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考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兄日辛,且日辛,父日辛 (圖)

郭沫若考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兄日辛,且日辛,父日辛

學人的批評

吳令華

　　學術研究的目的是探求真理。真理如深埋的真金，經反複水淘火煉，也難得百分之百的純金。學術亦如是，一個人傾畢生之力，也未見得能掌握全部真理，隻能越來越接近。這裏，同道之間的讚賞、啟示、補充固然是對作者極大的安慰鼓勵，而尤其不可缺少的是切磋、駁難、批評，甚至推倒，它能將你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讓我們看看老一輩學人是如何對待學術批評的。

　　話說當年大革命失敗後，郭沫若逃亡日本，對古文字學產生了興趣，並以之為工具，進而研究中國古代社會。

　　同時，在國內，一個比他小十多歲的青年學子、清華研究院王國維的學生———吳其昌，也正在繼承老師的事業，從解詁古文字出發，梳理上古社會，已經成果累累。

　　1931年春，《燕京學報》收到了一篇論文，郭鼎堂的《湯盤孔鼎之揚榷》，很可能是本校古文字學專家容庚教授介紹的。

　　那時《燕京學報》有個很好的做法，即請一些專家代審部分專業性強的稿件，以保持學報的學術水平。

　　時吳其昌在清華大學任教，學報便將郭文請吳代審。

　　郭文質疑兩千年來認定《湯盤》銘文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實“湯盤”這寶物誰也沒見過，是兩千多年前的老祖宗對其銘文作如是解，載入《尚書·大學》，並被奉為人生經典。

　　郭沫若從殷器銘文內容通例及字形，推測或因紋裂蝕損致被誤認，畫圖演示，提出銘文當是“兄曰辛，且（祖）曰辛，父曰辛”三代人名。

　　吳其昌見此文大為讚賞，認為是一大發明，力薦發表。於是此文登於《燕京學報》九期。

　　幾乎同時，兩位古史學家又發生了一場爭論。

　　從1926年起，吳其昌就開始研究殷周時期的曆法，陸續發表《三統曆簡譜》、《漢以前恒星發現次第考》、《殷周之際年曆推證》、《新城博士周初年代之商兌》、《金文曆朔疏證》等論文，成一家言。

　　其時，學術界對上古曆朔眾說紛紜，吳曾在《殷周之際年曆推證》手稿後記寫下：“……舉世以不攻劉歆為不入時，以不敬外儒為不科學，我此文成，惟陳寅恪師、劉子植兄二人為然耳。”（1930年6月）

　　當他正積累資料，準備再作《金文曆朔疏證續補》時，郭沫若的《兩周金文大係》出版了。二人所考有甚合者，有絕不同者，有差異不遠者。同道對郭書亦多有評議。

　　於是，吳其昌與劉節、唐蘭、徐仲舒、商承祚等友人反複切磋商榷，常至深宵。

　　在劉節的建議下，決定緩作《金文曆朔疏證續補》，先製《金文疑年表》等數表，稍獻錚議。

　　隨後，郭沫若又發表《毛公鼎之年代》，批評吳之《殷周之際年曆推證》及《金文曆朔疏證》。其言曰：“近人吳其昌……於周初之曆朔，考定頗勤，初著《殷周之際年曆推證》……繼著《金文曆朔疏證》……淺識者頗驚其成績之浩大，然夷考其實，實無一是處。”啊，“無一是處”！全盤否定！

　　吳其昌也是個好辯之人，自稱“辯不勝不休”，但他的老同學王蘧常又指出他有“能服善”的優點。

　　他見了郭文，沒有覺得這會影響自己的學術生命，生不如死；沒有暴跳如雷，破口大罵，而是細細地閱讀，靜靜地思考。他采納了郭的一些觀點，適當調整自己的曆譜，基本論點不變，再與鼎銘核對，發現二者更加密合，曆譜的可信度更高了。

　　於是，吳氏寫了《駁郭鼎堂先生毛公鼎之年代》，先拜謝郭氏之“嘉惠”，“為我曆譜增厚證力”，還謙虛地說：“‘成績浩大’，愧不敢當”，也淡淡掃了一句：“‘無一是處’之譏，亦希其稍慎施於他人也。”接著又從毛公鼎之語言文字、曆史事實、形製花紋方麵與他器比勘，舉證十五，對郭考定的毛公鼎的年代提出了異議。

　　周代曆譜也好，毛公鼎年代也好，至今並未定讞，也許還得幾十年、上百年的討論。而學術正賴有攻錯，方得進步。

　　吳其昌隨後將《金文曆朔疏證》大大增補修正出版了。至於郭沫若，他批評別人，率真犀利，筆不留情，但善對不同意見。

　　記得是1958年，吳其昌介弟吳世昌給他寫了封信，對郭的《盠器銘考釋》提出幾點不同意見。郭即把這封私人信件給了《考古通訊》發表。

　　這就是老一輩學人對待批評的風度和器量。

————————————————————————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開貞，後改沫若，號鼎堂；四川樂山人。

　　1949年以後，大陸史界獨尊唯物，共推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為三老而不名，複以呂振羽、侯外廬、李亞農等羽翼左右。到如今時過境遷，唯物史觀已成芻狗，當年諸大老的聲名亦趨於黯淡，惟郭、侯二氏身價雖跌而不墜耳。

　　郭氏早年以新文學名，為創造社要角，1927年國共分裂後被國民黨通緝，遂亡命日本。在不足兩年間，他即以摩爾根、恩格斯學說為指南，以紙上的《周易》、《詩經》、《尚書》及地下的卜辭、金文為史料基礎，完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自視此書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並得意地宣稱：“談‘國故’的夫子們喲！你們除飽讀戴東原、王念孫、章學誠之外，也應該知道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沒有辯證唯物論的觀念，連‘國故’都不好讓你們輕談。”此書是以唯物史觀治中國史的經典之冠，所提出的西周奴隸社會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後長期支配中國曆史分期的官方解釋。但今日觀之，其立論多曲解史實以牽就唯物論的曆史框架，前提已差，結論終謬；惟以西方民族學理論疏解中國古史的思路，仍不失為別開生麵。

　　為挖掘古代社會的可靠史料，郭氏藉日本東洋文庫的地利，迅即轉向甲骨金文研究，他自稱“我第一次接觸甲骨文字時，那樣一片墨黑的東西，但一找到門徑，差不多隻有一兩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就在這一兩個月之內，我讀完了庫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讀完了王國維的《觀堂集林》。我對於中國古代的認識算得到了一個比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此後僅數年之間，他接連推出考訂甲骨金文的力作多至五六種，其領悟之速，進境之猛，可謂超凡絕倫，擬之為天捷星沒羽箭，不亦宜乎？

　　作為左翼文化祭酒，郭氏有意與“代表買辦階級”的胡適一爭高下；其治學規模，亦與胡適略等，文史哲無所不通，無所不論。於曆史，另有《奴隸製時代》；於考古材料，另有《石鼓文研究》、《詛楚文考釋》；於先秦社會與思想，有偏於考證的《青銅時代》，有偏於評論的《十批判書》；於文學史，有《屈原研究》、《讀隨園詩話劄記》、《李白與杜甫》；於古籍校勘，有《管子集校》。其餘零篇短什，更不可勝計。但論其成就的精萃，仍集中在壯歲速成的甲骨金文方麵：《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頗以民族學知識融入文字考釋，《金文叢考》據金文史料質疑傳世文獻，《卜辭通篡》對甲骨文作分類解讀，皆新義層出；《兩周金文辭大係》汲取西方近代考古學的類型學方法，以年代明確的標準器為骨幹，通過人名、史事、辭例、字形、紋飾等因素係聯其他器物，為金文建立清晰的斷代係統，尤為空前創獲。《大係》之於青銅器研究的意義，恰如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之於甲骨文研究，皆屬樹立範式的奠基性工作。

　　郭氏以天賦聰明，治學故能急就易成；然亦以聰明太過，不能作沉潛積累之功，故其著述每多新解，亦多臆解。

　　按：近代出土商代句兵(所謂“易州三戈”)，有“大祖日己”、“大父日癸”、“大兄日乙”之類銘文；郭氏受此啟發而撰《湯盤孔鼎之揚搉》，指《大學》所引湯之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當即“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誤讀，蓋因“銘之上端，當稍有泐損……故又誤‘兄’為‘苟’，誤‘且’(古文祖)為‘日’，誤‘父’為‘又’，求之不得其解，遂傅會其意，讀‘辛’為‘新’，故成為今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此說雖不無爭議，而如有神悟，可代表郭氏新解的一例。

　　又，郭氏在“文革”期間著有《李白與杜甫》，以迎合毛澤東的揚李(白)抑杜(甫)之見；為證明杜甫已享受“地主生活”，乃舉杜詩“惡竹應須斬萬竿”為證，“草堂裏的竹林占一百畝地以上，自然有一萬竿竹子可供他斫伐。”此則以虛為實，將文學修辭等同於呈堂證供，則可代表郭氏臆解之例。

　　綜觀郭氏一生為學，始終不脫才子氣；晚年身處高位(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文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而苦於應付政治人事，唯一味歌功頌德以求自保，則才子氣而外，更添妾婦狀矣。

　　詩曰：鑿通殷契迅如神，妙解湯盤日日新。種竹萬竿誣老杜，文章阿世彼何人。　　

點擊此鏈接，可見保定南鄉出土的殷代三句兵摹本：

http://www.mebag.com/20/pdf/2004-04.pdf


2007-07-29 10:25:04 來源:南方都市報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開貞，後改沫若，號鼎堂；四川樂山人。

　　1949年以後，大陸史界獨尊唯物，共推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為三老而不名，複以呂振羽、侯外廬、李亞農等羽翼左右。到如今時過境遷，唯物史觀已成芻狗，當年諸大老的聲名亦趨於黯淡，惟郭、侯二氏身價雖跌而不墜耳。

　　郭氏早年以新文學名，為創造社要角，1927年國共分裂後被國民黨通緝，遂亡命日本。在不足兩年間，他即以摩爾根、恩格斯學說為指南，以紙上的《周易》、《詩經》、《尚書》及地下的卜辭、金文為史料基礎，完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自視此書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並得意地宣稱：“談‘國故’的夫子們喲！你們除飽讀戴東原、王念孫、章學誠之外，也應該知道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沒有辯證唯物論的觀念，連‘國故’都不好讓你們輕談。”此書是以唯物史觀治中國史的經典之冠，所提出的西周奴隸社會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後長期支配中國曆史分期的官方解釋。但今日觀之，其立論多曲解史實以牽就唯物論的曆史框架，前提已差，結論終謬；惟以西方民族學理論疏解中國古史的思路，仍不失為別開生麵。

　　為挖掘古代社會的可靠史料，郭氏藉日本東洋文庫的地利，迅即轉向甲骨金文研究，他自稱“我第一次接觸甲骨文字時，那樣一片墨黑的東西，但一找到門徑，差不多隻有一兩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就在這一兩個月之內，我讀完了庫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讀完了王國維的《觀堂集林》。我對於中國古代的認識算得到了一個比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此後僅數年之間，他接連推出考訂甲骨金文的力作多至五六種，其領悟之速，進境之猛，可謂超凡絕倫，擬之為天捷星沒羽箭，不亦宜乎？

　　作為左翼文化祭酒，郭氏有意與“代表買辦階級”的胡適一爭高下；其治學規模，亦與胡適略等，文史哲無所不通，無所不論。於曆史，另有《奴隸製時代》；於考古材料，另有《石鼓文研究》、《詛楚文考釋》；於先秦社會與思想，有偏於考證的《青銅時代》，有偏於評論的《十批判書》；於文學史，有《屈原研究》、《讀隨園詩話劄記》、《李白與杜甫》；於古籍校勘，有《管子集校》。其餘零篇短什，更不可勝計。但論其成就的精萃，仍集中在壯歲速成的甲骨金文方麵：《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頗以民族學知識融入文字考釋，《金文叢考》據金文史料質疑傳世文獻，《卜辭通篡》對甲骨文作分類解讀，皆新義層出；《兩周金文辭大係》汲取西方近代考古學的類型學方法，以年代明確的標準器為骨幹，通過人名、史事、辭例、字形、紋飾等因素係聯其他器物，為金文建立清晰的斷代係統，尤為空前創獲。《大係》之於青銅器研究的意義，恰如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之於甲骨文研究，皆屬樹立範式的奠基性工作。

　　郭氏以天賦聰明，治學故能急就易成；然亦以聰明太過，不能作沉潛積累之功，故其著述每多新解，亦多臆解。

　　按：近代出土商代句兵(所謂“易州三戈”)，有“大祖日己”、“大父日癸”、“大兄日乙”之類銘文；郭氏受此啟發而撰《湯盤孔鼎之揚搉》，指《大學》所引湯之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當即“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誤讀，蓋因“銘之上端，當稍有泐損……故又誤‘兄’為‘苟’，誤‘且’(古文祖)為‘日’，誤‘父’為‘又’，求之不得其解，遂傅會其意，讀‘辛’為‘新’，故成為今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此說雖不無爭議，而如有神悟，可代表郭氏新解的一例。

　　又，郭氏在“文革”期間著有《李白與杜甫》，以迎合毛澤東的揚李(白)抑杜(甫)之見；為證明杜甫已享受“地主生活”，乃舉杜詩“惡竹應須斬萬竿”為證，“草堂裏的竹林占一百畝地以上，自然有一萬竿竹子可供他斫伐。”此則以虛為實，將文學修辭等同於呈堂證供，則可代表郭氏臆解之例。

　　綜觀郭氏一生為學，始終不脫才子氣；晚年身處高位(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文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而苦於應付政治人事，唯一味歌功頌德以求自保，則才子氣而外，更添妾婦狀矣。

　　詩曰：鑿通殷契迅如神，妙解湯盤日日新。種竹萬竿誣老杜，文章阿世彼何人。　

責任編輯：楊拂玄 何潔

http://www.mebag.com/20/pdf/2004-04.pdf

保定南鄉出土的殷代三句兵，據王靜安先生說，這是“殷代北方侯國勒祖父兄之名於兵器以紀功者”，他的排列次序是：

（一）大祖日己　祖日丁　祖日乙　祖日庚　祖日丁　祖日己　祖日己

（二）大祖日乙　大父日癸　大父日癸　中父日癸　父日癸　父日辛　父日己

（三）大兄日乙　兄日戊　兄日壬　兄日癸　兄日癸　兄日癸　兄日丙

————————————————————————

井中偉撰文討論商三句兵真偽

劉源

2008-06-13 19:49:41

井中偉在《考古》2008年第5期上發表《由曲內戈形製辨祖父兄三戈的真偽》（第78至87頁）一文，從分析考古出土的商周曲內戈的型式入手，總結前人對三句兵真偽的意見，詳細辨析了三句兵的真偽問題。

該文據曲內戈尾部形態，將其分為圓弧形內尾戈和歧冠內戈兩大類，指出曲內戈自出現於二裏頭文化三期，流行於殷墟文化一、二、三期，殷墟四期減少，至西周早期已極為少見。

傳河北易縣（或保定）出土的祖父兄三戈（商三句兵）與該文所分的乙類（歧冠內尾戈）C型戈形製相近，乙類C型戈為僅見於西周早期，其標本有北京房山琉璃河周人墓出土的IIM205:6和陝西鳳翔新莊河出土的鳳16二件，由此推斷三句兵並非殷商之物，而是西周早期之物。

從其銘文來看，存在如下問題：

一、考古出土曲內戈基本無銘文，極個別單字銘文鑄於內後段立鳥身上，未見銘文鑄於戈援者；

二、上博藏有銘曲內戈原為羅振玉舊藏，董作賓先生指出其“器真而銘贗”，馬承源先生以此例證三句兵不偽，不能定讞；

三、學者或認為三句兵不用於實戰，而是宗廟陳設與祭祀有關的儀仗兵器，但據彩色照片，可看到三戈鋒刃上的明顯使用痕跡。陳夢家先生引《尚書·顧命》“執戈上刃”解釋銘文倒刻戈援部之說可商，所謂“上刃”實指西周早期刀戈合體式的“勾戟”，周人亦稱之為戈；

四、兄戈無胡，與祖父二戈形製差別較大，應早於祖父戈，這是銘文所不能解釋的；

五、三戈銘文上的祖父兄日名難以合理解釋；

六、三戈銘文字形書體方麵的問題也不少，除前人指出者外，

　　祖戈第六、七“且”字捺筆有刀刻停頓痕跡，第六“日”字右側豎筆未閉合，“大且日己”與“且日丁”兩行銘文間隔較寬，且“大”字上端均造成刃部豁口。

　　父戈上二“大”字和“中”字上端也造成刃部豁口，“中”字豎筆彎曲，第一、二“父”字捺筆斜真、生硬。兄戈銘文字形修長，筆畫粗細一致，無肥筆、波磔現象。

　　綜言之，該文認為所謂“商三句兵”的年代實為西周早期，傳出之地河北易縣或保定與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相距不遠，可能存在某種聯係，作偽者錯誤地將商人慣用的日名倒刻於戈援上，偽刻前先打磨掉器表氧化層以防止銘文字口爆裂，但若幹字頭還造成戈刃豁口。

　　作偽者可能采用了塗蠟留字再腐蝕的方法，造成字口深淺不一，如日、辛、乙等字。

　　總之，器真銘偽。

附錄：井中偉整理之前人諸說（筆者製表）

　 銘真的理由 銘偽的理由

王國維 器出易州，當為殷時北方侯國之器。而其先君皆以日為名，又三世兄弟之名先後駢列，皆用殷製，蓋商之文化，時已沾溉北土矣。 　

1932郭沫若 據其銘文格式解釋湯盤銘為誤讀。 　

1950董作賓 　 1.三戈裝柲後，銘文皆倒刻；2.銘文不在內部而在援部；3.殷代祭器鮮有紀二名以上者；4.據日名死日說，同一人父兄12人有6人死於癸日，似不可能；5.第一戈有未成之“且”字，第三戈有曲尾之“戊”字。

1956陳夢家 銘文順讀時，戈刃向上，可知並非實用，而是陳設的儀仗，如《尚書·顧命》“執戈上刃”。 　

1957李學勤（早期） 　 1.殷代鋒刃部銘文從不在刃部；2.三戈刃部明顯磨損，為實用器，銘文卻倒刻於援部；3.三戈應為同時所製，但兄戈內部花紋與祖父戈不同；4.祖戈第五行“且”字極劣。

李學勤（後期） 同意陳夢家說，戈銘是晚商時北方侯國的一種家譜文字。 　

1973張光直 　 1.兩代人的日幹名一定不同，但三戈銘文三代人相同；2.刻有父甲、母乙之類銘文的銅武器絕無僅有，大概武器不是宗廟祭壇上的“標準配備”。

1987馬承源 1.親見三戈，器與銘文，真且精；2.三戈不是作戰實用的，與祭祀有關；3.三戈銘日幹人稱符合商周青銅器日幹銘文中以雙日為多的一般規律；4.上博藏“且乙”戈 可證三戈非贗品。 　

————————————————————————

戈,古代的一種兵器，橫刃，用青銅或鐵製成，裝有長柄.
[寬度]
2寸，內長七寸，胡長6寸，援長8寸，重1斤14兩。柄長6尺6寸。但實際上戈的尺寸並不一律。標準的戈，由戈頭、柄、銅尊三部分組成。
[1]
戈頭，分為援、內、翻三部分。援:就是平出的刃，用來勾啄敵人，是戈的主要殺傷部。長約8寸，寬2寸，體狹長，多數體中有脊棱，剖麵成扇菱形。援的上刃和下刃向前弧收，而聚成銳利的前鋒。內:位於援的後尾，呈棒狀，用來安裝木柄，有直的，也有末尾向下彎曲的。內上麵有穿繩縛柄的孔，稱為穿。為了邀兔在揮殺時向後脫，有的在援和內之闊設有突起的闌。朗:戈援下刃接近闌的弧曲下延，並沿闌側增升縛繩的穿孔，這部分稱為胡。開始時，胡隻是為了增加穿孔而設，齲越長穿孔越多，柄和戈頭縛綁得更宇圃，所以胡部就越來越長。兩周時期將胡身加刃，增加了戈的勾割能力。瑚的長度一般為戈刃的三倍，即6寸，到了戰圃時期，胡的長度又有所增加，成為長胡多穿式戈。
[2]
柄:即木柄。為了便於前砍後勾，多用扁圓形柄，以利於把持。戈柄的長度不一樣，根據實戰需要，步戰用的柄短，車戰用的柄長。
3片尊:早期的錘9隻是為了便於使戈在不用時插在地上，不致斜，所以在柄的尾端加上一個銅製蹲，並不能殺傷敵人。 也可能用於刺擊。戈盛行於中國商朝至戰國時期，具有擊刺、勾·啄等多種功能。它的缺點是易掉頭，轉頭。使用不夠靈活。隨著兵器和戰術的發展，戈被逐漸淘汰，後一度成為儀仗兵器。　
[二裏頭遺址銅戈]
中國迄今為止出土最早的青銅戈。·在河南僵師二裏頭遺址發現，據考古學家測定，其年代距今約五00年。　
[曲內戈]
中國商周時期的一種戈。其援和內之間沒有明顯的分界，沒有闌，裝上柄以後，容易脫落，商以後被淘汰。　
[直內戈]
中國商周時期的一種戈。它開始在援和內之間沒有明顯界限。商以後，為了防止脫落，增添了闌，後來又增設了胡，不容易掉頭。商以後。直內式的戈很流行。在殷墟西區出土的2!件直內銅戈中，11件有胡。　
[商勾兵]
中圈商代青銅戈。解放蔚傳說保定出土。也有說出於易縣或平幽縣的，也稱易州三勾兵。三戈都是直援，內端飾樊紋。援上鑄銘文，分別列祖輩、父輩、兄輩的名字，順讀時戈刃向上。從銘文內容和讀法看，這種鑄銘的戈應是商代儀仗，不是實用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