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曆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曆代疆域 (圖)

譚其驤：曆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曆代疆域

　　曆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曆代疆域
　　譚其驤
　　
　　（這是作者在1981年5月下旬召開的“中國民族關係史研究學術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時本人做了一些修改。）
　　
　　翁獨健同誌要我在這次會議期間在大會上講一通。我說，我不是民族史專家，有什麽好說的？他說：不要你講別的，隻要你講一講你們在編繪《中國曆史地圖集》時是怎樣劃定各個曆史時期的中國的範圍的；也就是說，對曆史上同時存在的許多國家地區和民族，你們是如何區別中外的？哪些算中國，哪些不算，標準是什麽？

　　他既然提了這樣具體的要求，我作為《中國曆史地圖集》的主編，就不便推辭了。所以今天下午我在此向諸位匯報一下我們在這套圖集裏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就把這個講話命名為《曆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曆代疆域》吧！諸位聽了如果認為我們的處理辦法有不合理、不妥當之處，歡迎在明天小組會上提出來大家展開討論。
　　
　　《中國曆史地圖集》的編繪工作開始於1955年春。開始隻要求把楊守敬的《曆代輿地圖》予以“重編改繪”，範圍準備一仍楊圖之舊，那時還沒有接觸到曆史上中國的範圍這個問題。楊圖各時代都隻畫中原王朝的直轄版圖，除前漢一冊附有一幅西域圖外，其餘各冊連王朝的羈縻地區都不畫，更不要說與中原王朝同時並立的各邊區民族政權的疆域了。所以楊守敬所謂《曆代輿地圖》，起春秋訖明代，基本上都隻畫清代所謂內地18省範圍以內的建置，不包括新疆、青、藏、吉、黑、內蒙古等邊區。編繪工作開始沒多久，我們就感覺到以楊圖範圍為我們的圖的範圍這種想法是不行的。

　　新中國的曆史學者，不能再學楊守敬的樣兒僅僅以中原王朝的版圖作為曆史上中國的範圍。我們偉大的祖國是各族人民包括邊區各族所共同締造的，不能把曆史上的中國同中原王朝等同起來。我們需要畫出全中國即整個中國曆史的地圖來，不應隻畫秦、漢、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隨後我們就作出決定：圖名改為《中國曆史地圖集》，範圍要包括各個曆史時期的全中國。怎樣確定各個時期的全中國範圍，從此便成為我們不得不反複慎重考慮的一個首要問題。

　　我們是如何處理曆史上的中國這個問題呢？我們是拿清朝完成統一以後，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的清朝版圖，具體說，就是從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曆史則期的中國的範圍。所謂曆史時期的中國，就以此為範圍。不管是幾百年也好，幾千年也好，在這個範圍之內活動的民族，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民族；在這個範圍之內所建立的政權，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政權。簡單的回答就是這樣。超出了這個範圍，那就不是中國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國的政權了。

　　為什麽作出這樣的決定？我們的理由是這樣：

　　首先，我們是現代的中國人，我們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國”作為中國的範圍。我們知道，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國，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國，是不是這個範圍？不是的。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們不是唐朝人，不是宋朝人，我們不能以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國為中國，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國為中國，所以我們要拿這個範圍作為中國。

　　這還要從“中國”兩個字的意義講起。“中國”這兩個字的含義，本來不是固定不變的，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且不提《詩經》等古籍中的“中國”是什麽意思，簡單說起來，拿“中國”兩個字表示我們國家的主權所達到的範圍，這個觀念是鴉片戰爭之後才形成的。在這以前的“中國”二字，在各種場合有各種樣子的用法。遠的我們不講，鴉片戰爭以後的初期，這個觀念還沒有完全固定下來。舉一個例子，魏源寫《聖武記》所用的“中國”，有時候是符合現在的概念的，譬如他講到蒙古，把蒙古算中國，俄國算外國；講到西藏，把西藏算中國，印度算外國。

　　但有的時候，他還采用一種老觀念，把18省同新疆、西藏、蒙古對立起來，隻把18省叫中國。有的明清著作中，甚而至於因為作者本人跑到西南的貴州、廣西少數民族地區，他作筆記就把貴州、廣西這一帶的少數民族地區不看作中國，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內地看作中國。“中國”兩個字，按照現在的用法，形成是很晚的。鴉片戰爭以後的初期還沒有完全形成，基本上到晚清時候才形成。講到“中國”就是表示我們國家的主權所達到的範圍，這是鴉片戰爭後經過了幾十年才逐漸形成的。

　　我們再回頭來講，我們是現代人，我們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中國。這不是說我們學習了馬列主義才這樣的。而是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後一時期就不能拿前一個時期的“中國”為中國。

　　舉幾個例子：春秋時候，黃河中下遊的周王朝、晉、鄭、齊、魯、宋、衛等，這些國家他們自認為是中國，他們把秦、楚、吳、越看成夷狄，不是中國。這就是春秋時期的所謂“中國”。

　　但是這個概念到秦漢時候就推翻了，秦漢時候人所謂“中國”，前不再是這樣，他們是把秦楚之地也看作中國的一部分。這就是後一個時期推翻了前一個時期的看法。
　　
　　到了晉室南渡，東晉人把十六國看作夷狄，看成外國。

　　到了南北朝，南朝把北朝罵成索虜，北朝把南朝罵成島夷，雙方都以中國自居。這都是事實。

　　但唐朝人已經不是這樣了，唐朝人把他們看成南北朝，李延壽修南北史，一視同仁，雙方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同樣，在宋朝也把遼、金、夏都看成是外國，看成夷狄。但是元朝人已經不這樣了，已經把遼、金、夏跟宋朝一樣看成“中國”。

　　元朝人已經不用宋朝的看法了，難道我們還要作宋朝人？

　　所以我們說現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中國。後一代的人把前一代的人的概念否定，不采用前一代人的概念，這是由來已久，自古而然的，沒有什麽奇怪。

　　我們現在當然不應該再以東晉人自居，再以宋代人自居。總而言之，我們是現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中國。

　　第二個問題。我們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曆史上的中國，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國範圍來限定我們曆史上的中國範圍。我們應該采用整個曆史時期，整個幾千年來曆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為曆史上的中國。

　　我們認為18世紀中葉以後，1840年以前的中國範圍是我們幾千年來曆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這就是我們曆史上的中國。至於現在的中國疆域，已經不是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個範圍了，而是這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列強、帝國主義侵略宰割了我們的部分領土的結果，所以不能代表我們曆史上的中國的疆域了。

　　為什麽說清朝的版圖是曆史發展自然形成的呢？而不是說清帝國擴張侵略的結果？因為曆史事實的確是這樣，清朝的版圖的確是曆史發展自然形成的。

　　我們跟沙俄不同，沙俄在16世紀以前，和烏拉爾山以東的西伯利亞、中亞細亞沒有什麽關係，16世紀以後向東侵略、擴張，才形成現在這麽大的版圖。

　　但是清朝以前，我們中原地區跟各個邊疆地區關係長期以來就很密切了，不但經濟、文化方麵很密切，並且在政治上曾經幾度和中原地區在一個政權統治之下。

　　東北地區在唐朝時候已經建立了若幹羈縻都督府、羈縻州。到遼、金時代版圖已東至日本海，北至外興安嶺，經過元朝直到明朝的奴爾幹都司，都是如此。

　　北方也是如此，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在西漢時跟漢朝打得很熱鬧，最後匈奴還是投降了漢朝，甚而至於到東漢初年還入居漢王朝的版圖之內。

　　唐朝，從唐太宗滅了突厥頡利可汗、滅了薛延陀、滅了車鼻可汗之後，一度統治整個蒙古高原，遠達西伯利亞南部，幾十年之後突厥才複國。

　　元前的時候，蒙古高原是元朝的嶺北行省。

　　在西北方麵也是如此，西漢設西域都護府，唐設安西、北庭都護府，元曾經置阿力麻裏、別失八裏行中書省、宣慰司等等。雖然一般都不是連續的，但斷斷續續好幾次，都跟中原地區在政治上屬於一個政權。至於經濟、文化關係，那就更緊密。這個長期的經濟、文化、政治的關係，逐漸發展下來，越來越密切。

　　我們很讚成前幾天翁獨健同誌講的一段話，我們曆史上中原王朝跟邊疆少數民族的關係到底是什麽關係？主流是什麽？是和平共處？還是打仗？我們看不必去深究它，確實有的時期是很好的，和平共處，有的時期是打仗，有的時期打仗還打得很凶。但是，總的關係是越來越密切。我看這點是誰也不能否定的。

　　隨著曆史的發展，邊區各族和中原漢族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形成了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光是經濟文化的交流關係不夠了，光是每一個邊區和中原的合並也不夠了，到了17世紀、18世紀，曆史的發展使中國需要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權，把中原地區和各個邊區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而清朝正是順應了曆史發展的趨勢，完成了這個統一任務。

　　17世紀、18世紀清朝之所以能夠在這麽大的範圍之內完成統一，這決不是單純的由於那時的清朝在軍事上很強，在軍事上取得一係列的勝利所能夠做到的。單純的、一時軍事上的勝利和軍事征服要是沒有社會、經濟基礎來維持的話，統一是不能持久的。但是清朝在完成統一之後，鞏固下來了，穩定下來了。

　　到了19世紀中葉以後遭遇帝國主義從東南西北各方麵入侵，給他們侵占了一部分土地去了，但基本上還是維持下來了。這是為什麽？主要的原因是中原需要邊區，邊區更需要中原，需要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這對中原人民有利，對邊區人民更有利。我們知道，清朝的統一，實際上是先統一了滿族的地區，即廣義的滿洲；再統一漢族的地區，即明王朝的故土；再統一蒙族地區和蒙族所統治的維藏等族地區。主要是滿、蒙、漢三區的統一。

　　漢族地區指原來的明朝的地方，除漢族外也包括許多南方的少數民族，蒙族地區在內外蒙古以外，還包括青海、西藏以及南疆的維吾爾地區。這些地區本來都在厄魯特蒙古統治之下，都在準噶爾統治之下。當時的準噶爾疆域，不僅是天山北路的準噶爾本部，還包括南路的維吾爾地區，青海、西藏、套西厄魯特，都是在準噶爾統治之下。

　　噶爾丹還進一步侵占了喀爾喀蒙古，即外蒙古。隻有內蒙古在清朝入關之前早已納入清朝版圖。後來準噶爾又進一步要從外蒙古入侵內蒙古，這就爆發了清朝和準噶爾之間的戰爭。

　　雙方經過康熙、雍正、乾隆70年的鬥爭，清朝終於取得了勝利。清朝不僅把準噶爾本部收入版圖，也把原來在準噶爾統治之下的青海、西藏、“回疆”，即天山南路，也納入了版圖。所以清朝統一基本上就是統一滿、漢、蒙三區。

　　蒙區實際上包括維吾爾地區及藏區。這三區統一完成之時是在乾隆中葉，即18世紀50年代。

　　而由滿，蒙、漢三族人民組成這個王朝，實際上還遠遠在清朝入關以前。

　　1636年皇太極即皇帝位，把國號大金改為大清，臣下所進呈的勸進表就是由滿、蒙、漢三種文字寫成的，充分表明這個王朝是由滿、蒙、漢三種人組成的。據我來看，這是順應曆史潮流的。

　　因為到了16世紀、17世紀時，漢滿蒙等中國各民族已經迫切需要統一。這一點，我們從明朝與女真部族即後來的後金打的交道，明朝跟蒙古打的交道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個時候中原的明朝和東北的滿洲、北方的蒙古，時而打仗，兵戎相見；時而通過和談規定明朝歲贈女真、蒙古多少物資，並進行互市。打也好，和也好，目的無非是女真人要拿人參、貂皮來換中原地區的緞布、糧食和農具，蒙古人要拿他們的馬來換中原布帛、粟豆和茶葉。歲贈互市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時，就打進來掠奪。一邊進行掠奪，一邊要挾舉行新的和議，增加歲贈。

　　這說明邊區發展到16世紀、17世紀時迫切需要中原地區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品。

　　當然，中原地區也需要邊區的人參、貂皮、馬匹等等。但是比較起來說，邊區更需要中原的物資。所以說，通過互市，通過戰爭，最後需要統一。

　　因為統一之後，隻要中原能用布匹、糧食等物資滿足邊區的需要，就可以平安無事，統一就可以鞏固下來。

　　所以我說清朝之所以能造成大統一的局麵並且鞏固下來，是順應了曆史的潮流。是曆史的發展自然形成的。有人說，清朝這樣大的版圖完全是內外擴張的結果，這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

　　清朝對於蒙古用兵不能算是窮兵黷武，就象漢武帝對匈奴用兵不能算窮共黷武一樣。漢武帝對付朝鮮、東越、南越，可以責備他是侵略，對付匈奴就不能算是侵略。他不對付匈奴，匈奴要打進來。唐太宗對付突厥也不能算窮兵黷武。

　　同樣清朝對付準噶爾也是不得不然。在那時候，準噶爾氣勢洶洶，占領了整個新疆、青海、西藏、外蒙，矛頭指向清帝國統治下的內蒙，如果不把噶爾丹打敗的話那還得了？那就可能再次出現邊疆民族入主中原，即厄魯特入主中原，再來一次改朝換代。要改朝換代可不是容易的。

　　從當時情況看起來清朝還是比準噶爾進步點，讓清朝統治中原地區比讓準噶爾統治中原還是要有利一點吧。所以說清朝打敗準噶爾，不能說他是窮兵黷武。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清朝把準噶爾統治的地區一一收入版圖，這是為了徹底打垮準噶爾而必須要采取的措施，不是存心要去征服這些地方。

　　清朝那時候並不是擴張主義者。我們知道，清朝打敗準噶爾之後，阿富汗、浩罕、巴達克山等中亞的一些小國，曾經一度要加入清朝，但清朝拒絕了，僅僅把這些國家列為藩屬，以當時清朝的兵勢、兵威所加，要進一步向中亞擴展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清朝並沒有這樣做。

　　可見清朝之所以有這樣的版圖，決不能說他是擴張主義者，這是順應曆史潮流。所以說清朝在18世紀時形成的這個版圖是中國曆史發展的結果，拿這個版圖來作為曆史上中國的範圍應該是恰當的。

　　有人主張拿今天的國土作為曆史上中國的範圍，我們認為那是不恰當、不應該的。要是那樣的話，豈不等於承認沙俄通過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割讓的烏蘇裏江以東、黑龍江以北的地方，本來就不是我們的地方嗎？

　　事實上在清朝以前，烏蘇裏江以東、黑龍江以北已有幾百年是在中原王朝直接統治之下的。再如大漠以北的蒙古高原，現在屬於蒙古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是不是曆史自然發展形成的呢？不是。

　　1911年、1921年兩次蒙古獨立，都是後麵有第三者插手的，要是沒有第三者插手的活，它不會脫離中國。曆史發展的自然趨勢是蒙古地區不論漠南漠北部應該和中原地區聯係在一起的。

　　到了20世紀，到了1911年、1921年，由於第三者的插手，結果分裂出去了。這不是自然發展的結果，這是帝國主義宰割中國的結果。所以我們不能說曆史上的中國隻包括漠南的內蒙古而不包括漠北的外蒙古，盡管我們現在是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所有的北方民族，匈奴也好，鮮卑也好，柔然也好，突厥也好，回紇也好，全都是同時分布在漠南和漠北的。

　　要是我們以今國界為依據處理曆史上的民族，那該怎麽辦？同一個政權統治之下的一個民族，漠北的不算中國，漠南的才算中國，這就沒法辦了。但我們要是采用1840年以前的清朝版圖為曆史上中國範圍就好辦。

　　出現在漠南漠北的蒙古以及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是中國的少數民族，不能因為今天在蒙古人民共和國之內就不算曆史上中國的民族。當然，我們講中國史的時候應當把這些民族作為中國史上的民族。但我們也不反對蒙古人民共和國在寫它的曆史的時候把這些古代民族寫成它的先民。

　　有一點要補充一下，就是1840年以前有些跨國界的政權或民族或部族怎麽辦？這個問題最明顯的事例就是高麗。我們現在是這樣辦的：我們認為以鴨綠江、圖們江為界的中朝國界，這是曆史自然形成發展的結果，沒有什麽帝國主義插手。

　　曆史上的高麗最早全在鴨綠江以北，有相當長一個時期是在鴨綠江、圖們江南北的，後來又發展為全在鴨綠江以南。

　　當它在鴨綠江以北的時候，我們是把它作為中國境內一個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國家的，這就是始建於西漢末年，到東漢時強盛起來的高句麗，等於我們看待匈奴、突厥、南詔、大理、渤海一樣。當它建都鴨綠江北岸今天的集安縣境內，疆域跨有鴨綠江兩岸時，我們把它的全境都作為當時中國的疆域處理。

　　但是等到5世紀時它把首都搬到了平壤以後，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政權了，就得把它作為鄰國處理。不僅它鴨綠江以南的領土，就是它的鴨綠江以北遼水以東的領土，也得作為鄰國的領土。

　　我們處理曆史上的中國的標準就這一條，並沒有第二條。

　　當初我們討論的時候，正如昨天小組會上好幾位同誌的意見一樣，有些同誌總覺得隻有這麽一條不夠，總想找到第二條、第三條，想要加一兩條跟中原王朝的關係，總覺得應該跟中原王朝有一點什麽關係，如果沒有關係，怎麽能說是曆史上的中國？

　　什麽關係呢？最好有過郡縣。但是有的邊區從來沒設過郡縣，那麽羈縻州縣也算郡縣。這也是過去學術界不實事求是之風造成的。那時曆史學界諱言“羈縻州”，“羈縻”兩個字不許提，硬要把“羈縻”都督府、羈縻州的“羈縻”兩個字去掉，變成某某州，要把它看成正式的地方行政區劃一樣。

　　我們知道，府、州的長官是流官，是中央政府可以隨時調動的。府、州秉承中央政府的政令進行統治，向中央繳賦稅，服徭役。但羈縻府、州隻是給當地少數民族首領一個都督或刺史的名義，實際上是當地基本上自主的統治者，他的地位是世襲的。王朝動不了它，它隻是歸附而已，你要動他他就會舉兵叛亂。

　　羈縻府州和正式府州完全是兩回事。因為正式的找不出來，所以硬要把羈縻府州算正式府州。這在實際上是違反曆史事實的。有些地區連羈縻府州也沒有設置過，這些同誌就去找稱臣納貢的關係，隻要稱過臣、納過貢，就算是歸入中原正朝的版圖了。或者是曾經接受過中原王朝封贈的爵位，中原王前曾經封過這一部族的首領什麽王，什麽侯，或者是曾經授予一點什麽官銜，那就把它說成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納入中國的版圖了。

　　搞來搞去無非就是要跟中原王朝拉上一點關係，好象隻有跟中原正朝扯上關係以後才能算中國，否則就不能算中國。這是講不通的。

　　我們知道，朝鮮、越南是曆代向中原正朝稱臣納貢，接受中原王朝的封爵的，但我們能把朝鮮、越南算作中國的一部分嗎？不行。它們跟明朝和清朝的關係隻是小國與大國的關係、藩屬國和宗主國的關係，它們不是明朝的地方、清朝的地方。

　　尤其明顯的是日本有一顆被奉為國寶的印，叫做漢倭奴國王印，按照這些同誌的說法，日本已接受了中國給他的這顆印，豈不是日本也要算中國的了嗎？可見把有沒有封爵納貢這種關係看作在不在曆史上的中國範圍以內這種說法，是絕對講不通的。

　　尤其突出的是，一定要把跟中原王朝拉上一點關係才算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麽處理台灣問題就難了。台灣在明朝以前，既沒有設過羈縻府州，也沒有設過羈縻衛所，島上的部落首領沒有向大陸王朝進過貢、稱過巨，中原王朝更沒有在台灣島上設官置守。

　　過去我們曆史學界也受了“左”的影響，把“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句話曲解了。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一點沒有錯的，但是你不能把這句話解釋為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這是完全違反曆史事實，明以前曆代中原王朝都管不到台灣。

　　有人要把台灣納入中國從三國時算起，理由是三國時候孫權曾經派軍隊到過台灣，但曆史事實是“軍士萬人征夷州（即台灣），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隻俘虜了幾千人回來，“得不償失”。

　　我們根據這條史料，就說台灣從三國時候起就是大陸王朝的領土，不是笑話嗎？派了一支軍隊去，俘虜了幾千人回來，這塊土地就是孫吳的了？

　　孫吳之後西晉南朝隋唐五代兩宋都繼承了所有權？有人也感到這樣實在說不過去，於是又提出了所謂台澎一體論，這也是絕對講不通的。

　　我們知道，南宋時澎湖在福建泉州同安縣轄境之內，元朝在島上設立了巡檢司，這是大陸王朝在澎湖島上設立政權之始，這是靠得住的。有些同誌主張“台澎一體”論，說是既然在澎湖設立了巡檢司，可見元朝已管到了台灣，這怎麽說得通？在那麽小的澎湖列島上設了巡檢司，就會管到那麽大的台灣？

　　宋元明清時，一個縣可以設立幾個巡檢司，這等於現在的公安分局或者是派出所。設在澎湖島上的巡檢司，它就能管轄整個台灣了？有什麽根據呢？相反，我們有好多證據證明是管不到的。因此，你假如說一定要與中原正朝發生聯係才算中國的一部分，那末明朝以前台灣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這行嗎？不行。

　　台灣當然是中國的，自古以來是中國的。為什麽自古以來是中國的？因為曆史演變的結果，到了清朝台灣是清帝國疆域的一部分。

　　所以台灣島上的土著民族——高山族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我們中國的一個少數民族。

　　對台灣我們應該這樣理解，在明朝以前，台灣島是由我們中華民族的成員之一高山族居住著的，他們自己管理自己，中原王朝管不到。到了明朝後期，才有大陸上的漢人跑到台灣島的西海岸建立了漢人的政權，這就是顏恩齊、鄭芝龍一夥人。

　　後來荷蘭侵略者把漢人政權趕走了，再後來鄭成功又從荷蘭侵略者手裏收複了。但是，我們知道，鄭成功於1661年收複台灣，那時大陸上已經是清朝了，而鄭成功則奉明朝正朔，用永曆年號，清朝還管不到台灣。

　　一直到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平定台灣，台灣才開始同大陸屬於一個政權，所以一定要說某一地區同中原正朝屬於同一政權，中原王朝管到了才算是中國的話，那末，台灣就隻能從1683年算起，1683年前不算中國，這行嗎？

　　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為什麽是中國的？因為高山族是中國的一個少數民族，台灣自古以來是高山族的地方，不是日本的地方，也不是菲律賓的地方，更不是美國的地方、蘇聯的地方，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地方。

　　但不是屬於中原王朝，是屬於高山族的，到1683年以後中原王朝才管到，這樣我們覺得就可以講通了。一定要找出邊疆地區同中原王朝的關係來，好象同中原王朝沒有關係就不能算中國的一部分，實際上，很對不起，還是大漢族主義。這個思想一定要堅決打破。

　　我們自己思想中如果認為一定跟漢族王朝有關係才算中國，那就不好辦了。國外有人說，中國的西界到甘肅為止，新疆從來不是中國的。這個論點大家都知道是胡說。但是，為什麽是胡說呢？

　　很多人就會這樣講了：因為新疆在漢朝就統治到了，唐朝也統治到了。漢朝設過西域都護府，唐朝設過安西都護府、北庭都護府。但是我們的曆史很長，西漢對西域統治多少時間？也不過50年吧。

　　東漢的統治更差。唐朝比較長一點，也不過7世紀到8世紀100多年吧。我們有幾千年的曆史，除了唐漢一二百年統治了新疆之外，其他的時代怎麽樣？有些人隻願意談漢唐，不願意談其他時代，因為一想到除漢朝、唐朝、清朝之外，中原王朝的確管不到新疆。

　　那怎麽辦呢？好象理虧似的，於是有的同誌就去找其他的關係。說是雖然不能直接管到，但在宋朝、明朝新疆的地方政權向中原王朝進過貢。

　　朝鮮、越南都不算中國的一部分，為什麽新疆地區的政權向中原王朝進過貢，就算是中國的一部分呢？這是講不通的。

　　宋朝和明朝，新疆地區政權同中原王朝的關係實在是很可憐的，西州回鶻、於田、黑汗王朝跟宋朝怎麽說得上有什麽臣屬、隸屬關係？怎麽能說是向宋朝稱臣納貢呢？不過是來往一二次而已，不用說不在宋朝的版圖內，連藩屬也談不上。

　　到明朝更可憐了，明朝中葉以後，嘉峪關打不開了，嘉峪關之外都是一些與明朝沒有什麽關係的政權。所以一定要與中原王朝有關係才算中國的一部分的話，那末新疆在宋朝、明朝根本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不能這樣講，不能說一定要與中原王朝有關係才算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一定要分清楚漢族是漢族，中國是中國，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這是不同的概念。在1840年以前，中國版圖之內的所有民族，在曆史時期是中國的一部分。就是這麽一條，沒有其他標準。新疆在宋朝的時候，是西州回鶻、於田、黑汗等等。在明朝的時候，在察合台後王封建割據之下，分成好多政權，這是不是就不是中國了？是中國，不過它與中原王朝分裂了。

　　分裂與統一，在中國曆史上是經常出現的，每一次由分而合，一般說來是擴大一次。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統一是在秦漢時期，秦統一時北至秦長城，西邊隻到黃河，根本沒有挨上青藏高原。

　　漢朝的統一，西邊到了玉門關，到了青藏高原的湟水流域。比秦有所擴大。

　　隋唐的統一又擴大一步，但是都趕不上清朝的統一。

　　一次一次統一，一次一次的擴大，到清朝的統一，版圖最大。而這個範圍並不反映清朝用兵的結果，而是幾千年來曆史發展的結果，是幾千年來中原地區與邊疆地區各民族之間經濟、政治各方麵密切關係所自然形成的。

　　不過，我們說，經濟文化的密切關係，還需要政治統一來加以鞏固的。所以講到這點，我們不得不特別強調一下，我們中國是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這一句話並不是泛泛而談的，少數民族對我們的貢獻確實是很大的，除了經濟文化方麵我們暫且不談之外，就是我們形成這麽大的一個中國，少數民族特別是蒙古族、滿族對我們的貢獻太大了。

　　我們設想一下，在12世紀我們這個中國分成七八塊，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是南宋，東北和黃河流域是金，寧夏、甘肅的河西和鄂爾多斯這一帶是西夏，雲南是大理，新疆是西遼，西藏是吐蕃，分裂成許多部落的蒙古高原上是蒙古各部、突厥各部，整個中國分成七八塊，每一塊中間還不統一。

　　由於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祖孫三代的經營，才出現了一個大統一的局麵，這個大統一的局麵多麽珍貴啊！

　　譬如雲南，雖然漢晉時代是中原王朝統治所及，但是南朝後期就脫離了中原王朝。到了隋唐時候，是中原王朝的羈縻地區，不是直轄地區。這個羈縻局麵也不能維持很久，到了8世紀中葉以後，南詔依附吐蕃反唐，根本就脫離了唐王朝。

　　南詔之後是大理。總的來說，從6世紀脫離中原王朝，經過了差不多700年，到13世紀才由元朝征服大理，雲南地區又成為中原王朝統治所及。

　　又如新疆地區，從8世紀後期起就脫離了唐王朝，唐朝人被吐蕃又趕出來了，後來吐蕃人也站不住了，維吾爾人進入新疆建立了幾個政權。

　　總而言之，經過了400多年，才由蒙古族征服西遼使新疆地區和中原地區又同屬於一個政權。

　　元朝的統治使中國各地區之間長期分裂又合在一起。沒有蒙古的話，怎麽能形成這樣大的統一？這樣分裂局麵繼續下去的話，那就不可想象。

　　同樣，在明朝時候，中國又進入一個分裂時代。明朝對東北遼東邊牆以外，對青藏高原的統治是很薄弱的，隻是一種羈縻關係而已，真正的統治是談不上的。我們要說老實話，現在把明朝對西藏關係來比之於元朝對西藏的關係，清朝對西藏的關係，這是不行的，是遠遠趕不上的。

　　明朝對東北邊牆以外女真各部的關係也不能和元朝清朝相提並論。長城以外的韃靼、瓦剌，長期處於敵對狀態。所以明朝的時候中國又分成好幾塊了。沒有清朝起來，這個分裂局麵不知又要延續到什麽時候。

　　明朝對新疆的關係更談不上，根本管不上，連新疆發生什麽變化都不曉得。

　　要是沒有清朝從努爾哈赤、皇太極，經過順治、康熙、雍正、乾隆這6代二百多年的經營，就不會出現18世紀的大統一局麵。

　　所以我們說中國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締造的。我們今天還能夠繼承下來這麽大的一個中國（雖然被帝國主義宰割了一部分，侵占去了好多地方），包括這麽多的少數民族在內，不能不歸功於清朝。所以我們絕不能把中國看成漢族的中國，我們中國是各族人民共同的中國。

　　很多少數民族對我們中國曆史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沒有元朝，沒有清朝，今天的中國是什麽樣子？我們怎麽能把中國看成漢族一家的？

　　王朝跟中國不能等同起來，應該分開，整個曆史時期隻有清朝等於全中國，清朝以外沒有別的中國政權。

　　清朝以前任何曆史時期，中國都包括兩個以上的政權，我們絕不能說這個政權是中國的，那個政權不是中國的，不能這樣分，要分也分不清。

　　曆史上同時存在兩個以上的中國政權時，那就得承認事實上當時幾個國家並峙，誰也管不到誰，不能硬說中原王朝管到了邊區民族政權。

　　有些同誌要把吐蕃說成是唐朝的一部分，這是違反曆史事實的。

　　唐和吐蕃敵對戰爭時多，和親通好時少。就是在和親通好時，唐朝也完全管不了吐蕃。

　　漢朝和匈奴，唐朝和突厥、回紇的關係，基本上也是如此。我們隻能認為吐蕃、匈奴、突厥、回紇是曆史上中國的一部分，但不能說它們是漢唐王朝的一部分。

　　曆史上的中國政權有時管到了曆史上中國範圍以外的地方，我們也得承認這些地方雖然不在曆史上的中國範圍之內，但確在幾個中國王朝版圖之內。

　　例如，漢晉間曾在朝鮮西北部設置過樂浪、帶方等郡，漢唐間曾在越南北部設置過交趾、九真、日南等郡，這些設郡縣的地方，當然是漢晉唐等王朝疆域的一部分。所以朝鮮、越南雖然不在曆史上的中國範圍之內，但曆史上的樂浪、交趾等郡，則為漢、唐等王朝的領土，那是無可諱言的。

　　以郭老名義出版的《中國史稿》第一版（後來的版本改動過沒有，我不知道），把漢朝同交趾、九真、日南的關係說成是對外關係，我看是很難講得通的。

　　這三郡明明在漢王朝的統治之下、版圖之內，漢朝其他地區對這三郡的關係隻能說是內地或中原對邊區的關係，怎麽能說成是對外關係呢？這是違反曆史事實的。

　　我們對內提倡民族團結，對外提倡尊重鄰國，特別是比較弱小的鄰國，這是對的。但不應該，也不需要為了要尊重鄰國，就抹殺或歪曲曆史事實。交趾、九真、日南等郡確在漢唐王朝疆域之內，不能因為在今天是越南的國土，便硬說漢唐跟這幾郡的關係是“對外”。

　　五代以後越南脫離中國獨立建國，那我們就該尊重其獨立，不能因為它曾經向宋、元、明、清等朝稱過臣、納過貢，而不把它作為一個獨立的鄰國看待。

　　在我們的圖上，我們沒有把秦朝的象郡按我國的傳統說法劃在越南境內。有些同誌認為我們在畫秦圖時是在與越南友好的時候，所以就不敢把象郡畫在越南。我們是把象郡畫在廣西、貴州一帶的。

　　他們說，我們現在要修訂這套圖，應該可以把象郡畫到越南去了。實際把曆史上的郡縣畫在哪兒，這是不能以對某個鄰國友好與不友好來決定的。我們當初沒有把象郡畫到越南去，我們是根據史料認真地作了分析，覺得還是不把象郡畫到越南去更妥當一些。

　　我們也知道把象郡放到越南去也有一定的史料根據，《漢書·地理誌》、《水經注》都說秦朝的象郡在越南。但是我們沒有采用這種說法而主張象郡是在廣西、貴州，我們覺得這種主張的根據更堅強一些。

　　因為《漢書·地理誌》趕不上《漢書·本紀》可靠，而《漢書·本紀》的材料證明象郡應該在廣西。《水經注》的材料雖然可貴，但《山海經》的材料比《水經注》更早一點。《山海經》的材料說明象郡應該在貴州。

　　因此，我們是老老實實根據曆史資料進行認真的分析、研究以後才下結論的。我們決不能今天與這個國家友好了，就這樣畫，不友好了，就那樣畫。

　　有的同誌說如果我們把曆史邊疆各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看成是曆史上的中國，那是不是就沒有民族英雄，就沒有、賣國賊了。是不是宋遼之間、宋金之間的戰爭都是內戰了？這顯然也是不對的。

　　我們講曆史上的中國是應該站在今天中國的立場上的，但講曆史上中國境內國與國之間的鬥爭，宋朝就是宋朝，金朝就是金朝，宋金之間的鬥爭當然還是國與國之間的鬥爭，那末，當然應該有民族英雄，有賣國賊，嶽飛當然是民族英雄，秦檜當然是賣國賊，這怎麽推翻得了呢？任何人都應該忠於自己的祖國，怎麽可以說把宋朝出賣給金朝而不是賣國賊？

　　宋朝方麵有漢族的民族英雄，金朝方麵當然也會有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我看完顏阿骨打起兵抗遼，就應該是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所以嶽飛還是應該頌揚的，秦檜還是應該譴責的。

　　不過今天漢人與滿人都已經是一家人了，寫曆史的時候雖然應該按曆史事實寫，但在今天已沒有必要把這段曆史大事宣揚，不需要宣揚並不等於否定，不等於否定民族英雄。我們要宣揚愛國主義的話，應該宣揚近一百幾十年來在抗英、抗法、抗俄、抗日鬥爭中間的民族英雄，豈不是更好嗎？何必過分宣揚曆史上的？

　　同樣，我們肯定元朝、清朝對中國曆史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但是不等於說要否定文天祥、陸秀夫，不承認他們是民族英雄、愛國主義者，也不等於說洪承疇、吳三桂不是賣國賊，因為曆史是發展的，我們不能拿後來的關係看當時的關係。

　　假如認為後來已成為一家，當時何必抵抗呢？那麽從秦漢以後秦、楚也都是一家，在屈原的時代，豈不是他也無需站在楚國的立場上，抵抗秦朝的侵略了？假如說後來已成為一家，當時就可以不抵抗的話，那麽將來世界總有一天要進入共產主義的，國家總是要消滅的，那麽將來講起曆史來豈不就得認為曆史時期被侵略者、反抗侵略都是無聊的？要這樣講起來，那我們的抗日戰爭豈不也是多餘的？

　　所以曆史發展到今天，我們全國各個民族是在一個大家庭裏，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共同抗擊外來的侵略，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了社會主義祖國的四個現代化而奮鬥。今天我們寫中國史，當然應該把各族人民的曆史都當成中國曆史的一部分，因為這個中國是我們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是五十六個民族共同的，而不是漢族一家的中國。我們今天的命運是相同的，興旺就是大家的興旺，衰落就是大家的衰落，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共同鬥爭。
　　
　　（原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譚其驤對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貢獻
　　複旦大學 葛劍雄
　　
　　譚其驤（1911—1992），字季龍，浙江嘉興人，著名曆史地理學家，中國地理學會發起人之一，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後改稱院士）。作為中國曆史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對曆史地理研究作出了傑出貢獻。
　　
　　1955年，在一次有關黃河與運河的學術報告中，譚其驤把黃河有史以來的變遷分成唐以前和五代以後二期，指出黃河在前期決徙的次數並不很多，基本上利多害少，後期卻決徙頻仍，害多於利。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是整個流域內森林、草原的逐漸被破壞，溝渠、支津、湖泊的逐漸被淤塞。但同時他也發現，黃河的災害不是一貫直線發展的，而是在中間有過一個大曲折；前期的災害雖然比後期少，但在前期本身範圍內，災害也不是一個愈演愈烈的過程。過去研究黃河史的學者，習慣於把各個時期黃河災害輕重的原因，歸之於時世的治亂和防治工程的成敗，但實際亂世未必多災，治世卻常常有決溢泛濫。歸之於治理工程的成敗更不可思議，元明清時的賈魯、潘季馴、靳輔等人主持的治河工程難道反而不如東漢的王景和傳說中的大禹嗎？對於這些矛盾，當時他還沒有找到有說服力的答案。
　　
　　1957年，在編繪西漢河北地區的地圖時，譚其驤發現楊守敬《曆代輿地圖》中西漢河北水道的畫法不符合《漢書·地理誌》的記載，而《漢書·地理誌》的記載又可以證明《說文》、《水經》中有關部分存在錯誤。將這些史料綜合分析，可見西漢時河北平原上的主要河流是分流入海的，還沒有像以後那樣合流於今天津，形成海河水係。直到公元3世紀初曹操開白溝和平虜渠以後，才逐漸使各條河的下流淤塞，合流入海。在當年複旦大學校慶學術報告會上，他將這一探索成果在曆史係作了一次題為《海河水係的形成與發展》的報告。當時來不及寫成論文，隻有報告提綱，附上幾篇用文言文寫的考證幾條水道變遷的筆記，印發給聽眾，事後還寄發了幾十份給有關的科研單位和曆史地理學界的同行，以後又加印了兩次。此後他一直沒有時間將提綱寫成論文，直到1984年才寫成“海河水係的形成與發展”（載《曆史地理》第四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但這一研究成果已得到廣泛運用，治理海河的基本思路，就是通過人工開鑿的水道將海河水係眾水合流入海變為分流入海。
　　
　　譚其驤對黃河變遷史的探索終於在60年代初找到了新的答案。他從導致黃河決溢改道的地理環境著手，肯定泥沙淤積是關鍵因素，而黃河泥沙的主要來源是中遊涇、渭、北洛河水係流域的黃土高原。在同樣的降水條件下，植被保存的好壞會使水土流失量相當懸殊，因此當地人民土地利用的方式是影響水土流失以至黃河災情的主要因素。秦漢以前，山陝峽穀流域和涇渭北洛河地區人民還是以畜牧、狩獵為主要生產手段，原始植被未受破壞，水土流失輕微。秦漢大規模向西北邊郡移民，大量牧地、荒地辟為農田，引起水土嚴重流失。東漢以後，以牧為主的少數民族逐漸遷入，經營農業的漢人日益減少以至基本退出。此後幾個世紀中，該地區重新成為牧區或半農半牧區，天然植被得到恢複，水土流失得到控製。顯然，這才是東漢以後黃河長期安流的根本原因。發表於1962年第3期《學術月刊》的論文“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長期安流的局麵”就是這一研究成果。
　　
　　1973年起，譚其驤承擔了《中國自然地理·曆史自然地理》的主要編撰任務。除了擬出黃河、長江演變的大綱外，他還在長江中遊、黃河中下遊進行了廣泛的調查考察。這使他對長江、黃河的變遷增加了大量感性認識，特別是對黃河下遊河道變遷及其造成的影響所作的實地調查使他對黃河變遷規律的認識產生了升華，最終構成了關於黃河下遊河道變遷的名作，這是譚其驤的曆史自然地理研究進入成熟期的標誌。
　　
　　西漢以前的文獻記載極少，古今學者講西漢前的黃河故道，都隻知道見於《尚書·禹貢》記載的那一條。1975年，譚其鑲在研究先秦時代黃河下遊河道的位置時，發現在《山經·北次山經》中記錄了數十條黃河下遊的支流。與《漢書·地理誌》、《水經》及《水經注》中所載的河北水道作比較，這些支流的終點、即它們流入黃河的地點不同於後世，所以隻要將這些支流的終點連接起來，就可以鉤稽出一條徑流確鑿、遠比《禹貢》河水詳確的古河道，這就證明了西漢以前的黃河水道絕不止《禹貢》這一條。1978年，他將這一考訂過程撰為“〈山經〉河水下遊及其支流考”，發表於複刊後的《中華文史論叢》。
　　
　　譚其驤進而考慮另一個重大課題：西漢以前的黃河河道是不是隻有已知的幾條，也就是說，在西漢以前黃河究竟改道過了多少次？前人隻有兩種看法：一種是認為漢以前隻發生過一次改道，那就是《漢書·溝洫誌》所載王莽時大司空掾王橫所引《周譜》中“定王五年河徙”這一次；另一種是認為《周譜》的記載不可信，漢以前黃河根本沒有改過道。
　　
　　譚其驤認為，從黃河下遊的地形特征分析，黃河在漢以前不可能不改道，《周譜》中的記載隻是很多次改道中偶然被保留下來的一次，以上兩種看法都不正確。他把目光轉向考古發現，果然找到了新的論據。因為迄今為止的考古發掘，從新石器時代直到春秋時代，河北平原中部始終存在著一片極為寬廣的空白，其間既沒有發現過有關的文化遺址，也沒有任何城邑聚落的可靠記載。這片空白直到戰國時期才逐漸消失。譚其驤指出：由於這片空白正是河北平原相對低平的地區，在戰國中期黃河築堤之前水道經常在這一帶擺動。因為沒有河堤的約束，每遇汛期，黃河不免漫溢泛濫，河床漸漸淤高，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改道，所以人們不會在這裏定居。而在築堤以後，經常性的泛濫和頻繁的改道得到控製，兩岸的土地才逐漸開發，大小居民點才會形成。因此他在“西漢以前的黃河下遊河道”一文得出了一係列重要結論：漢以前至少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時代，黃河下遊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黃河下遊在戰國築堤以前，決溢改道屢見不鮮，隻是因為當時人煙稀少，黃河改道對人民生活的影響很小，因而為一般古代文獻記載所不及。《漢書·地理誌》所載河道始見於公元前7世紀中葉，並且是春秋戰國時代長期存在的河道，《禹貢》、《山經》所載二河形成較晚，目前無法決定二者的先後。春秋戰國時黃河下遊可能有東（《漢書·地理誌》河）、西（《禹貢》、《山經》河）二股長期並存，迭為幹流，而以東股為常。戰國築堤以前，黃河下遊增多次改道，但黃河經流每條河道的確切年代已不可考。約公元前4世紀40年代，齊與趙、魏各自在河的東西兩岸築堤，從此《禹貢》、《山經》河斷流，專走《漢書·地理誌》河，延襲至漢代。
　　
　　為了正確顯示曆史時期長江流域的地貌和水係的變遷，譚其驤曾與張修桂等一起搜集、整理、研究了大量文獻、考古和水文調查資料，對古代的雲夢、洞庭湖、鄱陽湖的演變過程得出了與傳統說法迥然不同的結論。關於洞庭湖和鄱陽湖的演變由張修桂寫成論文，他自己撰寫了“雲夢與雲夢澤”一文。他得出的結論是：古籍中的雲夢乃是泛指一個楚王遊獵區，包括山、水、湖、平原等多種地貌，範圍也極為廣闊。雲夢澤隻是其中一部分，位於大江北岸，主要在江漢之間，與雲夢遊獵區不可等量齊觀。先秦的雲夢澤有三部分，但從戰國至南朝已先後淤為平原，或被分割為更小的湖泊和陂澤。湖北省的地質工作者通過大量鑽探和實地調查得出的結論，與譚其驤不謀而合。
　　
　　譚其驤對曆史時期水係演變和曆史地貌的研究成果，不僅開拓了中國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領域，而且為中國曆史自然的研究提供了可貴的範例，具有重大的理論和方法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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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布:卿雲　 2006-05-18 22:42 】　　
　　中國曆史地圖集——展現上下五千年的中華地理風貌
　　2006年4月20日 作者：張雷
　　
　　本書是一部以曆代疆域政區為主的普通地圖集。由已故中國科學院院士譚其驤主編，本書繪製了從原始社會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549幅3200X2400的大幅地圖，地圖上的內容包括：已知原始社會遺址和其他時期重要遺址的分布，中國曆史上各民族建立的政權的疆域政區或活動範圍、民族分布，秦以前見於記載的全部可考地名，自秦代開始全部縣以上地名、一二級政區的界線，可考的長城、關津、堡寨、穀道、陵墓、庭帳等，主要的河流、湖泊、山嶺、海岸線、島嶼等，共收地名7萬多個。
　　
　　使用方法：解壓後運行其中的MAP.EXE即可打開，可瀏覽任一地圖，可放大縮小，輸入曆史地名可直接在地圖上標示出來。上集包括從原始社會到隋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下集包括從唐朝到清朝。（由於是原書編於文革期間，民國時期的地圖沒有收入，此為美中不足之處）。每集都有總目錄，當點擊本集沒有的地圖時，提示你插入另一光盤，這時隻需打開另一電子書即可閱覽（每集均獨立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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