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青年毛澤東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國”思想

他主張“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即把全國“合共二十七個地方，由人民建設二十七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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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青年毛澤東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國”思想

來自:網上搜集 作者: 匿名 發布時間:2007-12-22


“五四”運動後，湖南相繼發生了“驅張”運動和“自治”運動。

毛澤東積極參與了這兩次群眾運動，並在運動中形成了他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國”思想，這是他早期政治思想中最有特色的部分。

一

在1919年年底開始的驅張運動中，毛澤東就開始思考“湖南建設問題”，並提出了“湖南人民自決”的主張。

1920年夏，驅張取得了勝利，湖南籍官僚譚延闓入湘主政。這時，南北方軍閥都暫無暇對湖南進行武力幹涉。在這種情況下，湖南各階層人士都認為是實行“湖南自治”和“施行民治”的大好時機。

而譚延闓為了在湖南站穩腳根，也提出了”湘人自治“的口號。

於是，湖南掀起了一個聲勢較大的自治運動。

在這一運動中，毛澤東相繼在上海和長沙一些報刊上發表了10餘篇討論湖南自治問題的文章，從而形成了他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國的思想。

這一思想的主要內容有：

（一）

廢督裁兵，驅逐軍閥勢力。

毛澤東指出：“與湖南文明之創造力為對敵者，軍閥也”（注：毛澤東.毛澤東早期文稿［M］. 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本文所引用的有關毛澤東當時的言論均出自本書。），

正是由於軍閥割據混戰，給湖南人民造成嚴重的災難，“桂、粵窺其南，滇、黔窺其西，北洋派窺其北，嶽陽淪為北派駐防者6年， 長沙則屢踐湯、傅、張之馬蹄。誰實為之，可不哀乎！”

因此，他認為湖南人不能僅僅滿足於“驅張”的勝利，“應該更進一步，努力為‘廢督運動’”，也就是說要徹底廢除督軍製度，並將一切軍閥勢力趕出湖南，“永無再入湖南境內與湖南人對敵”，在湖南境內也要“廢除一切守備隊、鎮守使，暫保存正式有紀律之陸軍一師”，以維持地方秩序和抵抗外來強暴。這實際上就是要徹底廢除軍閥割據和軍閥統治。

（二）

實行“湖南門羅主義”。

1920年6月23日， 毛澤東在《湖南改造促成會複曾毅書》中仿照美洲門羅主義的提法提出了“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的口號。該書在上海《國民日報》上刊登時加上了“主張湖南門羅主義”的提要。

關於“湖南門羅主義”的含義，他援引了長沙《大公報》主筆龍彝的觀點進行解釋，即“我們用心幹我們自己應幹的事”；“我們絕對不幹涉別人的事”；“絕對不許別人幹涉我們的事”。也就是說要使湖南“劃境自保”，要爭取湖南人“自己處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權”，改變“長被侵奪於益我則少損我則多的中央或鄰省”的狀況，“建設一個湖南人所欲的湖南（理想的湖南新的湖南）”。

（三）

在湖南建設“民治”，實現湖南人完全自決自治。

毛澤東主張，在廢除督軍，驅逐軍閥勢力後，必須建立民治政府，實現“湖南自決自治”。

他指出：即使是湖南人，“凡是立意妨害湖南全體人民自決的，自然都是湖南的仇敵”。

為此，他將“湘人自治”與一些湘籍軍閥政客提出的“湘人治湘”嚴格區分開來，認為“湘人治湘”仍是一種官治，不是民治”。隻有完全實現“湘人自治”才是真正的民治。

所謂“湘人自治”就是“鄉長民選，縣長民選，省長民選，自己選出同輩中靠得住的人去執行公役”；政治和法律，都由全省“有職業的人”去議，去辦；要“以三千萬平民之公意為從違”；“全省三千萬人都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這實際上就是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

（四）

“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湖南共和國”。

毛澤東認為：“政治組織是以社會組織做基礎，無社會組織決不能有政治組織，有之隻是虛偽。大國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礎，不先建設小地方，決不能建設大國家。勉強建設，隻是不能成立。”

而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沒有完備的地方自治組織作為基礎，所以“中國也隻是形式的中國，沒有實際的中國”。

他主張“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即把全國“合共二十七個地方，由人民建設二十七個國”。

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國”的方案。

按照這個方案，“湖南共和國”在政治上是完全的“湖南人自決自治”，“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

在經濟上，“自辦教育，自興產業，自築鐵路，汽車路”；精神文化方麵，“充分發揮湖南人之精神”，使“湖南人從容發展其本性，創造其文明”，“造一種湖南文明於湖南領域以內”。

他認為：“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為國的決心和勇氣，湖南終究是沒辦法。”

二

上述“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國”思想，是毛澤東在分析當時國內外和湖南省的現實政治狀況後提出的一種政治改革方案和國家模式構想，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具有其合理性和積極意義，同時也反映了“五四”運動後青年毛澤東的思想發展。

首先，它反映了毛澤東對當時國內軍閥割據和混戰的厭惡和否定。

他認為由於軍閥割據和混戰，造成中國社會和政局的混亂。“十八省亂七八糟，造成三個政府，三個國會，二十個以上督軍王、巡按使王、總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殺死奸死，財產蕩空，外債如麻”。特別是湖南，成為當時南北軍閥爭奪的一個焦點，“南北武人，乃得乘隙淩侮，據湖南為地盤，括民財歸己橐”。

他認為這樣一種狀況不可能短時間內來一個“總解決”，隻有“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決”各自建立小的共和國，然後再來“全國的總解決”，即建立一個聯邦製的中國。

他特別強調在湖南首先實現自決自治，建立共和國的現實意義，即可以“建湖南為緩衝地帶”，使南北戰爭早日停息。

應該說，毛澤東對當時政治混亂狀況的分析是中肯的。且不論他設計的方案是否能夠實現，作為與當時軍閥割據和混戰局麵的對立麵提出的這一方案，它畢竟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要求早日結束軍閥割據和混戰局麵的迫切願望。

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這個方案斥之為分裂，因為它是在中國已經實際分裂，而北洋軍閥試圖通過武力將中國“統一”為封建軍閥獨裁專製國家的情況下提出來的。

毛澤東也指出，這“並非部落主義，又非割據主義”，而是要各省的人民自己負起建設本省民主政治，創造本省地域文明的責任，由武人、官僚的割據壟斷，變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然後再來一個“徹底的總革命”，真正把中國統一為一個像德國和美國那樣的聯邦製共和國。這反映了他“確定無疑”的“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傾向。[1]

其次，毛澤東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國”的方案體現了徹底的“主權在民”的原則和重視人民群眾力量的思想。

他堅決反對少數軍閥、政客掌握國家大權，強烈地要求由包括工人和農民在內的“有職業的人”掌握政權。他認為“以後的政治法律，不裝在穿長衣的先生們的腦子裏，而裝在工人們、農民們的腦子裏，他們對於政治，要怎麽辦就怎麽辦。他們對於法律，要怎麽定就怎麽定”。

他特別重視人民群眾在實現湖南自治，建設“湖南共和國”中的決定作用，主張依靠人民群眾自下而上地改造國家。

他指出：“社會的腐敗，民族的頹敗，非有絕大努力，給他個連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這樣的責任，乃全國人民的責任，不是少數官僚、政客、武人的責任。”

所以他寄希望於三千萬湖南人“醒覺”，擔負這一重大的使命。

他說：“湖南自治運動是應該由民來發起的。假如這一回湖南自治真個辦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於民，乃在於民以外，我敢斷言這種自治是不能長久的。”這一觀點說明他已經完全拋棄了他“五四”運動前輕視人民群眾的“聖賢救世論”，

已經認識到了人民群眾在政治變革中的決定作用，與他同時期提出的“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的思想是相吻合的。

第三，毛澤東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國”思想體現了他麵向實際，重視實際鬥爭的思想作風。

“五四”運動後，青年毛澤東開始由究心思辨哲學轉而麵向實際，積極參加現實的政治鬥爭，並注意把遠大的目標與現實的鬥爭結合起來。

當時，新民學會已經確定了“世界主義和根本改造”的政治目標，因此，在“驅張”運動之初，有些新民學會會員對這一運動表示懷疑，認為既然要進行社會的“根本改造”，就不應該從事這些“小問題、小事情”。

但毛澤東認為“‘驅張’運動和自治運動等，也是達到根本改造的一種手段，是對付‘目前環境’最經濟最有效的一種手段”。

當有的新民學會會員寫信希望他“快些做幾篇文章，將改造湖南的意見大大的發表”時，他又說：“湖南須有一些誌士從事實際的改造，你莫以為是幾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這些都反映在了他反對空談理論，主張腳踏實地從事實際鬥爭的思想特點。

值得注意的是，在論述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國思想時，毛澤東還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各省都有各省的具體情況，因此各省應根據自己的具體省情來進行建設，要“務以盡量發揮各省的特性為標準”，“各依各的情勢去改造”。

他論述湖南自治和建立湖南共和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時，從政治、經濟、曆史、地理、人文各方麵進行了廣泛的論證。

盡管這種論證並非無懈可擊，但它畢竟體現了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進行建設的思想，反映了他“踏著人生和社會的實際說話”的思想特點，這對以後他思想的發展與成熟無疑具有重大的影響。

三

在肯定青年毛澤東“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國”思想積極意義的同時，不能不指出其顯而易見的局限性，這些局限性反映青年毛澤東在革命轉變和思想轉變時期思想上的混亂。

首先，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國的方案反映了毛澤東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政治地理變化和民族自決潮流興起的一種歪曲的理解。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政治地理發生了很大變化，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

他正確指出了民族獨立和民族自決這樣一種國際潮流，然而，他卻錯誤地將中國國內的地方自治和地方自決與別國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自決相類比。

在這種錯誤認識指導下，他認為既然“全世界好些人民業已覺醒了”，爭取民族自決和民族獨立，那麽湖南“三千萬人個個應該醒覺了”，積極地進行“湖南人的自決自治”。把建立湖南共和國作為民族獨立事業，這當然是極其荒唐和錯誤的。

其次，毛澤東對“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國”方案進行曆史論證時表現出極其錯誤的狹隘地域主義傾向。

青年毛澤東認為在曆史上湖南一直“受中國之累”，得不到發展，而湖南又愛幹涉別人的事，從而造成別人看不起。

他說，在“四千年曆史中，湖南人未嚐伸過腰，吐過氣。湖南的曆史，隻是黑暗的曆史。湖南的文明，隻是灰色的文明。這是四千多年來湖南受中國之累，不能遂其自然發展的結果”。

他以戊戌維新中譚嗣同被殺和熊希齡被放逐，以及辛亥革命前黃興出逃和馬福益被殺為例來說明“湖南受中國之累”。

又以曾國藩、左宗堂的湘軍鎮壓太平天國和回民起義為例說明“湖南人愛幹涉別人的事”。

顯然，作為通曉中國曆史的青年毛澤東，用這樣一些牽強的曆史事實來論證他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國的思想，當然隻是一種宣傳和喚起湖南人地域情感的需要，而不能說明他對所例舉曆史事實的真實認識。

然而，我們還是不能不指出這種論證的極端錯誤，它完全抹殺了清政府鎮壓湖南維新派和革命派以及曾國藩、左宗棠的湘軍鎮壓太平天國和回民起義的階級矛盾性質，而把它們說成地方與中央、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矛盾。

這種錯誤的曆史論證所喚起的狹隘地域主義情緒，即使在當時也是非常危險的。


再次，毛澤東的“湖南共和國”方案具有明顯的自然經濟色彩。

毛澤東對“湖南共和國”進行了地理、自然資源和人文的論證。他認為湖南“南阻五嶺，北極洞庭，三湘七澤，惟楚有材，自營食，自營衣，自營住，斥其羹餘之茶米礦，換得大洋及生活必須品。人間天上，大風泱泱，西方瑞士，東方日本，雖日誇言乎？”而“湖南人素來有一點倔強性、反抗性和破壞性”，因此，“湖南及湖南人確有自立自治的要素與能力”。

在經過如此論證後，青年毛澤東得出結論：“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劃湖南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處如一百年前北美諸州中之一州，自辦教育，自興產業，自築鐵路、汽車路，充分發揮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種湖南文明於湖南領域以內。”

在這裏，盡管他使用了文明、教育、鐵路、汽車等現代化的詞語，但其中所表現出來的自給自足，不求於人的自然經濟心理是非常明顯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毛澤東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國”的方案反映了他對地方軍閥官僚勢力存在著幻想，仍未擺脫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的影響。

通過什麽道路實現自治和建立“湖南共和國”，毛澤東進行了種種思考。

雖然，他對“如列寧之以百萬黨員，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表示了由衷的讚賞，但他認為中國不存在進行“徹底總革命”的條件。

他把實現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國的希望寄托在譚延闓等地方軍閥勢力的身上。

他說：“像湖南廣東兩省用兵力驅去舊勢力的，算是一種革命，應由各該革命政府，召集兩省的‘人民憲法會議’，製定湖南憲法及廣東憲法，建設一個新湖南及新廣東。”

他把軍閥之間的爭奪看成是“革命”，把地方官僚軍閥勢力控製的地方政權看成是“革命政府”，這說明他對地方軍閥官僚勢力還存在著幻想。

他設想的“人民憲法會議”雖然把工農等勞動階層都包括在內，但就其實質而言，充其量隻能說是一個資產階級的議會；如果它是在地方軍閥官僚的所謂“革命政府”控製下，恐怕連資產階級議會的作用都無法發揮。

他強調在實現自治和建立湖南共和國的過程中要對湖南三千萬人進行“刻不容緩”的“文化之宣傳，教育之改造”，但在不發動革命的情況下，想通過普選製或直選製的議會製度和宣傳、教育來實現他的“湖南共和國”的政治理想，隻能是一種幻想。


關於毛澤東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國”思想的性質，有論者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帶有一些新民主主義思想的色彩”，[2]

或認為“是由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嶄新的民主主義思想”，甚至認為這些理論體現了毛澤東“善於利用一切機會來開展革命運動的馬克思主義策略”。[3]

這些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從上述對毛澤東“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國”思想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它基本上是屬於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的範疇。

再從毛澤東本人思想的發展軌跡來說，雖然他當時正處於由一個小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過程中，但還沒有形成有人所說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和“新民主主義思想”。

這一點，毛澤東在1920年3月4日的《致周世釗信》中就明確地表示：“老實說，現在我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

而他在該時期提出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國”思想，正反映了他的這樣一種思想狀況。

【參考文獻】
[1]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M］.北京：三聯書店，1979.
[2]宋斐夫.湖南通史（現代卷）［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4.
[3]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M］.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