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笑嘻嘻地說:“賀子珍正在說我喜歡你,愛你!” (圖)

讀曾誌回憶錄《一個革命的幸存者》（上）

婦女是中國社會的最低層，在極受政治壓迫、經濟剝削的同時，還比男性少一份資格和權利。從“五四”時代的反對小腳、走出家庭到革命時代舞槍弄棒、參與政治，現代婦女一改傳統造型，“不愛紅裝愛武裝”。

雖然革命的男性特征及其嚴格的組織紀律使女革命者較少展露嬌娥本色，但女革命者回憶錄還是提供了更豐富的革命場景。

1 性解放？

中國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但由於社會革命的對象之一是包括“三從四德”在內的傳統倫理，由於革命動員以“解放”、“自由”為口號，因此對於參加革命的青年男女來說，革命也包含著婚姻自由、一定程度上還有性自由的意義。

當時郴州有一批熱血青年投身革命，……這些男女學生白天走上街頭巷尾或深入農村，開展宣傳發動工作，晚上回來卻又是又唱又鬧，瘋瘋癲癲的。夜間男女也不分，幾個人擠在一張床上，深更半夜還吵吵鬧鬧的。……他們以為現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曾誌，1999：51─52）

革命意欲顛覆原有的社會控製體係，革命青年尤其感到原有的道德係統對人性欲望的約束力，他們理所當然地把性自由當作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豈止是知識青年，在閩西，少年先鋒隊在反封建、反舊禮教，主張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方麵作了大量宣傳工作，“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頭、童養媳，經過少年先鋒隊的宣傳教育，紛紛起來反抗，投身革命。”（曾誌，1999：95）後來成為黨的領袖人物之一的王稼祥，1925年由父母包辦與一個沒有文化的女子結了婚後，革命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不想戀愛的幸福，不去組織家庭，隻把我的全力，置之社會革命。唉！革命是我的終身寄托了。”（徐則浩，1996：24）

一些青年最初是衝著婚姻自由而參加革命的。胡也頻在小說《同居》中這樣描寫婚姻自由（包括性自由）的吸引力：“婦女們更快樂更活潑 得利害。她們從前都沒有出息地關在貧苦的家庭裏弄飯，洗衣，養小孩，喂豬，像犯人關在監獄裏一樣，看不見她們自己的光明，現在她們好像是在天上飛的鳥兒了。她們的生活自由了，沒有壓迫沒有負擔。並且不害怕丈夫了。她們可以隨自己的意思和男子們結識。她們還可以自由地和一個‘同誌’跑到縣蘇維埃去簽字，便合適地同居起來。”（胡也頻，1981）

1937、1938年，受斯諾《西行漫記》和範長江《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的影響，大批青年知識分子懷著對革命和新生活的憧憬奔向延安，理想主義、浪漫主義一度在延安盛行，男女交往相當隨意，十月革命後蘇俄柯倫泰夫人的“杯水主義”很有市場，一些曆盡艱辛的老幹部率先“與傳統作徹底決裂”，“打遊擊”和“革命的戀愛”成為新生活的標誌。（高華，2000：321—322）

但中國革命許諾的隻是婚姻自由而不是性自由、性解放，嚴酷而艱苦的革命最需要的是禁欲主義。最典型的是潘漢年，為了一心從事革命，他在蘇聯做了絕育手術。革命行為是超道德、反道德的，但革命隊伍也需要由外向內灌輸的“道德”，它要求改造人性，滅絕人性，要求無條件的犧牲、奉獻。從國民革命時期章太炎的“道德無我”論到共產革命時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在取消個人權利以服從整體目標的意義上，革命道德與傳統道德有相合之處。所以無論中國革命怎樣提倡道德革命、文化思想革命，但本質上仍然隻是政治革命、奪權鬥爭，革命者在文化觀念、人生觀念上仍受傳統的隱形控製。即使在政權到手、毛仍要繼續革命、不斷革命時，他也隻是在1958年設想過廢除家庭，直到天翻地覆的文革，他也從未提出過性解放的理想。

所以，一旦進入革命體製，性自由也要被堅決地否定。在得知郴州青年的行為後，湘南特委特派員何舍鵝大發脾氣：

“這還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摟在一塊睡，男女都不分了，……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壞我們的革命道德。如果發現誰再這樣，就槍斃，就殺頭！”（曾誌，1999：52）

同樣，“杯水主義”在延安也隻是流行了一小段時期。1939年後，新型的革命等級製度開始建立並嚴格執行，此後流行的是以幹部級別為基礎的由領導介紹批準的婚姻製度。嚴格的男女是成新社會的理想。1968年5月19日，陶鑄在中南區“文革”動員大會上批判蘇聯的修正主義，證據之一就是：“今年‘五一’節的夜晚，紅場上有許多的男女青年，大跳搖擺舞，男的女的一塊亂來，接吻，討價還價。破裂的就一腳踢開。有的男女青年玩得好好的，突然男的把女的踢倒在地，簡直是發瘋了。蘇聯的社會變成這個樣子，同我們更是鮮明的對比，我們到處是革命的新風尚，他們是腐爛透頂，令人作嘔。”（葉曙明，2000：1527）陶鑄當時並不在紅場，但不妨礙他說得繪聲繪色。

2 革命生涯常分手

革命沒有性解放的承諾，但革命者的婚姻確實是比較自由的，這不隻是因為革命的目標包含了婚姻自由，也因為革命使革命者處於一種非常規的生存狀態中：隻有同誌關係，沒有世俗牽扯；隻要上級批準，無需法律約束。以革命需要為原則，男女關係相對單純。

曾的革命生涯有過三次婚姻：

1927年4月，與夏明震結婚，1928年3月夏明震犧牲；

1928年4月，與蔡協民結婚，1932年10月，蔡協民和曾誌挨批，蔡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曾到陶鑄任中心市委書記的福州去，“臨分別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們的夫妻關係實際上到此結束了。”（曾誌，1999：145）

1933年初，曾與陶鑄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覺的。“我覺得這人太豪情奔放，鋒芒畢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曾誌，1999：29）一天夜裏，夏明震工作後沒有走，和衣躺在曾床邊，第二天早上有人拿她開玩笑，人言可畏之際，夏一句“我是真心愛你的”，曾“心一軟”。工作關係促成了第一次婚姻。

第二次已有戀愛的成分。“當時，蔡協民調到郴州任第七師黨代表，我調到師黨委辦公室工作後，我們朝夕相處，產生了感情。”（曾誌，1999：65）但後來發現，蔡的感情非常脆弱，“有時甚至像個小男孩，難過得流淚。”（曾誌，1999：103）所以“雖說蔡協民對我確實很不錯，可我對他的感情並不是很深。”（曾誌，1999：151）女革命者要的是性格鋼強的男子漢。

這就是陶鑄對曾的吸引力。“自從與陶鑄相處後，他對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同樣我也樂於同他相處，心裏總是掛念著他。……而過去蔡協民外出時，我就沒有這種揪心的掛念。”（曾誌，1999：151）但陶在與蔡協民相反的方向上也是極端，“從延安出來後，我正式向組織上打了離婚報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義。陶鑄表示尊重我的選擇。因日本投降後，時局突然發生變化，也就顧不上再扯這些個人的事了。”（曾誌，1999：398）革命形勢穩定了曾與陶的婚姻。

無論與誰結婚，無論有沒有感情，曾都沒有把自己和誰終生綁在一起。這首先是基於革命者的使命。與蔡協民結婚時，“雖說夏明震剛犧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當時認為，革命者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夫妻關係也就不是什麽重要的事了。哪還講什麽“三從四德”。對於一個共產黨員，頭腦中不該有什麽舊的觀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曾誌，1999：65）1932年，蔡協民受到批判，政治生命實際上已經結束，婚姻當然也就不可能再維持，何況曾對他本來已有不滿。黨內很多高級幹部的政治生涯出現逆轉時，組織上都會勸說他的妻子與之離婚。在黨的鐵籠中，一個得不到組織信任的人，嚴格地說是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的。

另外一個原因是，伴隨革命而來的犧牲、分離使兩個人不能長相守。在閩東時曾並未想和陶鑄分手，但陶鑄被判了無期徒刑。“而那時我才23歲，我是共產黨員、職業革命者，為革命隨時都要作出犧牲；同時也早將‘三從四德’、貞節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利作出選擇。”（曾誌，1999：208）為此而和任鐵鋒、葉飛交往密切。但她過於充分地使用了自由的權利，以至於閩東特委認為：“曾誌作為黨特委的一位負責同誌，在戀愛問題上，以一種極不負嚴肅的態度。同時與黨內兩個負責同誌要好，影響黨內幾個負責同誌之間的團結，影響了工作。”（曾誌，1999：209）革命者的婚姻隻是口頭承諾、組織批準和事實存在，既沒有法律約束更不保證天長地久。閩東特委不是批評曾沒有為陶鑄“守節”，她有權利在陶鑄尚存的情況下另行戀愛，隻是不能同時與兩人戀愛。因此決定撤銷曾福霞縣委書記的職務、留黨察看四個月的處分。曾誌本人也“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曾誌，1999：207）如果不是閩東特委的處分，曾和陶的婚姻早就結束了。不過，曾認為，特委批評的實際原因是由於曾與任、葉密切的關係使特委其他領導感到有被架空的危險。可以設想，如果曾同時戀愛的不是黨內兩個負責同誌，特委也是可以允許的。

“三從四德”是革命要破除的觀念之一，當然不能進入曾的婚姻觀念，沒有這種舊的約束，維係革命者婚姻的紐帶就是政治需要、組織安排。這對傳統的婚姻觀念確是一次革命，但由於這一外在約束一般也不考慮雙方的感情基礎，除非有一方的政治生命發生問題，否則離婚也是很困難的，這種新的婚姻約束機製與傳統的倫理約束又有相同之處。

3 農民的反革命

《湖南農***動考察報告》為農民革命唱了一曲嘹亮的讚歌，對農民的頌揚成為革命史的主旋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1928年的湘南，農民曾以暴力反對革命。

湘南暴動後，國民黨軍隊向郴州的紅色政權進攻，湖南省委特派員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員何舍鵝提出了一個堅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從宜章到耒陽一線四百多裏長的公路兩側各五裏內的城鎮及農村的人和財物一律撤至偏遠的農村，然後把搬空的房子燒掉，片瓦不留，使來犯之敵難以生存。支持革命的農民原想從革命中得到好處的，現在革命要掉他們的房子，?是農民拿著此前用來和反革命鬥爭的槍、梭鏢和大刀來和共產黨鬥爭了。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共產黨一定要燒我們的房子，我們就反對共產黨，打倒共產黨！”（曾誌，1999：55）28年3月中旬，本來是要動員群眾掉房子的大會上，農民們用梭標紮死、用泥土活埋了共產黨人，手段是殘忍的：

夏明震麵朝蒼天，躺在那裏，臉是青紫的，眼睛閉著，兩隻手還緊握著，衣服被撕開，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腳上都有傷，大概被砍了幾十刀，兩腿伸直，一隻腳光著。

特別是那個婦聯主任，赤身裸體躺在那裏。兩個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個碗口大的洞，腸子暴露著，外陰也被挖掉了。

最慘的是兩三百名少先隊員，都是些十二歲至十六歲的孩子們。反叛的農民來了他們就往山上跑，反叛的農民哄騙說：

“你們下來，就不殺你們。”

天真的孩子們相信了他們的鬼話，一下山就被包圍了。毫無人性的叛亂分子竟對手無寸鐵的孩子們大開殺戒，好幾十個少先隊員最後慘死在血泊之中，屍體被丟在山溝裏。（曾誌，1999：60─62）

中國農民眾多，曆來有狂亂屠殺的一麵，且手段野蠻，從大革命到文革都有充分的表現。它本身無所謂“革命”還是“反革命”，關鍵看為誰所用。政治家的本領即在於釋放並利用這一股巨大力量，這個本領是逐步學會的，開始時共產黨也沒有經驗。湘南事件後，陳毅代理郴州縣委書記，公開承認燒房子是不對的，對參與叛亂的農民既往不咎，由此緩和了與農民的關係。革命成功的奧秘，就是最終成功地把這一難以駕馭的力量“組織起來”。“組織”不隻是激活、集中，也是改造、約束，即使之符合革命需要，以其全部力量殺向革命的對象。

但湘南事件說明，農民並不隻是被動的、受控的角色，他們內蘊的衝動和欲望也是黨不能忽視的。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要發動群眾幫助黨整風，讓群眾的衝動和欲望有所釋放。比如1947年晉綏土改，分局主要領導就在會議上說：“那種認為貧農立場不行，要無產階級立場才行。我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員，我來領導你。如果這樣講群眾路線的，就是不相信群眾，脫離群眾。今天看，出主意用幹部這一套是吃不開了。要相信群眾起來能夠解決任何問題。對幹部宣布我們組織中有壞人，如何辦由群眾處理，對任何人都如此，工作團幹部，軍隊幹部也是如此。處理幹部先去問群眾，不是先問上級，各級幹部都要服從群眾。現在……黨內階級異已分子，投機分子、惡霸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有的在黨內占統治地位，有的起壞影響。要群眾監督黨，群眾監督幹部，群眾教育黨和幹部，隻有這樣今後才靠得住。基本農會就是黨，概念上要這樣認識，因為一切都是通過農會，它實際上起黨的作用。”這就出現了用對待地主富的辦法對待黨員幹部的做法，“把黨內鬥爭和階級鬥爭混淆起來。有些地方發展到亂打亂殺，錯打死了黨員幹部和農民。”（龔子榮，1996）在晉綏黨校，“竟召開‘搬石頭’的會，會上指定一部分座位，掛著‘王八蛋席’的牌子，凡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農的幹部，讓他們坐到‘王八蛋席’上去。”（楊尚昆，2001：250）

中國革命是農民革命，但其發起者和領導者卻主要是一些邊緣知識精英。他們相互需要而又內含緊張，並非完全一致。毛澤東既自居為農民的代表者又自稱是農民的教育者，毛澤東思想既不隻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也不隻是農民革命要求的反映。黨的群眾政策實際上就是在滿足群眾與約束群眾之間尋找平衡，所以無論是從農民角度還是從邊緣精英的角度都不能完整地解釋中國革命。

4 熱情

湘南民變是由左的政策激起的。這個看起來荒唐的舉措不但有禦敵的策略考慮，也是革命的本能。曾不是一個極左派，但她也有過一次衝動：

那時在我的身上有著一種紅的狂熱、革命的狂熱。最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過城門樓，突然覺得這個龐然大物太可恨。工農革命軍攻城時，國民黨部隊就是仗著這城門樓阻擋革命軍進城，這樣的地方應該毀掉它。

於是，一陣熱血衝動，我一個人抱來一堆幹草跪上城樓，把二樓給點著了。

當我狼狽地從著火的門樓裏跑出來時，一頭撞見朱德和一大群圍觀的群眾，朱師長不解地問我怎麽回事。我說：

“這個城門樓太可惡！妨礙革命，我把它給燒了。”

奇怪的是，朱師長竟沒有說什麽，隻是很慈詳地笑了笑走了。（曾誌，1999：51）

革命的狂熱當然是指行為的極端；行為的極端基於認識的偏執。革命從“星星之火”起步，如果不極端、不狂熱，是不可能呈燎原之勢的。推翻舊世界，不隻是打碎其政治結構，也包括破壞一切與之相關的物質存在和象征符號，門樓是必要的城市建築，甚至是值得保護的文物，但它也是政府軍憑依的障礙，當然要燒毀。這就是“矯枉必過正”的道理。當革命被宣傳為一切行動的標準、被奉為神聖之時，任何人和事物都不沒有自身的獨立價值，一切都必須為革命犧牲、為革命讓步。

朱德年長，不會以為門樓必須燒掉，他沒有讚揚曾誌，也許他認識到革命所需要的狂熱並不定要表現為燒掉城門樓。但他沒有糾正曾，也許正是因為革命必須有狂熱，循蹈規矩?沒有廠址狂熱的人不會是稱職的革命者。即使是沒有積極的意義的破壞行為，有時也有動聽和示範的作用。但這是革命原則而不是建設原則，始終堅持這一原則的結果，是在需要建設的時代仍然沒有解決好“破”與“立”的關係。

傳統的社會/政治秩序及其文化/意識形態解體之後，國民心靈日趨敏感而熱烈，“左傾”空氣彌漫全國，革命甚至破壞都一舉成為普遍向往的價值和真理。國民黨原靠革命起家，但1927年掌權以後，不但未能迅速滿足已經動員起來的民主要求，其“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獨裁統治實際上又無力鎮壓一切反對派，一步一步把自己塑造成“千夫所指”的反動角色，而“革命”的口號立即被共產黨接手，不但因勢利導利用民心，而且能駕馭民心改造民心，以極為有效的宣傳術而控製了青年學生和多數知識分子，甚至在舊士紳和國民黨軍政要員的子女中，不少也因“負罪感”而表同情於“工農革命”。革命成功的直接原因是軍事勝利，根本原因則是善於發揮時代心理和國民情緒的作用，這也是毛澤東是那麽強調精神和意識形態作用的根據。

5 玩笑

毛以語言幽默著稱，其喜笑怒罵、旁征博引、海闊天空的語言方式令無數“老粗們”頓首折服。但也有不得體的時候。曾誌記得井岡山上的一個玩笑：

毛委員最愛跟賀子珍開玩笑，……有一天我經過毛委員的房門口，見他們又在那兒哈哈大笑。見到我，毛委員揮手召我過去：“曾誌，曾誌！你過來！”我走到他倆麵前，毛委員指著子珍，笑嘻嘻地說：“賀子珍正在說我喜歡你，愛你！”我頓時感到羞辱，氣得轉身就走。說實在的，我當時覺得毛委員開的這個玩笑很不得體。（曾誌，1999：91─92）

上下級之間有這樣親昵的玩笑說明殘酷的鬥爭沒有泯滅人的天性。在當時的革命隊伍中，曾以美貌知名，據說陶鑄在廈門第一次見到她時，吃驚得半天說不出話來。毛不是一個禁欲主義者，革命者也不拒絕美的魅力，隻是當著自己的妻子這樣說，確實“很不得體”。無法無天的革命者可以不顧任何禮俗慣例，但革命家庭仍得維護，革命男女之間仍得有必要的距離。

毛天性浪漫，這種玩笑在延安時期也一再發生。整風之前，延安的政治空氣還有相當的民主性，丁玲常到毛的窯洞聊天，“有一次，丁玲開玩笑說，我看延安就像個小朝廷，毛澤東接著話茬說，那你得給我封官啊。丁玲接著就說到幾個人，其中說到林伯渠可以做財政大臣，彭德懷可以做國防大臣什麽的。毛澤東又笑著說，你還沒有給我封個東宮、西宮呢！丁玲說，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賀子珍還不跟我打架啊！”（丁言昭，1998：257）

事實上，按毛後來對曾的說法，他與賀子珍的分手就真的源自這種好開玩笑的習慣：

有次一位外國女記者采訪我，美國女人開放無拘無束，我也愛開玩笑，我們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兩人還動手打了起來。我批評她不懂事，不顧影響，她不服，為此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一氣之下賀子珍說要去西安，然後到蘇聯治病。（曾誌，1999：329）

嫉妒的妻子和另一個女人打架，這對於正處於困難之中的革命領袖來說，是頗為難堪的。如果不是愛開玩笑，這一幕鬧劇也許不會出現的。不過，如果把毛、賀分手的原因僅僅歸結為毛愛開玩笑的習慣，又是皮相之見了。毛告訴曾，“在中央蘇區受到錯誤路線打擊，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後，名義上是蘇維埃主席，但無實職工作，又患了病，連賀子珍也不怎麽理他，不去顧照他，卻強調自己有事情要幹。”（曾誌，1999：下冊329）毛不是要妻子在生活上照顧自己傳統小丈夫，但前提是妻子要有“政治上的敏感”，能成為政治上的助手。賀子珍不是沒有政治頭腦的人，她在毛失意時的表現說明她是按照政治形勢來確定自己對毛的態度的。黨內生活的慣例，當一個人不能得到組織的信任時，他是不可能從身邊的任何人、包括他的親人（隻要這個親人也是革命者）得到理解和同情的。所以賀子珍“不怎麽理他”是符合原則的，但毛從來不是認錯服輸之人，從而賀子珍的態度在他看來就是不忠：不忠不是在生活上“不怎麽理他”，而是因為這事發生毛受到打擊時。生活上不理，政治上無助，兩人分手自是必然。

6 同誌

閩東根據地主要領導人是福安中心縣委書記（後任閩東特委代理書記）詹如柏，當地稱為“北詹”。詹如柏“與國民黨不共戴天，對黨的方針路線堅決執行，信仰堅定，革命堅決。”（曾誌，1999：166）特殊的環境滋養了他對同誌的猜疑防範心理：

合他意的便想方設法抬舉起來，反對過他或他認不不滿意的，則采取陰謀手段，置人於死地。如在壽寧，他對範浚有意見，便推舉範鐵民，而把範浚夫婦給暗殺了。陳亮也是被他當作反革命殺掉的。施霖與他有矛盾，他也曾揚言要幹掉施霖。

我曾聽葉飛說過，他在福安獅子頭客棧險些被縣便衣隊槍殺。……他始終存疑，詹如柏與他在獅子頭被行刺有關係。（曾誌，1999：166─167）

當領導人之間發生分歧時，對於下級幹部來說，就有一個站隊跟線的問題，這是真正的政治敏感、政治覺悟，事關?個人的政治生命、肉?生命。因為曾誌得罪了“北詹”，就受到“嚴厲的懲罰”，被調到形勢極為嚴峻的福霞縣工作。甘棠暴動中，葉飛與莊毓麟兩人負了傷，同時在一個村子裏養傷，曾去看他們。葉飛那裏有人照顧、有中西藥品、雞鴨天天不斷，葉飛“還請我吃了一頓鴨肉，說也讓我增加點營養。”（曾誌，1999：188）而莊毓麟卻無人問津，吃飯都成問題。同為閩東特委委員，待遇何以如此不同？

後來我了解到，葉飛的醫療和生活照顧是“北詹”親自安排的，而莊毓麟的醫療、生活他卻沒有過問。（曾誌，1999：188）

“北詹”原要幹掉葉飛，現在卻關懷備至。葉飛進步很快，懂得如何站穩政治立場。當特委（其實就是“北詹”）批評曾與任鐵峰、葉飛關係密切、要加以處理後，“葉飛則從此不再與我個別交談了。”（曾誌，1999：上冊207）他是一個機靈人，閩東時接觸戰鬥場麵還不多，甚至辨別不出子彈的方向和高低，但鬥爭造就人才，20年的鬥爭使他成為上將軍。

但葉飛之所以生存下來，不隻是因為他機靈，也因為他此時還不是一個獨立和山頭。1935年5月成立閩東特委，葉為書記，他的部隊是獨立師。同年10月，方誌敏的殘部“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由師長粟裕、政委劉英率領進入漸南閩浙交界處與獨立師會合。“由於浙南遊擊區和閩東遊擊區雙方都有些本位主義、山頭主義，從浙南方麵來說，還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劉英同誌卻想‘統’掉閩東。他幾次提出要葉飛同誌留在省委工作，借以調離閩東。” （粟裕，1988：167）衝突的高峰是1936年初的“南陽事件”：粟裕約葉飛到慶元南陽會麵，葉要匯報工作，粟裕說：“好啊，晚上吃過飯再說吧。”“當天晚飯的時候，我、陳挺和閩東的幹部都入席了。如同舊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場景，酒過三巡，擲杯為號。預先布置好坐在我兩邊的人把我抓了起來。……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幾次提出要同粟裕同誌見麵說話，都未予理睬。後來在路上遇到國民黨軍隊的襲擊，部隊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亂中向我打了一槍，打傷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後來粟裕同誌告訴我，當時是劉英命令他扣押我的，也不說明是什麽原因。”（葉飛，1988：75—77）粟、劉屬於同一山頭，因此盡管粟認為“雙方的矛盾應當在黨的會議上來解決，不應采取對敵鬥爭的手段”，但他還是“未能堅決抵製，將葉飛同誌扣押了起來。”（粟裕，1988：168）

粟裕與劉英矛盾很大。由於粟裕寫信給閩東的黃道想聯合抗敵，劉英便說他“分裂省委”，開會聲討：“因閩東同誌已退出閩浙臨時閩浙省委，我便成了主要鬥爭目標。當時對我也采取了對敵鬥爭的手段，派了一個班把人監視起來，剝奪了我的行動自由。”粟裕違心地作了“申明”後（什麽申明？是不是保證不反劉英？），他被放了出來。如果不作“申明”呢？處死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他和劉英後來分開行動：“我們在總的方麵仍是統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動的地區內則各自行動，而且互相之間戒備，每當必須會合時也各自帶著武裝，並且不住在一個房子裏。”（粟裕，1988：168）挺進師在浙南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但誰能想象它的師長和政委是如此的相互戒備和警惕？

劉英1942年英勇就義。這樣堅定的革命者也有他的地盤欲、權力欲，這不隻是人的本性的問題。要幹一番革命偉業，沒有權力怎麽行？革命者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各個人的利益。革命者是強大的，一方麵要和外部敵人鬥爭，另一方麵要和內部的權力競爭者鬥爭，成功者是這雙重鬥爭中的勝利者，他們真如斯大林說的，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

但“特殊材料”也是人，手段是鋼鐵的，目的卻可能是極普通的人性。1929年，遠在莫斯科的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進行“清黨”，“在‘勞大’最根本的一條是看對支部局的態度是擁護還是反對。雖說清黨同時也要查階級、查曆史，看對中國革命問題的認識，但這些都不起決定作用。簡而言之，你是擁護支部局的，就是政治立場堅定正確，就是動力，即使其他方麵有些問題也不要緊；你是反對支部局的，就是政治立場動搖以至錯誤，就是對象，即使出身好、有革命資曆，也得檢討甚至處分。”（劉英，1997：35）說到最後，有沒有問題是由某個組織、某個人說，不尊重領導，就可能被“肅”。領導人的尊嚴外，領導人的感情也不能損害。1930年，贛南地區發生過一次“信豐事件”，贛南行委負責人郭承祿、肖國璋、馬榮瀾等在信豐反對毛澤東，也動員當地的35軍一道參與。35軍的政委羅貴波、軍長鄧毅剛認為這是反革命行為，派軍隊把郭、肖、馬抓起來送到總前委。在這件事情上，羅貴波是有功的，但在次年1月的反“AB團”運動中，羅卻受到懷疑，被撤銷軍政委、軍委主席、軍肅反委員會主席的職務。羅自我反思：“我沒有親自把這三個人交給總前委並報告情況，而是鄧毅剛一個人去了。”這就給了鄧毅剛一個千告密的機會。“鄧毅剛是黃埔軍校畢業的，起初曾在紅四軍工作過。開始時我們關係不錯，工作配合得很好。後來我們兩人都愛上了同一個姑娘，這就自然地產生了一種不便言明而又微妙的矛盾，他見了我很少說話。……我懷疑他打了我的小報告，因為他是上麵派來的，熟人很多，而我卻是一個‘土包子’。對肅反，我們之間的思想觀點不一樣，他借機拉攏一些幹部，團一級的幹部不敢同我接近。有些重要的會議不通知我參加，重要文件不讓我看。我當時察覺到，前委信任鄧毅剛，而對我逐漸地不信任了。”（羅貴波，1997：65—66）在這一件事上有兩個人情：第一，反“AB團”是政治鬥爭、敵我鬥爭，鄧毅剛卻借此來解決他的情敵，借運動來泄私憤。二是前委之所以相信鄧，是因為鄧原是毛澤東在紅四軍老部下。革命者不是沒有人欲，不講人情，而是習慣於把人情、人欲與政治路線、權力之爭聯係起來，以政治手段滿足個人情感與欲望。

7 紅色

革命者是一個大家族，其友愛和溫情隻施及同誌和戰友，所以革命首先要分清敵我，以便能區別對待：對同誌像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曾誌就在革命隊伍中也曾有“冰窟窿”似的感受。（曾誌，1999：211）她把她的回憶錄準確地命名為“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在閩東，在延安，她都在生死關頭徘徊過。

如何分清敵我？階級出生、戰場考驗之外，還有持續不斷的內部審查和整肅，從江西蘇區的肅反到文革，每次運動無論是什麽目的，“清理階級隊伍”都必不可少。革命者不留情麵，在白區、敵占區和國統區從事過地下工作的人順理成章在受到嚴厲審查。延安時期，包括極受毛信用的林彪的妻子葉群，也被整得往曾誌的臉盆裏撒尿。

整風期間中央黨校一部的動員會上，有一個“河南從省委到基層都有紅旗黨問題”的判斷，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危拱之感到十分絕望，“就在動員會後的一個夜裏，在床上用褲帶勒住脖子自殺”，獲救後精神有些失常，“亂罵領導，亂談戀愛，並嚷嚷著要脫黨。她常跑到男宿舍去和她的男朋友睡一起”。49年後真的瘋了，“她沒有兒女，沒有丈夫，得不到親情的關心。組織上為了照顧她的生活而調去一個女工作人員也不大盡心。危拱之上廁所跌斷了大腿，她既不護理也不報告，聽之任之，真是淒慘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之就糊裏糊糊塗、無聲無息地死去了。”（曾誌，1999：333─334）

危拱之是葉劍英的前妻，早在江西蘇區時就被整過。宋任窮回憶長征時：“幹部團裏隻有一位女同誌，就是負責司令部總務工作的危拱之同誌。長征途中的總務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隊一到宿營地，拱之同誌忙著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頓病號，招呼大家燒熱水洗腳等。部隊出發前，她督促同誌們打掃駐地，上好門板，歸還借來的東西，做好各種善後工作。記得在過草地時，我的馬丟了，馱在馬背上的糧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隨著丟失了，拱之同誌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從其他同誌那裏為我勻了一份，幫助我渡過了難關。她還在百忙中為我織了一條毛線圍巾。拱之同誌對幹部團其他同誌的照顧也是滿腔熱情、無微不至的。拱之同誌纏過足，但是由於馬匹少，在整個長征途中，她從來沒有騎過馬，完全是靠一雙“解放腳”一步一步地走完了兩萬五千裏。”（宋任窮，1994：86）危拱之在革命最艱苦的歲月把愛奉獻給了革命同誌，但在革命相對順利的時期，她卻被逼瘋。

拒不承認特務指控的危拱之以自殺來抗議組織，當然不會有好下場。車輪式的攻心戰術，各種手段的逼供、誘供，使許多革命者都無法不承認自己是特務。如果有人比如曾仍不承認，中央黨校一部為這些人專門編了一個臨時支部繼續加壓。照曾的看法，“臨時支部”實在是個監獄。在這裏，

打、罵、踢，刑罰多種多樣，特別是那些“坦白分子”，為了洗刷自己，也為了邀功，鬥起別人來更是心狠手辣。還有個別老紅軍，對黨十分忠誠，但因為與社會接觸少，知識麵窄，不善於分析，隻一味抱著“對敵人要狠”的態度，所以整起人來也毫不留情。（曾誌，1999：340）

在“臨時支部”中，不但有人用皮鞭抽，還有人用嘴咬，“另一位女同誌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滿臉盡是血汙。月經來了，也照鬥照打，結果褲子都咽透了，還把窯洞的地麵染紅了一大塊。”（曾誌，1999：341）──這是另一種紅色。

每到夜晚，臨時支部這排窯洞的一個個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燈螢火般閃爍的昏黃燈光，四處靜靜悄悄地，隻有一陣陣喝罵聲、踢打聲和慘叫聲越過土牆，越過山梁飄向漆黑的山野，時斷時續，此起彼伏，讓人心驚肉跳，不寒而栗。（曾誌，1999：341）

恐怖的目的表麵上是要每個挨整的人接受他人的揭發和組織的指控，如果你真是什麽反革命或特務，那麽你是不可能在如此高壓下漏網的；反之，似乎一旦承認加給你的罪名，你就成了光榮的“解放戰士”，從此不再受折磨。但對於這種經不起折磨而屈服的人，也難以獲得真正的關照：很簡單，你也會屈服於敵人的壓力而真的成為黨的叛徒。整風過後，組織上再度對曾的曆史和原審查結論進行考察和甄別：

他們考察了我在審幹中的表現，認為我態度誠懇，實事求是，在高壓下沒有講一句假話，而在臨時支部七十多位受審查的同誌中沒有講過假話的隻有四人，這種政治上的堅定性是難能可貴的。（曾誌，1999：345）

高壓恐怖並不是要你說假話。革命者應的品格是，無論受到何種委屈，甚至要你犧牲，你也不能講半句假話?黨的力量來自每個黨員無私奉獻、無限信仰，而經曆了這場血雨腥風、意誌變得極為剛強、沒有任何溫情和資產階級人性人情的“戰士”，49年後就用這些在延安見識過的方式去塑造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