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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地震參考史料

(2008-06-01 00:37:44) 下一個


中國古代的地震參考史料


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時28分,四川省汶川縣發生7.8級地震,北京、上海、陝西等全國多個省市有明顯震感。


我國是世界上地震史料最豐富、最悠久的國家。我國的文字可考的曆史約四千年,自殷代(公元前1401年商王庚遷殷,改國號為殷)開始,曆代朝庭都設有史官,輯記國家大事,各朝統治者迷信地震是天誡,於是,凡國土之內發生地震,隻要感覺到了,史官便當作災祥大事記載下來。

最早的地震史料

曆史上最早的地震載於《竹書紀年》之中,共記載了四次地震,其中最早的兩次發生在公元前十七世紀的夏代末期,

  一次是夏“帝發七年(約公元前1831年),泰山震”。

  另一次是夏“帝癸(帝癸就是帝發兒子桀)十年(約公元前1809年),五星錯行,夜中隕星如雨,地震,伊洛(河南省的伊水和洛水)竭。”

  《竹書紀年》,據說是晉太康二年,在魏襄王墓中取出的,是用隸書寫於竹簡上的的編年史,上自黃帝,下迄魏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9年),這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編年史,原書早已遺失。

  明代以來流行的《竹書紀年》被認為後人補作的偽書,稱為今本。

  後來王國維等搜集各種古書上遺傳下來的內容,複元古本成為《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補訂》。

  雖然現在有古本、今本的真偽之爭,有人懷疑所記地震未必可信,但書中所載地震已有時間和地點,以古人對地震的神秘迷信,不能是偽造的,必有事實根據,才會保留記載。

  此外,所謂偽書,是指已不是原作,並非指書中所記是偽事。

  因此,夏“帝發七年,泰山震” 應是我國最早的地震記載。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塚崪崩。高岸為穀,深穀為陵”──地光閃閃,地聲隆隆,霎時間山崩地裂,河水沸騰,高岸變成了低穀,深溝變成了丘陵。這是《詩經·小雅·十月之交》篇中對周幽王二年(公無前780年)發生在陝西的一次地震的描述。

  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許多古籍都留下了有關地震的記載和論述:如《呂氏春秋》、《國語》、《晏子春秋》等書中有關記載並不隻是限於著書年代發生地震,而且還記有較遠曆史時期發生的地震。

  到秦漢以後,地震記錄史不絕書。自《漢書》開始,就把地震作為災異列入五行誌中。

  東漢張衡(公元78-139年)首創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儀。

  東漢永和三年(公元138年),二月初三,安放在洛陽城裏的地動儀,突然發出一聲清脆的"當啷聲",儀器西側龍口所含的銅球,落到了麵對著龍頭的銅蟾蜍口裏。根據這一跡象推斷在洛陽西麵某地發生了一次地震。消息傳出,轟動朝廷內外。然而當時的洛陽卻安若泰山,大街上車水馬龍,人們毫無地動感覺,於是有人便乘機攻擊張衡。正在人們議論紛紛的時候,信使騎著驛馬趕來京城報告:遠離洛陽1400多裏的隴西一帶(今甘肅蘭州、臨洮),於初三那天發生了地震,證實了地動儀的測報準確無誤。

  唐宋以後,方誌大盛,對地震的記錄,遍及全國,且大多比較詳細。許多筆記、小說的詩文集中也常有對地震的描述。



曆史上發生在四川的強震記錄



從曆史上看,四川是中國地震發生較為頻繁的地區之一。古代有明確文字記載、震級在七級或超過七級以上的地震有過十多次——

  唐憲宗元和九年三月丙辰(公元814年4月6日),發生在四川西昌一帶;
  南宋寧宗嘉定九年二月辛亥(公元1216年3月24日),發生在四川馬湖一帶;
  明嘉靖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元1536年3月29日),發生在四川西昌北;
  清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公元1725年8月1日),發生在四川康定一帶;
  清乾隆五十一年五月戊申(公元1786年6月1日),四川康定再次發生大地震,不過,震中南移;
  清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公元1786年6月10日),發生在四川瀘定一帶;
  清嘉慶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公元1816年12月8日),發生在四川爐霍一帶;
  清道光三十年八月初七(公元1850年9月12日)。發生在四川西昌、普格間,被砸死的有20652人;
  清同治九年三月十一日(公元1870年4月11日),發生在四川巴塘一帶;
  清光緒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公元1893年8月29日),發生在四川道孚乾寧一帶;
  清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日(1904年8月30日),發生在四川道孚一帶;

  每次大地震都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其中在清道光三十年八月初七發生在四川西昌、普格間的那場地震最厲害,砸死了20652人,外來人口還未算在內。

  實際上,四川地震死人最多的到底是哪次無法肯定,由於過去統計上的困難,史上記載的文字多很模糊,如“十分壓死七八分”、“死傷不計其數”、“眾多人畜死亡,損失驚人”、“壓死人民無算”等等。



古代地震前兆的觀測



中國先民在對抗地震災害中,除了發明候風地動儀來觀測地震以外,還通過數千年來的切身體驗和觀察,記載了大量的地震前兆現象。例如地聲、地光、前震、地下水異常、氣象異常、動物異常等等,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短期及臨震預測預報地震知識,茲分別約略引證如下:

一、地聲

地聲是非常重要的臨震前兆現象,我國史書對很多地震都有震前地聲情況的記述。例如南北朝宋廢帝元徽二年(西元474年),山西‘雁門崎城有聲如雷,自上西引十餘聲,聲止地震’(見魏書靈征誌),這是世界有關地聲的最早記載。唐代也有‘玄宗開元二十二年(西元734年)二月十八日,秦州地震。先是秦州百姓聞州西北地下殷殷有聲,俄而地震’(見舊唐書五行誌)之記載。

  此外,如明憲宗成化四年(西元1468年)四月四日,廣東瓊州府‘夜四更地震,未震之先,有聲從西南起,遂大震,既而複震,良久乃止’(見成化實錄卷五十五)。清聖祖康熙十八年(西元1679年)九月二日,河北三河‘巳時有聲自西北起,殷殷如雷,其聲漸近,直達窗欞,頃之,屋宇搖動,牆壁欹側,有傾圯之勢,巳時,餘公事畢,退而假寐,……,正惝恍間,忽然地底如鳴大炮,繼之以千百石炮,……,有聲,儼數十萬軍馬飄遝而至,餘知為地震,蹶然起’(見幹隆三河縣誌)。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一日,山東荷澤地震前數分鍾,有久久雷聲,直到發震。都是震前先出現地聲的例子。

二、地光

有些強烈地震在發生之前,震區上空常出現灼亮閃光,這種發光現象,叫做地光,也是重要的臨震前兆。史書中關於這類的記載也不少,例如,普惠帝元康三年(西元293年)二月四日,‘成都一夜,有火光,地乃震’(華陽國誌卷八)。明武宗正德四年(西元1509年)五月二十六日夜,湖北‘武昌府見碧光閃爍如電者六、七次,隱隱有聲如雷鼓,已而地震’(萬曆實錄,卷五十五)。明武宗正德八年(西元1513年)十二月三十日,四川越雋縣‘有火輪見空中,聲如雷,次日戊戌地震’(見正德實錄卷一○ 七)。這兩個是震前先現地光,同時有地聲一齊出現的例子。明思宗崇禎十年(西元1637年)四月三日,湖北沅江‘子時天響有光,移時地震一刻,屋瓦皆動’(康熙沅江縣誌)。清世祖順治九年(西元1652年)三月二十四日,安徽穎上‘紅光遍邑,人畜皆驚,屋宇搖動,河內船隻顛覆無數’(順治穎上縣誌)。

三、前震

大震之前,往往有一係列的微震和小震,稱為前震,中國曆史上有不少震例記載有前震現象。例如,明世宗嘉靖元年(西元1512 年)五月,雲南地連震十三日,八月雲南大震(二申野錄)。又如清聖祖康熙七年(西元1668年)七月二十五日,江蘇鎮江府、丹陽‘戌時地震,先數日微震一次,是日震甚,山動搖,江河之水皆為鼓蕩,停泊之舟多覆溺,城內外震裂牆屋無算’(見康熙時代鎮江府誌及幹隆時代丹陽縣誌)。

這兩例說明大震前數月或數日有前震現象,則可用來預報大震。

清仁宗嘉慶十四年(西元1809年)八月十一日,貴州正安‘小溪裏,羅幹溪忽山動石墜,居民即將器具牛羊移居對山,遷畢,地搖,房屋倒塌,田土盡翻,山泉凝而為潭,深不可測’(道光時遵義府誌及光緒時正安州誌)。

此說明震前在小溪裏、羅幹溪存在前震現象,當地百姓觀察到以後,即刻采取措施,將人畜財物轉移到安全地帶,這是利用前震現象預防大地震之良好措施。

四、地下水異常

強烈地震發生之前,地下水往往發生異常變化,例如清聖祖康熙七年(西元1668年),山東郯城發生8.5級大震,好幾個地方出現了河水突然幹涸的記載:

山東壽光“未震之前一日,耳中聞河水洶髕之聲,遣子探試,亦無所見,或雲先一日彌丹諸河水忽涸”(民國《壽光縣誌》引《青社遺聞》)。

江蘇贛榆‘先是苦雨幾一月,是日城南渠一晷一夕間,暴漲忽涸,見者異之’(康熙<海州誌>引倪長犀<地震記> )。

除了這種水量顯著變化的觀察記載外,在一些古籍中,對震前地下水成分、色味之改變還留有記載。例如宋哲宗元符三年(西元1100年)二月,淳熙新安誌有之:水變赤如流丹,頃之,地勢傾動,波沸湧聲如雷,層合皆震。另外還有‘井水忽渾濁’、‘井水變味,甘鹹相反’等之記載。

五、氣象異常

關於震前出現氣象異常情況,如高溫酷熱、雷雨驟烈、颶風大作、陰霾昏晦、幹旱水澇、奇異雲狀等,在史書中都有屢見不鮮的記載,由下麵所舉的例子中即可見一斑。

清聖祖康熙十八年(西元1679年),三河、平穀八級大地震前,出現了特大炎暑,熱傷人畜甚重的熱異常。

清高宗幹隆十六年(西元1751年)五月二十五日,雲南劍川煩熱而氣昏慘無風(滇南新語)。

清高宗幹隆三十六年(西元1771年)八月十三日,江蘇靖江“大風雨,江潮驟漲,淹沒田禾,是夕地震”(鹹豐靖江縣誌)。

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西元1556年)一月二十三日,陝西華縣‘天昏慘,及夜半,月色無光’(隆慶華州誌)。

清世祖順治十二年(西元1655年)三月十八日,渭南‘夜子醜間,雲氣彌天,忽大震如雷’(順治渭南縣誌)。

清聖祖康熙十九年(西元1680年)九月九日,雲南楚雄‘自西北起,黑雲漫天,聲若巨雷,震驚百裏’(康熙楚雄府誌)。

清高完幹隆二年(西元1737年)八月二日,雲南東川‘其震前一日,雲氣山光昏暗如暮,疑其將雨,不知地震也’(雍正東川府誌)。

清高宗幹隆五十年(西元1785年)四月十八日,甘肅永昌‘初八日(即四月十六日)大風霾拔木,越二日地震’(宣統新通誌)。

清仁宗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西元1819年七月十日),四川嘉慶‘五月霪雨十日,至十九日夜大雨如注,是夜地震,泛水漲數丈’(射洪縣誌)。

清宣宗道光十年(西元1830年)六月十二日,河北臨漳‘日方中,色暈熱甚’(光緒臨漳縣誌)。

清文宗鹹豐六年(西元1856年)六月十日,四川黔江‘先數日,日光暗淡,地氣蒸鬱異常,是日彌甚’(光緒黔江縣誌)。

其他如“日色昏黃,亭午風霾晦冥,晚不見月’等震例也很多,茲不贅述。至於奇異雲狀方麵,則有民國二十四年,寧夏隆德縣誌所載:“天晴日暖,碧空晴淨,忽見黑雲如縷,宛如長蛇,橫亙空際,久而不散,勢必地震。”沒有好久,果然發生地震。今人已證實輻射狀雲、條帶狀雲、稻草狀雲、肋骨狀雲、幹涉條紋狀雲都是地震之前兆,所以叫它們為‘地震雲”。

六、動物異常

魚類、鳥類、蛇類、貓、老鼠、狗、牛等對聲波和震波之剌激,反應非常靈敏,故地震前,它們常出現異常反應。對這些動物顯現震前異常反應,中國曆史上從唐代開始便有記載,例如開元占經地鏡篇中有曰:“鼠聚朝廷市衢中而鳴,地方屠裂。”

說明在地震地裂之前,出現了老鼠成群鳴叫的現象。

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西元1556年)一月二十三日夜,河南鄭縣內鄉‘分聞風雨聲自西北來,鳥獸皆鳴,已而地震轟如雷’(順治鄭州誌)。

清仁宗嘉慶二十年(西元1815年),山西平陸強烈地震後,還總結了這方麵的經驗。虞鄉縣誌中曾經明確地指出:‘牛馬仰首,雞犬聲亂,即震驗也。’

在對震前動物異常反應的長期而大量的觀察後,一些震區的中國先民還得到了震前‘水陸間生物頓有異象’的認識。例如民國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雲南大關地震,震前一個月間,大關魚類均浮水麵,迨地震前數日,河水大漲,河魚千萬自躍上岸’(雲南地震從考)。

由以上所述,可見我國曆史上關於地震前兆異象的記載,的確非常豐富;而且中國先民還能根據前兆異象,成功地預報、預防了一些地震。例如清文宗成豐五年(西元1855年),遼寧金縣地區的中國先民,曾根據地聲預報了一次破壞性地震,故宮檔案有記載說:

“未震之時,先聞有聲如雷,故該處居民早已預防,俱各走避出屋,是以未經壓斃多人,隻傷男婦子女共七名。”

又前麵曾經說過的,清仁宗嘉慶十四年(西元1809年)八月十一日,貴州正安發生強震之前,存在明顯的前震活動,在“小溪裏、羅幹溪忽山動石墜”,當地居民即根據這種前震活動,迅速采取預防措施,把器具牛羊轉移到安全地帶,“遷畢地搖,房屋倒塌,田土盡翻”(道光遵義府誌)。另外,在清仁宗嘉慶二十年(西元1815年),山西平陸發生強烈地震,震前中國先民即曾根據天氣異常作了預報。虞鄉縣誌有載:“八月六日陰雨連綿四旬,盆傾簷注,過重陽微晴,十三日大霽,鄉老有識者調霪雨後天大熱,宜防地震。”後來,果然“屋舍傾塌”,發生了一次強震。

中國先民預測地震,不僅限於個別的地震前兆;他們還以綜合性的觀點,對預測地震的所有前兆現象都加以考慮。例如,清高宗幹隆二十年(西元1755年)所寫的銀川小誌,即曾記載清初一位在官府做飯的炊事員,和幾位老鄉共同綜合了預報地震的前兆,書中說:“寧夏地震,大約春冬二季居多,如井水忽渾濁,炮聲散長,群犬圍吠,即防此患。”

從這一段記載,可以看出中國先民除了認為寧夏地震發生的時間有春冬二季居多的特點外;更重要的是,他們提出了井水變化、地聲和動物異常跟地震的關係,已經有了綜合多種前兆現象來預報地震的思想。這種綜合性觀點是很合乎科學精神的,因為地震是一種複雜的自然現象,要對它的發生做出準確預報,就必須采取各種途徑、各種手段,從各個不同角度,將各種觀測方法所獲得的資料進行綜合性分析研究,而不能僅僅根據某種異常現象,就輕易做地震預報。



中國古代的防震和抗震措施



在我國古代,人們已經積累了許多在當時甚至現代都很先進的地震防禦、預報技術和知識。比如,早在公元132年,東漢的張衡就發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測驗地震的儀器——候風地動儀。

為了減少和避免地震造成的傷亡和破壞,采取防震和抗震措施也是很重要的。中國先民在這一方麵也曾經累積了不少的經驗,找出一些可行辦法和措施。

在房屋抗震方麵,中國先民曾經得到很多的切身經驗。台灣是中國地震最頻繁的一省,古代台灣的中國先民在興建城市時,即已注意到“台地(指台灣地區)罕有終年不震”這個特點,而采取一定的抗震措施。例如在淡水,有的城牆便是用竹子和木頭等材料建成。用竹木建城,不但就地取材,經濟方便,更重要的是竹木性質柔韌、質輕、耐震性能高,是很好的抗震建築材料。其他震區的中國先民也有這種經驗,例如雲南經常發生地震的地方,常采用荊條、木筋草等材料編牆,也是根據這個道理加以選擇的。

中國先民在動土興工,建造房屋、橋梁、高塔、寺廟時,為了要經久耐用和安全可靠,一般很注意地基牢固、建築物結實,整體性好。特別在多震地區,他們更注意到地震之威脅,慎重考慮這些問題。由中國古代建築物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先民在這一方麵的傑出智慧,他們對抗震設計和施工有很豐富的知識。例如,建於宋代的天津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西應縣高達60多公尺的木塔,和建於隋代的河北趙縣,橫跨洨水的趙州橋,距今都有一千年左右的曆史了。它們都位於地震較多的華北地震區,經過多次不同程度的地震震撼,到現在還巍然屹立,不僅可證明中國先民在建築技術上的卓越成就,而且也可供作今人研究建築物抗震性能之用。

大震之後,房屋有的倒塌,有的遭遇到破壞,而且餘震不停,生命財產繼續受到威脅。在這種情形之下,怎樣防震抗震呢?這也是很重要的問題。古書上也記載了不少中國先民的辦法,大致是:多以木板、席、茅草等物搭棚造屋或趨避空曠地方,以減免傷亡和損失。這方麵的記載,最早見於宋代,宋代之後史不絕書,例如:“居者懼覆壓,編茅為屋”、“於場圃中,戴星架木,鋪草為寢所”、“於居旁隙地,架木為棚,結草為蘆”等等。這些辦法在防震抗災中,確曾發揮了有效作用。在史書上也有明確的記載,例如清宣宗道光十年(西元1830年)四月二十二日,河北磁縣發生7.5級大震,震後餘震不止,到五月初七日又發生了一次強餘震,所剩房屋全行倒塌,幸居民先期露處或搭席棚棲(棲)身,是以並未傷斃人口(故宮檔案)。由於這些防震抗震的措施,簡易安全,行之有效,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古代中國先民不但有很多震前震後的防震、抗震知識,而且在強震發生來不及跑出屋外的危急時刻,怎樣采取應變措施,避免傷亡,也有很寶貴的經驗。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西元1556年)一月二十三日,陝西華縣發生8級大震,這一次大震的生還者秦可大,根據他親身經驗和耳聞目睹的事實,寫了一本重要的著作《地震記》,提出了大震應變措施。他說:“……因計居民之家,當勉置合廂樓板,內豎壯木床榻,萃然聞變,不可疾出,伏而待定,縱有覆巢,可冀完卵;力不辦者,預擇空隙之處,當趨避可也。”

在地震預報技術還不理想的今天,地震突然發生,來不及跑出屋外,就躲在堅實的家俱下,以免砸傷壓斃,這在今日防震抗震中,仍然是一件重要的措施。可見四百多年前,秦可大所提出的這個辦法很有價值。

我國曆代的許多古建築物都總結和利用了若幹防禦地震災害的措施,它們體現出優良的抗震結構和性能,收效甚好。如,山西的應縣木塔,是我國首批國家級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曆近千年而不毀,經受了無數次地震災難的考驗。

專家們分析了木塔的抗震性能,首先是塔基堅固,地下土壤結構密實穩定,柱根深度保持在同一平麵上,使得沉降保持均勻一致;在樁基礎之上再加石砌基礎,先為方形,再為八角形,相當穩固;塔高與基礎的範圍之比為2:1,利於木塔的穩定性;在塔身方麵,整體結構比例適當,八角形十分穩實,閣樓式建築為框架結構,中心有一圈內槽柱起穩定作用,五層樓閣的外槽部分還有四組暗層,後來又加了斜撐。整個木塔的“木”結構具有我國古建築“梁架榫卯”結構的抗震優點。

著名古建築專家羅哲文先生專門研究了河北獨樂寺觀音閣建築的抗震性能問題。通過實地考察和結構分析,他認為該建築優良的抗震性能,主要是因為:①地基堅實而勻稱;②梁架用材尺度得當;③在柱網布置全局一體;④套框式梁柱結構;⑤柱子側腳起穩定作用;⑥不同方向的“井口”配置;⑦暗層內增加斜戧柱;⑧榫卯結合嚴實而又不死固。這八個方麵的性能優勢,也反映出我國古建築物的防震抗震一般特點。



地震考古與遺跡


在周圍地區的強烈抬升和自身區域的相對下降的地質作用下形成的臨汾盆地,位於山西,曆史上曾經發生過很多次強烈地震,是地震活動的活躍區,東西兩端都有斷裂帶存在。同時,該地區也是一個重要的曆史文化區,不同時期的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築物的遺存非常豐富,為地震考古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通過分析沉降帶的考古遺存埋藏之後的沉積速率,而獲得新構造運動的強度變化,為地震研究提供重要參考。研究者在工作中,通過對一定時期累積的形變的測量、測算,結合曆史地震的資料分析,對盆地內不同地點分別作出了未來一百年內發生大地震的可能性預報和最大震級的估計。

文物專家對山西南部古建築物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通過大量實物資料和文字題刻資料的收集,準確考訂了曆史上山西趙城地震(1303年)和臨汾地震(1695年),對於這兩次地震的震中位置和發生時間、餘震情況、傷亡情況、破壞程度等,都有新的重要改定。可見,現存的曆史地震資料有的記載得並不完整和準確,需要進行必要的考古調查分析和核實。

而在雲南的洱海地區,考古學家通過古遺址、古墓葬的分布變化,發現洱海有向東移動的趨勢,而且這種變化速度較快。這個變化規律,與大理地區的新構造運動關係密切,因為蒼山——紅河斷裂帶正好經過洱海。同時,區域內多次曆史地震的資料顯示,地震活動在蒼山、洱海一帶較為活躍。這樣,便從考古材料上為地震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意大利的龐貝古城,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災難遺跡。這座古羅馬時代的名城,因當時維蘇威火山的突然爆發嚴重受災而毀滅。其實,曆史上因洪水等自然災害毀滅的古代遺址更是不計其數,這種氣象災害對人類的影響也是頗為慘烈的。此外,還有一些沉入水底的遺址,不一定是由於洪水,但有可能因遭受了地震等地質災害而在陸地上消失。


據考古發現,在距今約4000年前的史前時代,我國青海民和縣的喇家村,就發生了地震和洪水雙重災害現象。考古學家與自然科學家們經過不斷深入發掘和考察,找到了發生洪水和地震的大量證據,確定了地震在喇家遺址古村落的毀滅中起了最初的主要破壞作用,而後,黃河大洪水則完全覆沒了這個史前聚落。

在喇家遺址若幹房址裏發現:不少人骨的姿勢異常或有明顯骨折現象,他們被埋沒於房址裏,東倒西歪、橫七豎八,展現了當時地震災害的強烈影響和慘不忍睹的景象。同時,我們還發現了許多地震災變現象。比如,有大量地震噴砂、地裂縫,因地震導致的地層塌陷、錯位、起伏等,以及史前建築和墓葬的變形、坍塌、錯縫、開裂等。因喇家遺址存在廣泛的震災和洪災現象,有人稱之為“東方的龐貝”。

喇家遺址的發現,轉變和發展了地震考古的概念;現在,我們可以通過發掘深埋在地下的地震災難的古遺址,來開展地震現象的考古研究,而且這還是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地震資料。

目前看來,古地震研究與地震考古的結合還很不夠,喇家遺址還沒有專門研究地震的科學家來直接參與工作,我們迫切需要雙方加強相互合作、交流,促進我國地震研究的快速進步和更大發展。



綜述



縱觀近四千年的我國古代地震史料,它是一份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寶貴的財富。解放後,有關方麵收集了從公元前1187年到公元1955年大約九千次地震記錄(其中約有一千次是破壞性的地震)加以整理發現。地震史料的價值不僅便於後人了解古代地震的情況,更重要的是經過科學整理,可以從浩如煙海的地震記錄中,勾劃出我國的地震區,確定曆史上地震的活躍期和平靜期,提示地震規律。

有人分析研究了發生在明代的地震的方向,發現以東北向最多,其次是西北向。這兩個方向恰好是我國主要地質構造方向。地震曆史材料,證實了人們從地質構造上尋找地震發生的原因是符合客觀規律的。又如,人們還分析了華北地區近一千年來的地震史料,發現地震的活躍期和平靜期是周期性變化的,九百多年以來,已經曆了三個活躍期和三個平靜期,目前正處於第四活躍期,而且活躍期的持續時間有越來越長的趨勢。



參考資料:

1、《中國科技史話叢書》

2、李善邦《中國地震》

3、《百科知識》2006年第7期上半月號

4、《中國古代的地震測報和抗震》(劉昭民)

http://203.68.20.65/science/content/1981/00110143/0016.htm


天災麵前,人類可能很脆弱,但是因為同情和關愛,因為堅強和抗爭,就有了戰勝苦難的勇氣和力量。攜手並肩,人類就不再是弱者;相互溫暖,恐懼將不再。

北宋史上的地震災害年

地震是指地球局部的震動或顫動,伴有造山運動或其他地殼運動。地震震級是劃分震源放出的能量大小的等級。釋放能量越大,地震震級也越大。地震震級分為九級,一般小於2.5級的地震人無感覺;2.5級以上人有感覺;5級以上的地震會造成破壞。

許多人對地震並不陌生,近年來中國大陸地區每年都有10次左右地震成災事件。北宋史書上每年對地震的記載並不多有些年甚至都沒有,但有一年卻是個例外。

據《宋史》記載,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共記載發生了8次地震!而在這之前的鹹平四年(1001年)隻有一次地震記載,鹹平五年沒有記載,鹹平六年也隻有一次記載,之後幾年也鮮有地震災害記載。雖然沒有明確震級記載,但從北宋對地震記載量之少來看,其震級應在5級以上。

景德元年正月十二,當北宋京城開封萬民還沉浸在春節喜慶氣氛之中,地震就向他們致以了第一次問候。相隔五天之後,京城再次發生地震。而在正月廿三,京城又一次發生地震。很難以想像當時繁華的開封府在短短的十二天之內接連發生三次地震的情形。

二月廿四,又一次大地震來臨了。這次雖不似京城那樣連環地震,但範圍極廣。冀州、益州、黎州、雅州都發生了地震。

四月初三,刑州接連地震。四月十四,瀛州地震。

五月初一,刑州再次發生接連地震。這次宋真宗開恩了,下旨免了刑州人民當年一半的租稅。這是在這麽多次地震裏有記載的唯一一次減稅,應當是成災最嚴重的一次。
在連連地震之後,總算是平靜了幾個月。到了十一月十八日,石州發生地震。而這一天如果按公元紀年算的話正好是1005年1月1日,但習慣上我們還是把它算在景德元年的帳上。

一年之內發生了這麽多記載的大地震,實在是稱得上地震災害年。可是感到奇怪的是,宋真宗是曆史上比較仁慈的一位皇帝,但發生了這麽多次的地震災害卻沒有賑災記錄,唯一的一次也隻是減免了一半的租稅。可以解釋的應該是當時人口密度小,居住房屋矮,人員傷亡可能不大;而且地震對農業的破壞遠沒有旱澇災害來得嚴重。所以也就不用宋真宗大開皇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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