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前前後後(一)

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前前後後

節選自尚未出版的《從反右到文革》一書
　
作者：魏紫丹

編者按﹕

　　右派分子魏紫丹教授，曾以遭遇中共蠻橫鎮壓、殘酷打擊的親身經曆為藍本，寫作了《還原一九五七》一書，將對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反思，推向了一個更加高遠的思想境界。

　　今年，又值中共發動反右鬥爭五十周年，魏紫丹教授則進一步對“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前前後後”，作了完全學術性的研究，本文就節選自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尚未出版的《從反右到文革》一書。

　　這是本刊同仁所看到的極少數最具有認識價值的“反右”研究著述之一，不僅性質上區別於共產黨自己的右派分子們對“我黨”反右的認知，也區別於相當多的、直到今天還對共產黨“欲說還休”的許多回憶著述，將一種真正還原了的曆史真相，奉獻給了他的同輩和後輩讀者們。

　　更因為他找到了曆史自身的軌跡和中共種種惡跡的之所由來，從而發掘了中共發動反右和發動文革這兩大“史無前例”的政治關係和邏輯關係。

　　我們敬請讀者閱讀這篇好文章，也期待著他的這本新著能夠早日出版問世。

正文﹕


一、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遠因
　

毛的反智主義，敵視知識分子是一貫的。下麵的史料表明，反右派鬥爭的發生，乃是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

其一、早在中共建國前夜，毛在評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中就曾說道﹕

“他們的頭腦中還殘存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毛澤東選集》四卷本﹕1374頁)”

“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並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一批什麽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同上，1375頁)

“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份子，亦即個人民主主義份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讚成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同上，頁1376)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裏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同上，頁1384)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份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還因為……艾奇遜的曆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曆史觀。駁斥了艾奇遜……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同上，頁1398)

上述這些話，跟毛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話，“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裏頭有他們的人，拿中國來說，就是資產階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毛澤東選集》五卷，頁279)

由此，就可以判斷，在毛緊繃的階級鬥爭為綱這根弦上，早把民主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定為了敵人，當作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而當年稱作“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隻是策略上的考慮。作為“因素”，為反右派打下伏筆，是其遠因。

其二、或有人問，他既然是一個具有超帝王思想的人，民主之死敵，那他為什麽還能提出﹕“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和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呢？

他還標榜開明地說﹕“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采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同上)。

蘇聯解體，檔案解密，揭了他的老底。

原來，按他“有意識地”，並不是“留下民主黨派”而是正好相反。

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說﹕“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就都應該退出政治舞台了，這樣將會加強中國革命的勢力。”

斯大林否定毛的意見，於1948年4月20日複電說﹕“中國各在野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反對國民黨集團，所以應該長期存在，中國共產黨將不得不同他們合作，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同時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為聯合政府，從而擴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礎，孤立帝國主義及其國民黨代理人。應當考慮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後建立的中國政府，就其政策而言，還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產主義政府。目前還難以預料這將持續多長時間，至少在勝利後會是這樣。這也就是說，暫時還不能實現土地國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製，不能沒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的財產，也不能沒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雇傭勞動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財產。要等到一定時候才能進行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產黨以外，也還有其他政黨參加人民陣線。”(轉引自丘路《斯大林特使密訪西北坡——來自俄國檔案的秘密》見《百年潮》1998第1期)

在幾天後召開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對此一設想講得更加具體。他說﹕“民盟解散了，中間派沒有了，今後國民黨也沒有了，新中國自然應該考慮像南斯拉夫那樣，實行在一黨製下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換言之，一黨製並不取消統一戰線，也不否認聯合政府，但統一戰線和聯合政府並不等於說一定要有許多黨派並存。事實上，像南斯拉夫那樣，黨與非黨聯盟也可以說是聯合政府。(馬貴凡﹕《毛澤東致斯大林電之我見》，《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6期)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改變初衷，是出於對主子唯唯從命，一切遵照執行。

這裏能夠發現和說明的幾個問題是﹕

(1)毛澤東一再表明是要讓民主黨派都退出曆史舞台，但主子不批準，才改變主意，現在卻說是“有意識留下”。說明毛從來都是按著他的需要，隨意編瞎話的；

(2)發電報的時間是1947年。但遼沈、淮海、平津具有戰略決戰性的三大戰役，卻是發生在此後的1948年的9、10、12月，一方麵的事實是國民黨還有很大實力，另一方麵的事實是民主黨派正充當毛所謂的反蔣第二戰線的主力軍，恰如鷹犬垂涎三尺地起勁追逐著前麵搖晃著的骨頭。正值此時，毛卻打算完他們的蛋，實行“黨天下”，自己獨吞預期的果實；

(3)後來，經過大鳴大放，他發現民主黨派當真要行使互相監督的職能，便又暴露出他要消滅民主黨派的心跡。他於那篇背信棄義、聲名狼借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後來添加道﹕“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我們的方針。至於各民主黨派是否能夠長期存在下去，不是由共產黨一方麵的願望作決定，還要看各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要看他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

這裏當然無需提出這一同樣的問題﹕“至於共產黨能否存在下去，還要看共產黨的表現，要看他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因為，“人民”就是“毛自己”。

而於最後，可能是“人民”看到，經過反右派後各民主黨派的表現，猶如演傀儡戲，由共產黨牽著線，叫走走就走走、叫扭扭就扭扭，完全傀儡化；搖尾乞憐，跟 屁逐 臭，徹底走狗化，完全名存實亡了，才暫且恩準它作為花瓶，“長期共存”，以觀後效、以騙觀瞻。

其三、1947年12月17日周恩來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中說﹕“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

毛澤東在審閱這個文件的時候，加寫了這樣一段﹕“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

這裏明確無誤地作出了“反右”的界定，“反右”的決心和反右的手法。

如果說，上述這些話，如﹕“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是造成“人們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的曆史根源，是從長計議的話，那麽，他後來搞的大鳴大放﹕“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圖窮匕首現；就是時候一到，一切全報。

與其像毛澤東說的，反右派鬥爭，是政治上思想上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的話；倒不如按著曆史的本來麵貌說，叫做“蓄謀已久的陰謀得逞”更合事實。如再往前追溯﹕

其四、“李銳在訪問過程中揭露一段頗有分量的史實，他說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說過，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見金鍾《回首十年說批毛》，《開放》2003年12期)

可見毛早把民主人士當作鬥爭對象，是處心積慮，蓄謀已久。按其盤根錯節，毒根很深來說，更可以追溯到﹕

其五、早在毛澤東1925年的《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一文中，就能看出毛對知識分子的敵視態度。

有人在訪問許良英的《撥開“反右”運動的曆史迷霧》中說﹕“此文發表於1925年12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2月的《中國農民》月刊第二期和1926年3月的《中國青年》第116－117期，

1952年重刊於《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已麵目全非，文中把知識分子分為三類﹕

一是｀反動知識階級’，包括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專院校教授和學生，屬於大資產階級，是｀極端的反革命派’，是｀民族革命之死敵’；

二是多數｀高等知識分子，包括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專院校的教授和學生，屬於中產階級，其右翼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以當作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

三是｀小知識分子’，包括中學生、中小學教員，屬於小資產階級，｀是我們的朋友’。”

作者說﹕“這是｀知識越多越反動’濫調的濫觴。”(王丹﹕《我們在寫曆史》第144頁)

其六、1956年，中共召開八大，劉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別需要各民主黨派的監督。毛澤東增改為“首先是階級的監督，群眾的監督，人民團體的監督。”

原稿另一處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說成同“黨內的自我批評”和“勞動人民的監督”等量齊觀，毛澤東將論述改寫為﹕後兩者的批評監督“是主要的一麵”，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常常是從右的方麵出發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散見第136-212等頁)。

可見，毛澤東後來的通過鳴放，讓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而且態度誠懇得出奇，是要“鬥”出“從右的方麵出發的”意見來的。

這一點，他早已胸有成竹，而其後續步驟是陰謀或陽謀，可作另議，但從早前到晚近，一直是懷有“預謀”這一事實，已為曆史所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