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年 與 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

http://v.blog.sohu.com/u/vw/451026

一

哲學讓“蝴蝶”起舞

李秀寶
2007-12-11 06:25:14 來源：解放軍報第7版

多年做宣傳工作，自己寫過的、幫別人改過的、在報刊上發表過的稿子，可謂數不勝數。而真正給自己印象深、對以後影響大的，還是那篇第一次變成鉛字的小雜文《當心變成“蝴蝶”》。

那是在1986年五六月份，因當時已接近畢業，沒有什麽課程要上，就琢磨除完成畢業論文外還能做點什麽。

後來看到學校櫥窗裏新聞係學員的刊稿剪貼，就動了寫文章投稿的念頭，於是就暗下決心——“要學會寫文章、學會投稿”，於是也就有了《當心變成“蝴蝶”》的處女作。

該文主要是針對改革初期一些人一邊享受改革成果，一邊又對改革亂加指責的現象，批評那種消極懷疑的人生態度，把這種現象概括為“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

這是一篇思辨色彩較濃的雜文。怎樣寫得有一點形象性，使之“板者活之”、“奧者顯之”？先是通過“莊周夢蝶”這一哲學史實，詼諧地批評了懷疑主義的荒唐；接著又通過人類思想發展史與人們具體認識過程的一致性原理告訴讀者，既然懷疑主義作為人類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階段已被更高水平的辯證思維所代替，那麽我們今天再用莊周的腦袋思考問題就顯得有點格調低下了。

稿子寫出後，寄給了自己認為比較適合的《人民政協報》“求實篇”專欄。沒想到稿子寄出不久就在該報刊登出來，更沒想到一篇小雜文還惹來那麽多的“麻煩”。

我在收到報社寄來的樣報的同時，還收到了編輯部蓋著紅印的一封信，具體內容是：“你的文章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不小的反響，我們準備對‘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現象展開一次討論。今寄來一篇與你觀點不一致的文章，望你就此再寫一篇。”


那篇“觀點不一致”的文章，以《當心變成“蝴蝶”之異議》為題，批評我的少見多怪，認為對社會上的一些弊端表示非議、憤怒，甚至“罵”它幾聲，也未嚐不可。應該說該文倡導民主、體恤百姓的思想是值得欽佩的，但它不分消極懷疑與積極懷疑之區別的做法我也不完全同意。因此隨後我又寫了《對“異議”的異議》。以上兩篇稿子，分別發表在該報的7月29日和9月12日。

後來得知，寫那篇“觀點不一致”文章的謝雲，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散文家和書法家，是文壇德高望重的老前輩。

初次發稿就遭到名人的批判，事後真有些後怕。現在回過頭來想，當時之所以初生牛犢不怕虎，受影響於學校那種活躍的學術氛圍，也得益於自己所鍾愛的專業修養。

古人論詩，有“四種高妙”說，“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詩文一理。《當心變成“蝴蝶”》雖不能說達到了“理高妙”，但講改革有理，下筆就觸到懷疑論的老祖莊周，把“吃肉罵娘”的新典故放在人類認識發展史的鏡子下一照，消極懷疑的荒唐不也顯得十分可笑嗎？類似這樣的思維方法，隻有學過哲學的人才會得心應手。

在一部優秀雜文選集裏，編者對我入選文章中的一段話給予這樣的評價：“‘有些東西並非非此即彼，如發行債券、開展競賽、發展勞務市場等，資本主義可用，社會主義同樣可用，都是曆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就說資本主義的某些特產，隻要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也是社會主義所要求和允許的。’作者寫於四年前的這些話，現在人們不是原封不動地在說嗎？什麽叫雜文的生命力？這就是，我以為。”那篇稿子發表在1986年6月20日。

偶爾見報更加鼓舞了我寫作的信心，因此業餘時間給自己找了不少“麻煩”，寫了不少稿子。《飲不飲“盜泉”》、《戰士的責任重》、《和實生物》等，有多篇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求是》雜誌等報刊發表，算起來這些年在報刊上發過的也有上百萬字了吧。其中不乏被《文摘報》、《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資料索引》等報刊轉載，有的還獲得了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

畢業後，我先是到了部隊的最基層，後來被調到軍區政治部。不管在什麽崗位，之所以受到組織和領導信任，多半被看中的也是能寫點材料。

實踐使我進一步感受到，偉人說過的那句話是多麽的有道理：“要使人聰明起來，除了學習哲學史，沒有別的辦法。”

————————————

二

人民網>>人民日報>>第十五版 副刊

“體胖”與《寬心謠》

2006年01月17日

　　大約10多年前，當人們“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時候，有首《寬心謠》由山東傳到北京，句句扣人心弦，聽後十分喜愛，如今老矣，捫心重讀，自得其樂，別有一番感受，故常歌之、舞之，以示友人。歌曰：

　　日出東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遇事不鑽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
　　每月領取退休錢，多也喜歡，少也喜歡；
　　少葷多素日三餐，粗也香甜，細也香甜；
　　新舊衣服不挑選，好也禦寒，壞也禦寒；
　　常與知己聊聊天，古也談談，今也談談；
　　全家老少互慰勉，貧也相安，富也相安；
　　內孫外孫同待看，兒也心歡，女也心歡；
　　早晚操勞勤鍛煉，忙也樂觀，閑也樂觀；
　　心寬體健養天年，不似神仙，勝似神仙。

　　這首《寬心謠》使我想起“是誰多事種芭蕉，早也瀟瀟，晚也瀟瀟；是誰心事太無聊，種了芭蕉，又怨芭蕉。”哈哈，那是什麽境界，這是什麽境界！

————————————

三


和諧的三重境界

日期：2007-11-7 作者：讀者推薦

我不是學者，寫不出高頭講章，不會玩弄名詞術語，在理論家看來，是個十足的外行。之所以敢於來談一點對和諧理論的個人認識、體會，完全是朱有誌先生主編的《和諧中國》一書引起的。因此，如果出了什麽笑話，讀者諸君不要罵我，都去罵朱有誌先生好了——誰叫他多事，對和諧理論做那麽有趣的探討，害我這外行來也忍不住做理論的思考呢！

我以為，對和諧理論的探討，《和諧中國》一書是到目前為止最為權威的著作。該書稱得上體大思精，不僅有對古今中外的和諧理論的精辟論述，更有個人的創見，比如對“中國特色”的本質屬性的界定，對和諧與鬥爭的關係的闡述，都能發前人之所未發，是對現有的和諧理論的補充和完善。

就因為讀《和諧中國》一書，鄙人免不了海闊天空地隨想：任何事物的形態都有境界的，境界是有高下之分的，和諧，屬於社會形態之一，其境界又如何呢？於是就有了如下申論。

三十年前，當普通百姓還食不果腹，衣不暖體時，渴望著溫飽。記得那時，筆者自己，就對吃了睡，睡了吃的豬羨慕得很，真希望自己就是一頭豬，能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不會想到年終時，肉要被人家端上餐桌的。估計有我這種“豬的理想”的人不在少數吧。這種生存狀態，當然不是和諧。

隨著改革的深入，人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幾年後，溫飽了，各種社會關係空前地融洽，這是第一重和諧，我把它叫做“初級和諧”。它的根本特征是“人人皆飽暖”，衣食無憂。然而，這樣一種和諧是不能持久的，因為它僅僅滿足了群眾最低級的物質需求——粗衣粗食。人們要鮮衣怒馬，玉盤珍饈。

通過努力，這一要求又得到了滿足，絕大多數人能碗裏有肉，倉有餘糧了，新的和諧隨之產生。但是，這樣的和諧仍舊停留在物質的層麵，隻是起碼的生存權的獲得，還不脫“初級和諧”的範疇，因而給人們的幸福感是不能持久的，人們還有超出物欲層麵的訴求，還需要精神享受，自由、平等、民主就成了下一個追逐的目標。

這就產生了當時流行的一個現象：“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人們能夠“罵娘”了，表明和諧的第一重境界——初級和諧已經實現。從中可以看出，所謂的和諧，並不是沒有了矛盾，而是舊的矛盾消弭和新的矛盾產生之間的短暫的空隙。在這個空隙裏，各種社會關係處於一個暫時的平衡狀態。

我們古代的社會形態，就一直在不和諧和初級和諧裏打轉。

魯迅曾經把古代社會形態分成兩個階段：“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在“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人們饑寒交迫，朝不慮夕，連起碼的生存權都不具備，是官的欺壓對象，也是匪的搶掠對象。“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隻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即曆史上大書特書的“盛世”。這個時候，社會形態大體安定，按古書的說法，是“安居樂業”。

魯迅總結道：“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

什麽是“人”的價格？即人活出最大的尊嚴來，私權力擴展到最大的空間，而公權力縮小到不能再縮的地步——一旦再縮，將影響私權力的實現。這樣的社會形態，我稱之為“高級和諧”，通過努力，它是可以實現的。

在高級和諧之上，還有一重和諧，不妨叫它“極至和諧”。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西方人想象中的烏托邦，就有“極至和諧”的影子。這一重和諧，可望而不可及，對民眾而言，它是癩蛤蟆眼裏的天鵝肉，可以追求，但不能到手。

————————————

四

怎樣看待我國當前的社會矛盾
2007-09-05 15:32:18
來源：綜合 編輯：徐賽琳

　　經濟領域的“局部過熱”之所以會得以持續，是因為有人在“過熱”之中得益。某種程度上，經濟“局部過熱”是由於非經濟因素給經濟發展帶來的扭曲，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社會矛盾在社會運行中具有某種普遍性。連續多年，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社會財富總量明顯增大，但是，占人口多數的中低收入階層與少數高薪階層的收入差距有增無減，政治體製改革相對滯後已經成為影響改革深入推進的瓶頸。筆者同意近來我國經濟尚出現“局部過熱”的判斷，更要強調指出：經濟領域的“局部過熱”之所以會得以持續，是因為有人在“過熱”之中得益。某種程度上，經濟“局部過熱”是由於非經濟因素給經濟發展帶來的扭曲，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當下，全國絕大多數地區民眾的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民眾的生活水平正處在不斷提高的過程中。

　　然而，令人擔憂的問題是：財富主要掌控在誰的手裏？對全國多數人口而言，滿足基本生活的物質需求與社會供給之間的矛盾已經不占主導地位，而由於住房、教育、醫療的費用畸高，就業、再就業、養老等社會保障製度尚不健全，“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問題卻日益突出。

　　那麽，我國當前社會矛盾主要是什麽呢？中國體改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所楊鵬研究員坦言，“是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筆者對此深表讚同。公共產品是指，公共部門使用納稅人的稅款，生產或者提供的由社會公眾享用的、服務於社會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務。

　　人們以往所說的衣食住行，主要是指物質層麵而言的；現在常說的“醫(醫療服務)、食(食品安全)、住(購房租房)、行(交通秩序)”，則既包括公共物品也包括公共服務。

　　盡管社會物質供應已經不再匱乏，但是，貧富差距仍在拉大，加上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麵的公共服務又未能惠及全體社會成員，一部分人體會到的是“相對剝奪感”，因此，社會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產品需求同政府公共產品供給低效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為諸多社會矛盾之中的最突出的問題。

　　矛盾如何化解？關鍵是要從轉變政府職能，從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入手，提高各級政府的公共產品供給能力。

　　《瞭望》雜誌近期調查發現：當前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在群體利益衝突麵前，一些基層部門表現相當“遲鈍”，“預警機製不預警、應急機製不應急”，以致喪失了處理問題的主動權，最終走入“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怪圈。

　　剖析個中原因，主觀因素主要在於對群眾疾苦的漠視，缺乏“群眾利益無小事”的責任心和執政理念，再加上處理問題方式簡單化，相應的工作沒有做到家，使得“事件易了，情緒難了”。

　　從製度層麵來看，基層官員“反應遲鈍”、“按壓擺平”及至“報喜不報憂”等都一脈相承，其背後往往體現為在當前政績考量之下的一種利益權衡。

　　以上海治理“群租”為例，業主改變房屋結構，以分隔、搭建等方式將一個單元的住房出租給眾多人居住，確實造成了安全隱患和相鄰關係的緊張。作為糾紛，法院作出正確判決是沒有難度的，但是，“群租”又確有供需兩旺之勢。

　　麵對畸高的房價、就業的困難和勞動合同關係的脆弱，那些低收入人群在“群租”之外又能到哪裏棲身？在治理“群租”的同時，有關部門是不是也應該考慮提供一些配套措施緩解矛盾呢？

　　要知道，化解社會矛盾並沒有捷徑可走，改進執政方式，提高執政能力，轉變政府職能才是唯一的道路。

　　當然，為了取得化解社會矛盾的實效，必須認真研究我國當前社會矛盾的成因和主要特征，必須搞清楚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的原因是什麽，才能找到針對性的化解措施。

　　筆者認為，

　　首先值得重視的是未得“先富”隻求“共享”的心態。由於貧富之間收入差距過大，處於弱勢的群體內心有一種十分強烈的“虧欠感”，急切希望能夠在親民政策的貫徹期間得到補償。正像鄧小平同誌當年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樣，全民共享改革成果的利益預期使每一位社會成員都在考慮“我能夠分享什麽”。對尚未“先富起來”甚至實際利益受到減損的人來說，“趕緊擠上這班車”的心理油然而生。

　　其次需要避免“多鬧”才能“多得”的錯誤導向。由於民主政治製度建設方麵存在欠缺，民意表達的渠道不夠暢通，一些黨政官員存在對上負責、“花錢買太平”的行為傾向，一些政府部門對自身工作的失誤缺乏及時有效的矯正機製。由於在我國確實存在“鬧夜的孩子多喂奶”的現象，一些人為了表達利益訴求，故意把事情“搞大”，以向政府施壓，結果耗費了大量公共資源。

　　第三，為民謀利某種程度上存在“兩頭熱、中間冷”現象。近年來，黨和政府的工作透明度大大提高，群眾切身感受到黨中央厲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對黨的信任感有所增強。但是，黨中央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切身利益問題的決心和基層群眾對執政為民期許的積極性遠遠高於某些基層幹部，客觀上形成了“兩頭熱、中間冷”的局麵。在一些地方，由於幹部已經成為特殊利益集團的一部分，唯恐既得利益受損，在貫徹全民共享改革成果方針時確實存在“中間梗阻”的情況。

　　第四，民眾積極“維權”與政府部門怠於指導“維權”並存。當前，我國公民權利覺醒的條件已經逐漸成熟。但是，由於以往普及法律知識時的重心是“守法”而不是“信法”，民眾(特別是領導幹部)對法律權威的認同度低下，政府並沒有認識到指導公民正確維權也是政府的責任。相當一部分群眾還不懂得如何正確地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公民權利的覺醒對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都具有新鮮感，於是，維護自身權利的積極性在缺乏理論指導的狀態下空前高漲，不能冷靜地表達訴求、不願理性地服從司法權威、不會在妥協中求得利益的最大化等問題層出不窮。

(湯嘯天/上海政法學院發展規劃處處長，編審)

　　來源：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