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雨前茶
正文
軍旗高揚喜馬拉雅——沿著雪線走
沿著雪線走
■ 裘山山
１．飛向高原
飛機很大，是空客３４０。整個機艙滿滿的?熏座無虛席。我環顧四周，發現有不少外國遊客，成群結夥的。內地遊客當然更多。接近立夏，氣候已經比較宜人了。正是西藏熱鬧的時候。何況來之前看電視上的報道，中國正在重新測量珠峰的海拔高度，我估計有不少人是衝那個去的。辦登機手續時，我看見很多人除了大包小包外，還有長長的行囊，看上去像帳篷，顯然是打算住宿野外的。
但我敢斷言，像我和Ｙ這樣去西藏邊關的，這架飛機上沒有第三人了。我們是受西藏軍區Ｃ大校的邀請，走邊防的。
我曾和朋友說，我第一次進藏就已經３０歲了，而且有了一個兩歲的兒子，否則我會申請調進西藏工作的。至少１０年。
我喜歡那個地方，喜歡那裏透徹的陽光、清朗的天空、綿延的雪山、博大的靜謐、深遠的神秘。如果我說我和西藏相見恨晚，是一點兒也不過分的。隻是很多人都這樣說了，我就不再說。我隻跟我自己說，我隻跟我自己後悔。
我也不甚清楚，西藏為何對人們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令如此多的男男女女著迷。
其實你可以用最簡單的文字描述西藏：
它位於中國西部，
北緯２６度５０分至３６度５３分，
東經７８度２５分至９９度０６分，
它的平均海拔在４０００米以上，
境內海拔７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峰有５０多座，
其中８０００米以上的有１１座。
氣候寒冷、氣壓低、空氣稀薄，
與印度、尼泊爾、錫金邦、不丹和克什米爾接壤。
素有“世界屋脊”之稱。
但凡是去過西藏的人，沒有一個會用這樣的文字去概括它。
他們會搜盡所有美好的詞匯形容它，再搜盡所有熱情的詞匯表達對它的愛。
我從與人們的交談中，從一些散文隨筆中，從網上網友們的聊天中，從行走途中的耳濡目染，都能深切地體會到人們對西藏的那份兒熱愛。
尤其是近幾年，隨著旅遊的升溫，西藏已經不是熱，而是燙了。人們說到西藏，總喜歡用“向往”這個詞，或者“夢想”這個詞，令西藏之旅在尚未啟程時，就已漲滿浪漫和激情。
而且，人們在走進西藏後，都會變得純淨、善良、堅強，變得感情豐富，變得浪漫。困頓的生命也會在那一刻掙脫束縛，自由燦爛地綻放。高原的神奇不是反映在人們的眼裏，而是反映在人們的血液裏、心靈裏。
我還發現，真的喜歡西藏的人，是不用言語的，而是用行動，就是說，他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不似別的地方，去過了，說兩句讚美的話就了了。西藏會讓人產生難以割舍的愛。
這真的很特別。我雖然去了多次，也沒想清楚這個問題。連我自己到底為什麽喜歡西藏，也不甚清晰。我隻是覺得，那裏令我感到親切，那裏令我安寧，那裏有一種熟悉的氣息環繞著我，讓我有回到故鄉的感覺。每次離開那裏回到原處，總有很長一段時間會無所適從。
那個離太陽最近的地方，那個有雪山有森林有大江大河的地方，那個天荒地老日月同輝的地方，真的是我們這些凡夫俗子的靈魂故鄉嗎？我不敢確定。
我隻知道，西藏，與我的夢境相吻合。
這是我第１０次進藏了。
雖然是第１０次，也依然興奮。也依然惶惶不安。
四五天前我就開始收拾東西。這是我的習慣，把箱子打開，想起一樣往裏丟一樣，箱子一天天滿起來，我的不安卻怎麽也放不進去，隻能隨身揣著。不過這種不安除了我自己，誰也看不出來。
兒子是在我的一次次西藏之行中長大的。
我自己，也在一次次的西藏之行中成長。
這一次，２００５年４月，距我第一次進藏已過去了１６年。其實１６年進藏１０次，對一個成都軍區的軍官來說，實在不算多，實在很平常。
你在成都軍區隨便一找，都能找到一個進藏１０次以上的人。昨天我見到一位機關的部長，他隨口說，他這兩個月裏就已經進去三次了。我想我之所以被關注，可能是因為我是個女人，女文人。
難道就沒人發現，愛上西藏的，多是女人嗎？
２．愛西藏的男人
其實我想說，愛上西藏的男人更多。
一般人愛西藏，都多多少少能說出自己的原因。西藏的確是個充滿魅力的神奇的地方，詩人能在那裏尋找到夢一般的意境，畫家能在那裏發現詩一般的色彩，歌唱家能在那裏唱出天籟般的聲音，舞蹈家在那裏能找到飛翔的感覺。
可是我知道，有一群人，他們愛西藏沒有理由，他們走進西藏不是選擇。他們對西藏的愛，不是源於感情，而是源於責任。他們是一群特殊的男人。
就講三個愛西藏的男人。
３８年前，有位西藏軍區的領導病倒在工作崗位上，他是邊修路邊進軍、爬雪山數十座、趟冰河數十條、曆經千難萬險、流血犧牲走上高原的英雄群體中的一個。進藏後，他辦礦廠，辦農場，辦皮革廠，拚命工作，活生生的給累垮了。醫生和領導都以為他不行了，連忙讓他的妻子孩子進藏看他，當年徒步走進高原的他，被擔架抬了出來，送到北京治療。
他的兒子，一個正讀高一的青年學生，看到父親被抬上飛機的時候，一種使命感油然而生，他要繼承父親的事業，在西藏當兵！說到做到，這個兒子就沒再出來，義無反顧地留在了西藏。在那片土地上一幹就是２５年，從一個士兵，成長為一名大校軍官。
三十多年後他跟我說，那時我真的是一腔熱血，萬丈豪情，毫無保留地愛上了那片土地。我為父親自豪，也為自己自豪。那時我父親還在軍區當領導，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依靠他，一切都靠我自己，我就是想硬生生地證明我能行。作家馬原在西藏時就認識他，稱他為“驃騎兵上尉”。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離開西藏，調到了內地部隊。但是他跟我說的一段話，我至今難忘。他說，每次我離開西藏回到內地，要不了多久，心情就會像一塊皺巴巴的爛抹布，我就會很煩躁，渴望回到西藏。隻要一回到西藏，在西藏的陽光下曬一曬，皺巴巴的心立即就被熨平了，重新變得舒展開朗。所以當有人說，西藏軍人做出了犧牲、需要理解時，我就說我不需要。因為他們不知道，西藏給予我們的，多過我們給予西藏的。我們從西藏獲得的心靈愉悅、靈魂的躍升，沒人能知道。我終生感激西藏。
我想他愛西藏，是真愛，愛到了骨子裏。
西藏讓他成為一個理想主義者，但他的理想卻不斷地被現實擊碎，雖不能說頭破血流，至少也是傷筋動骨。我很為他感到遺憾。但同時，我非常敬重他，因為他依然不折不撓地在自己有限的天地裏掙紮，他在被派到一個邊遠的軍分區工作後，居然將那個分區的信息化水平提高到了讓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全分區２８３個鄉鎮全部連通，他為此一直工作到退休前的最後一個小時。
無論結局怎樣，我都敬重他曾經的理想、曾經的奮鬥、曾經的執著。他不愧是１８軍的後代，不愧是在西藏成長起來的軍人。
我又想起他說的那句話，我就是想硬生生地證明自己能行。
這是六七十年代的西藏軍人。再說個八十年代的。
１９８２年，有個來自山東農村的小夥子從軍校畢業，因為成績優異，學校讓他留校。他跑去找校長，他說我考軍校難道是為了當老師嗎？不是的，我是為了戍邊衛國。校長說，你要不願意留校，現在隻有兩個方向的部隊還有名額了，一個是西藏，一個是新疆，你去嗎？他毫不猶豫地說，我去，去西藏。
就這麽著，這個１９歲的年輕人，憑著年輕氣盛，憑著初生牛犢的勁頭，毅然把自己的一生，和西藏連在了一起。
沒料到這個選擇給他的父母帶來了極大的痛苦。當時他的家鄉發生了一件事：一個被分派援藏的地方幹部，因為害怕西藏艱苦拒之不去。那個年代，還是個談藏色變的年代。於是人們紛紛傳說，西藏是個非常可怕的地方，不僅缺氧、寒冷，還荒無人煙。他的母親知道他要去西藏後，一氣一怕之下，重病臥床。他感到很內疚，但還是義無反顧地踏上了高原。
踏上高原後，他就像西藏的山一樣穩穩地站在了那裏。當排長時，他是全旅最優秀的排長；當連長時，他把一個連帶得呱呱叫；當營長時，他被評為西藏軍區軍事訓練先進個人。後來被提拔到團長的崗位上，年僅３４歲，是全軍區最年輕的團長之一。
但事業上的成功並沒有減輕他對父母親的愧疚。他的妻子孩子都在拉薩，每次探親，他都要拿出大部分時間回農村老家看望父母。而且總是選擇農忙季節。回家一放下行李就開始幹活，將父母親積攢下的重體力活全部幹掉，起豬圈、劈柴火、上房換瓦、割麥子翻地，兩天幹下來就滿手血泡。村裏人都說，你這哪還像個團長？簡直是個地道的莊稼漢啊。
他是我采訪過的一位團長。我當時問他，你愛西藏嗎？他說，沒想過。我又問他，想過要離開嗎？他仍說，沒想過。
那是１９９７年。如今八年過去了，他依然在西藏。我不知道如果我今天再問他，你愛西藏嗎？他會怎樣回答。也許他仍會說，沒想過。
他無須用言語表達。
再講個九十年代的年輕軍官吧。
小夥子是北京兵，從軍校畢業被分配進了西藏，而且一下分到了最邊防的一個哨所，在那裏當排長。他的同學親人朋友都對他的分配深表同情，他們甚至用了“發配”這個詞。他自己也情緒不高。隻是因為是個熱血男兒，沒有當逃兵。
到了哨所，他和排裏的一幫兄弟一起執勤，學習，生活，想家。日子到底怎麽過的，我不知道。我想說的是，他最初是那樣不情願地去那裏，隻盼著有機會就調走，後來感情是怎麽變化的，連他自己也沒察覺。一年後他該探家了，他興高采烈，甚至是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北京。北京多好啊，不僅是他的故鄉，還是首都，還是繁華的都市。父親母親，哥哥嫂子，還有舅舅，姑媽，總之他身邊的所有親人，都像迎接勞苦功高的英雄那樣迎接他。他們一致決定要好好地為他接風，隆重地為他洗塵。瞧瞧他那兩頰的高原紅，瞧瞧他那一身軍裝的塵土。親友們看他的目光，充滿了同情和憐憫。
於是在一家高檔酒樓裏訂了包間，眾星捧月地將他圍在中間。他也很興奮，換了一身筆挺的西裝，陶醉在聚會的中心。已經有多長時間沒有過這樣的生活了？有多長時間沒有吃過生猛海鮮了？有多長時間沒看見漂亮小姐站在身邊倒酒了？
父親端起酒杯，像對待朋友那樣，給他敬酒。眾親戚們也紛紛端起酒杯站了起來，他一口喝下酒，笑吟吟地說，謝謝大家，我太高興了。我……我今天……
突然，真的非常突然，眼淚一下盈滿了他的眼眶，他說不出話來。他垂下頭，盯著桌麵。母親關切地問，你怎麽了。他哇地一聲，哭出了聲。他一邊哭一邊說，我在這裏吃這麽好的東西，我坐在這麽溫暖明亮的地方，可是我的那些兄弟，他們還在哨所呆著，他們連電視都看不到，他們住在屋裏結冰的地方，他們好多人從來沒吃過海鮮，他們的嘴唇和牙齦老是出血，他們的指甲都凹陷了，我想他們，我吃不下啊……
一頓洗塵的宴會就這樣被他的淚水淹沒了。所有的人都紅了眼圈兒，所有的人都在那一刻，掛念起了他們素不相識的遙遠的西藏。母親說，別哭了，等你回去的時候，我給你買好多好吃的東西，你帶回去給他們還不行嗎？你想要什麽我都給你買，好不好？
後來，小夥子提前結束休假回到了西藏，回到了他的哨所。他提著滿滿兩大包東西，全是好吃的。他看到他的那些兄弟圍著他樂嗬嗬的樣子，心滿意足。
我想如果我問他，你愛西藏嗎？他也許會說，我愛我的那些守在西藏的兄弟。
當西藏被越來越多的人喜愛，當西藏被越來越多的人向往，這三個男人，和他們所代表的群體，卻始終特別。他們奔赴高原，不是為了好奇，不是為了風景，不是為了豐富自己的閱曆，不是為了寫作，不是為了舞蹈，不是為了繪畫，不是為了音樂，不是為了自己的任何願望。甚至，他們奔赴高原並非己願。但他們一旦去了，就會穩穩地站在那裏，增加高原的高度，增加雪山的高度。他們從不表達他們對西藏的愛，因為他們和西藏融在一起。
他們就是西藏軍人。
３．空港故事
一次次的進藏，或飛機，或汽車，也吃了些苦頭。而且還有個奇怪的現象，好幾次臨到進藏時我就病了。一次是感冒，打完針進去的；一次是胃病發作，疼痛難忍，一路吃著藥進去的；還有一次是慢性闌尾炎發作，吃了三天大劑量的口服青黴素才壓下去；其中還突發過一次全身過敏。但都沒有大礙，進去之後就好了（這也算是我和西藏有緣）。無論怎樣，今天進藏，比起當年走進西藏的女兵們，已是天壤之別了。且不說有了現代化的交通工具，關鍵是，可以吃得飽飽的，穿得暖暖的。若走陸路，沿途可以睡在很好的房子裏，還可以吸氧。坐飛機就更不用說了，舒舒服服地喝一杯茶，就到高原了。
有時候我從飛機的舷窗望下去，望著身下那連綿起伏無盡的山脈，總是難以置信，當年那些年輕的十八軍女戰士，就是靠她們的雙腳翻越我們身下那些起伏的雪山的麽？就是靠吃得半飽的身體頂過嚴酷的寒冷的麽？她們的生命怎麽會那麽頑強、那麽堅毅啊？
我曾從陸地進藏三次。當然都是借助交通工具。青藏線那次，沿途住各鐵路工程局的招待所；川藏線的兩次，均住在沿途兵站，條件也不錯。我曾在每個兵站的門口留影，以示走過。其實是路過。不管怎麽說，從陸地進藏，還是要艱辛一些。我為此寫了些文字，如《遙遙遠遠的路》。而飛進去的旅程，常被忽略和遺忘。
就說說我的空港故事。
幾乎所有飛進西藏的航班，都是在早上。所以在我記憶裏，進藏就是摸黑起床，睡夢中啟程。
１９９８年夏天，我帶著十幾個作家去西藏辦筆會。本來人多就事兒多，何況是去西藏。我感覺壓力很大。那天早上我起得更早了，等把大家從招待所的房間吆喝下來，卻不見送機場的客車。連忙打電話到車隊，說是送我們去機場的客車司機睡過頭了，幸好及時叫醒他，他臉也沒洗，睡眼惺忪地就跑來了，搞得我好一陣緊張，也沒敢指責他。
總算按時趕到了太平寺軍用機場，天還沒大亮。其實作家們很配合，但我的精神始終緊繃著。托運行李時，那些驕傲的空軍小夥子與我們的作家發生了衝突。事情很簡單，有個女作家行李超重，他要罰款，一男作家說，我們都是一起的，行李一起算肯定不會超重。那個兵不肯。這顯然有些不講理。男作家來氣了，一時間氣氛緊張。我趕緊上前好言調解，息事寧人，趕緊辦理了手續。等終於把全體弄上飛機坐下時，我感覺自己精疲力竭，然後身上就不對勁兒了。我預感自己的老毛病犯了。果然，到拉薩時，我已全身過敏，模樣十分可怕，臉都腫了，腫到睜不開眼。少女時代我是個很愛過敏的人，每年都發病。成年後比較少了，就忘了這個茬，根本沒帶過敏藥。沒想到突然間回到少女時代，狼狽不堪。
幸好同去的一位作家帶了息斯敏，趕緊給我吃了兩粒。人體的過敏源至今是個醫學難題，而我那次，肯定是精神過於緊張引起的。我知道終會過去的，就耐心地躺在床上等，等著那些來無蹤去無影的紅斑消退。等到下午５點多，它們果然消退了，就跟機場的那些兵一樣，嚇唬嚇唬我又走了。於是我爬起來，按時參加了軍區政治部歡迎我們的晚宴。
腫著一張臉飛進西藏，印象自然深刻。
我獨自一人那次，也很難忘。
是１１月裏，連成都也很冷了。我當時的領導，創作室主任楊景民，考慮到我一個人進藏，又是個女人，就起了個大早，親自把我送到太平寺軍用機場。
楊主任是從西藏出來的，他的青春歲月在那裏度過，他對西藏沒有向往，隻有回憶。有時他會在辦公室給我們講西藏。講他的當兵生涯。我記憶中比較深的一個細節，是他說他入伍時帶著小提琴，分到西藏某工兵團後，有天早上他剛把小提琴拿出來擺開架勢，班長就走了過來，從他肩上取下小提琴，換成一把鎬頭，說，走吧，上工地去。他就扛著鎬頭和班長去工地了。他所在的工兵團，參與了拉薩到貢嘎機場道路的修建。
那個早上楊主任把我送到機場後，就回去了。他直打哈欠，還沒睡醒。確實太早了。冬天的淩晨六點啊。所有飛往西藏的航班都是在早上七八點起飛，也許因為這個緣故，在我的感覺中，飛西藏，就是往天亮的地方飛。
我辦好手續，一個人在簡易的候機室裏坐著，看許多臉頰黑紅黑紅的西藏軍人在排隊辦理登記手續，有軍官，有士兵。軍人中間，還夾雜著拖兒帶女的家屬。沒有喧嘩，也沒有說笑聲。大家似乎都和我一樣，還沒完全從睡夢中醒來。一個孩子忽然哭了，他的母親顧不上哄他，隻是把他往懷裏摟了摟。我知道軍人假期到了必須回去，不管是什麽季節，我想不通的是家屬們為何要在寒冷的冬天進藏？還拖著年幼的孩子？他們受得了嗎？一個跟我兒子一般大的小男孩兒，被他的母親背在背上，腦袋耷拉著熟睡。等他一覺醒來，就到了另一個天地。不知他能否呼吸順暢？
太平寺軍用機場總有濃濃的西藏氣氛，有時我會覺得到了太平寺軍用機場，就已經到了西藏。
這時，大門口傳來煞車的聲音，接著出現一輛北京吉普，上麵下來一男一女。男的很帥，女的挺漂亮。女的把水果遞給男的。男的說，你回去吧。女的說，那就祝你一路平安了，遂上車走掉。我把這一幕看進眼裏，繼續發呆。幾分鍾後，我一扭頭，突然發現那個男的就坐在我身邊。他笑著問我，你進藏探親嗎？
那是１９９０年，我軍剛改文職沒兩年，文職沒有軍裝，我穿著綠白兩色的羽絨服，圍著白色羊毛圍巾。大概很像探親的部隊家屬。我說不是的，我是去采訪，我也是軍人。他很高興，說我也是軍人。他當時穿一件黑色風衣，裏麵裹著軍服。我看出來了。他怕我不信似的，馬上掏出軍官證給我看，是個營長，中校軍官。我們交談起來，然後一起上飛機，一起飛拉薩——軍航上不對號入座，也沒有空姐。到機場後，接我的人還沒有來，他就陪我等，還給我喝他的兵帶給他的滾燙的紅參水，讓我覺得拉薩的冬天沒有那麽冷……
這個開頭，後來被我用在了我的小說《天天都有大月亮》中，幾年後，小說改編為電影《遙望查果拉》。據說已成為西藏軍區新兵必看影片。遺憾的是，拍得不夠好。他們把我的嚴寒拍成了色彩斑斕的夏日，把許多艱苦生活的細節省略了，用一些豪言壯語代替，讓我看了很不安，很怕觀眾以為西藏軍人真是那樣的。
那個冬天，我在西藏呆了整整一個月，獨自奔波采訪，吃了不少苦頭，也收獲不小。正是那一次，我第一次知道了５０年代初女兵進藏的事，心裏落下了《我在天堂等你》的種子。
一個月後我結束采訪，準備出藏。正是年底，趕上了一年一度的老兵退伍，機場無比擁擠。許多航班都去執行送老兵的任務了。加上天氣不好，我買的那趟航班被推後到第二天。我很著急，在西藏已經一個月了，兒子還小，又不能通電話。關鍵是如果走不成的話，還得返回拉薩，而送我到機場的車已經走了。正在我焦慮不安時，我遇見了進來時在機場認識的那位營長。他來送他們部隊的老兵。聽我說了情況，當機立斷，給我換了一張當天航班的頭等艙。
等飛機時，我看到到處都是流淚的場麵，許多老兵毫不掩飾地哇哇哭著。其中有幾個女兵，臉龐像藏族姑娘似的黑裏透紅，她們緊緊抱成一團，鼻涕眼淚互相蹭在對方已經脫去了領章帽徽的軍衣上。她們無聲地嗚咽著，不願抬起頭來。她們在為她們不尋常的青春流淚，在為她們患難與共的姐妹流淚。我相信，她們在西藏從軍的三年，所付出和所得到的，將超過以後的三十年。
我被離情包圍，亦產生了濃濃的不舍之情。我想我對西藏的感情，是從那次開始的，也就是第二次。而第一次，我渾然不覺。
一個人和一個地方的感情，與一個人和一個人的感情是相似的，有一見鍾情的，也有日久生情的。我對西藏，屬於日久生情。
４．愛西藏的女人
又回到拉薩。
汽車駛入西藏軍區大院，覺得非常親切。士兵依然肅立挺拔。大道依然整潔幹淨。老柳樹依然鬱鬱蔥蔥。
想起上次進藏，剛進軍區大院就吃驚地發現，路邊的柳樹全被砍了頭，隻剩下木樁子般的樹樁。當時把我急得直嚷嚷，幹嗎啊，幹嗎這樣啊？幹嗎砍樹啊？沒人理我。後來有人跟我解釋說，砍了會長得更好。我不信，我真怕它們就此犧牲了。
還好，這次一進大院，我看到它們依然活著，木樁上抽出了新的枝條。但老實說，沒有原來的好看了。我還是覺得不該砍，該讓它自由生長。亂有亂的活力。
Ｃ大校開會結束來看我們，親切握手，寒暄，然後讓我們試穿他為我們準備的行頭：迷彩服，羽絨背心，大衣，棉皮鞋，帽子，等等。穿好後一一讓他審看，好像我們是兩個剛入伍的新兵。
我試穿完畢，開始犯暈了。知道這是正常反應，沒在意，隻是告誡自己少說話，少激動。但暈的程度依然在增加。回頭看Ｙ，她也是小臉發黃，正在高原反應中。
中午想好好睡一覺，卻沒睡著，激動嗎？不應該啊。已經是老西藏了。下午坐在那兒繼續犯暈，看見電視裏的人載歌載舞，很奇怪，想，這些人怎麽不怕喘啊？還這麽折騰？後來一轉念：人家又不在高原，又不缺氧，當然可以唱歌跳舞了。
反應開始遲鈍了。
坐那兒發暈的時候，接到一條短信，是一位青島朋友發的，邀請我五一長假去青島玩兒。我立馬打起精神給她回複說，我在拉薩呢，我又進藏了。她馬上回複道：好羨慕你啊。
這也是個愛西藏的女人。我們原來素不相識，她讀了我的小說《我在天堂等你》後，無比向往西藏，去年夏天請了假，獨自一人背著行囊踏上了進藏的路。路過成都時，經朋友介紹我們見了一麵。她告訴我她打算先飛進去，再坐車出來。我跟她說，這要看你進去後的感覺，是否適應，是否喜歡。半個月後她出來了，還是飛出來的，沒能實現走陸路的願望。她很喜歡西藏，可高原反應一直纏繞著她，兩條腿都腫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她還是堅持跑了幾個地方，以瘸腿的方式，留下了她在西藏的足跡。出來後她告訴我，回青島後她要好好鍛煉身體，以便再次進藏。
我發現喜歡西藏的女人，都是愛做夢的女人。
昨天在電視上看到那位高原生態學家徐鳳翔，亦是一位充滿夢想的女人，可敬可愛，為了西藏的環境保護和生態研究，她在四十歲以後毅然進藏，在西藏一呆２０年。被人們稱為森林女神。黃宗英為此寫了報告文學《高原小木屋》，轟動一時。如今年屆７０歲的徐鳳翔雖已離開了西藏，但依然在從事西藏的環保工作，在北京集資修建了一個專門宣傳西藏環保的小木屋。我在電視上看到她說著一口南方口音的普通話，笑眯眯的，穿著繡花的中式服裝，女人味兒十足。我一下就喜歡上了她。我想如果今後有機會，我一定去北京她的小木屋看看。
我相信我們很容易溝通，有西藏這座橋梁。
再說一個愛西藏的女人，詩人馬麗華。
我到西藏，總愛帶著馬麗華的詩，薄薄的一本，《我的太陽》。我迄今認為，在西藏讀馬麗華的詩，是件很美的事，很舒心的事。
作為一個作家，我這輩子最遺憾的是第一不會寫詩，第二不會寫話劇，而這兩樣都是我最喜歡的。話劇還有可能彌補，詩是肯定不行了。年輕時激情滿懷時都寫不出來，何況如今？
不會寫詩卻喜歡讀詩。早在沒去西藏之前，我就讀到了馬麗華的長詩《我的太陽》，當即被迷住了。我托人向她要了本詩集。可以說，我第一次進藏，稍微明確一點兒的目的，就是想見見馬麗華。
很巧，與我們一同飛進西藏的蘭州軍區《西北軍事文學》主編賀曉風，就是專程去拉薩給馬麗華開作品研討會的。當時馬麗華的長篇紀實散文《藏北遊曆》剛問世，發表在《西北軍事文學》上。
拉薩的夏天很愛下夜雨，白天太陽大大的，夜裏就淅淅瀝瀝雨個不停。我們伴著雨聲坐在招待所的房間裏聊天。有人敲門，馬麗華來了，普普通通的一個女人，惟有臉頰上的兩團紅色，昭示著她的高原身份，還有不太明顯的山東口音，表明著她是漢家女兒。她和拉薩的夜雨一起，出現在我麵前。
賀主編為我們作了介紹。我有些拘謹，向她表達了我對她詩歌的喜愛，和對她本人的敬意。她笑著說謝謝，並拿出新書來簽名送給我們。坐了一小會兒，她就走了。那一夜，我便在拉薩的夜雨聲裏，通讀了《藏北遊曆》。
第二天，馬麗華的作品研討會就在西藏軍區招待所的會議室召開。印象中沒有從內地來什麽評論家和作家，都是在西藏在拉薩工作的文化人。大家都非常誠懇非常認真地談了感受，討論會開得很實在。就半天。下午，我們應馬麗華之邀，去她家做客。
在西藏文聯的院子裏，我們走進一座小樓。馬麗華的家就在小樓裏。西藏自治區對作家們還是很優待的。
那一天，我在馬麗華家裏見到了很多西藏的文人，見到了馬麗華的丈夫老Ｚ，見到了那些與她一起奔赴高原，與她一起為西藏激動，為高原奉獻詩情的朋友。其中一位，就來自藏北草原。馬麗華曾在詩裏這樣寫到：
後來你說，在小小的高原之上
還有一片大大的草原
我的兄弟！你去草原
去了整整五年
季風已修改了你的性格麵容
眼角被刺出了作為草原人的紋章
你以盤膝而坐的牧民姿勢
給我描繪從此屬於我的草原
……
這樣的詩，這樣的詩人，這樣的詩中人，都是那時的我無比向往和熱愛的。我置身他們的中間，感覺如夢一般美妙。
馬麗華包餃子招待我們，一個很大的盆子已經攪好了肉餡兒，老Ｚ正在和麵。收錄機開的聲音很大，放著熱烈的音樂。朋友們說說笑笑的，非常開心。我們喝酒，跳舞，唱歌。交談中馬麗華告訴我，她最喜歡的顏色是大紅大綠，她最喜歡聽的音樂是大合唱。總之喜歡一切熱烈奔放的東西。
我當時聽了想，這像她。這像我喜歡的詩人。
後來應賀主編之約，我寫了一篇馬麗華的印象記：《你是那無花的草原》。馬麗華看了後說，你把我寫得太好了。
我沒法不把她寫好。我崇拜她啊。那麽勇敢地進藏，為了詩歌，為了愛情，為了夢想。而且她的那些詩，那些寫西藏的詩，至今是我最喜歡的。《總是那草原》，《我是太陽》，《五冬六夏》，等等。
我是先讀了這些詩，還有詩一樣的《藏北遊曆》。然後才去藏北的，所以感受特別不一樣。當汽車在漫漫的藏北高地上行駛時，我腦海裏不停地浮現出馬麗華的詩句，比如《五冬六夏》：
穿越季節河，歲月解凍
折疊成美而又美的漣漪
大草原一年一度青綠
羚羊與旱獺的草原
鷹笛與牛角胡的草原
陽光瀑布千秋萬歲的奔瀉
荒野因我的祝福與愛光彩照人
清冽的風款款流過
犛牛裙裾與長尾飛揚如帆
獨行的狼優美地駐足張望
一朵杯形紫花兀自低語
又拘謹又浪漫叫人憐愛
一棵喬木也沒有，一蓬灌叢也沒有
隻有在遙遙遠遠的地方
有株可望也不可及的白旗檀
如海洋如星空的草原啊
如牧歌如情人的草原啊
深入並且遼闊
並幻想能在最為動人的那刻死去
化身為大草原的守護神
每當清風悠悠瑞雪紛紛
便是我足跡所致
——但為了什麽終於不能
請馬麗華原諒，我在這裏這麽大段地引她的詩。
當然，馬麗華最著名的，是那首《我的太陽》。很長，我就不再抄了，隻說其中兩句我難忘的：從未相許的是我的太陽／永不失約的是我的太陽。誰在太陽麵前有這樣的自信？
每次進藏，我都會抽時間去馬麗華那兒，聽她聊聊近期的見聞和感想，如果碰巧有朋友來，那就更好了。我喜歡她和朋友在一起談西藏的那種氛圍。
有一回我去，剛坐下門就被敲響了，來了兩位麵色黧黑的男人。馬麗華給我介紹說，他們是四川大學的青年學者，剛從阿裏考察出來。自三年前起，他們每年都進藏考察，主要是考察阿裏方向。每次進來都要呆上大半年。我從他們兩人的臉上，完全可以想見他們吃了多少苦。他們和我打過招呼後，很快進入正題，開始講他們考察的收獲。馬麗華邊聽邊記，還提出各種問題，顯得很入迷。我雖然不大懂，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沒想到在我看來荒無人煙的阿裏，有這樣深厚的文化根基。顯然我們的人類祖先早已在那片土地上生息繁衍過了，勞動創造過了。也許那時這片土地還沒有崛起為高原，不缺氧也不奇寒；也許那時的阿裏有樹木有河流，有峽穀有湖泊……
當然，讓我感興趣的是人，是他們三個人。當時是１９９５年，內地正是經濟浪潮席卷每個角落的時候，股票，房地產，下海經商，這些詞匯掛在每個人的嘴上，他們卻一頭紮進遙遠的寂寥的阿裏，潛心做他們的學問。
在拉薩午後的陽光下，我們四個人聊了整整一下午。那真是一個讓人享受的下午，一個與世隔絕的下午。離開的時候，天完全黑了，還下起了小雨。馬麗華把我送到門口，看我上了一輛三輪車，才揮手告別。我在獨自返回的路上，心裏充溢著溫暖和愉悅。
現在馬麗華已經離開西藏了，但我進藏仍喜歡帶上她的詩，在旅途中讀給朋友們聽。幾乎所有的朋友都喜歡。可惜我不會寫。人家說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到了廣州才知道自己錢少，我是到了西藏才知道自己無才，哪怕心裏激情蕩漾澎澎湃湃，筆下也無一字詩。所以隻能讀別人的詩了。
能有詩讀，也很幸福啊。
５．出發，從紀念碑下
早上突然醒來，一看表８點了，嚇一跳，趕緊爬起來，慌慌張張地洗漱，慌慌張張地收拾東西。終於出發了。盡管狀態不夠好，高原反應仍在繼續。
Ｙ舉著攝像機朝著車窗外邊拍邊解說：今天是４月２７日，我們工作組從拉薩出發，前往山南。
盡管腦袋有些昏，我還是從窗外掠過的街景中，一眼看見了矗立在街頭的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紀念碑。它挺立在高原的陽光裏，挺立在拉薩河的北岸，一如我前幾次看到的一模一樣。我的心在那一刻又疼了一下。每次都如此，每次我都會在那一瞬間，舉行我自己的默哀儀式。
也許這座紀念碑立在這裏，已經被大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熟悉到感覺不到它的存在了。所謂熟視無睹，就是這個意思吧。２０多年了，恐怕連它自己都習慣了，每天默默地看著身邊來來去去的各種車輛，大貨車小臥車越野車馬車三輪車，車輪滾滾，成千上萬次地碾過路麵，騰起的灰塵一次次落下，落滿肩頭……可是我一看到它，依然會心疼、難過，依然會想起犧牲在築路中，尤其是犧牲在川藏線上的那些烈士們。我總是想，那些在修路中死去的人和活著的人，他們的靈魂一直在注視著這條路嗎？
紀念碑的碑文，有如下字句：
川藏公路東至成都，始建於１９５０年４月；青藏公路北起西寧，動工於１９５０年６月。兩路全長４３６０餘公裏，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５日同時通車拉薩。
世界屋脊，地域遼闊，高寒缺氧，雪山阻隔。川藏、青藏兩路，跨怒江，攀橫斷，渡通天越昆侖，江河湍急，峰嶽險峻。十一萬藏漢軍民築路員工，含辛茹苦，餐風臥雪，齊心協力，征服重重天險。挖填土石三千多萬立方，造橋四百餘座。五易寒暑，艱苦卓絕。三千誌士英勇捐軀，一代業績永垂青史。三十年來，國家投以巨資，兩路已經改建。青藏公路建成瀝青路麵。高原公路，亙古奇跡。四海聞名，五洲讚歎。
這其中說“三千誌士英勇捐軀”，實際上據我所知是不止的，僅川藏公路就有四千之多。我曾在書中寫到具體數字，我想再一次把它寫下來，即在修築川藏線的三年時間裏，犧牲的官兵為４９６３人。
６．無湖的無名湖
在煎熬中顛簸了近４００公裏後，我們終於從拉薩經山南經錯那，抵達了Ｌ。對我來說，“終於”這個詞尤為重要。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一路眩暈著嘔吐著，完全是在毫無知覺的狀態下被拉到Ｌ的，怎麽翻的山，怎麽過的河，一概不知。
Ｌ是一條溝。海拔比亞東和察隅還要低，就２４００米。樹木蔥鬱，空氣清新，雨水充足。滿山遍野都是綠。高原苔蘚，荊棘灌木，針葉林闊葉林，一層層一疊疊的覆蓋著同樣的西藏的山。對我們這些從海拔５０００米的雪山上下來的人說，這裏就是天堂。如果換個說法，這裏就是氧氣瓶。
但這裏依然是邊境線。在這條邊境線上，有個著名的邊防點，叫無名湖。
關於無名湖，我聽到過許許多多關於它的故事。新世紀的那個春節，在有幾億人觀看的春節聯歡晚會上，有位西藏軍官就代表無名湖哨所給全國人民拜年。我想之所以把拜年的地點定在那裏，就是因為它的重要和艱苦都相當著名吧。
我想講一講Ｃ大校告訴我的無名湖。
Ｃ大校將無名湖定義為整個一線哨所最艱苦的地方。它的海拔為４４６０米，我知道海拔一旦上了四千，對人的生存就是一種挑戰。但無名湖的艱苦還不在海拔上，而在它與外界幾乎隔絕的環境上，在它極其艱險的道路上，在它極其惡劣的氣候和自然條件上。
Ｃ大校去過那裏，他非常肯定地告訴我：“你肯定不行。上不去也下不來。”曾經有個女記者，堅決要去，走到一半時受不了了，精神和體力都支撐不住了，後來是戰士們把她背上去的。上無名湖沒有路，從下麵的邊防連ＷＤ上去，需要攀援三處絕壁，跨越兩處深澗。絕壁分別是６０度和８０度，有繩索固定在那裏，分６次才能攀援上去（或分６次才能跳躍下來）。深澗上橫枕著兩棵放倒的大樹，中間釘上鉚釘就算橋了。盡管它到ＷＤ的直線距離隻有８公裏，但其海拔落差卻是一千多米。於是這８公裏的距離，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ＷＤ有樹有水，有花有鳥，而無名湖，除了２４小時不停地刮大風，就什麽都沒有了。
無名湖名不符實，不但沒有湖，連水都沒有。也許很久很久以前，那裏是有湖的，就和錯那的情況一樣，不但有湖，可能還有金魚，有白色的天鵝。但是現在，無名湖最著名的是風，又大又冷又硬的風，長著大魔爪的風，揮著利劍的風，吹著石頭滿山跑都不算了，還經常把連隊的房頂掀掉，扔進山溝裏，或者撂到邊境那邊去。為了固定住哨所的房子，官兵們在每個鐵皮屋的四角，都用鐵絲拴著大石頭墜著。成為一道獨特的景觀。別看事情簡單，還需要點兒技術呢，那些石頭重了不行，鐵絲容易斷，輕了也不行，抗不住風，一定要恰到好處。
Ｃ大校告訴我，他那年去無名湖的時候，還沒有任何能通車的道路。他就從Ｘ出發，步行了１５公裏（耗時四個多小時），抵達了無名湖。在無名湖工作結束後，他要去ＷＤ。他就問戰士們從無名湖下到ＷＤ需要多長時間，戰士們說，隻需要４０分鍾。Ｃ大校就給自己暗中預定了兩個小時的時間。他想自己年紀大了，又從來沒走過，肯定得比戰士多花兩倍的時間才行。
可沒想到兩倍都不夠，他花了三個半小時才走下去的，而且到最後是由戰士們攙扶著的。整整三個半小時，人就在那些齜牙咧嘴的岩石上跋涉，沒有一米的平地，隻能一點點拽著繩子慢慢往下走。
他說，不瞞你說，到後來我的腿簡直就不像自己的了，根本控製不了了。剛開始，我還假裝拍照片，停下來站一站，歇口氣。可是根本無法站穩，雙腿抖個不停，得靠兩個兵扶住我的腿，另外兩個兵扶住我的肩，我才能舉起相機。後來我也就不再假裝了，走５分鍾，就坐下來呼哧呼哧大喘氣，再走。
由此一想，駐守在那裏的戰士真是了不起，他們不但忍受住了艱苦的生活，還鍛煉出了超凡的體格和膽量。他們從無名湖下到ＷＤ隻需４０分鍾，從ＷＤ上到無名湖，也隻需一個多小時。
關於無名湖哨所，Ｃ大校還講了兩個細節。
第一：由於上山的路太陡，給他們運糧食的馬總是走得滿身大汗，汗流馬背，然後一滴滴地滲到裝米的麻袋裏去。由此，每一袋米都充滿了馬汗的味道，無論怎樣淘洗都洗不掉，在那裏吃的米飯，全是這種味道。當然，Ｃ大校說這樣的情形在其他一線哨所也有。
第二個細節：Ｃ大校和工作組離開連隊時，連隊派了好些兵護送他們。Ｃ大校說，不要去那麽多人了，下去上來的，太辛苦了。不想連隊幹部小聲告訴他，這對戰士們來說，是美差，都爭著想去。雖然爬上爬下很累，可畢竟能走出他們成天蝸居著的小天地，能看到樹，看到溪水，能新鮮一陣子啊。
我聽了之後，又犯女人心軟的毛病，就問，為什麽不能把這個點往下移８公裏呢？那戰士們不是好過得多？
話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太幼稚了，不，是太愚蠢了。
Ｃ大校簡潔地說，不行。我們的哨所隻有在那個高度上，那個點上，才能很好地監控對方情況，才能應對敵人的不斷蠶食。再說了，無論哪個哨所都艱苦，都不可能享受的。ＷＤ也有ＷＤ的苦。
我說ＷＤ能苦到哪兒去呢？環境那麽好。
Ｃ大校說，我隻跟你說一點，ＷＤ曬不到太陽。一年有３００天的大霧，潮濕得不得了。你知道不知道，ＷＤ連隊有個特殊編製，就是曬被員。
“曬被員”？這讓我好奇。後來一位參謀告訴我，ＷＤ常年大霧，難見太陽。戰士們雖然住在吊腳樓裏，也躲不過潮濕的浸入。霧是無孔不入的，即使不開窗戶，它們也會從一些牆壁的縫隙中湧入。牆壁滲水珠，房頂上也滴滴答答地往下滴水。官兵們洗了衣服從來沒有晾幹過，隻能用火烤幹。蓋的被褥更是常年潮濕陰冷。每天晚上睡覺，不是被子溫暖身體，而是身體烘烤被子。烤幹了，第二天又被霧水浸濕。所以ＷＤ的兵，幾乎個個都有關節炎。所以ＷＤ的連隊，就有一名曬被員。
曬被員可不好當，必須動作麻利、反應敏捷，抓住太陽突然出現的那一刻，把連隊所有的被子都抱出去，抱到有陽光的地方鋪開來。再在太陽離開前迅速將所有被子收回去，免得霧氣來了白辛苦。ＷＤ連隊就發生過曬被員為了趕著曬被子和收被子，累昏過去的事情。
所謂鎮守邊關，在他們那裏是非常具體，非常感性的。體現在每一個白天，每一個夜晚，體現在吃什麽樣的飯，喝什麽樣的水。過什麽樣的日子，是天天吹風的日子，還是天天下雨的日子，在他們是不可選擇的，隻能接受和麵對。
離開ＷＤ時，我再次遙望對麵那鬱鬱蔥蔥的山巒。遙望那個我看不見的艱苦哨所，遙望那個在地圖上沒有名字、小而又小的地方。我為自己不能上去看一眼感到遺憾，感到歉意。我隻能在這裏，在紙上，向他們致以遙遠的但卻是非常真誠的敬意。
７．孤島墨脫
Ｌ這個山溝，總讓我想起林芝，米林，察隅，還有亞東。
回到成都後，我把一張我拍的Ｌ的照片作為電腦桌麵，看見的朋友問，這是青城山嗎？的確，你待在這樣蔥綠的山溝裏，根本感覺不到是在西藏，
連綿的雪山，寸草不生的荒原，那是一般人腦海裏的西藏。
事實上，西藏什麽樣的地形地貌都有，非常之全。
雪山荒原不必說了，也有原始森林，也有大草原，也有河穀平原，也有濕地，也有沙漠，也有冰川，也有土林，還有鬱鬱蔥蔥的青山。
就氣候來說，有典型的高山氣候，如錯那，有高原亞寒帶氣候，如藏北，有亞寒帶濕潤氣候，如林芝米林，也有溫帶、亞溫帶氣候，如拉薩山南。最有意思的是，也有亞熱帶氣候，想不到吧？那就是墨脫。
墨脫是西藏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位於西藏的東南角，麵積隻有３萬多平方公裏，平均海拔隻有１０００多米。待在那種地方，你說感覺不到西藏，那是真的。
１６年前，我跟隨我們軍區攝製組坐直升機飛進墨脫時，中國人知道墨脫的沒幾個。不要說別人，就是我們成都軍區，進過墨脫的人也屈指可數。我因此很驕傲，常常向人吹噓，自己去過墨脫，是坐在直升機上的，具體地說，是坐在大米袋上飛進墨脫的。
在飛進墨脫的半個小時行程中，我看見了春，夏，秋，冬四個季節的景色，看見了雪山，看見了山林，看見了沙漠，看見了河流，最後看到了鬱鬱蔥蔥的亞熱帶景色。
那個雪山，便是多雄拉雪山，海拔４８００米。它像一道堅實的屏障，擋住了西藏高原的嚴寒和風雪，也擋住了墨脫與外界的通道；而在墨脫的南麵，與印度接壤，孟加拉灣的熱氣流令它有了溫暖濕潤的亞熱帶氣候。
我當時是１２月份飛進去的，穿著毛褲羽絨衣，一下飛機簡直熱壞了，連忙輕裝。一眼看見營區的房前屋後，到處開著薔薇花，真感覺到了世外桃源。四周山上的樹木鬱鬱蔥蔥，我們去門巴人聚集的背崩鄉走訪，一路看見樹上掛著無人采摘的黃澄澄的檸檬，還有芭蕉叢、橘子樹。走進村裏，房屋多為木頭搭建，家家門前堆著高高的柴火，炊煙嫋嫋，雞鳴狗吠，很是熱鬧。一些孩子看見我們的記者扛著攝像機，也拿起木棍扛在肩上學樣子。婦女們圍著井台在洗頭洗衣服，見到我們有說有笑的，一點兒不拘謹。因為日照厲害，她們在井台上蓋了個涼棚。那氣候，那植被，那感覺，簡直有點兒像西雙版納。
墨脫可以種水稻，豈止是水稻，它四季如春，雨水充足，陽光也充足，種什麽長什麽。可惜由於交通閉塞，墨脫的發展非常緩慢，至今縣城裏沒有汽車，也沒有自行車，所有的交通工具就是兩條腿，不要說走出墨脫，就是從墨脫下麵的鄉走到縣城，也得翻山越嶺好幾天。
墨脫的確如孤島般孤獨。
可是今天我上網一檢索，關於墨脫的文章，竟然有８萬多篇，很多人不光是知道，還走進走出。僅僅是記錄走進墨脫的文章，就有幾千篇。現在這些旅行者可真是厲害。顯然墨脫已無法安寧了，無法“藏在深山人未識”了，我也沒什麽可炫耀的了。
不過我還是想講講墨脫。
我相信那些去過墨脫的探險者、旅行者，恐怕很少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墨脫不僅僅是孤島，還是邊境線。有邊境線，就得有人守衛，就會有我們的邊防軍人。
墨脫的海拔落差很大，最低處７４０米，最高處４８００米。這樣一個落差，便是很難修通公路的主要原因了。要進墨脫，那路完全沒有一寸平緩的地勢，懸崖峭壁重疊，急轉彎一個接一個，加上著名的雅魯藏布大峽穀主體段都在該縣境內，急流險灘處處。走這樣的路，人要借助手，騾馬得來回倒騰它們的蹄子，稍不慎，就可能跌下深淵。有人說，魯迅先生關於“路是人走出來的”那句名言，在這條路上無效。千百年來，有多少人踩馬踏，它仍成不了路。
除了危險，還有非常可怕的螞蟥區。有位連長帶著狗去巡邏，經過螞蟥區時，狗竟被螞蟥活活咬死了，光鼻孔裏就拽出２０多條。他自己也傷痕累累。戰士們行軍經過螞蟥區，衣服被咬成網是常事。除了螞蟥，還有毒蛇和毒蚊。曾經有兩位去墨脫演出的西藏軍區文工團的演員，因被毒蚊叮咬感染而死，還有一位戰士夜裏站哨，被眼鏡蛇襲擊而死。
那不是路，是鬼門關。
這樣的“路”，對探險者來說，也許是刺激，對守衛在墨脫的邊防軍人來說，意味著什麽？
意味著他們在正常的訓練巡邏生產戍邊外，每個人都必須冒著生命危險行走那條不是路的路。據統計，墨脫的每個戰士在服役期間，平均每人每年要在那條路上往返１４次，而且負重５０斤左右。
不管那條路有多麽難走，他們所有的糧食供給，都要從那條路進來，而且官兵探親，上學，開會，等等，也都必須從那條路出去。上級領導檢查工作，記者們采訪，也都必須從那條路進去。他們所吃的苦頭不用我寫，隨便一想都能知道。
Ｃ大校告訴我，林芝分區參謀長的李光誌，就多次走過那條路，多次去墨脫蹲點。有人對他往返墨脫數次而安然無恙表示詫異，說他有“特異功能”，這位黑瘦的參謀長聽了大聲說：
“胡球扯！我這副腳板，是靠向共產黨叩長頭的信念給磨出來的。在這個地方當官，走不了墨脫路跟雄不起來差不多，丟人！不要以為墨脫路邊上隨處可見的白骨都是壯士留下來的，沒那回事兒，也有相當部分是懦夫的屍骸！”
很精彩。可惜我沒見過這位好漢。
我那次去墨脫，見到了邊防營李營長。黑黑瘦瘦的，話不多。記者們告訴我，他已經在墨脫幹了十幾年了，是個墨脫通。當時我來不及采訪他，隻在營房前與他合了影。在我走後的第二年，他的妻子兒子來探親。按以往，是他走出墨脫到林芝分區與妻子兒子團聚。可當時正趕上訓練，他脫不開身，分區司令員就特許他的妻兒搭乘直升機飛進墨脫。不想進去容易出來難，返回時，怎麽也等不到飛機了，李營長隻好帶他們走出墨脫。兒子才６歲，隻能背著。妻子邊走邊哭，哭了一路，說，你在這裏太苦了，跟我們回家吧。李營長就反複說，對不起，讓你們受苦了。以後會好的。再苦，這裏也是我們祖國的土地啊。
１９６２年解放軍到墨脫時，墨脫一座橋都沒有。懸崖峭壁尚可攀登，大江大河怎麽飛越？百姓們隻能靠牛皮筏子或者空中藤索過河，每年都有很多人葬身河穀。
１９６３年，解放軍決心在雅魯藏布江上建鋼索橋。１２根長３００米、直徑４厘米的主鋼繩，是靠７５名身強力壯的戰士扛進墨脫的，整整走了１００天。怎麽把鋼索牽引過江？又是一個難題。
當時負責修建大橋的副團長李春想出一個辦法，用大炮打。選用８２門迫擊炮，卸去彈頭的引信，經過準確計算，將牽引用的粗麻繩一根根打過江去，再結成網，然後借助繩網將鋼索牽引過江，再鋪上木板，拉上兩側的保護網，恐怕眾多的橋梁工程師都沒聽說過吧？
１９６４年國慶節，墨脫的第一座鋼索橋建成，命名為解放橋。之後，墨脫官兵用同樣的辦法在境內修了１２座這樣的鋼索橋，還架設了８６座小橋。
我想這樣的建橋法，應該寫入建築史。
由於不通公路，墨脫駐軍的糧食供給如果完全靠空運的話，每斤大米比肉還貴，得１６元１斤，副食得１８元１斤。若靠民工騾馬隊運輸，也很昂貴，何況還常常發生人死馬亡的事。
墨脫官兵於是自己動手，生產糧食。１９８８年第一次開荒，就在百姓們稱為“狗熊窩”的地方，開墾出了６０畝荒地，當年就種出水稻兩萬斤。後來又開墾出５０畝荒地，種出水稻、玉米等糧食六萬餘斤。另外還種了大量的蔬菜，栽種了果樹，還養豬養雞。大大減少了運輸量，也改善了生活。
１９８５年中國軍隊大裁軍。消息傳到墨脫時，百姓們著急得不行，生怕墨脫的駐軍會被裁掉。
門巴族，珞巴族，藏族，都推選出有威望的老人，舉著火把連夜趕到縣城，要求縣政府打報告，把解放軍留住。婦女和孩子成群結隊地來到營區，眼淚汪汪地拉著官兵的手懇求他們不要走，來軟的；那些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則來硬的，扛著斧頭，提著彎刀，在橋邊日夜守候，一旦解放軍撤離，就砍橋斷路，強行攔住解放軍……
百姓們如此信任解放軍，依賴解放軍，那都不是無緣無故的，是幾十年來點點滴滴積累成的。
軍隊修路架橋，教百姓科學種糧，幫百姓辦學校。墨脫縣的幹部，三分之二都是部隊小學畢業的。縣長就是第一屆畢業生。
還有，常年為百姓看病。在西藏，為當地百姓看病治病，是駐藏部隊的一個重要任務，它在軍民關係和藏漢團結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這裏我想披露一個驚人的數字，西藏軍區每年貼補藏族群眾看病的醫療費，數額巨大，僅駐拉薩的西藏軍區總醫院，每年就要貼補３５０萬之多。加上駐在下麵各地區的其他陸軍醫院，以及各個邊防部隊的醫院，甚至各個邊防點的衛生隊和醫療所，每年合計貼補在民族醫療這一塊兒的費用，我估計得上千萬。
我沒有對此作具體的采訪，我想那應該是一個很大的專題。我隻是簡單地披露一下這個數字。我想不用我多說什麽，大家就會明白，這樣一筆投入，對於西藏部隊意味著什麽，對於藏族人民意味著什麽。
過去老人愛說，你隻要誠心誠意地攥著，一塊石頭也能攥得熱乎乎的。那何況人心呢？
以心換心，外人也是可以成為親人的。
８．有一種狗叫軍犬
下午３點左右，我們到達ＳＭ某步兵營。
Ｃ大校與工作組一行即開始工作；我和Ｙ二人四下裏參觀。一如所有的部隊，這個部隊也非常整潔幹淨。宿舍，食堂，都一塵不染，直線加方塊。操場上，有幾個戰士在拔草。食堂的留言簿上，有戰士們坦率的留言，我喜歡，就拍了下來。有一條說，近來飯菜花椒太多。還有一條說，食堂的物品擺放不夠整潔。看得出今天兵與過去的兵，已有很大不同。
院子裏和其他連隊一樣，有很多狗。Ｙ追著去拍它們，一不小心撞到腳下的一條，激起群狗怒，嚇得她尖叫。戰士們把狗攆開，給我們介紹，狗有一個班，爸爸是條黑色的藏獒，媽媽是條黃色的土狗，孩子們的顏色自然豐富多彩，而且按照遺傳學觀點，它們一定聰明。我們不敢靠近，就趴在牆頭看他們，爸爸媽媽偎在一起，一群孩子在旁邊玩兒。幸福的一家。
原先我很怕狗，五歲那年被狗咬過。一條白色的狗從圍牆的洞裏鑽進院子，迅猛地撲向我，我竟以為是塊大石頭滾過來了，還疑惑這石頭怎麽滾得這麽快？及至它咬到我的小腿我才明白是狗。真笨傻到家了。後來一聽見狗叫我就心慌意亂，跟做賊似的。但自從五年前家裏養了條小狗後，我再也不怕狗了，一見到狗，哪怕是很大的狗，也忍不住湊跟前去打個招呼，好像已經和狗世界溝通無限。
在西藏的邊防部隊行走，與狗相遇是家常便飯。幾乎所有的邊防連隊都養了狗，少則三兩條，多則一個班。雖然它們不是那種品種高貴的、經過特殊訓練的、有檔案有軍齡的軍犬，但對於戰士們來說，它們的重要性不亞於軍犬，它們的可貴也不亞於軍犬。它們是他們不穿軍裝的戰友，是他們軍旅生涯最好的夥伴。
所以，我願意把所有邊防連隊的狗，都叫做軍犬。
尤其在那些偏遠的哨所，狗不僅幫戰士們看門守院，更重要的是給他們單調的生活帶來許多樂趣。狗因此很得戰士們的寵愛，經常有戰士把自己好吃的東西省下來給它們吃，探家回來的，都不會忘記給狗狗們帶些好吃的回來。每條狗都有自己的名字，每條狗也都有自己的職責。我跑川藏線時，走進每個兵站都先看到狗。隻要是穿軍裝的，不管男女，也不管官大官小，不管穿的是八七式夏常服還是迷彩服，它一律放行。反之，沒穿軍裝的，哪怕是隻雞從門口過，它們都要狂吠幾聲，以示其威力。白天，它們懶懶地躺在那兒，閉目養神曬太陽，天一黑，不用戰士們說，全都各就各位了，上自己該趴的地方趴著，大門口，宿舍，倉庫，圍牆下，炊事班，等等，凡重要的地方全都把守好，讓戰士們放心睡覺。即使下雨，它們也不會離開，完全遵守部隊的條例條令。
在西藏，我聽過很多狗的故事，這裏轉述兩個。
一個叫阿黃，是某部邊防４連的。阿黃每天早上聽著起床號起床，起來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菜地，看有沒有牛羊牲畜進入菜地糟蹋戰士們種的菜，如果有，就一陣狂吠將它們攆出；然後它就等著連隊飼養員把豬圈的門打開，將４０多頭豬趕上山去放牧。西藏許多連隊的豬都是在山上敞養的，真正的綠色豬。到了傍晚，它再把它們趕回來。有一回下暴雨，阿黃把豬趕回圈後發現少了４頭，又冒雨去山上找，非常之盡職。阿黃還會唱歌，連隊集合唱歌，值班員一起音它就張嘴大聲歌唱，完全跟戰士們的節奏合拍，聲音很響亮。
還有一條哨所的狗，我不知道名字，它每天從下麵連隊給山上的哨所送飯，一日三餐都送。它用嘴叼著籃子，裏麵裝著飯菜，送上去後，就蹲在那裏等，等兩個站哨的兵把飯菜吃了，它再把裝著空碗的籃子叼回來。這樣的工作，它幹了十幾年，直到去世，安葬在哨所。
它不該叫軍犬嗎？
再講一條叫肉頭的狗。肉頭是頭藏獒，在乃堆拉哨所“服役”，極通人性。跟戰士們一起巡邏，一起站崗。如果哨所有家屬來探親，肉頭會去迎接，在雪地裏一撲一撲地開道。它曾用這樣的方式，救過一個昏倒在雪地裏的士兵，它把雪拋開，用牙齒一點點地拖，硬是把那位士兵拖回到哨所。
乃堆拉的兵非常喜歡肉頭，他們對肉頭就像對自己的親兄弟，甚至比親兄弟還好。他們總是把上級發的罐頭省給肉頭吃，還給肉頭衝奶粉喝。冬天下雪的日子，實在太冷了，肉頭會鑽到戰士們的被窩裏去，也沒人舍得把它攆出來。
由於哨所離邊境線很近，它難免會越界，戰士們經常告訴它不能過去，它聽明白了，有時候去追什麽野物，過去了，會迅速回來。但對方的狗若是過來了，肉頭會毫不客氣地實施打擊，一直把對方攆咬得屁滾尿流，有時人家都撤回本國了，它還追上去，咬人家一嘴毛。
關於肉頭，有個神奇的傳說。有段時間，對方的偵察機老在我們頭上盤旋，肉頭看戰士們生氣，它也生氣，就每天衝著天空狂吠，連續三日，第四日，那飛機竟栽下來了！栽下來後，肉頭再也不叫了。至今，這還是個謎，是個戰士們喜歡的謎。
可惜，這條可愛的狗，卻死了。而且死於“非命”：它總是去咬哨所的豬。在乃堆拉哨所，豬很難養活，很難長肉，有時一年也長不到一百斤。但在乃堆拉，養活豬非常重要，因為有半年封山的日子，得依靠哨所自己養豬供給肉食。肉頭它不知為什麽，總是去咬住豬，一咬一死，一頭又一頭，嚴重影響了哨所戰士們的給養。連支部不得不開會做出決議，處理掉肉頭。
所有的戰士都哭了，但他們還是執行了決議。
現在，肉頭的墓地，還在乃堆拉。
當我想念西藏時，除了想念那裏的陽光和藍天，想念那裏的雪山和湖泊，想念那裏的軍官和士兵，也包括想念那些陪伴著戰士們的可愛的狗。
９．千山萬水傳遍
關於電話，在西藏有太多的故事了。
我第一次進藏時，不要說手機，就是有線電話也很難打。除了在拉薩勉強可以用軍線和家裏通個電話外，其他地方幾乎不可能。所以一進藏，我就和家裏不再聯係了，直到回去。好像那個時候也沒那麽牽掛。電話不通，信也很慢很慢，我在西藏給兒子寫的明信片，都是我回去之後才收到的。一走二十多天。
關於信的故事，在西藏也多得不行，可以寫上幾萬字。我從拉薩發個信都要半個月，你想那些在邊防的，得多長時間？有時信到了團部或營部，因為大雪封山，送不上去，所以很多邊防連隊經常半年收不到信，一收就是幾麻袋。但是，許多事，許多情，在收到信時，都已成為過去。由此發生的悲劇，數不勝數。特別是像墨脫那樣的地方，情況更加嚴重。墨脫是中國２１００多個行政縣裏，唯一不通郵的縣。不通郵對當地百姓來說可能不是個什麽問題，但對從全國四麵八方去那裏當兵的人來說，就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了。因為通訊障礙，發生了多少心酸悲痛的事情啊。
說幾個特別的例子吧。有個新兵，在送來的幾麻袋信裏都沒找到屬於自己的一封，就忍不住哭鼻子了。當兵離家，本來就有些不習慣，又在偏遠的哨所，又與外界隔絕。好不容易盼來了信，卻沒有自己的，是我，我也會哭一場。排長和班長輪番來勸他，安慰他，都沒用。他就是難過。後來排長想出個辦法，動員那些信多的戰士，每人貢獻一封給新兵看，而且指定要那種“好看的”，即情書一類。有的人一下收到幾十封呢。戰友戰友親如兄弟，那就貢獻唄。幾封甜甜美美的情書，總算把那個新兵給逗樂了。
在西藏連隊，情書公開是常事，我都參與過。１９９８年去查果拉哨所時，我曾給戰士們讀過排長李春的情書，李春不但不生氣，還幸福得臉色黑裏透紅。
還有個比較奇特的例子，發生在哨所軍醫誌翔身上，當他得知他要去的哨所通信困難時，就事先寫了數封交給在山下的戰友，讓戰友每月幫他發一封，其中包括關於妻子晉級的，關於孩子教育的，還有給父母賀壽的內容。他的家裏一直沒有察覺，直到後來妻子進藏探親才知道真相。
更有甚者，一位叫許光富的副指導員，在封山的半年時間裏，給妻子寫了一封長達７萬５千字的信，妻子收到後，讀了７個晚上才讀完。我不知道這可不可以進入吉尼斯記錄？
現在，都市裏已很少有人寫信了。聽郵局的同誌說，現在寫信的主要是兩類人，一類是打工仔，一類是士兵。打工仔還有可能買個磁卡往家打電話，而士兵，尤其是邊關的士兵，寫信仍是他們與家人保持聯係的重要方式，仍是他們情感世界最重要的支撐。
１９９０年我在采訪西藏女軍人時，得知她們感到最最痛苦的，不是生活艱難、工作辛苦，不是寒冷缺氧，而是精神的寂寞，感情的寂寞。隻要一進藏，基本就不能和家裏聯係了。特別是做了母親的女軍人，把幼小的孩子丟在內地，常常因為想孩子而痛哭，哭得撕心裂肺，也不能打一個電話。有的女軍人為了緩解思念之情，就在探親的時候，把孩子說的話和哭聲笑聲錄下來，帶回到西藏，在失眠的夜裏一遍遍地放出來聽，邊聽邊流淚。可以說僅僅因為這個原因，就令很多人難以在西藏堅持下去。
後來有了衛星電話。那個電話有很大的回音，你講一句，必須停頓一下，等電話裏回響一次你的聲音，你再講下句。很慢很慢。即使如此，也很難打通。通常要撥無數次才能通一次。那個時候在西藏的郵電局裏，長途電話機，最先壞的總是重撥鍵，因為人們要一遍一遍地按它，直到按通為止。
當然那個時候，內地的電話也不甚普及，不是家家都有。特別是一些年輕軍官，成家不久，家裏沒電話。或者家在農村，連周邊都沒有電話。為了能通上一次電話，他們想了種種辦法。比如先寫信，約好時間，約好地點，在親戚家等，或者在村長家等，然後再由西藏這邊打過去。打電話成了他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一位連長告訴我，他曾和妻子約好，中秋節打電話。可是到了中秋那天，連裏有事，他怎麽都走不開。他妻子一大早就去親戚家等了，從早等到晚，到吃晚飯時間還沒等到，實在不好意思坐下去了，隻好離開。等他忙完工作趕緊跑去打，妻子已經走了。他就跟親戚說第二天再打。第二天妻子又來等，他總算有了時間。可是線路不好，怎麽都撥不通，他妻子在那邊等得憂心如焚，他在這邊撥得憂心如焚。天快黑時總算撥通了，他妻子喂了一聲，就開始止不住地哭，一直哭到他放電話。
有很多軍人告訴我，他們打電話，聽到最多的，是妻子的哭泣。
由於通信聯絡的落後，造成了許多夫妻間戀人間的誤解，還有家人的擔心和驚嚇。這還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一些部隊與上級的聯係都很困難，隻能靠電報。我曾采訪過一個炮團，團裏隻有內部電話，沒有與外界聯係的電話，給工作帶來很大的不便。
自從１９９７年蘭西拉光纜工程完工後，這一切就改變了。西藏終於也有了光纖電話，也有了移動電話。所以那年我去西藏采訪蘭西拉光纜工程時，真的很激動。隻有經曆了過去，才會對今天的變遷有深刻的感受。
人們把蘭西拉光纜線稱之為西藏的第三條生命線，我想是當之無愧的（第一條生命線是川藏、青藏公路，１９５４年開通；第二條生命線是格拉輸油管道，１９７６年開通）。它的確賦予了西藏高原以新的生命。
現在的西藏，不僅到處可以看到直撥電話，還有了移動電話。不止是大城市，隻要不太偏遠的地方，都可以通電話了。連孤島墨脫，都可以通手機了。有了光纖，上網也漸漸普及，你可以通過座機上網，也可以通過無限網卡上網。今年６月我們辦了個業餘作者培訓班，西藏軍區來了好幾個作者，幾乎個個帶著手提電腦。其中一位的手提電腦就可以上網，比我這個待在大城市的人還先進，後來我還是在他的幫助下，才安了無線上網卡的。
真是今非昔比，變化巨大啊。
不過，在一些邊防連隊、邊遠哨所，打電話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那些偏遠連隊，不管到了什麽時候，不管話費降得多麽低，不管自己在內地的家有多少電話，他們想和家裏通電話依然不容易。所以才會有那樣的奇事，一個戰士去縣城，其他戰士就把自己家裏的電話號碼告訴他，他拿著寫滿電話號碼的紙條和需要告訴家裏的事情，一個一個的撥打電話，逢父親接電話就叫爸爸，逢母親接電話就叫媽媽，哪怕這爸爸媽媽從未見過。
那樣的情形，我想起來就想落淚。
什麽時候，哨所的聲音，也能萬水千山傳遍？
１０．昨日硝煙
我們從Ｌ的山溝裏上來，翻過格金拉山口，準備去Ｘ。那裏也有我們的一個著名的邊防連。不想爬到一半，卻被厚厚的大雪擋住了去路，積雪形成的高牆高達我們的車頂，我們無法前行了。
其實我們被堵住的地方，到前方的Ｘ，也就３０多公裏了，但大雪讓這３０多公裏的路程變成天塹。當然，不是絕對不能去，也可以走過去，用自己的腳翻過山去。
一位在西藏從軍３８年的將軍告訴我，當年他當新兵的時候，就是靠雙腳翻過這座山的，而且還背著幾十斤重的行囊，而且還發燒３９度，翻過山到達邊境後，他度過了他１８歲的生日。
這位將軍姓王，他是我所知道的在西藏從軍時間最長的軍人，整整３８年，除了探親和學習，沒離開過西藏。在西藏，他從一個戰士，成長為一名將軍。他也是西藏軍區唯一一個經曆了從第一任司令到現任司令的人，可謂名副其實的老西藏。
２００３年，我們軍區話劇團將《我在天堂等你》搬上了話劇舞台。王將軍一連看了七遍，每一遍都熱淚盈眶。由此可見他對西藏那片土地的深厚感情。
王將軍給我講故事的日子，正是他入伍的日子。１９６２年的７月，他穿上了軍裝。當時我們國家周邊的形勢都不太安穩，東南沿海緊張，西藏方向也有情況。為了更好地保衛邊疆，西藏軍區在北京招收了１００名高中畢業生，準備進行外語培訓後，分配到駐藏各部隊。那是我軍第一次大麵積地招收學生兵。他便是其中一名。
７月１２日，當時的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接見了他們，做了動員。７月１３日，他們就離開北京前往蘭州。在蘭州，又與另外１００名從西安招收的學生一起，參加了一個月軍訓，之後就前往格爾木，從格爾木經青藏線入藏。那時候，他們坐的是大卡車，蘇聯產的大道奇，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晚上則打開背包睡兵站。那時的兵站連幹打壘的土房子都沒有，隻有帳篷。這樣一路風餐露宿到達拉薩。
到拉薩時已９月，他們剛剛分班編隊準備開始學習，邊境硝煙突起：印軍打死我方一名軍官和兩名士兵，隨即又進入我防區修築工事，並且向我部隊開槍開炮，造成３３人傷亡。麵對印軍一而再再而三的挑釁，西藏部隊立即投入了戰鬥，進行還擊。這就是我們現在很少說到但人所周知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
王將軍一當兵，就趕上了這場戰爭。戰爭一打響，他們也不可能再安靜讀書了。他們雖是學生，更是戰士。王將軍第一個咬破手指寫了血書，要求上前線去。其他學生也紛紛請戰，那時的青年，單純而熱情，一心想為國家和人民效忠。於是他們這些學生兵，很快被分配到各個部隊。王將軍與１６個同學一起，被分配到正在錯那方向棒山口作戰的某邊防團。
那時候，從錯那縣城出來沒幾裏路，就不通車了。他們就下車行軍。背著背包，包括大衣雨衣毛皮鞋帆布水桶臉盆之類，還背著幹糧，背著槍支彈藥，每個人負重都是七八十斤，在一個中尉的帶領下翻山越嶺趕赴戰場。離開錯那時，王將軍就在發燒，高燒到３９度多。但照樣和大家一起走。由於翻山，渾身大汗淋漓，衣服濕透了，但竟然就這麽退了燒！人的生命有時真的很神奇。照我們現在的說法，若是到西藏感冒了，那是要送命的。可是王將軍不但發燒，還翻越了海拔５０００米的雪山，還是步行，還負重。真讓人難以置信。
隻能歸結為年輕了。或者，命大。
從波山口到Ｘ，３７公裏路，他們從上午９點出發，走到第二天早上７點，整整２２個小時。夜間都沒有停止。一方麵是為了趕時間，一方麵也是氣候太冷，不敢睡。１０月底的西藏，相當冷了。翻過雪山後，他們沿著河穀地帶前進。鞋子幹了又濕了又幹，早上７點太陽升起的時候，他們終於達到了Ｘ。
“當看見炊煙，看到部隊的帳篷時，那種喜悅，簡直無法表述。”
王將軍馬上被編入了戰鬥班。１１月１５日，第二戰役打響了，他們的部隊奉命前往ＢＤＬ，在邊境上行軍７天７夜。行軍中不斷地遭到敵人炮擊，有兩次炮彈就在離他幾十米遠的地方炸開，他隻挨了些土石而沒受傷。真可謂命大。
“我那個時候是新兵，從沒打過仗摸過槍，多少有些緊張，我就緊緊跟在班長後麵。班長叫蔡佑軍。保佑的佑，軍隊的軍。”
之所以那麽清楚地記得班長的名字，實在是這個班長太好了，讓他終生難忘。在整個參戰過程中，班長時時處處都想著他保護著他。剛開始行軍時，他穿著新膠鞋新襪子，滿腳打水泡。到了駐地，班長就燒開水讓他燙腳，讓副班長給他挑水泡。他感動得說不出話來。而一旦有敵情，總是班長第一個跳起來摸起槍就向前衝。有一回班長正洗頭，他在給班長淋水，突然發生了戰鬥，班長馬上跳起來拿上槍就衝了出去，他也跟著衝了出去。那時他們的任務是守衛一個橋，敵軍派人來破壞那個橋，見他們衝上來，敵人奪路而逃。班長一頭水淋淋的濕發就追上去，鑽進杜鵑叢裏捕獲了兩個俘虜。
王將軍說，那個時候，我們部隊有著非常好的傳統，老兵愛護新兵，班長愛護戰士。你到日喀則的烈士陵園去看看，你就會發現，在那場戰爭中，犧牲的都是老戰士。很少有新兵。
而一場戰鬥，也讓他這個新兵，成了老兵。
整個戰鬥結束後，班長立了二等功，他受到團嘉獎。
王將軍給我講完這段故事後我問，你和你的班長後來還有聯係嗎？他說沒有，仗打完後，他調到內地部隊去了，我去西藏步兵學校讀書，就失去了聯係。但我還是非常想念他。
我說，你也很想念西藏吧，出來五年了。
他說可不是。前兩天我讓人帶了些西藏的黃瓜和西紅柿給我。你看變化多大，現在不是往裏帶，是往外帶了。今天早上我吃了個西藏的西紅柿，真是好吃。我跟我侄兒說：
“Ｓｕｃｈ ｎｉｃｅ ｔｏｍａ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ｉｂｅｔ！”（隻有西藏才有這麽好的西紅柿！）
真不愧是我軍培養的外語幹部，現在還說得這麽溜呢！
１１．軍嫂
想專門寫寫西藏的軍嫂。
可以說，西藏軍人的家屬都很了不起。特別是早幾年，西藏的各方麵的條件都很差，氣候惡劣，通信落後，交通不便，工資也不高，樣樣艱難。可照樣有很多好女人，勇敢地做了西藏軍人的妻子，堅強地站在丈夫的身後。
我曾在昌都軍分區獨立營，參加過一個婚禮。那天我們作家畫家去獨立營采訪，剛好趕上了婚禮，便接受邀請欣然前往。婚禮就在食堂裏舉行，除了大紅喜字，沒有更多的裝飾。
這些年我參加了不少隆重的婚禮，氣氛熱烈，場麵浩大，親朋好友無數，搞笑花樣百出。可是，至今還沒有一個婚禮，像那個高原婚禮那樣讓我感動，讓我難忘。
新郎是獨立營的司務長，叫仲雲，新娘是四川姑娘，叫田益。我就不說具體過程了，隻說三個細節：
一個是，當主持婚禮的教導員說，請新郎新娘向雙方的父母大人鞠躬時，他們的麵前是四個小凳子，他們用那四個小凳子來象征雙親，他們很認真地向那四個小凳子鞠躬。在場的人很安靜地看著他們，沒有一點兒笑聲；
第二個細節，證婚人問新娘，你為什麽要嫁給西藏軍人？新娘說，我覺得他可靠，比守在身邊的那些人還可靠。
第三個細節，婚禮上有個遊戲，讓新郎新娘各說出１０個對自己愛人不同的稱呼，新娘說了親愛的、老公、當家的、孩子他爸，等等，最打動我的是，當兵的。
對了，還有個細節，戰士們出了個節目，讓新郎背著新娘在食堂裏跑，他們在他的“跑道”上設置了很多障礙，後來我們的作家又給他增加了難度，要他一邊跑一邊唱：咱老百姓，今兒個真高興……新郎毫不猶豫地背上新娘就跑，邊跑邊唱，滿食堂開心大笑，差不多要掀翻屋頂了，就在那個時候，我特別想流淚。
我們全體筆會成員，湊了個６６０元的份子，裝在信封裏，然後在信封上留下了我們每個人的名字，送給了新郎新娘，祝福他們平安幸福。
轉眼五年過去了，我也無法打聽到他們現在的情況，隻能在這裏，衷心地祝福他們。
再講兩個軍嫂探親的故事。
察隅某邊防團指導員範連科的妻子小張進藏探親，她先從成都坐飛機飛到昌都，到昌都後，被告知到察隅的路斷了，走不了。她就住在招待所等，一等半個月。好不容易說可以走了，連忙從昌都出發，翻越了好幾座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雪山，趟了無數條湍急的河流。那條路我是走過的，極其艱辛，好不容易翻過最後一座雪山德姆拉，卻在山腳下被德姆拉河攔住了。原來正逢雨季，連日大雨，河水泛濫，將橋衝垮了，怎麽都過不去。範連科早已等在河邊，眼見妻子到了河對岸卻無法相擁。妻子看著丈夫，眼淚嘩嘩的，比河水還洶湧。河並不寬啊，也就２０多米，可是河水凶猛，沒有橋，人是不可能趟過去的。夫妻倆就這麽隔河對望，隔河落淚。又等了一天，河水仍沒有回落的跡象。小張的假期到了，她光是奔波到這條河邊，就用了３５天的時間，沒法再等了。可是她給丈夫帶了那麽多好吃的，她太想把這些東西交給丈夫了，她就試著往河對岸扔，但畢竟是河啊，東西落進河裏，一瞬間，就被河水卷走了……
這是很多年前的故事了。不知道今天的他們，一切可好？
還有位軍嫂，四川人，她的丈夫從當排長起，就一直在最艱苦的地方待著，用調侃的話講：一直“居高不下”：先在查果拉當排長，後到無名湖當指導員，又到崗巴當副教導員，再到薩嘎當副政委。這些地方，不僅海拔高，而且非常艱苦，連喝的水都會讓人掉頭發。但無論丈夫在哪兒，她每年都要進藏看望丈夫，每次看望丈夫，她必帶兩樣東西：一大包中藥，一大束鮮花。她說，不是有一首歌叫“鮮花獻給查果拉”嗎？我就要把鮮花獻給我守衛查果拉的丈夫。她的丈夫因為有她做堅強後盾，在西藏部隊幹得很好，多次立功受獎。
這位軍人叫曹形明，可惜我沒打聽到他妻子的名字。曹形明如今因身體太差已離開了西藏。我在這裏衷心祝願他和他妻子生活幸福。
我在小說裏多次寫過西藏軍人的妻子，《天天都有大月亮》那個進藏離婚的妻子，《傳說》裏那個進藏找戀人的女人，《我講最後一個故事》裏那一群去探親被困在招待所的家屬，她們，都是有真實原型的，都不是我杜撰的。其實還有很多更慘烈的，我沒有寫。
比如去邊防探親，很多地方不通車，隻能走路。高原走路不比內地，非常消耗體力，到後來實在走不動了，女人們就坐下來往山下滾，渾身磕碰得青紫流血；再比如，在探親路上遇到塌方或泥石流，翻車遇難的；還有一些家屬，因為到高原後反應厲害，得了肺水腫腦水腫，就病死在邊防的……
很多很多。
在崗巴營的檔案裏，記載著這麽幾行字：
張玉菁：副營長王海的妻子。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８日，從廣州到崗巴探親，次日，因患急性肺水腫在崗巴病逝，終年３２歲。
劉燕：戰士黃頌的妻子。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０日，從四川到崗巴完婚。３月１２日晚，因感冒導致肺水腫在崗巴病逝。年僅２１歲。
看到這幾行字，我真的感到心痛。
１２．東章對峙
從格金山下來，我們又來到錯那。
錯那是山南１２個縣之一，也是西藏的邊境縣之一。它的藏語意思是“湖的前邊”。我不知道這個湖指的是哪個湖？一路過來，我們沒見著什麽湖啊。
不過我相信，這裏曾經是有湖的。不是說青藏高原是從大海中隆起的嗎？既然是由海升成的高原，那麽，當初應該比比皆“湖”。有一首古老的藏族民歌叫《錯那的湖》，它是這樣唱的：
桃樹長得太高，伸手不能摘到，如果桃子有意，就會落我懷裏；我在海邊沙灘，撿到一掛珠串，沒有計數珠穗，珠串又有何用？
可以從這首歌裏看出，那時錯那不止有湖，還有海灘呢。也許在很久以前，人們把海稱為湖，把湖稱為海。到現在，藏民族不是仍把湖泊叫做海子嗎?
可惜，如今站在錯那，已完全無法相信這裏曾經有過那樣的景象。不要說湖，天鵝，小鹿，畫眉，金魚，草坪，柳林，連一點兒綠色都看不到。遠遠看去，顏色單一，冷清，隻有一些淩亂的高高矮矮的房屋，顯示著縣城的存在。
錯那縣城的海拔是４３７０米，比“世界高城理塘”還高，理塘的海拔是４２００米。理塘人民在他們的城門上寫著“世界高城理塘”，他們很聰明，沒有加“最”字。要我說錯那也該修個城門，寫上“世界高城錯那”的字樣，多少可以提高一些錯那的知名度。不過，錯那和理塘雖然海拔上隻差１７０米，景色上差距可就大了。理塘有樹，有草原。錯那卻光禿禿的，隻有雪山。按氣象專家的說法，錯那屬於典型的高山氣候，寒冷幹燥。大自然隻給了錯那一個雪世界。
西藏軍區某邊防團駐守在此。這個部隊１９５９年進駐此地，負責守衛近２００公裏的邊境線。條件非常艱苦，任務十分艱巨。六年前發生的那場著名的“東章對峙”，或者叫“東章反蠶食鬥爭”，就發生在這個地區。
東章位於錯那縣東南部，屬著名的麥克馬洪線東段，麵積３７平方公裏草場豐饒。但在１９６２年那場自衛還擊作戰之後，這裏仍不穩定，對方不斷向前蠶食，與我方發生爭端。
１９９９年７月，錯那牧民在東章草場放牧時，在ＭＬ山口，遭到了對方巡邏兵的阻攔。為了保衛邊疆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我邊防某部即派出一支小分隊前往該地區執行巡邏任務。在執行巡邏任務時，我們的巡邏小分隊與對方的巡邏部隊遭遇了，雙方於是發生武裝對峙，長達３個月之久。
所謂武裝對峙，用我理解的話來說，就是我軍官兵在邊境武裝巡邏時，與對方官兵在邊境爭議地區遭遇了。雙方都聲明，腳下的土地是自己國家的領土，要求對方退出。但雙方都不退出，於是就僵持在那裏。軍事上的術語就叫對峙。
保衛國家領土，捍衛主權完整，在這個時候，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是麵對麵的，是具體而又艱巨的。
當時我軍與對方發生對峙的小分隊，一邊向上級報告，一邊紋絲不動地堅守在原地。那個時候，絕沒有謙讓一說，絕沒有“退後一步天地寬”一說，也絕沒有先退回去以後再商量的可能，就隻有“堅守”這個唯一的選擇。誰退讓，誰就意味著放棄，對方就會占領該地，或曰蠶食對方的領土。
過去，這樣的對峙也發生過，但從沒有持續那麽長的時間，也沒有在那麽高的海拔點上：４７８５米。４７８５是什麽概念？已經到了雪線以上，到了鳥也難以飛臨的山頂。不僅缺氧，還缺糧缺水，無房無電，更無人煙。我們的官兵就在那個山口駐紮下來，搭起帳篷，並用石頭壘好工事，日夜堅守著，日夜麵對隨時可能發生的戰爭。和官兵們一起堅守的，還有八個藏族民兵，和六個組織牧民來此地放牧的地方幹部，共計２０餘人。
當然，對方也同樣沒有退縮，就地堅守，也搭起了帳篷，壘起了工事。他們也在盡他們的職責，履行他們的義務。
什麽是國界？從某種意義上講，國界是遏製人類貪欲的界線。是一個國家民族主權的底線。可惜人類的貪欲永難遏製，至少在當下很難遏製的。那麽，隻有靠武力來控製，來防範來抵禦了。
除了山口的對峙外，我部隊又在距山口５０米遠的地方成立了臨時指揮部，並派出部分兵力，登上了ＭＬ山口的我方山頂，居高臨下地監視對方的一舉一動。
對峙期間，官兵們的一日三餐，都由ＳＹ的連隊保障。在山下做好後，再背上山去。一支勇敢而又吃苦耐勞的背山隊由此誕生，那些背山工大多是藏族同胞。他們一天要背上背下跑四次，有不少路段都坡陡路滑，沒有任何可抓拿借力的東西，路麵除了碎石還是碎石，一不留神就可能踩滑。非常危險。從ＳＹ到ＭＬ山口，再順利也得走兩個小時。每天跑四五次有時五六次，藏族同胞們都毫無怨言。
我想起了王將軍給我講的一段話，他說，我之所以那麽熱愛西藏，一是因為我一生最美好的年華都在西藏，二是藏族人民感動了我，藏族人民是太好的老百姓了！他們淳樸，善良，熱情，忠厚，讓我一生難忘。我們作戰時，藏族同胞就背東西沿途保障我們。他們自己帶來的幹糧糌粑吃完了，寧可餓肚子，也不碰一下背在背上的幹糧，那裏有壓縮餅幹，壓縮麵條，一拿出來就可以吃的。但他們說那是給解放軍打仗用的，不能動。他們抬傷員時，生怕傷員硌著，脫下自己的羊皮襖鋪在擔架上，上山的時候，為了不讓傷員難受，前麵的蹲著走，後麵的舉著抬。真的是太好了。你敬他一尺，他必敬你一丈。
東章對峙期間，由於路途遠而險，無論多熱的飯菜，無論用什麽保溫筒，送上去都是涼的。而且由於極度缺水，官兵們的飲水問題也無法解決，部隊隻好改送稀飯，用稀飯裏的水保證官兵們的身體需求。
這都不算什麽。吃涼飯涼菜，喝稀粥，睡潮濕被褥，洗不成臉刷不成牙，這些都沒什麽。畢竟，後方在盡全力提供保障。關鍵的問題是，官兵們每天都麵臨著戰爭，也許稍不留意，仗就打響了，一旦打響，他們是真正的第一線，他們與對方——隨時可能成為敵人的對方，是麵對著麵臉盯著臉啊。
但沒有人害怕。一天又一天，他們堅守著。他們知道自己代表的是什麽，是國家，是軍隊，是人民。
Ｃ大校去那裏時，對峙已持續了一個多月。他肩負重任，帶領工作組前去了解情況，即對方到底有何意圖？到底想幹什麽？以便我方做出抉擇，解決問題。
Ｃ大校有寫日記的習慣，所以當我問到這一情況時，他查到了當年的日記，非常詳細地給我講述：
我們一行十餘人從ＳＹ出發，十幾分鍾後，到海拔４３７０米的Ｋ橋時，再沒路可走了。我們就下車步行。說步行太過輕鬆了，應該叫跋涉，或者叫攀登。根本就沒路，滿山都是猙獰的碎片石，風勢迅猛，有兩處坡陡到８０度，真正的爬山，雙手雙腳並用。稍不留神一腳踩滑，就會摔下萬丈深淵。部隊派了兩個民兵保護我，但還是走得非常艱難。從中午１２點一直到下午４點，我們才到達對峙的ＭＬ山口。
堅守在那裏的官兵看見我們非常高興。在慰問了官兵、民兵和幹部之後，我打算到對方的“營地”去看看。可是對方為了不讓我們的牧民的牛羊過去，居然壘了個石頭牆。我大聲說，總不能讓我一個大校翻牆吧？把牆給我推了！
在邊境鬥爭中，我們曆來主張不惹事，但不怕事。（即三有九不方針：有理，有利，有節；不惹事，不示弱，不吃虧，不對峙，不挑起事端，不擴大事態，不糾纏細枝末節，不發生武裝衝突，不開第一槍。）
戰士們聽到我的話，就上前去，三下五除二，把石頭牆推倒了。印軍的兵看著我們，沒有任何表示。其實我這樣做，我就是想試探一下他們，到底是想打，想蠶食，還隻是對峙。
我走過去，看了看他們的帳篷，一看他們的日子遠不如我們的官兵好，三塊石頭搭個灶，每天就煮點兒甜茶就點兒幹糧。睡的也很簡陋。我們的兵睡的都是鴨絨睡袋，吃的是罐頭，肉罐頭魚罐頭水果罐頭，豐富得很。就是新鮮蔬菜少點兒。
你知道印軍都是雇傭兵，年紀大，有老婆有孩子，我們的戰士叫他們胡子兵。有拖累他們就不想打仗，對峙期間，對方一個胡子兵專門跑來跟我們的翻譯說，如果真打起來了，我一定朝天放槍，不打你們，希望你們也別打我。我家裏有老婆孩子，我不想死。
也就是說，他們的士氣更不如我們了。我在那兒和一個小戰士聊天，這個小戰士被賦予的任務是，一旦打起來就炸毀敵人的電台。我問他，你怕不怕？很有可能你最先犧牲啊。小戰士大聲回答說，我不怕，首長，你放心吧。
在對峙一個月的時候，上級擔心這些戰士的身體，要把他們換下來，讓另一個分隊上去。這些戰士堅決不下來。他們說他們熟悉情況了，也適應了，可以堅持到底。
這就是我們的兵，十八九歲的兵。他們在麵對生死時，沒有選擇，他們的生命在尚未完全成熟時，就擔當起了沉甸甸的責任。
我故意在印軍麵前拿著一個兵的槍往山上走，他們緊張了，大聲喊起來。翻譯告訴我，他們喊的是，不要走火啊！
看來他們的確不想打仗。我心裏基本上有數了。
晚上我就住在距對峙山口不到３公裏的臨時指揮所。那裏的海拔也是４７００米。我怎麽也睡不著，主要還不是缺氧，而是不習慣那個鴨絨睡袋。暖和雖然緩和，人像被捆著一樣。熬到後半夜，總算勉強睡了一會兒。
第二天早上，我又帶人登上了ＭＬ山口的我方山頂，用了５０分鍾的時間。山頂海拔近４９００米，有我們三個班的戰士在那裏堅守。
聽到這裏我驚訝地說出聲來：那麽高啊！戰士在那兒怎麽生活啊？為什麽非要在那裏布置兵力呢？
Ｃ大校在電話裏說，伸出你的右手，用食指和拇指比一個八字，手背向你，兩指間的那個窩，就是ＭＬ山口，拇指上，就是印軍控製地，食指上，就是我們的控製地。我們不到那個地方，就不能監控對方。知道嗎？
我明白了。當然，明白不等於不為那些戰士擔心。
Ｃ大校繼續講——
在那裏負責的，是某團副參謀長白瑪，一個藏族漢子，很不錯。還是個連長。連長見到我，眼淚一下出來了，握著我的手說不出話來。我知道，在海拔近４９００米的地方生活，真的很苦。我說，你們辛苦了。連長說，我已經一個月沒洗臉洗腳了。
我和每個戰士握手，並且讓戰士們馬上給家裏寫報平安的信，我好帶下山去給他們寄。戰士們高興壞了，都蹲在地上寫。他們寫信，我召集班長以上的同誌開會。之後，我們離開那裏，我們不能在那裏呆久了，不能消耗他們的水和食物。我收了十多封信，後來到ＴＷ?熏到ＭＬ山口，再後來到Ｘ，我都讓他們寫信，一共收了一百多封，我們的車都快成郵政車了。我把那些信帶到山南，寄了出去。
我說，你每次下邊防都要這樣嗎？
他說是，力所能及為他們做點兒事情吧。
Ｃ大校一行離開東章返回軍區後，立即將情況報告給上級。雙邊即開始了會晤談判，一次又一次。終於在對峙進行到第８２天時，雙方達成了協議，即：各自將臨時工事摧毀，退回到原來的位置。
對峙終於結束了。
這支部隊因出色完成戍邊任務，受到了軍委的表彰。
兩年後Ｃ大校又來到了錯那。有同誌問，要不要請縣長和縣委書記一起來吃個飯？Ｃ大校說要請，就把當年那六個和我們官兵一起堅持在ＭＬ山口的藏族幹部一起請來，我想跟他們聚聚。
那六個藏族幹部真的來了，高興得要命，說你還記得我們啊，Ｃ大校說我怎麽會忘了你們呢，我們是共患難的朋友啊。我還沒有好好地敬過你們酒呢。
那天晚上，Ｃ大校挨著敬了他們酒，也挨著喝了他們敬的酒，一輪又一輪，最後，喝醉了。大家都醉了，醉得開心。
１３．嚴酷的冷
我因為曾在冬天進過西藏，也曾在冬天去過那曲，所以逢上有人跟我說哪裏哪裏冷時，我會說，那能有西藏冷嗎？
似乎有那麽一點資格說冷了。
西藏的冷讓我刻骨銘心。那個時候我住在政治部邊防軍人接待站，很簡陋的一個招待所。每天太陽一落山，我就趕緊灌上熱水袋進被窩，再把另外床上的被子全抱過來，底下墊兩層，上麵蓋兩床。也沒電視可看，就那麽窩著看書，手還是凍，戴上手套看。早上太陽不出來不敢起床。看到太陽亮晃晃的在窗戶那兒了，就起床，拿個小凳子跟著太陽跑，太陽曬這個牆角，我就坐這個牆角兒，太陽移到樹下了，我就移到樹下。十點以後，才開始正常活動。
看照片上，我那時可謂全副武裝，羽絨衣，毛褲加牛仔褲，大頭毛皮鞋，圍巾手套，有時還加上大衣。但依然是冷。從沒暖和過。洗了一次衣服，兩手就紅腫了。記得有天晚上，我從一個護士家采訪出來回招待所，走了沒兩步，就凍得胃痙攣了，疼得直不起腰來，隻好彎腰去敲一個剛剛認識的女醫生的門，讓她給我找點兒藥吃。她讓我吃了顛茄，又給我下了碗熱麵條，我這才緩過來。
說到吃，我記憶最深刻的是，那天醫院歡送老兵，菜擺好了之後，領導講話，老兵講話，其實也就十來分鍾，菜全部涼了，上麵白花花的一層，是凝固的豬油。我因為胃疼，一口也沒敢吃。
醫生送我回招待所，路過一個水管，我聽見流水聲，一看是水龍頭沒關緊。就習慣地走過去關掉，醫生又趕緊去把它打開，跟我解釋說，不能關，關了明天早上就擰不開了，凍住了。
我去通信總站采訪那些女兵，女兵告訴我，她們洗了頭，必須馬上擦得很幹很幹，不然頭發上就會結冰碴子。我去醫院采訪女護士，護士說，她們給病人打針，必須隨時保持針管和針劑的溫度，否則還沒注射就凍住了。女兵們值夜班，穿上棉衣再穿上大衣，再在腿上蓋一件大衣。就隻露個腦袋了。
可能有人會說，西藏的年平均氣溫，不會比東北低多少，為什麽會冷成這樣？其實原因非常簡單，在西藏，沒有取暖的條件。屋裏屋外一樣冷，女兵們值夜班的機房，女護士值夜班的護士站，還有招待所，食堂，辦公室，哪兒哪兒都沒有暖氣，木柴，煤炭，電，氣，一切可以取暖的能源都短缺。
這幾年條件好些了，而且，由於全球氣候轉暖，冰川萎縮，雪線升高，對地球來說不是好事，但就西藏而言，冬天要好過一些了。總算沒那麽冷了。
但藏北依然很冷很冷。四季無夏，冷透全年。不知是不是因為它的海拔太高，藏北的平均海拔是４５００米。年平均溫度為零下５攝氏度，最冷的時候達到過零下４８攝氏度。即使在８月，白天太陽曬得夠戧，等太陽一落山，風就跟刀子似的，直刺肌膚，刺得我生疼，過“膚”不忘。
有年春節我接到在藏北任職的朋友吳斌役的電話，我問他，很冷吧？他說還好，這幾天氣溫升上來了，沒那麽冷了。我說升上來是多少啊，他說，零下２０攝氏度吧。我嚇一跳，問，那前兩天呢？他說前兩天是零下３０多攝氏度。我說房間裏呢，他說房間裏不冷，我一天都開著電暖器，可以保持在零度。
在成都有人叫喚冷的時候，我經常說這個段子。
藏北的冷，應該用上“嚴酷”這個詞。
僅僅是冷倒罷了，當地人都習慣了，連我們的官兵也習慣了。怕的是災，雪災。那就不是冷的問題了，是寒，是凍，是僵，是對生命的殺戮掠奪。
全國人民都知道，１９９８年長江中下遊地區發生了特大洪水，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那年年初，那曲發生了特大雪災——持續４個月的６９場大雪，將那曲地區１１個縣的３８萬平方公裏土地蓋得嚴嚴實實，２６萬藏族牧民和５５４萬頭牲畜陷入絕境。
當時前往藏北采訪的我們軍區新華社記者劉永華告訴我，西藏部隊當即派出三千名官兵，幾百台車輛前往災區救災。大雪封山塞路，一百台性能優良的火炮牽引車和推土機開道，裝載救援物資的卡車緊隨其後，一直深入到海拔５０００多米的藏瓊瑪地區，其間翻過５座雪山３條冰河，曆經千難萬險……
那一年我在《西南軍事文學》當編輯，曾編發了一篇反映某山地旅奔赴藏北救災的報告文學。因為我認識帶隊的劉廷華政委，所以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從照片上看到，車隊在雪原上前行，根本看不到路，路都是官兵們在一米多厚的雪原上用雙手鏟出來的。他們邊走邊開道，跟當年的１８軍一樣，曆經１５天，打通了１００多公裏的冰雪通道，將７０噸糌粑，１０萬公斤燃料送到了柴盡糧絕的群眾手中。看到那麽多官兵的臉龐都被雪地的反光灼傷，脫皮紅腫，那些藏族群眾抱著他們不由得失聲痛哭。
全體救災部隊經過近四個月的苦戰，開辟出數條通往各縣各鄉的冰雪通道，及時將三千多噸救災物資，吃的燒的穿的蓋的，送到了災民手中，所有受災群眾無一死亡。部隊３月初撤離時，藏族同胞們扶老攜幼趕來送行，他們拉著官兵的手不願鬆開，個個泣不成聲，車開了就跟著車跑。場麵非常感人。僅從一個數字就可以看出藏族同胞的感激之情：救災部隊收到哈達１６５８７條。
６９場雪，２６萬牧民，５５４萬頭牲畜，３０５４名官兵，無一人死亡，１６５８７條哈達。這些數字不該忘記。
１４．４０年前的愛情
我一直不知道從什麽地方開始講這個故事。
無論從哪裏開始講，都有一種痛在心裏攪動。
４４年前，即１９６１年，有一個叫馬景然的高中女生，考入了解放軍西安炮校，成為一名女兵。她很開心，不僅僅是穿上了軍裝，還因為她的戀人也和她一起考入了炮校。或者反過來說，她是跟她戀人一起參軍的。戀人叫任致遜，其父母和她的父母是好朋友，都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幹部。兩家交好，他們從小認識，順理成章地戀愛了。
他們到部隊的第二年，趕上西藏部隊招收外語幹部，就從他們學校挑選了１００名學員，進藏學外語，任致遜被選上了，馬景然得知後也堅決要求去。領導考慮到他們的特殊情況，就特批她加入了進藏隊伍。這樣，馬景然成了那支隊伍裏唯一的女兵。
他們從西安出發，坐火車到蘭州。在蘭州，他們與從北京選來的另１００名高中生匯合了，２００名年輕的學員從蘭州出發到格爾木，從格爾木進拉薩。即從青藏線進入高原。
那條路我走過，一翻過昆侖山口，海拔就高居不下了，全在四千以上。又荒涼，又寒冷，直到拉薩海拔才稍微低一些。我太知道那個難受的滋味兒了。
我坐的還是好車，車上還吃的喝的齊全，都難受得不行，到一個點就趕緊吸氧。可當年馬景然他們，坐的是大卡車，吃的是幹糧，喝的是涼水。那個時候兵站還沒有房子，露宿是常事，吃的也很差，還有高原反應，還有寒冷，還有數不清的困難。可馬景然一直和所有的男學員一起往前走，和那２００個男學員一起住帳篷，吃幹糧，櫛風沐雪。每天晚上，她都睡在男學員大帳篷的角落裏。沒人知道她是怎麽解決那些生理上的困難的，沒人知道她是怎麽適應那個雄性的隊伍的，甚至沒人聽見她說過一句難過的話、傷心的話，或者一聲歎息。一切的一切，她都默默地承受著。
到拉薩後，正趕上中印邊境自衛還擊作戰打響，學習的事自然推後，他們全部投入了工作，有的直接去了作戰部隊，有的去了機關醫院。他倆和一批同學一起，被分配到了俘虜營，做俘虜的教育管理工作。馬景然是俘虜營裏唯一的女幹部。
仗打完了，他們開始學習，前往建立在西藏紮木的西藏軍區步兵學校。紮木那個地方我去過，在藏東南，海拔相對較低，樹木蔥鬱，氧氣也不缺。在那裏建學校，肯定很適宜學員們讀書。學校開設了英語、印地語、尼泊爾語等專業。教員都是從各個大學和外交部請來的老師專家，馬景然是學校裏僅有的女學員。住宿仍很困難。當時一個區隊一個大房子，房子裏兩排大通鋪。男生一個挨一個。在大房子門口，有兩個小儲藏室，一邊住區隊長，一邊就住馬景然。
整個學校除了她，就還有兩個教員的家屬是女人了。連個女教員都沒有。我不知道馬景然是否寂寞，是否孤獨？雖然她和任致遜在一個學校，畢竟，是集體生活，他們不可能卿卿我我，花前月下。連單獨在一起的機會都很少。我努力想象著馬景然在那裏的生活，還是很難想象出。我隻知道她很內向，話不多。還知道，她和任致遜都學習印地語，成績優秀。噢，還知道馬景然中等個兒，長得秀麗文靜，任致遜則高大英俊，一個帥小夥。
馬景然和任致遜一起，在紮木度過了三年時光。盡管有種種不便和困難，但對馬景然來說，那三年是她最安寧最幸福的三年：守在愛人的身邊，潛心讀書。
１９６７年他們畢業了，因為成績優秀，兩人都留校當了教員。我相信這其中也有領導的一片心意，想讓他們在一起。於是他們打算馬上結婚。從１９６１年進藏，他們已經等了六年了，實在該結婚了。
可就在這時，１９６７年１０月，西藏邊境的局勢再次緊張，亞東方向發生了炮戰，兩人將婚期再次推後，前往部隊參戰。任致遜直接去了亞東前線指揮所，馬景然在軍區聯絡部工作。他們分手的時候，再次約定，等這次戰事結束，就一定結婚。
可是——我怎麽也逃不開這個可是，我多想永遠都不說這個可是——任致遜到亞東沒多久，就壯烈犧牲了：一發炮彈直落他所在的指揮所，他被擊中腰部，當場犧牲。與他一起工作的另兩個同學，一個也犧牲了，還有一個重傷。
上級將這一噩耗告訴馬景然時，怎麽也不忍心說任致遜已經犧牲，隻說負了重傷，正在搶救。馬景然焦急萬分，恨不能立即飛到任致遜的身邊去。六年了，他們等了六年了。無論如何艱苦，無論如何困難，他們都一直在一起。這回僅僅分開幾天，他就出了意外！她真後悔沒跟他一起去，她想如果她在他身邊，也許他就不會出意外了……他要不在了，她怎麽活？她不如隨他而去……他們約好了戰後就結婚的啊。
部隊馬上派了輛車，送馬景然去亞東。車是個老式的蘇聯嘎斯車，那個時候哪有什麽像樣的車啊。一個幹事陪著她，急急地上了路。走的，就是我們今天這條道，從拉薩出發，過羊八井，再翻越雪古拉山，然後下山，然後就到了這個叫大竹卡的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這個叫大竹卡的地方，他們的車翻了！馬景然因為一路悲傷哭泣，完全沒注意到車子發生意外，她坐在後麵，卻一頭栽到前麵，額頭撞在鐵支架上，血流如注，當場犧牲。
她真的就隨他而去了，那麽急，那麽不由分說。好像任致遜在那邊喊她一樣，她連“噯”一聲都顧不上，就奔了過去。
我聽到這裏時，驚得目瞪口呆。心痛，心疼，不已。
唯一能夠安慰的是，馬景然到死，也不知道任致遜已經犧牲，而任致遜犧牲時，也不知道馬景然離開了人世。在他們彼此的心裏，他們都活著。他們隻是不約而同地一起走了，共赴黃泉，去那裏活，去那裏相愛。也許在他們很少很少的情話中，有那麽一句：至死不分離。如果還有一句就是：永不失約。
馬景然和任致遜，犧牲後雙雙被追認為烈士，一起安葬在了日喀則的烈士陵園。
他們終於在一起了。
他們知道他們在一起了嗎？
在馬景然的２００個男同學裏，有一個，就是我認識的王將軍，是他將這個故事講給我聽的。他講的時候很激動，一再說，這才是真正的愛情，這才是我們西藏軍人的愛情。
我也很激動，心像被一把刀鉸著，因疼痛而無言。
王將軍曾在日喀則軍分區當了五年的政委，每一年，他都要去為他們二人掃墓。每次掃墓，他都會生出一個強烈的心願：如果能把兩人的靈丘合葬在一起該多好。他們那麽相愛，那麽想在一起，生不能如願，死後也該讓他們如願啊。可是由於種種原因，王將軍說，他的心願一直沒能實現。他隻是將二人的陵墓進行了修繕。
王將軍的心願也成了我的心願。我把這個慘烈的愛情故事，講給了Ｃ大校聽，同時還把王將軍的心願一起告訴了他。我說，真的，如果能將他們二人合葬，該多好。不但可以安慰他們的在天之靈，還可以讓這個愛情故事永遠傳下去。
Ｃ大校沉吟片刻，說，我來試試看。
他又把這個故事，講給現任日喀則司令的Ｘ大校聽。Ｘ大校也被感動了，說，我來辦。
我滿懷期待地等著。可以說，我是為自己在期待，期待自己被這個愛情故事灼傷的心，能夠得到撫慰。我還想，下次去日喀則，一定要去烈士陵園，一定要去祭掃他們的陵墓。
一周後，我等到了回複。出乎我的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
我將日喀則民政局的信抄錄在這裏：
日喀則地區烈士陵園現葬有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在亞東炮戰中犧牲的革命烈士任致遜和其在同一部隊服役的女友馬景然（在大竹卡翻車事故中犧牲）的兩位靈丘。根據其戰友意願，現要求將兩人靈丘合葬在一起。經我局了解，合葬一事既不符合國家規定，同時又將違背當地的民族風俗。故不適宜掘墓合葬。
特此證明
日喀則地區民政局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２日
除了兩封回複的信，還有兩張照片，即兩位烈士的陵墓的照片。看得出陵墓的確修繕過，但也看得出，兩座陵墓不在一起。也許當時安葬的時候，人們不知道他們是戀人？或許知道，但不允許在烈士陵園體現兒女私情？
無論怎樣，民政局的同誌是對的。我把結果告訴了王將軍，他也這樣說。仔細想想，我們提出的要求的確不妥。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差不多半個世紀了。而且那是烈士陵園，不是其他墓地。怎麽可能再掘墓合葬？我們隻從感情出發了，沒考慮周到。
當然，我們也沒錯。
愛不會錯。他們相愛。他們的愛情在飽經了歲月風霜、飽經了人世滄桑後，在４４年後的今天，依然鮮活。
我知道他們至今仍彼此相愛著。
你肯定也知道。
１５．遙望查果拉
關於查果拉，講述它的人，寫它的人，甚至唱它的人都已經很多了，但我還是想講一下我知道的查果拉。畢竟它是個著名的邊境哨所，也是全軍最高的哨所，海拔５３７０米。１９６５年１０月，查果拉被國防部命名為“高原紅色邊防隊”。這樣一個哨所，不容省略。
一寫到查果拉，我心裏有些腫脹。腦海裏會浮現出那座光禿禿的山，還會浮現出一張張黑紅的麵龐，同時耳畔響起歌聲：查果拉山高風雪大，山上自古無人家……
那是我記憶中的查果拉。１９９８年，我們曾帶著一大包信件去查果拉。因為查果拉的吃住都非常困難，所以我們不能上去住，隻能去看看。我們在上麵呆了兩小時，和戰士們小小的聯歡了一下。其實我當時很想在那兒多呆會兒的，跟戰士們多聊聊。
我不想再重複別人講過的關於查果拉的事。那裏的殘酷，那裏的堅強，凡去過的人，都非常清楚。凡沒去過的人，一聽到那樣的海拔，也會嚇住。我就講四個不是查果拉的人上查果拉的故事吧。
從官大的講起。因為上查果拉的大官不多，也不容易。官大畢竟歲數也大。
劉將軍是上過查果拉的最高長官，上將。上去時年屆花甲。走到崗巴大家就開始反對，走到塔克遜反對聲更加強烈了，七嘴八舌的勸阻，畢竟海拔５３７０米啊。為了讓他放棄念頭，大家不惜動用了誇張和“恐嚇”。劉將軍聽得不耐煩了，說，那你們在下麵等我，我自己上去。當然，沒人敢在下麵等，都呼啦啦地追隨而去。劉將軍上去以後沒作指示，也沒聽匯報，隻做了一件事，就是和查果拉哨所的每個兵握手，和每個兵照相。為了讓自己的精神狀態比較好，他還脫掉了大衣。臨上車離開時，他忽然發覺有兩個站崗的兵漏了，又下車來補照。然後再上車。車子下山，他依然透過車窗，深深回望著那些站在山頂的士兵們，那是他的孩子，也是老百姓的孩子。
我不知道那些小戰士的心情，是激動，是拘謹，還是什麽？我沒有采訪過，不敢隨意替他們表達。但我知道將軍的心情，他心疼，心疼得厲害。這是他女兒告訴我的，他女兒當時就在旁邊：“老頭的目光柔和的，哎喲，一看就知道。”
其實我知道，每個上去的人，都會心疼那些孩子，看他們黑得發紫的臉，看他們一開口就裂出血絲的嘴唇，看他們粗糙的皮膚和凹陷的指甲，看他們有些木訥的笑容。
然後說Ｈ將軍。Ｈ將軍是中將，時任西藏軍區政委。Ｈ將軍去查果拉時，正趕上電視台的記者在查果拉拍片子。記者想要拍一個戰士們衝上查果拉山頂的鏡頭，就趴在一個溝裏端著機器指揮拍攝。戰士們跑了一遍，記者不滿意，又跑第二遍，記者還不滿意。那是海拔５３００米的地方啊，坐著都會喘氣的。Ｈ將軍去上廁所，下了個小小的坡，再從小小的坡上來，就拉風箱似的大喘。一看那些兵，還在跑，頓時心疼得火冒三丈，衝著兵大喊，不要再跑了！他愛拍不拍！不上電視查果拉就不是查果拉了嗎？！
大家看將軍發火，有些不知所措。年輕的哨長跑來小聲對Ｈ將軍說，首長別生氣，我們多跑兩趟沒關係的，你可別把記者得罪了。
Ｈ將軍眼圈兒頓時紅了，一直紅到給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都累成那樣了，他還替你著想。你看看我們的兵啊。”
Ｈ將軍在西藏做了７年領導，跑遍了西藏所有的邊防哨所，遇險多次，險些丟命。那句著名的話：“我們絕不把主權守丟了，絕不把領土守小了！”就是他最初講出來的，他在北京的一個宴會上，向總書記敬酒時脫口而出。據說總書記激動得謔一下站起來，差點兒碰倒椅子。總書記說，就衝你這句話，我把這杯酒喝了！
現在Ｈ將軍已離開西藏多年，但這句話留在了西藏，刻在了西藏，因為它代表著西藏軍人的心聲。
再講講我的前輩，我們軍區著名女詩人楊星火。楊星火七上查果拉，是上過查果拉次數最多的女性。那首著名的《鮮花獻給查果拉》就是她寫的：
金色的草原開滿鮮花
雪山頂上有個查果拉
查果拉山高風雪大
山上自古無人家……
這個歌兒，每個查果拉的戰士都會唱，每一代都會唱。當然，楊星火寫的歌詞很多，著名的也很多，比如《翻身農奴把歌唱》，還比如《一個媽媽的女兒》。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們是楊星火寫的，更沒人知道她的那些傳奇經曆。
解放軍打到南京時，楊星火是南京大學化學係的學生。她立即滿腔熱情地參加了解放軍。正讀大三呢，還沒畢業呢，在我看來真有些衝動。參軍後她害怕連累家人，就改名字，一眼看見黑板報上寫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便改名星火了。從此一個女大學生變成了一個女兵，走進了西藏。後來，她嫁給了一個１８軍的普通炊事員，有了自己的女兒，再後來，她又認養了一個藏族孤兒。如今她的這個藏族兒子早已大學畢業做了國家幹部。她在西藏呆了二十多年，離開以後仍是每年進藏，西藏所有最艱苦的哨所她都去了。她的血液裏流淌著西藏的水、西藏的風、西藏的天空和大地。
１９９８年７月，我去了查果拉。在查果拉的山頂上，我聽到了戰士們大聲地唱那首《鮮花獻給查果拉》，當時淚水洶湧，止不住長流。回到成都後，我即給楊星火打電話，我說楊老師，你的歌兒現在還在查果拉唱著呢。每個上查果拉的兵都會唱。她很高興，在電話裏一句一句的把歌詞念給我聽。
兩年後，她病故了。那次通話，成了我和她最後一次的通話。我為楊星火老師寫了一篇懷念文章，最末一句話是：我相信，西藏的山山水水，西藏的官兵們，會永遠懷念她的。而這樣的懷念，是最高處的懷念，最幹淨的懷念。
最後講一位大學老師。這位去西藏旅遊的大學老師，因為丈夫曾經是軍人，她就在丈夫戰友的安排下，去了查果拉哨所。起初她一直在微笑，氣喘籲籲地微笑，後來，突然抱著一個１８歲的小戰士痛哭起來，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還得讓小戰士反過來勸慰阿姨。這位老師回到拉薩後，買好出藏的機票，就把剩下的幾千塊錢，全部買了光碟和書，委托西藏軍區的有關部門，轉交給哨所的戰士。
這個故事，是我昨天在酒桌上聽來的。這個老師就坐在我旁邊，她在一個理工大學教力學。故事是她丈夫酒後講出來的。她丈夫講的時候，她去捂他的嘴，不讓他講。但曾經是軍人的丈夫，一定是被老婆感動了，非講不可，故事就是在這樣的爭執中斷斷續續講出來的，但依然讓在座的每個人，眼睛濕潤。
其實我也知道，像我們這樣的人，包括劉將軍，包括女老師，甚至包括我，盡管心疼，盡管想對戰士們盡可能的好一些，但對戰士們來說，我們的好，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們一走，剩下的每一天，每一個小時，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他們自己度過，扛過，熬過。我們掉眼淚，我們送東西，我們做這一切，僅僅隻能安撫我們自己的心。
當然，我們的心需要安撫，就說明我們的心還在。
１６．風雪高原
我們到達帕裏鎮。
從日喀則出來，到帕裏跑了２７０公裏。一點兒不覺得累。也許是一路好風光，還有一路的歌聲，還有一路的回憶。
我們在帕裏拐彎兒，上山。
ＺＭ山口。４７００米。老天忽地又陰了。陽光來過又走了，好像急著把天空讓給雪花。雪花細細的，卻冷到極致。氣溫大約在零下５攝氏度左右。對我來說，已經是凍了。
下車，看見山上早已站了很多兵，在警戒。這是按規定布置的，我們不能發雜音。可是站崗的兵都穿著夏常服，臉和手都凍得通紅。而他們的大衣，放在一排排的凳子上，大概是為我們預備的。我就想說點兒什麽。
我問兩個站在地圖邊上的兵，冷吧？他倆一起說，不冷。
那怎麽可能？我正想“幹涉”一下，讓他們把大衣穿上，忽聽Ｃ大校一聲吼：把大衣都給我穿上！
兵們得了長官的命令，紛紛跑來，把大衣穿上，再跑回到哨位上。站得更直了。
這裏距邊界僅僅五公裏，五公裏之外，對方部署了不少兵力。故我們也不能掉以輕心。Ｃ大校率工作組開始工作，Ｙ跟拍，我就找戰士聊天。兩個扶著地圖的戰士，一個是重慶長壽人，一個是貴州人。都１９歲。僅比我兒子大一歲。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慨。在他們的腳下，我看見幾朵藍紫色的小花和黃色的小花，從薄薄的雪裏探出頭來。我在查果拉的山坡上也見過這樣的小花，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隻知道屬於蕨類，生命力很頑強。那麽高的山，那麽冷的山，那麽幹涸的山，它們依然能存活，並且開花。它們就像這些兵。兵就像這些花。
在我們聊天的當兒，有個不丹商人背著背囊從我們身邊走過。他看我們一眼，沒有笑容，有一小點兒謹慎。戰士告訴我，這裏常有對方的人進入或出去。不丹商人到帕裏鎮做生意，隻要在鎮上公安部門辦理簡單的手續即可。每年春、夏、秋季，大約有１５００多人次的不丹商人來到這裏，他們帶來了炒米、手表、草藥等貨物，來交換熱水瓶、膠鞋、調料等日常用品。隻要他們守規矩，我們都不會幹涉的。我們的邊境政策曆來是“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睦鄰，安鄰，富鄰”。
兩個兵始終有些拘謹，話不多。我就找話說，我說，這地圖不是有支架嗎？你們幹嗎還扶著啊？他們回答說，風一來就會吹倒的，山口的風很大。
哦，我把風忘了。別看它沒影兒，卻是威力無窮。風雪高原，風排在前麵呢。若沒有風，僅僅雪，高原不會那麽冷的。一旦有了風，風攪動雪，雪滲進風，頓時天寒地凍，肅殺一片。有多少人就在這樣的風雪中獻出了生命。
帕裏有個叫堆那的村莊，有一年，六個年輕軍人，就是在從堆那前往邊境的路上遭遇了雪災。
當時他們探親返回連隊，車到堆那時，忽然下起了大雪，大得不得了，完全看不清路了。當時也就１０月，在內地還是金秋。可那場大雪，卻像是臘月裏的。他們坐的車不能再走了，他們就下車來步行。他們不想超假，而且他們還覺得，不是就二十多裏路嗎？花個半天時間就能走到。他們低估了高原的風雪，當然若沒有風雪，肯定是沒問題的。更長的路也沒問題。
或者他們也估計到了風雪，但想以青春和熱血與之抗衡。他們就開始走，或者叫跋涉，越走越艱難，深一腳淺一腳，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全身的力氣。在茫茫雪原上，他們變得越來越渺小，越來越脆弱，體內的熱量漸漸耗盡，寒冷更猖獗地向他們進攻，更猖獗地包圍他們，吞噬他們，最後，他們終於倒下了……兩位犧牲，另外四個人嚴重凍傷，後來分別做了截肢手術，有的是腳指頭，有的是腳後跟，最厲害的一個是截了小腿。
凍傷的，畢竟還留下了性命。還有多少人，就在一瞬間被風雪高原所吞沒？我們軍區記者站的記者胥曉東告訴我，他有一回從亞東出來到帕裏，雪很大，跟在他們後麵的一輛空軍的車就翻了，車上一家三口，加上司機，全部遇難。
男的是亞東某空軍部隊軍官，他的妻子和孩子進來探親。也許是太冷了，孩子幼小的肺經受不了高寒帶來的極度缺氧，想出去，也許是妻子假期到了，回單位超假了要挨領導的批評，想出去，也許是家裏有老人，老人害怕兒女不在身邊時的孤獨，等著他們回去團圓，總之，他們急於走，卻因為大雪，一直不敢走。那天看見胥曉東他們的車出發了，他們就跟了上來。想有個伴兒，一起走。胥曉東為了關照他們，還讓他們走前麵。在雪地上開車，有經驗的司機都知道，前麵好走，因為雪是鬆的，不滑。但那位空軍軍官謙讓，讓他們走前麵。兩家彼此推讓了好一陣，最後還是胥曉東他們走在了前頭。誰曾想，走在後麵的他們，真的發生了不幸！車子墜下了懸崖……
胥曉東說，我當記者，出過多項車禍，不下１０次吧，但這一次是最難過的。我老是感到內疚。到現在一想起來還是內疚。如果那天我不急著走，他們也許就不會走。唉！
我不知道那家人叫什麽名字，是哪裏人，孩子多大，孩子的母親是做什麽的，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麽急著走，一切都隻能揣度。我隻知道，那是個軍人的家庭，那個家庭就那樣葬在了高原。
還有那位司機，那個年輕的士兵，他也留在了高原。從此，在仰望高原的目光中，又多了幾雙含淚的眼睛。
還有一個關於風雪高原的故事，與兩位年輕士兵的生命有關。
有一年春節前，駐守在Ｘ的邊防連，派出五人前往團部領過年物資，一個排長，帶著四個兵。他們高高興興地去了，領了很多東西，還有這一段時間積壓的報紙、信件，又高高興興地往回走。車到格金山時，大雪把路封死了，車過不去。就像我們今天這樣。我們在等推土機開道，他們不可能。他們想，就是３０多裏路嘛，車過不去就走回去吧，全連官兵等著我們呢，等著我們帶回東西一起過年呢。
於是他們５個人就背著東西開始走，不想沒走出多遠，又一場更大的雪從天而落，風雪交加，天昏地暗，簡直看不清道路，氣溫降得更低了，寒風刺人骨髓。他們走了大半天，也沒走出去幾裏路。一個戰士先病倒了，急性肺水腫，發高燒。當時天已經黑了，排長和三個戰友就把他放在中間，他們三個背靠背擠著他，暖和他。可是到了早上，那個戰士還是沒暖和過來，身體僵硬，停止了呼吸。
排長難過不已，立即做出決定，自己和一名戰士守著過年物資和犧牲的戰士，讓另外兩名戰士回連隊求救。兩個回連隊求救的戰士，在風雪中跋涉，一天沒吃東西，身上一點熱量也沒有，很快，又一名戰士病倒，完全走不動了，他的戰友就架著他，拖著他。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他不想連累戰友，就推說自己要方便，躲到一個雪坑裏藏了起來，任戰友怎麽喊也不答應。剩下的那一個，就一個人繼續走下去，到最後，是爬回到連隊的，他的一隻腳嚴重凍傷，後來截了肢。連裏的官兵急忙趕到山上去救援，那個藏在雪坑裏的戰士，已經犧牲……
我不知道那一年Ｘ的春節是怎麽過的。
而那一年的春節，我對這一切一無所知。所有的人都一無所知，在歡歡喜喜地過年。
他們守在那裏，正是為了讓所有的人歡歡喜喜地過年。毫無感覺的歡歡喜喜。我想起那首美國歌曲，鮑勃·迪倫寫的：一個人要走完多少路，方才能稱作人？白鴿要飛越多少大海，才能在沙塚裏安眠？炮彈還要呼嘯多少回，才能永遠銷毀？我的朋友，這答案就在風中。
在此行的途中，我經常想，一個人要在高原站多久，才能算真正站穩？一個人要在風雪中堅持多久，才能算抵禦住了嚴寒？一個人要在西藏行走多少路，才能懂得高原？
我的朋友，這答案就在風中。
１７．犧牲
從雪山下來，還是在雪山上。
站在山腰往山下看，視野裏依然是皚皚白雪，再往遠處看，皚皚白雪波浪般起伏，那不是海，那仍是山。白色的山。
白色，視野裏全是白色，白到了極致，純潔到了單調。沒有赤橙黃綠青藍紫，沒有一絲色彩。就是紅太陽照到這兒，也變成了耀眼的白色光芒。平日裏常聽人說喜歡白色。不知那些喜歡白色的人，如果是生活在這裏，會作怎樣選擇？如果是我，我會重新選擇說，我喜歡大紅大綠，我渴望濃烈的五顏六色。
忽然想，藏族人民真的很了不起，他們生活在這白色世界裏，生活在這白到了殘酷的環境中，並沒有被白色嚇著，他們依然崇尚白色，他們最珍貴的哈達是白色的，他們心中最莊嚴的宮殿布達拉宮，牆的主體也是白色的。在他們的心目中，白色象征著幸福、純潔、和平、安寧。白色就是他們心中的五顏六色。
不過，他們的衣著，身上的飾品，還有房屋的門窗，卻是非常鮮豔。我常常在路上看見身著大紅衣服的藏族同胞，不光是姑娘，也有大男人，老人。他們渴望將自己從這白茫茫的世界裏凸現出來。
我抬頭，看見在比我更高的一處山頂上，站著兩個綠色的身影，他們是這白色世界裏唯一的色彩，他們也以色彩的方式從這白茫茫的雪世界裏凸現出來，那是我們的兵。他們與藏族人民一樣，終年生活在雪的世界，與白色共存不是他們的選擇，是他們的責任。
忽然就想到了好幾位在大雪中犧牲的人。
那空軍的一家三口，那六個探親回來的年輕軍官，那四個背年貨回連隊的Ｘ站的兵，還有許許多多我尚不知道的人，風雪毫不留情地要了他們的命，不管他們情願與否，都將他們留在了白色世界裏。雪山處處埋忠骨。
還有一位乃堆拉的指導員，都要出去休假了，走的頭天晚上他一個班一個班去告別。一是因為新兵剛下連他不放心，囑咐他們不能感冒了；二也是興奮，他已經兩年沒休假了，本來兒子出生前他就要回去的，沒走成，現在兒子滿月了，他急著趕回去當爸爸。他跟戰士們一一叮囑，一一告別，還答應給他們帶兒子滿月的糖回來。走完最後一個班返回宿舍時，已是淩晨，天空飄起了雪花，他一腳踩空，掉下懸崖。第二天早上發現時，人已凍僵。
指導員姓穆，叫穆忠明。在他死後的兩個月，家裏的一封信寄到了哨所，裏麵有一張兒子滿月的照片。那是一個永遠失去了父親的兒子，一個西藏軍人的後代。他的父親長眠在了雪山腳下。他要在許多年後上學讀書才會懂得，那叫犧牲。
犧牲。我想起了許許多多犧牲在西藏的人：張貴榮司令員，張國華司令員，高明誠團長，任致遜和馬景然，還有杜永紅，他們犧牲在崗位上，死得讓人景仰。
還有那對探親路上出車禍的軍官夫妻，兩位在那曲軍分區病故的年輕女軍官，兩位去崗巴營探親患腦水腫死在那裏的軍屬，他們死在尋常的日子裏，死得讓人心痛。
犧牲的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犧牲。
古時候，犧牲這個詞是名詞，專門用在祭祀中。指的是獻給神的供品。我不想這樣來解釋我們的官兵，無論是什麽樣的神，他們都沒有資格拿走我們官兵的生命。但他們也是犧牲，他們把自己供奉給了這個雪世界，供奉給了他們的理想，他們的責任，他們自己心中的神。
西藏軍區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很多，而在這些故去的人中，有些情形是你完全不能想象的，比如巡邏途中，被山上滾下來的石頭砸死，或者被泥石流衝下河淹死，甚至在原始森林中被突然斷裂的枯枝砸中身亡；還有，年輕輕的，正在打籃球，猝然倒地而死；還有，在高海拔哨所中站哨，被雷電擊中而死；還有，在大棚蔬菜中勞動，被強烈的陽光暴曬中暑而死；下大雨，電線漏電觸電而死；還有，去機場接自己的妻子，翻車而死。有四名戰士的死因更讓人心痛：在部隊水庫中搶修電站機組，兩個玩耍的孩子不知情，將水閘打開放水，四個戰士無一幸免……
太多太多了，多到我不忍心細寫。
軍人的職業原本就有犧牲的意味，而堅守在高原上的軍人，令這種犧牲更多了一份悲壯。即使不在戰時、災時、亂時，他們也需要付出生命，他們也需要時刻做好犧牲的準備。那是一種看不見的默默無聞的犧牲。
我手頭有一份西藏軍區這１０年來的犧牲情況。從１９９５年到今年，１０年間，據不完全統計，僅僅因車禍而亡就有近百人，占死亡人數的３５％，因各種疾病及凍亡的，也有幾十人，占３２％。就是說，僅僅這兩項就占了７０％之多。我可以肯定這兩項的百分比，一定超過了其他軍區，不因為別的，就因為他們在高原。
我還發現，各分區傷亡的情況都各有特點，比如日喀則分區和山南分區，因寒冷而死亡的特別多；林芝分區、昌都分區，以及駐守在那裏的部隊，因各種車禍在路途中犧牲的特別多；而那曲分區，因為海拔太高，患各種疾病死亡的特別多，包括猝死。由此不難看出，他們的犧牲和他們所站的位置，有著非常大的關聯。
我的朋友吳斌役也在那曲，他告訴我，從他調到那曲，他們分區每年都有人因高原疾病死亡。他本人的身體也明顯差了。調進去之前他去體檢，４６項指標全部合格，但半年後再體檢，毛病全出來了：心髒肥大，心動過速，血壓偏高。後來又出現了心髒閉合不全，血液輕度回流，並由此導致血壓偏低，心跳過慢。
對他們來說，犧牲不是一句豪言壯語，是實實在在的生活，犧牲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必須。當他們走向高原時，在他們的心裏，就已經做好了這樣的心理準備。
Ｃ大校曾跟我說過這樣一句話，對軍人的最大考驗不是戰爭而是和平。在和平時期依然能站直了不趴下，那才是真正的軍人。
我把我所知道的西藏邊關的艱苦和犧牲告訴給大家。我不指望每一位讀者能理解，或被感動。我隻希望，在大家舒適的日子裏，在大家氧氣充足的生活中，能偶爾想起他們來，想起那些站在世界屋脊、雪山頂上的官兵，想起那些被寒冷和寂寞包圍著的官兵，想起那些長眠在雪世界永不歸來的官兵。
為他們祈禱，為他們祝福。
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月完稿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修改於成都北校場
（全書將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
責任編輯楊新嵐
沿著雪線走
■ 裘山山
１．飛向高原
飛機很大，是空客３４０。整個機艙滿滿的?熏座無虛席。我環顧四周，發現有不少外國遊客，成群結夥的。內地遊客當然更多。接近立夏，氣候已經比較宜人了。正是西藏熱鬧的時候。何況來之前看電視上的報道，中國正在重新測量珠峰的海拔高度，我估計有不少人是衝那個去的。辦登機手續時，我看見很多人除了大包小包外，還有長長的行囊，看上去像帳篷，顯然是打算住宿野外的。
但我敢斷言，像我和Ｙ這樣去西藏邊關的，這架飛機上沒有第三人了。我們是受西藏軍區Ｃ大校的邀請，走邊防的。
我曾和朋友說，我第一次進藏就已經３０歲了，而且有了一個兩歲的兒子，否則我會申請調進西藏工作的。至少１０年。
我喜歡那個地方，喜歡那裏透徹的陽光、清朗的天空、綿延的雪山、博大的靜謐、深遠的神秘。如果我說我和西藏相見恨晚，是一點兒也不過分的。隻是很多人都這樣說了，我就不再說。我隻跟我自己說，我隻跟我自己後悔。
我也不甚清楚，西藏為何對人們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令如此多的男男女女著迷。
其實你可以用最簡單的文字描述西藏：
它位於中國西部，
北緯２６度５０分至３６度５３分，
東經７８度２５分至９９度０６分，
它的平均海拔在４０００米以上，
境內海拔７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峰有５０多座，
其中８０００米以上的有１１座。
氣候寒冷、氣壓低、空氣稀薄，
與印度、尼泊爾、錫金邦、不丹和克什米爾接壤。
素有“世界屋脊”之稱。
但凡是去過西藏的人，沒有一個會用這樣的文字去概括它。
他們會搜盡所有美好的詞匯形容它，再搜盡所有熱情的詞匯表達對它的愛。
我從與人們的交談中，從一些散文隨筆中，從網上網友們的聊天中，從行走途中的耳濡目染，都能深切地體會到人們對西藏的那份兒熱愛。
尤其是近幾年，隨著旅遊的升溫，西藏已經不是熱，而是燙了。人們說到西藏，總喜歡用“向往”這個詞，或者“夢想”這個詞，令西藏之旅在尚未啟程時，就已漲滿浪漫和激情。
而且，人們在走進西藏後，都會變得純淨、善良、堅強，變得感情豐富，變得浪漫。困頓的生命也會在那一刻掙脫束縛，自由燦爛地綻放。高原的神奇不是反映在人們的眼裏，而是反映在人們的血液裏、心靈裏。
我還發現，真的喜歡西藏的人，是不用言語的，而是用行動，就是說，他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不似別的地方，去過了，說兩句讚美的話就了了。西藏會讓人產生難以割舍的愛。
這真的很特別。我雖然去了多次，也沒想清楚這個問題。連我自己到底為什麽喜歡西藏，也不甚清晰。我隻是覺得，那裏令我感到親切，那裏令我安寧，那裏有一種熟悉的氣息環繞著我，讓我有回到故鄉的感覺。每次離開那裏回到原處，總有很長一段時間會無所適從。
那個離太陽最近的地方，那個有雪山有森林有大江大河的地方，那個天荒地老日月同輝的地方，真的是我們這些凡夫俗子的靈魂故鄉嗎？我不敢確定。
我隻知道，西藏，與我的夢境相吻合。
這是我第１０次進藏了。
雖然是第１０次，也依然興奮。也依然惶惶不安。
四五天前我就開始收拾東西。這是我的習慣，把箱子打開，想起一樣往裏丟一樣，箱子一天天滿起來，我的不安卻怎麽也放不進去，隻能隨身揣著。不過這種不安除了我自己，誰也看不出來。
兒子是在我的一次次西藏之行中長大的。
我自己，也在一次次的西藏之行中成長。
這一次，２００５年４月，距我第一次進藏已過去了１６年。其實１６年進藏１０次，對一個成都軍區的軍官來說，實在不算多，實在很平常。
你在成都軍區隨便一找，都能找到一個進藏１０次以上的人。昨天我見到一位機關的部長，他隨口說，他這兩個月裏就已經進去三次了。我想我之所以被關注，可能是因為我是個女人，女文人。
難道就沒人發現，愛上西藏的，多是女人嗎？
２．愛西藏的男人
其實我想說，愛上西藏的男人更多。
一般人愛西藏，都多多少少能說出自己的原因。西藏的確是個充滿魅力的神奇的地方，詩人能在那裏尋找到夢一般的意境，畫家能在那裏發現詩一般的色彩，歌唱家能在那裏唱出天籟般的聲音，舞蹈家在那裏能找到飛翔的感覺。
可是我知道，有一群人，他們愛西藏沒有理由，他們走進西藏不是選擇。他們對西藏的愛，不是源於感情，而是源於責任。他們是一群特殊的男人。
就講三個愛西藏的男人。
３８年前，有位西藏軍區的領導病倒在工作崗位上，他是邊修路邊進軍、爬雪山數十座、趟冰河數十條、曆經千難萬險、流血犧牲走上高原的英雄群體中的一個。進藏後，他辦礦廠，辦農場，辦皮革廠，拚命工作，活生生的給累垮了。醫生和領導都以為他不行了，連忙讓他的妻子孩子進藏看他，當年徒步走進高原的他，被擔架抬了出來，送到北京治療。
他的兒子，一個正讀高一的青年學生，看到父親被抬上飛機的時候，一種使命感油然而生，他要繼承父親的事業，在西藏當兵！說到做到，這個兒子就沒再出來，義無反顧地留在了西藏。在那片土地上一幹就是２５年，從一個士兵，成長為一名大校軍官。
三十多年後他跟我說，那時我真的是一腔熱血，萬丈豪情，毫無保留地愛上了那片土地。我為父親自豪，也為自己自豪。那時我父親還在軍區當領導，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依靠他，一切都靠我自己，我就是想硬生生地證明我能行。作家馬原在西藏時就認識他，稱他為“驃騎兵上尉”。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離開西藏，調到了內地部隊。但是他跟我說的一段話，我至今難忘。他說，每次我離開西藏回到內地，要不了多久，心情就會像一塊皺巴巴的爛抹布，我就會很煩躁，渴望回到西藏。隻要一回到西藏，在西藏的陽光下曬一曬，皺巴巴的心立即就被熨平了，重新變得舒展開朗。所以當有人說，西藏軍人做出了犧牲、需要理解時，我就說我不需要。因為他們不知道，西藏給予我們的，多過我們給予西藏的。我們從西藏獲得的心靈愉悅、靈魂的躍升，沒人能知道。我終生感激西藏。
我想他愛西藏，是真愛，愛到了骨子裏。
西藏讓他成為一個理想主義者，但他的理想卻不斷地被現實擊碎，雖不能說頭破血流，至少也是傷筋動骨。我很為他感到遺憾。但同時，我非常敬重他，因為他依然不折不撓地在自己有限的天地裏掙紮，他在被派到一個邊遠的軍分區工作後，居然將那個分區的信息化水平提高到了讓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全分區２８３個鄉鎮全部連通，他為此一直工作到退休前的最後一個小時。
無論結局怎樣，我都敬重他曾經的理想、曾經的奮鬥、曾經的執著。他不愧是１８軍的後代，不愧是在西藏成長起來的軍人。
我又想起他說的那句話，我就是想硬生生地證明自己能行。
這是六七十年代的西藏軍人。再說個八十年代的。
１９８２年，有個來自山東農村的小夥子從軍校畢業，因為成績優異，學校讓他留校。他跑去找校長，他說我考軍校難道是為了當老師嗎？不是的，我是為了戍邊衛國。校長說，你要不願意留校，現在隻有兩個方向的部隊還有名額了，一個是西藏，一個是新疆，你去嗎？他毫不猶豫地說，我去，去西藏。
就這麽著，這個１９歲的年輕人，憑著年輕氣盛，憑著初生牛犢的勁頭，毅然把自己的一生，和西藏連在了一起。
沒料到這個選擇給他的父母帶來了極大的痛苦。當時他的家鄉發生了一件事：一個被分派援藏的地方幹部，因為害怕西藏艱苦拒之不去。那個年代，還是個談藏色變的年代。於是人們紛紛傳說，西藏是個非常可怕的地方，不僅缺氧、寒冷，還荒無人煙。他的母親知道他要去西藏後，一氣一怕之下，重病臥床。他感到很內疚，但還是義無反顧地踏上了高原。
踏上高原後，他就像西藏的山一樣穩穩地站在了那裏。當排長時，他是全旅最優秀的排長；當連長時，他把一個連帶得呱呱叫；當營長時，他被評為西藏軍區軍事訓練先進個人。後來被提拔到團長的崗位上，年僅３４歲，是全軍區最年輕的團長之一。
但事業上的成功並沒有減輕他對父母親的愧疚。他的妻子孩子都在拉薩，每次探親，他都要拿出大部分時間回農村老家看望父母。而且總是選擇農忙季節。回家一放下行李就開始幹活，將父母親積攢下的重體力活全部幹掉，起豬圈、劈柴火、上房換瓦、割麥子翻地，兩天幹下來就滿手血泡。村裏人都說，你這哪還像個團長？簡直是個地道的莊稼漢啊。
他是我采訪過的一位團長。我當時問他，你愛西藏嗎？他說，沒想過。我又問他，想過要離開嗎？他仍說，沒想過。
那是１９９７年。如今八年過去了，他依然在西藏。我不知道如果我今天再問他，你愛西藏嗎？他會怎樣回答。也許他仍會說，沒想過。
他無須用言語表達。
再講個九十年代的年輕軍官吧。
小夥子是北京兵，從軍校畢業被分配進了西藏，而且一下分到了最邊防的一個哨所，在那裏當排長。他的同學親人朋友都對他的分配深表同情，他們甚至用了“發配”這個詞。他自己也情緒不高。隻是因為是個熱血男兒，沒有當逃兵。
到了哨所，他和排裏的一幫兄弟一起執勤，學習，生活，想家。日子到底怎麽過的，我不知道。我想說的是，他最初是那樣不情願地去那裏，隻盼著有機會就調走，後來感情是怎麽變化的，連他自己也沒察覺。一年後他該探家了，他興高采烈，甚至是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北京。北京多好啊，不僅是他的故鄉，還是首都，還是繁華的都市。父親母親，哥哥嫂子，還有舅舅，姑媽，總之他身邊的所有親人，都像迎接勞苦功高的英雄那樣迎接他。他們一致決定要好好地為他接風，隆重地為他洗塵。瞧瞧他那兩頰的高原紅，瞧瞧他那一身軍裝的塵土。親友們看他的目光，充滿了同情和憐憫。
於是在一家高檔酒樓裏訂了包間，眾星捧月地將他圍在中間。他也很興奮，換了一身筆挺的西裝，陶醉在聚會的中心。已經有多長時間沒有過這樣的生活了？有多長時間沒有吃過生猛海鮮了？有多長時間沒看見漂亮小姐站在身邊倒酒了？
父親端起酒杯，像對待朋友那樣，給他敬酒。眾親戚們也紛紛端起酒杯站了起來，他一口喝下酒，笑吟吟地說，謝謝大家，我太高興了。我……我今天……
突然，真的非常突然，眼淚一下盈滿了他的眼眶，他說不出話來。他垂下頭，盯著桌麵。母親關切地問，你怎麽了。他哇地一聲，哭出了聲。他一邊哭一邊說，我在這裏吃這麽好的東西，我坐在這麽溫暖明亮的地方，可是我的那些兄弟，他們還在哨所呆著，他們連電視都看不到，他們住在屋裏結冰的地方，他們好多人從來沒吃過海鮮，他們的嘴唇和牙齦老是出血，他們的指甲都凹陷了，我想他們，我吃不下啊……
一頓洗塵的宴會就這樣被他的淚水淹沒了。所有的人都紅了眼圈兒，所有的人都在那一刻，掛念起了他們素不相識的遙遠的西藏。母親說，別哭了，等你回去的時候，我給你買好多好吃的東西，你帶回去給他們還不行嗎？你想要什麽我都給你買，好不好？
後來，小夥子提前結束休假回到了西藏，回到了他的哨所。他提著滿滿兩大包東西，全是好吃的。他看到他的那些兄弟圍著他樂嗬嗬的樣子，心滿意足。
我想如果我問他，你愛西藏嗎？他也許會說，我愛我的那些守在西藏的兄弟。
當西藏被越來越多的人喜愛，當西藏被越來越多的人向往，這三個男人，和他們所代表的群體，卻始終特別。他們奔赴高原，不是為了好奇，不是為了風景，不是為了豐富自己的閱曆，不是為了寫作，不是為了舞蹈，不是為了繪畫，不是為了音樂，不是為了自己的任何願望。甚至，他們奔赴高原並非己願。但他們一旦去了，就會穩穩地站在那裏，增加高原的高度，增加雪山的高度。他們從不表達他們對西藏的愛，因為他們和西藏融在一起。
他們就是西藏軍人。
３．空港故事
一次次的進藏，或飛機，或汽車，也吃了些苦頭。而且還有個奇怪的現象，好幾次臨到進藏時我就病了。一次是感冒，打完針進去的；一次是胃病發作，疼痛難忍，一路吃著藥進去的；還有一次是慢性闌尾炎發作，吃了三天大劑量的口服青黴素才壓下去；其中還突發過一次全身過敏。但都沒有大礙，進去之後就好了（這也算是我和西藏有緣）。無論怎樣，今天進藏，比起當年走進西藏的女兵們，已是天壤之別了。且不說有了現代化的交通工具，關鍵是，可以吃得飽飽的，穿得暖暖的。若走陸路，沿途可以睡在很好的房子裏，還可以吸氧。坐飛機就更不用說了，舒舒服服地喝一杯茶，就到高原了。
有時候我從飛機的舷窗望下去，望著身下那連綿起伏無盡的山脈，總是難以置信，當年那些年輕的十八軍女戰士，就是靠她們的雙腳翻越我們身下那些起伏的雪山的麽？就是靠吃得半飽的身體頂過嚴酷的寒冷的麽？她們的生命怎麽會那麽頑強、那麽堅毅啊？
我曾從陸地進藏三次。當然都是借助交通工具。青藏線那次，沿途住各鐵路工程局的招待所；川藏線的兩次，均住在沿途兵站，條件也不錯。我曾在每個兵站的門口留影，以示走過。其實是路過。不管怎麽說，從陸地進藏，還是要艱辛一些。我為此寫了些文字，如《遙遙遠遠的路》。而飛進去的旅程，常被忽略和遺忘。
就說說我的空港故事。
幾乎所有飛進西藏的航班，都是在早上。所以在我記憶裏，進藏就是摸黑起床，睡夢中啟程。
１９９８年夏天，我帶著十幾個作家去西藏辦筆會。本來人多就事兒多，何況是去西藏。我感覺壓力很大。那天早上我起得更早了，等把大家從招待所的房間吆喝下來，卻不見送機場的客車。連忙打電話到車隊，說是送我們去機場的客車司機睡過頭了，幸好及時叫醒他，他臉也沒洗，睡眼惺忪地就跑來了，搞得我好一陣緊張，也沒敢指責他。
總算按時趕到了太平寺軍用機場，天還沒大亮。其實作家們很配合，但我的精神始終緊繃著。托運行李時，那些驕傲的空軍小夥子與我們的作家發生了衝突。事情很簡單，有個女作家行李超重，他要罰款，一男作家說，我們都是一起的，行李一起算肯定不會超重。那個兵不肯。這顯然有些不講理。男作家來氣了，一時間氣氛緊張。我趕緊上前好言調解，息事寧人，趕緊辦理了手續。等終於把全體弄上飛機坐下時，我感覺自己精疲力竭，然後身上就不對勁兒了。我預感自己的老毛病犯了。果然，到拉薩時，我已全身過敏，模樣十分可怕，臉都腫了，腫到睜不開眼。少女時代我是個很愛過敏的人，每年都發病。成年後比較少了，就忘了這個茬，根本沒帶過敏藥。沒想到突然間回到少女時代，狼狽不堪。
幸好同去的一位作家帶了息斯敏，趕緊給我吃了兩粒。人體的過敏源至今是個醫學難題，而我那次，肯定是精神過於緊張引起的。我知道終會過去的，就耐心地躺在床上等，等著那些來無蹤去無影的紅斑消退。等到下午５點多，它們果然消退了，就跟機場的那些兵一樣，嚇唬嚇唬我又走了。於是我爬起來，按時參加了軍區政治部歡迎我們的晚宴。
腫著一張臉飛進西藏，印象自然深刻。
我獨自一人那次，也很難忘。
是１１月裏，連成都也很冷了。我當時的領導，創作室主任楊景民，考慮到我一個人進藏，又是個女人，就起了個大早，親自把我送到太平寺軍用機場。
楊主任是從西藏出來的，他的青春歲月在那裏度過，他對西藏沒有向往，隻有回憶。有時他會在辦公室給我們講西藏。講他的當兵生涯。我記憶中比較深的一個細節，是他說他入伍時帶著小提琴，分到西藏某工兵團後，有天早上他剛把小提琴拿出來擺開架勢，班長就走了過來，從他肩上取下小提琴，換成一把鎬頭，說，走吧，上工地去。他就扛著鎬頭和班長去工地了。他所在的工兵團，參與了拉薩到貢嘎機場道路的修建。
那個早上楊主任把我送到機場後，就回去了。他直打哈欠，還沒睡醒。確實太早了。冬天的淩晨六點啊。所有飛往西藏的航班都是在早上七八點起飛，也許因為這個緣故，在我的感覺中，飛西藏，就是往天亮的地方飛。
我辦好手續，一個人在簡易的候機室裏坐著，看許多臉頰黑紅黑紅的西藏軍人在排隊辦理登記手續，有軍官，有士兵。軍人中間，還夾雜著拖兒帶女的家屬。沒有喧嘩，也沒有說笑聲。大家似乎都和我一樣，還沒完全從睡夢中醒來。一個孩子忽然哭了，他的母親顧不上哄他，隻是把他往懷裏摟了摟。我知道軍人假期到了必須回去，不管是什麽季節，我想不通的是家屬們為何要在寒冷的冬天進藏？還拖著年幼的孩子？他們受得了嗎？一個跟我兒子一般大的小男孩兒，被他的母親背在背上，腦袋耷拉著熟睡。等他一覺醒來，就到了另一個天地。不知他能否呼吸順暢？
太平寺軍用機場總有濃濃的西藏氣氛，有時我會覺得到了太平寺軍用機場，就已經到了西藏。
這時，大門口傳來煞車的聲音，接著出現一輛北京吉普，上麵下來一男一女。男的很帥，女的挺漂亮。女的把水果遞給男的。男的說，你回去吧。女的說，那就祝你一路平安了，遂上車走掉。我把這一幕看進眼裏，繼續發呆。幾分鍾後，我一扭頭，突然發現那個男的就坐在我身邊。他笑著問我，你進藏探親嗎？
那是１９９０年，我軍剛改文職沒兩年，文職沒有軍裝，我穿著綠白兩色的羽絨服，圍著白色羊毛圍巾。大概很像探親的部隊家屬。我說不是的，我是去采訪，我也是軍人。他很高興，說我也是軍人。他當時穿一件黑色風衣，裏麵裹著軍服。我看出來了。他怕我不信似的，馬上掏出軍官證給我看，是個營長，中校軍官。我們交談起來，然後一起上飛機，一起飛拉薩——軍航上不對號入座，也沒有空姐。到機場後，接我的人還沒有來，他就陪我等，還給我喝他的兵帶給他的滾燙的紅參水，讓我覺得拉薩的冬天沒有那麽冷……
這個開頭，後來被我用在了我的小說《天天都有大月亮》中，幾年後，小說改編為電影《遙望查果拉》。據說已成為西藏軍區新兵必看影片。遺憾的是，拍得不夠好。他們把我的嚴寒拍成了色彩斑斕的夏日，把許多艱苦生活的細節省略了，用一些豪言壯語代替，讓我看了很不安，很怕觀眾以為西藏軍人真是那樣的。
那個冬天，我在西藏呆了整整一個月，獨自奔波采訪，吃了不少苦頭，也收獲不小。正是那一次，我第一次知道了５０年代初女兵進藏的事，心裏落下了《我在天堂等你》的種子。
一個月後我結束采訪，準備出藏。正是年底，趕上了一年一度的老兵退伍，機場無比擁擠。許多航班都去執行送老兵的任務了。加上天氣不好，我買的那趟航班被推後到第二天。我很著急，在西藏已經一個月了，兒子還小，又不能通電話。關鍵是如果走不成的話，還得返回拉薩，而送我到機場的車已經走了。正在我焦慮不安時，我遇見了進來時在機場認識的那位營長。他來送他們部隊的老兵。聽我說了情況，當機立斷，給我換了一張當天航班的頭等艙。
等飛機時，我看到到處都是流淚的場麵，許多老兵毫不掩飾地哇哇哭著。其中有幾個女兵，臉龐像藏族姑娘似的黑裏透紅，她們緊緊抱成一團，鼻涕眼淚互相蹭在對方已經脫去了領章帽徽的軍衣上。她們無聲地嗚咽著，不願抬起頭來。她們在為她們不尋常的青春流淚，在為她們患難與共的姐妹流淚。我相信，她們在西藏從軍的三年，所付出和所得到的，將超過以後的三十年。
我被離情包圍，亦產生了濃濃的不舍之情。我想我對西藏的感情，是從那次開始的，也就是第二次。而第一次，我渾然不覺。
一個人和一個地方的感情，與一個人和一個人的感情是相似的，有一見鍾情的，也有日久生情的。我對西藏，屬於日久生情。
４．愛西藏的女人
又回到拉薩。
汽車駛入西藏軍區大院，覺得非常親切。士兵依然肅立挺拔。大道依然整潔幹淨。老柳樹依然鬱鬱蔥蔥。
想起上次進藏，剛進軍區大院就吃驚地發現，路邊的柳樹全被砍了頭，隻剩下木樁子般的樹樁。當時把我急得直嚷嚷，幹嗎啊，幹嗎這樣啊？幹嗎砍樹啊？沒人理我。後來有人跟我解釋說，砍了會長得更好。我不信，我真怕它們就此犧牲了。
還好，這次一進大院，我看到它們依然活著，木樁上抽出了新的枝條。但老實說，沒有原來的好看了。我還是覺得不該砍，該讓它自由生長。亂有亂的活力。
Ｃ大校開會結束來看我們，親切握手，寒暄，然後讓我們試穿他為我們準備的行頭：迷彩服，羽絨背心，大衣，棉皮鞋，帽子，等等。穿好後一一讓他審看，好像我們是兩個剛入伍的新兵。
我試穿完畢，開始犯暈了。知道這是正常反應，沒在意，隻是告誡自己少說話，少激動。但暈的程度依然在增加。回頭看Ｙ，她也是小臉發黃，正在高原反應中。
中午想好好睡一覺，卻沒睡著，激動嗎？不應該啊。已經是老西藏了。下午坐在那兒繼續犯暈，看見電視裏的人載歌載舞，很奇怪，想，這些人怎麽不怕喘啊？還這麽折騰？後來一轉念：人家又不在高原，又不缺氧，當然可以唱歌跳舞了。
反應開始遲鈍了。
坐那兒發暈的時候，接到一條短信，是一位青島朋友發的，邀請我五一長假去青島玩兒。我立馬打起精神給她回複說，我在拉薩呢，我又進藏了。她馬上回複道：好羨慕你啊。
這也是個愛西藏的女人。我們原來素不相識，她讀了我的小說《我在天堂等你》後，無比向往西藏，去年夏天請了假，獨自一人背著行囊踏上了進藏的路。路過成都時，經朋友介紹我們見了一麵。她告訴我她打算先飛進去，再坐車出來。我跟她說，這要看你進去後的感覺，是否適應，是否喜歡。半個月後她出來了，還是飛出來的，沒能實現走陸路的願望。她很喜歡西藏，可高原反應一直纏繞著她，兩條腿都腫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她還是堅持跑了幾個地方，以瘸腿的方式，留下了她在西藏的足跡。出來後她告訴我，回青島後她要好好鍛煉身體，以便再次進藏。
我發現喜歡西藏的女人，都是愛做夢的女人。
昨天在電視上看到那位高原生態學家徐鳳翔，亦是一位充滿夢想的女人，可敬可愛，為了西藏的環境保護和生態研究，她在四十歲以後毅然進藏，在西藏一呆２０年。被人們稱為森林女神。黃宗英為此寫了報告文學《高原小木屋》，轟動一時。如今年屆７０歲的徐鳳翔雖已離開了西藏，但依然在從事西藏的環保工作，在北京集資修建了一個專門宣傳西藏環保的小木屋。我在電視上看到她說著一口南方口音的普通話，笑眯眯的，穿著繡花的中式服裝，女人味兒十足。我一下就喜歡上了她。我想如果今後有機會，我一定去北京她的小木屋看看。
我相信我們很容易溝通，有西藏這座橋梁。
再說一個愛西藏的女人，詩人馬麗華。
我到西藏，總愛帶著馬麗華的詩，薄薄的一本，《我的太陽》。我迄今認為，在西藏讀馬麗華的詩，是件很美的事，很舒心的事。
作為一個作家，我這輩子最遺憾的是第一不會寫詩，第二不會寫話劇，而這兩樣都是我最喜歡的。話劇還有可能彌補，詩是肯定不行了。年輕時激情滿懷時都寫不出來，何況如今？
不會寫詩卻喜歡讀詩。早在沒去西藏之前，我就讀到了馬麗華的長詩《我的太陽》，當即被迷住了。我托人向她要了本詩集。可以說，我第一次進藏，稍微明確一點兒的目的，就是想見見馬麗華。
很巧，與我們一同飛進西藏的蘭州軍區《西北軍事文學》主編賀曉風，就是專程去拉薩給馬麗華開作品研討會的。當時馬麗華的長篇紀實散文《藏北遊曆》剛問世，發表在《西北軍事文學》上。
拉薩的夏天很愛下夜雨，白天太陽大大的，夜裏就淅淅瀝瀝雨個不停。我們伴著雨聲坐在招待所的房間裏聊天。有人敲門，馬麗華來了，普普通通的一個女人，惟有臉頰上的兩團紅色，昭示著她的高原身份，還有不太明顯的山東口音，表明著她是漢家女兒。她和拉薩的夜雨一起，出現在我麵前。
賀主編為我們作了介紹。我有些拘謹，向她表達了我對她詩歌的喜愛，和對她本人的敬意。她笑著說謝謝，並拿出新書來簽名送給我們。坐了一小會兒，她就走了。那一夜，我便在拉薩的夜雨聲裏，通讀了《藏北遊曆》。
第二天，馬麗華的作品研討會就在西藏軍區招待所的會議室召開。印象中沒有從內地來什麽評論家和作家，都是在西藏在拉薩工作的文化人。大家都非常誠懇非常認真地談了感受，討論會開得很實在。就半天。下午，我們應馬麗華之邀，去她家做客。
在西藏文聯的院子裏，我們走進一座小樓。馬麗華的家就在小樓裏。西藏自治區對作家們還是很優待的。
那一天，我在馬麗華家裏見到了很多西藏的文人，見到了馬麗華的丈夫老Ｚ，見到了那些與她一起奔赴高原，與她一起為西藏激動，為高原奉獻詩情的朋友。其中一位，就來自藏北草原。馬麗華曾在詩裏這樣寫到：
後來你說，在小小的高原之上
還有一片大大的草原
我的兄弟！你去草原
去了整整五年
季風已修改了你的性格麵容
眼角被刺出了作為草原人的紋章
你以盤膝而坐的牧民姿勢
給我描繪從此屬於我的草原
……
這樣的詩，這樣的詩人，這樣的詩中人，都是那時的我無比向往和熱愛的。我置身他們的中間，感覺如夢一般美妙。
馬麗華包餃子招待我們，一個很大的盆子已經攪好了肉餡兒，老Ｚ正在和麵。收錄機開的聲音很大，放著熱烈的音樂。朋友們說說笑笑的，非常開心。我們喝酒，跳舞，唱歌。交談中馬麗華告訴我，她最喜歡的顏色是大紅大綠，她最喜歡聽的音樂是大合唱。總之喜歡一切熱烈奔放的東西。
我當時聽了想，這像她。這像我喜歡的詩人。
後來應賀主編之約，我寫了一篇馬麗華的印象記：《你是那無花的草原》。馬麗華看了後說，你把我寫得太好了。
我沒法不把她寫好。我崇拜她啊。那麽勇敢地進藏，為了詩歌，為了愛情，為了夢想。而且她的那些詩，那些寫西藏的詩，至今是我最喜歡的。《總是那草原》，《我是太陽》，《五冬六夏》，等等。
我是先讀了這些詩，還有詩一樣的《藏北遊曆》。然後才去藏北的，所以感受特別不一樣。當汽車在漫漫的藏北高地上行駛時，我腦海裏不停地浮現出馬麗華的詩句，比如《五冬六夏》：
穿越季節河，歲月解凍
折疊成美而又美的漣漪
大草原一年一度青綠
羚羊與旱獺的草原
鷹笛與牛角胡的草原
陽光瀑布千秋萬歲的奔瀉
荒野因我的祝福與愛光彩照人
清冽的風款款流過
犛牛裙裾與長尾飛揚如帆
獨行的狼優美地駐足張望
一朵杯形紫花兀自低語
又拘謹又浪漫叫人憐愛
一棵喬木也沒有，一蓬灌叢也沒有
隻有在遙遙遠遠的地方
有株可望也不可及的白旗檀
如海洋如星空的草原啊
如牧歌如情人的草原啊
深入並且遼闊
並幻想能在最為動人的那刻死去
化身為大草原的守護神
每當清風悠悠瑞雪紛紛
便是我足跡所致
——但為了什麽終於不能
請馬麗華原諒，我在這裏這麽大段地引她的詩。
當然，馬麗華最著名的，是那首《我的太陽》。很長，我就不再抄了，隻說其中兩句我難忘的：從未相許的是我的太陽／永不失約的是我的太陽。誰在太陽麵前有這樣的自信？
每次進藏，我都會抽時間去馬麗華那兒，聽她聊聊近期的見聞和感想，如果碰巧有朋友來，那就更好了。我喜歡她和朋友在一起談西藏的那種氛圍。
有一回我去，剛坐下門就被敲響了，來了兩位麵色黧黑的男人。馬麗華給我介紹說，他們是四川大學的青年學者，剛從阿裏考察出來。自三年前起，他們每年都進藏考察，主要是考察阿裏方向。每次進來都要呆上大半年。我從他們兩人的臉上，完全可以想見他們吃了多少苦。他們和我打過招呼後，很快進入正題，開始講他們考察的收獲。馬麗華邊聽邊記，還提出各種問題，顯得很入迷。我雖然不大懂，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沒想到在我看來荒無人煙的阿裏，有這樣深厚的文化根基。顯然我們的人類祖先早已在那片土地上生息繁衍過了，勞動創造過了。也許那時這片土地還沒有崛起為高原，不缺氧也不奇寒；也許那時的阿裏有樹木有河流，有峽穀有湖泊……
當然，讓我感興趣的是人，是他們三個人。當時是１９９５年，內地正是經濟浪潮席卷每個角落的時候，股票，房地產，下海經商，這些詞匯掛在每個人的嘴上，他們卻一頭紮進遙遠的寂寥的阿裏，潛心做他們的學問。
在拉薩午後的陽光下，我們四個人聊了整整一下午。那真是一個讓人享受的下午，一個與世隔絕的下午。離開的時候，天完全黑了，還下起了小雨。馬麗華把我送到門口，看我上了一輛三輪車，才揮手告別。我在獨自返回的路上，心裏充溢著溫暖和愉悅。
現在馬麗華已經離開西藏了，但我進藏仍喜歡帶上她的詩，在旅途中讀給朋友們聽。幾乎所有的朋友都喜歡。可惜我不會寫。人家說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到了廣州才知道自己錢少，我是到了西藏才知道自己無才，哪怕心裏激情蕩漾澎澎湃湃，筆下也無一字詩。所以隻能讀別人的詩了。
能有詩讀，也很幸福啊。
５．出發，從紀念碑下
早上突然醒來，一看表８點了，嚇一跳，趕緊爬起來，慌慌張張地洗漱，慌慌張張地收拾東西。終於出發了。盡管狀態不夠好，高原反應仍在繼續。
Ｙ舉著攝像機朝著車窗外邊拍邊解說：今天是４月２７日，我們工作組從拉薩出發，前往山南。
盡管腦袋有些昏，我還是從窗外掠過的街景中，一眼看見了矗立在街頭的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紀念碑。它挺立在高原的陽光裏，挺立在拉薩河的北岸，一如我前幾次看到的一模一樣。我的心在那一刻又疼了一下。每次都如此，每次我都會在那一瞬間，舉行我自己的默哀儀式。
也許這座紀念碑立在這裏，已經被大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熟悉到感覺不到它的存在了。所謂熟視無睹，就是這個意思吧。２０多年了，恐怕連它自己都習慣了，每天默默地看著身邊來來去去的各種車輛，大貨車小臥車越野車馬車三輪車，車輪滾滾，成千上萬次地碾過路麵，騰起的灰塵一次次落下，落滿肩頭……可是我一看到它，依然會心疼、難過，依然會想起犧牲在築路中，尤其是犧牲在川藏線上的那些烈士們。我總是想，那些在修路中死去的人和活著的人，他們的靈魂一直在注視著這條路嗎？
紀念碑的碑文，有如下字句：
川藏公路東至成都，始建於１９５０年４月；青藏公路北起西寧，動工於１９５０年６月。兩路全長４３６０餘公裏，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５日同時通車拉薩。
世界屋脊，地域遼闊，高寒缺氧，雪山阻隔。川藏、青藏兩路，跨怒江，攀橫斷，渡通天越昆侖，江河湍急，峰嶽險峻。十一萬藏漢軍民築路員工，含辛茹苦，餐風臥雪，齊心協力，征服重重天險。挖填土石三千多萬立方，造橋四百餘座。五易寒暑，艱苦卓絕。三千誌士英勇捐軀，一代業績永垂青史。三十年來，國家投以巨資，兩路已經改建。青藏公路建成瀝青路麵。高原公路，亙古奇跡。四海聞名，五洲讚歎。
這其中說“三千誌士英勇捐軀”，實際上據我所知是不止的，僅川藏公路就有四千之多。我曾在書中寫到具體數字，我想再一次把它寫下來，即在修築川藏線的三年時間裏，犧牲的官兵為４９６３人。
６．無湖的無名湖
在煎熬中顛簸了近４００公裏後，我們終於從拉薩經山南經錯那，抵達了Ｌ。對我來說，“終於”這個詞尤為重要。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一路眩暈著嘔吐著，完全是在毫無知覺的狀態下被拉到Ｌ的，怎麽翻的山，怎麽過的河，一概不知。
Ｌ是一條溝。海拔比亞東和察隅還要低，就２４００米。樹木蔥鬱，空氣清新，雨水充足。滿山遍野都是綠。高原苔蘚，荊棘灌木，針葉林闊葉林，一層層一疊疊的覆蓋著同樣的西藏的山。對我們這些從海拔５０００米的雪山上下來的人說，這裏就是天堂。如果換個說法，這裏就是氧氣瓶。
但這裏依然是邊境線。在這條邊境線上，有個著名的邊防點，叫無名湖。
關於無名湖，我聽到過許許多多關於它的故事。新世紀的那個春節，在有幾億人觀看的春節聯歡晚會上，有位西藏軍官就代表無名湖哨所給全國人民拜年。我想之所以把拜年的地點定在那裏，就是因為它的重要和艱苦都相當著名吧。
我想講一講Ｃ大校告訴我的無名湖。
Ｃ大校將無名湖定義為整個一線哨所最艱苦的地方。它的海拔為４４６０米，我知道海拔一旦上了四千，對人的生存就是一種挑戰。但無名湖的艱苦還不在海拔上，而在它與外界幾乎隔絕的環境上，在它極其艱險的道路上，在它極其惡劣的氣候和自然條件上。
Ｃ大校去過那裏，他非常肯定地告訴我：“你肯定不行。上不去也下不來。”曾經有個女記者，堅決要去，走到一半時受不了了，精神和體力都支撐不住了，後來是戰士們把她背上去的。上無名湖沒有路，從下麵的邊防連ＷＤ上去，需要攀援三處絕壁，跨越兩處深澗。絕壁分別是６０度和８０度，有繩索固定在那裏，分６次才能攀援上去（或分６次才能跳躍下來）。深澗上橫枕著兩棵放倒的大樹，中間釘上鉚釘就算橋了。盡管它到ＷＤ的直線距離隻有８公裏，但其海拔落差卻是一千多米。於是這８公裏的距離，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ＷＤ有樹有水，有花有鳥，而無名湖，除了２４小時不停地刮大風，就什麽都沒有了。
無名湖名不符實，不但沒有湖，連水都沒有。也許很久很久以前，那裏是有湖的，就和錯那的情況一樣，不但有湖，可能還有金魚，有白色的天鵝。但是現在，無名湖最著名的是風，又大又冷又硬的風，長著大魔爪的風，揮著利劍的風，吹著石頭滿山跑都不算了，還經常把連隊的房頂掀掉，扔進山溝裏，或者撂到邊境那邊去。為了固定住哨所的房子，官兵們在每個鐵皮屋的四角，都用鐵絲拴著大石頭墜著。成為一道獨特的景觀。別看事情簡單，還需要點兒技術呢，那些石頭重了不行，鐵絲容易斷，輕了也不行，抗不住風，一定要恰到好處。
Ｃ大校告訴我，他那年去無名湖的時候，還沒有任何能通車的道路。他就從Ｘ出發，步行了１５公裏（耗時四個多小時），抵達了無名湖。在無名湖工作結束後，他要去ＷＤ。他就問戰士們從無名湖下到ＷＤ需要多長時間，戰士們說，隻需要４０分鍾。Ｃ大校就給自己暗中預定了兩個小時的時間。他想自己年紀大了，又從來沒走過，肯定得比戰士多花兩倍的時間才行。
可沒想到兩倍都不夠，他花了三個半小時才走下去的，而且到最後是由戰士們攙扶著的。整整三個半小時，人就在那些齜牙咧嘴的岩石上跋涉，沒有一米的平地，隻能一點點拽著繩子慢慢往下走。
他說，不瞞你說，到後來我的腿簡直就不像自己的了，根本控製不了了。剛開始，我還假裝拍照片，停下來站一站，歇口氣。可是根本無法站穩，雙腿抖個不停，得靠兩個兵扶住我的腿，另外兩個兵扶住我的肩，我才能舉起相機。後來我也就不再假裝了，走５分鍾，就坐下來呼哧呼哧大喘氣，再走。
由此一想，駐守在那裏的戰士真是了不起，他們不但忍受住了艱苦的生活，還鍛煉出了超凡的體格和膽量。他們從無名湖下到ＷＤ隻需４０分鍾，從ＷＤ上到無名湖，也隻需一個多小時。
關於無名湖哨所，Ｃ大校還講了兩個細節。
第一：由於上山的路太陡，給他們運糧食的馬總是走得滿身大汗，汗流馬背，然後一滴滴地滲到裝米的麻袋裏去。由此，每一袋米都充滿了馬汗的味道，無論怎樣淘洗都洗不掉，在那裏吃的米飯，全是這種味道。當然，Ｃ大校說這樣的情形在其他一線哨所也有。
第二個細節：Ｃ大校和工作組離開連隊時，連隊派了好些兵護送他們。Ｃ大校說，不要去那麽多人了，下去上來的，太辛苦了。不想連隊幹部小聲告訴他，這對戰士們來說，是美差，都爭著想去。雖然爬上爬下很累，可畢竟能走出他們成天蝸居著的小天地，能看到樹，看到溪水，能新鮮一陣子啊。
我聽了之後，又犯女人心軟的毛病，就問，為什麽不能把這個點往下移８公裏呢？那戰士們不是好過得多？
話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太幼稚了，不，是太愚蠢了。
Ｃ大校簡潔地說，不行。我們的哨所隻有在那個高度上，那個點上，才能很好地監控對方情況，才能應對敵人的不斷蠶食。再說了，無論哪個哨所都艱苦，都不可能享受的。ＷＤ也有ＷＤ的苦。
我說ＷＤ能苦到哪兒去呢？環境那麽好。
Ｃ大校說，我隻跟你說一點，ＷＤ曬不到太陽。一年有３００天的大霧，潮濕得不得了。你知道不知道，ＷＤ連隊有個特殊編製，就是曬被員。
“曬被員”？這讓我好奇。後來一位參謀告訴我，ＷＤ常年大霧，難見太陽。戰士們雖然住在吊腳樓裏，也躲不過潮濕的浸入。霧是無孔不入的，即使不開窗戶，它們也會從一些牆壁的縫隙中湧入。牆壁滲水珠，房頂上也滴滴答答地往下滴水。官兵們洗了衣服從來沒有晾幹過，隻能用火烤幹。蓋的被褥更是常年潮濕陰冷。每天晚上睡覺，不是被子溫暖身體，而是身體烘烤被子。烤幹了，第二天又被霧水浸濕。所以ＷＤ的兵，幾乎個個都有關節炎。所以ＷＤ的連隊，就有一名曬被員。
曬被員可不好當，必須動作麻利、反應敏捷，抓住太陽突然出現的那一刻，把連隊所有的被子都抱出去，抱到有陽光的地方鋪開來。再在太陽離開前迅速將所有被子收回去，免得霧氣來了白辛苦。ＷＤ連隊就發生過曬被員為了趕著曬被子和收被子，累昏過去的事情。
所謂鎮守邊關，在他們那裏是非常具體，非常感性的。體現在每一個白天，每一個夜晚，體現在吃什麽樣的飯，喝什麽樣的水。過什麽樣的日子，是天天吹風的日子，還是天天下雨的日子，在他們是不可選擇的，隻能接受和麵對。
離開ＷＤ時，我再次遙望對麵那鬱鬱蔥蔥的山巒。遙望那個我看不見的艱苦哨所，遙望那個在地圖上沒有名字、小而又小的地方。我為自己不能上去看一眼感到遺憾，感到歉意。我隻能在這裏，在紙上，向他們致以遙遠的但卻是非常真誠的敬意。
７．孤島墨脫
Ｌ這個山溝，總讓我想起林芝，米林，察隅，還有亞東。
回到成都後，我把一張我拍的Ｌ的照片作為電腦桌麵，看見的朋友問，這是青城山嗎？的確，你待在這樣蔥綠的山溝裏，根本感覺不到是在西藏，
連綿的雪山，寸草不生的荒原，那是一般人腦海裏的西藏。
事實上，西藏什麽樣的地形地貌都有，非常之全。
雪山荒原不必說了，也有原始森林，也有大草原，也有河穀平原，也有濕地，也有沙漠，也有冰川，也有土林，還有鬱鬱蔥蔥的青山。
就氣候來說，有典型的高山氣候，如錯那，有高原亞寒帶氣候，如藏北，有亞寒帶濕潤氣候，如林芝米林，也有溫帶、亞溫帶氣候，如拉薩山南。最有意思的是，也有亞熱帶氣候，想不到吧？那就是墨脫。
墨脫是西藏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位於西藏的東南角，麵積隻有３萬多平方公裏，平均海拔隻有１０００多米。待在那種地方，你說感覺不到西藏，那是真的。
１６年前，我跟隨我們軍區攝製組坐直升機飛進墨脫時，中國人知道墨脫的沒幾個。不要說別人，就是我們成都軍區，進過墨脫的人也屈指可數。我因此很驕傲，常常向人吹噓，自己去過墨脫，是坐在直升機上的，具體地說，是坐在大米袋上飛進墨脫的。
在飛進墨脫的半個小時行程中，我看見了春，夏，秋，冬四個季節的景色，看見了雪山，看見了山林，看見了沙漠，看見了河流，最後看到了鬱鬱蔥蔥的亞熱帶景色。
那個雪山，便是多雄拉雪山，海拔４８００米。它像一道堅實的屏障，擋住了西藏高原的嚴寒和風雪，也擋住了墨脫與外界的通道；而在墨脫的南麵，與印度接壤，孟加拉灣的熱氣流令它有了溫暖濕潤的亞熱帶氣候。
我當時是１２月份飛進去的，穿著毛褲羽絨衣，一下飛機簡直熱壞了，連忙輕裝。一眼看見營區的房前屋後，到處開著薔薇花，真感覺到了世外桃源。四周山上的樹木鬱鬱蔥蔥，我們去門巴人聚集的背崩鄉走訪，一路看見樹上掛著無人采摘的黃澄澄的檸檬，還有芭蕉叢、橘子樹。走進村裏，房屋多為木頭搭建，家家門前堆著高高的柴火，炊煙嫋嫋，雞鳴狗吠，很是熱鬧。一些孩子看見我們的記者扛著攝像機，也拿起木棍扛在肩上學樣子。婦女們圍著井台在洗頭洗衣服，見到我們有說有笑的，一點兒不拘謹。因為日照厲害，她們在井台上蓋了個涼棚。那氣候，那植被，那感覺，簡直有點兒像西雙版納。
墨脫可以種水稻，豈止是水稻，它四季如春，雨水充足，陽光也充足，種什麽長什麽。可惜由於交通閉塞，墨脫的發展非常緩慢，至今縣城裏沒有汽車，也沒有自行車，所有的交通工具就是兩條腿，不要說走出墨脫，就是從墨脫下麵的鄉走到縣城，也得翻山越嶺好幾天。
墨脫的確如孤島般孤獨。
可是今天我上網一檢索，關於墨脫的文章，竟然有８萬多篇，很多人不光是知道，還走進走出。僅僅是記錄走進墨脫的文章，就有幾千篇。現在這些旅行者可真是厲害。顯然墨脫已無法安寧了，無法“藏在深山人未識”了，我也沒什麽可炫耀的了。
不過我還是想講講墨脫。
我相信那些去過墨脫的探險者、旅行者，恐怕很少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墨脫不僅僅是孤島，還是邊境線。有邊境線，就得有人守衛，就會有我們的邊防軍人。
墨脫的海拔落差很大，最低處７４０米，最高處４８００米。這樣一個落差，便是很難修通公路的主要原因了。要進墨脫，那路完全沒有一寸平緩的地勢，懸崖峭壁重疊，急轉彎一個接一個，加上著名的雅魯藏布大峽穀主體段都在該縣境內，急流險灘處處。走這樣的路，人要借助手，騾馬得來回倒騰它們的蹄子，稍不慎，就可能跌下深淵。有人說，魯迅先生關於“路是人走出來的”那句名言，在這條路上無效。千百年來，有多少人踩馬踏，它仍成不了路。
除了危險，還有非常可怕的螞蟥區。有位連長帶著狗去巡邏，經過螞蟥區時，狗竟被螞蟥活活咬死了，光鼻孔裏就拽出２０多條。他自己也傷痕累累。戰士們行軍經過螞蟥區，衣服被咬成網是常事。除了螞蟥，還有毒蛇和毒蚊。曾經有兩位去墨脫演出的西藏軍區文工團的演員，因被毒蚊叮咬感染而死，還有一位戰士夜裏站哨，被眼鏡蛇襲擊而死。
那不是路，是鬼門關。
這樣的“路”，對探險者來說，也許是刺激，對守衛在墨脫的邊防軍人來說，意味著什麽？
意味著他們在正常的訓練巡邏生產戍邊外，每個人都必須冒著生命危險行走那條不是路的路。據統計，墨脫的每個戰士在服役期間，平均每人每年要在那條路上往返１４次，而且負重５０斤左右。
不管那條路有多麽難走，他們所有的糧食供給，都要從那條路進來，而且官兵探親，上學，開會，等等，也都必須從那條路出去。上級領導檢查工作，記者們采訪，也都必須從那條路進去。他們所吃的苦頭不用我寫，隨便一想都能知道。
Ｃ大校告訴我，林芝分區參謀長的李光誌，就多次走過那條路，多次去墨脫蹲點。有人對他往返墨脫數次而安然無恙表示詫異，說他有“特異功能”，這位黑瘦的參謀長聽了大聲說：
“胡球扯！我這副腳板，是靠向共產黨叩長頭的信念給磨出來的。在這個地方當官，走不了墨脫路跟雄不起來差不多，丟人！不要以為墨脫路邊上隨處可見的白骨都是壯士留下來的，沒那回事兒，也有相當部分是懦夫的屍骸！”
很精彩。可惜我沒見過這位好漢。
我那次去墨脫，見到了邊防營李營長。黑黑瘦瘦的，話不多。記者們告訴我，他已經在墨脫幹了十幾年了，是個墨脫通。當時我來不及采訪他，隻在營房前與他合了影。在我走後的第二年，他的妻子兒子來探親。按以往，是他走出墨脫到林芝分區與妻子兒子團聚。可當時正趕上訓練，他脫不開身，分區司令員就特許他的妻兒搭乘直升機飛進墨脫。不想進去容易出來難，返回時，怎麽也等不到飛機了，李營長隻好帶他們走出墨脫。兒子才６歲，隻能背著。妻子邊走邊哭，哭了一路，說，你在這裏太苦了，跟我們回家吧。李營長就反複說，對不起，讓你們受苦了。以後會好的。再苦，這裏也是我們祖國的土地啊。
１９６２年解放軍到墨脫時，墨脫一座橋都沒有。懸崖峭壁尚可攀登，大江大河怎麽飛越？百姓們隻能靠牛皮筏子或者空中藤索過河，每年都有很多人葬身河穀。
１９６３年，解放軍決心在雅魯藏布江上建鋼索橋。１２根長３００米、直徑４厘米的主鋼繩，是靠７５名身強力壯的戰士扛進墨脫的，整整走了１００天。怎麽把鋼索牽引過江？又是一個難題。
當時負責修建大橋的副團長李春想出一個辦法，用大炮打。選用８２門迫擊炮，卸去彈頭的引信，經過準確計算，將牽引用的粗麻繩一根根打過江去，再結成網，然後借助繩網將鋼索牽引過江，再鋪上木板，拉上兩側的保護網，恐怕眾多的橋梁工程師都沒聽說過吧？
１９６４年國慶節，墨脫的第一座鋼索橋建成，命名為解放橋。之後，墨脫官兵用同樣的辦法在境內修了１２座這樣的鋼索橋，還架設了８６座小橋。
我想這樣的建橋法，應該寫入建築史。
由於不通公路，墨脫駐軍的糧食供給如果完全靠空運的話，每斤大米比肉還貴，得１６元１斤，副食得１８元１斤。若靠民工騾馬隊運輸，也很昂貴，何況還常常發生人死馬亡的事。
墨脫官兵於是自己動手，生產糧食。１９８８年第一次開荒，就在百姓們稱為“狗熊窩”的地方，開墾出了６０畝荒地，當年就種出水稻兩萬斤。後來又開墾出５０畝荒地，種出水稻、玉米等糧食六萬餘斤。另外還種了大量的蔬菜，栽種了果樹，還養豬養雞。大大減少了運輸量，也改善了生活。
１９８５年中國軍隊大裁軍。消息傳到墨脫時，百姓們著急得不行，生怕墨脫的駐軍會被裁掉。
門巴族，珞巴族，藏族，都推選出有威望的老人，舉著火把連夜趕到縣城，要求縣政府打報告，把解放軍留住。婦女和孩子成群結隊地來到營區，眼淚汪汪地拉著官兵的手懇求他們不要走，來軟的；那些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則來硬的，扛著斧頭，提著彎刀，在橋邊日夜守候，一旦解放軍撤離，就砍橋斷路，強行攔住解放軍……
百姓們如此信任解放軍，依賴解放軍，那都不是無緣無故的，是幾十年來點點滴滴積累成的。
軍隊修路架橋，教百姓科學種糧，幫百姓辦學校。墨脫縣的幹部，三分之二都是部隊小學畢業的。縣長就是第一屆畢業生。
還有，常年為百姓看病。在西藏，為當地百姓看病治病，是駐藏部隊的一個重要任務，它在軍民關係和藏漢團結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這裏我想披露一個驚人的數字，西藏軍區每年貼補藏族群眾看病的醫療費，數額巨大，僅駐拉薩的西藏軍區總醫院，每年就要貼補３５０萬之多。加上駐在下麵各地區的其他陸軍醫院，以及各個邊防部隊的醫院，甚至各個邊防點的衛生隊和醫療所，每年合計貼補在民族醫療這一塊兒的費用，我估計得上千萬。
我沒有對此作具體的采訪，我想那應該是一個很大的專題。我隻是簡單地披露一下這個數字。我想不用我多說什麽，大家就會明白，這樣一筆投入，對於西藏部隊意味著什麽，對於藏族人民意味著什麽。
過去老人愛說，你隻要誠心誠意地攥著，一塊石頭也能攥得熱乎乎的。那何況人心呢？
以心換心，外人也是可以成為親人的。
８．有一種狗叫軍犬
下午３點左右，我們到達ＳＭ某步兵營。
Ｃ大校與工作組一行即開始工作；我和Ｙ二人四下裏參觀。一如所有的部隊，這個部隊也非常整潔幹淨。宿舍，食堂，都一塵不染，直線加方塊。操場上，有幾個戰士在拔草。食堂的留言簿上，有戰士們坦率的留言，我喜歡，就拍了下來。有一條說，近來飯菜花椒太多。還有一條說，食堂的物品擺放不夠整潔。看得出今天兵與過去的兵，已有很大不同。
院子裏和其他連隊一樣，有很多狗。Ｙ追著去拍它們，一不小心撞到腳下的一條，激起群狗怒，嚇得她尖叫。戰士們把狗攆開，給我們介紹，狗有一個班，爸爸是條黑色的藏獒，媽媽是條黃色的土狗，孩子們的顏色自然豐富多彩，而且按照遺傳學觀點，它們一定聰明。我們不敢靠近，就趴在牆頭看他們，爸爸媽媽偎在一起，一群孩子在旁邊玩兒。幸福的一家。
原先我很怕狗，五歲那年被狗咬過。一條白色的狗從圍牆的洞裏鑽進院子，迅猛地撲向我，我竟以為是塊大石頭滾過來了，還疑惑這石頭怎麽滾得這麽快？及至它咬到我的小腿我才明白是狗。真笨傻到家了。後來一聽見狗叫我就心慌意亂，跟做賊似的。但自從五年前家裏養了條小狗後，我再也不怕狗了，一見到狗，哪怕是很大的狗，也忍不住湊跟前去打個招呼，好像已經和狗世界溝通無限。
在西藏的邊防部隊行走，與狗相遇是家常便飯。幾乎所有的邊防連隊都養了狗，少則三兩條，多則一個班。雖然它們不是那種品種高貴的、經過特殊訓練的、有檔案有軍齡的軍犬，但對於戰士們來說，它們的重要性不亞於軍犬，它們的可貴也不亞於軍犬。它們是他們不穿軍裝的戰友，是他們軍旅生涯最好的夥伴。
所以，我願意把所有邊防連隊的狗，都叫做軍犬。
尤其在那些偏遠的哨所，狗不僅幫戰士們看門守院，更重要的是給他們單調的生活帶來許多樂趣。狗因此很得戰士們的寵愛，經常有戰士把自己好吃的東西省下來給它們吃，探家回來的，都不會忘記給狗狗們帶些好吃的回來。每條狗都有自己的名字，每條狗也都有自己的職責。我跑川藏線時，走進每個兵站都先看到狗。隻要是穿軍裝的，不管男女，也不管官大官小，不管穿的是八七式夏常服還是迷彩服，它一律放行。反之，沒穿軍裝的，哪怕是隻雞從門口過，它們都要狂吠幾聲，以示其威力。白天，它們懶懶地躺在那兒，閉目養神曬太陽，天一黑，不用戰士們說，全都各就各位了，上自己該趴的地方趴著，大門口，宿舍，倉庫，圍牆下，炊事班，等等，凡重要的地方全都把守好，讓戰士們放心睡覺。即使下雨，它們也不會離開，完全遵守部隊的條例條令。
在西藏，我聽過很多狗的故事，這裏轉述兩個。
一個叫阿黃，是某部邊防４連的。阿黃每天早上聽著起床號起床，起來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菜地，看有沒有牛羊牲畜進入菜地糟蹋戰士們種的菜，如果有，就一陣狂吠將它們攆出；然後它就等著連隊飼養員把豬圈的門打開，將４０多頭豬趕上山去放牧。西藏許多連隊的豬都是在山上敞養的，真正的綠色豬。到了傍晚，它再把它們趕回來。有一回下暴雨，阿黃把豬趕回圈後發現少了４頭，又冒雨去山上找，非常之盡職。阿黃還會唱歌，連隊集合唱歌，值班員一起音它就張嘴大聲歌唱，完全跟戰士們的節奏合拍，聲音很響亮。
還有一條哨所的狗，我不知道名字，它每天從下麵連隊給山上的哨所送飯，一日三餐都送。它用嘴叼著籃子，裏麵裝著飯菜，送上去後，就蹲在那裏等，等兩個站哨的兵把飯菜吃了，它再把裝著空碗的籃子叼回來。這樣的工作，它幹了十幾年，直到去世，安葬在哨所。
它不該叫軍犬嗎？
再講一條叫肉頭的狗。肉頭是頭藏獒，在乃堆拉哨所“服役”，極通人性。跟戰士們一起巡邏，一起站崗。如果哨所有家屬來探親，肉頭會去迎接，在雪地裏一撲一撲地開道。它曾用這樣的方式，救過一個昏倒在雪地裏的士兵，它把雪拋開，用牙齒一點點地拖，硬是把那位士兵拖回到哨所。
乃堆拉的兵非常喜歡肉頭，他們對肉頭就像對自己的親兄弟，甚至比親兄弟還好。他們總是把上級發的罐頭省給肉頭吃，還給肉頭衝奶粉喝。冬天下雪的日子，實在太冷了，肉頭會鑽到戰士們的被窩裏去，也沒人舍得把它攆出來。
由於哨所離邊境線很近，它難免會越界，戰士們經常告訴它不能過去，它聽明白了，有時候去追什麽野物，過去了，會迅速回來。但對方的狗若是過來了，肉頭會毫不客氣地實施打擊，一直把對方攆咬得屁滾尿流，有時人家都撤回本國了，它還追上去，咬人家一嘴毛。
關於肉頭，有個神奇的傳說。有段時間，對方的偵察機老在我們頭上盤旋，肉頭看戰士們生氣，它也生氣，就每天衝著天空狂吠，連續三日，第四日，那飛機竟栽下來了！栽下來後，肉頭再也不叫了。至今，這還是個謎，是個戰士們喜歡的謎。
可惜，這條可愛的狗，卻死了。而且死於“非命”：它總是去咬哨所的豬。在乃堆拉哨所，豬很難養活，很難長肉，有時一年也長不到一百斤。但在乃堆拉，養活豬非常重要，因為有半年封山的日子，得依靠哨所自己養豬供給肉食。肉頭它不知為什麽，總是去咬住豬，一咬一死，一頭又一頭，嚴重影響了哨所戰士們的給養。連支部不得不開會做出決議，處理掉肉頭。
所有的戰士都哭了，但他們還是執行了決議。
現在，肉頭的墓地，還在乃堆拉。
當我想念西藏時，除了想念那裏的陽光和藍天，想念那裏的雪山和湖泊，想念那裏的軍官和士兵，也包括想念那些陪伴著戰士們的可愛的狗。
９．千山萬水傳遍
關於電話，在西藏有太多的故事了。
我第一次進藏時，不要說手機，就是有線電話也很難打。除了在拉薩勉強可以用軍線和家裏通個電話外，其他地方幾乎不可能。所以一進藏，我就和家裏不再聯係了，直到回去。好像那個時候也沒那麽牽掛。電話不通，信也很慢很慢，我在西藏給兒子寫的明信片，都是我回去之後才收到的。一走二十多天。
關於信的故事，在西藏也多得不行，可以寫上幾萬字。我從拉薩發個信都要半個月，你想那些在邊防的，得多長時間？有時信到了團部或營部，因為大雪封山，送不上去，所以很多邊防連隊經常半年收不到信，一收就是幾麻袋。但是，許多事，許多情，在收到信時，都已成為過去。由此發生的悲劇，數不勝數。特別是像墨脫那樣的地方，情況更加嚴重。墨脫是中國２１００多個行政縣裏，唯一不通郵的縣。不通郵對當地百姓來說可能不是個什麽問題，但對從全國四麵八方去那裏當兵的人來說，就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了。因為通訊障礙，發生了多少心酸悲痛的事情啊。
說幾個特別的例子吧。有個新兵，在送來的幾麻袋信裏都沒找到屬於自己的一封，就忍不住哭鼻子了。當兵離家，本來就有些不習慣，又在偏遠的哨所，又與外界隔絕。好不容易盼來了信，卻沒有自己的，是我，我也會哭一場。排長和班長輪番來勸他，安慰他，都沒用。他就是難過。後來排長想出個辦法，動員那些信多的戰士，每人貢獻一封給新兵看，而且指定要那種“好看的”，即情書一類。有的人一下收到幾十封呢。戰友戰友親如兄弟，那就貢獻唄。幾封甜甜美美的情書，總算把那個新兵給逗樂了。
在西藏連隊，情書公開是常事，我都參與過。１９９８年去查果拉哨所時，我曾給戰士們讀過排長李春的情書，李春不但不生氣，還幸福得臉色黑裏透紅。
還有個比較奇特的例子，發生在哨所軍醫誌翔身上，當他得知他要去的哨所通信困難時，就事先寫了數封交給在山下的戰友，讓戰友每月幫他發一封，其中包括關於妻子晉級的，關於孩子教育的，還有給父母賀壽的內容。他的家裏一直沒有察覺，直到後來妻子進藏探親才知道真相。
更有甚者，一位叫許光富的副指導員，在封山的半年時間裏，給妻子寫了一封長達７萬５千字的信，妻子收到後，讀了７個晚上才讀完。我不知道這可不可以進入吉尼斯記錄？
現在，都市裏已很少有人寫信了。聽郵局的同誌說，現在寫信的主要是兩類人，一類是打工仔，一類是士兵。打工仔還有可能買個磁卡往家打電話，而士兵，尤其是邊關的士兵，寫信仍是他們與家人保持聯係的重要方式，仍是他們情感世界最重要的支撐。
１９９０年我在采訪西藏女軍人時，得知她們感到最最痛苦的，不是生活艱難、工作辛苦，不是寒冷缺氧，而是精神的寂寞，感情的寂寞。隻要一進藏，基本就不能和家裏聯係了。特別是做了母親的女軍人，把幼小的孩子丟在內地，常常因為想孩子而痛哭，哭得撕心裂肺，也不能打一個電話。有的女軍人為了緩解思念之情，就在探親的時候，把孩子說的話和哭聲笑聲錄下來，帶回到西藏，在失眠的夜裏一遍遍地放出來聽，邊聽邊流淚。可以說僅僅因為這個原因，就令很多人難以在西藏堅持下去。
後來有了衛星電話。那個電話有很大的回音，你講一句，必須停頓一下，等電話裏回響一次你的聲音，你再講下句。很慢很慢。即使如此，也很難打通。通常要撥無數次才能通一次。那個時候在西藏的郵電局裏，長途電話機，最先壞的總是重撥鍵，因為人們要一遍一遍地按它，直到按通為止。
當然那個時候，內地的電話也不甚普及，不是家家都有。特別是一些年輕軍官，成家不久，家裏沒電話。或者家在農村，連周邊都沒有電話。為了能通上一次電話，他們想了種種辦法。比如先寫信，約好時間，約好地點，在親戚家等，或者在村長家等，然後再由西藏這邊打過去。打電話成了他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一位連長告訴我，他曾和妻子約好，中秋節打電話。可是到了中秋那天，連裏有事，他怎麽都走不開。他妻子一大早就去親戚家等了，從早等到晚，到吃晚飯時間還沒等到，實在不好意思坐下去了，隻好離開。等他忙完工作趕緊跑去打，妻子已經走了。他就跟親戚說第二天再打。第二天妻子又來等，他總算有了時間。可是線路不好，怎麽都撥不通，他妻子在那邊等得憂心如焚，他在這邊撥得憂心如焚。天快黑時總算撥通了，他妻子喂了一聲，就開始止不住地哭，一直哭到他放電話。
有很多軍人告訴我，他們打電話，聽到最多的，是妻子的哭泣。
由於通信聯絡的落後，造成了許多夫妻間戀人間的誤解，還有家人的擔心和驚嚇。這還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一些部隊與上級的聯係都很困難，隻能靠電報。我曾采訪過一個炮團，團裏隻有內部電話，沒有與外界聯係的電話，給工作帶來很大的不便。
自從１９９７年蘭西拉光纜工程完工後，這一切就改變了。西藏終於也有了光纖電話，也有了移動電話。所以那年我去西藏采訪蘭西拉光纜工程時，真的很激動。隻有經曆了過去，才會對今天的變遷有深刻的感受。
人們把蘭西拉光纜線稱之為西藏的第三條生命線，我想是當之無愧的（第一條生命線是川藏、青藏公路，１９５４年開通；第二條生命線是格拉輸油管道，１９７６年開通）。它的確賦予了西藏高原以新的生命。
現在的西藏，不僅到處可以看到直撥電話，還有了移動電話。不止是大城市，隻要不太偏遠的地方，都可以通電話了。連孤島墨脫，都可以通手機了。有了光纖，上網也漸漸普及，你可以通過座機上網，也可以通過無限網卡上網。今年６月我們辦了個業餘作者培訓班，西藏軍區來了好幾個作者，幾乎個個帶著手提電腦。其中一位的手提電腦就可以上網，比我這個待在大城市的人還先進，後來我還是在他的幫助下，才安了無線上網卡的。
真是今非昔比，變化巨大啊。
不過，在一些邊防連隊、邊遠哨所，打電話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那些偏遠連隊，不管到了什麽時候，不管話費降得多麽低，不管自己在內地的家有多少電話，他們想和家裏通電話依然不容易。所以才會有那樣的奇事，一個戰士去縣城，其他戰士就把自己家裏的電話號碼告訴他，他拿著寫滿電話號碼的紙條和需要告訴家裏的事情，一個一個的撥打電話，逢父親接電話就叫爸爸，逢母親接電話就叫媽媽，哪怕這爸爸媽媽從未見過。
那樣的情形，我想起來就想落淚。
什麽時候，哨所的聲音，也能萬水千山傳遍？
１０．昨日硝煙
我們從Ｌ的山溝裏上來，翻過格金拉山口，準備去Ｘ。那裏也有我們的一個著名的邊防連。不想爬到一半，卻被厚厚的大雪擋住了去路，積雪形成的高牆高達我們的車頂，我們無法前行了。
其實我們被堵住的地方，到前方的Ｘ，也就３０多公裏了，但大雪讓這３０多公裏的路程變成天塹。當然，不是絕對不能去，也可以走過去，用自己的腳翻過山去。
一位在西藏從軍３８年的將軍告訴我，當年他當新兵的時候，就是靠雙腳翻過這座山的，而且還背著幾十斤重的行囊，而且還發燒３９度，翻過山到達邊境後，他度過了他１８歲的生日。
這位將軍姓王，他是我所知道的在西藏從軍時間最長的軍人，整整３８年，除了探親和學習，沒離開過西藏。在西藏，他從一個戰士，成長為一名將軍。他也是西藏軍區唯一一個經曆了從第一任司令到現任司令的人，可謂名副其實的老西藏。
２００３年，我們軍區話劇團將《我在天堂等你》搬上了話劇舞台。王將軍一連看了七遍，每一遍都熱淚盈眶。由此可見他對西藏那片土地的深厚感情。
王將軍給我講故事的日子，正是他入伍的日子。１９６２年的７月，他穿上了軍裝。當時我們國家周邊的形勢都不太安穩，東南沿海緊張，西藏方向也有情況。為了更好地保衛邊疆，西藏軍區在北京招收了１００名高中畢業生，準備進行外語培訓後，分配到駐藏各部隊。那是我軍第一次大麵積地招收學生兵。他便是其中一名。
７月１２日，當時的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接見了他們，做了動員。７月１３日，他們就離開北京前往蘭州。在蘭州，又與另外１００名從西安招收的學生一起，參加了一個月軍訓，之後就前往格爾木，從格爾木經青藏線入藏。那時候，他們坐的是大卡車，蘇聯產的大道奇，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晚上則打開背包睡兵站。那時的兵站連幹打壘的土房子都沒有，隻有帳篷。這樣一路風餐露宿到達拉薩。
到拉薩時已９月，他們剛剛分班編隊準備開始學習，邊境硝煙突起：印軍打死我方一名軍官和兩名士兵，隨即又進入我防區修築工事，並且向我部隊開槍開炮，造成３３人傷亡。麵對印軍一而再再而三的挑釁，西藏部隊立即投入了戰鬥，進行還擊。這就是我們現在很少說到但人所周知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
王將軍一當兵，就趕上了這場戰爭。戰爭一打響，他們也不可能再安靜讀書了。他們雖是學生，更是戰士。王將軍第一個咬破手指寫了血書，要求上前線去。其他學生也紛紛請戰，那時的青年，單純而熱情，一心想為國家和人民效忠。於是他們這些學生兵，很快被分配到各個部隊。王將軍與１６個同學一起，被分配到正在錯那方向棒山口作戰的某邊防團。
那時候，從錯那縣城出來沒幾裏路，就不通車了。他們就下車行軍。背著背包，包括大衣雨衣毛皮鞋帆布水桶臉盆之類，還背著幹糧，背著槍支彈藥，每個人負重都是七八十斤，在一個中尉的帶領下翻山越嶺趕赴戰場。離開錯那時，王將軍就在發燒，高燒到３９度多。但照樣和大家一起走。由於翻山，渾身大汗淋漓，衣服濕透了，但竟然就這麽退了燒！人的生命有時真的很神奇。照我們現在的說法，若是到西藏感冒了，那是要送命的。可是王將軍不但發燒，還翻越了海拔５０００米的雪山，還是步行，還負重。真讓人難以置信。
隻能歸結為年輕了。或者，命大。
從波山口到Ｘ，３７公裏路，他們從上午９點出發，走到第二天早上７點，整整２２個小時。夜間都沒有停止。一方麵是為了趕時間，一方麵也是氣候太冷，不敢睡。１０月底的西藏，相當冷了。翻過雪山後，他們沿著河穀地帶前進。鞋子幹了又濕了又幹，早上７點太陽升起的時候，他們終於達到了Ｘ。
“當看見炊煙，看到部隊的帳篷時，那種喜悅，簡直無法表述。”
王將軍馬上被編入了戰鬥班。１１月１５日，第二戰役打響了，他們的部隊奉命前往ＢＤＬ，在邊境上行軍７天７夜。行軍中不斷地遭到敵人炮擊，有兩次炮彈就在離他幾十米遠的地方炸開，他隻挨了些土石而沒受傷。真可謂命大。
“我那個時候是新兵，從沒打過仗摸過槍，多少有些緊張，我就緊緊跟在班長後麵。班長叫蔡佑軍。保佑的佑，軍隊的軍。”
之所以那麽清楚地記得班長的名字，實在是這個班長太好了，讓他終生難忘。在整個參戰過程中，班長時時處處都想著他保護著他。剛開始行軍時，他穿著新膠鞋新襪子，滿腳打水泡。到了駐地，班長就燒開水讓他燙腳，讓副班長給他挑水泡。他感動得說不出話來。而一旦有敵情，總是班長第一個跳起來摸起槍就向前衝。有一回班長正洗頭，他在給班長淋水，突然發生了戰鬥，班長馬上跳起來拿上槍就衝了出去，他也跟著衝了出去。那時他們的任務是守衛一個橋，敵軍派人來破壞那個橋，見他們衝上來，敵人奪路而逃。班長一頭水淋淋的濕發就追上去，鑽進杜鵑叢裏捕獲了兩個俘虜。
王將軍說，那個時候，我們部隊有著非常好的傳統，老兵愛護新兵，班長愛護戰士。你到日喀則的烈士陵園去看看，你就會發現，在那場戰爭中，犧牲的都是老戰士。很少有新兵。
而一場戰鬥，也讓他這個新兵，成了老兵。
整個戰鬥結束後，班長立了二等功，他受到團嘉獎。
王將軍給我講完這段故事後我問，你和你的班長後來還有聯係嗎？他說沒有，仗打完後，他調到內地部隊去了，我去西藏步兵學校讀書，就失去了聯係。但我還是非常想念他。
我說，你也很想念西藏吧，出來五年了。
他說可不是。前兩天我讓人帶了些西藏的黃瓜和西紅柿給我。你看變化多大，現在不是往裏帶，是往外帶了。今天早上我吃了個西藏的西紅柿，真是好吃。我跟我侄兒說：
“Ｓｕｃｈ ｎｉｃｅ ｔｏｍａ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ｉｂｅｔ！”（隻有西藏才有這麽好的西紅柿！）
真不愧是我軍培養的外語幹部，現在還說得這麽溜呢！
１１．軍嫂
想專門寫寫西藏的軍嫂。
可以說，西藏軍人的家屬都很了不起。特別是早幾年，西藏的各方麵的條件都很差，氣候惡劣，通信落後，交通不便，工資也不高，樣樣艱難。可照樣有很多好女人，勇敢地做了西藏軍人的妻子，堅強地站在丈夫的身後。
我曾在昌都軍分區獨立營，參加過一個婚禮。那天我們作家畫家去獨立營采訪，剛好趕上了婚禮，便接受邀請欣然前往。婚禮就在食堂裏舉行，除了大紅喜字，沒有更多的裝飾。
這些年我參加了不少隆重的婚禮，氣氛熱烈，場麵浩大，親朋好友無數，搞笑花樣百出。可是，至今還沒有一個婚禮，像那個高原婚禮那樣讓我感動，讓我難忘。
新郎是獨立營的司務長，叫仲雲，新娘是四川姑娘，叫田益。我就不說具體過程了，隻說三個細節：
一個是，當主持婚禮的教導員說，請新郎新娘向雙方的父母大人鞠躬時，他們的麵前是四個小凳子，他們用那四個小凳子來象征雙親，他們很認真地向那四個小凳子鞠躬。在場的人很安靜地看著他們，沒有一點兒笑聲；
第二個細節，證婚人問新娘，你為什麽要嫁給西藏軍人？新娘說，我覺得他可靠，比守在身邊的那些人還可靠。
第三個細節，婚禮上有個遊戲，讓新郎新娘各說出１０個對自己愛人不同的稱呼，新娘說了親愛的、老公、當家的、孩子他爸，等等，最打動我的是，當兵的。
對了，還有個細節，戰士們出了個節目，讓新郎背著新娘在食堂裏跑，他們在他的“跑道”上設置了很多障礙，後來我們的作家又給他增加了難度，要他一邊跑一邊唱：咱老百姓，今兒個真高興……新郎毫不猶豫地背上新娘就跑，邊跑邊唱，滿食堂開心大笑，差不多要掀翻屋頂了，就在那個時候，我特別想流淚。
我們全體筆會成員，湊了個６６０元的份子，裝在信封裏，然後在信封上留下了我們每個人的名字，送給了新郎新娘，祝福他們平安幸福。
轉眼五年過去了，我也無法打聽到他們現在的情況，隻能在這裏，衷心地祝福他們。
再講兩個軍嫂探親的故事。
察隅某邊防團指導員範連科的妻子小張進藏探親，她先從成都坐飛機飛到昌都，到昌都後，被告知到察隅的路斷了，走不了。她就住在招待所等，一等半個月。好不容易說可以走了，連忙從昌都出發，翻越了好幾座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雪山，趟了無數條湍急的河流。那條路我是走過的，極其艱辛，好不容易翻過最後一座雪山德姆拉，卻在山腳下被德姆拉河攔住了。原來正逢雨季，連日大雨，河水泛濫，將橋衝垮了，怎麽都過不去。範連科早已等在河邊，眼見妻子到了河對岸卻無法相擁。妻子看著丈夫，眼淚嘩嘩的，比河水還洶湧。河並不寬啊，也就２０多米，可是河水凶猛，沒有橋，人是不可能趟過去的。夫妻倆就這麽隔河對望，隔河落淚。又等了一天，河水仍沒有回落的跡象。小張的假期到了，她光是奔波到這條河邊，就用了３５天的時間，沒法再等了。可是她給丈夫帶了那麽多好吃的，她太想把這些東西交給丈夫了，她就試著往河對岸扔，但畢竟是河啊，東西落進河裏，一瞬間，就被河水卷走了……
這是很多年前的故事了。不知道今天的他們，一切可好？
還有位軍嫂，四川人，她的丈夫從當排長起，就一直在最艱苦的地方待著，用調侃的話講：一直“居高不下”：先在查果拉當排長，後到無名湖當指導員，又到崗巴當副教導員，再到薩嘎當副政委。這些地方，不僅海拔高，而且非常艱苦，連喝的水都會讓人掉頭發。但無論丈夫在哪兒，她每年都要進藏看望丈夫，每次看望丈夫，她必帶兩樣東西：一大包中藥，一大束鮮花。她說，不是有一首歌叫“鮮花獻給查果拉”嗎？我就要把鮮花獻給我守衛查果拉的丈夫。她的丈夫因為有她做堅強後盾，在西藏部隊幹得很好，多次立功受獎。
這位軍人叫曹形明，可惜我沒打聽到他妻子的名字。曹形明如今因身體太差已離開了西藏。我在這裏衷心祝願他和他妻子生活幸福。
我在小說裏多次寫過西藏軍人的妻子，《天天都有大月亮》那個進藏離婚的妻子，《傳說》裏那個進藏找戀人的女人，《我講最後一個故事》裏那一群去探親被困在招待所的家屬，她們，都是有真實原型的，都不是我杜撰的。其實還有很多更慘烈的，我沒有寫。
比如去邊防探親，很多地方不通車，隻能走路。高原走路不比內地，非常消耗體力，到後來實在走不動了，女人們就坐下來往山下滾，渾身磕碰得青紫流血；再比如，在探親路上遇到塌方或泥石流，翻車遇難的；還有一些家屬，因為到高原後反應厲害，得了肺水腫腦水腫，就病死在邊防的……
很多很多。
在崗巴營的檔案裏，記載著這麽幾行字：
張玉菁：副營長王海的妻子。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８日，從廣州到崗巴探親，次日，因患急性肺水腫在崗巴病逝，終年３２歲。
劉燕：戰士黃頌的妻子。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０日，從四川到崗巴完婚。３月１２日晚，因感冒導致肺水腫在崗巴病逝。年僅２１歲。
看到這幾行字，我真的感到心痛。
１２．東章對峙
從格金山下來，我們又來到錯那。
錯那是山南１２個縣之一，也是西藏的邊境縣之一。它的藏語意思是“湖的前邊”。我不知道這個湖指的是哪個湖？一路過來，我們沒見著什麽湖啊。
不過我相信，這裏曾經是有湖的。不是說青藏高原是從大海中隆起的嗎？既然是由海升成的高原，那麽，當初應該比比皆“湖”。有一首古老的藏族民歌叫《錯那的湖》，它是這樣唱的：
桃樹長得太高，伸手不能摘到，如果桃子有意，就會落我懷裏；我在海邊沙灘，撿到一掛珠串，沒有計數珠穗，珠串又有何用？
可以從這首歌裏看出，那時錯那不止有湖，還有海灘呢。也許在很久以前，人們把海稱為湖，把湖稱為海。到現在，藏民族不是仍把湖泊叫做海子嗎?
可惜，如今站在錯那，已完全無法相信這裏曾經有過那樣的景象。不要說湖，天鵝，小鹿，畫眉，金魚，草坪，柳林，連一點兒綠色都看不到。遠遠看去，顏色單一，冷清，隻有一些淩亂的高高矮矮的房屋，顯示著縣城的存在。
錯那縣城的海拔是４３７０米，比“世界高城理塘”還高，理塘的海拔是４２００米。理塘人民在他們的城門上寫著“世界高城理塘”，他們很聰明，沒有加“最”字。要我說錯那也該修個城門，寫上“世界高城錯那”的字樣，多少可以提高一些錯那的知名度。不過，錯那和理塘雖然海拔上隻差１７０米，景色上差距可就大了。理塘有樹，有草原。錯那卻光禿禿的，隻有雪山。按氣象專家的說法，錯那屬於典型的高山氣候，寒冷幹燥。大自然隻給了錯那一個雪世界。
西藏軍區某邊防團駐守在此。這個部隊１９５９年進駐此地，負責守衛近２００公裏的邊境線。條件非常艱苦，任務十分艱巨。六年前發生的那場著名的“東章對峙”，或者叫“東章反蠶食鬥爭”，就發生在這個地區。
東章位於錯那縣東南部，屬著名的麥克馬洪線東段，麵積３７平方公裏草場豐饒。但在１９６２年那場自衛還擊作戰之後，這裏仍不穩定，對方不斷向前蠶食，與我方發生爭端。
１９９９年７月，錯那牧民在東章草場放牧時，在ＭＬ山口，遭到了對方巡邏兵的阻攔。為了保衛邊疆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我邊防某部即派出一支小分隊前往該地區執行巡邏任務。在執行巡邏任務時，我們的巡邏小分隊與對方的巡邏部隊遭遇了，雙方於是發生武裝對峙，長達３個月之久。
所謂武裝對峙，用我理解的話來說，就是我軍官兵在邊境武裝巡邏時，與對方官兵在邊境爭議地區遭遇了。雙方都聲明，腳下的土地是自己國家的領土，要求對方退出。但雙方都不退出，於是就僵持在那裏。軍事上的術語就叫對峙。
保衛國家領土，捍衛主權完整，在這個時候，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是麵對麵的，是具體而又艱巨的。
當時我軍與對方發生對峙的小分隊，一邊向上級報告，一邊紋絲不動地堅守在原地。那個時候，絕沒有謙讓一說，絕沒有“退後一步天地寬”一說，也絕沒有先退回去以後再商量的可能，就隻有“堅守”這個唯一的選擇。誰退讓，誰就意味著放棄，對方就會占領該地，或曰蠶食對方的領土。
過去，這樣的對峙也發生過，但從沒有持續那麽長的時間，也沒有在那麽高的海拔點上：４７８５米。４７８５是什麽概念？已經到了雪線以上，到了鳥也難以飛臨的山頂。不僅缺氧，還缺糧缺水，無房無電，更無人煙。我們的官兵就在那個山口駐紮下來，搭起帳篷，並用石頭壘好工事，日夜堅守著，日夜麵對隨時可能發生的戰爭。和官兵們一起堅守的，還有八個藏族民兵，和六個組織牧民來此地放牧的地方幹部，共計２０餘人。
當然，對方也同樣沒有退縮，就地堅守，也搭起了帳篷，壘起了工事。他們也在盡他們的職責，履行他們的義務。
什麽是國界？從某種意義上講，國界是遏製人類貪欲的界線。是一個國家民族主權的底線。可惜人類的貪欲永難遏製，至少在當下很難遏製的。那麽，隻有靠武力來控製，來防範來抵禦了。
除了山口的對峙外，我部隊又在距山口５０米遠的地方成立了臨時指揮部，並派出部分兵力，登上了ＭＬ山口的我方山頂，居高臨下地監視對方的一舉一動。
對峙期間，官兵們的一日三餐，都由ＳＹ的連隊保障。在山下做好後，再背上山去。一支勇敢而又吃苦耐勞的背山隊由此誕生，那些背山工大多是藏族同胞。他們一天要背上背下跑四次，有不少路段都坡陡路滑，沒有任何可抓拿借力的東西，路麵除了碎石還是碎石，一不留神就可能踩滑。非常危險。從ＳＹ到ＭＬ山口，再順利也得走兩個小時。每天跑四五次有時五六次，藏族同胞們都毫無怨言。
我想起了王將軍給我講的一段話，他說，我之所以那麽熱愛西藏，一是因為我一生最美好的年華都在西藏，二是藏族人民感動了我，藏族人民是太好的老百姓了！他們淳樸，善良，熱情，忠厚，讓我一生難忘。我們作戰時，藏族同胞就背東西沿途保障我們。他們自己帶來的幹糧糌粑吃完了，寧可餓肚子，也不碰一下背在背上的幹糧，那裏有壓縮餅幹，壓縮麵條，一拿出來就可以吃的。但他們說那是給解放軍打仗用的，不能動。他們抬傷員時，生怕傷員硌著，脫下自己的羊皮襖鋪在擔架上，上山的時候，為了不讓傷員難受，前麵的蹲著走，後麵的舉著抬。真的是太好了。你敬他一尺，他必敬你一丈。
東章對峙期間，由於路途遠而險，無論多熱的飯菜，無論用什麽保溫筒，送上去都是涼的。而且由於極度缺水，官兵們的飲水問題也無法解決，部隊隻好改送稀飯，用稀飯裏的水保證官兵們的身體需求。
這都不算什麽。吃涼飯涼菜，喝稀粥，睡潮濕被褥，洗不成臉刷不成牙，這些都沒什麽。畢竟，後方在盡全力提供保障。關鍵的問題是，官兵們每天都麵臨著戰爭，也許稍不留意，仗就打響了，一旦打響，他們是真正的第一線，他們與對方——隨時可能成為敵人的對方，是麵對著麵臉盯著臉啊。
但沒有人害怕。一天又一天，他們堅守著。他們知道自己代表的是什麽，是國家，是軍隊，是人民。
Ｃ大校去那裏時，對峙已持續了一個多月。他肩負重任，帶領工作組前去了解情況，即對方到底有何意圖？到底想幹什麽？以便我方做出抉擇，解決問題。
Ｃ大校有寫日記的習慣，所以當我問到這一情況時，他查到了當年的日記，非常詳細地給我講述：
我們一行十餘人從ＳＹ出發，十幾分鍾後，到海拔４３７０米的Ｋ橋時，再沒路可走了。我們就下車步行。說步行太過輕鬆了，應該叫跋涉，或者叫攀登。根本就沒路，滿山都是猙獰的碎片石，風勢迅猛，有兩處坡陡到８０度，真正的爬山，雙手雙腳並用。稍不留神一腳踩滑，就會摔下萬丈深淵。部隊派了兩個民兵保護我，但還是走得非常艱難。從中午１２點一直到下午４點，我們才到達對峙的ＭＬ山口。
堅守在那裏的官兵看見我們非常高興。在慰問了官兵、民兵和幹部之後，我打算到對方的“營地”去看看。可是對方為了不讓我們的牧民的牛羊過去，居然壘了個石頭牆。我大聲說，總不能讓我一個大校翻牆吧？把牆給我推了！
在邊境鬥爭中，我們曆來主張不惹事，但不怕事。（即三有九不方針：有理，有利，有節；不惹事，不示弱，不吃虧，不對峙，不挑起事端，不擴大事態，不糾纏細枝末節，不發生武裝衝突，不開第一槍。）
戰士們聽到我的話，就上前去，三下五除二，把石頭牆推倒了。印軍的兵看著我們，沒有任何表示。其實我這樣做，我就是想試探一下他們，到底是想打，想蠶食，還隻是對峙。
我走過去，看了看他們的帳篷，一看他們的日子遠不如我們的官兵好，三塊石頭搭個灶，每天就煮點兒甜茶就點兒幹糧。睡的也很簡陋。我們的兵睡的都是鴨絨睡袋，吃的是罐頭，肉罐頭魚罐頭水果罐頭，豐富得很。就是新鮮蔬菜少點兒。
你知道印軍都是雇傭兵，年紀大，有老婆有孩子，我們的戰士叫他們胡子兵。有拖累他們就不想打仗，對峙期間，對方一個胡子兵專門跑來跟我們的翻譯說，如果真打起來了，我一定朝天放槍，不打你們，希望你們也別打我。我家裏有老婆孩子，我不想死。
也就是說，他們的士氣更不如我們了。我在那兒和一個小戰士聊天，這個小戰士被賦予的任務是，一旦打起來就炸毀敵人的電台。我問他，你怕不怕？很有可能你最先犧牲啊。小戰士大聲回答說，我不怕，首長，你放心吧。
在對峙一個月的時候，上級擔心這些戰士的身體，要把他們換下來，讓另一個分隊上去。這些戰士堅決不下來。他們說他們熟悉情況了，也適應了，可以堅持到底。
這就是我們的兵，十八九歲的兵。他們在麵對生死時，沒有選擇，他們的生命在尚未完全成熟時，就擔當起了沉甸甸的責任。
我故意在印軍麵前拿著一個兵的槍往山上走，他們緊張了，大聲喊起來。翻譯告訴我，他們喊的是，不要走火啊！
看來他們的確不想打仗。我心裏基本上有數了。
晚上我就住在距對峙山口不到３公裏的臨時指揮所。那裏的海拔也是４７００米。我怎麽也睡不著，主要還不是缺氧，而是不習慣那個鴨絨睡袋。暖和雖然緩和，人像被捆著一樣。熬到後半夜，總算勉強睡了一會兒。
第二天早上，我又帶人登上了ＭＬ山口的我方山頂，用了５０分鍾的時間。山頂海拔近４９００米，有我們三個班的戰士在那裏堅守。
聽到這裏我驚訝地說出聲來：那麽高啊！戰士在那兒怎麽生活啊？為什麽非要在那裏布置兵力呢？
Ｃ大校在電話裏說，伸出你的右手，用食指和拇指比一個八字，手背向你，兩指間的那個窩，就是ＭＬ山口，拇指上，就是印軍控製地，食指上，就是我們的控製地。我們不到那個地方，就不能監控對方。知道嗎？
我明白了。當然，明白不等於不為那些戰士擔心。
Ｃ大校繼續講——
在那裏負責的，是某團副參謀長白瑪，一個藏族漢子，很不錯。還是個連長。連長見到我，眼淚一下出來了，握著我的手說不出話來。我知道，在海拔近４９００米的地方生活，真的很苦。我說，你們辛苦了。連長說，我已經一個月沒洗臉洗腳了。
我和每個戰士握手，並且讓戰士們馬上給家裏寫報平安的信，我好帶下山去給他們寄。戰士們高興壞了，都蹲在地上寫。他們寫信，我召集班長以上的同誌開會。之後，我們離開那裏，我們不能在那裏呆久了，不能消耗他們的水和食物。我收了十多封信，後來到ＴＷ?熏到ＭＬ山口，再後來到Ｘ，我都讓他們寫信，一共收了一百多封，我們的車都快成郵政車了。我把那些信帶到山南，寄了出去。
我說，你每次下邊防都要這樣嗎？
他說是，力所能及為他們做點兒事情吧。
Ｃ大校一行離開東章返回軍區後，立即將情況報告給上級。雙邊即開始了會晤談判，一次又一次。終於在對峙進行到第８２天時，雙方達成了協議，即：各自將臨時工事摧毀，退回到原來的位置。
對峙終於結束了。
這支部隊因出色完成戍邊任務，受到了軍委的表彰。
兩年後Ｃ大校又來到了錯那。有同誌問，要不要請縣長和縣委書記一起來吃個飯？Ｃ大校說要請，就把當年那六個和我們官兵一起堅持在ＭＬ山口的藏族幹部一起請來，我想跟他們聚聚。
那六個藏族幹部真的來了，高興得要命，說你還記得我們啊，Ｃ大校說我怎麽會忘了你們呢，我們是共患難的朋友啊。我還沒有好好地敬過你們酒呢。
那天晚上，Ｃ大校挨著敬了他們酒，也挨著喝了他們敬的酒，一輪又一輪，最後，喝醉了。大家都醉了，醉得開心。
１３．嚴酷的冷
我因為曾在冬天進過西藏，也曾在冬天去過那曲，所以逢上有人跟我說哪裏哪裏冷時，我會說，那能有西藏冷嗎？
似乎有那麽一點資格說冷了。
西藏的冷讓我刻骨銘心。那個時候我住在政治部邊防軍人接待站，很簡陋的一個招待所。每天太陽一落山，我就趕緊灌上熱水袋進被窩，再把另外床上的被子全抱過來，底下墊兩層，上麵蓋兩床。也沒電視可看，就那麽窩著看書，手還是凍，戴上手套看。早上太陽不出來不敢起床。看到太陽亮晃晃的在窗戶那兒了，就起床，拿個小凳子跟著太陽跑，太陽曬這個牆角，我就坐這個牆角兒，太陽移到樹下了，我就移到樹下。十點以後，才開始正常活動。
看照片上，我那時可謂全副武裝，羽絨衣，毛褲加牛仔褲，大頭毛皮鞋，圍巾手套，有時還加上大衣。但依然是冷。從沒暖和過。洗了一次衣服，兩手就紅腫了。記得有天晚上，我從一個護士家采訪出來回招待所，走了沒兩步，就凍得胃痙攣了，疼得直不起腰來，隻好彎腰去敲一個剛剛認識的女醫生的門，讓她給我找點兒藥吃。她讓我吃了顛茄，又給我下了碗熱麵條，我這才緩過來。
說到吃，我記憶最深刻的是，那天醫院歡送老兵，菜擺好了之後，領導講話，老兵講話，其實也就十來分鍾，菜全部涼了，上麵白花花的一層，是凝固的豬油。我因為胃疼，一口也沒敢吃。
醫生送我回招待所，路過一個水管，我聽見流水聲，一看是水龍頭沒關緊。就習慣地走過去關掉，醫生又趕緊去把它打開，跟我解釋說，不能關，關了明天早上就擰不開了，凍住了。
我去通信總站采訪那些女兵，女兵告訴我，她們洗了頭，必須馬上擦得很幹很幹，不然頭發上就會結冰碴子。我去醫院采訪女護士，護士說，她們給病人打針，必須隨時保持針管和針劑的溫度，否則還沒注射就凍住了。女兵們值夜班，穿上棉衣再穿上大衣，再在腿上蓋一件大衣。就隻露個腦袋了。
可能有人會說，西藏的年平均氣溫，不會比東北低多少，為什麽會冷成這樣？其實原因非常簡單，在西藏，沒有取暖的條件。屋裏屋外一樣冷，女兵們值夜班的機房，女護士值夜班的護士站，還有招待所，食堂，辦公室，哪兒哪兒都沒有暖氣，木柴，煤炭，電，氣，一切可以取暖的能源都短缺。
這幾年條件好些了，而且，由於全球氣候轉暖，冰川萎縮，雪線升高，對地球來說不是好事，但就西藏而言，冬天要好過一些了。總算沒那麽冷了。
但藏北依然很冷很冷。四季無夏，冷透全年。不知是不是因為它的海拔太高，藏北的平均海拔是４５００米。年平均溫度為零下５攝氏度，最冷的時候達到過零下４８攝氏度。即使在８月，白天太陽曬得夠戧，等太陽一落山，風就跟刀子似的，直刺肌膚，刺得我生疼，過“膚”不忘。
有年春節我接到在藏北任職的朋友吳斌役的電話，我問他，很冷吧？他說還好，這幾天氣溫升上來了，沒那麽冷了。我說升上來是多少啊，他說，零下２０攝氏度吧。我嚇一跳，問，那前兩天呢？他說前兩天是零下３０多攝氏度。我說房間裏呢，他說房間裏不冷，我一天都開著電暖器，可以保持在零度。
在成都有人叫喚冷的時候，我經常說這個段子。
藏北的冷，應該用上“嚴酷”這個詞。
僅僅是冷倒罷了，當地人都習慣了，連我們的官兵也習慣了。怕的是災，雪災。那就不是冷的問題了，是寒，是凍，是僵，是對生命的殺戮掠奪。
全國人民都知道，１９９８年長江中下遊地區發生了特大洪水，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那年年初，那曲發生了特大雪災——持續４個月的６９場大雪，將那曲地區１１個縣的３８萬平方公裏土地蓋得嚴嚴實實，２６萬藏族牧民和５５４萬頭牲畜陷入絕境。
當時前往藏北采訪的我們軍區新華社記者劉永華告訴我，西藏部隊當即派出三千名官兵，幾百台車輛前往災區救災。大雪封山塞路，一百台性能優良的火炮牽引車和推土機開道，裝載救援物資的卡車緊隨其後，一直深入到海拔５０００多米的藏瓊瑪地區，其間翻過５座雪山３條冰河，曆經千難萬險……
那一年我在《西南軍事文學》當編輯，曾編發了一篇反映某山地旅奔赴藏北救災的報告文學。因為我認識帶隊的劉廷華政委，所以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從照片上看到，車隊在雪原上前行，根本看不到路，路都是官兵們在一米多厚的雪原上用雙手鏟出來的。他們邊走邊開道，跟當年的１８軍一樣，曆經１５天，打通了１００多公裏的冰雪通道，將７０噸糌粑，１０萬公斤燃料送到了柴盡糧絕的群眾手中。看到那麽多官兵的臉龐都被雪地的反光灼傷，脫皮紅腫，那些藏族群眾抱著他們不由得失聲痛哭。
全體救災部隊經過近四個月的苦戰，開辟出數條通往各縣各鄉的冰雪通道，及時將三千多噸救災物資，吃的燒的穿的蓋的，送到了災民手中，所有受災群眾無一死亡。部隊３月初撤離時，藏族同胞們扶老攜幼趕來送行，他們拉著官兵的手不願鬆開，個個泣不成聲，車開了就跟著車跑。場麵非常感人。僅從一個數字就可以看出藏族同胞的感激之情：救災部隊收到哈達１６５８７條。
６９場雪，２６萬牧民，５５４萬頭牲畜，３０５４名官兵，無一人死亡，１６５８７條哈達。這些數字不該忘記。
１４．４０年前的愛情
我一直不知道從什麽地方開始講這個故事。
無論從哪裏開始講，都有一種痛在心裏攪動。
４４年前，即１９６１年，有一個叫馬景然的高中女生，考入了解放軍西安炮校，成為一名女兵。她很開心，不僅僅是穿上了軍裝，還因為她的戀人也和她一起考入了炮校。或者反過來說，她是跟她戀人一起參軍的。戀人叫任致遜，其父母和她的父母是好朋友，都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幹部。兩家交好，他們從小認識，順理成章地戀愛了。
他們到部隊的第二年，趕上西藏部隊招收外語幹部，就從他們學校挑選了１００名學員，進藏學外語，任致遜被選上了，馬景然得知後也堅決要求去。領導考慮到他們的特殊情況，就特批她加入了進藏隊伍。這樣，馬景然成了那支隊伍裏唯一的女兵。
他們從西安出發，坐火車到蘭州。在蘭州，他們與從北京選來的另１００名高中生匯合了，２００名年輕的學員從蘭州出發到格爾木，從格爾木進拉薩。即從青藏線進入高原。
那條路我走過，一翻過昆侖山口，海拔就高居不下了，全在四千以上。又荒涼，又寒冷，直到拉薩海拔才稍微低一些。我太知道那個難受的滋味兒了。
我坐的還是好車，車上還吃的喝的齊全，都難受得不行，到一個點就趕緊吸氧。可當年馬景然他們，坐的是大卡車，吃的是幹糧，喝的是涼水。那個時候兵站還沒有房子，露宿是常事，吃的也很差，還有高原反應，還有寒冷，還有數不清的困難。可馬景然一直和所有的男學員一起往前走，和那２００個男學員一起住帳篷，吃幹糧，櫛風沐雪。每天晚上，她都睡在男學員大帳篷的角落裏。沒人知道她是怎麽解決那些生理上的困難的，沒人知道她是怎麽適應那個雄性的隊伍的，甚至沒人聽見她說過一句難過的話、傷心的話，或者一聲歎息。一切的一切，她都默默地承受著。
到拉薩後，正趕上中印邊境自衛還擊作戰打響，學習的事自然推後，他們全部投入了工作，有的直接去了作戰部隊，有的去了機關醫院。他倆和一批同學一起，被分配到了俘虜營，做俘虜的教育管理工作。馬景然是俘虜營裏唯一的女幹部。
仗打完了，他們開始學習，前往建立在西藏紮木的西藏軍區步兵學校。紮木那個地方我去過，在藏東南，海拔相對較低，樹木蔥鬱，氧氣也不缺。在那裏建學校，肯定很適宜學員們讀書。學校開設了英語、印地語、尼泊爾語等專業。教員都是從各個大學和外交部請來的老師專家，馬景然是學校裏僅有的女學員。住宿仍很困難。當時一個區隊一個大房子，房子裏兩排大通鋪。男生一個挨一個。在大房子門口，有兩個小儲藏室，一邊住區隊長，一邊就住馬景然。
整個學校除了她，就還有兩個教員的家屬是女人了。連個女教員都沒有。我不知道馬景然是否寂寞，是否孤獨？雖然她和任致遜在一個學校，畢竟，是集體生活，他們不可能卿卿我我，花前月下。連單獨在一起的機會都很少。我努力想象著馬景然在那裏的生活，還是很難想象出。我隻知道她很內向，話不多。還知道，她和任致遜都學習印地語，成績優秀。噢，還知道馬景然中等個兒，長得秀麗文靜，任致遜則高大英俊，一個帥小夥。
馬景然和任致遜一起，在紮木度過了三年時光。盡管有種種不便和困難，但對馬景然來說，那三年是她最安寧最幸福的三年：守在愛人的身邊，潛心讀書。
１９６７年他們畢業了，因為成績優秀，兩人都留校當了教員。我相信這其中也有領導的一片心意，想讓他們在一起。於是他們打算馬上結婚。從１９６１年進藏，他們已經等了六年了，實在該結婚了。
可就在這時，１９６７年１０月，西藏邊境的局勢再次緊張，亞東方向發生了炮戰，兩人將婚期再次推後，前往部隊參戰。任致遜直接去了亞東前線指揮所，馬景然在軍區聯絡部工作。他們分手的時候，再次約定，等這次戰事結束，就一定結婚。
可是——我怎麽也逃不開這個可是，我多想永遠都不說這個可是——任致遜到亞東沒多久，就壯烈犧牲了：一發炮彈直落他所在的指揮所，他被擊中腰部，當場犧牲。與他一起工作的另兩個同學，一個也犧牲了，還有一個重傷。
上級將這一噩耗告訴馬景然時，怎麽也不忍心說任致遜已經犧牲，隻說負了重傷，正在搶救。馬景然焦急萬分，恨不能立即飛到任致遜的身邊去。六年了，他們等了六年了。無論如何艱苦，無論如何困難，他們都一直在一起。這回僅僅分開幾天，他就出了意外！她真後悔沒跟他一起去，她想如果她在他身邊，也許他就不會出意外了……他要不在了，她怎麽活？她不如隨他而去……他們約好了戰後就結婚的啊。
部隊馬上派了輛車，送馬景然去亞東。車是個老式的蘇聯嘎斯車，那個時候哪有什麽像樣的車啊。一個幹事陪著她，急急地上了路。走的，就是我們今天這條道，從拉薩出發，過羊八井，再翻越雪古拉山，然後下山，然後就到了這個叫大竹卡的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這個叫大竹卡的地方，他們的車翻了！馬景然因為一路悲傷哭泣，完全沒注意到車子發生意外，她坐在後麵，卻一頭栽到前麵，額頭撞在鐵支架上，血流如注，當場犧牲。
她真的就隨他而去了，那麽急，那麽不由分說。好像任致遜在那邊喊她一樣，她連“噯”一聲都顧不上，就奔了過去。
我聽到這裏時，驚得目瞪口呆。心痛，心疼，不已。
唯一能夠安慰的是，馬景然到死，也不知道任致遜已經犧牲，而任致遜犧牲時，也不知道馬景然離開了人世。在他們彼此的心裏，他們都活著。他們隻是不約而同地一起走了，共赴黃泉，去那裏活，去那裏相愛。也許在他們很少很少的情話中，有那麽一句：至死不分離。如果還有一句就是：永不失約。
馬景然和任致遜，犧牲後雙雙被追認為烈士，一起安葬在了日喀則的烈士陵園。
他們終於在一起了。
他們知道他們在一起了嗎？
在馬景然的２００個男同學裏，有一個，就是我認識的王將軍，是他將這個故事講給我聽的。他講的時候很激動，一再說，這才是真正的愛情，這才是我們西藏軍人的愛情。
我也很激動，心像被一把刀鉸著，因疼痛而無言。
王將軍曾在日喀則軍分區當了五年的政委，每一年，他都要去為他們二人掃墓。每次掃墓，他都會生出一個強烈的心願：如果能把兩人的靈丘合葬在一起該多好。他們那麽相愛，那麽想在一起，生不能如願，死後也該讓他們如願啊。可是由於種種原因，王將軍說，他的心願一直沒能實現。他隻是將二人的陵墓進行了修繕。
王將軍的心願也成了我的心願。我把這個慘烈的愛情故事，講給了Ｃ大校聽，同時還把王將軍的心願一起告訴了他。我說，真的，如果能將他們二人合葬，該多好。不但可以安慰他們的在天之靈，還可以讓這個愛情故事永遠傳下去。
Ｃ大校沉吟片刻，說，我來試試看。
他又把這個故事，講給現任日喀則司令的Ｘ大校聽。Ｘ大校也被感動了，說，我來辦。
我滿懷期待地等著。可以說，我是為自己在期待，期待自己被這個愛情故事灼傷的心，能夠得到撫慰。我還想，下次去日喀則，一定要去烈士陵園，一定要去祭掃他們的陵墓。
一周後，我等到了回複。出乎我的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
我將日喀則民政局的信抄錄在這裏：
日喀則地區烈士陵園現葬有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在亞東炮戰中犧牲的革命烈士任致遜和其在同一部隊服役的女友馬景然（在大竹卡翻車事故中犧牲）的兩位靈丘。根據其戰友意願，現要求將兩人靈丘合葬在一起。經我局了解，合葬一事既不符合國家規定，同時又將違背當地的民族風俗。故不適宜掘墓合葬。
特此證明
日喀則地區民政局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２日
除了兩封回複的信，還有兩張照片，即兩位烈士的陵墓的照片。看得出陵墓的確修繕過，但也看得出，兩座陵墓不在一起。也許當時安葬的時候，人們不知道他們是戀人？或許知道，但不允許在烈士陵園體現兒女私情？
無論怎樣，民政局的同誌是對的。我把結果告訴了王將軍，他也這樣說。仔細想想，我們提出的要求的確不妥。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差不多半個世紀了。而且那是烈士陵園，不是其他墓地。怎麽可能再掘墓合葬？我們隻從感情出發了，沒考慮周到。
當然，我們也沒錯。
愛不會錯。他們相愛。他們的愛情在飽經了歲月風霜、飽經了人世滄桑後，在４４年後的今天，依然鮮活。
我知道他們至今仍彼此相愛著。
你肯定也知道。
１５．遙望查果拉
關於查果拉，講述它的人，寫它的人，甚至唱它的人都已經很多了，但我還是想講一下我知道的查果拉。畢竟它是個著名的邊境哨所，也是全軍最高的哨所，海拔５３７０米。１９６５年１０月，查果拉被國防部命名為“高原紅色邊防隊”。這樣一個哨所，不容省略。
一寫到查果拉，我心裏有些腫脹。腦海裏會浮現出那座光禿禿的山，還會浮現出一張張黑紅的麵龐，同時耳畔響起歌聲：查果拉山高風雪大，山上自古無人家……
那是我記憶中的查果拉。１９９８年，我們曾帶著一大包信件去查果拉。因為查果拉的吃住都非常困難，所以我們不能上去住，隻能去看看。我們在上麵呆了兩小時，和戰士們小小的聯歡了一下。其實我當時很想在那兒多呆會兒的，跟戰士們多聊聊。
我不想再重複別人講過的關於查果拉的事。那裏的殘酷，那裏的堅強，凡去過的人，都非常清楚。凡沒去過的人，一聽到那樣的海拔，也會嚇住。我就講四個不是查果拉的人上查果拉的故事吧。
從官大的講起。因為上查果拉的大官不多，也不容易。官大畢竟歲數也大。
劉將軍是上過查果拉的最高長官，上將。上去時年屆花甲。走到崗巴大家就開始反對，走到塔克遜反對聲更加強烈了，七嘴八舌的勸阻，畢竟海拔５３７０米啊。為了讓他放棄念頭，大家不惜動用了誇張和“恐嚇”。劉將軍聽得不耐煩了，說，那你們在下麵等我，我自己上去。當然，沒人敢在下麵等，都呼啦啦地追隨而去。劉將軍上去以後沒作指示，也沒聽匯報，隻做了一件事，就是和查果拉哨所的每個兵握手，和每個兵照相。為了讓自己的精神狀態比較好，他還脫掉了大衣。臨上車離開時，他忽然發覺有兩個站崗的兵漏了，又下車來補照。然後再上車。車子下山，他依然透過車窗，深深回望著那些站在山頂的士兵們，那是他的孩子，也是老百姓的孩子。
我不知道那些小戰士的心情，是激動，是拘謹，還是什麽？我沒有采訪過，不敢隨意替他們表達。但我知道將軍的心情，他心疼，心疼得厲害。這是他女兒告訴我的，他女兒當時就在旁邊：“老頭的目光柔和的，哎喲，一看就知道。”
其實我知道，每個上去的人，都會心疼那些孩子，看他們黑得發紫的臉，看他們一開口就裂出血絲的嘴唇，看他們粗糙的皮膚和凹陷的指甲，看他們有些木訥的笑容。
然後說Ｈ將軍。Ｈ將軍是中將，時任西藏軍區政委。Ｈ將軍去查果拉時，正趕上電視台的記者在查果拉拍片子。記者想要拍一個戰士們衝上查果拉山頂的鏡頭，就趴在一個溝裏端著機器指揮拍攝。戰士們跑了一遍，記者不滿意，又跑第二遍，記者還不滿意。那是海拔５３００米的地方啊，坐著都會喘氣的。Ｈ將軍去上廁所，下了個小小的坡，再從小小的坡上來，就拉風箱似的大喘。一看那些兵，還在跑，頓時心疼得火冒三丈，衝著兵大喊，不要再跑了！他愛拍不拍！不上電視查果拉就不是查果拉了嗎？！
大家看將軍發火，有些不知所措。年輕的哨長跑來小聲對Ｈ將軍說，首長別生氣，我們多跑兩趟沒關係的，你可別把記者得罪了。
Ｈ將軍眼圈兒頓時紅了，一直紅到給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都累成那樣了，他還替你著想。你看看我們的兵啊。”
Ｈ將軍在西藏做了７年領導，跑遍了西藏所有的邊防哨所，遇險多次，險些丟命。那句著名的話：“我們絕不把主權守丟了，絕不把領土守小了！”就是他最初講出來的，他在北京的一個宴會上，向總書記敬酒時脫口而出。據說總書記激動得謔一下站起來，差點兒碰倒椅子。總書記說，就衝你這句話，我把這杯酒喝了！
現在Ｈ將軍已離開西藏多年，但這句話留在了西藏，刻在了西藏，因為它代表著西藏軍人的心聲。
再講講我的前輩，我們軍區著名女詩人楊星火。楊星火七上查果拉，是上過查果拉次數最多的女性。那首著名的《鮮花獻給查果拉》就是她寫的：
金色的草原開滿鮮花
雪山頂上有個查果拉
查果拉山高風雪大
山上自古無人家……
這個歌兒，每個查果拉的戰士都會唱，每一代都會唱。當然，楊星火寫的歌詞很多，著名的也很多，比如《翻身農奴把歌唱》，還比如《一個媽媽的女兒》。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們是楊星火寫的，更沒人知道她的那些傳奇經曆。
解放軍打到南京時，楊星火是南京大學化學係的學生。她立即滿腔熱情地參加了解放軍。正讀大三呢，還沒畢業呢，在我看來真有些衝動。參軍後她害怕連累家人，就改名字，一眼看見黑板報上寫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便改名星火了。從此一個女大學生變成了一個女兵，走進了西藏。後來，她嫁給了一個１８軍的普通炊事員，有了自己的女兒，再後來，她又認養了一個藏族孤兒。如今她的這個藏族兒子早已大學畢業做了國家幹部。她在西藏呆了二十多年，離開以後仍是每年進藏，西藏所有最艱苦的哨所她都去了。她的血液裏流淌著西藏的水、西藏的風、西藏的天空和大地。
１９９８年７月，我去了查果拉。在查果拉的山頂上，我聽到了戰士們大聲地唱那首《鮮花獻給查果拉》，當時淚水洶湧，止不住長流。回到成都後，我即給楊星火打電話，我說楊老師，你的歌兒現在還在查果拉唱著呢。每個上查果拉的兵都會唱。她很高興，在電話裏一句一句的把歌詞念給我聽。
兩年後，她病故了。那次通話，成了我和她最後一次的通話。我為楊星火老師寫了一篇懷念文章，最末一句話是：我相信，西藏的山山水水，西藏的官兵們，會永遠懷念她的。而這樣的懷念，是最高處的懷念，最幹淨的懷念。
最後講一位大學老師。這位去西藏旅遊的大學老師，因為丈夫曾經是軍人，她就在丈夫戰友的安排下，去了查果拉哨所。起初她一直在微笑，氣喘籲籲地微笑，後來，突然抱著一個１８歲的小戰士痛哭起來，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還得讓小戰士反過來勸慰阿姨。這位老師回到拉薩後，買好出藏的機票，就把剩下的幾千塊錢，全部買了光碟和書，委托西藏軍區的有關部門，轉交給哨所的戰士。
這個故事，是我昨天在酒桌上聽來的。這個老師就坐在我旁邊，她在一個理工大學教力學。故事是她丈夫酒後講出來的。她丈夫講的時候，她去捂他的嘴，不讓他講。但曾經是軍人的丈夫，一定是被老婆感動了，非講不可，故事就是在這樣的爭執中斷斷續續講出來的，但依然讓在座的每個人，眼睛濕潤。
其實我也知道，像我們這樣的人，包括劉將軍，包括女老師，甚至包括我，盡管心疼，盡管想對戰士們盡可能的好一些，但對戰士們來說，我們的好，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們一走，剩下的每一天，每一個小時，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他們自己度過，扛過，熬過。我們掉眼淚，我們送東西，我們做這一切，僅僅隻能安撫我們自己的心。
當然，我們的心需要安撫，就說明我們的心還在。
１６．風雪高原
我們到達帕裏鎮。
從日喀則出來，到帕裏跑了２７０公裏。一點兒不覺得累。也許是一路好風光，還有一路的歌聲，還有一路的回憶。
我們在帕裏拐彎兒，上山。
ＺＭ山口。４７００米。老天忽地又陰了。陽光來過又走了，好像急著把天空讓給雪花。雪花細細的，卻冷到極致。氣溫大約在零下５攝氏度左右。對我來說，已經是凍了。
下車，看見山上早已站了很多兵，在警戒。這是按規定布置的，我們不能發雜音。可是站崗的兵都穿著夏常服，臉和手都凍得通紅。而他們的大衣，放在一排排的凳子上，大概是為我們預備的。我就想說點兒什麽。
我問兩個站在地圖邊上的兵，冷吧？他倆一起說，不冷。
那怎麽可能？我正想“幹涉”一下，讓他們把大衣穿上，忽聽Ｃ大校一聲吼：把大衣都給我穿上！
兵們得了長官的命令，紛紛跑來，把大衣穿上，再跑回到哨位上。站得更直了。
這裏距邊界僅僅五公裏，五公裏之外，對方部署了不少兵力。故我們也不能掉以輕心。Ｃ大校率工作組開始工作，Ｙ跟拍，我就找戰士聊天。兩個扶著地圖的戰士，一個是重慶長壽人，一個是貴州人。都１９歲。僅比我兒子大一歲。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慨。在他們的腳下，我看見幾朵藍紫色的小花和黃色的小花，從薄薄的雪裏探出頭來。我在查果拉的山坡上也見過這樣的小花，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隻知道屬於蕨類，生命力很頑強。那麽高的山，那麽冷的山，那麽幹涸的山，它們依然能存活，並且開花。它們就像這些兵。兵就像這些花。
在我們聊天的當兒，有個不丹商人背著背囊從我們身邊走過。他看我們一眼，沒有笑容，有一小點兒謹慎。戰士告訴我，這裏常有對方的人進入或出去。不丹商人到帕裏鎮做生意，隻要在鎮上公安部門辦理簡單的手續即可。每年春、夏、秋季，大約有１５００多人次的不丹商人來到這裏，他們帶來了炒米、手表、草藥等貨物，來交換熱水瓶、膠鞋、調料等日常用品。隻要他們守規矩，我們都不會幹涉的。我們的邊境政策曆來是“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睦鄰，安鄰，富鄰”。
兩個兵始終有些拘謹，話不多。我就找話說，我說，這地圖不是有支架嗎？你們幹嗎還扶著啊？他們回答說，風一來就會吹倒的，山口的風很大。
哦，我把風忘了。別看它沒影兒，卻是威力無窮。風雪高原，風排在前麵呢。若沒有風，僅僅雪，高原不會那麽冷的。一旦有了風，風攪動雪，雪滲進風，頓時天寒地凍，肅殺一片。有多少人就在這樣的風雪中獻出了生命。
帕裏有個叫堆那的村莊，有一年，六個年輕軍人，就是在從堆那前往邊境的路上遭遇了雪災。
當時他們探親返回連隊，車到堆那時，忽然下起了大雪，大得不得了，完全看不清路了。當時也就１０月，在內地還是金秋。可那場大雪，卻像是臘月裏的。他們坐的車不能再走了，他們就下車來步行。他們不想超假，而且他們還覺得，不是就二十多裏路嗎？花個半天時間就能走到。他們低估了高原的風雪，當然若沒有風雪，肯定是沒問題的。更長的路也沒問題。
或者他們也估計到了風雪，但想以青春和熱血與之抗衡。他們就開始走，或者叫跋涉，越走越艱難，深一腳淺一腳，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全身的力氣。在茫茫雪原上，他們變得越來越渺小，越來越脆弱，體內的熱量漸漸耗盡，寒冷更猖獗地向他們進攻，更猖獗地包圍他們，吞噬他們，最後，他們終於倒下了……兩位犧牲，另外四個人嚴重凍傷，後來分別做了截肢手術，有的是腳指頭，有的是腳後跟，最厲害的一個是截了小腿。
凍傷的，畢竟還留下了性命。還有多少人，就在一瞬間被風雪高原所吞沒？我們軍區記者站的記者胥曉東告訴我，他有一回從亞東出來到帕裏，雪很大，跟在他們後麵的一輛空軍的車就翻了，車上一家三口，加上司機，全部遇難。
男的是亞東某空軍部隊軍官，他的妻子和孩子進來探親。也許是太冷了，孩子幼小的肺經受不了高寒帶來的極度缺氧，想出去，也許是妻子假期到了，回單位超假了要挨領導的批評，想出去，也許是家裏有老人，老人害怕兒女不在身邊時的孤獨，等著他們回去團圓，總之，他們急於走，卻因為大雪，一直不敢走。那天看見胥曉東他們的車出發了，他們就跟了上來。想有個伴兒，一起走。胥曉東為了關照他們，還讓他們走前麵。在雪地上開車，有經驗的司機都知道，前麵好走，因為雪是鬆的，不滑。但那位空軍軍官謙讓，讓他們走前麵。兩家彼此推讓了好一陣，最後還是胥曉東他們走在了前頭。誰曾想，走在後麵的他們，真的發生了不幸！車子墜下了懸崖……
胥曉東說，我當記者，出過多項車禍，不下１０次吧，但這一次是最難過的。我老是感到內疚。到現在一想起來還是內疚。如果那天我不急著走，他們也許就不會走。唉！
我不知道那家人叫什麽名字，是哪裏人，孩子多大，孩子的母親是做什麽的，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麽急著走，一切都隻能揣度。我隻知道，那是個軍人的家庭，那個家庭就那樣葬在了高原。
還有那位司機，那個年輕的士兵，他也留在了高原。從此，在仰望高原的目光中，又多了幾雙含淚的眼睛。
還有一個關於風雪高原的故事，與兩位年輕士兵的生命有關。
有一年春節前，駐守在Ｘ的邊防連，派出五人前往團部領過年物資，一個排長，帶著四個兵。他們高高興興地去了，領了很多東西，還有這一段時間積壓的報紙、信件，又高高興興地往回走。車到格金山時，大雪把路封死了，車過不去。就像我們今天這樣。我們在等推土機開道，他們不可能。他們想，就是３０多裏路嘛，車過不去就走回去吧，全連官兵等著我們呢，等著我們帶回東西一起過年呢。
於是他們５個人就背著東西開始走，不想沒走出多遠，又一場更大的雪從天而落，風雪交加，天昏地暗，簡直看不清道路，氣溫降得更低了，寒風刺人骨髓。他們走了大半天，也沒走出去幾裏路。一個戰士先病倒了，急性肺水腫，發高燒。當時天已經黑了，排長和三個戰友就把他放在中間，他們三個背靠背擠著他，暖和他。可是到了早上，那個戰士還是沒暖和過來，身體僵硬，停止了呼吸。
排長難過不已，立即做出決定，自己和一名戰士守著過年物資和犧牲的戰士，讓另外兩名戰士回連隊求救。兩個回連隊求救的戰士，在風雪中跋涉，一天沒吃東西，身上一點熱量也沒有，很快，又一名戰士病倒，完全走不動了，他的戰友就架著他，拖著他。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他不想連累戰友，就推說自己要方便，躲到一個雪坑裏藏了起來，任戰友怎麽喊也不答應。剩下的那一個，就一個人繼續走下去，到最後，是爬回到連隊的，他的一隻腳嚴重凍傷，後來截了肢。連裏的官兵急忙趕到山上去救援，那個藏在雪坑裏的戰士，已經犧牲……
我不知道那一年Ｘ的春節是怎麽過的。
而那一年的春節，我對這一切一無所知。所有的人都一無所知，在歡歡喜喜地過年。
他們守在那裏，正是為了讓所有的人歡歡喜喜地過年。毫無感覺的歡歡喜喜。我想起那首美國歌曲，鮑勃·迪倫寫的：一個人要走完多少路，方才能稱作人？白鴿要飛越多少大海，才能在沙塚裏安眠？炮彈還要呼嘯多少回，才能永遠銷毀？我的朋友，這答案就在風中。
在此行的途中，我經常想，一個人要在高原站多久，才能算真正站穩？一個人要在風雪中堅持多久，才能算抵禦住了嚴寒？一個人要在西藏行走多少路，才能懂得高原？
我的朋友，這答案就在風中。
１７．犧牲
從雪山下來，還是在雪山上。
站在山腰往山下看，視野裏依然是皚皚白雪，再往遠處看，皚皚白雪波浪般起伏，那不是海，那仍是山。白色的山。
白色，視野裏全是白色，白到了極致，純潔到了單調。沒有赤橙黃綠青藍紫，沒有一絲色彩。就是紅太陽照到這兒，也變成了耀眼的白色光芒。平日裏常聽人說喜歡白色。不知那些喜歡白色的人，如果是生活在這裏，會作怎樣選擇？如果是我，我會重新選擇說，我喜歡大紅大綠，我渴望濃烈的五顏六色。
忽然想，藏族人民真的很了不起，他們生活在這白色世界裏，生活在這白到了殘酷的環境中，並沒有被白色嚇著，他們依然崇尚白色，他們最珍貴的哈達是白色的，他們心中最莊嚴的宮殿布達拉宮，牆的主體也是白色的。在他們的心目中，白色象征著幸福、純潔、和平、安寧。白色就是他們心中的五顏六色。
不過，他們的衣著，身上的飾品，還有房屋的門窗，卻是非常鮮豔。我常常在路上看見身著大紅衣服的藏族同胞，不光是姑娘，也有大男人，老人。他們渴望將自己從這白茫茫的世界裏凸現出來。
我抬頭，看見在比我更高的一處山頂上，站著兩個綠色的身影，他們是這白色世界裏唯一的色彩，他們也以色彩的方式從這白茫茫的雪世界裏凸現出來，那是我們的兵。他們與藏族人民一樣，終年生活在雪的世界，與白色共存不是他們的選擇，是他們的責任。
忽然就想到了好幾位在大雪中犧牲的人。
那空軍的一家三口，那六個探親回來的年輕軍官，那四個背年貨回連隊的Ｘ站的兵，還有許許多多我尚不知道的人，風雪毫不留情地要了他們的命，不管他們情願與否，都將他們留在了白色世界裏。雪山處處埋忠骨。
還有一位乃堆拉的指導員，都要出去休假了，走的頭天晚上他一個班一個班去告別。一是因為新兵剛下連他不放心，囑咐他們不能感冒了；二也是興奮，他已經兩年沒休假了，本來兒子出生前他就要回去的，沒走成，現在兒子滿月了，他急著趕回去當爸爸。他跟戰士們一一叮囑，一一告別，還答應給他們帶兒子滿月的糖回來。走完最後一個班返回宿舍時，已是淩晨，天空飄起了雪花，他一腳踩空，掉下懸崖。第二天早上發現時，人已凍僵。
指導員姓穆，叫穆忠明。在他死後的兩個月，家裏的一封信寄到了哨所，裏麵有一張兒子滿月的照片。那是一個永遠失去了父親的兒子，一個西藏軍人的後代。他的父親長眠在了雪山腳下。他要在許多年後上學讀書才會懂得，那叫犧牲。
犧牲。我想起了許許多多犧牲在西藏的人：張貴榮司令員，張國華司令員，高明誠團長，任致遜和馬景然，還有杜永紅，他們犧牲在崗位上，死得讓人景仰。
還有那對探親路上出車禍的軍官夫妻，兩位在那曲軍分區病故的年輕女軍官，兩位去崗巴營探親患腦水腫死在那裏的軍屬，他們死在尋常的日子裏，死得讓人心痛。
犧牲的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犧牲。
古時候，犧牲這個詞是名詞，專門用在祭祀中。指的是獻給神的供品。我不想這樣來解釋我們的官兵，無論是什麽樣的神，他們都沒有資格拿走我們官兵的生命。但他們也是犧牲，他們把自己供奉給了這個雪世界，供奉給了他們的理想，他們的責任，他們自己心中的神。
西藏軍區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很多，而在這些故去的人中，有些情形是你完全不能想象的，比如巡邏途中，被山上滾下來的石頭砸死，或者被泥石流衝下河淹死，甚至在原始森林中被突然斷裂的枯枝砸中身亡；還有，年輕輕的，正在打籃球，猝然倒地而死；還有，在高海拔哨所中站哨，被雷電擊中而死；還有，在大棚蔬菜中勞動，被強烈的陽光暴曬中暑而死；下大雨，電線漏電觸電而死；還有，去機場接自己的妻子，翻車而死。有四名戰士的死因更讓人心痛：在部隊水庫中搶修電站機組，兩個玩耍的孩子不知情，將水閘打開放水，四個戰士無一幸免……
太多太多了，多到我不忍心細寫。
軍人的職業原本就有犧牲的意味，而堅守在高原上的軍人，令這種犧牲更多了一份悲壯。即使不在戰時、災時、亂時，他們也需要付出生命，他們也需要時刻做好犧牲的準備。那是一種看不見的默默無聞的犧牲。
我手頭有一份西藏軍區這１０年來的犧牲情況。從１９９５年到今年，１０年間，據不完全統計，僅僅因車禍而亡就有近百人，占死亡人數的３５％，因各種疾病及凍亡的，也有幾十人，占３２％。就是說，僅僅這兩項就占了７０％之多。我可以肯定這兩項的百分比，一定超過了其他軍區，不因為別的，就因為他們在高原。
我還發現，各分區傷亡的情況都各有特點，比如日喀則分區和山南分區，因寒冷而死亡的特別多；林芝分區、昌都分區，以及駐守在那裏的部隊，因各種車禍在路途中犧牲的特別多；而那曲分區，因為海拔太高，患各種疾病死亡的特別多，包括猝死。由此不難看出，他們的犧牲和他們所站的位置，有著非常大的關聯。
我的朋友吳斌役也在那曲，他告訴我，從他調到那曲，他們分區每年都有人因高原疾病死亡。他本人的身體也明顯差了。調進去之前他去體檢，４６項指標全部合格，但半年後再體檢，毛病全出來了：心髒肥大，心動過速，血壓偏高。後來又出現了心髒閉合不全，血液輕度回流，並由此導致血壓偏低，心跳過慢。
對他們來說，犧牲不是一句豪言壯語，是實實在在的生活，犧牲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必須。當他們走向高原時，在他們的心裏，就已經做好了這樣的心理準備。
Ｃ大校曾跟我說過這樣一句話，對軍人的最大考驗不是戰爭而是和平。在和平時期依然能站直了不趴下，那才是真正的軍人。
我把我所知道的西藏邊關的艱苦和犧牲告訴給大家。我不指望每一位讀者能理解，或被感動。我隻希望，在大家舒適的日子裏，在大家氧氣充足的生活中，能偶爾想起他們來，想起那些站在世界屋脊、雪山頂上的官兵，想起那些被寒冷和寂寞包圍著的官兵，想起那些長眠在雪世界永不歸來的官兵。
為他們祈禱，為他們祝福。
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月完稿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修改於成都北校場
（全書將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
責任編輯楊新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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