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與 兄曰辛,且(祖)曰辛,父曰辛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與　兄曰辛,且(祖)曰辛,父曰辛

學人的批評

吳令華

　　學術研究的目的是探求真理。真理如深埋的真金，經反複水淘火煉，也難得百分之百的純金。學術亦如是，一個人傾畢生之力，也未見得能掌握全部真理，隻能越來越接近。這裏，同道之間的讚賞、啟示、補充固然是對作者極大的安慰鼓勵，而尤其不可缺少的是切磋、駁難、批評，甚至推倒，它能將你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讓我們看看老一輩學人是如何對待學術批評的。

　　話說當年大革命失敗後，郭沫若逃亡日本，對古文字學產生了興趣，並以之為工具，進而研究中國古代社會。

　　同時，在國內，一個比他小十多歲的青年學子、清華研究院王國維的學生———吳其昌，也正在繼承老師的事業，從解詁古文字出發，梳理上古社會，已經成果累累。

　　1931年春，《燕京學報》收到了一篇論文，郭鼎堂的《湯盤孔鼎之揚榷》，很可能是本校古文字學專家容庚教授介紹的。

　　那時《燕京學報》有個很好的做法，即請一些專家代審部分專業性強的稿件，以保持學報的學術水平。

　　時吳其昌在清華大學任教，學報便將郭文請吳代審。

　　郭文質疑兩千年來認定《湯盤》銘文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實“湯盤”這寶物誰也沒見過，是兩千多年前的老祖宗對其銘文作如是解，載入《尚書·大學》，並被奉為人生經典。

　　郭沫若從殷器銘文內容通例及字形，推測或因紋裂蝕損致被誤認，畫圖演示，提出銘文當是“兄曰辛，且（祖）曰辛，父曰辛”三代人名。

　　吳其昌見此文大為讚賞，認為是一大發明，力薦發表。於是此文登於《燕京學報》九期。

　　幾乎同時，兩位古史學家又發生了一場爭論。

　　從1926年起，吳其昌就開始研究殷周時期的曆法，陸續發表《三統曆簡譜》、《漢以前恒星發現次第考》、《殷周之際年曆推證》、《新城博士周初年代之商兌》、《金文曆朔疏證》等論文，成一家言。

　　其時，學術界對上古曆朔眾說紛紜，吳曾在《殷周之際年曆推證》手稿後記寫下：“……舉世以不攻劉歆為不入時，以不敬外儒為不科學，我此文成，惟陳寅恪師、劉子植兄二人為然耳。”（1930年6月）

　　當他正積累資料，準備再作《金文曆朔疏證續補》時，郭沫若的《兩周金文大係》出版了。二人所考有甚合者，有絕不同者，有差異不遠者。同道對郭書亦多有評議。

　　於是，吳其昌與劉節、唐蘭、徐仲舒、商承祚等友人反複切磋商榷，常至深宵。

　　在劉節的建議下，決定緩作《金文曆朔疏證續補》，先製《金文疑年表》等數表，稍獻錚議。

　　隨後，郭沫若又發表《毛公鼎之年代》，批評吳之《殷周之際年曆推證》及《金文曆朔疏證》。其言曰：“近人吳其昌……於周初之曆朔，考定頗勤，初著《殷周之際年曆推證》……繼著《金文曆朔疏證》……淺識者頗驚其成績之浩大，然夷考其實，實無一是處。”啊，“無一是處”！全盤否定！

　　吳其昌也是個好辯之人，自稱“辯不勝不休”，但他的老同學王蘧常又指出他有“能服善”的優點。

　　他見了郭文，沒有覺得這會影響自己的學術生命，生不如死；沒有暴跳如雷，破口大罵，而是細細地閱讀，靜靜地思考。他采納了郭的一些觀點，適當調整自己的曆譜，基本論點不變，再與鼎銘核對，發現二者更加密合，曆譜的可信度更高了。

　　於是，吳氏寫了《駁郭鼎堂先生毛公鼎之年代》，先拜謝郭氏之“嘉惠”，“為我曆譜增厚證力”，還謙虛地說：“‘成績浩大’，愧不敢當”，也淡淡掃了一句：“‘無一是處’之譏，亦希其稍慎施於他人也。”接著又從毛公鼎之語言文字、曆史事實、形製花紋方麵與他器比勘，舉證十五，對郭考定的毛公鼎的年代提出了異議。

　　周代曆譜也好，毛公鼎年代也好，至今並未定讞，也許還得幾十年、上百年的討論。而學術正賴有攻錯，方得進步。

　　吳其昌隨後將《金文曆朔疏證》大大增補修正出版了。至於郭沫若，他批評別人，率真犀利，筆不留情，但善對不同意見。

　　記得是1958年，吳其昌介弟吳世昌給他寫了封信，對郭的《盠器銘考釋》提出幾點不同意見。郭即把這封私人信件給了《考古通訊》發表。

　　這就是老一輩學人對待批評的風度和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