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談農業生產和吃飯吃麵包

中央黨校三部第一期學員結業會講話
1978年11月28日　　胡耀邦

1978年11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三部第一期學員結業會上發表講話，現將有關農業生產和吃飯的內容摘錄於下：


　　同誌們勝利結業了。 歡送同誌們回到工作崗位上去。

　　你們是去年九月二十六日開學的，到現在一年零兩個月。這十四個月，是我們國家不平凡的十四個月，是撥亂反正的十四個月，是意氣風發的十四個月，是我們國家的各個方麵發生巨大變化的十四個月。

　　我想，學校對你們可能是有些幫助的，幫助得夠不夠，我看是不夠的。

　　拿我來說，我就官僚主義，很對不起。同誌們生病的不多吧？退學的沒有吧？（答：沒有。）如果生病的不多，退學的沒有，至少是生活上有了一點基本保證嘛，對於你們生活上的照顧，我看有所照顧。

　　聽說夥食不很好，不斷有意見。學校對你們的幫助是可以一分為二的，有所幫助，幫助也可能不是那麽大。

　　同誌們後天開始回去了，希望我來講一點問題。我想講四個問題。

（一）

　　同誌們知道中央正在開會，這次工作會議要解決一些重大的問題，會還沒有完。我們的重大決策之一，也就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中央反複考慮的結果，決定要把揭批“四人幫”的這個鬥爭，就是全國性的、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就全國來講今年把它結束了，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建設上麵來。

　　同誌們，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從明年開始，全國絕大多數地區揭批查群眾運動結束了，從此就把我們的主要注意力、主要精力拿來搞四個現代化。所以，同誌們一回去從思想上，實際工作上就要碰到這麽一個問題。

　　這個大問題，這麽一個轉變，華主席在開幕詞中叫把我們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搞社會主義建設上麵來。這是個什麽性質的問題呢？希望同誌們首先把它弄清楚。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作一點曆史的考察。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結束之後，毛主席好幾次向我們全黨提出過，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我們全黨的工作重心要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搞技術革命，搞社會主義建設。

　　所以就曆史的發展來說，把我們工作的著重點，把我們的重心轉到搞社會主義建設上麵來，不是我們這次會議才提出來的。

　　五十年代的中期毛主席就提出過，到現在二十幾年了，但一直沒有實現。

　　我們沒有能夠實現這個轉變原因很多，主要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黨裏麵有這麽一些壞家夥的搗亂，比如林彪、“四人幫”。還有一些錯誤路線的幹擾，也還有我們工作上的一些缺點、錯誤，比如說大躍進中間的浮誇風、瞎指揮、共產風。

　　大躍進中間的浮誇風、瞎指揮、共產風那個東西我們許多同誌都要負責任。

　　在國際上，也還有蘇修卡我們脖子的問題，利用我們的困難撕毀合同。所以，有許多原因。

　　今天回過頭來想一想，這二十多年來，我們把主要的時間都拿來搞政治運動，搞路線鬥爭了。

　　當然，壞人搗蛋，我們不能不對付。粉碎“四人幫”以後這二年來，我們也不能馬上把精力用來搞社會主義建設。“四人幫”有那麽一批爪牙、骨幹分子、死黨，你沒有清查清楚，怎麽轉呢？他們搞了那麽多的破壞，留下來大量的問題需要清理。

　　經過二年多以來的緊張工作，基本上清理清楚了，組織上清理清楚了，“四人幫”在思想上造成的混亂，許多重大問題澄清了。

　　以華國鋒同誌為首的我們黨的領導核心是團結的，全黨全國人民的團結也增強了。現在已經有可能把我們的工作重心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

　　從曆史上考察一下，工作重心應當轉到搞社會主義建設，本來不是一個新問題，早就應該開始這個轉變。毛主席二十多年前就提出了這個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不是一個新問題。但是二十幾年來，我們沒有實現這個轉變，現在我們才有了充分的條件能夠實現這個轉變。我們為實現這個轉變掃清了道路，搬掉了搞四個現代化的絆腳石，現在可以舉國上下團結一致地向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了。

　　這個轉變對於我們許多人來說，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可以說對於我們全黨許多幹部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新問題。

　　為什麽呢？我們不熟悉嘛。我們二十幾年搞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什麽搞清查，搞鬥爭，搞批判，開大會，坦白交代等等。我們習慣的是這一套，想的也是這一套。

　　現在我們要來搞建設，搞四個現代化，怎麽搞農業現代化，怎麽搞工業現代化，怎麽搞大幹快上。

　　什麽客觀規律，什麽經濟規律，什麽經濟核算、企業管理，什麽按勞分配，什麽價值規律，許多東西我們實際上不懂。

　　老實說，革了幾十年命，不懂。不要以為我們懂呀，同誌們，你們不要以為在黨校十四個月學了許多東西，中央黨校畢業，而且比一、二部學的更多，背了這麽一大搭子的材料，至少有三公斤吧，把它背回去，背一個包袱，這就糟了。

　　你們在這裏學十四個月的東西，回去碰到實際問題用不上，一係列的新問題不懂，絕大多數人不懂，或者說懂的很少。這個問題誰都不能吹牛。

　　你們不懂，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誌就懂呀？同樣我們也懂的很少。就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麵臨著又一次的重新學習。

　　三十年前，全國解放前夕，毛主席號召我們重新學習。那時戰爭要結束了，我們要進城了，要搞社會主義了。這是一次重新學習。那一次重新學習，我們全黨學習的不錯。

　　進城以前我們是“土包子”，艱苦奮鬥的精神很好。解放大城市，房子裏麵鋪著地毯，沒有見過，說你這個地方還有被子，泥巴腿不敢走進去，是打著滾進去的。現在麵臨著又一次的重新學習，要紮紮實實地搞四個現代化，還是高速度、高水平的四個現代化。高速度是要在二十世紀末提前實現，高水平就是最新的現代化，世界上的最新科學技術水平，我們懂呀？我看我們不懂。

　　前不久報紙上登了黑龍江友誼農場五分場二分隊，一個人種一千畝地，一年生產二十萬斤糧食。據說明年還可以提高，可以種一千五百畝地，收獲三十萬斤糧食。

　　同誌們，一個人一年種一千五百畝地，收三十萬斤糧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有過這個事嗎？

　　二十幾年以前在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毛主席講三戶貧農辦合作社是五億農民的方向。這是有世界意義的，當時宣傳的很好。我覺得現在友誼農場這個新事物我們沒有宣傳好，有文字記載以來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上沒有過這個事情嘛，是中國農業曆史上最大的一個事情嘛，最大的一個新生事物嘛。

　　前幾年我們不是講新生事物嗎？林彪、“四人幫”吹牛，“哎呀，這個是新生事物呀”，張鐵生出來是一個什麽新生事物，黃帥出來又是什麽新生事物，朝農經驗也是什麽新生事物。不，都是一些反革命事物！

　　友誼農場這個事物我覺得不錯。大寨也好，它是艱苦奮鬥的精神好。艱苦奮鬥，自力更生，但是一個人生產的糧食還不多。友誼農場那是真正的新生事物，要學習、研究這種新生事物。

　　開始一轉變我們不習慣，不曉得什麽是新生事物，什麽是有生命力的東西。

　　機械化養豬怎麽養法，兩個人可以養幾十萬隻雞，一頭牛十一個月可以宰了吃。這些還隻是講農業上的。

　　工業上，鄧副主席參觀日本的一個汽車廠，看到有多少機械手，不是人在那裏幹活，都是機器人在那裏幹活。我們懂呀？

　　怎麽搞四個現代化，怎麽高速度、高標準地搞四個現代化，講老實話，我們不懂。

　　我不懂能不能混日子呢？說不懂我照樣混日子。我們現在不是安定團結嘛，我不懂，你就把我撤職了？我回去照樣當部長，照樣當黨校的老師、教員，那就叫混日子。

　　混日子的情況還會有的，今後三年混日子的情況還是難免的。我們黨中央正在研究這個問題，首先在幹部問題上，黨內幹部裏麵混日子的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我們現在不是提出工人、農民不能幹好幹壞一個樣嗎？要按勞分配。

　　現在幹和不幹一個樣，多幹少幹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在幹部中也是這麽個情況。你說共產主義覺悟那麽高，黨性那麽強呀？你說，我黨性很強，他說我黨性比你還強。那是吹。你說你公道，我說我公道，公道不公道，隻有天知道。要考察，要看實踐，要搞評比。明年在幹部裏麵要研究解決這麽一個問題，怎麽搞考核，搞評比，首先改變領導機關裏麵幹部幹好幹壞一個樣的狀況。


（三）


　　現在講第三個問題。你們回去就要碰到這個問題。這是我們當前工作上一個最大的實際問題，四個現代化的首要條件問題，也是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要著重討論的問題，就是我們的農業怎麽搞好。

　　我們的四個現代化搞不搞得上去，一個首要的條件，也是一個基本保證，就是看我們的農業搞不搞得上去。

　　我們今年的農業比去年，確實有許多地方災大，有幹旱。由於許多地方遇到了很大的幹旱，我們預期的目標沒有達到，但是比去年還是好一些，糧食可以達到五千八百五十億斤到五千九百億斤，這個數字比較可靠。

　　但是，我們的困難很不少。有些同誌可以回想一下二十幾年來我們有些地方總是把我們的成績誇大，說我們這個地方大豐收呀，十幾年大豐收。

　　什麽十幾年大豐收！你不講老實話。二十幾年的經驗沒有很好總結，困難估計得不夠。關於農業這一段話，是我個人的意見，中央工作會議對這個問題還沒有討論清楚，正在那裏各抒己見。

　　在第一期學員畢業的時候，我專門講過一次，二十幾年來我們農業走了曲折的道路，兩個馬鞍形。

　　第一個馬鞍形是從一九四九年起一直好，好到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就下降了，一直下降到一九六二年。這是一個馬鞍形。

　　一九六二年又上升，上升到一九六六年，以後又下坡，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從去年又開始好轉。

　　兩個馬鞍形。第一個馬鞍形我們吃過苦頭，共產風、浮誇風，加上自然災害。

　　說自然災害為主說不通，主要是我們工作上的錯誤。

　　第二個馬鞍形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十年。同誌們，你們要考慮一下這十年的破壞，農村多少地方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家底搞空了，沒有什麽家底了。公社裏麵的家底，生產隊的家底，社員的家底，許多社員的體力減弱了，吃不飽飯。

　　困難怎麽來的？最大的是這一次林彪、“四人幫”的破壞。

　　還有我們許多政策沒有搞對頭。我們對困難要認識夠，有利條件也要認識夠。

　　我們把農業搞上去是有許多有利條件的。我們粉碎了“四人幫”，搬開了絆腳石，掃清了最大的障礙，這不是有利的條件？我們的工業基礎加大了，拖拉機、排灌機、農藥、化肥，當然價錢高一些。價錢高一些可以把它減下來嘛。

　　我們正反兩方麵的經驗都有了。所以我們的有利條件很多。困難和有利條件我們都要把它詳細分析清楚，困難要估計夠，前途是光明的。

　　把農業生產搞上去，我們客觀有利條件很多，要有信心，共產黨辦事沒有信心還行？要總結經驗，正確看我們的曆史，這是在農業問題上我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把農業搞上去的關鍵還是要把廣大幹部、廣大社員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我們共產黨搞任何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不依靠廣大幹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什麽工作都搞不好。要把廣大幹部、廣大社員的積極性發揮出來，我們一定要把政策搞好。政策是我們的生命線。農業、農村的政策，那更是我們的生命線。

　　再一個，幾年來，我們大批資本主義，割資本主義尾巴。

　　什麽叫資本主義沒有弄清楚嘛，你批什麽。什麽是資本主義尾巴？有什麽尾巴？也沒有弄清楚。“主義”沒有弄清楚，“尾巴”也沒有弄清楚，界限沒弄清楚就發命令，今天要下種了，幾天要插秧了，瞎指揮可厲害了！

　　同誌們，我們的國家是很好的一個國家，是很可愛的一個國家，陽光，氣候，土壤都好，有平地，有山，有草原，有水麵，可是我們領導上麵搞得非常死，吃飯也非常死。

　　中國人吃飯，就是吃糧食，搞農業就是搞糧食。

　　我們中國人同外國人吃飯不一樣，中國人出國，人家請吃飯，我們總覺得我們的中餐好，實際上人家的飯比我們並不差。

　　我覺提外國的飯比我們營養價值高，人家吃奶，吃奶製品，吃肉。

　　我們以為我們的茅台酒好，茅台有百分之五十幾的酒精，人家喝葡萄酒。

　　我五三年、五七年出國就碰到這個情況：人家請吃飯，把奶端上來，把魚、肉端上來，把酒也端上來，我們不吃，以為飯還沒有來，等飯吃。

　　菜都涼了，人家說吃飯了，請吃，請吃！我們就夾了那麽一點點菜吃了，等著吃飯。

　　結果吃了兩個鍾頭，外國同誌問，你們中國同誌為什麽吃得那麽少呢？不知道是等飯，結果人家宣布：祝同誌們健康，幹杯，請你走了。

　　我還沒吃飽。你吃肉呀，你喝他的酒呀，你喝他的奶嘛。怎麽叫科學吃飯，我覺得這是個問題。

　　我們有許多陳舊的觀念，羊肉、牛肉都不是飯，雞蛋也不是飯，香蕉、栗子、棗子更不是飯。棗子怎麽不是飯呢？

　　許多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人們吃麵包，吃大米飯，一點點就行了，把它當副食，我們拚命吃飯，吃糧食，老吃不夠。我們中國糧食產量最低，可是消耗最大。這是幾千年形成的。

　　同誌們，我們正在為中央起草一個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我也參加了，提了點意見。

　　在一個小會上，我想了兩句話：“祖國大地處處是生機，國家、集體、個人一齊上”。我說我懇求你們在決定上寫上。我們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大地上，處處都是生機，可以搞糧食，可以搞經濟作物，可以搞油料。聽說青海省種油料，一畝地可以產三、四百斤。許多地方產糖料，還有多少水麵可搞養殖業啊。

　　我們國家的草原有四十三億畝，比美國還大。我們的祖國是多麽可愛呀。我們過去的宣傳老說是我們這個地方十年九荒，不好哇。我是不讚成的。

　　這裏也講不好，那裏也講不好，我們的國家究竟好不好？我們對不起“上帝”呀，同誌們。我們這些宣傳不切實際，也是一種虛誇，也是一種講假話，把好的講成是壞的。

　　實際上我們的國家多麽遼闊廣大，多麽美好！誰不承認我們的國家美好，我看倒有點“賣國主義”的嫌疑，你還到哪裏去找這麽好的土地，這麽多礦藏。當然不要隨便加帽子，我說“賣國主義”，講的是笑話。

　　我們的國家多麽可愛，處處有生機。我們搞農業的方法有些地方不大對頭，主要是領導不對頭，經驗沒有好好的總結。有些問題要國家來抓，中央、省市要直接掌握各種生產基地，糧食基地、漁業基地、油料基地、棉花基地、花生基地、各種果品基地。

　　我們曾經算過一筆帳，如果按照友誼農場的辦法，隻要二十萬農業勞動力，一個人種一千畝地，一畝地收四百斤，這兩億畝地，一年就可以搞八百億斤糧食。二十萬人，一個人種一千畝地的水平，一畝地產量搞到四百斤，就是八百億斤，有了八百億，中央同省市兩級依靠這二十萬人掌握八百億斤糧食,我們為什麽還要每年去征購。

　　每年呀，我的天！

　　十二個月，有八個月要搞糧食。

　　我們二十幾年以來就幹的這個事情。

　　什麽領導農業生產？主要的經驗是向農民抓糧，布置搞糧食。我們不自己搞那麽些基地，搞漁業，搞畜產品，搞果脯業，結果隻好向農民派購。你這一家搞十個雞蛋，他那一家搞十個雞蛋，拿了個筐筐去，搞的農民不高興。

　　假使我們自己掌握了八百億斤糧食，那些各家各戶的都不要，或者是大部分不要，留給你們自己，留給你養雞去，養鴨去，喂豬去，熬糖去。所以國家要親自幹這個事情，親自投資搞基地。

　　二十幾年搞一般號召多，要三級所有啊，要“窮過渡”啊，搞這個。

　　二十幾年了，這條經驗沒有總結起來：第一個是國家來幹；第二個是多種經營，東方不亮西方亮嘛。

　　有的說，不能多種經營，因為糧食沒過關。

　　我的老天爺，你搞外貿嘛！你有花生，有大豆出口，到加拿大、美國、阿根廷換東西嘛！

　　什麽叫農業？農業就是糧食？

　　我說，世界上有一些國家，象古巴，過去完全是在美國的封鎖下，它就不種糧食。它全國的農業，主要是甘蔗。一斤糖是幾分美金，五分，六分，七分。它的一畝甘蔗超過大米的價格好幾倍。

　　想當初五十年代，我們還向人家建議：你們糧食沒過關，我們派專家來幫你們種水稻。他開始覺得我們講的對。搞了三年，算了吧，老兄，我請你回到你們的偉大祖國去吧，我還是種我的甘蔗。

　　這不是我們的瞎指揮？指揮到外國去了。

　　同誌！說將來打起仗來怎麽辦？打起仗來有打仗的辦法嘛！德國打了五年仗，它還不是過來了，它曆來都靠進口糧食的，德國也好，英國也好，日本也好，遇到戰爭襲擊的時候，農民一下子就改種糧食。

　　在這些事情上，我們沒有把問題研究清楚。所以我們中央，今後的幾年要準備進口，多進口一點糧食，休養生息，放手讓他們幹哪！

　　同誌們，公社、大隊、生產隊養豬，養雞，社員房前房後種樹，種果樹。養毛驢行不行？養牛行不行？我說就行。

　　我們二十幾年來，拚命的割人家的尾巴。同誌們恐怕你們也參加割了吧！

　　把樹也砍光了，把房後香蕉也砍了，叫割資本主義尾巴。

　　人家房前房後種點香蕉，蘋果，梨就是資本主義呀？

　　我是延安時期也好，川北時期也好，到北京來以後也好，房前房後，照例的搞它一點“尾巴”。現在我那個院子裏麵有柿子樹，有葡萄樹。葡萄，我是五六年花了五十塊錢買的，收了二十幾年的葡萄了，一年幾十斤，是家中自己勞動產的嘛！

　　我的意思，總的說，就是前麵說的兩句話：“祖國大地處處是生機，國家、集體、個人一齊上”，你種糧的種糧，喂豬的喂豬。也可喂羊，幹涉人家喂羊幹什麽？
　　
　　同誌們，我們的陝西呀，在座有沒有延安的同誌啊？可辦糊塗事情了，聽說今年上半年還發布這麽個指示：誰家在房門口種一個窩瓜，要罰五塊錢。

　　同誌們，我們幹了許多糊塗事，我們自己作孽，天作孽，自己也作孽。

　　昨天我同毛致用同誌談，我說我們湖南人喜歡吃狗肉，你們還可以提倡喂狗。馬、牛、羊、雞、犬、豕，還有什麽東西？放手讓他幹嘛，叫做勞動嘛，國家，集體，個人一齊搞。

　　你們可要解放思想呀，同誌們！在這個問題上，你們隻要不搞分田單幹、包產到戶就行。分田單幹、包產到戶那是錯誤的。

　　明年我們一定要千方百計把我們的農業搞上去。我們的國家這麽好，我覺得應該搞上去，不要老是腦子裏麵怕資本主義，怕資本主義那個鬼！

　　所以你們回去，明年頭一個仗一定要把農業搞好。

　　農業問題本來很多，我也講不清楚了，就是要有積極性，把廣大的基層幹部和社員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不要瞎指揮，給他們點自主權，放手讓他們幹。這就是我的中心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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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自傳第二部（34）

一位作家還描寫說，那位人物的眼睛裏，流露了“殺機”


王蒙／著


高占祥為之叫好。他幹脆把文藝人也說成A係列與B係列。占祥的名言是，那幾年，“（A與B二係列）輪流高興，輪流住院”。

其實A與B的分法正如我前麵多次講的，太簡略了。例如，在一九八七年初的震蕩中，我聽到
過一位以嚴峻認真著稱的領導同誌罵影片《芙蓉鎮》，大聲疾呼說:《芙蓉鎮》的結尾是什麽呢?是一個瘋了的鄉村幹部敲著鑼高喊:“三五年來一次，三五年來一次……”（語出毛主席，是說“文革”每隔幾年要搞一次）。但不久我就接到胡喬木同誌的電話，找我了解《芙蓉鎮》的有關背景情況，並堅定地說，他要為《芙蓉鎮》辯護。我同樣聽到那位嚴峻認真的同誌大罵社會科學院的一位領導，說是他主張“人道主義就是拿人當人看”，似是別有用心。但作出此種主張的表述的同誌一直安然無恙。這些地方，都有非A非B，亦A亦B的同誌出來保護了他們。

比較一下，就知道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了，也就知道達到今天的局麵，容易嗎?

看來“文革”中沒完沒了地講什麽路線鬥爭，講站隊，起了壞的作用。這等於是讓你選擇投靠對象，參與高層爭論。再說得難聽一點是讓你押寶。正像有人喜歡在群眾中劃分左中右一樣，也有人喜歡把上麵的人劃分成改革與保守。有人以參與上邊的鬥爭為能事。有人以參與上麵的鬥爭為晉身的竅門，走到哪裏都敏銳地尋找上麵不合的征兆，判斷領導層人員的行情消長。

我還希望，總結經驗，政治家慎於參與文人的爭議，而文人也不要使出渾身解數從上頭找靠山。我說過一句不太好聽的話，我希望領導不要讓作家鬥作家，作家們也千萬不要為自己那點文詞爭論，動輒找後台，找領導，各找各的領導，等於挑動領導去鬥領導。有些作家一聽說上麵有不同意見就那麽來情緒，就不把自己當外人，合適嗎?說得嚴重一點，這是不是會自我培養成一種“亂臣賊子”呢?

河北農民作家申躍中有一句名言，不要那麽不把自己當外人，並非所有的作家都能做得成人民的兒子，有的能做到人民的侄子也不壞嘛。此雖不經之論，但可參考其大旨。

一九八七年春，兩會期間，政協委員馮驥才、張賢亮、何士光來看我。他們也看望了另一位文藝界頭麵人物。張賢亮正在內心“打鼓”，乃表示謙虛與聽話，說自己認識上需要大大提高，準備暫停寫作，下鄉生活與反思，還說不然自己會被“雙開”（開除黨籍和公職）。頭麵人物板著臉回答:“那好嘛。該雙開就雙開嘛。”大馮乃調侃張作家說:“我聽了這話，渾身都結了冰。”

一位作家還描寫說，那位人物的眼睛裏，流露了“殺機”。當然這是小說家言。然而我怕。不是怕我被殺，而是怕我的眼光與心胸也會發生變化。無怪許多年後，山西的一位青年評論家謝泳分析說，王蒙的特點是內心的恐懼。

我像害怕瘟疫一樣地害怕這種內鬥。但是到了作協“四大”，我已經脫身無術。

而這時的內鬥問題又與嚴酷的革命戰爭時期不同。鄧小平多次講過，改革是一次革命，這說明改革的幅度、深度、烈度都相當可觀可驚可歎。這個斷言同時也說明了作為老革命家的鄧小平的革命情懷，革命壯誌。革命從來都是充滿激情充滿戰鬥性的，作為一次新的革命的中國的改革開放，一上來，也引起了許多浪漫的幻想。改革又是“摸著石頭過河”。就是說到底能改到什麽程度，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哪些隻能放在將來再考慮改不改的問題，尚待摸索。

而且，近一二百年以來，哪個救國良策不是火急火燎?於是，鹹與維新以來，想入非非者也許不少於實事求是者。各取所需各執一詞者，很可能不少於全麵思考，顧全大局者。大話連篇，廉價吹噓者，很可能不少於真抓實幹，步步為營者。

一位領導同誌說過應該提倡用刀叉代替筷子，這可能與一九八七年上海的鬧毛蚶傳染肝病有關。

《人民日報》上刊登過一位老革命學者的文字，提倡吃麵包代替蒸饅頭。說是麵包含水分少，易於保存和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