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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雅憶六四黑手——包遵信

(2008-06-02 13:07:01) 下一個


陳小雅憶六四黑手——包遵信


送老包的那天,因為張顯揚在電話中一再囑咐,不要過橋,我經過

一番長途跋涉,好容易找到東郊殯儀館,趕上了儀式的結尾。對此,

我對老包和他的家人深懷歉意!我也希望活著的人,能夠迅速地從這

個變故中走出來,這樣或許老包會感到更安慰,也走得更安心。


陳小雅:秋雨金風送貴人——憶包遵信先生(修訂稿)


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曉 波來電告知老包再報病危,正在搶

救中。我本想與他們一起去看看他夫人,議議老包的後事,但礙於

癱瘓15年的母親多日不愈的褥瘡有潰瘍惡化的趨勢,要考慮是否送

醫院;緊接著,原本要成為我養母,並對我有過一段養育之恩的大姨

住院、去世,我竟把看望老包的事情耽擱了下來。二十八日晚,我早

早地入睡,臨近清晨,竟做起了一個怪夢:



我夢見自己是骨瘦如柴的大姨,躺在床上,命懸一線,氣息奄奄,屋

內的蠟燭被風吹拂,忽明忽暗,鬼火般閃爍著。突然,一個猛烈的擊

打聲將門窗撞開,一股浩蕩的匪氣直貫屋宇,旋轉盤亙,像是要

尋找什麽東西。驚恐的我拖殘軀,好容易從床上爬了起來,期到牆邊,

欲按鈴報警,卻與匪氣爭執做一團。情急之中,我醒了。



此時,天色仍暗,我一打開電腦,便看到老包去世的消息……我想,

淩晨的那個夢,是否老包的魂前來告別了?



連告別方式都如此特殊,真是一個奇特的人!



一、作為矛盾的集合體的老包



從旁觀察老包,他仿佛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



九一年五月號《中國之春》上有篇胡楠的文章曾談到,看上去,

老包很土,因為他既沒有出過國,也不懂洋文。個子不高的他,

皮膚黝黑,手裏似乎永遠拿著一支香煙;文革前的北京大學曆史係畢

業,置身京城文化核心圈,卻一口鄉音不改;說起話來大大咧咧,似

乎總沒有氣順的時候。丁學良有篇文章說,他坐著的時候總愛盤著兩

條腿,我雖然沒見過,但想象那模樣,雖不似峨眉山上的美猴王,威

虎山上的座山雕,和水泊梁山的晁天王——晁蓋,倒是有幾分神

似的。



然而,正是這個土得掉渣的老包,是八十年代中國西化浪潮

的弄潮兒、急先鋒。說領軍人物可能有點過譽,但具有相當的凝

聚力、號召力,是領導潮流的青年思想界各個山頭都能接納,並有共

事經曆,這卻是肯定的。丁學良將他形容為一塊大糍粑,有沒有

那麽粘,我沒體會,但說有不少人唯他的馬首是瞻,倒是貼切的。



一個不懂西文的人,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能夠領導思想界潮流,他憑借

的是什麽呢?沒有讀過他文章,聽過他講演的人以為,老包出名,隻

是因為他是個大炮筒子,憑膽子的尺寸比別人大。其實,他在中

國古代思想史方麵的造詣是非常雄厚的。一個這樣的人提出反傳

統,絕不是無所憑據的。按我的記憶,他有兩個核心觀點:



第一,任何一個優秀的古老文明,如果沒有外力的推動,憑借自身的

資源,不可能轉出自己原有的軌道,以實現現代化;



第二,正因為全盤西化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主張全盤西化!



我認為,無論從經驗上,還是邏輯上,他的這個思想都無懈可擊。也

已經為時至今日的曆史所證明。正是因為這種理論的通透性,使他在

當時反傳統—西化潮流中引人注目。



老包去世後,我重新翻閱了他一九八六年在杭州的一次講演記錄。從

梁啟超開始,在思想史界,不少人把明末清初反理學顧炎武、黃宗羲、

王夫之一派人的思潮興起,視為中國的文藝複興,認為,如果不

是清朝的異族統治,中國有可能由此轉出封建社會的軌道,自行走入

現代。但老包認為,這個潮流不過是儒學異端對主流的反叛。

真正在思想上對於走出傳統有意義的,是提倡心性之學的王學,

而不是聲討王學的異端。他認為,這個潮流的出現,實際上是在中國

古代思想史上不斷重演的劇目翻新。它不過是用三代——即儒家

學說形成的年代,反對當時代,用漢學否定宋學。說白了,

就是用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兩角獸頭上的一隻角,去反對另一隻角。這

樣的反對,自然不可能導致體係的更新。



與此可以形成參照的是,在當時,許多思想解放運動的旗手,實際上

是在用列寧來反對斯大林,然後是用馬克思、布哈林、托洛茨基來反

對列寧,用恩格斯來反對馬克思;在改革觀上,用文革前的模式反對

文革模式,用新民主主義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論。這個過程,一直延

續到李慎之、謝韜……



相形之下,老包是一步到位的。



所以,他的反傳統,不是為反而反,而是在論述中國現代化的思

想資源這個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現代西方文明中的民

主、人權、科學、法治等要素,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至少在儒學傳統

中,是沒有的。八十年代中國的現代化,隻能以包含了這些要素的西

方文明為參照係。



換言之,老包從來沒有全盤否定過中國的傳統文化,隻是認為僅僅靠

挖掘傳統文化的資源,不可能完成21世紀中國的現代化任務。



在那次講演中,老包在答聽眾問時接到一個紙條,問他在中國現代

化當中,馬克思主義的地位如何?礙於四項基本原則的樊籬,

老包沒有正麵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說,要害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被中

國化了。這究竟是什麽意思呢?我認為,他的涵義是,一個革命的

學說,在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結合以後,被改造成了專製的武器。



現在有人尋找中國自由主義的根係,尋找到梁漱溟先生那裏。我承認

梁先生的博大精深,尤其是晚年,有許多大徹大悟,但這個馬克思

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正是他老人家一九四六年到延安,向毛澤東提

出的。見仁見智,大家可以討論。但我以為,至少在那時,作為楊昌

濟的舊友,梁先生是懷著一個帝王師的情結,去做這番獻言的。

此後,他對毛的要求,也不過是封建臣子對於明君的要求,因而

也可歸入用傳統的一角反對另一角的範疇。相比之下,老包雖然至今

沒有被封上什麽自由主義的頭銜,他對此卻是洞若觀火的。



有人探討,老包為什麽在國外沒有影響。這個問題說穿了,就是在西

方漢學家那裏不吃香,沒有人邀請他出國訪問。其實原因也在這裏:

海外的漢學家大多數是依靠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其異端)安身立命的。

所以,他沒有托。



老包不為謀求國際聲譽改變自己的學術觀點,與他不為改善自身的處

境改變政治立場的人格是一致的。他的觀點可以討論,尤其是他否認

傳統文化可以療救現代化過程中的一些社會弊病的觀點,我本人也不

同意。但他的行為有始有終,不說在當代,我以為就是放眼近一百年,

恐怕都是不多見的!



據我觀察,老包與同他觀點相左的學人,關係依然是很好的,他既是

一個鬥士,也是一個很純粹的學者。很多學界前輩,對他都抱以

相當的敬意。



我說老包身上有匪氣,許多朋友會哈哈大笑,這笑聲中包含著讚

同,也包含著欣賞。但正是這個匪氣十足的人,親手打造了八十年代

中國思想界、知識界人文氣質最渾厚的兩塊陣地——《中國哲學》

與《讀書》雜誌。作為思想界、知識界最後的自留地,後者的存

在價值,據說連意識形態主管胡喬木也不敢小覷。它的盛況持續不衰,

它所孵化出來的素質優秀的學者、編者,能夠一代又一代地有一種氣

質的傳承,你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一種奇跡!



所以,書寫中國當代思想史、文化史,不可能沒有老包的地位。他是

中國當代思想解放運動中最重要的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



但是,相比老包在體製內運作的成功,他在民間獨立運作方麵的失敗,

不能不構成另一個顯著的矛盾。同是一個人,身上有著同樣的優點和

缺點,為什麽竟會有如此大的反差?其中有許多我不知道的內情,但

我想,這和民間運作規則的缺如,也和老包本人不羈的性格有關。說

到這裏,我突然想到七十年代末期曆史教科書上的一句名言:



這些運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沒有共產黨的領導。



二、貴人老包



我與老包相識,大約是在一九八二年秋季的某一天,地點在中關村的

中國科學院宿舍金觀濤的家中。交談的一個主題,是金觀濤的新作《中

國社會結構是一個超穩定係統》。像所有初出茅廬的大學生一樣,當

時的我很有點自以為是。我對金說:我能讀懂你的意思,但不太了解

它的意義。按說,超穩定了,就很難改變了……



我理解金文的用意,是要打破中國曆史是在不斷進步的概念,尤其是

在政治和社會領域,其真實的演進形態是循環的。它試圖將這種停

滯的原因,歸結為一個自我滿足的係統結構。這既是接近曆史真實

的描述,對當代的政治改革也有意義。



但不知為何,老包與我針鋒相對地說:我並不懂得它說些什麽,但

我知道它有意義。話語的重心,落在不懂和有意義上。



這話讓我感到了一種敲打:這樣一位前輩都說自己不懂,我真

的懂了麽?



緊接著,老包不知道談到了哪裏,又向我橫刺一槍:……你譬如說,

她穿這件衣服,肯定是覺得它好看,但我就覺得它不好看……



看著他一臉不屑的樣子,心懷慍怒的我不知道這個老頭子今天抽的是

哪陣瘋,怎麽同我幹上了?但作為晚輩,我隻能一言不發。



事隔多年,他同我談到《讀書》為什麽要發甘陽的《論傳統》。一席

話讓我解開了當年的這個疑結。老包說,我並不完全同意甘陽的觀點,

但我知道他這篇文章會轟動,我知道它有意義。



這使我懂得,作為一個優秀的編輯,最重要的素質是什麽:他必須是

敏銳的,富有遠見和深明大義的。不論是什麽人的作品,隻要對學科

發展有意義,對問題的研究的有拓展,對時事有推動作用,他都不應

該放過。





(插圖一:被老包不喜歡的這身衣服)



一九八四年,老包與金觀濤、賈新民創辦《走向未來》叢書。老包以

主編的身份親自擔任我與陳越光合寫的《搖籃與墓地——嚴複的思想

和道路》的責編。那是我們的處女作。當時,他曾對我開玩笑說:我

為你們家兩代人服務啊!



原來,他在此之前,還擔任過我父親一本哲學著作的責編。家父是王

夫之思想的研究者,在老包看來,王夫之是古代儒學異端的集大成

者。這樣,他們就有了一種學術上的相通。即使在六四之後,營壘

不同,他們仍互致問候。



現在回過頭看,我們的那本小冊子,不過是闡述了一個思想——改良

優於革命;表達了一種憂慮——傳統文化對於現代化的阻礙。從其它

各方麵看,均幼稚難擋。但正如老包所料,它的確曾在大學生中引起

強烈的反響。書出當時,北大、清華的讀者反映,他們就小書提出的

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吉林大學的一位文學研究生對我說,他和宿

舍的同學,隻用一個晚上的就看完了小書,但它卻占據了他們整整幾

天的時間。後來轟動一時的電視政論片《河觴》,雖然對小書觀點表

示了一種矜持,但也明顯接受了小書思路,並受其形象思維的影響。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小書在人民大會堂接受共青團中央、全國

總工會、中宣部和國家出版局聯合舉辦的首屆全國優秀青年讀物

二等獎。在那個冰火兩重天的時節,我也由此被某些人視為受自由

化思潮嚴重影響的人。這頂帽子,直到我成為異議分子才被摘

掉。這與小書責編是包遵信,大概是分不開的。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就對《走向未來》原編委會名單作出過一個預

言,並對陳越光說過,這個看上去政治、經濟、文化無所不包的班子,

從思想分野來說,實際上是由兩種人組成,一種人是離經叛道者,一

種是共產黨中的好人,因此,這批人將來不可能一起走到底,可能會

分化,甚至成為對立麵。但事後的情況證明,這些人的分化——一部

分成為座上客,一部分成為階下囚——遠遠超出我的想象!



我沒有同老包交流過這方麵的問題,但我覺得,以他對思想史的精通,

他不會沒有這種預見,但這恐怕就是老包的風格:隻問耕耘,不求收

獲。



三、君子之交



老包在八九民運中的表現,使他的影響超越知識界,進入政治界。但

回溯這個過程,肯定與他在八十年代末期各項文化事業中所遇困難有

關。在多次搭台,然而最終不能在自己的台上唱戲,而是被擠到台下

之後,他似乎變得聰明起來——從此隻唱戲、不再搭台,而且是

巡回演出。而各青年山頭也就樂得把他作為自己的領銜人物。官

方把老包說成是八九民運的黑手,這有違事實。我認為,他在89年

的言論和行為,隻對他個人的理想、信念負責。



對於他在八九民運中的活動,他已有自己的回憶錄《未完成的涅盤》,

我認為是具有信史價值的。我在《八九民運史》中,也作過詳細的交

代。



我與老包的交往不多,但有幾個曆史細節,還是值得一說的。



第一件事:一九八九年五月上旬的一天,老包打電話給我,說有人鼓

動他出麵,組織知識界聯合會。他希望聽聽我的意見。電話當前,我

來不及細想,草草說了三條:



一、您估計您的聲望,是否能夠整合知識界?

二、師出有名,成立這樣一個組織,近期目標是否明確,遠期目標又

是什麽?

三、如何維持下去?



事後想來,這種直言可能傷害老包的自尊心,但我認為,既然你

信任我,在這樣重大問題麵前,我不能不替你考慮。老包當時很爽快

地表示: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會考慮。



這件事情,當時似乎已經按下不表。但在五月二十日戒嚴以後又被重

新提出,而且,這一次老包真的上陣了。正如嚴家其所說,這個首

都知識界聯合會雖由他們二人領銜,但並不是他們策劃成立的。此

事與5月上旬提到的那件事的關係如何,是否舊事重提?老包沒

說,我也沒有問。



第二件事:戒嚴以後,老包有一段就住在社科院政治學所編輯部裏,

但那並不是因為我的關係。那時,我和平常一樣,隻是按照每周兩次

的正常返所日回單位。透過玻璃牆格,我發現辦公室旁的儲藏室裏多

了一張鋼絲床,還有一點簡單的生活用品,但不知道那是誰的,也沒

有問過任何人。直到六××四前夕,社科院進駐部隊,單位的辦公室

主任張誌榮悄悄對我說,希望老包能自己走人,我才知道那是老包的

東西。但我也沒有向老包傳這個話,因為這不關我的事情。我隻是對

我認為知情的、當時的《政治學研究》編輯部副主任、與老包在《讀

書》雜誌有共事經曆,同為《走向未來》、《文化哲學》叢書編委的王

焱說了。以後,老包便不知所終。



第三件事:大約是一九九二年夏,我見到了剛剛出獄不久的老包。老

包曾向我征詢今後發展路向的意見。我希望他能夠調整心態,麵對現

實,開始正常有規律的生活,而放棄流離顛沛的生活。當時,與四人

幫問題有牽連的人已經出獄,許多已經可以接受采訪,有的還能以筆

名撰文。我預料六四這批人的解禁,需要的時間不會比之更長。為此,

我向他傳達了學術界一些朋友的期望——重拾自己的專業,回歸學者

群體,從長計議。但我也說出了我的憂慮:社會對你的要求,已經由

你在89年的角色奠定,如果作這種重新選擇,是否會使往日的努力

統統白費,而使曆史失去一種積累?



在兩種意見麵前,老包表現出了徘徊。但他考慮的不是社會對他的要

求,而是如果自己想回到學者軌道,官方也未必給機會。



事後的情況表明,官方的確沒有給這批人機會。而老包後來的人生軌

跡表明,他依然血性未改,選擇了堅持和頑抗。



在二○○四年老包第一次病危時,我回憶到這個過程曾痛心不已!我

知道,在堅持麵前,老包收獲了他的尊嚴和人格,但他

肯定為此犧牲了自己的健康。作為一個外人,我可能會說,你不朽

去吧,曆史和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你的犧牲;但作為他的朋友,總還

是希望他活著、健康,乃至於是幸福的。



不論老包是否把我的意見看得重要,當時,麵對被數架機器操控,被

許多渠道五花大綁,胸衣開裂、滿臉胡子拉碴、眼睛半睜半閉,

隻有壯烈二字可以形容的老包,我悔恨不已,痛哭流涕!



四、老包與《八九民運史》



對於自己的新生,老包不是沒有過考慮。他曾對我提出過合作的

設想。說自己因身份不便,已經無法公開活動,但他可以給我出主意,

聯係人,由我出麵采訪。他還擬定了一些選題,我記得其中第一個,

就是他曾任職其中的民間文化團體——魯軍的中國文化書院。



出於過份獨立的心性,我對這個建議未置可否。那時,他已經寫出《未

完成的涅盤》,我看了之後,倒是建議他寫《八九民運史》。我認為他

有良好的專業素養,而且人脈廣泛,在運動中又處於一個了解各方麵

情況的位置。我對他說,您是寫這本書的最佳人選。



聽了我的建議,老包沉吟良久,最後說,他沒有這個考慮。



我當即表示,如果你不寫,我就會寫。老包回答說:你寫。我決不

嫉才!



就這樣,書寫《八九民運史》的工作,隻在老包一人知情的情況下進

行起來。對別人,我隻說我開始寫小說了。事後,老包看了《史》的

征求意見稿,讚揚了它的序言寫得好。並就三線計劃的問

題,與我交換了信息和意見。這一點,我已在《佛之血——八九、六

四研究文集》中有所交代。



對於那些當時仍深陷囹圄的人,老包是同情的;對於他們的家屬,老

包也基本上有求必應。但是,老包在做這些的同時,所含蓄表達的一

個思想,迄今似乎並未引起注意,那就是,不僅要愛自己的愛人,還

要愛別人,愛人民。



我領會,這是對一個在野政治家提出的仁的期望。



五、援手蒙麵人政治改革計劃



大約是在二○○○年十二月,老包給我打電話,說有一件事想和我商

量,問我是否有時間。第二天見麵後,他一改往日粗疏大拉,發號施

令的口氣,嚴肅而又娓婉地對我說,今天我找你,是想請你參加一件

事,但在你同意之前,必須先答應我兩個條件:第一,不問這是誰的

活兒;第二,不對任何人說,不論你參加與否。



我答應了以後,老包告訴我,有人想搞一個政治改革設計。他想讓我

承擔社會監督這方麵的設計。我說,第一,我不為當權者謀;第

二,如果是與某某某有關的,不管任何事,你都不要找我。老包保證

說,與某某某絕無關係。但是否與官方有關,老包沒有直接回答,他

希望我相信他的人格,相信他的經驗。



我表示,政治改革是我的畢生追求,社會監督是我的本行,隻要能讓

我直書,我可以承擔。但這類設計已經太多了,我不希望在故紙堆裏

再增加一張廢紙。老包又做工作,說他也是這樣想,既然要我們

做,就要直書。但骨頭是直的,話卻可以委婉地說。我們是為曆史、

為社會謀,不是為哪個人謀,我們隻對良心負責。但結果是否能如願?

他不能打包票,他會和有關人士努力爭取和協調,但妥協也是題中應

有之義……



以老包長輩的身份,如此苦口婆心,我已經無話可說,就把此事接了

過來。



我同意後,老包又進一步地談了應該寫那幾方麵,有些問題如何措辭。

譬如,人大的問題,就以用改進一類的說法。



對於此事,不知道是因為沒有抱太大希望,還是出於保密的需要,我

沒有留下關於它的準確時間記錄,現在隻能根據第一份提綱存盤的時

間二○○○年十二月六日推斷以後的進程。大約一周後,老包再

次來訪,我給他看了自己繪製的社會監督體係立體圖,還有一份

手寫的提綱。他當場認可,還囑我成稿時,將示意圖附上。(提綱附

後)



此後,我們就失去了聯係。由於寫得興奮,我也就沒有管它的下場。

一口氣寫下一萬多字。寫好後放在那裏,等待老包現身。不知道過了

多久,老包第三次來訪,並取走了文章。



這事的結局究竟如何,我並不知知道。很久以後,看到香港《開放》

雜誌披露,江澤民曾委托某某起草政治改革方案,但結果令老江很不

高興。我不知道這與我參與的是不是同一件事。如若是同一件事,結

果應是必然的。——不論你如何婉轉,這分明是在於虎謀皮。



我對之十分淡然,以後再見到老包,知道他的為難,我也從未提起。

但老包似隱隱地懷有歉意。



宅心仁厚的老包



一九八六年九月,老包曾和一群朋友創辦了文化哲學叢書,邀請

我列名編委,並介紹我認識了一批新朋友,將我從人生的穀底拯救出

來,這是老包於我私人有恩的第二件事。老包的宅心仁厚,也由此可

見一斑。



也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他對我的處境開始操心起來。有一次見麵,

竟說到,如果不嫌棄,他可以試著為我謀一個為私人醫院看大門的工

作。但此事並無下文。



以後,我和王鵬令談戀愛,找老包谘詢,老包說了他許多好話:



其一,六四開槍的那天黃昏,他回家取東西,碰見家住附近的鵬令在

散步,王對他說,在這種時候,你有什麽需要幫忙的,千萬對我說。

他還把自己的住址和電話告訴了老包。可見他是一個仗義的人。



其二,老包說他生平見過兩個最狂的人,一個是丁學良,另一個

就是王鵬令。他說,人要有資本,才狂得起來呀!他認為二人是有資

本的。



其三,他是社科院哲學所的學術委員,這個職務說明,他的人際關係

至少不壞。這樣的人,應該不會很難相處,有些人學問好,但生活在

一起卻不一定好……



老包能考慮得這麽具體,真真令我感激涕淋。這也說明,他是一個粗

中有細的人。我能在單身十餘年後,以如此高齡遠嫁荷蘭,雖然是自

己 高燒九十度所致,但與老包和胡鑒美兩位長輩的保媒,應

是分不開的。



老包為人厚道,表現在他從未與我談過別人的是是非非。關於他的不

順,我都是從其它朋友那裏得知的。但是,賈新民的自殺事件,卻幾

乎令他有點沉不住氣。



老包和賈新民同是《走向未來》叢書的發起人和主要負責人,但都因

不明原因離開了自己心血灌注的事業。對於老賈的突然自殺身亡,老

包和我,都是極其意外的。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收到徐曉打來的電話,說老賈死了,

死於意外,不知道是否應該通知某某某。我感到十分震驚,於是給老

包打電話,問他知不知道詳情。老包問我是不是搞錯了?一個多月前,

他還和老賈見過麵。當時,老賈完成了他的課題——中國科學院科技

發展計劃的一套叢書,還請老包吃飯,以示慶祝。席間,他們還聊到,

老賈與現任科學院副院長挺哥兒們,當時流行的科技創新的口號,

還是出自老賈的創意。好好的一個大活人,怎麽就走了呢?



更奇怪的是,老賈死了,我們這些老朋友,怎麽都不知道呢?



第二天,老包打來電話,把他所了解到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述說:

老賈死於十二月十二日,是從他所住的中國科學院中關村宿舍樓的十

六層高樓上墜樓身亡。後事早已處理完畢,沒有留下任何遺書。



在以後的三年中,我們各自都從自己的熟人那裏聽到一些老賈自殺前

的情況,各種當事人和間接知情者的說法均不一致,有些事情的追溯,

令人困惑、痛苦,令人感歎人生的無常,乃至於荒誕!



對此,老包有一點不依不饒。我雖然覺得事情蹊蹺,有探索的欲望,

但我卻不堪麵對當事人們的痛苦。所以,我最後對老包說了一句話:

老賈已經死了,人死不能複生,我們如果追究下去,勢必對活著的人

造成壓力。以死人壓活人,算了吧!相信當事人會更加痛苦,吸取教

訓,不再重犯就行了。



此後,我將這次偵探的情結轉移到研究毛澤東的公私案件方麵,老包

也再未提到過這件事。他的內心怎麽想,我不知道,但他終究也是愛

護活著的人的。我希望,活著的人,也能體會老包的這份仁心。


(插圖2:陳小雅與包遵信夫人,在老包追悼會上)


送老包的那天,因為張顯揚在電話中一再囑咐,不要過橋,我經過

一番長途跋涉,好容易找到東郊殯儀館,趕上了儀式的結尾。對此,

我對老包和他的家人深懷歉意!我也希望活著的人,能夠迅速地從這

個變故中走出來,這樣或許老包會感到更安慰,也走得更安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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