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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組織結構研究

陳小雅主編《沉重的回首: 89天安門運動十五周年紀念文集》連載

封從德（法國）

　　提要：

　　一、北大籌委會的特點
　　二、清華與師大模式
　　三、懸空的“北高聯”
　　四、絕食團對“北高聯”的挑戰
　　五、絕食團指揮部形成第二次斷裂
　　六、廣場指揮部與兩個聯席會議的結構問題
　　七、“黑手”與一些重大決策
　　八、結論

　　八九學運和民運的方向，在不同的時期被不同的組織所主導；而不同組織的主導，也構成了不同時期運動的特色。據初步歸納，這些時期及主導組織的情況大致可表述為：

　　4月19日－4月23日　北大籌委會；
　　4月24日－5月12日　北高聯；
　　5月13日－5月14日　絕食團；
　　5月15日－5月17日　絕食團指揮部；
　　5月18日－5月22日　北高聯；
　　5月23日－6月 4日　廣場指揮部與兩個聯席會議

　　有公開而廣泛的自治組織，是八九民運的一個突出特點，但很少看見對此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即對這些組織作一概述性的回顧與反思，並對其中存在的的結構問題和一些重大決策的形成作一初步分析和研究。曆次中國民主運動，以八九民運記錄得最為完整。雖有大量素材還留在國內，但眾多關鍵人物已經流亡海外，並公布了部分回憶，使我們可以對這次運動中的組織結構作一定的分析。

　　本文除作者的親身經曆以外，主要引用三方麵的資料：十七位八九學運骨幹在法蘭西學院作了八天的集體核對史實而成書的《回顧與反思》 ；最近出版的記述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社經所”）在八九民運期間活動情況的《天安門黑手備忘錄》 ；及十五年來陸續出版的各種報道、回憶和資料集 。本文起草於一九九八年初，曾收入拙著《天安門之爭》 ，二○○四年修訂後刊登在《北京之春》七月號，這裏再根據最新的資料做了多處修訂與補充。
　　
　　一、北大籌委會的特點
　　
　　“北大籌委會”成立於1989年4月19日，是學運中第一個自治組織，全稱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這個組織產生於一次二千多同學的聚會，由此可以體現其民主性與開放性。她並不排斥官方學生會，實際上在成立之前，同學們還呼籲學生會的幹部挺身而出領導學運。其名稱自限為“籌備委員會”，且當眾宣布籌委會成員不得參與未來的自治學生會的競選。因此，北大籌委會從一開始就考慮到要限製個人私利、發展民主機製以保障其開放性。北大籌委會的特點，相對而言，也許可以說是“中庸”，即在“民主”與“集權”之間逐步調適。她有偏向於民主性、開放性與延續性的一麵，這種取向的代價是初期效率偏低，但到運動中後期因為其民主機製的完善而有長足改進。

　　在學運初期，籌委會的來源有四：
　　1、自發的無派別同學，如丁小平、熊焱、常勁、郭海峰、柴玲、趙體國和我等人；
　　2、“民主沙龍”王丹、楊濤等人；
　　3、沈彤及其“奧林匹亞學院”成員；
　　4、原學生會成員，如李進進、張智勇等人。
　　其中自發者居多，運動期間始終如此。

　　這四類成分大體涵蓋了北大學生的各個層麵，也顯示出籌委會的開放性。但籌委會最初九位成員中沒有三、四類同學；“民主沙龍”雖占了三人，卻不是前幾任的召集人（楊濤做主席是在五月份）。因此，即便四月十九日晚“民主沙龍”推動的這個“成立大會”，也不是“民主沙龍”的那批同學能夠操控得了的。隨著三、四類同學的加入，“民主沙龍”的成員差點脫離籌委會，王丹由於老不來開會還差點被除名。但限製個人私利、發展民主機製確實在客觀上抑製了學運內部的派別之爭，尤其是王丹等人的“民主沙龍”與沈彤等人的“奧林匹亞”之間，雖摩擦不斷，終究並未爆發內訌，也未形成一派獨大的情勢。

　　民主機製的存在和強調，保證了籌委會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可以作出正確的抉擇，如議決“四二七”出校遊行。當時，在北大籌委會常委內部進行表決時，五常委中是三比二反對出校，結果在我和一些同學的堅持下，各係籌委根據民主程序聯名召開擴大會議，否決了常委會的決議。從許多當事人的回憶中，我們知道，北大遊行隊伍走出校門，對其他已作好準備但還在觀望的學校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而正是由於各校的匯合，使“四二七大遊行”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壯觀局麵。這一過程加強了我對民主機製的信念，對我後來的行為也有極大的影響。

　　但是，對民主機製的強調也有副作用，尤其是運動初期，影響了北大籌委會的運作效率。這表現在召集人從4月19日夜到25日，六天換了三屆。尤其是4月24日全校學生大會，由於民主程序尚未確立，部份同學操之過急，結果沒能完成學生自治會的直選，致使北大喪失了一次“校園民主建設”千載難逢的機會，對學運也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然而，權衡利弊，我還是認為，加緊建立民主機製是保障組織長期效益的關鍵。北大籌委會到了運動中後期異常穩定，有相當大的權力延續性，內部也不再有大動蕩，效率越來越高，成為運動實質上的中堅，無論是“北高聯”還是廣場指揮部，都主要依靠其支持。絕食前，北大的校園民主建設的時機已經成熟，並得到校方的認同。5月3日，我曾以北高聯主席和北大籌委會常委的身份與丁石孫校長及教務長等人會晤，丁校長完全讚同“校園民主”的設想，可惜後來被絕食所打斷。

　　北大籌委會和後麵要介紹的一些組織，足以反駁後來有許多否定八九民運的民主性質的評議。

　　這些否定性評議中，最為怪誕的是一些曾經的參加者和支持者的言論，如

　　“天安門事件並非民主運動，而是中國在實現社會轉型時的一個挫折，一個後退，一場悲劇”（戴晴）、

　　“八九年的運動是一場大規模的抗議運動，但很難稱之為民主運動” 、隻能稱作“泄憤運動”（龔小夏） 、

　　或 “八九抗議運動”、“它絕不是偉大的民主運動，而是奴隸們的反抗運動”（劉曉波），

　　等等。

　　這樣的言論並非僅僅由於誤會，還得到更為直接的當事人提供的說法的支撐，

　　如作為北大籌委會骨幹的王丹在影片《天安門》中指稱的：“北大籌委會的常委並沒有經過程序化的選舉過程。籌委會曾經幾次作出努力, 就是希望能夠用真正民主的方法選出自己的領導, 但後來沒有實現。”

　　這一說法違背史實，
　　
　　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二日的選舉，是嚴格按照程序舉行的；

　　四月二十九日北大研究生更根據章程按宿舍投票（共304張）﹐罷免官方研究生會主席團﹐“選舉北大學生自治會籌委會的研究生成員作為研究生會臨時主席團成員”（讚成票299張）﹐連中共也不得不承認 。

　　當時研究生在籌委會中占一半﹐包括郭海鋒﹑熊焱、張智勇﹑王有才﹑孔慶東﹑我及博士生王遲英（嚴格說來還有柴玲﹐她雖是北師大研究生﹐但一直在北大籌委會工作，並任秘書長）。

　　王丹兩次選票都很低﹐5月2日還差點落選（與沈彤等票但沈不在現場）﹐又非研究生﹐初期甚至差點被籌委會除名，也許是其否認籌委會合法性的真正因由。
　　
　　二、清華與師大模式
　　
　　相對於北大，清華的學生組織更民主，師大的學生組織更集權。它們分別代表了運動中學生自治會兩個極端的模式。

　　清華的學生組織極為重視基層民主建設，其“籌委會”的建立也比北大稍晚。4月19日夜間北大籌委會成立時，幾千清華同學正好遊行到北大，希望同北大學生一道去廣場。當時，北大籌委會派我和熊焱與清華聯絡，並在第二天去清華協助建立籌委會。4月25日，後來成為“北高聯”常委的王超華正好看到了清華、北大與北高聯三個組織的選舉，其印象非常戲劇性：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同時北大在開各係代表會，是一個小教室，看著門非常嚴的。清華是開一個大的代表會，在清華禮堂旁邊一個大的階梯教室，這就是我後來到處介紹的，他們那個四百人的班代表大會。這就是清華的民主。他們那個班代表要拿著自己本班同學的簽名，本班同學認可你是班代表，簽名過半數，那就放你進來。所以，我的一個印象就是，好象清華同學非常重視你有沒有代表性，一開始這個民主的概念和製度的概念好象就很強。然後在那重新選舉，列出名單。……

　　四月二十五號北高聯第一次各校代表會是在政法大學六樓。政法大學教學樓主樓是五層樓平著，六樓當中多出這麽一小塊，隻有一個很窄的樓梯上去，一個大教室。當時還是很緊張的氣氛呢，一個一個對。一去看見我們學校另一個同學在那，他說：“你來了，太好了。”這樣，我們學校等於來了二個人，也就認可了。開會沒多一會兒，就非常緊張，說“馬上得疏散，到三樓去。因為好象政府知道咱們在這兒開會。萬一堵在這裏，這個小樓梯咱們擠不下去。”“疏散到哪兒？”“疏散到三樓，大家拿好學生證。我們有糾察報信，一報信我們就馬上四散，就說你是政法大學的學生在這兒上自習。”當時那氣氛特緊張，覺得象地下工作一樣。

　　我當時一個突出的印象就是這個會宣布了高聯常委……

　　清華是“四百人班代表大會”，北大與會的六十多人主要是各係“分籌委會”的代表；而北高聯則是三、四十名各校代表……“氣氛特緊張，像地下工作一樣”。——這些場景正好說明三個組織的特色：清華重基層，完全開放和透明；北高聯隻有高層，較為秘密不透明；北大處於二者之間，“看著門非常嚴的”，說明對代表性的重視。相對於從容有序的基層民主，清華自治會的高層較弱，缺乏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清華模式大概可以說是工科院校的典型代表，比如農業工程大學也是以龐大的“宿舍代表大會”為架構。

　　與清華學生組織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北師大的“開希作風”。師大自治會偏重上層、尤其吾爾開希個人。這從兩個方麵可以看出：

　　其一，是吾爾開希的自封，和其他人對開希“單一的領袖形象”的維護。開希自封主席的情況，在1991年17位六四學生開了八天核對史實的巴黎會議上有許多見證：
　　
　　封從德：吾爾開希是怎麽選出來的？

　　常勁：這個吾爾開希他自己談過，開始他並沒有被選出來，他是完全是自己貼出大字報說是北師大自治會。

　　劉燕：吾爾開希，那是他自己掛名的。

　　沈彤：因為這樣，師大開始集會之後……沒有人講話，後來旁邊的一個宿舍樓，在喊：師大都陽萎了。這時候吾爾開希站出來講話。……之後，他自己貼出一個大字報，他說，現在師大成立自治會籌委會，象北大一樣，吾爾開希是主席。

　　劉燕：那是他自己在師大貼了一張大字報。

　　常勁：就是說他的威信建立得比較早了。在四月十八號他參加了那些活動以後，四月二十號學生去遊行。二十號那天下大雨，他自己站在三一八紀念碑那裏，他自己站在那裏，一個人也沒有。他自己在雨裏開始做講演。然後找了一大幫人，然後拉到廣場區。四月二十二號，他到了廣場以後，就以他的這個所謂的代表的身分召集所有的會議。
　　
　　開希自己也這麽說，如他在1990年4月對巴黎的中國問題專家說：
　　
　　（89年）4月21日白天，我在師大貼了一張大字報：‘北師大學生自治會成立了。原學生會和研究生會一律解散。北師大學生自治會希望尚未登記的各係同學，盡快來西北樓登記。（那是我自己的房間）。北師大學生自治會願意接受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領導。簽名，吾爾開希，北師大學生自治會主席。今晚集會籌備參加胡耀邦的追悼會。’這個追悼會是在第二天4月22日。
　　
　　至於維護開希“領袖形象”的情況，師大的梁二回顧道，師大幾個骨幹“決定團結一致，避免分歧。因為24日我就聽見北大有內部分歧。我們決定保持單一的領袖形象，那就是開希”，因為他的“感性魅力”和“演說能力”比別人都強，並決定由開希見記者。 這樣，開希就成了師大的核心，無人可以抗衡。
　　
　　三、懸空的“北高聯”
　　
　　北高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中共稱之為“高自聯”）成立的時間有兩個說法。按吾爾開希1990年的說法，他宣告北高聯成立是在4月21日，他貼的大字報不僅自封了師大自治會的主席，更進一步自封了北高聯的主席。他說：
　　
　　這張大字報貼在北師大，但我作了幾十份縮小了的複印，貼在北京三十多個高校。在師大的廣場上，我寫道：“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原學聯即行解散。今晚九點集會。簽名，臨時主席吾爾開希。”實際上，我貼大字報的時候這個組織並不確實存在。同樣，當我第一次簽名作北師大自治會主席時，我是它唯一的成員。
　　
　　但按通常的說法，北高聯的成立是在兩天之後，即4月23日夜間，北高聯的組織者與發起人劉剛最近的回憶也確認了這一點。按1991年巴黎會議上老木、張倫與王超華的敘述，劉剛在創立北高聯上的作用要比吾爾開希重要得多 。劉剛當時已不是學生，據《黑手備忘錄》中的簡曆透露，1988年劉剛即在陳子明、王軍濤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工作，同年參與創辦了北大的民主沙龍。4月23日圓明園成立北高聯的聚會，實際上是劉剛串連的，且就在他的住處。當時有二十一所院校的學生參加（另一資料說是二十六所）。據知，劉剛當時對一位前輩披露，他之所以要趕快成立北高聯，是意圖對吾爾開希有所控製。

　　這裏值得探討的是北高聯成立時的代表性問題。

　　第一，幾乎沒有基層組織。當時成立了自治會的除了北大以外，不會有幾個院校，這時成立全市性的高聯如建空中樓閣；

　　第二，因此沒有“代表”。這些應劉剛個人之邀前來參加聚會的同學不應該稱為“代表”，他們都是以個人身份來的，除了代表自己以外，並無基層組織可代表。

　　第三，即便北大的“代表”，也不是北大籌委會選派的。

　　劉剛最近披露的參加圓明園會議的名單，北大有兩位，國政係８７級研究生Ｘ宇和物理係８７級博士生黃海新，這兩個名字我是第一次知道（劉剛的回憶中又提到了張誌勇，也許Ｘ宇就是張智勇），他們肯定都不是北大籌委會選派的，因為北大根本沒來得及討論。吾爾開希說王丹也參加了，但劉剛披露的名單上沒有。會前劉剛去北大找過王丹，“希望他能代表北大參加，王丹立即提出他參加的條件是北大能夠擁有絕對多數的常委名額，比如說，如果總共有七個常委名額，北大至少占四名。”劉剛沒有接受王丹的要求。

　　總之，八九學運的最高組織北高聯的籌建並不是學生自下而上推選的，而是一些非學生由上而下暗中操作的結果。這是北高聯在整個學生運動中一直懸空的根源。

　　北高聯組織的懸空，我自己感受頗深。從4月29日加入北高聯，尤其是第二天當選主席後越發有所體會，這也是我在5月6日辭職的一個心理原因。我之所以加入北高聯，是因為王超華見周勇軍、吾爾開希和王丹等人“都不作實事”，才到北大籌委會建議我去替換王丹，強化北高聯的組織，籌委會批準了這個建議 。開希與王丹對組織建設的興趣確實沒有見記者的興趣大，二人在29日晚違背“常委不得私見記者”的組織規則，舉辦“個人記者招待會”，隨後就稱遭便衣跟蹤，從此不再來開會，但北高聯一有什麽決議，二人又出來召開記者會宣布，因此外界至今都誤會二人是北高聯的最高負責人。比如5月3日的北高聯大會，二人並未參加，但是會剛一開完，開希就又開記者會宣布五四遊行方案，儼然還是北高聯主席。這種作風與北大籌委會相去甚遠。北大籌委會對外有發言人，常委不得私見記者是一條紀律，因此，外界不知道楊濤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再如周勇軍在五四遊行後宣布複課時，我作為北高聯主席事先都不知情……。超華與我努力完善北高聯組織建製與民主機製，但遇到這種虛浮作風時，我沒據理力爭，這是值得檢討的。

　　組織架構懸空的一個後果，是北高聯對常委缺乏約束力。來高聯的是院校代表，他們在北高聯表現如何，本院校不一定清楚，高聯其他代表也無法處分別校派來的代表，於是就有了脫節，出現有權決策卻不受約束的情況，尤其是常委這一層。開希是這種脫節的典型。譬如6月3日我代表指揮部去北高聯邀請兩位常委到廣場作副總指揮，開希正好在，搶著要去，我說你早就不是北高聯常委了，開希便以“師大自治會主席”的身份當麵宣布撤銷梁二駐北高聯的代表資格，並取而代之。“我現在就是北高聯的常委了，你還有什麽意見？”

　　組織架構懸空、對常委缺乏約束力、有領導之名無領導之實，由此導致的最嚴重的後果，是北高聯無力製止幾個常委發起的個人絕食及由此帶來的組織分裂。
　　
　　四、絕食團對北高聯的挑戰
　　
　　這裏說的“絕食團”是指絕食之初的一個鬆散團體，而不是後來的“絕食團指揮部”。5月11日晚，吾爾開希、王丹、馬少方、程真、王文、楊朝輝在一個小飯店商議絕食，這是具體運作發起絕食的起點，後來六人就成為“絕食團”的當然領袖。這六人全是北高聯的骨幹，開希還作過主席，王丹、馬少方也曾是北高聯常委。盡管多數常委反對，北高聯也數次決議反對組織絕食，卻無法控製“個人絕食”的勢頭。可從北高聯的組織架構和代表性上找出原因。因為，如果北高聯是由下而上層層都有堅實的基礎，完全可以用“最高統一組織”的威信要求局部份子服從領導，至少可以舉行一次各校投票，按民主原則少數服從多數。但是北高聯當時未能這麽做。

　　這種無力感，從高聯運作的真正核心王超華的敘述中也可以看出。她在巴黎會議上談到5月11、12兩日北高聯的三次常委會時說：
　　
　　5月11日下午有過北高聯一個常委會，在這個會上，馬少方和梁二發生激烈的爭執，拍桌子紅臉。馬少方說，“實際上改革派希望咱們大鬧，越大鬧越好。”……我們當時就已經提出，並在各個學校傳達過，反對四二六社論，擁護趙紫陽五四講話。這是高聯提出來的……

　　在這之後，五月十一日晚上北高聯做出一個決議：從這個階段中央辦公廳對對話團的反映來看，高聯反對近階段舉行任何大規模的活動，隻舉行中、小規模的活動。

　　第二天十二日的早晨大約九點多接著就又開了一次常委會。剛要開，楊朝暉就來了，說“哎，我們要絕食，高聯得支持啊！我們這兒串聯絕食呢！”我當時就火了，說“誰串聯絕食呢？”……他說，“我們要到天安門去絕食，我們要求高聯派人保護。否則的話，我們隨時可能被警察架走。”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一拍桌子，我說，“高聯馬上要發表聲明，這個絕食活動和高聯完全沒有關係”，我非常氣憤的說，“明擺著你們是用了高聯聯絡部，否則的話，你們怎麽找到這些學校的積極分子的？你用了高聯聯絡部，不通知高聯。”我馬上就問“吾爾開希怎麽回事？他還有沒有原則性，昨天剛通過的決議。”他馬上說，“沒有吾爾開希，這個事情是我們替他簽名的。”趕緊替他辯護。但是到了美國以後一見到開希，開希就說“哈，你們被他們騙了，我自己主動簽的名。”鄭旭光衝我一拍桌子，“你以為高聯現在還有多少威信哪？你以為高聯現在說話還管用哪？”我一下就蔫了。我們當時說，我們不是堅決反對絕食，而是現在不是時機。那怕我們隻放出一個風聲，但是不去，這都是可以的。但是現在不是時機，因為現在政府不是說根本不跟你對話。
　　
　　第四次常委會是衝突的高潮，北高聯不僅沒能約束自身的核心成員，更無力壓住北大的絕食行動。下麵是曾任北大籌委會秘書長的柴玲與北高聯運作的核心王超華之間的對話：
　　
　　柴玲：“你們為什麽不允許絕食？”

　　王超華：“是這樣，我們已經從上麵得到消息，隻要學生平息下去，上麵準備用一種比較溫和的態度來解決。現在有的同學感到在學運低潮，要做一些事情，很著急，我們也能理解。”

　　柴玲：“你們北高聯已經同意了一個原則，就是你們隻是作為一個協調性的機構，為什麽到現在有權力做這樣的決定？絕食是同學自發的。你們實際是占著領導的位置，沒有領導的能力。”
　　
　　“高聯隻是一個協調性的機構，而不是領導機構”是北大籌委會在5月7日與北高聯達成的原則性協議（據王超華和常勁的回憶）。 這實際上是對北高聯的削弱，其影響力受此牽製很大。北高聯從初創時期的代表性問題帶來的懸空問題這時發酵，致使其最終無力控製北京高校學運的局勢。

　　絕食後，北高聯對局勢的控製能力更大大降低。“絕食團”形成一股強大勢頭，完全將北高聯置之不理。超華也試圖約束開希和王丹。5月13日晚，閻明複與知識分子和運動學生有次見麵會，超華回憶說：
　　
　　下午我們坐在一塊時就對他說，“開希你參加絕食已經違反高聯紀律了，你不要再代表高聯講話。”所以13日晚上連坐都沒有跟他坐在一塊。他先說了一下，他代表北高聯，然後我發言時還說了一聲，他不代表北高聯，北高聯是另外有決議的，他們兩個在絕食行動中和北高聯不是一回事。
　　
　　但是開希與王丹這時完全滿足於以絕食團領袖的姿態出場，因為絕食是當時運動的中心，媒體關注的焦點；尤其是14日對話時，若以北高聯身份，他們反而可能無法參加。

　　以後，二人到底代表北高聯還是絕食團，就很難說了。實際上，二人基本上不在任何一個學生組織中做事，而是依賴媒體和輿論的影響淩架於整個運動之上。

　　據梁二回憶，至遲在5月17日開希便被北高聯徹底解職，而最荒唐的是，他在5月22日淩晨喊撤後，北高聯竟然還得宣布對他的“罷免”，許多人都還以為吾爾開希依然是“北高聯主席”，而“實際上他沒有任何職務可罷免。”

　　同樣，王丹也從未擔任過“北高聯主席”或負責人，但這樣的誤會直到十五年後的今天還在廣泛流傳，可見外界對八九學運組織的運作實情不了解到何種程度。

　　絕食團的形成，是八九學運組織的第一次公開分裂。它導致了學生組織的混亂。首先是統一組織出現斷層，至此北高聯不再是運動的唯一最高機構；其次是權力更替出現斷層，是以極端方式推翻前麵組織的開始，這時是絕食，隨後便有自焚、臥路與綁架等等，實際上開了運動後期各種“政變”之先河。
　　
　　五、絕食團指揮部形成第二次斷裂
　　
　　如果說以幾個絕食發起人為核心的“絕食團”的形成是八九學運組織的第一次分裂，“指揮部”的形成則是第二次大裂變。拙文《“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對指揮部合法性問題有專門的反省， 這裏則側重於該組織在整個運動中所形成的進一步的斷裂，尤其是領導人物的斷層，譬如李祿的介入，開始形成全新的人物掌握運動的決策核心的局麵。

　　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既是絕食團抗拒北高聯的延續，也是絕食同學在無序狀態下尋找自身代言人的新努力。

　　5月15日淩晨，在北高聯支持下的吾爾開希（當時大家都把他誤認作高聯主席）主持了廣場同學東移之後，廣場上出現了混亂局麵。

　　李祿這時找柴玲談了一個多小時，又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見，便在八點左右，由柴玲在廣播站宣布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總指揮柴玲，副總指揮李祿；而參加指揮部的唯一條件是在遭鎮壓時率先自焚。

　　二人宣布成立指揮部之後，馬上召集了代表會議，一方麵確立其領導權，另一方麵也否決了李祿的兩項提議：“自焚”與“臥路”。然後召開記者會對外宣布；

　　當晚十點發生了第一次人事變動，王文、馬少方、程真等絕食發起人另立一份名單，去除了李祿；當夜的兩次代表會議中，李祿一度落選，結果是在柴玲的挽留下重回指揮部，從此二人的地位不再動搖，直至六四。

　　而馬少方等人則與指揮部漸行漸遠，6月1日淩晨，王文等人甚至發動綁架。

　　指揮部成立以後，北高聯對學運的控製力進一步降低，尤其是失去了兩大陣地：各校代表會與廣播站。指揮部的“合法性”首先就是依靠廣場上的各校代表會取得的。

　　當時北高聯的實際運作主要依靠王超華的凝聚力，但她也承認，“我們對絕食團的各校代表會采取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絕食團自己搞了一個代表會。可是事實上，高聯在這個階段基本上沒有再召開代表會，因為都亂了。”

　　而廣播站就是指揮係統，按李祿的說法，“沒有廣播站，實際上指揮部隻是一個名字，廣播站才是一個實際的團體。” 從此以後，代表會與廣播站便成了北高聯與指揮部爭奪的焦點。兩個組織各自召集代表會，又各自掌握一個廣播站，因此廣場上常常出現截然不同的決議和南轅北轍的通告。

　　大體上，“絕食團廣播站”代表指揮部，“學運之聲”代表北高聯，而後者後來居上，功率大大超過絕食團廣播站，因此北高聯從5月17日以後逐漸控製了局麵，直到23日被迫回校修整之前。這種由策略之爭而導致的權力之爭和兩套指揮中心的混亂局麵，作家鄭義也有生動的描述。

　　其次，從領導人物上看，斷層則更大。鄭義以為“指揮部成員大多數是市高聯的成員”，其實正相反，幾個骨幹當時不僅不在北高聯任職，甚至在本校也無職務。

　　李祿來自外地不用說，柴玲與我都在5月6日辭去了北高聯的工作，張伯笠、白夢從未在北大籌委會做過常委，郭海峰則在4月底就不再任要職。

　　吾爾開希與王丹的情況比較模糊，王丹是與我一道辭職的，吾爾開希按超華與梁二的說法並不代表北高聯，他們在北高聯到底有沒有正式職務都很難說。

　　結果，絕食團指揮部竟是個全新的組織。套用一句批評中共的話來說，指揮部根據的也不是“成文法”而是“習慣法”，即人們不得不承認的柴玲的“老資曆”與“個人魅力”。

　　最後，從組織方式看，“自焚”是指揮部合法性來源。因為有了這個動議，而且得到響應，原先彼此有基本了解和信任的學生骨幹群被排除在指揮部以外。

　　但是，這一“先決條件”在指揮部剛一成立便被否決，因為這對於許多絕食發起人來說無異於“政變”，比如馬少方便指李祿是在“操縱民主”。這一思路無疑為後來的多次“政變”提供了依據。而到了運動後期，這類“政變”更是家常便飯。
　　
　　六、廣場指揮部與兩個聯席會議的結構問題
　　
　　絕食團指揮部與北高聯的抗衡，以5月23日北高聯撤回高校整頓而得到了緩解。但是，這一天同時又誕生了兩個新組織：首都各界聯席會議與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以下簡稱首聯和指揮部）。以後對廣場控製權的爭奪，便主要在這兩個組織之間展開，隻是在二者之外，還有一個外界完全忽略的重要角色——廣場“營地聯席會議”。下麵分析一下這三個新組織的形成過程。

　　據後來成為首聯名義上的主持人的包遵信回憶，首聯的前身是5月18日和19日在薊門飯店的籌備會議，兩次都是陳子明、王軍濤用車接他去參加的。

　　5月22日晚的籌備會議也是王軍濤用車接的，而他當時完全“懵懵懂懂的”，直到會開完他才從軍濤那裏得知這是首聯的籌備會 。薊門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怎樣能影響學生，控製廣場局勢。王軍濤說，我們可以提一些主意，有些具體工作可由他和陳子明的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來承擔。”

　　因此可以說，首聯是社經所一群知識分子的某些嚐試的結果，他們力圖介入學運上層，以期左右局勢，由此取得與中共談判的資格，這一點後麵還有進一步分析。社經所成員張倫回憶了首聯成立前一天他們商討的情形，陳子明力主“上”：

　　5月22號上午，我隨劉剛到了前門附近一個賓館。一到房間，子明便請我介紹一下廣場上的情況。……我認為……需要加強組織，幫助學生管理好廣場上的秩序，引導運動。……子明發話說，他認為鑒於現在的局勢，圍繞社經所形成的知識分子集體應該進一步上去，對運動負起更大的組織領導責任。……王軍濤此時說話神情之嚴肅和憂慮，是過去我同他交往過程中從來沒有見過的。屋裏的氣氛變得十分凝重。劉剛坐在地上，周舵和另外幾位坐在床上，沉默著。隔著茶幾，我邊上坐著的陳子明又說：“軍濤，你說得都對，但是，鑒於現在的情況，我反複思考過，我們還是得上。”

　　……最後，陳王一致同意成立“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

　　第二天首聯即告成立，大約五十多人參加，陳子明、王軍濤等社經所骨幹幾乎全部到齊 。下麵是王軍濤的回憶：

　　5月23日，我主持會議開始。子明提議會議定為“首都各界愛國維憲社會協商聯席會議。”……我當時提出的議題是兩個。一是建立廣場指揮係統，二是明確政治訴求。……我還提出次日召開誓師會，王丹宣布維憲會決策，柴玲總指揮帶領全廣場宣誓。我草擬了誓詞。

　　要成立首聯和廣場指揮部，還須掃清一個障礙——北高聯。王軍濤接著說：

　　會後，我立即與王丹等人去北大見北高聯，……他們仍在商議次日重新接管天安門廣場指揮權的事項。王超華力爭能在北高聯重返天安門廣場後主導撤出天安門廣場。在王丹、吾爾開希、劉剛和王誌剛等人的支持下，我力勸北高聯不要再返回天安門廣場。

　　北高聯為何力爭重返廣場？這是因為廣場指揮部的前身“臨時指揮部”與高聯有一個口頭協議。臨時指揮部的成立重複了絕食團指揮部成立時的模式——開希喊撤，導致堅守廣場的同學遷怒於北高聯而另立上層機構。其具體過程是：

5月22日淩晨開希喊撤，當即遭到全場反對和北高聯的“罷免” 。當晚，北高聯與絕食團指揮部共同召集各校代表聯席會議，以四十五票同意，二十四票反對，通過了組建廣場臨時指揮部（絕食團指揮部加外高聯）和堅決不撤的決議，同時按王超華與張伯笠達成的口頭協議，高聯撤返高校整頓，由臨時指揮部接管廣場四十八小時 。因此，這時首聯對指揮部的支持至關重要。超華沒有料到那晚首聯也在廣場開了籌備會，並在第二天成立時“授權成立廣場指揮部，統一廣場上的指揮” 。張伯笠又沒參加首聯會議。這樣，23日當超華拿著北高聯整頓好的九人名單回到廣場要收回權力時，伯笠便推說“你找首聯去吧。” 當晚，按上麵的回憶，代表首聯的王軍濤和王丹、吾爾開希、劉剛等人都去北大反對高聯重返廣場。至此，北高聯徹底喪失了對廣場的控製權。總之，高聯最終沒有要回廣場控製權，是幾方合力的結果。

　　首聯促使廣場指揮部的成立，產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指揮部與首聯到底是甚麽關係？為了探討這一問題，我們最好看一看原始資料。5月24日的《新聞快訊》第三期由包遵信負責、北明等編輯，其中記載了三個新組織的結構關係：
　　
　　本報訊∶為了統一指揮，堅持鬥爭，首都愛國民主運動指揮係統在多日醞釀中成立並完善。以“保衛天安門指揮部”為中心，上設由各界人士代表組成的“愛國維憲各界協商聯席會議”，和由全國各高校代表組成的“營地聯席會議”；下設聯絡部、宣傳部、參謀部、後勤部、糾察部。
　　
　　顯而易見，這個結構很混亂。首先是指揮部作為“中心”，與首聯究竟是甚麽關係？首聯成員甘陽說：“既不是隸屬關係也不是平行關係”，包遵信聽了，覺得“這種說法真讓人無法理解”，結果他也用了一個很模糊的概括：兩個組織“一是進行協商，一是負責執行；聯席會上討論定的事，大都要由廣場指揮部去推行。” 首聯發言人劉蘇裏在5月24日下午對記者的解釋也自相矛盾：一方麵，首聯是作為指揮部的後援組織，作用是出謀獻策，擔任智囊團角色，但對指揮部沒有硬性製約關係，首聯提出的任何意見，最後決定權仍在指揮部； 另一方麵，首聯決定，天安門廣場保衛工作由總指揮部統一負責，采取總指揮負責製，而總指揮則向聯席會議負責。

　　這就觸及到第二個問題：指揮部到底聽誰的？“上設”的兩個聯席會議，一個主要是社經所知識分子的，一個則是廣場學生的，二者有了分歧怎麽辦？如果說指揮部相當於行政機構，聯席會議相當於議會，那麽現在出現了兩個“議會”。下麵將分析的5月27日關於“撤退”問題上的反複，便是這一矛盾的自然結果。

　　第三個問題隨之形成：部門人員設置出現了兩套人馬。一套是學生的，以原指揮部為核心，上麵《新聞快訊》那段話接著是：
　　
　　新成立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成員有∶柴玲（總指揮）、張伯笠（副總指揮兼宣傳部長）、連勝德（副總指揮）、郭海峰（秘書長）、李祿（外聯部長）、王剛（後勤部長）、楊朝輝（糾察隊長）、王超華（常委）等組成。
　　
　　另一套班子則是與社經關係密切的非學生：
　　
　　聯席會議屬下五個部：聯絡部（負責人劉蘇裏）、宣傳部（老木）、後勤供給部（王剛）、參謀部（劉剛）、糾察總部（張倫）。
　　
　　第二天的首聯《簡介》上又說有十個部。可見當時的組織結構有多麽混亂，又多麽變幻無常，給人隨意更改的印象。而實際上指揮部的核心人員也並非經過正式選舉產生的，比如我就沒參加過任何選舉，而讀到上麵一些名單，已經是幾年以後的事情了。
　　總之，產生混亂的原因各種各樣，但根源還是設計問題。……據王軍濤最近的披露，他們本來的設計是由王丹出任“指揮部總指揮”，結果沒成功；後來又設計王丹任“學生議會議長”，也沒成功 。最後，社經所成員真正掌握的隻有首聯，由王軍濤、王丹和劉剛等人掌控 。也就是說，按其設計，他們本來希望完全掌握這三個架構，但在“有些沒有參加協商的知識分子”的壓力下，沒有實現而已。這就形成了有組織的社經所人員和運動自發的學生與知識分子之間的衝突，最後這樣的混亂架構，不過是兩方麵妥協融合的結果。

　　從學生這方麵來看，柴玲因為麵臨臨時指揮部要“轉正”的問題，所以在23日首聯會上滿足於“授權”的上下關係；而李祿是學生議會——“營地聯席會議”的主持人 ，因此他在24日的首聯會上要不斷強調“廣場指揮部的權力來源，是建立在廣場議會的基礎上，就是營地聯席會議”；而首聯隻是“一個協調組織，給我們作後勤部，第二給我們作參謀。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作我們的領導和派我們、幫助我們成立一個廣場指揮部，這完全是無稽之談”，“我們這邊最高權力機關是廣場議會。” 正因為如此，5月27日首聯建議30日撤出廣場，沒有在學生議會上通過 。而這一挫折，是標誌著首聯對指揮部的權威實際上在學生議會之下——首聯隻能“建議” ，表決權則在“廣場營地聯席會議”。

　　社經所人員掌握的首聯的本意是堅守廣場，要求廣場學生至少堅持到6月20日，而撤離的建議其實是指揮部我和柴玲提出的（詳下）。撤離建議除了在記者會上宣讀之外，首聯並未去廣場“營地聯席會議”做學生代表的工作，後來一些人指責李祿個人對柴玲的影響否決了撤離建議，其實是對廣場運作機製完全不了解或誤導所致。當時社經所人員掌握的首聯的活動主要是在離廣場很遠的賓館和會議室中進行 ，他們在廣場的時間並不多，根本不重視學生議會各校代表手中的投票權。

　　七、“黑手”與一些重大決策

　　關於“黑手”有四種說法，

　　一是同情學運的體製內的中共高層人物，如趙紫陽、鮑彤、陳一諮等（“三所一會”）；

　　二是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如方勵之、嚴家其、包遵信、鄭義等人；

　　三是工人領袖如韓東方和私營企業主如四通的萬潤南等 ；

　　四是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人員，如王軍濤、陳子明等等。

　　從組織角度看，隻有社經所這些人較多參與八九民運的組織運作，但在當時的報道中，他們是完全隱沒的 。這裏主要分析他們在運動中的作用。

　　由前文可以看出，社經所人員確實參與或主導了八九民運期間幾個重要組織的成立和運作，從學運最初的北大籌委會，到北高聯，再到後期的首聯，都能見到社經所人員操作的影子。

　　前文提到，北大籌委會的成立最初是由民主沙龍推動的，而民主沙龍的創始人劉剛和當時的負責人王丹，運動前已與社經所有聯係。

　　這一情況被隱藏了十五年，最近才由王軍濤等人披露 ，八九年我甚至還以為張倫等人也是學生。而推動北高聯成立的是劉剛這位已非學生的社經所兼職人員。到戒嚴後成立的首聯，幾乎就是社經所整套班子運作的結果。

　　這裏討論幾個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有些根據現有的資料可以分析出初步的脈絡，有的至今仍是一團迷霧。

　　１、絕食是否“黑手”操作的結果？

　　關於黑手，還有一個尚未清楚的問題，即絕食的發起，是否是“黑手”、又是哪些“黑手”運作的結果？

　　我們知道，絕食是王丹、吾爾開希等六人違背學運組織決議而用個人名義發起的，但其理論依據——“改革派希望咱們大鬧”——至今還不知從何而來。

　　前文提到，王超華回憶說：5月11日北高聯常委會會上，六人之一的馬少方激動地說：“非常確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實際上改革派希望咱們大鬧，越大鬧越好。”

　　當時反對絕食的北高聯常委梁二提到吾爾開希頭天晚上見田紀雲的情況：

　　開希在五月十日晚曾經到田紀雲的辦公室，與田紀雲和趙紫陽的秘書商量問題。

　　他說，秘書一直站在後麵沒說話，而田紀雲不時回過頭低聲地與他商量一些問題。開希自己就認為中央有緩和的態度了，如果我們再一加壓的話，就很可能答應我們早期提出的要求。他是與彭濤一塊去的。他很堅定地告訴我，絕食是勢在必行的。這是五月十日晚上深夜兩點鍾左右。

　　田紀雲有“趙紫陽的帳房先生”之稱， 是趙從四川帶進京的幹部，一九八九年是負責農業和外貿的副總理，站在趙紫陽一邊，提倡與學生對話。

　　那個“非常確切的中南海的消息”是不是就是田紀雲透露的？無從判斷。另外，王丹與社經所關係密切，除了劉剛以外，外界未見社經所其他人員反對絕食；王軍濤在絕食第二天與劉曉波爭論，主張不怕“可能導致流血”的“強硬對抗”，出國後甚至說八九年王丹大事聽他的，他“必須為此承擔責任”，那麽撇開組織而用個人名義發起的絕食，是不是也是聽了軍濤的話呢？所有這些問題，至今還是一個謎。

　　２、“黑手”是否“自始至終主張學生撤離廣場”？

　　《黑手備忘錄》中宣稱：“社經所成員自始至終主張學生撤離廣場，並以此影響了聯席會議的立場。”

　　事實正好相反，從絕食到戒嚴後，社經所成員乃至集體都有積極主張學生堅守廣場的記錄，許多還是《黑手備忘錄》中記載的。

　　且不說絕食到廣場本身就是王丹等人發起的，絕食後社經所人員逐步走向前台，5月18、19連續兩日在薊門飯店籌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力挺廣場，戒嚴後社經所成員更是幾乎全盤出動地“上”，成立首聯和指揮部，並迫使傾向撤離的北高聯退出廣場。下麵按時間順序逐一分析。

　　首先，5月14日，王軍濤堅決支持絕食，甚至主張不怕“可能導致流血”的“強硬對抗”。劉曉波的回憶記述了他當時和王軍濤的“針鋒相對”：

　　一個爭論激烈的問題是學運的形式，是有條件的妥協，還是強硬對抗。王軍濤說：“我同意學生有條件地讓步，不同意像昨晚那樣無條件撤離。當然強硬對抗可能導致流血，這是誰也不願意看到的結局，能不流血盡量不流。

　　但是，政府一旦出動軍隊，造成流血，也並非百分之百的壞事。鮮血會說明政府的無可救約，使政府徹底失去民意，換來民眾的覺醒。不流血能解決問題當然最理想。但麵對沒有違法的學運，政府逼著流血，也隻能堅持到底。”王軍濤頗為激動地說。

　　其次，18、19兩日的薊門會議上，社經所人員是否主張撤離？答案應該也是否定的。

　　18日很清楚：“會上沒有明確提出要學生停止絕食” ，更不用說撤出廣場，那麽19日呢？陳子華（陳子明的妹妹、社經所首任所長）宣稱19日“參加薊門飯店會議的大多數人主張學生立即停止絕食，撤出廣場，而陳明遠則主張堅持絕食”，尤其是她哥哥陳子明“與陳明遠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主張“帶領絕食學生撤回學校” 。

　　此說源於陳子明自己在《反思十年改革》中的申述 ，但陳子明在該書中的許多陳述與史實倒置。

　　如陳宣稱在5月16日和5月18日之間，影響他介入運動的一件事“是一位地位和名望都很高的自然科學家直接向我發出呼籲，拜托我利用前‘四五英雄’的身份，救救青年學生的生命” ，陳子華則進一步披露，這位科學家就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葉篤正，“葉老本人也與陳通了話” 。

　　從1991年到1999年，陳氏兄妹都這樣說，直到2003年10月才被葉先生徹底否認——他既沒與陳通過電話，也“根本沒聽說過這個人” 。

　　再如前麵張倫、王軍濤和陳子華一致見證的5月22日陳王談話，陳子明堅決要“上”，王軍濤甚為擔憂，到了陳的記述裏就完全反轉過來，變成他“真誠希望他（王軍濤）和我一起回到學術研究上來”，而反對王冒險去廣場支持學生。

　　關於5月19日的情況可能也類似，因為陳的記述與包遵信及柴玲﹑李錄、王文等學生的回憶相左，恰恰是陳明遠在那兩天堅決主張複食和撤離。包遵信回憶會上討論如何支持廣場學生整頓秩序時說：

　　陳明遠就曾拿來一份呼籲書，建議廣場學生立即撤退，反倒被冷落了，至少上午沒有作為討論重點。最後，張炳九自告奮勇，願負責去廣場整頓秩序，大家也都表示同意。這是上午會議的唯一成果。

　　陳明遠力主複食的情況，還可從廣場上的柴玲﹑李錄和王文的回憶得到印證 ，而這一點，連社經所的鄭棣在回憶中也沒幫陳氏兄妹背書，他提到那天陳明遠來飯店，但完全沒提撤留之爭，更沒提那個“激烈的辯論”，而“會上形成的一致意見”，正是“委托張炳九組織的北大教師糾察隊保證廣場生命線的暢通” ，倒是與包遵信所述的陳明遠勸撤被冷落的情況較接近。可見是陳明遠在呼籲複食和撤退﹐而陳氏兄妹記述的情況則難以取信。

　　再次，積極籌備和成立“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和“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本身其實最能說明問題。成立這麽個最高組織做什麽？是“主張學生撤離廣場”嗎？當然不是。上一節引述了王軍濤回憶5月23日聯席會議成立時的情況，他說“我草擬了誓詞”。這個誓詞是什麽呢？我們來聽聽：

　　我宣誓：我將用我年輕的生命保衛天安門廣場和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甘願用我們年輕的生命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這樣的誓詞，怎麽會是“主張學生撤離廣場”呢？

　　上一節還引述了王軍濤接著的回憶：會後，他立即與王丹、劉剛等人去北大力勸主張撤離的北高聯不要再返回天安門廣場。按當時的情形，支持北高聯回廣場就會增加學生撤離廣場的機會，而社經所的三員大將老遠跑去北大反對高聯回廣場，又怎麽會是“社經所成員自始至終主張學生撤離廣場”呢？其實從組織角度看，迫使北高聯不能回到廣場，而由首聯設立“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恰恰是保障廣場不撤最關鍵的一個動作。

　　最後，為了論證“社經所成員自始至終主張學生撤離廣場”，陳子華在《黑手備忘錄》中引述了包遵信的回憶：“5月23日夜謝小慶給他來電話，建議盡快勸學生撤離廣場，次日謝小慶在首聯會上侃侃而談，為“主撤派”博得有力的一票，最後會議形成兩個文件，一是《致北京市民的公開信》，一是《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公開信》。” 這段引述完全曲解了包的原意，似乎那兩個文件就是主撤的。

　　而事實上，包遵信書中就有兩個文件的全文，根本沒有“主張學生撤離廣場”的蛛絲馬跡，而且包遵信其中還有一句“可是指望一次兩次發言就能說服大家，當然不現實”， 明顯是說謝小慶“勸學生撤離廣場”的主張並不被聯席會議接受，而這句話恰恰在引述時被刪去了。

　　實際上，正如陳小雅指出的那樣，“這個聯席會議始終沒有做出撤退決定” ，而如前所述，其唯一的撤離建議，恰恰是代表指揮部的我和柴玲在27日會議上提出的 ——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參見這個聯席會議——而原方案是要堅持到6月20日以後。王軍濤的回憶證實那個草案（《十點聲明》）是甘陽起草的，他自己也同意要堅持到6月20日，並承認最後是因為我和柴玲提出的動議而改為5月30日撤：

　　5月26日，甘陽對我……建議提出以6月20日人大常委會開會討論學潮時撤出廣場，……我支持甘陽在會上提出自己的設想。……但5月27日，來自廣場指揮部的柴玲和封從德提出財政困難無法堅持，資源隻能維持兩天，他們希望北高聯移交社會捐款給廣場指揮部；否則，學生將撤出廣場。北高聯財務主管解釋，沒有足夠的資金可以移交給廣場。封從德表示，那就撤出廣場。我們立即根據他們的動議修改原來的決議中的撤出日期，采納當時社會上廣泛流傳的在30日全球大遊行撤出廣場的說法。

　　王軍濤的回憶沒有提到會上柴玲提出“空校”撤離方案遭否定的情況 ，也沒有提到會後他和李錄協商同意不撤的情況。和甘陽一同起草《十點聲明》的老木91年說“我聽說，王軍濤也同意你們這個反對撤退的意見。因為你們學生作什麽決定，我們都支持。” 這個情況也得到李錄的證實：

　　當時柴玲說，本來知識分子也不是說三十號撤；這時，王軍濤拍拍我的肩膀，很誠懇地說：要是同學們願意堅持到六月二十號，我們全力支持；你們指揮部說要什麽吧，人力財力，我們都可以提供。說完，大概也是王軍濤，當即將“五月三十日”劃掉，改回為“六月二十日”。

隨後，學生議會當晚六成讚同堅持到六月二十日的方案，首聯次日也重做決議，改回到同一方案 。這晚，北高聯八常委亦在北大開會，一致決議廣場靜坐請願繼續堅持到六月二十日，“其堅守廣場的方針，與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和廣場指揮部不謀而合”。

　　３、“黑手”與“三線計劃”。

　　陳小雅解讀為何“這個聯席會議始終沒有做出撤退決定”，是因為社經所所長陳子明早有一個“三線計劃”，即：

　　由在這次胡耀邦逝世過程中自發產生的學生運動構成第一線，通過與社經所有聯係的大學青年教師對之產生影響。二線，由知識界知名人士組成，功能是指導與保護學生，也可以製約學生，由與知識界朋友較多的王軍濤和閔琦聯絡，二人均為該所元老，也是七十年代末期西單“民主牆”時期的同誌。包遵信的回憶證明，他們聯絡知識界的渠道之一，就是緊緊抓住包遵信。三線，由陳子明本人主持，功能是利用一線二線造成的壓力，專司與政府談判。

　　“三線計劃”一說被社經所的一些人否認，王軍濤在1998年對“三線計劃”有一個內涵不同的解釋 ，陳子華則在1999年撰文完全否認“三線計劃”的存在 ，陳小雅隨後撰文反駁了陳子華的說法 。其實，“一線”、“二線”的存在不是問題，陳子華在《黑手備忘錄》中也交代了，自5月1日起，他們業已在“高度共識“上形成了這個“分工“。她說：

真正在“政治高度共識”的基礎上對所的核心層進行自覺的思想整合與組織整合，告成於此次“香山會議”。許多單位和團體都卷入了八九民運，但他們或者是少數領導的決斷，或者是完全個人性的參與，因為當時沒有其他團體像社經所那樣完成了向“政治高度共識、資源統一調度和服從紀律約束”型團體的轉化，能夠以集體動員的方式有組織有分工地投入到運動中。這大概就是“黑手的黑手”的帽子唯獨被戴在社經所頭上的原因。根據社經所的內部分工，王軍濤、陳小平負責與學生聯係，鄭棣負責與新聞界聯係，閔琦負責與學術界聯係，費遠負責與經濟界聯係，謝小慶負責與政界人士聯係，陳子明負責協調整合。

在另一處，她又說到：

5月1日，社經所在香山召開的所務會議，確定由王軍濤、陳小平和劉剛負責與北高聯建立聯係，由鄭棣負責與新聞界建立聯係，由此開始了對八九民運有組織的部署和介入。

建立這些聯係，要達到什麽目的呢？用陳子明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善用威懾”。請看陳子華是如何記錄這些思想的：

5月15日，陳子明、王軍濤、閔琦、劉衛華到全國總工會出席“政治體製改革與工會”座談會，……陳子明說：5月4日新聞工作者上街了，形成了一支比學生更有組織、更自覺、文化程度更高、對策更高的力量；今天我們看到了一個新的現象，教工、科研單位上街了。我建議，現在最好是醞釀，不要出台總工會這張牌，戈爾巴喬夫來之後看中央有什麽反應，再出這張牌。牌要一張一張出，……出光了也就沒什麽威懾了。最好是善用威懾，少用力量。

在5月18日“聯席會議”首次籌備會上，陳子明幾乎和盤托出了“三線”的思想：

陳子明隻是在會議開始時講了話，他說，時局的發展要求知識分子把幕後的影響方式推到台前，通過精英講話影響學生，學生講話影響全國民眾。並表示社經所將為會議提供後勤服務……

5月21日，戒嚴後的第一天，社經所買下的《經濟學周報》還以“本報評論員”文章的形式發表了這一思想：

……必須理解，社會進一步的發展應該是在學生運動形成壓力後，學者來講道理，說明危機的原因，社會應怎樣發展；在此基礎上是專家拿出可操作方案，最後由政府在專家方案範圍中決策。

當然，“三線計劃”問題的核心是究竟有沒有“三線”，即“利用一線二線造成的壓力與政府談判”，從陳子華編著的《黑手備忘錄》一書中看，答案應該是肯定的，這其中的關鍵，就是維憲聯席會議成立的目的究竟是什麽。陳子華在書中說：

　　聯席會議也一直希望與當局建立對話和談判的渠道。楊冠三曾給王軍濤帶來何維淩的消息，表示何有通過鄧樸方與高層對話的渠道。5月30日淩晨，何維淩親自找到包遵信，再次表達了上述的意思。包遵信在當天的聯席會議上通報了這一情況，會議決定由王丹和劉蘇裏等負責與何聯係，進一步探討對話的方案。但此時與何維淩已經聯係不上，事後得知，何離開包遵信家後即被逮捕。

　　這段話意味深長，“一直希望與當局建立對話和談判的渠道”一句已道出了個中真諦。按包遵信的回憶，何維淩的建議本身是一個偏重於官方的撤離方案：

　　他一見我就說，你能不能跟王軍濤他們說說，動員廣場學生在月底撤離？……可以確定一個時間學生撤離，撤離之後將廣場打掃幹淨，表示我們歡迎解放軍進城。然後在廣場或者其它什麽地方開個聯歡會，軍隊領導與學生代表都講幾句話，造成一個團結和解的氣氛。

　　但在陳子華的記述中，重點卻是“與當局建立對話和談判的渠道”，興趣完全不在撤離上，王軍濤的回憶甚至連5月30日都沒有，更不用提包遵信向他們轉達何維淩的撤離方案。前文已經論證，社經所人員對廣場如何撤離並無多大興趣，這裏得到進一步印證，而且何維淩那句話的意思，顯然也是“王軍濤他們”並不情願“動員廣場學生在月底撤離”，因為頭一天首聯剛剛重新做出6月20日的決議。因此，他們的主要興趣正是“利用一線二線造成的壓力與政府談判”。在何維淩找包遵信之前，王軍濤早已得到類似訊息，並無促使廣場撤離的行動，反而是堅挺廣場並積極籌備試圖取得統一指揮權的聯席會議，而一聽說可以與當局建立對話和談判的渠道，便立即行動起來。實際上，5月22日決定成立“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動力之一，正是為了“利用一線二線造成的壓力與政府談判”。王軍濤說那天有“幾件事情使我決定采取行動”，其一就是看到有了與官方談判的“最後機會”：

　　有朋友在5月22日到北緯飯店告訴我，鄧樸方哭求鄧小平不要開槍鎮壓；鄧表示讓軍隊再與學生接觸，討論和平交接天安門廣場控製權。……我與子明商議後決定當晚上天安門廣場爭取最後機會。

　　如何“爭取最後機會”呢？就是成立“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堅挺廣場，造成壓力與政府談判。按陳子明在首聯籌備會議上的話說，就是“首先影響學生，再通過學生影響全國，使事態首先穩定下來，才有可能通過談判解決問題。”

　　為何說是“最後機會”呢？因為之前爭取過，沒有成功。陳小雅根據資料分析了5.18、19薊門會議籌備首聯的背景，然後說：

　　由此可見，這個聯席會議的醞釀，是在“倒鄧狂瀾”的社會背景下出現的。用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另一名負責人XX的話來說，陳子明原來設計了一個“三線計劃”，自己不公開出麵，“到五一七時，他感到再不跳出來，可能什麽都撈不著了。”記住這一點，對人們理解這個“聯席會議”為什麽始終沒有做出“撤退”決定，是有意義的。因為，撤退了就不存在控製的問題，失去了這張與政府討價還價的牌，“三線計劃”就可能成為泡影。

　　綜上所述，5月16日、22日和30日，社經所人員三次“立即行動”，都不是為了廣場撤離，而是為了“與當局建立對話和談判的渠道”，也就是“三線”。因此，無論“三線計劃”的是在陳子明私下朋友範圍內、還是在更大範圍內知曉 ，“黑手”們利用“一線”、掌握“二線”、促成“三線”的公開行動，已可被其自身的回憶證實。

　　４、六四屠殺時“黑手”們在不在北京市區？

　　社經所人員在戒嚴當晚立即開始著手布置了一個周密的出逃“第二方案”，當時完全沒有知會廣場指揮部，六四屠殺時許多“黑手”都不在北京市區。這是“黑手”們一直避諱的，直到十多年後才逐步透露了一點。陳子華在“六四”十周年時為了回應陳小雅對“三線計劃”的質疑，首次披露了這方麵的一些情形：

　　從５月２０日開始，陳子明、王軍濤著手準備第二方案，即在當局血腥鎮壓之前把學運和民運的領袖人物撤離現場，避免在亂軍之中遭遇不測。社經所專職人員畢誼民、謝小慶、於國祿、王之虹等具體組織了方案的落實工作。在這一方案的具體安排下，王丹、劉剛、包遵信等在“六四”屠城前撤離了北京市區。

　　最近出版的《黑手備忘錄》中，陳子華的記述稍有變化：一是將“５月２０日開始”改為“２１日”，二是把“屠城前”改為“屠城時”，三是透露了具體的地點（“在京郊竇店布了一個點”），四是將被轉移人員的名單加長（王丹、劉剛、楊濤、邵江、張倫、包遵信、老木、劉蘇裏等）。 王軍濤在書中的回憶大致印證了陳子華的記述，隻是這個“第二方案”不是21日開始的，而是19日當晚：

　　是晚（19日），國務院發布戒嚴令……我與子明、衛華再度商議……我們決定進行分工……我提出……應當為他們準備安全藏身之處。……5月27日……布置一旦鎮壓發生我們的應變措施……在5月27日會議上，費遠承擔了第一項任務，他在人人大酒樓安排了對天安門廣場的緊急疏散措施；謝小慶承諾將人安排在昌平某地；畢誼民聯係外地建立最後的藏身地；我還讓劉丹紅設計疏散後團隊成員聯絡方式和密碼。……5月31日，我決定撤出運動，回到原來的團隊項目特別是研究工作，同時還將劉剛和張倫從第一線撤下來休整。

　　接著，王軍濤說，六三當晚軍隊開槍時，他和陳子明等人都在“北京西郊的雅園飯店”。 畢誼民（社經所常務副所長）的回憶印證了王軍濤的記述：

　　為了預防萬一，我們決定先把王丹、劉剛、楊濤、張倫、老木等人保護起來。我找到謝小慶，他二話沒說就把昌平的房子騰出來。6月1日我把張倫等幾個人安置在昌平小慶家（“六·四”後，小慶又把張倫、老木、楊濤送出北京）。我和之虹還給軍濤、王丹、劉剛、包遵信和張倫等人做了假名工作證。6月3日午夜，我接到小慶電話：“我在北池子，慘絕人寰！”4日淩晨5點，軍濤打來電話：“小畢，你沒事吧！”“沒事”，我說。“那你好好在家呆著，千萬別出來！”我問：“你在哪？”“雅園賓館。”

　　隨即，畢誼民便開車去各處拉人。這裏提到的“假名工作證”解答了我在廣場上的一個疑惑：當時流傳說有四十本外國護照，我一直不明白，外國護照在國內有什麽用？如果是外國使館幫忙，給我們這些黑頭發黃皮膚又有什麽用？如果是去國外的簽證，我們連中國護照都沒有。六四從廣場撤回北大，下午，在淒唳的雨後，我和柴玲沒處去，在北大校園遇到一位知識分子，他告訴我們可以去一個地方取得假證件，說已有許多人去那裏，問我們要不要去。我們當時將近兩天沒睡覺，隻是一陣麻木，冷冷地說，不用了。那人沒多加勸，拎著一隻小手提箱就走，走了十幾步，又折回來，對著柴玲說：“你等著瞧，以後我的名氣會比你更大。”說完就走了。當時我簡直沒有甚麽知覺，心裏更加麻木。那時我們完全不知道社經所人員從一戒嚴就立即著手的出逃方案，也幸好不知道。

　　八、結論
　　
　　綜上所述，較重民主程序的學運組織，雖在成立之初難免經曆震蕩，但隨後便穩定且運作效率較高。而北高聯在創建時缺乏基層組織和代表性，導致學運這一全局性組織始終沒有足夠的領導權威。這一權威的不足，致使幾個高聯常委個人發起的絕食出台，從而導致學運組織的第一次裂變。

　　絕食前北大等校的校園民主建設時機已經成熟，絕食後運動走出校園擴大到社會，運動的焦點和權力中心從校園轉向廣場。絕食後運動組織進一步分裂，成立絕食團指揮部是運動組織的第二次裂變。北高聯進入廣場後，與絕食團和絕食團指揮部形成領導運動的“三駕馬車”，但運動卻進一步群龍無首。

　　戒嚴後成立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加入廣場指揮權的角逐，與學生組織的關係模糊不清。從權力的“有效性”角度觀察，廣場真正的最高權力機構是三百代表的廣場學生聯席會議，而非首聯或指揮部。社經所成員（所謂“黑手”）不僅是戒嚴後全盤地“上”，在戒嚴前也並不主張“見好就收”。

　　運動初期由下而上的組織不多，但秩序反而較好；運動後期組織眾多互不統屬秩序越來越差。社經所人員操作成立的北高聯和首聯都企望建立運動最高組織統領全局，但兩個機構都不是由下而上的推選產生，而是由上而下地自我任命。這兩個由上而下構建的“最高組織”，一個沒能阻止絕食的出台，一個沒能組織撤離廣場。可見，這種組織導致運動隨意放大容易，收束退卻則很難。

　　總之，組織的冒進是最危險的激進行為。由上而下倉促構建統領全局的組織不符民主程序且最終損害大局，由下而上透明地逐層組織才是合理而穩健的做法，這樣形成的堅強組織才可能紀律嚴明、收放自如。這不僅是八九民運的經驗與教訓，也是六四後海內外民運組織的經驗與教訓，值得未來民主運動的借鑒。

　　一九九八年二月起草於巴黎，二○○四年六月修訂於紐約、八月修訂於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