡自己是膽小鬼和騙子，但卻沒有權利汙蠛那些從血泊中逃出來的幸存者。

　　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來解釋，劉先生是在受到嚴重的精神挫折下，發生的“大家彼此彼此”（眾人皆醉我也醉），以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種歇斯底裏。

　　　　　　　　　　　怎樣看“天下大亂”?

　　劉：趙紫陽的倒台而危機四伏，一種世紀末的瘋狂心理驅使所有的人都想在天塌地陷之前大撈一把，民眾真切感到鄧小平的健在是最後的機會，如果錯過，就會在那死後的天下大亂中成為無謂的犧牲品。

　　有一張政治牌非打不可，那就是“六·四”，任何人也無法回避“六·四”事件的重新評價……。

　　我以為明智的選擇是不必發社論，不必開大會，不必公開張揚，隻要私下裏撫恤“六·四”死難者的家屬，釋放所有在押政治犯……。

　　如果某位政客在鄧小平死後靠為“六·四”突然平反而上台，那不僅是這位政客的災難，突然平反所帶來的爆發性後果是任何人也無法控製的。（引自“擊倒”文）

　　王：我挑選你所講的兩節文字，說明趙紫陽的倒台和“六·四”平反，可能爆發大亂的憂慮。你從另一角度論證了我所說的“中共已走完了它曆史的路”並非虛語。

　　不過你對發生大亂的恐懼是徒然的，盡管你煞費苦心為鄧、江政權設想得多麽周到、多麽低調，隻要引發的火種不思早日排除，它隨時隨地都會星火燎原，它不是依人們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而形成大亂的各種火種，均來自共產黨本身對民主人權的深閉固拒。

　　你要“實現社會合作”嗎?無奈他無動於衷，甚至還在“十四大”以前，鄧還向江澤民提出了不平反“六·四”，不改變動亂性質，不啟用“六·四”中被撤換的幹部的“三不主義”。所謂“實現社會合作”，隻能是一廂情願而已。

　　如果中共統治在某種突發的危機中自取滅亡，中國人民從此跳出苦海，這是曆史的一次大飛躍，也是繼續完成八九民運未竟的事業，理應雙手歡迎才是。

　　如果真的發生大亂又如何呢?中國人民從八九民運中受過兩個月之久的鍛鏈，充分吸收經驗教訓，政治上日趨成熟。對中國未來命運的預測有多種可能性，並不一定會發生天下大亂。隻有中共領導層不斷以“大亂破壞穩定”來麻痹人民、恫嚇大眾。我們不能墜其彀中而束縛自己的手腳，或者倡議與垂死的政權謀求合作。從長遠的利益著眼，隻要能完成大變革的曆史使命（徹底一點就是實行多黨製的議會政治）。不論是社會震蕩或是局部地區的大亂也好，中國人民一定承受得起，即使付出不能預知的代價還是值得的。

　　今年你到美國來做了兩場講演，無緣識麵，深以為憾。我希望不久的將來，有機會兩人坐下來進行互通款曲的溝通，當麵聽到你的回應和批評，則不勝企盼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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