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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東方周刊：講述京滬粵三地窮人過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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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19日10:29 瞭望東方周刊
《瞭望東方》記者集體／北京、上海、廣州報道
過去，人們把衣食無著的窮人過年比做過關，故稱春節為“年關”。在這個大多數人衣食無憂的時代，窮人過“關”的故事漸漸地鮮為人知了，但沉澱在這些故事深處的，卻是比磁浮車飛馳和火星船上天更讓人驚顫的內容
街頭賣唱過年
文／朱迪
唱歌的時候他們像開屏的孔雀，驕傲而自信，絲毫看不出他們為過年走親戚要送禮而發愁的窘迫
春節前一個陰冷的傍晚，繁華無盡的上海淮海路，“太平洋廣場”五個字的霓虹燈柱下，佇立著與如此現代化大都市的街景不相襯的六個人。他們穿著過時且洗得發舊的衣服，樸素沉靜得有些土氣。
兩個男人拉手風琴、吹笛子，一個聲音洪亮、底氣十足的男人唱著上個世紀80年代流行過的民歌，惟一的一個女人和另外兩個男人一起也在唱，但那個聲音洪亮的男人明顯是主唱。
幾個人的表情認真得讓人肅然起敬。他們的麵前有一個打開的皮箱，立起的蓋子裏層貼著“下崗獻藝、多謝關照”的紙片，皮箱裏有零星的10元、5元紙幣和1元硬幣。路人扔下錢之後，他們會很有禮貌地鞠躬說“謝謝”。
樂隊常唱的曲目是《祝福祖國》、《同一首歌》、《小白楊》等，當然也接受路人的點歌。圍觀的人很多，有不少人慷慨解囊。
黃國珍，樂隊裏惟一的女性，是她把原來虹口公園裏各自為政唱歌賣藝的下崗人員組織了起來，成立了這個小樂隊。
“我們熱愛生活，熱愛藝術，但也需要錢。”黃國珍對《瞭望東方》說。
戴一副紫色框的眼鏡、穿一件羽絨服，眼前這個身材瘦小卻收拾得幹淨整潔的中年婦女，每個月隻有600塊錢的固定收入，卻要養活自己和上高三的兒子，而上個月因為做母嬰護理時把牛奶煮焦了，600塊工錢一分沒拿到。
用她自己的話說：“我很要麵子。”小姐妹送她的羽絨服是她最貼心的禮物，她覺得穿在身上很好看，時不時地喜孜孜地提到。
其實和黃國珍差不多，這樂隊裏每個人的月收入基本上都是四五百塊。
比較困難的是戴著老式米色塑料鏡框眼鏡的張先生，他有一個智障的兒子，老婆跟人家跑掉了，用樂隊裏其他人的話說，張先生真的是“吃飯都成問題”。
比較輕鬆一點的是被大夥稱作“張老師”的主唱，雖然每月隻有400元的補助，但加上妻子的退休工資，生活還不算太艱苦。
快過年了，姐姐邀請黃國珍母子倆到家裏過年。黃國珍說，畢竟是去人家家裏過年，她已經買了兩條魚放在冰箱裏了，花了20塊錢，準備到時候拿過去。她跟姐姐講好了，外甥的壓歲錢就免了。
兒子很懂事，知道家裏的情況，過年也沒有要什麽東西。但當媽媽的還是給孩子買了一套棉毛衫褲，39元一套，仍讓黃國珍大呼“太貴了”。她沒舍得給自己添置東西。
過年的時候，黃國珍和她的樂隊會趁著街上人多，繼續出來唱歌。像這樣每個星期六、日晚上唱四個小時，每人可以分到二三十元左右，春節期間，說不定會有不小的收入呢。樂隊也會趁比較有空的時候，一起坐坐聊聊天，畢竟大家誌同道合又同命相連。
“我過年最多花四五十元錢。”這是黃國珍今年的春節預算。
我的女人在哪裏
文／嚴小慶
“老蓋啊，今年給你前妻寫封信吧！讓她接你回去過年。”
拖著兩隻腳一步一步艱難地往前挪，頭發花白，誰能把當年叱吒風雲的“斯巴達克斯”與眼前的蓋文源聯係起來呢？春節之前，《瞭望東方》在上海第四社會福利院裏見到了這位中國前著名配音演員。他已54歲。
1997年，蓋文源因一張作假的病假單被上譯廠辭退，此後流入社會。妻子離異，加上嗜酒，蓋文源陷入困境，身體也每況愈下，後來被市民政局破格安置在了福利院。
過年了，老影迷們沒有忘記他，在蓋文源的櫃子裏，盛放著北京、廣東、湖北、山東、福建等地寄來的新年賀卡──還有日本人寄來的呢。一位未署名的影迷代表全家人給蓋文源寄來了掛曆。一些好心人還寄了錢來，這對經濟拮據的蓋文源來說真是雪中送炭。
“他家裏人呢？沒來看他嗎？”《瞭望東方》問他的室友。“哎，別提了！他有一個女兒，自他進來後就沒來過。他的前妻第一年來接了他回家過年，以後就再也沒信了。”
陪伴蓋文源過春節的，是酒。“酒解千愁”，蓋文源也許是出於這樣的想法而喝酒的。而事實上老蓋的“失語症”歸根結底是由酒引起的，他的病要求他不能再喝酒。在記者提醒蓋文源“少喝酒”時，他點了點頭，“好！”好洪亮而渾厚的嗓音啊。
當記者表達對《斯巴達克斯》、《王中王》這些他主配的電影和他所配的英雄式人物的欣賞時，蓋文源的眼裏閃著熠熠光彩，他時而低下頭，時而使勁擦去眼角的淚花，不停地說:“好！好！”“對！對！”隻能發單音字的他，甚至冒出一句“酒肉穿腸過”，使記者不由得對世人所說的失語有了些許懷疑。
“您今年春節準備怎麽過啊？”記者提出了這個問題。蓋文源顫抖著從櫃子裏拿出一張紙，不停地搖著頭歎氣。“於×，蓋××，……”這是他前妻和女兒的名字和聯係方式。此後的蓋文源陷入沉默。記者注意到，采訪中一旦提到“過年”，蓋文源的手就牢牢地攥著那張紙，眼裏淚光閃閃。
蓋文源的室友告訴記者，在老蓋進福利院的第一年，他的前妻接他回去過年。那時，蓋文源的身體還不如現在。體會了家庭溫暖的蓋文源，在春節結束後，他竟再也不願回到福利院了。無奈的前妻仍將其送回，可老蓋在回來的車上就是不下車，甚至大發脾氣，還與醫生發生了衝突。從此，尷尬的前妻再也沒有來接過蓋文源回家，他的女兒更是一次都沒來看他。
“老蓋啊，今年給你前妻寫封信吧！讓她接你回去過年。”室友建議道。又是一聲響亮的回應：“好！”
“您對過年最大的願望是什麽？”記者小心翼翼地問。蓋文源聞言，急切地打開抽屜，搜尋著筆，想寫些什麽。“於×，蓋××”，蓋文源顫抖著手，一口氣寫下前妻和女兒的名字。沒有任何思維的阻塞，他完整地寫下了她們的名字──如此清晰而快速地寫出了這幾個字！-
活下去的機會
文／蔣恩言
在堅持和等待中，在堅持和等待之後的失望中，他們總是相信下一個年會有真正的圓滿
當所有的中國人在為一年中最隆重的節日忙碌著，整個城市彌漫著溫暖的飯菜香的時候，恩妮一家隻是焦急地守著家裏的電話。在窗外震耳的鞭炮聲中，三個人需要很仔細地傾聽，因為每一個電話都有可能點燃全家人心中的希望火苗。
春節前後是腎移植的高峰時段，醫院隨時都可能來電話通知患者住院移植，孩子的命運可能在瞬間改變。所以，過年，對於21歲的上海女孩恩妮和她的爸爸媽媽來說，隻是一個機會，一個活下去、讓今後的人生之路變得平坦的機會。
媽媽曾經因為女兒的病著急而中風，至今身體也不好。每年的年夜飯，一家人就買點現成的熟食湊合著，誰都沒有心思過別人眼中喜氣洋洋的年。全家人惟一的新年願望，就是每一次的電話響起後會有等待中的好運降臨。
每逢過年，恩妮的爸爸媽媽甚至都不敢和拜年的親友多說幾句，每一次都匆匆掛斷，生怕占線錯過了那個要命的電話，錯過了女兒活下去的機會。
然而，希望每一次都沒有來，總是無法實現的新年願望，讓恩妮還稚嫩的心靈長滿了老繭。
“爸爸媽媽說，他們過年什麽都不想，隻是希望我身體健康一切平安。”在恩妮的講述中，沒有訴苦，卻有著經曆磨難後的淡然和隱忍的辛酸。
從1998年5月的一天，當時才15歲的恩妮被診斷為腎衰竭尿毒症必須移植腎髒後，在這個家裏，過年就注定是可有可無的背景。每個星期的兩次血透維持著孩子的生命，日漸蒼老的父親騎著破舊的自行車來回接送女兒。即使是在新年，踏過滿街五彩繽紛的鞭炮碎屑，那也是別人家的歡天喜地，父女倆已經習慣了平靜麵對自己的冷清的春節，仿佛春節本該就是這樣。
血透過程需要8個小時，爸爸靜靜地等著。父女倆甚至舍不得買街上的一個餅，哪怕是過年，也隻是在家裏吃上一碗簡單的麵條。每個星期800元的血透費以及其他的治療費，全家隻靠著爸爸打短工的收入支撐著。
“什麽時候女兒的病好了，我們才能真正過上一個年！”下崗在家的媽媽看著女兒，用一個母親的堅定口氣說。
恩妮的家隻有10多平方米。這個身患重症的女孩子習慣用“倒黴”來形容自己的病，平靜得仿佛隻是得了一場重感冒。恩妮的電腦屏保上是粉紅色的可愛KITTY卡通貓，畢竟還是個大孩子，經曆了無數次生死來回之後，這個女孩子有著成人的平靜和孩子的眼睛。
電腦和鋼琴是家裏最顯眼的家具，這兩樣都屬於恩妮。電腦是別人送的，鋼琴是小時候買的，那時候她還是一個活潑健康的孩子，和所有被寵愛的聰明孩子一樣，承載著父母關於將來的一切憧憬。
可憐的鋼琴因為很長時間沒有校音已經嚴重跑調。校一次音要好幾百塊錢。“沒有錢去伺候它了。”恩妮裝作不在乎的語氣裏沒有抱怨，隻是淡淡的遺憾。“聽到鋼琴音不準，像看見老朋友身體也不好，心裏特別難過。”
恩妮聽說過，就在上海，有些有錢人家的病人，很快就弄到了腎，有的人甚至一年內移植了兩次，但是，她家卻不行。
治病已經漸漸掏空了爸爸媽媽的積蓄。至於未來的腎髒移植手術，更是不敢想像。
恩妮用一個孩子的口氣向《瞭望東方》述說著她的新年願望：希望身體快快好起來，就可以跟著爸爸媽媽去拜年，多拿幾個紅包。媽媽說，得病以後，除了血透，女兒從來不出門。媽媽說話的時候，恩妮在看同學發來的電子賀卡。初中的同學都已上大二了。學校，是恩妮心裏的傷疤，她和媽媽從來都沒有說起過。
窗外已響起了零星的鞭炮聲，這是2004年的春節。電子賀卡上閃著紅色的福字。恩妮笑著看著媽媽：“今年肯定會好起來的。比去年好。”-
不回家是為了孩子
文/王馳
她覺得北京“樣樣都好”
“比起老家放鞭炮、包包子的熱鬧勁兒，北京過年的氣氛差遠了。”張學芝說。
“我想家裏的大棗饅頭和粉絲包子。”一直不太吱聲的徐保憨笑著冒出一句。
張學芝與徐保是從河南信陽來的一對青年夫婦，從1997年秋天起，就在京西的一個國家機關大院裏做保潔工。他們一個打掃家屬樓的樓道，一個清理家屬院裏的衛生。兩人很看重這份相對穩定又能照應孩子的工作，一幹就是7年。
7年裏，他們幾乎天天早晨7點上班，下午5點下班，包括“五一”、“十一”，當然，也包括春節。
他們對即將來臨的春節顯得漠然。除了買些雞和魚在家吃個年飯，對過年，他們沒有別的打算。
買新衣服嗎？剛剛31歲的張學芝說，她已經好幾年沒添置新衣了。當記者說她穿在身上的黑色防寒服不難看時，她低頭笑笑，說那是別人給的，但她並不很喜歡那個顏色。徐保則幾乎一年四季都穿著工作服，他們8歲多的兒子林毅也懂事地不吵著要新衣裳。
“城裏就是，幹啥都要錢。”張學芝說。她和徐保每人每月有450元的收入，刨去170元的房租(不包括水電費)、上二年級的孩子一學期390元的學費和200元的借讀費，省吃儉用，每月能攢下300多塊錢。
年前，他們剛給老家寄回700元過年錢。張學芝說老人對他們年年春節不回家一直心中不快。
小兩口說，他們之所以能在北京堅持7年，最主要的是希望孩子能在北京受教育。
“要不是為了孩子，我才不願在這裏過年哩。”張學芝環視著最多10平米的小屋說。
小屋裏僅有一張小床、一張用磚頭接出加寬的單人床、一個一扇門的舊衣櫥、一個兩抽屜儲物櫃和些用布蓋上的雜物。但張學芝還是告訴記者，她覺得北京“樣樣都好”。
“這裏的老師比村裏強多了。”上過初中的徐保和小學沒畢業的張學芝齊聲說。
就這麽坐在床邊聊了一個多小時，兒子林毅沒有打攪過一次。他要麽瞪著大眼睛聽，要麽拿出自己製作的袖珍模型玩。他的裝滿一個文具盒的小飛機、小賽車、小衛星、小火箭之類的模型都是同學給他的。
林毅告訴記者，爸爸媽媽隻帶他去過天安門、八一湖和八角遊樂園，肯德基和麥當勞他從來沒有去過。他說他最想去動物園。他養了隻貓，他喜歡和貓玩，但當貓兒蹲到自家25寸的長虹電視機上時，林毅會使勁把貓拽下來，說“把電視碰壞了，爸爸就買不起了，我也看不成動畫片了”。
看到孩子能得體地和大人談話，張學芝疼愛地拍拍兒子的屁股，喜悅和滿足寫滿了她的臉龐。她笑道：“要在農村，小孩見了大人早跑了。哪能說這些！”
隻要孩子有出息，夫婦倆說，他們再苦也值。
時間在小屋裏慢慢流逝，“過年”這兩個字還是在他們心頭喚起了一線溫暖。這溫暖來自遙遠的故鄉。他們回憶說，在家鄉，每逢臘月二十七八，家家都要蒸20來鍋包子饅頭，大家夥兒聚在一塊和麵、剁餡，好開心哪。
“一個饅頭得這麽大，快一斤啊！”張學芝比劃著說。-
過節支走妻子
文／徐賽虎
團圓事小，丟掉飯碗事就大了
小彭下班後感覺很累，幾個月前因車禍而骨折的那條腿隱隱作痛。他說這可能是早上為送老婆孩子趕早班車回家起得太早了。
“以前過年都是一家人在上海湊合著，這次我得把他們都送回家，省得天天嘮叨叫我休息，把我耳根都磨軟了。要是真歇下來，等你過了年再來上海找工作，哪裏還找得到。”
所以，他等兩個孩子一放假，就催著老婆帶他們回九江農村老家去，還叫了一輛出租車到車站，“孩子平時沒坐過小轎車，這回也讓他們瀟灑一回。”
小彭在楊浦區長陽路上的歐尚超市幹整理購物車的活，一個月前才剛剛找到這份工作。《瞭望東方》記者去找他時，看見他正推著蜿蜒的三四十輛購物車從人群中艱難穿行而過。
“等我幹完了，再跟你聊。”他怯生生地說，“自動扶梯上的玻璃幾千元錢一塊，要是被我撞壞了，一年白幹不說，還要被炒掉。這幾天人一天比一天多，過年的氣氛……”他邊說邊四處張望，大概是怕主管看見他在閑聊。
下班後，記者去到他家，見他正抱著受傷的腿坐在床頭看電視。“我家的豬圈都比這間大。”小彭這樣形容他的這間長不過3
米、寬不過兩米的小屋。屋內靠牆放著一張床，床對麵就是煤氣灶，床頭有一張既當床頭櫃又當灶台的小櫥，床尾的小箱子上放著兩台他收舊貨收來的電視機和一張靠在角落裏生鏽的彈簧床。
“上午你也看見了，越是到過年我們越是忙。那些購物的基本是全家出動或是夫妻雙雙。好像超市裏的東西不要錢似的，都在‘搶’。一天下來我基本上沒得休息。”他揉搓了兩下骨折處，“以前我和老婆孩子不回家過年，也是逛逛大超市，到南京路轉轉，不過隻是看看，一般不買，實在拗不過孩子，買點玩具或是吃點什麽。不過那也多半是在七浦路市場或是大排檔。”
他順手拿起床頭的一個玩具撫摸著，像是在撫摸著他的孩子：“這個就是去年過年時拗不過兩個小東西才買的，六塊多錢呢！又忘記帶回去了！”
小彭已經有七八年沒回家了，家裏父母年紀都很大了。
小彭很想念剛剛離開的老婆：“她在家的時候，我每天下班回來，她都幫我揉這塊痛的地方。”他兩手揉搓著骨折的小腿，幸福地咧嘴笑了。
小屋裏彌漫著劣質香煙的煙霧。那個40瓦的白熾燈更加昏暗了。在沾滿油煙的的窗戶外麵，飛揚著晶瑩的東方明珠塔尖和被外灘霓虹燈映亮的五彩天空。-
夢想有自己的公司
文／陸洋
他要改變每年僅兩千元的種地收入，告別借債的日子
噔、噔、噔，他爬上兩層樓高的梯子，腰間綁著簡易保險帶，用特製的玻璃清潔劑，嫻熟地擦拭著這扇高達五米的落地窗。
以窗外天空下一幢幢漂亮的住宅樓為背景，他仔細地檢查玻璃上每一處細小的汙點，並用小刀片輕輕刮去，然後把刀片在褲腳上一擦，夾在嘴唇間，以便下一次取用。最後，他用專業玻璃擦刮掉藥水和汙漬，並用幹毛巾吸去多餘的水分。這間200多平方米複式公寓的客廳立刻變得明亮透徹了。
這就是吳修元從安徽來到上海的6年裏賴以謀生的技能。
工作間隙，吳修元點燃一支牡丹煙。夾煙的大手上已滿是皺紋和老繭─—這雙6年前在安徽肥西老家下地幹活的粗手，並沒有因為放下鋤頭而細嫩了些;相反，如今清潔劑中的化學成分加快了他皮膚的衰老和粗糙程度。
“過年前的這幾天，活特別多。”吳修元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說，“許多裝修好的人家都想快一點把新房弄幹淨，好準備過年。我今年不打算回家過年了。”好在吳修元的妻子和兒子都在上海。
吳修元在來上海之前，從沒聽說過保潔工這個工種。如今，在老家從來沒必要擦玻璃、洗馬桶、為地板上臘的他，天天清潔著上海的各種高樓大廈和住宅小區。
房子的主人看到吳修元站在光滑的玻璃頂上，嚇出了一身冷汗：“我家可是18層，這上麵你也敢爬，用水槍衝衝算了。”在玻璃頂上如履平地的吳修元笑著跟房主擺了擺手，又開始重複著剛才的工序。對於曾經為金茂大廈和正大廣場做過保潔的他來說，這算不了什麽。
三下五除二，一貫做事利索的吳修元，沒花多少功夫，就讓這間陽光房與藍天靠得更近了。
“這家主人挺好的，但是能擦到的地方我還是會盡量擦。這樣，我心裏踏實。”吳修元從房頂上爬下來，彈了彈身上的灰說。
離過年隻有不到10天的時間了，可吳修元家裏除了吃剩下的半個豬臉皮和一隻醃好的鵝之外，並沒有置備其他的年貨。
吳修元的妻子在另一家保潔公司工作，每天上夜班，他們倆能湊到一起的時間不多。不過，過年上班能拿到加倍的工錢。
“在上海過年沒有老家那樣有味道。”吳修元一談到肥西老家，就來了勁頭。大年初一，村裏的人是不許出村的，必須在家裏過世老人的牌位前磕頭拜年。到了初二之後，才可以到別處拜年。
按照家鄉的習俗，家家在置辦年夜飯的時候，必須留一碗大肉和一碗大魚放在櫥裏，等到正月十五之後才能吃。因為十五過後就是新的一年的開始，吃了大肉才有力氣幹活，吃了大魚則代表新年一開始就“年年有餘”。
但吳修元已顧不得留戀這些了。他要改變每年僅兩千元的種地收入，告別借債的日子。
剛到上海時，他專門為金茂大廈做保潔。他第一次進入總統套房的時候，簡直驚呆了。
“在這裏睡一晚要多少錢？”吳修元心裏沒底地問了一句。
“大概是你打幾年工的錢吧。”金茂大廈的保安不屑地說。
現在，吳修元和妻子兩個人每月能掙兩千多塊錢，除了應有的開銷，還能攢下一千塊。但他有時還會一個人抽悶煙，因為還有兩個未了的心思:一個是希望眼睛有殘疾的兒子能在上海學會修電器的手藝，今後自食其力；另一個是，在有條件的情況下，自己開一家保潔公司，讓家人過上更好的日子──這也是他今年春節的不多的願望。-
“冠生園路老婆婆”怕過年
文／王吉陸
“貓撲”們還在齊齊哈爾尋找老人的女兒裴鳳珍和裴鳳蘭
“我不知道什麽時候過年。”
盡管已做好了心理準備，但當老太太這麽說的時候，《瞭望東方》記者還是覺得很意外。
去年的春節就是在毫無先兆、毫無準備中降臨在楊樹琴老太太麵前的。“那時我還在街頭走著，隻聽到‘砰、砰’的聲音，我想怎麽放炮了？”
楊老太太平時不大敢找人問話，“我耳背，人家說小了我聽不到，又不敢老問。”但是那天，好奇心還是讓她鼓足了勇氣:“為什麽放炮？”“老太太，過年啦。”回憶這個情節時，楊老太太顯得十分平靜。
這一次是楊老太太離開齊齊哈爾後的第五個春節，之前的四次，春節都是無言地到來，無語地離開。
從之前看到的流傳在“貓撲”(一個有名的互聯網BBS)上的帖子和老太太自己講的故事中，大致可以弄清楚她已經78歲，因為治病借了3500塊錢的高利貸，於是來到上海找錢去還。她的老伴很早就離開了人世，兩個兒子1979年在一次修橋事故中死去了，四個女兒還在齊齊哈爾。她背著女兒離開了家，想著的是還錢。但後來就與女兒失去了聯係。
曾經，老太太靠撿垃圾賺到了9000塊錢，但錢被小偷偷走了。後來曾有“貓撲”網友問過：“為什麽不存到銀行？”她說：“我不知道怎麽去銀行存。”
“貓撲”在老太太生活中的出現，為她的晚年增加了那麽一點亮色。盡管，到現在她還是不能明白什麽叫“貓撲”。
2003年6月15日，“貓撲”網友“xdx”在漕寶路地鐵口見到了楊老太太，“我看到她拿著一個口袋，一路走，一路撿垃圾，看看有沒有什麽值錢的東西。她走一段路就停一段，坐下來休息一會，然後又接著走，又休息一會，我覺得她不像是一般的乞丐或者撿垃圾的人。”
“xdx”把身上所有的硬幣一共4元7毛錢給了她。
老太太哭了，接著把自己的故事講給“xdx”聽，後來便在“貓撲”上流傳開了。網友們聚集到一起幫助老太太，幫她找房子、帶她檢查身體、設置一個賬號管理捐給她的錢，一共收到捐款6297.30元。
穿過一條泥濘小路，《瞭望東方》找到了楊老太太現在住的地方。這裏過去應該是鄉間，上海的發展也改變了這個地方，但旁邊一條小溝仍散發著難聞的氣味。
“從地下鐵到家，我要停下來休息十多次。”老太太對自己的腰、腿有些抱怨。這段距離，記者走了不到20分鍾。
所以老太太不敢走遠，總是在附近，常常去冠生園路，“貓撲”網友有時也會用“冠生園路老婆婆”作為她的代稱。不敢走遠的另一個原因是怕迷路，“晚上我就分不清路了。”記者為她在一張紙條上寫了地址，告訴她迷路時可以去找警察，老太太說了一句：“我怕他們。”
“老太太身體不好，我很擔心。其實她現在最好是能到敬老院去，我們勸了她好多次，可惜沒有效果。她說敬老院裏不自由。”一直在組織幫助老太太的網友“jackla”、“害羞的流氓”這樣告訴記者。
“貓撲”們還在齊齊哈爾尋找老人的女兒裴鳳珍和裴鳳蘭，老太太提供的地址是南市區雙芽路西工地21棟，網友“東北達人”實地去看過，但是沒有能夠找到她的女兒。網友們還在努力，希望能實現這個願望。
春節前，“jackal”、“害羞的流氓”準備再召集一次網聚，去看老太太。“買點雞蛋、水果，買一個熱水袋，還有水餃，可以放到房東的冰箱裏，老太太是東北人，應該喜歡吃水餃。”
老太太並不知道網友們在為她準備這些。她說：“我怕過年。人家都是兒孫滿堂，我卻成了光杆司令了。”這麽說的時候，眼中含著淚花。
討錢回家
文／王吉陸
過春節，窮人家也是有講究的
“過年一定要回去！”
提到春節，車先生第一反應是回家。
見到車先生時，他正被一個穿製服的男子趕下外灘走廊觀光區，那位男子對《瞭望東方》說：“以前可以送到收容所，現在沒辦法了，隻能把他們趕走。”當記者問起根據什麽規定趕人時，他隻是說：“公共場所不允許乞討。”
在南京東路對麵的馬路旁，記者找到了車先生，有句話說：“窮人的衣服都是不得體的”，有些絕對，但此時的車先生確實穿著不得體。他對記者說：“我們的確影響市容，上海是國際大都市，裏麵都是文明人。但我是為生活所迫。”
來自丹東山區的車先生用的是農曆:“我是十月初五來到上海的。”
1993年因火車事故失去雙腿後，車先生在家呆了10年。這10年中他看著父母漸漸老去，看著妻子離婚而去，也看著18歲的女兒因家中無錢供養而輟學。
“山區中有幾畝地，耕耕種種也餓不死，但政府一個月補助20幾塊錢，不好過呀。”
聽說鄰村一個殘疾人在上海碰到好心人的故事後，車先生也想碰碰運氣。
轉眼間到上海已兩個多月，馬上要過年了，車先生卻想趕快回家。
“去年過節，是妹妹幫我換的衣服，這也是辭舊迎新。”
離家在外的車先生還懷念家鄉的水餃，更懷念大年三十一家人坐一起包餃子的那種溫馨感覺。
“過春節，窮人家也是有講究的。”車先生談起來滔滔不絕，記者聽出來年三十吃青菜、蘿卜，大年初一要吃酸菜。家人彼此見麵也問候，說一些吉祥的祝福語。
“初一、初二都是不做事的，在家呆著，初三到嶽父母家拜年……”
車先生的話題轉到了朋友，幾個大老爺們坐一起，喝酒、聊家常，“講東北人喝酒，一個詞：豪爽！”
從上海到家，坐火車到沈陽，再轉車到丹東，接著還要轉車。這需要三天兩夜，一共300多塊錢。車先生去找過救助站，希望能得到一張回去的票，但得到的答複是：“讓隔壁區的把你送到總站去吧。”
現在，車先生已討到了一點錢，差不多夠買一張火車票了，但他希望能帶點錢回家。“也讓家人也高興一下嘛。10年哪，我沒賺到一分錢，雖然這是討來的，也不多，但在我們山區也差不多了。”
車先生已經規劃了花錢的方式：“過年嘛，對聯要買一幅，鞭炮也是需要的。父母老了，該孝敬一下；自己無能，對不起女兒，但過年總該給她買件衣服。”
他又重複了那句話：“東北人不興過年不回家。”-
無臉回家
文／紀旭
春節之前還沒有討回被拖欠的工資，怎麽有臉回去與家人團圓
2004年1月12日上午10點，在廣州天河區吉山村一間2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內，湖北荊州青年文應明接到家裏催他返家的電話，這樣的電話在他父親住進醫院急救病房的25天內，他幾乎天天接到。放下電話他的表情凝重：錢用光了，醫院斷藥了。
文應明落淚了，但他無法回家。
2001年9月至2002年8月的11個月裏，文應明帶著由11個老鄉組成的水電施工組，為吉山村橄欖公園建築工地打工，公園建成了，11個人的83913元工資卻至今沒有拿到。為了討要工資，文應明在吉山村租了一間房，一邊打零工，一邊追討。“拿不到錢，我沒有臉回家啊！”文應明苦著臉說。
與文應明有著同樣遭遇的，大約有90多人，他們都是湖北荊州和宜昌的農民。90多人的工資欠條加起來，有六七十萬元。老板黎某告訴他們，等公園賺錢了，就馬上給他們工資，他們相信了，可是一天天過去了，血汗錢卻始終沒有蹤影。
馬遠發夫婦心腸熱，介紹了不少老鄉來廣州打工。但想不到的是，被介紹的人拿不到工資，開始埋怨馬遠發夫婦，一些人甚至到他的家裏去鬧，害得他們不敢回家鄉。“有人給我們家裏放毒，雞都給毒死了。”馬妻傷心地說。
退伍兵李方權在公園做保安，被欠了12000元的工資。“看來，今年還要在廣州過年了。”他說。
雷元金因為被欠了一萬多元工資，今年老婆生小孩都不敢回家，“他骨折大腿打的鋼板，到了該取出來的時候了，可是哪有錢去醫院啊？”文應明指著雷元金的大腿說。
最悲慘的是35歲的泥水工艾嚴和，沒有拿到工資就回到家鄉繼續務農，因為家裏經濟狀況不好，連孩子上學的學費都交不上，妻子總是和他吵，罵他無能，老實巴交的艾嚴和一氣之下，於2003年11月23日在家服農藥自盡了。52歲的哥哥艾之榮春節前來到廣州繼續為弟弟討要工資，他小心翼翼地從口袋裏取出弟弟的欠條給記者看，上麵的金額是5839元。
“哪個不想回家過年？恨不得生出翅膀飛回家去！”馬遠發的妻子說，“可是家裏老的小的都在等著錢，拿不到錢，我們怎麽回家啊？”
2003年6月，法院曾判決他們勝訴，但沒有執行；8月，他們申請強製執行，法院卻說被告沒有財產；他們把相關部門幾乎找遍了，但這個部門把他們推向那個部門，那個部門又把他們推向另一個部門。
2004年春節之前，法院終於做出承諾，對被告在橄欖公園的財產評估後拍賣，用拍賣所得支付他們的工資。
“這幾天就能有消息”，文應明滿懷期望地等待著。現在，離2004年春節隻剩下不到10天的時間了。
今晚誰來演唱
文／龍海
因那瞬間的感動而流下眼淚，怕也不是為了音樂本身
如果要聽陳亨用意大利語惟妙惟肖地演唱，以前一般要等到春節。運氣好的話，你有可能在某個朋友的家裏欣賞到陳亨的“新年演唱會”。
通常的情景是這樣的：賓客們都已經喝得差不多了，於是有人提出要“我們著名的男高音”登場助興。陳亨靦腆地審視大家的表情，判斷他們是否真的會從內心裏為他的表演喝彩。在確定了大家焦急的認真態度後，陳亨站起來，兩手放在圓鼓鼓的肚子前，用一個高音迅速抓住了眾人。
喧鬧的酒席霎時因為陳亨的歌聲而安靜了。因為房間不大，陳亨唱到高音部時，震得滿桌狼藉的杯碟有些嗡嗡作響，於是開始有人給他倒酒、點煙，在另一撥人勸阻“不要再給他喝酒、抽煙，對他的嗓子不好”的喧鬧聲中，屋裏又重新躁動起來，有的觀眾不知是太開心了還是太感動了，聽得流下了眼淚。
陳亨閃亮著眼睛興致勃勃地一首連著一首演唱，伴隨著眾人點歌的爭執以及窗外震耳的鞭炮聲迎來了新年。
上個世紀60年代的一個夏天，在意大利，年輕的帕瓦洛蒂正在教孩子們學習體操，他的業餘愛好是唱那坡裏民歌，並希望成為一個歌唱家。同時，在遙遠的中國上海，一個孩子夜裏偷偷地趴在被窩裏，收聽電台播放的意大利那坡裏民歌，那是他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歌聲，他立刻就被迷住了，並記住了演唱者──20世紀偉大的歌劇大師斯台芳諾。那也是帕瓦洛蒂崇拜的偶像。
事實上，這位名叫陳亨的街道工廠裏的年輕工人並不懂得意大利語，他隻是狂熱地喜愛上了演唱意大利民歌，開始跟著無線電模仿斯台芳諾、貝爾岡齊、吉列等大師的演唱。陳亨仔細聆聽早期歌唱家的單純唱法，學習發聲、換氣的技巧。與帕瓦羅蒂一樣，陳亨並不識譜。他是依靠自己的耳朵和他獨創的符號替代音符係統來學習歌曲的。
幾年以後，也就是帕瓦洛蒂登上紐約大都會大劇院的舞台演唱《軍中女郎》時，“我們的歌唱家”陳亨從街道的工廠回家了。失業並未打消他在演唱上的自信。他有了更多的時間去認真學習聲樂藝術。
當20世紀80年代初三大男高音橫掃整個歐洲、風靡全世界的時候，陳亨也被慕名而來的文藝劇團邀請去參加演出。在舞台上，他的風度不亞於任何一位明星。羞澀的他一開口，觀眾們就被漂亮的高音鎮住了。
那是個西洋古典音樂剛剛解禁的年代。被觀眾熱情的掌聲衝昏了頭的陳亨不願意退場，他一首接一首地唱，絲毫不在意後台焦急萬分要表演下一個節目的女演員們，整場文藝演出已經亂得像一出歌劇。最後，被劇團演員圍攻的劇團團長不敢再邀請他。
於是陳亨的演出活動隻能局限在朋友的聚會上，但是他的台風不變，依然要等酒酣耳熱的觀眾再三邀請才會一開金口。陳亨天性開朗，他的音樂天賦和驚人的記憶力，加上那圓滾滾可愛的卡通身材(鼻子也有點大)成為大家快樂的源泉。
陳亨出生於廣東音樂世家，他的父親畢生致力於研究廣東音樂，已早逝了。因為所住的華山路大勝胡同早年是法租界，弄堂裏許多人家都有鋼琴。陳亨自幼對音樂的耳濡目染得益於環境的熏陶。
陳亨在開心的時候曾認真地問《瞭望東方》:“我和帕瓦洛蒂比怎樣？”記者告訴他，帕瓦洛蒂已經要70歲了，而你隻有50出頭，據帕瓦洛蒂說他爸爸87歲還在唱呢。
陳亨依靠街道的補助以及親戚的接濟度日。幾年前，疼愛他的母親過世後，陳亨孤零零地生活在華山路上，他不善於料理自己的生活。他越來越孤獨，他整日四處閑逛，夜裏很晚才回家。屋裏不再有音樂，鄰居不再被打擾。
新年即將來臨，今年還沒有人邀請陳亨去演唱。偶然間，陳亨或會在街頭聽到那曾經耳熟能詳的意大利民歌，不知道他會不會在那一刹那駐足停留。
老朱過年想逃
文／於達維
老朱說他辦了件大事:為許許多多娶了外來妹、嫁了外來哥的上海人解決了第二胎的戶口問題
老朱是上海人，可他說過年想“逃”到他曾呆過的無錫去。無錫有親戚，有朋友，最重要的是，無錫沒有人追債。
蘇州河浙江路的鐵橋上，這些年早已成了外地人的天下，賣小玩意的，賣烤紅薯的，賣盜版光盤的，摸錢包的，操著全國各地的口音混雜在橋上，時刻注意著來往的行人並警惕著城管人員的襲擊。春節前，上海人老朱推著三輪車來到橋頭，賣起了上海人熟悉的炸油凳子，讓外地人、本地人都感到好奇，老有人圍著看，就是不吃。
“上海人一般不願意出來做小生意，主要是好麵子，像我這樣的，全上海恐怕沒有第二個。”老朱不怕城管隊，畢竟都是上海人，一聽說話就放了。老朱就怕下雨，下雨了，就沒法起油鍋炸東西了。所以每天早上，他讓兩個女兒幫他看天氣預報。為了這兩個女兒能落戶上海，老朱費了不少事。
老朱的老婆是四川達縣農村人。老朱和她一共生了兩個孩子，當時這在農村是允許的。但兩個孩子想要落戶上海，還真成了問題。“他們說要罰我的款，我說這不行啊！”於是老朱找到市政府，找了兩次還真讓他解決了。
老朱說，他這個先例一開，許許多多娶了外來妹、嫁了外來哥的上海人的第二胎戶口問題，就都解決了。他這是“辦了一件大事”。不過，為了這件事，老朱請客送禮花掉了兩萬多塊，現在還背著6000多元的債。
窮歸窮，可是老朱說話也是算數的。一次女兒要個VCD，老朱說好，你平均考了95分就買，結果孩子考了97.5，老朱立馬花1000多元給女兒端回來一台。不過，一家人折騰了兩個多小時也沒折騰出圖象來──電視太舊了，不匹配了。為了不讓孩子失望，老朱咬咬牙，又花了4000多元端回一台25寸大彩電。現在有多少家長，會用盡自己大半的積蓄，去兌現給孩子的一個承諾呢？
上個世紀90年代，老朱和老婆在無錫開了家小飯店，後來回到上海賣鵪鶉，再後來又給人看批發市場。老婆孩子拿低保，一共拿870元，和老朱的工資差不多，加上自己賣油凳子，老婆做鍾點工，老朱一家剛夠過活。老朱一家四口人住在8平米的小屋子裏。
以前過年，總要給孩子買件新衣服，新鞋子，今年恐怕不行了，好在孩子們也懂事，不計較，但是大女兒的眼裏還是透露了失望。老朱說大女兒姓黃，以前因為怕養不活，把她送了人，於是她就姓了黃。後來還是舍不得，接回來了，名字改起來也麻煩，老朱覺得有個姓黃的女兒也不錯。
大女兒剛上初中，但好像比一般孩子懂事很多，有時好像懂事得都不把老朱當爸爸了。老朱也無所謂。為了把一家子養活，他惦記的事情還有很多，惦記春節期間會不會下雨、生意會不會好，惦記大年三十討債的人會不會上門。老朱跟老婆商量，要不逃回無錫“根據地”去，那裏親戚朋友多，或許可以東山再起，孩子們或許可以過個好年。
老朱還想再進一批臭豆腐幹，上海人過年愛吃這個。-
再窮也總不能不高興
文／胡奎
到北京七年了，他們沒有過過一個年
2004年1月13日晚上9點多。夜氣像冰水一樣籠罩北京城，讓人感到無風自冷。來自河北邯鄲的曹書雲沒想過要回家。她將和丈夫在北京度過第七個春節。
《瞭望東方》記者在興華民工子弟小學的一位老師的帶領下，踏進了豐台區三路居的這個幽暗的小院子。曹書雲和丈夫剛剛踩著三輪車回來不久。七年來，他們在北京每天差不多都是8點多才回家。七年來，他們一直在北京賣水果謀生。
她的丈夫已經在嘈雜聲中睡著了，這個男人一動不動地將身心的疲憊緊緊地裹到一床半舊不新的厚厚的被子裏，他的兩個分別為9歲和7歲的女兒在床邊蹦來蹦去，但他似乎渾然不覺。
盡管衣著粗糙，但33歲的曹書雲的臉看起來掩不住秀麗。她似乎天生的愛笑，這是一種中國農村女人最常有的熱情、善意而純樸的笑。沒有地方落座，她隻好請記者坐到丈夫睡著的床邊，並為沒有來得及燒開水感到格外的歉意。
屋子裏沒有暖氣。爐子裏正燃著煤球。曹書雲說，晚上睡覺的時候就把爐子關閉，以免中毒。“那不冷嗎？”“咳，睡著了，誰還知道冷啊？”她回答。
問到過年的事情，她忍不住又笑了，說：“實不瞞你說，我們這七年就根本沒過過年，連餃子都沒吃過。因為春節那幾天，是我們夫妻最忙活的時候，年三十晚上大都八九點才回來，隨便吃點什麽就去睡了，第二天還得趕著去賣貨呢。”
兩輪三輪像兩根無形的繩子一樣捆綁著這對年輕的農民夫婦。他們每天都要騎上半小時的三輪趕往幾公裏外草橋附近的農貿市場。他們最怕的是被交警抓住，“他們有時候很不講理”。
曹書雲說，這個冬天生意特別不好，每個月掙的錢除去360元的房租錢，“能顧住吃就不錯了”。有時候連本錢都難掙回來。
稍微有點錢，他們就得拿去還債。五年前，他們的大女兒不幸得了腦膜炎，在北京治了四萬多，回老家又花了一萬多，用農村的土偏方給治住了，但落了個聾啞。治病的錢都是借來的。此外，他們的父母都有病在身。
說到這些，曹書雲的臉上依然帶著微笑，無奈卻也平靜。她說：“再窮也總不能不高興吧。”
患了聾啞症的大女兒眼睛水靈靈的，臉蛋也很俊，不時地和妹妹比劃著手勢。相比起來，7歲的小女兒倒還似乎沒有姐姐漂亮，但這個蹦來蹦去的孩子，說話的樣子格外早熟，她坐到床上抓住記者的胳膊說：“叔叔你知道嘛，本來我好想要一套新衣服過年的，許多孩都有新衣服過年的，但後來我想到爸爸媽媽肯定沒有錢，就不再說了。”她還說，姐姐的命是撿來的，她差點死掉了，外婆都覺得她不行了，沒想到她竟然還能活下來了，“沒錢的日子真可怕！”
曹書雲和丈夫分別是初中和高中畢業。但由於沒有一技之長，他們隻能靠賣水果維持生活。記者告訴曹書雲，國家已決定對農民工開展免費的培訓。她的臉上露出了詫異的喜悅光芒：“還有這回事？那可是太好了！咱要是能學到什麽技術，生活也許會好起來。”-
文／楊文宇
下一頓團圓飯在哪裏
一紙動遷通知使老宅再也無力支撐起肖家的新年
肖家大姐和大姐夫是最早回到中華路肖家老宅的。80歲的肖老太已經在弄堂裏等了很久，手裏拿著幾天前叮囑媳婦買好的年畫，雖然孫子已經18歲了，但肖老太今年似乎特別不放心讓一個“孩子”來貼。一看到大女兒一家的身影，她使出很大的勁兒用帶有濃重蘇州口音的聲音催促：“年畫還沒貼，你們快點！”
肖家老宅是位於上海市中心老西門的石庫門，從去年開始，這裏的生活沒有了平靜，在舊城改造的熱潮中，這片石庫門走到了曆史的盡頭，四五百戶居民成了拆遷戶。老鄰居們陸陸續續搬走了，還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因為各種原因留了下來，被稱為“釘子戶”，肖家就是其中一員。
走近這片已經被肢解的石庫門裏，再也找不到王安憶的《長恨歌》裏描繪的一丁點的風情：搬走人家的門窗和牆壁全被砸毀了，黑黃的內牆裸露出來，廢棄的家具和建築垃圾混亂地散落著；一戶住在二樓亭子間裏的人家，上下樓都被毀了，煢煢孑立的房子成了空中樓閣。就是在這樣滿目瘡痍的情境下，肖家老宅門上剛貼上的紅底燙金的福字和送財童子的年畫，成了惟一喜慶的色彩。
“希望春節能平平安安地到來。”肖老太踮起腳尖一遍又一遍撫平新貼上的年畫，嘴裏喃喃道。
頂樓一間空房子裏，三弟和他的兒子把一塊舊紙板釘在空洞的窗戶上。這裏原是鄰居的房子，鄰居搬走後，肖家準備借這間房子吃一頓團圓飯。大家七手八腳地把能修複的地方盡量恢複，散落的建築垃圾和破家具被掃到角落裏。沒了玻璃的窗戶，全釘上太黑也不通風，不釘就直灌冷風，兩父子找到一塊大小合適的紙板，有四分之一的空隙讓微弱的亮光透進來。
三個女兒攜家帶口回來，和往年一樣，他們手裏拎著的是各家早上做好的菜，都是平日裏的家常菜，一排地堆放在走道內的廚房裏。四妹和二姐抄起笤帚在頂樓打掃起來，其餘的人到鄰居家搬空的房子裏找尋能坐的物件。
肖家老宅由底樓的一間半房和二樓一間不足1.5米高的小閣樓組成，總麵積22平方米。
因為擁擠，以前過節得分兩撥吃。今年鄰居的搬走，第一次成全了肖家13口人同桌吃團圓飯的願望。但隨著拆遷的逼近，今年春節將是在老宅的最後一頓年夜飯。
但下一頓團圓飯在哪裏吃呢？去年的一紙動遷，換來不是18萬元的補償，而是城郊尚不知何處的新住所。
“新家安在哪裏，決定了我們後半輩子的生活，所以我們很害怕。”比起母親不舍的眼淚，兒子的擔心更為實際。對於這個月收入不足千元的城市底層家庭來說，交通費是一筆奢侈的開銷，住在哪裏就意味著就業、上學可選擇的範圍被鎖定在哪裏。可他們大多從事服務行業，離開了鬧市，找活的機會少之又少。
看書守歲
文／黃琳
“她不明白上海就業市場有多擠。有一次，我還看到一個環境工程專業畢業的女研究生應聘幼兒園教師呢。”
“這兒的路名挺有意思，橫向的都是政字頭，縱向的都是國字頭。國政國政，可惜我這個國政係畢業的碩士生竟然找不著工作。”在上海國定路的一個小吃店裏，王軍苦笑著對《瞭望東方》說。
SARS之後，他就來到了這片被他戲稱為“經世治國”的地域尋夢，因為他的女朋友在上海工作，這讓他的軌跡隻能在上海灘畫圈。“對前途的焦慮比對SARS的恐懼難受多了，哪裏還有什麽過年的心情！”
隨著春節一天天的臨近，他的心也在不斷下沉。去年的此時，他還是令人豔羨的重點大學研究生，今年呢，他是一個無業遊民。去年，他還跟自己許諾，明年春節要給母親買禮物，用自己的錢，現在呢，身邊僅有的幾十元錢還是女友給的。這半年來，他還從母親那裏拿走了1200元，而母親每個月也就隻有可憐的300元退休金。
“我覺著特對不起我媽，讀書讀了這麽多年，過了年都27歲了，還要她給養著。”
王軍的女友是她的大學同學。為了能和女友在一起，他開始來上海找工作。“沒想到就業形勢這麽嚴峻。”這半年來，參加了多少次招聘會，投了多少簡曆，他已經記不清了。最近的一次，他甚至還想去應聘一份營業員的職位。為此，女友還跟他大吵一架，說他自貶身價。
“她不明白上海就業市場有多擠。有一次，我還看到一個環境工程專業畢業的女研究生應聘幼兒園教師呢。”王軍訕訕地說。
王軍在女友處吃住都快半年了，對方的經濟壓力也很大。作為一個男人，就這麽耗著，雖然女友非常支持他，但是王軍感覺還是很不舒服。他固執地認為，男人養活女人天經地義，這不僅是個經濟問題更是個能力問題。
“過年，有什麽值得慶祝的呢？”回家，父母也許會理解他，但他總覺無顏見江東父老。
去女友家，對方父母如果問起自己的工作，叫他怎麽回答。“我還是在這裏呆著吧！看看書，好好準備考博，心裏好受些！”“考博”被他認為是惟一的出路了。
王軍的新年願望，是要成為一名管理學博士。他不想再讀國政了。
現在他每天看10個小時書，偶爾上上網放鬆一下。“真的，很像三年前的考研，那年，我是拿著書本守歲的，真有一種悲壯的感覺！那年的年夜飯，是在學校食堂吃的。飯桌上有很多考研的同學，討論的都是考試的問題，真有一種同誌般的情誼。”王軍興奮起來。
“對於我來說，今年的春節，或許是一種別樣的幸福。”他說。
情係中國結
文／孫軼瑋
一根紅繩，三纏四繞；萬種祝福，凝化成結。中國結，一個貫穿了中華民族數千年曆史的吉祥圖騰，現在正在窮人的手上誕生、傳遞……
當在城隍廟福佑商廈一個小小的中國結攤位前初次見到小豔芳時，小豔芳既帶著點得意又帶著點神秘地說，“我不騙你，我叫梅豔芳，跟那個梅豔芳一模一樣。”
這個17歲的女孩子，湖北黃梅縣人，在家鄉輟學後跟隨大姐來上海打工。兩個梅豔芳，那麽戲劇性，小小年紀就開始了體驗起生活的艱辛。更戲劇性的是，小豔芳的大姐叫梅蘭芳，又一個從小吃苦出身，8歲學藝、11歲登台的孩子。
小豔芳很聰明，攤子裏幾十種的中國結，她每一個都能說出名堂來。走過路過的客人，小豔芳總是想方設法地留住他們，讓他們來看看這些整個商廈裏千篇一律的中國結。其實，小豔芳每個月的收入跟賣出去多少中國結沒有直接的關係。隻是小豔芳會因為自己賣不出去中國結而感到沮喪，她覺得，一樣的中國結，別人為什麽能賣出去，我就不能……想完，她就更努力地吆喝，更熱情地給客人介紹。隻有一種情況例外，就是賣出的是她自己喜歡的中國結，她會故意抬高價格，讓客人不想買，如果客人買走了，她收著錢，還一臉的遺憾。
這樣的工作，一個月小豔芳天天做，早上8點到晚上5點，沒有休息日，薪水600元。
工作和薪水的差異小豔芳並不是特別在乎，上海老板對她的不信任才是對她最受不住的。老板隔幾分鍾就來點一下營業的錢，盤問賣出了什麽東西。小豔芳覺得這是一種侮辱，她說，她文化水平不高是事實，但這跟人品是兩回事。
小豔芳來上海已經有半年了，因為沒有休息日，所以根本沒去過其他地方，每天工作回去，要給姐姐姐夫做飯洗衣服。看著上海漸漸喜慶起來的氣氛，她有些忍不住了。
老板說，生意忙，我做老板的都不放假，你放什麽假。
她說，你扣我錢吧，我想出去看看上海。
這半年間，除了姐姐姐夫，小豔芳忙碌得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交上……一個人走在上海繁華的街頭，她小小的背影看上去有點落寞，但一轉頭，卻是一張笑容燦爛的麵孔。
她指著一幢高級公寓，自信地說，我以後要住這樣的樓！
小豔芳現在的家也在一條有著美麗名字的路上:青蓮街。但也一樣是異常艱辛的環境。
──和姐姐姐夫一起擠在一家石庫門房子的閣樓上，每個月月租250元。姐姐和姐夫睡床，她睡地。小豔芳說她睡覺的時候頭對著閣樓的“老虎窗”，有時候心裏覺得好苦，輾轉睡不著，就抬頭看看窗子外的星星，就慢慢會覺得很有勇氣，很有希望。
高一輟學的小豔芳打算過完年就去念夜大學，學文科。她很清楚文化的重要性，她來上海的時候，隨身帶了一本高中英語教材，睡前常翻翻。她說，她知道英語在上海很重要，她不能忘記英語。
從去年8月5日來上海的第一天起，小豔芳每星期要寫兩次日記，準備寫滿一年，然後送給自己的一位朋友。在寫字樓裏當個文員小白領是她最大的夢想。她說，雖然她現在是做小生意賣中國結的，但她一步步來，一定可以實現的。
在這個整天站在中國結堆裏念叨著種種吉祥如意之詞的女孩的理解裏，中國結就是“中國情結”──記者驚訝地聽到從她的嘴裏說出這個詞語。小豔芳說，今年回老家過年，她準備帶兩個大大的中國結回去，不要老板送，一定是自己買。
“象征著紅紅火火過日子的辣椒串給奶奶，年紀大的人可能不知道中國結是什麽，但隻要一看到它的模樣，就一定會明白它的意思。然後在家的門廳裏掛一個12檔的中國結，是最傳統、最基本的中國結，因為所有的含義和祝福都在這個結裏了──世紀平安，我希望我不在家的時候，家裏萬事平安。”
聽小豔芳說，她賣出的中國結裏，最受歡迎的就是這種“世紀平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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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東方周刊：講述京滬粵三地窮人過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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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19日10:29 瞭望東方周刊
《瞭望東方》記者集體／北京、上海、廣州報道
過去，人們把衣食無著的窮人過年比做過關，故稱春節為“年關”。在這個大多數人衣食無憂的時代，窮人過“關”的故事漸漸地鮮為人知了，但沉澱在這些故事深處的，卻是比磁浮車飛馳和火星船上天更讓人驚顫的內容
街頭賣唱過年
文／朱迪
唱歌的時候他們像開屏的孔雀，驕傲而自信，絲毫看不出他們為過年走親戚要送禮而發愁的窘迫
春節前一個陰冷的傍晚，繁華無盡的上海淮海路，“太平洋廣場”五個字的霓虹燈柱下，佇立著與如此現代化大都市的街景不相襯的六個人。他們穿著過時且洗得發舊的衣服，樸素沉靜得有些土氣。
兩個男人拉手風琴、吹笛子，一個聲音洪亮、底氣十足的男人唱著上個世紀80年代流行過的民歌，惟一的一個女人和另外兩個男人一起也在唱，但那個聲音洪亮的男人明顯是主唱。
幾個人的表情認真得讓人肅然起敬。他們的麵前有一個打開的皮箱，立起的蓋子裏層貼著“下崗獻藝、多謝關照”的紙片，皮箱裏有零星的10元、5元紙幣和1元硬幣。路人扔下錢之後，他們會很有禮貌地鞠躬說“謝謝”。
樂隊常唱的曲目是《祝福祖國》、《同一首歌》、《小白楊》等，當然也接受路人的點歌。圍觀的人很多，有不少人慷慨解囊。
黃國珍，樂隊裏惟一的女性，是她把原來虹口公園裏各自為政唱歌賣藝的下崗人員組織了起來，成立了這個小樂隊。
“我們熱愛生活，熱愛藝術，但也需要錢。”黃國珍對《瞭望東方》說。
戴一副紫色框的眼鏡、穿一件羽絨服，眼前這個身材瘦小卻收拾得幹淨整潔的中年婦女，每個月隻有600塊錢的固定收入，卻要養活自己和上高三的兒子，而上個月因為做母嬰護理時把牛奶煮焦了，600塊工錢一分沒拿到。
用她自己的話說：“我很要麵子。”小姐妹送她的羽絨服是她最貼心的禮物，她覺得穿在身上很好看，時不時地喜孜孜地提到。
其實和黃國珍差不多，這樂隊裏每個人的月收入基本上都是四五百塊。
比較困難的是戴著老式米色塑料鏡框眼鏡的張先生，他有一個智障的兒子，老婆跟人家跑掉了，用樂隊裏其他人的話說，張先生真的是“吃飯都成問題”。
比較輕鬆一點的是被大夥稱作“張老師”的主唱，雖然每月隻有400元的補助，但加上妻子的退休工資，生活還不算太艱苦。
快過年了，姐姐邀請黃國珍母子倆到家裏過年。黃國珍說，畢竟是去人家家裏過年，她已經買了兩條魚放在冰箱裏了，花了20塊錢，準備到時候拿過去。她跟姐姐講好了，外甥的壓歲錢就免了。
兒子很懂事，知道家裏的情況，過年也沒有要什麽東西。但當媽媽的還是給孩子買了一套棉毛衫褲，39元一套，仍讓黃國珍大呼“太貴了”。她沒舍得給自己添置東西。
過年的時候，黃國珍和她的樂隊會趁著街上人多，繼續出來唱歌。像這樣每個星期六、日晚上唱四個小時，每人可以分到二三十元左右，春節期間，說不定會有不小的收入呢。樂隊也會趁比較有空的時候，一起坐坐聊聊天，畢竟大家誌同道合又同命相連。
“我過年最多花四五十元錢。”這是黃國珍今年的春節預算。
我的女人在哪裏
文／嚴小慶
“老蓋啊，今年給你前妻寫封信吧！讓她接你回去過年。”
拖著兩隻腳一步一步艱難地往前挪，頭發花白，誰能把當年叱吒風雲的“斯巴達克斯”與眼前的蓋文源聯係起來呢？春節之前，《瞭望東方》在上海第四社會福利院裏見到了這位中國前著名配音演員。他已54歲。
1997年，蓋文源因一張作假的病假單被上譯廠辭退，此後流入社會。妻子離異，加上嗜酒，蓋文源陷入困境，身體也每況愈下，後來被市民政局破格安置在了福利院。
過年了，老影迷們沒有忘記他，在蓋文源的櫃子裏，盛放著北京、廣東、湖北、山東、福建等地寄來的新年賀卡──還有日本人寄來的呢。一位未署名的影迷代表全家人給蓋文源寄來了掛曆。一些好心人還寄了錢來，這對經濟拮據的蓋文源來說真是雪中送炭。
“他家裏人呢？沒來看他嗎？”《瞭望東方》問他的室友。“哎，別提了！他有一個女兒，自他進來後就沒來過。他的前妻第一年來接了他回家過年，以後就再也沒信了。”
陪伴蓋文源過春節的，是酒。“酒解千愁”，蓋文源也許是出於這樣的想法而喝酒的。而事實上老蓋的“失語症”歸根結底是由酒引起的，他的病要求他不能再喝酒。在記者提醒蓋文源“少喝酒”時，他點了點頭，“好！”好洪亮而渾厚的嗓音啊。
當記者表達對《斯巴達克斯》、《王中王》這些他主配的電影和他所配的英雄式人物的欣賞時，蓋文源的眼裏閃著熠熠光彩，他時而低下頭，時而使勁擦去眼角的淚花，不停地說:“好！好！”“對！對！”隻能發單音字的他，甚至冒出一句“酒肉穿腸過”，使記者不由得對世人所說的失語有了些許懷疑。
“您今年春節準備怎麽過啊？”記者提出了這個問題。蓋文源顫抖著從櫃子裏拿出一張紙，不停地搖著頭歎氣。“於×，蓋××，……”這是他前妻和女兒的名字和聯係方式。此後的蓋文源陷入沉默。記者注意到，采訪中一旦提到“過年”，蓋文源的手就牢牢地攥著那張紙，眼裏淚光閃閃。
蓋文源的室友告訴記者，在老蓋進福利院的第一年，他的前妻接他回去過年。那時，蓋文源的身體還不如現在。體會了家庭溫暖的蓋文源，在春節結束後，他竟再也不願回到福利院了。無奈的前妻仍將其送回，可老蓋在回來的車上就是不下車，甚至大發脾氣，還與醫生發生了衝突。從此，尷尬的前妻再也沒有來接過蓋文源回家，他的女兒更是一次都沒來看他。
“老蓋啊，今年給你前妻寫封信吧！讓她接你回去過年。”室友建議道。又是一聲響亮的回應：“好！”
“您對過年最大的願望是什麽？”記者小心翼翼地問。蓋文源聞言，急切地打開抽屜，搜尋著筆，想寫些什麽。“於×，蓋××”，蓋文源顫抖著手，一口氣寫下前妻和女兒的名字。沒有任何思維的阻塞，他完整地寫下了她們的名字──如此清晰而快速地寫出了這幾個字！-
活下去的機會
文／蔣恩言
在堅持和等待中，在堅持和等待之後的失望中，他們總是相信下一個年會有真正的圓滿
當所有的中國人在為一年中最隆重的節日忙碌著，整個城市彌漫著溫暖的飯菜香的時候，恩妮一家隻是焦急地守著家裏的電話。在窗外震耳的鞭炮聲中，三個人需要很仔細地傾聽，因為每一個電話都有可能點燃全家人心中的希望火苗。
春節前後是腎移植的高峰時段，醫院隨時都可能來電話通知患者住院移植，孩子的命運可能在瞬間改變。所以，過年，對於21歲的上海女孩恩妮和她的爸爸媽媽來說，隻是一個機會，一個活下去、讓今後的人生之路變得平坦的機會。
媽媽曾經因為女兒的病著急而中風，至今身體也不好。每年的年夜飯，一家人就買點現成的熟食湊合著，誰都沒有心思過別人眼中喜氣洋洋的年。全家人惟一的新年願望，就是每一次的電話響起後會有等待中的好運降臨。
每逢過年，恩妮的爸爸媽媽甚至都不敢和拜年的親友多說幾句，每一次都匆匆掛斷，生怕占線錯過了那個要命的電話，錯過了女兒活下去的機會。
然而，希望每一次都沒有來，總是無法實現的新年願望，讓恩妮還稚嫩的心靈長滿了老繭。
“爸爸媽媽說，他們過年什麽都不想，隻是希望我身體健康一切平安。”在恩妮的講述中，沒有訴苦，卻有著經曆磨難後的淡然和隱忍的辛酸。
從1998年5月的一天，當時才15歲的恩妮被診斷為腎衰竭尿毒症必須移植腎髒後，在這個家裏，過年就注定是可有可無的背景。每個星期的兩次血透維持著孩子的生命，日漸蒼老的父親騎著破舊的自行車來回接送女兒。即使是在新年，踏過滿街五彩繽紛的鞭炮碎屑，那也是別人家的歡天喜地，父女倆已經習慣了平靜麵對自己的冷清的春節，仿佛春節本該就是這樣。
血透過程需要8個小時，爸爸靜靜地等著。父女倆甚至舍不得買街上的一個餅，哪怕是過年，也隻是在家裏吃上一碗簡單的麵條。每個星期800元的血透費以及其他的治療費，全家隻靠著爸爸打短工的收入支撐著。
“什麽時候女兒的病好了，我們才能真正過上一個年！”下崗在家的媽媽看著女兒，用一個母親的堅定口氣說。
恩妮的家隻有10多平方米。這個身患重症的女孩子習慣用“倒黴”來形容自己的病，平靜得仿佛隻是得了一場重感冒。恩妮的電腦屏保上是粉紅色的可愛KITTY卡通貓，畢竟還是個大孩子，經曆了無數次生死來回之後，這個女孩子有著成人的平靜和孩子的眼睛。
電腦和鋼琴是家裏最顯眼的家具，這兩樣都屬於恩妮。電腦是別人送的，鋼琴是小時候買的，那時候她還是一個活潑健康的孩子，和所有被寵愛的聰明孩子一樣，承載著父母關於將來的一切憧憬。
可憐的鋼琴因為很長時間沒有校音已經嚴重跑調。校一次音要好幾百塊錢。“沒有錢去伺候它了。”恩妮裝作不在乎的語氣裏沒有抱怨，隻是淡淡的遺憾。“聽到鋼琴音不準，像看見老朋友身體也不好，心裏特別難過。”
恩妮聽說過，就在上海，有些有錢人家的病人，很快就弄到了腎，有的人甚至一年內移植了兩次，但是，她家卻不行。
治病已經漸漸掏空了爸爸媽媽的積蓄。至於未來的腎髒移植手術，更是不敢想像。
恩妮用一個孩子的口氣向《瞭望東方》述說著她的新年願望：希望身體快快好起來，就可以跟著爸爸媽媽去拜年，多拿幾個紅包。媽媽說，得病以後，除了血透，女兒從來不出門。媽媽說話的時候，恩妮在看同學發來的電子賀卡。初中的同學都已上大二了。學校，是恩妮心裏的傷疤，她和媽媽從來都沒有說起過。
窗外已響起了零星的鞭炮聲，這是2004年的春節。電子賀卡上閃著紅色的福字。恩妮笑著看著媽媽：“今年肯定會好起來的。比去年好。”-
不回家是為了孩子
文/王馳
她覺得北京“樣樣都好”
“比起老家放鞭炮、包包子的熱鬧勁兒，北京過年的氣氛差遠了。”張學芝說。
“我想家裏的大棗饅頭和粉絲包子。”一直不太吱聲的徐保憨笑著冒出一句。
張學芝與徐保是從河南信陽來的一對青年夫婦，從1997年秋天起，就在京西的一個國家機關大院裏做保潔工。他們一個打掃家屬樓的樓道，一個清理家屬院裏的衛生。兩人很看重這份相對穩定又能照應孩子的工作，一幹就是7年。
7年裏，他們幾乎天天早晨7點上班，下午5點下班，包括“五一”、“十一”，當然，也包括春節。
他們對即將來臨的春節顯得漠然。除了買些雞和魚在家吃個年飯，對過年，他們沒有別的打算。
買新衣服嗎？剛剛31歲的張學芝說，她已經好幾年沒添置新衣了。當記者說她穿在身上的黑色防寒服不難看時，她低頭笑笑，說那是別人給的，但她並不很喜歡那個顏色。徐保則幾乎一年四季都穿著工作服，他們8歲多的兒子林毅也懂事地不吵著要新衣裳。
“城裏就是，幹啥都要錢。”張學芝說。她和徐保每人每月有450元的收入，刨去170元的房租(不包括水電費)、上二年級的孩子一學期390元的學費和200元的借讀費，省吃儉用，每月能攢下300多塊錢。
年前，他們剛給老家寄回700元過年錢。張學芝說老人對他們年年春節不回家一直心中不快。
小兩口說，他們之所以能在北京堅持7年，最主要的是希望孩子能在北京受教育。
“要不是為了孩子，我才不願在這裏過年哩。”張學芝環視著最多10平米的小屋說。
小屋裏僅有一張小床、一張用磚頭接出加寬的單人床、一個一扇門的舊衣櫥、一個兩抽屜儲物櫃和些用布蓋上的雜物。但張學芝還是告訴記者，她覺得北京“樣樣都好”。
“這裏的老師比村裏強多了。”上過初中的徐保和小學沒畢業的張學芝齊聲說。
就這麽坐在床邊聊了一個多小時，兒子林毅沒有打攪過一次。他要麽瞪著大眼睛聽，要麽拿出自己製作的袖珍模型玩。他的裝滿一個文具盒的小飛機、小賽車、小衛星、小火箭之類的模型都是同學給他的。
林毅告訴記者，爸爸媽媽隻帶他去過天安門、八一湖和八角遊樂園，肯德基和麥當勞他從來沒有去過。他說他最想去動物園。他養了隻貓，他喜歡和貓玩，但當貓兒蹲到自家25寸的長虹電視機上時，林毅會使勁把貓拽下來，說“把電視碰壞了，爸爸就買不起了，我也看不成動畫片了”。
看到孩子能得體地和大人談話，張學芝疼愛地拍拍兒子的屁股，喜悅和滿足寫滿了她的臉龐。她笑道：“要在農村，小孩見了大人早跑了。哪能說這些！”
隻要孩子有出息，夫婦倆說，他們再苦也值。
時間在小屋裏慢慢流逝，“過年”這兩個字還是在他們心頭喚起了一線溫暖。這溫暖來自遙遠的故鄉。他們回憶說，在家鄉，每逢臘月二十七八，家家都要蒸20來鍋包子饅頭，大家夥兒聚在一塊和麵、剁餡，好開心哪。
“一個饅頭得這麽大，快一斤啊！”張學芝比劃著說。-
過節支走妻子
文／徐賽虎
團圓事小，丟掉飯碗事就大了
小彭下班後感覺很累，幾個月前因車禍而骨折的那條腿隱隱作痛。他說這可能是早上為送老婆孩子趕早班車回家起得太早了。
“以前過年都是一家人在上海湊合著，這次我得把他們都送回家，省得天天嘮叨叫我休息，把我耳根都磨軟了。要是真歇下來，等你過了年再來上海找工作，哪裏還找得到。”
所以，他等兩個孩子一放假，就催著老婆帶他們回九江農村老家去，還叫了一輛出租車到車站，“孩子平時沒坐過小轎車，這回也讓他們瀟灑一回。”
小彭在楊浦區長陽路上的歐尚超市幹整理購物車的活，一個月前才剛剛找到這份工作。《瞭望東方》記者去找他時，看見他正推著蜿蜒的三四十輛購物車從人群中艱難穿行而過。
“等我幹完了，再跟你聊。”他怯生生地說，“自動扶梯上的玻璃幾千元錢一塊，要是被我撞壞了，一年白幹不說，還要被炒掉。這幾天人一天比一天多，過年的氣氛……”他邊說邊四處張望，大概是怕主管看見他在閑聊。
下班後，記者去到他家，見他正抱著受傷的腿坐在床頭看電視。“我家的豬圈都比這間大。”小彭這樣形容他的這間長不過3
米、寬不過兩米的小屋。屋內靠牆放著一張床，床對麵就是煤氣灶，床頭有一張既當床頭櫃又當灶台的小櫥，床尾的小箱子上放著兩台他收舊貨收來的電視機和一張靠在角落裏生鏽的彈簧床。
“上午你也看見了，越是到過年我們越是忙。那些購物的基本是全家出動或是夫妻雙雙。好像超市裏的東西不要錢似的，都在‘搶’。一天下來我基本上沒得休息。”他揉搓了兩下骨折處，“以前我和老婆孩子不回家過年，也是逛逛大超市，到南京路轉轉，不過隻是看看，一般不買，實在拗不過孩子，買點玩具或是吃點什麽。不過那也多半是在七浦路市場或是大排檔。”
他順手拿起床頭的一個玩具撫摸著，像是在撫摸著他的孩子：“這個就是去年過年時拗不過兩個小東西才買的，六塊多錢呢！又忘記帶回去了！”
小彭已經有七八年沒回家了，家裏父母年紀都很大了。
小彭很想念剛剛離開的老婆：“她在家的時候，我每天下班回來，她都幫我揉這塊痛的地方。”他兩手揉搓著骨折的小腿，幸福地咧嘴笑了。
小屋裏彌漫著劣質香煙的煙霧。那個40瓦的白熾燈更加昏暗了。在沾滿油煙的的窗戶外麵，飛揚著晶瑩的東方明珠塔尖和被外灘霓虹燈映亮的五彩天空。-
夢想有自己的公司
文／陸洋
他要改變每年僅兩千元的種地收入，告別借債的日子
噔、噔、噔，他爬上兩層樓高的梯子，腰間綁著簡易保險帶，用特製的玻璃清潔劑，嫻熟地擦拭著這扇高達五米的落地窗。
以窗外天空下一幢幢漂亮的住宅樓為背景，他仔細地檢查玻璃上每一處細小的汙點，並用小刀片輕輕刮去，然後把刀片在褲腳上一擦，夾在嘴唇間，以便下一次取用。最後，他用專業玻璃擦刮掉藥水和汙漬，並用幹毛巾吸去多餘的水分。這間200多平方米複式公寓的客廳立刻變得明亮透徹了。
這就是吳修元從安徽來到上海的6年裏賴以謀生的技能。
工作間隙，吳修元點燃一支牡丹煙。夾煙的大手上已滿是皺紋和老繭─—這雙6年前在安徽肥西老家下地幹活的粗手，並沒有因為放下鋤頭而細嫩了些;相反，如今清潔劑中的化學成分加快了他皮膚的衰老和粗糙程度。
“過年前的這幾天，活特別多。”吳修元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說，“許多裝修好的人家都想快一點把新房弄幹淨，好準備過年。我今年不打算回家過年了。”好在吳修元的妻子和兒子都在上海。
吳修元在來上海之前，從沒聽說過保潔工這個工種。如今，在老家從來沒必要擦玻璃、洗馬桶、為地板上臘的他，天天清潔著上海的各種高樓大廈和住宅小區。
房子的主人看到吳修元站在光滑的玻璃頂上，嚇出了一身冷汗：“我家可是18層，這上麵你也敢爬，用水槍衝衝算了。”在玻璃頂上如履平地的吳修元笑著跟房主擺了擺手，又開始重複著剛才的工序。對於曾經為金茂大廈和正大廣場做過保潔的他來說，這算不了什麽。
三下五除二，一貫做事利索的吳修元，沒花多少功夫，就讓這間陽光房與藍天靠得更近了。
“這家主人挺好的，但是能擦到的地方我還是會盡量擦。這樣，我心裏踏實。”吳修元從房頂上爬下來，彈了彈身上的灰說。
離過年隻有不到10天的時間了，可吳修元家裏除了吃剩下的半個豬臉皮和一隻醃好的鵝之外，並沒有置備其他的年貨。
吳修元的妻子在另一家保潔公司工作，每天上夜班，他們倆能湊到一起的時間不多。不過，過年上班能拿到加倍的工錢。
“在上海過年沒有老家那樣有味道。”吳修元一談到肥西老家，就來了勁頭。大年初一，村裏的人是不許出村的，必須在家裏過世老人的牌位前磕頭拜年。到了初二之後，才可以到別處拜年。
按照家鄉的習俗，家家在置辦年夜飯的時候，必須留一碗大肉和一碗大魚放在櫥裏，等到正月十五之後才能吃。因為十五過後就是新的一年的開始，吃了大肉才有力氣幹活，吃了大魚則代表新年一開始就“年年有餘”。
但吳修元已顧不得留戀這些了。他要改變每年僅兩千元的種地收入，告別借債的日子。
剛到上海時，他專門為金茂大廈做保潔。他第一次進入總統套房的時候，簡直驚呆了。
“在這裏睡一晚要多少錢？”吳修元心裏沒底地問了一句。
“大概是你打幾年工的錢吧。”金茂大廈的保安不屑地說。
現在，吳修元和妻子兩個人每月能掙兩千多塊錢，除了應有的開銷，還能攢下一千塊。但他有時還會一個人抽悶煙，因為還有兩個未了的心思:一個是希望眼睛有殘疾的兒子能在上海學會修電器的手藝，今後自食其力；另一個是，在有條件的情況下，自己開一家保潔公司，讓家人過上更好的日子──這也是他今年春節的不多的願望。-
“冠生園路老婆婆”怕過年
文／王吉陸
“貓撲”們還在齊齊哈爾尋找老人的女兒裴鳳珍和裴鳳蘭
“我不知道什麽時候過年。”
盡管已做好了心理準備，但當老太太這麽說的時候，《瞭望東方》記者還是覺得很意外。
去年的春節就是在毫無先兆、毫無準備中降臨在楊樹琴老太太麵前的。“那時我還在街頭走著，隻聽到‘砰、砰’的聲音，我想怎麽放炮了？”
楊老太太平時不大敢找人問話，“我耳背，人家說小了我聽不到，又不敢老問。”但是那天，好奇心還是讓她鼓足了勇氣:“為什麽放炮？”“老太太，過年啦。”回憶這個情節時，楊老太太顯得十分平靜。
這一次是楊老太太離開齊齊哈爾後的第五個春節，之前的四次，春節都是無言地到來，無語地離開。
從之前看到的流傳在“貓撲”(一個有名的互聯網BBS)上的帖子和老太太自己講的故事中，大致可以弄清楚她已經78歲，因為治病借了3500塊錢的高利貸，於是來到上海找錢去還。她的老伴很早就離開了人世，兩個兒子1979年在一次修橋事故中死去了，四個女兒還在齊齊哈爾。她背著女兒離開了家，想著的是還錢。但後來就與女兒失去了聯係。
曾經，老太太靠撿垃圾賺到了9000塊錢，但錢被小偷偷走了。後來曾有“貓撲”網友問過：“為什麽不存到銀行？”她說：“我不知道怎麽去銀行存。”
“貓撲”在老太太生活中的出現，為她的晚年增加了那麽一點亮色。盡管，到現在她還是不能明白什麽叫“貓撲”。
2003年6月15日，“貓撲”網友“xdx”在漕寶路地鐵口見到了楊老太太，“我看到她拿著一個口袋，一路走，一路撿垃圾，看看有沒有什麽值錢的東西。她走一段路就停一段，坐下來休息一會，然後又接著走，又休息一會，我覺得她不像是一般的乞丐或者撿垃圾的人。”
“xdx”把身上所有的硬幣一共4元7毛錢給了她。
老太太哭了，接著把自己的故事講給“xdx”聽，後來便在“貓撲”上流傳開了。網友們聚集到一起幫助老太太，幫她找房子、帶她檢查身體、設置一個賬號管理捐給她的錢，一共收到捐款6297.30元。
穿過一條泥濘小路，《瞭望東方》找到了楊老太太現在住的地方。這裏過去應該是鄉間，上海的發展也改變了這個地方，但旁邊一條小溝仍散發著難聞的氣味。
“從地下鐵到家，我要停下來休息十多次。”老太太對自己的腰、腿有些抱怨。這段距離，記者走了不到20分鍾。
所以老太太不敢走遠，總是在附近，常常去冠生園路，“貓撲”網友有時也會用“冠生園路老婆婆”作為她的代稱。不敢走遠的另一個原因是怕迷路，“晚上我就分不清路了。”記者為她在一張紙條上寫了地址，告訴她迷路時可以去找警察，老太太說了一句：“我怕他們。”
“老太太身體不好，我很擔心。其實她現在最好是能到敬老院去，我們勸了她好多次，可惜沒有效果。她說敬老院裏不自由。”一直在組織幫助老太太的網友“jackla”、“害羞的流氓”這樣告訴記者。
“貓撲”們還在齊齊哈爾尋找老人的女兒裴鳳珍和裴鳳蘭，老太太提供的地址是南市區雙芽路西工地21棟，網友“東北達人”實地去看過，但是沒有能夠找到她的女兒。網友們還在努力，希望能實現這個願望。
春節前，“jackal”、“害羞的流氓”準備再召集一次網聚，去看老太太。“買點雞蛋、水果，買一個熱水袋，還有水餃，可以放到房東的冰箱裏，老太太是東北人，應該喜歡吃水餃。”
老太太並不知道網友們在為她準備這些。她說：“我怕過年。人家都是兒孫滿堂，我卻成了光杆司令了。”這麽說的時候，眼中含著淚花。
討錢回家
文／王吉陸
過春節，窮人家也是有講究的
“過年一定要回去！”
提到春節，車先生第一反應是回家。
見到車先生時，他正被一個穿製服的男子趕下外灘走廊觀光區，那位男子對《瞭望東方》說：“以前可以送到收容所，現在沒辦法了，隻能把他們趕走。”當記者問起根據什麽規定趕人時，他隻是說：“公共場所不允許乞討。”
在南京東路對麵的馬路旁，記者找到了車先生，有句話說：“窮人的衣服都是不得體的”，有些絕對，但此時的車先生確實穿著不得體。他對記者說：“我們的確影響市容，上海是國際大都市，裏麵都是文明人。但我是為生活所迫。”
來自丹東山區的車先生用的是農曆:“我是十月初五來到上海的。”
1993年因火車事故失去雙腿後，車先生在家呆了10年。這10年中他看著父母漸漸老去，看著妻子離婚而去，也看著18歲的女兒因家中無錢供養而輟學。
“山區中有幾畝地，耕耕種種也餓不死，但政府一個月補助20幾塊錢，不好過呀。”
聽說鄰村一個殘疾人在上海碰到好心人的故事後，車先生也想碰碰運氣。
轉眼間到上海已兩個多月，馬上要過年了，車先生卻想趕快回家。
“去年過節，是妹妹幫我換的衣服，這也是辭舊迎新。”
離家在外的車先生還懷念家鄉的水餃，更懷念大年三十一家人坐一起包餃子的那種溫馨感覺。
“過春節，窮人家也是有講究的。”車先生談起來滔滔不絕，記者聽出來年三十吃青菜、蘿卜，大年初一要吃酸菜。家人彼此見麵也問候，說一些吉祥的祝福語。
“初一、初二都是不做事的，在家呆著，初三到嶽父母家拜年……”
車先生的話題轉到了朋友，幾個大老爺們坐一起，喝酒、聊家常，“講東北人喝酒，一個詞：豪爽！”
從上海到家，坐火車到沈陽，再轉車到丹東，接著還要轉車。這需要三天兩夜，一共300多塊錢。車先生去找過救助站，希望能得到一張回去的票，但得到的答複是：“讓隔壁區的把你送到總站去吧。”
現在，車先生已討到了一點錢，差不多夠買一張火車票了，但他希望能帶點錢回家。“也讓家人也高興一下嘛。10年哪，我沒賺到一分錢，雖然這是討來的，也不多，但在我們山區也差不多了。”
車先生已經規劃了花錢的方式：“過年嘛，對聯要買一幅，鞭炮也是需要的。父母老了，該孝敬一下；自己無能，對不起女兒，但過年總該給她買件衣服。”
他又重複了那句話：“東北人不興過年不回家。”-
無臉回家
文／紀旭
春節之前還沒有討回被拖欠的工資，怎麽有臉回去與家人團圓
2004年1月12日上午10點，在廣州天河區吉山村一間2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內，湖北荊州青年文應明接到家裏催他返家的電話，這樣的電話在他父親住進醫院急救病房的25天內，他幾乎天天接到。放下電話他的表情凝重：錢用光了，醫院斷藥了。
文應明落淚了，但他無法回家。
2001年9月至2002年8月的11個月裏，文應明帶著由11個老鄉組成的水電施工組，為吉山村橄欖公園建築工地打工，公園建成了，11個人的83913元工資卻至今沒有拿到。為了討要工資，文應明在吉山村租了一間房，一邊打零工，一邊追討。“拿不到錢，我沒有臉回家啊！”文應明苦著臉說。
與文應明有著同樣遭遇的，大約有90多人，他們都是湖北荊州和宜昌的農民。90多人的工資欠條加起來，有六七十萬元。老板黎某告訴他們，等公園賺錢了，就馬上給他們工資，他們相信了，可是一天天過去了，血汗錢卻始終沒有蹤影。
馬遠發夫婦心腸熱，介紹了不少老鄉來廣州打工。但想不到的是，被介紹的人拿不到工資，開始埋怨馬遠發夫婦，一些人甚至到他的家裏去鬧，害得他們不敢回家鄉。“有人給我們家裏放毒，雞都給毒死了。”馬妻傷心地說。
退伍兵李方權在公園做保安，被欠了12000元的工資。“看來，今年還要在廣州過年了。”他說。
雷元金因為被欠了一萬多元工資，今年老婆生小孩都不敢回家，“他骨折大腿打的鋼板，到了該取出來的時候了，可是哪有錢去醫院啊？”文應明指著雷元金的大腿說。
最悲慘的是35歲的泥水工艾嚴和，沒有拿到工資就回到家鄉繼續務農，因為家裏經濟狀況不好，連孩子上學的學費都交不上，妻子總是和他吵，罵他無能，老實巴交的艾嚴和一氣之下，於2003年11月23日在家服農藥自盡了。52歲的哥哥艾之榮春節前來到廣州繼續為弟弟討要工資，他小心翼翼地從口袋裏取出弟弟的欠條給記者看，上麵的金額是5839元。
“哪個不想回家過年？恨不得生出翅膀飛回家去！”馬遠發的妻子說，“可是家裏老的小的都在等著錢，拿不到錢，我們怎麽回家啊？”
2003年6月，法院曾判決他們勝訴，但沒有執行；8月，他們申請強製執行，法院卻說被告沒有財產；他們把相關部門幾乎找遍了，但這個部門把他們推向那個部門，那個部門又把他們推向另一個部門。
2004年春節之前，法院終於做出承諾，對被告在橄欖公園的財產評估後拍賣，用拍賣所得支付他們的工資。
“這幾天就能有消息”，文應明滿懷期望地等待著。現在，離2004年春節隻剩下不到10天的時間了。
今晚誰來演唱
文／龍海
因那瞬間的感動而流下眼淚，怕也不是為了音樂本身
如果要聽陳亨用意大利語惟妙惟肖地演唱，以前一般要等到春節。運氣好的話，你有可能在某個朋友的家裏欣賞到陳亨的“新年演唱會”。
通常的情景是這樣的：賓客們都已經喝得差不多了，於是有人提出要“我們著名的男高音”登場助興。陳亨靦腆地審視大家的表情，判斷他們是否真的會從內心裏為他的表演喝彩。在確定了大家焦急的認真態度後，陳亨站起來，兩手放在圓鼓鼓的肚子前，用一個高音迅速抓住了眾人。
喧鬧的酒席霎時因為陳亨的歌聲而安靜了。因為房間不大，陳亨唱到高音部時，震得滿桌狼藉的杯碟有些嗡嗡作響，於是開始有人給他倒酒、點煙，在另一撥人勸阻“不要再給他喝酒、抽煙，對他的嗓子不好”的喧鬧聲中，屋裏又重新躁動起來，有的觀眾不知是太開心了還是太感動了，聽得流下了眼淚。
陳亨閃亮著眼睛興致勃勃地一首連著一首演唱，伴隨著眾人點歌的爭執以及窗外震耳的鞭炮聲迎來了新年。
上個世紀60年代的一個夏天，在意大利，年輕的帕瓦洛蒂正在教孩子們學習體操，他的業餘愛好是唱那坡裏民歌，並希望成為一個歌唱家。同時，在遙遠的中國上海，一個孩子夜裏偷偷地趴在被窩裏，收聽電台播放的意大利那坡裏民歌，那是他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歌聲，他立刻就被迷住了，並記住了演唱者──20世紀偉大的歌劇大師斯台芳諾。那也是帕瓦洛蒂崇拜的偶像。
事實上，這位名叫陳亨的街道工廠裏的年輕工人並不懂得意大利語，他隻是狂熱地喜愛上了演唱意大利民歌，開始跟著無線電模仿斯台芳諾、貝爾岡齊、吉列等大師的演唱。陳亨仔細聆聽早期歌唱家的單純唱法，學習發聲、換氣的技巧。與帕瓦羅蒂一樣，陳亨並不識譜。他是依靠自己的耳朵和他獨創的符號替代音符係統來學習歌曲的。
幾年以後，也就是帕瓦洛蒂登上紐約大都會大劇院的舞台演唱《軍中女郎》時，“我們的歌唱家”陳亨從街道的工廠回家了。失業並未打消他在演唱上的自信。他有了更多的時間去認真學習聲樂藝術。
當20世紀80年代初三大男高音橫掃整個歐洲、風靡全世界的時候，陳亨也被慕名而來的文藝劇團邀請去參加演出。在舞台上，他的風度不亞於任何一位明星。羞澀的他一開口，觀眾們就被漂亮的高音鎮住了。
那是個西洋古典音樂剛剛解禁的年代。被觀眾熱情的掌聲衝昏了頭的陳亨不願意退場，他一首接一首地唱，絲毫不在意後台焦急萬分要表演下一個節目的女演員們，整場文藝演出已經亂得像一出歌劇。最後，被劇團演員圍攻的劇團團長不敢再邀請他。
於是陳亨的演出活動隻能局限在朋友的聚會上，但是他的台風不變，依然要等酒酣耳熱的觀眾再三邀請才會一開金口。陳亨天性開朗，他的音樂天賦和驚人的記憶力，加上那圓滾滾可愛的卡通身材(鼻子也有點大)成為大家快樂的源泉。
陳亨出生於廣東音樂世家，他的父親畢生致力於研究廣東音樂，已早逝了。因為所住的華山路大勝胡同早年是法租界，弄堂裏許多人家都有鋼琴。陳亨自幼對音樂的耳濡目染得益於環境的熏陶。
陳亨在開心的時候曾認真地問《瞭望東方》:“我和帕瓦洛蒂比怎樣？”記者告訴他，帕瓦洛蒂已經要70歲了，而你隻有50出頭，據帕瓦洛蒂說他爸爸87歲還在唱呢。
陳亨依靠街道的補助以及親戚的接濟度日。幾年前，疼愛他的母親過世後，陳亨孤零零地生活在華山路上，他不善於料理自己的生活。他越來越孤獨，他整日四處閑逛，夜裏很晚才回家。屋裏不再有音樂，鄰居不再被打擾。
新年即將來臨，今年還沒有人邀請陳亨去演唱。偶然間，陳亨或會在街頭聽到那曾經耳熟能詳的意大利民歌，不知道他會不會在那一刹那駐足停留。
老朱過年想逃
文／於達維
老朱說他辦了件大事:為許許多多娶了外來妹、嫁了外來哥的上海人解決了第二胎的戶口問題
老朱是上海人，可他說過年想“逃”到他曾呆過的無錫去。無錫有親戚，有朋友，最重要的是，無錫沒有人追債。
蘇州河浙江路的鐵橋上，這些年早已成了外地人的天下，賣小玩意的，賣烤紅薯的，賣盜版光盤的，摸錢包的，操著全國各地的口音混雜在橋上，時刻注意著來往的行人並警惕著城管人員的襲擊。春節前，上海人老朱推著三輪車來到橋頭，賣起了上海人熟悉的炸油凳子，讓外地人、本地人都感到好奇，老有人圍著看，就是不吃。
“上海人一般不願意出來做小生意，主要是好麵子，像我這樣的，全上海恐怕沒有第二個。”老朱不怕城管隊，畢竟都是上海人，一聽說話就放了。老朱就怕下雨，下雨了，就沒法起油鍋炸東西了。所以每天早上，他讓兩個女兒幫他看天氣預報。為了這兩個女兒能落戶上海，老朱費了不少事。
老朱的老婆是四川達縣農村人。老朱和她一共生了兩個孩子，當時這在農村是允許的。但兩個孩子想要落戶上海，還真成了問題。“他們說要罰我的款，我說這不行啊！”於是老朱找到市政府，找了兩次還真讓他解決了。
老朱說，他這個先例一開，許許多多娶了外來妹、嫁了外來哥的上海人的第二胎戶口問題，就都解決了。他這是“辦了一件大事”。不過，為了這件事，老朱請客送禮花掉了兩萬多塊，現在還背著6000多元的債。
窮歸窮，可是老朱說話也是算數的。一次女兒要個VCD，老朱說好，你平均考了95分就買，結果孩子考了97.5，老朱立馬花1000多元給女兒端回來一台。不過，一家人折騰了兩個多小時也沒折騰出圖象來──電視太舊了，不匹配了。為了不讓孩子失望，老朱咬咬牙，又花了4000多元端回一台25寸大彩電。現在有多少家長，會用盡自己大半的積蓄，去兌現給孩子的一個承諾呢？
上個世紀90年代，老朱和老婆在無錫開了家小飯店，後來回到上海賣鵪鶉，再後來又給人看批發市場。老婆孩子拿低保，一共拿870元，和老朱的工資差不多，加上自己賣油凳子，老婆做鍾點工，老朱一家剛夠過活。老朱一家四口人住在8平米的小屋子裏。
以前過年，總要給孩子買件新衣服，新鞋子，今年恐怕不行了，好在孩子們也懂事，不計較，但是大女兒的眼裏還是透露了失望。老朱說大女兒姓黃，以前因為怕養不活，把她送了人，於是她就姓了黃。後來還是舍不得，接回來了，名字改起來也麻煩，老朱覺得有個姓黃的女兒也不錯。
大女兒剛上初中，但好像比一般孩子懂事很多，有時好像懂事得都不把老朱當爸爸了。老朱也無所謂。為了把一家子養活，他惦記的事情還有很多，惦記春節期間會不會下雨、生意會不會好，惦記大年三十討債的人會不會上門。老朱跟老婆商量，要不逃回無錫“根據地”去，那裏親戚朋友多，或許可以東山再起，孩子們或許可以過個好年。
老朱還想再進一批臭豆腐幹，上海人過年愛吃這個。-
再窮也總不能不高興
文／胡奎
到北京七年了，他們沒有過過一個年
2004年1月13日晚上9點多。夜氣像冰水一樣籠罩北京城，讓人感到無風自冷。來自河北邯鄲的曹書雲沒想過要回家。她將和丈夫在北京度過第七個春節。
《瞭望東方》記者在興華民工子弟小學的一位老師的帶領下，踏進了豐台區三路居的這個幽暗的小院子。曹書雲和丈夫剛剛踩著三輪車回來不久。七年來，他們在北京每天差不多都是8點多才回家。七年來，他們一直在北京賣水果謀生。
她的丈夫已經在嘈雜聲中睡著了，這個男人一動不動地將身心的疲憊緊緊地裹到一床半舊不新的厚厚的被子裏，他的兩個分別為9歲和7歲的女兒在床邊蹦來蹦去，但他似乎渾然不覺。
盡管衣著粗糙，但33歲的曹書雲的臉看起來掩不住秀麗。她似乎天生的愛笑，這是一種中國農村女人最常有的熱情、善意而純樸的笑。沒有地方落座，她隻好請記者坐到丈夫睡著的床邊，並為沒有來得及燒開水感到格外的歉意。
屋子裏沒有暖氣。爐子裏正燃著煤球。曹書雲說，晚上睡覺的時候就把爐子關閉，以免中毒。“那不冷嗎？”“咳，睡著了，誰還知道冷啊？”她回答。
問到過年的事情，她忍不住又笑了，說：“實不瞞你說，我們這七年就根本沒過過年，連餃子都沒吃過。因為春節那幾天，是我們夫妻最忙活的時候，年三十晚上大都八九點才回來，隨便吃點什麽就去睡了，第二天還得趕著去賣貨呢。”
兩輪三輪像兩根無形的繩子一樣捆綁著這對年輕的農民夫婦。他們每天都要騎上半小時的三輪趕往幾公裏外草橋附近的農貿市場。他們最怕的是被交警抓住，“他們有時候很不講理”。
曹書雲說，這個冬天生意特別不好，每個月掙的錢除去360元的房租錢，“能顧住吃就不錯了”。有時候連本錢都難掙回來。
稍微有點錢，他們就得拿去還債。五年前，他們的大女兒不幸得了腦膜炎，在北京治了四萬多，回老家又花了一萬多，用農村的土偏方給治住了，但落了個聾啞。治病的錢都是借來的。此外，他們的父母都有病在身。
說到這些，曹書雲的臉上依然帶著微笑，無奈卻也平靜。她說：“再窮也總不能不高興吧。”
患了聾啞症的大女兒眼睛水靈靈的，臉蛋也很俊，不時地和妹妹比劃著手勢。相比起來，7歲的小女兒倒還似乎沒有姐姐漂亮，但這個蹦來蹦去的孩子，說話的樣子格外早熟，她坐到床上抓住記者的胳膊說：“叔叔你知道嘛，本來我好想要一套新衣服過年的，許多孩都有新衣服過年的，但後來我想到爸爸媽媽肯定沒有錢，就不再說了。”她還說，姐姐的命是撿來的，她差點死掉了，外婆都覺得她不行了，沒想到她竟然還能活下來了，“沒錢的日子真可怕！”
曹書雲和丈夫分別是初中和高中畢業。但由於沒有一技之長，他們隻能靠賣水果維持生活。記者告訴曹書雲，國家已決定對農民工開展免費的培訓。她的臉上露出了詫異的喜悅光芒：“還有這回事？那可是太好了！咱要是能學到什麽技術，生活也許會好起來。”-
文／楊文宇
下一頓團圓飯在哪裏
一紙動遷通知使老宅再也無力支撐起肖家的新年
肖家大姐和大姐夫是最早回到中華路肖家老宅的。80歲的肖老太已經在弄堂裏等了很久，手裏拿著幾天前叮囑媳婦買好的年畫，雖然孫子已經18歲了，但肖老太今年似乎特別不放心讓一個“孩子”來貼。一看到大女兒一家的身影，她使出很大的勁兒用帶有濃重蘇州口音的聲音催促：“年畫還沒貼，你們快點！”
肖家老宅是位於上海市中心老西門的石庫門，從去年開始，這裏的生活沒有了平靜，在舊城改造的熱潮中，這片石庫門走到了曆史的盡頭，四五百戶居民成了拆遷戶。老鄰居們陸陸續續搬走了，還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因為各種原因留了下來，被稱為“釘子戶”，肖家就是其中一員。
走近這片已經被肢解的石庫門裏，再也找不到王安憶的《長恨歌》裏描繪的一丁點的風情：搬走人家的門窗和牆壁全被砸毀了，黑黃的內牆裸露出來，廢棄的家具和建築垃圾混亂地散落著；一戶住在二樓亭子間裏的人家，上下樓都被毀了，煢煢孑立的房子成了空中樓閣。就是在這樣滿目瘡痍的情境下，肖家老宅門上剛貼上的紅底燙金的福字和送財童子的年畫，成了惟一喜慶的色彩。
“希望春節能平平安安地到來。”肖老太踮起腳尖一遍又一遍撫平新貼上的年畫，嘴裏喃喃道。
頂樓一間空房子裏，三弟和他的兒子把一塊舊紙板釘在空洞的窗戶上。這裏原是鄰居的房子，鄰居搬走後，肖家準備借這間房子吃一頓團圓飯。大家七手八腳地把能修複的地方盡量恢複，散落的建築垃圾和破家具被掃到角落裏。沒了玻璃的窗戶，全釘上太黑也不通風，不釘就直灌冷風，兩父子找到一塊大小合適的紙板，有四分之一的空隙讓微弱的亮光透進來。
三個女兒攜家帶口回來，和往年一樣，他們手裏拎著的是各家早上做好的菜，都是平日裏的家常菜，一排地堆放在走道內的廚房裏。四妹和二姐抄起笤帚在頂樓打掃起來，其餘的人到鄰居家搬空的房子裏找尋能坐的物件。
肖家老宅由底樓的一間半房和二樓一間不足1.5米高的小閣樓組成，總麵積22平方米。
因為擁擠，以前過節得分兩撥吃。今年鄰居的搬走，第一次成全了肖家13口人同桌吃團圓飯的願望。但隨著拆遷的逼近，今年春節將是在老宅的最後一頓年夜飯。
但下一頓團圓飯在哪裏吃呢？去年的一紙動遷，換來不是18萬元的補償，而是城郊尚不知何處的新住所。
“新家安在哪裏，決定了我們後半輩子的生活，所以我們很害怕。”比起母親不舍的眼淚，兒子的擔心更為實際。對於這個月收入不足千元的城市底層家庭來說，交通費是一筆奢侈的開銷，住在哪裏就意味著就業、上學可選擇的範圍被鎖定在哪裏。可他們大多從事服務行業，離開了鬧市，找活的機會少之又少。
看書守歲
文／黃琳
“她不明白上海就業市場有多擠。有一次，我還看到一個環境工程專業畢業的女研究生應聘幼兒園教師呢。”
“這兒的路名挺有意思，橫向的都是政字頭，縱向的都是國字頭。國政國政，可惜我這個國政係畢業的碩士生竟然找不著工作。”在上海國定路的一個小吃店裏，王軍苦笑著對《瞭望東方》說。
SARS之後，他就來到了這片被他戲稱為“經世治國”的地域尋夢，因為他的女朋友在上海工作，這讓他的軌跡隻能在上海灘畫圈。“對前途的焦慮比對SARS的恐懼難受多了，哪裏還有什麽過年的心情！”
隨著春節一天天的臨近，他的心也在不斷下沉。去年的此時，他還是令人豔羨的重點大學研究生，今年呢，他是一個無業遊民。去年，他還跟自己許諾，明年春節要給母親買禮物，用自己的錢，現在呢，身邊僅有的幾十元錢還是女友給的。這半年來，他還從母親那裏拿走了1200元，而母親每個月也就隻有可憐的300元退休金。
“我覺著特對不起我媽，讀書讀了這麽多年，過了年都27歲了，還要她給養著。”
王軍的女友是她的大學同學。為了能和女友在一起，他開始來上海找工作。“沒想到就業形勢這麽嚴峻。”這半年來，參加了多少次招聘會，投了多少簡曆，他已經記不清了。最近的一次，他甚至還想去應聘一份營業員的職位。為此，女友還跟他大吵一架，說他自貶身價。
“她不明白上海就業市場有多擠。有一次，我還看到一個環境工程專業畢業的女研究生應聘幼兒園教師呢。”王軍訕訕地說。
王軍在女友處吃住都快半年了，對方的經濟壓力也很大。作為一個男人，就這麽耗著，雖然女友非常支持他，但是王軍感覺還是很不舒服。他固執地認為，男人養活女人天經地義，這不僅是個經濟問題更是個能力問題。
“過年，有什麽值得慶祝的呢？”回家，父母也許會理解他，但他總覺無顏見江東父老。
去女友家，對方父母如果問起自己的工作，叫他怎麽回答。“我還是在這裏呆著吧！看看書，好好準備考博，心裏好受些！”“考博”被他認為是惟一的出路了。
王軍的新年願望，是要成為一名管理學博士。他不想再讀國政了。
現在他每天看10個小時書，偶爾上上網放鬆一下。“真的，很像三年前的考研，那年，我是拿著書本守歲的，真有一種悲壯的感覺！那年的年夜飯，是在學校食堂吃的。飯桌上有很多考研的同學，討論的都是考試的問題，真有一種同誌般的情誼。”王軍興奮起來。
“對於我來說，今年的春節，或許是一種別樣的幸福。”他說。
情係中國結
文／孫軼瑋
一根紅繩，三纏四繞；萬種祝福，凝化成結。中國結，一個貫穿了中華民族數千年曆史的吉祥圖騰，現在正在窮人的手上誕生、傳遞……
當在城隍廟福佑商廈一個小小的中國結攤位前初次見到小豔芳時，小豔芳既帶著點得意又帶著點神秘地說，“我不騙你，我叫梅豔芳，跟那個梅豔芳一模一樣。”
這個17歲的女孩子，湖北黃梅縣人，在家鄉輟學後跟隨大姐來上海打工。兩個梅豔芳，那麽戲劇性，小小年紀就開始了體驗起生活的艱辛。更戲劇性的是，小豔芳的大姐叫梅蘭芳，又一個從小吃苦出身，8歲學藝、11歲登台的孩子。
小豔芳很聰明，攤子裏幾十種的中國結，她每一個都能說出名堂來。走過路過的客人，小豔芳總是想方設法地留住他們，讓他們來看看這些整個商廈裏千篇一律的中國結。其實，小豔芳每個月的收入跟賣出去多少中國結沒有直接的關係。隻是小豔芳會因為自己賣不出去中國結而感到沮喪，她覺得，一樣的中國結，別人為什麽能賣出去，我就不能……想完，她就更努力地吆喝，更熱情地給客人介紹。隻有一種情況例外，就是賣出的是她自己喜歡的中國結，她會故意抬高價格，讓客人不想買，如果客人買走了，她收著錢，還一臉的遺憾。
這樣的工作，一個月小豔芳天天做，早上8點到晚上5點，沒有休息日，薪水600元。
工作和薪水的差異小豔芳並不是特別在乎，上海老板對她的不信任才是對她最受不住的。老板隔幾分鍾就來點一下營業的錢，盤問賣出了什麽東西。小豔芳覺得這是一種侮辱，她說，她文化水平不高是事實，但這跟人品是兩回事。
小豔芳來上海已經有半年了，因為沒有休息日，所以根本沒去過其他地方，每天工作回去，要給姐姐姐夫做飯洗衣服。看著上海漸漸喜慶起來的氣氛，她有些忍不住了。
老板說，生意忙，我做老板的都不放假，你放什麽假。
她說，你扣我錢吧，我想出去看看上海。
這半年間，除了姐姐姐夫，小豔芳忙碌得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交上……一個人走在上海繁華的街頭，她小小的背影看上去有點落寞，但一轉頭，卻是一張笑容燦爛的麵孔。
她指著一幢高級公寓，自信地說，我以後要住這樣的樓！
小豔芳現在的家也在一條有著美麗名字的路上:青蓮街。但也一樣是異常艱辛的環境。
──和姐姐姐夫一起擠在一家石庫門房子的閣樓上，每個月月租250元。姐姐和姐夫睡床，她睡地。小豔芳說她睡覺的時候頭對著閣樓的“老虎窗”，有時候心裏覺得好苦，輾轉睡不著，就抬頭看看窗子外的星星，就慢慢會覺得很有勇氣，很有希望。
高一輟學的小豔芳打算過完年就去念夜大學，學文科。她很清楚文化的重要性，她來上海的時候，隨身帶了一本高中英語教材，睡前常翻翻。她說，她知道英語在上海很重要，她不能忘記英語。
從去年8月5日來上海的第一天起，小豔芳每星期要寫兩次日記，準備寫滿一年，然後送給自己的一位朋友。在寫字樓裏當個文員小白領是她最大的夢想。她說，雖然她現在是做小生意賣中國結的，但她一步步來，一定可以實現的。
在這個整天站在中國結堆裏念叨著種種吉祥如意之詞的女孩的理解裏，中國結就是“中國情結”──記者驚訝地聽到從她的嘴裏說出這個詞語。小豔芳說，今年回老家過年，她準備帶兩個大大的中國結回去，不要老板送，一定是自己買。
“象征著紅紅火火過日子的辣椒串給奶奶，年紀大的人可能不知道中國結是什麽，但隻要一看到它的模樣，就一定會明白它的意思。然後在家的門廳裏掛一個12檔的中國結，是最傳統、最基本的中國結，因為所有的含義和祝福都在這個結裏了──世紀平安，我希望我不在家的時候，家裏萬事平安。”
聽小豔芳說，她賣出的中國結裏，最受歡迎的就是這種“世紀平安結”。
聲明：《瞭望東方周刊》授權新浪網獨家報道，未經《瞭望東方周刊》和新浪網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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