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旭：西藏問題：真實與謊言 ZT

徐明旭：西藏問題：真實與謊言 ZT

　　徐明旭先生近年在關於西藏問題爭論中，以“反潮流”的不同聲音引起矚目。
　　
　　徐明旭1947年生於上海，自幼好學，1964年考上華中工學院，文革初因“成分不好”(徐父曾在國民黨政府當過兩年文職小吏，“解放後”被迫害致死)被打成“黑五類”，被指斥為“反革命小雜家”、“反動學習權威”而受盡侮辱。1970年“一打叁反”時，徐以惡毒攻擊毛澤東、林彪、江青的罪名被“工宣隊”打成“現行反革命份子”，經過上百次批鬥，被發配到貴州一偏僻山溝的農具廠打鐵。1971年又以“五一六份子”的罪名下獄。
　　
　　徐明旭1978年考上杭州大學中文係現代文學研究生；1979年以中篇小說《調動》一舉成名，但次年反自由化運動中遭到批判，與《在社會檔案裏》、《假如我是真的》、《女賊》、《飛天》等一起被列為全國五大毒草。1981年研究生畢業後被變相發配到西藏，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因一篇小說而被流放到西藏去的作家。
　　
　　他在西藏文學編輯部受到嚴控使用。四年西藏生活體驗，為他日後研究西藏提供了最直接具體的信息來源。1986年他因身體原因調到上海外語學院對外漢語係教書，但由於高原病後遺症，肺活量減少，講話困難，一年後調到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90年到美國探親定居，寫作有關西藏的的散文、小說等，後來他對政治評論產生了興趣
　　
　　徐明旭坦承選擇西藏問題，是因為他是海外中國人中少數幾個曾經在西藏生活工作過的。他說：“我看到關於西藏問題的謊言實在太多，說中共在西藏犯了多少暴行，西藏人民堅決要獨立，西藏自古就是一個獨立國家，是中共侵略了西藏等等。我有責任把西藏的真相告訴中國和世界”。
　　
　　徐明旭指責“謊言”，顯然有悖國際主流輿論，難為輿論所接受。他講的“真相”，也常常遭到反詰。但是，他飽經滄桑的生活經曆，被流放西藏的背景和他義無反顧的精神，不能不引起人們對他所持觀點的思考和重視。希望在海外新聞自由空間裏，不同觀點碰撞能夠褪去政治功利與虛榮，給人們以“真實性思考”的自由。
　　
　　講真相遭誤解
　　
　　安琪：每一次有關西藏問題的討論會，你發言時都要首先聲明自己在西藏工作過，是被中共迫害去的，是不是對聽眾是否聽得進你的發言有顧慮？
　　
　　徐明旭：就象我有一次在德國發言時一樣，有人說我在放毒，說我是共產黨的走狗。這裏我要聲明，我是被共產黨迫害去西藏的。我既不親共產黨，也不親達賴喇嘛，我隻尊重事實。我在西藏看到的事實是什麽樣的，我就講是什麽樣的。
　　
　　安琪：你是到了海外以後才開始研究西藏問題，那麽你參考的數據、資料是從哪裏來的？
　　
　　徐明旭：有的是我原來就知道的，有的是我到了海外才搜集的。我在海外看到了一些美國的藏學家的著作，有兩個人，一個叫戈爾斯坦(Goldstein)，是凱西保留地大學教授，他精通藏文，著有《西藏現代史》。還有一個叫做格芮弗德(Grunfeld)，他是紐約州立大學教授，在《現代西藏的誕生》中他直言不諱地說：1959年達賴喇嘛的起義，是農奴主發動的叛亂。他在書裏列舉了大量的事實，證明達賴喇嘛的很多宣傳都是謊言。他說，所謂的西藏起義，已經過去了28年，時間可以證明，當時中共關於這一事件所列舉的事實和宣傳是真實的，達賴喇嘛的宣傳是謊言。
　　
　　國際輿論是達賴喇嘛的翻版
　　
　　安琪：你說在海外中文報刊上，關於西藏問題的觀點幾乎是一邊倒，那麽你了解到的國際輿論是怎樣的？
　　
　　徐明旭：國際輿論絕大多數的宣傳是從達賴喇嘛那兒翻版過去的。國際上寫西藏問題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沒去過西藏，去過的也是走馬觀花看一下。而我上麵說的那兩個人，他們是學者，是懂藏文的，他們先讀到大量藏文資料，然後到西藏和印度達賴喇嘛流亡政府所在地去，實地采訪了達賴喇嘛當年的政府官員和當年叛亂參加者，以及上一代逃出來的在西藏生活過很長時間的難民，還采訪了達賴喇嘛本人，查閱了西藏政府的檔案，他們才做出了上述結論。戈爾斯坦《西藏現代史》是國際公認最權威的西藏史，他的副標題是“喇嘛王國的滅亡”，關於滅亡原因，他的結論說不是因為中共的侵略，而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社會製度太腐朽，它嚴重地阻礙社會的發展。這是非常客觀的。
　　
　　安琪：他們的研究為人們所廣泛接受或了解嗎？
　　
　　徐明旭：美國的藏學界都知道。你所看到的西方報刊上關於西藏問題的宣傳，大部分不是精通藏文的藏學家寫的，而是搞政治的新聞記者寫的。他們是從達賴喇嘛的宣傳機構道聽途說來的。海外民運人士絕大多數都沒去過西藏，他們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很多也是從達賴喇嘛那裏批發過來的。例如曹長青從來沒去過西藏，他寫文章說中共殺了一百多萬藏人。在《北京之春》1995年第叁期，我寫過一篇文章反駁曹長青，小標題是“中共真的殺了120萬藏民嗎？”我根據達賴喇嘛流亡政府的檔案記載的中共進藏前夕的西藏人口統計，和達賴喇嘛所承認的現在的西藏人口加以比較，證明西藏人口在共產黨統治時期和漢族人口同步增長。
　　
　　安琪：請問你的這些你認為談西藏真實的作品，在海外引起了什麽反響？
　　
　　徐明旭：一般來說，中國人不管是民運人士或非民運人士，大部分讚同我的觀點，因為他們看到我說的非常客觀。藏人幾乎全部反對我。美國人和西方大部分人是反對我的，也有少數為我所講的事實所折服，比如我去年在德國漢藏對話會上講時，就有個德國人站起來，認為我講得對，他也認為西藏獨立既無法理根據，也不現實。今年在倫敦漢藏對話會上，有個老一輩流亡藏人，是當年青海玉樹寺活佛，他也讚同我的觀點，認為藏獨不現實。
　　
　　安琪：為什麽會有那麽多人反對你？
　　
　　徐明旭：西方媒體從達賴喇嘛那裏批發來的宣傳鋪天蓋地，象我這樣說明真相的文章鳳毛麟角，而且發表的地方非常有限。我很多關於西藏的文章發不出來。我向美國基金會申請研究西藏的基金，人家一看我的經曆，非常感興趣，再一看我已經發表文章的觀點，馬上取消，談都不談。但如果是支持西藏獨立的，哪怕文章都寫不通他都會給你錢。這是種偏見，沒辦法。這種偏見主要出於對共產黨的仇恨，很多人受毛澤東邏輯影響：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的朋友也是我們的敵人，敵人的敵人也是我們的朋友。但事實上並不那麽簡單。
　　
　　安琪：為什麽會有人說你是在幫共產黨說話？
　　
　　徐明旭：剛好相反。我在文章裏，一方麵揭穿流亡藏人的謊言，另一方麵我也揭露了共產黨在西藏的罪惡，批判了共產黨的政策。我在西藏的朋友寫信告訴我，中共當局極為冒火。
　　
　　安琪：作為個人來講，你追求的是什麽？
　　
　　徐明旭：忠於事實。我這個人天生有這個毛病，無論我說了真話以後對我本人會帶來什麽，我都一定要說，說出來才痛快。即使要砍頭我也要說出來。
　　
　　毛澤東不懂藏人文化心理
　　
　　安琪：你認為西藏的根本問題是什麽？
　　
　　徐明旭：這個問題很複雜。概括地講，毛澤東在西藏犯了左傾冒險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他要廢除農奴製，念念不忘用階級鬥爭和無神論去改造西藏社會，這種農奴製從曆史上來說是反動的。如今達賴喇嘛也承認西藏以前是類似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製，將來西藏獨立以後他絕對不會恢複舊製度。
　　
　　毛澤東要廢除這個製度，但他操之過急，而且手段太粗暴。同時，他又忽視了西藏的宗教問題。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與漢人完全不一樣，我曾寫文章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個“心”，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佛教是要求人們清心寡欲、超度來世的宗教，藏人重來世，至少把來世看得和現世一樣重要。漢人是實用理性文化，不關心死後，隻關心現世，老百姓到廟裏磕頭燒香不是為超度來世，是要求菩薩保佑現世發財生兒子，作官交好運。毛澤東把地主土地一分給農民，農民馬上擁護他。毛澤東用同樣的辦法來對付西藏，打倒農奴主，把土地分給農奴，希望藏民老百姓無條件支持他，跟著他去反對農奴主階級的總代表達賴喇嘛。但是毛澤東忘記了，達賴喇嘛是藏人心中觀音菩薩的轉世，他把握著藏人進入天堂之門的鑰匙。隻有經過達賴喇嘛的超度，才能進入天堂。達賴就以保教的名義煽動那些農奴反對中共。毛澤東從漢人的實用理性出發，完全忽視了藏人的宗教需求，使藏人得到物質幸福的同時，失去了來世進入天堂的機會。這樣他們的世界觀就發生了分裂，他們在物質上感恩毛澤東，但是他們在精神生活方麵依然崇拜達賴喇嘛，毛澤東以為，把達賴喇嘛說成象蔣介石一樣的壞人，農奴就恨達賴喇嘛了，但蔣介石並不是精神領袖，並不掌握漢人進入天堂的鑰匙。毛澤東不懂文化心理學。這是毛澤東所犯的最大錯誤，也是共產黨至今在西藏搞不好的重要原因。
　　
　　喇嘛、尼姑喪失政治特權
　　
　　安琪：鄧小平時代與毛澤東時代有什麽不同嗎？
　　
　　徐明旭：鄧小平當政後，把毛澤東的政策翻了個個。他給藏人大量的錢，派漢人去西藏建設現代化設施，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允許宗教自由，國家出錢修寺廟，出錢養大批喇嘛尼姑，給了他們大量好處。這些政策是通過胡耀邦執行的，所以藏人說胡耀邦是共產黨裏唯一的好人。我親眼看見了鄧小平的政策，我稱之為福利政策。鄧小平企圖用經濟上的好處來換取藏人放棄獨立，但他同樣忘記了藏人的精神需要，對來世的需要，以前清朝皇帝懂得這一點，在西藏製造一個神話，說清朝皇帝也是西天大菩薩文殊菩薩的化身，達賴是觀音菩薩的化身，藏人就信以為真了，就接受清朝的統治。同樣，英國代表說英國女王才是西方大菩薩的化身，俄國代表說沙皇才是西方大菩薩的化身，他們都懂得在宗教上打動藏人，他們知道物質不能代替精神。共產黨受自身意識形態的限製，不可以告訴藏人說：總書記就是西方大菩薩的化身，而藏人如果沒有來世寄托，他們就不會聽你的。無論給他們多少錢，都不能使他們放棄對達賴喇嘛的崇拜。用一個藏族老人的話來說：“共產黨的政策管現世幸福，達賴喇嘛管來世幸福”。他們在物質上認同共產黨，在精神上認同達賴喇嘛。
　　
　　安琪：物質幸福主要是什麽？
　　
　　徐明旭：例如，西藏土地全部分給了農牧民，國家不收一分錢稅，反過來給他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天下哪有這樣的好事？漢人的血汗，通過中央財政撥款與薪水、津貼、福利、住宅給了藏人。西藏自然生存條件極其嚴酷，沒有現代工業，現在拉薩市民的生活與北京市民不相上下。中國政府現在每年給西藏15億人民幣，拉薩市民人均住房15平方米，全國最高。
　　
　　安琪：為什麽西藏遊行示威不斷發生？
　　
　　徐明旭：西藏遊行示威，都是喇嘛尼姑帶的頭。喇嘛尼姑實際也是共產黨養著的，但他們的宗教觀念使他們看到不信神、不信宗教的漢人特別恨，就象義和團看到洋人就恨一樣。另外，達賴喇嘛時代政教合一，喇嘛有很多政治特權，中共雖然給喇嘛恢複了政策，將大量當年紅衛兵搗毀的寺廟修複得金碧輝煌，宗教事務管理局給那些喇嘛發工資，還定了級別，有科級喇嘛、處級喇嘛、省級喇嘛等，他們成了頭麵人物，出門有車，還有房子小別墅什麽的，但是共產黨不可能把過去喇嘛的政治特權還給他們，他們就帶頭鬧。崇拜達賴喇嘛的藏人看到喇嘛號召西藏獨立，就跟上去了。西藏的衰落有其內在深刻原因，獨立毫無可行性，隻會帶來災難。
　　
　　藏人仇恨漢藏官倒
　　
　　安琪：共產黨培養的藏族幹部的立場是怎樣的?
　　
　　徐明旭：一些藏族高級幹部，本來是共產黨培養的翻身農奴，達賴喇嘛是他們的死對頭，達賴喇嘛如果掌了權，他們就要受到追究和報複，至少會失去共產黨給他們的特權。內地幹部有多腐敗，西藏幹部就有多腐敗，甚至更嚴重，因為天高皇帝遠。
　　
　　安琪：藏人對這些人怎麽看？
　　
　　徐明旭：有很多西藏人和海外華人，包括民運人士，都有個錯覺，似乎每個本土藏人都堅決要求獨立。流亡藏人是受達賴喇嘛影響高度政治化了的，滿腦子是西藏獨立。西藏農牧民根本沒有政治意識，他們從來就沒有獨立的概念。市民當然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有政治概念了，他們中大多數也和中國普通市民一樣，對自由、民主、獨立是不關心的，他們關心的是反腐敗、反官倒。他們看到那些藏族、漢族幹部在西藏也很腐敗，有錢去內地旅遊，在拉薩豪華賓館一擲千金的，就是漢藏官倒。西藏漢人受雙重壓迫。
　　
　　安琪：從很多報道看，漢藏關係比較緊張，主要矛盾是什麽？
　　
　　徐明旭：漢藏之間有個文化習慣問題。漢藏衝突問題主要出在共產黨身上。共產黨對西藏的政策，是以藏人為主，一切要優待藏族。比如評職稱，升工資，提幹部，派人到內地出差，學術交流活動等，都是藏族優先。以我來說，我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到西藏去的畢業研究生，我離開時西藏隻有四個研究生，說起來我在西藏學曆最高。我在很多學術雜誌上發表過論文，經常收到一些邀請，參加全國性學術會，我的藏族同事說是中央民院中文係畢業，連文章都寫不通，當然不會得到任何人邀請，就搶開會機會，藉口就是藏族優先。時候多了我就忍不了。在那裏的漢族就是兩種人，一種是掌握權力的，如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以及各個單位的主要漢族領導幹部，藏人看到他們也畢恭畢敬，但是，絕大部分漢人是普通小吧部和專業人員，他們要受雙重壓迫，一是漢族共產黨幹部對他們的壓迫，另外還有藏幹的壓迫，還要受藏族同事的壓迫，什麽好事，如果兩個人選一個，肯定是給藏族，不給漢族，不論你的知識水平和業務水平有多高都不行。久而久之漢人就氣不過了：我放棄內地舒適生活，戴著紅花到了這邊，為的是建設西藏，讓藏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卻變成了二等公民，還要受藏族同事的氣。
　　
　　安琪：藏人也說他們在自己的地方成了二等公民？
　　
　　徐明旭：毛澤東時代他們是二等公民，鄧小平時代就完全不一樣了，漢人在西藏變成了二等公民。在西藏的漢人幹部，他們的子女家屬是沒有公費醫療的，但藏人全部有公費醫療，包括農牧民，這是不是不平等？招工藏族優先，漢族幹部的子女成年了就沒有工作，考大學，藏人錄取分數線隻是漢人的一半，這是不是倒過來的種族歧視？
　　
　　西藏不能獨立
　　
　　 在徐明旭看來，藏族幹部唯恐失去其既得利益和特權，最不願意西藏獨立、達賴回來。
　　
　　安琪：拋開可能性，你認為西藏獨立這個問題能否成立？
　　
　　徐明旭：作為一個政治研究者，任何問題都要考慮二個方麵，即理論合法性與現實可行性。聯合國人權宣言講，每個民族都有自決權，但是聯合國憲章也規定，主權國家不容分裂。塞爾維亞占波斯尼亞叁分之一人口，他們全民投票要求獨立，結果聯合國就藉口“主權國家不容分裂”不準塞爾維亞人獨立。現在世界上有20多個國家的少數民族要求獨立，聯合國都不讓他們獨立，這是雙重標準。世界上有3500個民族，隻有190幾個國家和地區，如果這3500個民族都要獨立，那不得了！很多民族是混居的，都要獨立，土地怎麽劃分？領土怎麽分界？隻有用武力解決，這是世界的末日。
　　
　　民族自決從理論上是行得通，在實踐中是行不通的。人民自決更荒謬，哪個範圍自決？你說中國人民自決，中國有56個民族，少數民族要求獨立，中國全民投票，你是少數，你肯定輸，肯定獨立不了。聯合國、西方各國都不承認西藏獨立，也沒有一國承認西藏流亡政府。
　　
　　安琪：如果從語言、文化、宗教等心理結構特徵來分析，西藏是不是有特殊的獨立因素？
　　
　　徐明旭：有很多國家內的少數民族跟主體民族的語言文化宗教完全不同，如印度克什米爾的穆斯林要求獨立，他們的語言和宗教跟主體民族完全不一樣，誰支持它了呢？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在土耳其軍隊支持下，占領了塞浦路斯北部，自稱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聯合國拒不承認，隻有土耳其承認它，美、英、法都不承認它。這種情況多了，所以說，語言宗教不同，並不能成為獨立的理由。
　　再看可行性，達賴喇嘛還堅持“大西藏”，根據他的自傳，“大西藏”隻有600萬藏人，卻有 750萬非藏人、17個民族，有的信伊斯蘭教，有的不信教，如“大西藏”獨立，就會造成內戰，不管對誰來說，都是災難！
　　
　　漢文化還是西方文化侵略
　　
　　安琪：西藏有沒有獨立能力？
　　
　　徐明旭：達賴喇嘛在會見海外民運人士時曾說，他隻要西藏自治，不要獨立，因為西藏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很難獨立，它隻能依附中國和印度中的一個，那麽還是中國靠得住一點。他沒有說為什麽，我個人分析，因為中國政府拿得出錢來。現在西藏的經濟全靠漢族供給，華爾街日報1997年7月14日文章說，中國去年給西藏補貼4億6000萬美元，等於36.8億人民幣，不得了啊！我在西藏親眼看到，如果沒有中國政府補貼，西藏經濟就會崩潰。西藏生產糧食和肉類，隻能養活它人口叁分之二，市民吃的全是內地運去的糧食。
　　
　　安琪：你說中共給了他們這麽多好處，那麽從文化傳統、宗教信仰方麵都有哪些變化？
　　
　　徐明旭：93年我在華盛頓參加美國和平研究所召開的西藏問題討論會，這是美國總統直屬的外交政策研究機構，達賴喇嘛的首席代表洛地先生代表藏族參加會議，我作為漢族代表參加，還有很多美國西藏問題專家。一位美國教授發言，說他到西藏，滿眼看到漢式建築，看不到藏式建築，看到很多漢式服裝，很少看到藏式服裝，這是漢族的文化侵略！我馬上站起來說，這位先生到西藏去走馬觀花，他看到的電影院、百貨大廈、飯店等所謂漢式建築，實際上是西方傳來的鋼筋水泥平頂大樓。我拿出美國報紙西藏人示威遊行的照片說，你所看到的漢式服裝，其實是西式服裝。所謂漢族文化侵略，實際上是西方文化侵略。西方文化侵略不僅深入到西藏，深入到中國各地，也深入到韓國、日本、台灣等亞洲各地。那個美國教授啞口無言。
　　
　　藏民族的衰落
　　
　　安琪：你說中國政府撥款叁億元人民幣，把文革中被摧毀的寺廟大部分修好了，還養著四萬六千個喇嘛，所謂養是什麽意思？
　　
　　徐明旭：喇嘛拿工資，還有公費醫療。有個美國導演拍西藏的政治研究片，來采訪我，我問他們在西藏是不是看到寺廟和在那裏燒香磕頭的藏族老百姓？是不是看到那些念經的喇嘛？他們說看到了。我說，既然你們看到西藏老百姓和喇嘛都能自由從事宗教活動，怎麽還說西藏沒有宗教自由呢？他們說：我聽說那些喇嘛如果搞大規模佛教活動，要向政府報告。我說，這是因為他們要從事大規模宗教活動，就要政府撥款，他們的工資也是政府給的。就像你是一個自由撰稿人，你要美國一個基金會給你錢？事某項課題，你總要打個報告，說明一下你要幹什麽吧，不然人家憑什麽給你錢呀！要你打個報告，你能說人家是在幹涉你的學術自由嗎？他們很驚訝：西藏寺廟是政府給錢的，美國任何宗教活動都不是國家給錢的。
　　
　　安琪：據報道，西藏以前有6000多座寺廟，現在隻修複了1700多座。以前大約有11萬個喇嘛，現在隻有4萬6000個喇嘛。宗教活動較之以前，是不是有很大差距？
　　
　　徐明旭：西方批判中共西藏政策，把毛澤東時代的暴行移到現在來。隻說中共摧毀西藏寺廟，閉口不提中共修複寺廟。這裏有個問題，中共控製喇嘛人數，因為他要發工資，所以要求定編。以前喇嘛沒人發工資。美國藏學家戈爾斯坦在分析西藏民族的衰落時講到，達賴喇嘛時代的西藏，有26%的男人是喇嘛，而尼姑的數字微乎其微。占人口四分之一的出家人按佛教規定不從事生產，不結婚生育，必然引起一係列嚴重社會問題和經濟後果，第一，很多笨重的農牧業勞動，就要由婦女承擔；第二，四分之一婦女找不到丈夫（雖然西藏人可以一夫多妻，但能夠有兩個以上妻子的人很少，因為他沒有能力養活），那麽這也妨礙西藏人口發展。正因為有這樣多問題，所以西藏曾出現很多單身母親，而且性病流行，是共產黨派大量醫療隊，把西藏的梅毒治好的。但這點他們從來不提。那麽多人當喇嘛是造成西藏社會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中共限製喇嘛人數，不允許他們無限膨脹，這是巳說饋?
　　
　　安琪：這是你的解釋還是共產黨的解釋？
　　
　　徐明旭：是我的解釋，不是共產黨的解釋。中共隻從發展經濟的角度解釋，我從人權角度解釋。你講人權，那我問你，你使那麽多婦女找不到丈夫，這是不是侵犯人權？你使那麽多婦女不得不去做本來應由男人來做的沉重的農牧業勞動，這是不是侵犯婦女的人權？再舉例來說，現在西藏自治區藏族人口有230萬，其中有4萬6000個喇嘛，占總人口的2%。而以佛教立國的泰國，根據官方數字，和尚隻占全國人口0.5%，共產黨養的西藏喇嘛已經是佛教之國泰國的四倍，夠高了吧！無論哪個國家都沒有這樣高的比例。而且沒有那一個國家的宗教人士是由政府養的。
　　
　　政教合一的達賴喇嘛
　　
　　安琪：西藏的人權狀況究竟是怎樣的？
　　
　　徐明旭：跟達賴喇嘛時代來比，毫無疑問，現在人權改善了很多，現在的藏人，跟現在的漢人一樣，沒有政治上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但達賴喇嘛時代，占人口95%以上的農奴什麽自由也沒有，他們的法律規定，農奴如果議論(還不是批評)達賴喇嘛，就要逮捕法辦。當年的農奴連人身自由都沒有，是主人的財產，是會說話的牲口，可以買賣。達賴喇嘛每天都在攻擊共產黨，但他從來不敢說，在共產黨統治下，藏人就像會說話的牲口，被他們的主人隨意買賣。中共給了藏人人身自由，但是沒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相比，人身自由比政治自由更基本。鄧小平給了藏人更多自由，除了政治自由，其它什麽自由都有，如文化自由，經濟自由、宗教自由等。
　　
　　安琪：去年又有喇嘛、尼姑上街遊行，抗議中共控製宗教活動，對此如何解釋？
　　
　　徐明旭：說來很有意思。在90年前，西藏有叁次重大遊行示威，帶頭的主要是喇嘛尼姑，上街的包括國家職工和無業遊民。90年以後就沒有大規模遊行示威。原因很簡單：中共給那些鬧事的無業遊民安排工作，給職工提高工資，分房子，然後警告他們說：這些錢是政府給的漢人的錢，你要獨立，這些錢就沒有了，達賴喇嘛可以給你們同樣的錢嗎？他口袋裏有多少錢？藏人一想，對呀！就不鬧了。現在喇嘛尼姑絕大多數也不鬧事，隻有千分之一的人鬧事。今年一個美國議員去西藏回國後發表文章譴責中共，說中共禁止未經當局同意的宗教活動是侵犯宗教自由。所謂未經當局同意的的宗教活動其實是政治活動，宣揚西藏獨立，散發傳單。西方先進民主國家都要政教分離。喇嘛上街遊行，向來朝拜的老百姓宣傳藏獨，這是政治活動，違反政教分離原則。
　　
　　安琪：你怎樣評價達賴喇嘛？
　　
　　徐明旭：達賴喇嘛一夜之間，從政教合一的最高領袖變成了民主領袖，人權鬥士。如果他隻是在一個國家的範圍，不會變成民主領袖。西藏的民族問題掩蓋或者扭曲了政治製度問題。達賴喇嘛所說的自由，不是廢除農奴製，他的人權也不是要解放農奴，而是要民族獨立。當然達賴喇嘛在西方學習到了民主製度，他個人也是會改變的，認識到了以前的農奴製不合時宜，這個我們也要肯定。但是，達賴喇嘛至今還是政教合一的，他既是西藏人的政治領袖，又是西藏人的宗教領袖，政教合一與西方國家民主製度是反其道而行的，是反民主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達賴喇嘛充其量算一個民族領袖，根本不是一個民主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