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挑起了國共內戰？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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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挑起了國共內戰？

錢文軍 撰稿 載《軍事天地》

在如今的理論界、輿論界、宣傳界甚至網上論壇，“美國支持蔣介石打內戰”似乎已經天經地義無須探討了。

　　可是除了漫畫似的攻擊性宣傳之外，我們又沒有發現任何嚴肅的證據。

　　稍微像點樣子資料，無非是美軍飛機幫助運兵，還有美國總共給了60億美元貸款，顯然，這是一個誇張的數字，在美國的賬單上這個數字是20億。

　　此外還有美國軍事顧問指揮蔣軍進攻解放區這類斬釘截鐵卻沒有任何實例支持的指控。

總之，在關於這個問題的所有宣傳中，沒有具體的例證。即使最具體的運兵問題，也是在日本投降的時候。作為抗日的盟國，幫助中國政府軍抵達日本占領地區便是幫助內戰是說不過去的。

　　更何況，比空運國民黨先遣人員還早一天即1945年8月25日，同樣是美國軍用飛機將鄧小平、林彪、劉伯承、陳毅、聶榮臻、肖克、羅瑞卿、陳賡、肖勁光、楊得誌、鄧華、李天佑、江華、陳錫聯、陳再道、宋時輪、傅秋濤、王近山、聶鶴亭、鄧克明、張際春、滕代遠、劉瀾濤、鄭維山從延安緊急空運到前線指揮部。

　　隻需看一下，這批中共將領中，除鄧小平之外，包括十大元帥中的四個、十大將中也是四個。基本上包羅了中共搶占東北、華東、華北的全部指揮核心人員。

　　如果他們靠走路回到自己的地盤，需要跨越封鎖線、敵占區和漫長的崇山峻嶺，至少要兩個月！

　　毛澤東在獲知這批大將平安到達後，立即複電蔣介石，次日即赴重慶談判。可見這次空運是何等重要！那麽，美國對中國的內戰究竟有哪些動作呢？

我們查找曆史資料發現，在1941年以前，美國政府關心的隻是整個中國對日本戰爭進展情況，對於中國的內政問題沒有關心的跡象。

　　皖南事變發生後，美國政府可以說是破天荒地首次對中國內政表示了幹預性意見。而這首次幹預，竟然是以替中共說話為標誌的。

美國的態度無論在時機上還是程度上，都是很關鍵的。

　　在美國介入中國內部事務之前的1940年冬季，國共兩黨在華中的地盤摩擦已經十分激烈，10月15日結束的黃橋戰役，新四軍陳毅部在八路軍黃克誠部配合下殲滅國民黨軍韓德勤部主力兩個師1.2萬人。

皖南事變之前的

　　11月1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計劃“政治與軍事上同時進攻，即從五十萬人中至少調精兵二十萬分路打入彼後方。如采此方案，則政治上不利（人民不了解），但在軍事上能製機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實力製止投降之可能。”

　　11月18日電劉少奇、黃克誠：“聽任東北軍與韓德勤打成一片是不利的。”19日作軍事安排後電告葉挺、項英：“蘇北即須進行一個局部戰鬥，攻占淮陰、寶應兩縣間地區，隔斷韓、霍兩軍，打通蘇皖聯係。”

　　蘇聯對毛的這些舉動也極其不滿，蘇聯駐中國首席軍事顧問崔可夫宣稱，自1940年9月“百團大戰”結束後“中國共產黨人基本上結束了對日戰爭。”

而當時蘇聯給蔣的軍事援助正在進行中，蔣介石因為擔心對新四軍的反攻會導致蘇聯援助的中斷，猶豫了一陣，但他毫不懷疑美國的援助。

　　12月，蔣得知蘇聯對中共的消極抗日極為不滿。

　　蘇聯與中共之間分歧已經十分明顯，於是發動了皖南事變，殲滅新四軍軍部七千餘人，作為對黃橋之戰的懲罰。

　　1941年1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通令，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番號；葉挺交付軍法審判，通緝項英。

　　20日毛致電周、彭、劉：蔣介石已將我們推到和他完全對立的地位，一切已無話可說。中央決定將駐各地辦事處逐步撤銷，八路軍總部不再向蔣呈報任何文電。現在這樣的國共關係，已對我們、對革命沒有任何利益，並且破裂是蔣發動的，對我甚為有利。目前我們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隻能取守勢，惟須作攻勢的積極準備，以便在四個月或六個月後，能夠有力地轉入攻勢。

因此，我們看到，並不是美國介入導致國共內戰。

　　相反，在美國介入之前，國共已經打得不可開交，而且，徹底決裂大打一場也已迫在眉睫。內戰局麵已見端倪。鑒於當時中共事實上處於弱勢，於是美國介入中國內部事務實際對共產黨有利，也就不算“幹涉內政”了。

1941年1月24日，美國國務院宣布對中國國共兩黨衝突表示不安，明確表示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暫停對華貸款計劃的實施。

　　接著羅斯福總統派特使居裏（Lauchlin Currie）和聯邦準備銀行調查主任戴普萊（Despres）前往中國告誡蔣介石：“在我看來，這所謂的共產黨與國民黨間相同之點殆多於相異者。我們希望雙方能夠消除歧見，更密切的合作，以有利於對日本作戰的共同目標。”

　　戴普萊則進一步解釋：“羅斯福之意見以為中國之有共產黨，並不能認為中國有共產主義之實行，隻能視作民主政治之實習。”

　　2月14日，美國總統特使居裏專門會見周恩來，進行了長時間會談。此為美國高官與中共的首次接觸，事情本身和選擇的時機表達了這樣一個信息：美國不會聽任國民黨用武力對付中國共產黨。因為美國官員明確表示“美國對中國的團結和穩定至感關切。”

蘇聯在抗議國民黨政府的同時，也繼續要求中共克製，不能使抗日統一戰線破裂。在這種時刻羅斯福的明確表態，對蔣而言是出乎意料的。

　　為了避免同時與蘇、美翻臉，導致中國的抗日戰爭失去國際援助，蔣不得不順從美、蘇的壓力。

　　1月底，蔣在河南發動一次抗日攻勢，日本集中五個師團與國軍激戰豫東南，又調動六個師團從豫北進攻國軍。國軍傷亡慘重，主力撤至豫西。

　　毛立即於2月2日電令“新四（軍）力爭河南，不惜全力以赴”。

　　7日毛在《新四軍事變後的各方麵動態（情報）》上加按語：“截至今日止，由於蔣介石做得太錯，我們的有理而強硬的態度，日本向河南的進攻，美英蘇的外交壓力，國民黨的內部矛盾，中間派同情我們，廣大人民的對蔣憤慨等等原因，已經開始有了妥協的基礎，內戰已可避免，中國時局有發生有利於我們的變化象征。”

美國介入中國內部事務便采取對中共有利的逼蔣態度並非偶然，羅斯福剛剛競選勝利，在他對國會發表的國情谘文中宣布了美國的基本國策：

　　“我們期待著出現一個建立在人類四項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第一，普天之下人人都有言論自由。

　　第二，普天之下人人都有以各自方式信仰上帝的自由。

　　第三，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於匱乏的自由；通俗些說，就是用一種經濟上的協議來保證每個國家的人民都能過上健康的和平的生活。

　　第四，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通俗些說，就是整個世界範圍內徹底裁減軍備，使任何國家永遠都不能夠對鄰國做出任何武裝侵略的行動。”

在這個基本國策的指導下，美國在3月通過了租借法案，中國列入租借法案借貸國。

　　赫爾國務卿拒絕日本要求美國承認日本對中國領土行使權力和停止援助中國的外交建議，反而強硬要求日本從中國撤軍，並宣布這是美日談判的基礎。

　　7月22日美國終止對日全部談判；

　　26日凍結日本在美國的資產；

　　8月2日宣布對日全麵禁運石油；同日英、荷也禁止向日本輸出銅、黃麻、生鐵、鎳、鈷等物資；

　　7日美、英、荷進一步凍結日本資產。這一係列嚴厲措施使日本難以忍受，特別是石油的禁運。

　　9日日軍統帥部正式通知：“中止本年在北方行使武力之企圖。”放棄進攻蘇聯的企圖。

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講話：“我們已到了對日本一切可能忍讓的盡頭。對它，除了堅定的政策和武力以外，再沒有什麽可說的了。”

　　8月9-14日，羅斯福與邱吉爾簽署《大西洋憲章》，公布了世界秩序的構想，一致確定這次戰爭的目的是反對法西斯主義、保衛民主主義；

　　9月6日日本天皇親自參加決定“不辭對美（英荷）作戰的決心”；

　　11月7日在獲知日本決心打擊美國的情況下，美國製定備忘錄：

　　1.不派遣軍隊援華；
　　2.美國義勇部隊援華應在最大限度進行；
　　3.加強對華援助；
　　4.對日本發出最後通牒。

　　26日赫爾國務卿致日本備忘錄（最後通牒），不僅強硬要求日本從中國撤軍，還要求日本與其他國家放棄在中國的一切權利和治外法權。

　　美國的態度終於使日本不能忍受，12月7日日本進攻珍珠港。

美國遭受攻擊，與它對中國的支持直接相關。

　　1941年12月1日下午2時5分至4時裕仁天皇主持的“禦前會議”決定進攻美國。這次會議決議稱：“美國的態度徹頭徹尾說的都是蔣介石要說的話，一直唱高調，空談理論，唯我獨尊，頑固無禮，令人遺憾。”“若容忍之，不但要拋棄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成果，‘九一八’事變的結果也必須放棄，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即使在攻擊珍珠港的“作字第一號機密命令”中，也強調：“帝國對美國始終維持友好的態度，但美國對我國維護東亞權益、進行自衛所采取的措施加以幹涉。最近，該國援助蔣介石政權，阻止我方迅速處理日華事變，最後斷然實行經濟絕交。”“英國援助蔣介石政權，和它結盟的各國及美國共同合作，妨礙我們的東亞建設計劃。”“中國靠美英的援助，抗戰救國的惡夢未醒，用全國焦土抗戰企圖對日本全麵抵抗。”“如果我們打算取得決定性勝利，必須擊敗中國背後的美英等國。”這個命令對蘇聯的描述是：“帝國相信如果不進攻蘇聯，蘇聯也不會對我們開戰。”

我知道我們有許多人會說：“美國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廢話！難道中國抗日是為了美國的利益？任何國家首先必須為自己的利益而戰，但自己的利益是否兼顧或者傷害別人的利益則是另一回事。至少在這個時期美國是支持正義的。這些必然“隻惟上”地回避甚至顛倒黑白地歌頌斯大林，難道斯大林承認滿洲國、低價賣給日本中長鐵路、簽訂《蘇日中立條約》、停止對華軍援、撤回援華航空隊等反倒是為了中國的利益？

1942年元旦，美、英、蘇、中為首訂立《聯合國家宣言》，中國首次以大國姿態出現在國際舞台上。

　　2月7日美國國會又批準國民政府獲得5億美元財政援助；因為美國的壓力，英國也借貸5000萬英鎊。這兩筆款項超過國民政府全年預算。

　　羅斯福還致電蔣：“中國軍隊對貴國遭受野蠻侵略所進行的英勇抵抗已經贏得美國和一切熱愛自由民族的最高讚譽”羅斯福決心幫助中國戰勝日本並建立世界大國的地位，成為戰後製約日本的強大力量。

　　我們不認為美國是純粹為中國決定政策，美國製定政策為的是美國的利益和民主製度的理想。但美國的政策也符合中國的利益，對中國是一種幫助。

　　美國完全可以與蘇聯一樣隻為自己的利益向日本妥協，甚至與日本結盟。

　　如果那樣做，世界上沒有人能擊敗日美軍事聯盟，美國也不需要犧牲那麽大的人力、物力。在對日戰爭中，美國犧牲了92540人，戰傷228182人；擊斃日軍1587814人，擊傷日軍60872人。被擊毀艦艇133艘；擊毀日艦324艘。損失商船98艘，計519772噸；擊毀日商船2259艘，計8141591噸。損失飛機21555架；擊毀日機43125架。以上數據均采納損失國政府自己統計的數據。

而且，美國自1941年起，就已經完全破譯了日本的“紫色密碼”，完全了解日本的進攻美國的企圖。它從一開始就決定采取正義立場：“站在被侵略國家的一邊。”

　　羅斯福總統宣布要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在整個戰爭期間，美國向英、蘇、中提供武器援助總額達470億。而它自己對德、日作戰消耗的巨大的經費更達2940億美元。

　　如果美國也像斯大林一樣要求加入德意日聯盟，世界又將如何？退一步說，假設美國如同斯大林一樣，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承認“滿洲國”，我們又將會如何？

我們繼續開頭的話題。

　　1942年美國駐華大使高思（Gauss）給國務卿的報告中稱：“共產黨的力量更多地是來自國民黨的錯誤。”

　　另一位外交官戴維斯（Davies）為史迪威（Stilwell）準備的備忘錄更是認為蔣介石的目標是確保他在中國至高無上的地位，因此他盡可能保存實力而指望美國或者俄國的軍事力量打敗日本；因此隻有在確定對日作戰消耗的軍事裝備會有更多補充時，他才可能發動對日攻勢；他甚至可能把租借物資都囤積起來而不是用於對日作戰。

　　美使館參讚文森特（Vincent）預言：國民黨領導集團將難以在戰後繼續統治中國，因為“他們惟一共同特征和共同目標是希望維持國民黨在政府中的支配地位”，從不考慮民眾的利益和社會變革的需要。

　　以上意見在美國當時的曆史文件中都有保存。於是羅斯福同意對中共情況作深入了解。

1943年1月，美使館二秘謝偉思（Service）提交《國共形勢》備忘錄，指出：國民黨已經無法戰勝共產黨，如果忽視中共，不顧一切支持國民黨將妨礙中國抗戰並妨礙戰後中國的和平及重建。

　　戴維斯報告更稱國民黨“普遍缺少社會覺悟、公眾信任和責任感”，“裙帶關係和任人唯親盛行，貪汙受賄司空見慣”。他認為國民黨為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不可避免地會挑起內戰，建議“在中國共產黨地區設立總領事館，並向派駐軍事觀察團”。

麵對如此之多對蔣政府不利的外交報告，美國國務院1月下旬考慮由美國大使館派一名軍官訪問中共控製區；2月遠東司建議：“有必要對這種局勢進行認真的研究，並考慮采取任何適當的行動以促進中國的統一。一種可能的行動路線是派遣美國官員訪問共產黨控製區。這樣可以獲得雙重利益，既可以向中國人表明我們對整個問題的關切，同時又可以使我們得到有關這個問題各個方麵的更多的情報。”

羅斯福認為這些外交官提出的意見是值得重視的。1943年9月他對副國務卿韋爾斯（Welles）說：他認為，戰後最麻煩的地方是中國，因為極可能爆發內戰，從而把蘇聯和西方都卷進去。範圍和危險性都將比西班牙內戰更嚴重，為避免出現這樣的局麵美國政府需要及早采取預防措施。但向共產黨地區派駐美國政府官員，會被認為是介入中國內部事務的舉動，但為了美國的根本利益，是不能太照顧國民黨的麵子的。

中共對美國外交官的反映是歡迎的。周恩來1943年3月對戴維斯說，歡迎美國政府派一批軍官到陝北、山西等敵後根據地去搜集情報並常駐那裏。而蔣介石對此則憤怒異常，他給宋子文的電報稱：美國對中共的態度“更使共黨鴟張無忌，而使我政府對中共之處理，更增困難，不惟不能阻止共黨之內亂，適足以獎勵我國之內亂也。”需要說明的是，中共滿心希望美國與之建立官方性質的關係，毛澤東後來甚至提出訪問美國見羅斯福本人；而美國則不可能背離中國政府去與反政府勢力建立官方聯係的，這是一個外交原則問題。另一方麵，蔣介石雖然憤怒，卻又不肯失去美國軍事與財政援助。更何況羅斯福正在魁北克會議、莫斯科會議竭力說服蘇聯、英國，承認中國為世界四大強國地位。

1943年1月開始，在美國的表率和壓力下，西方在中國擁有特權的11國全部與民國政府簽約，正式放棄所有在中國的特權。11月，在開羅會議上蔣介石終於成為四大強國領袖，盡管斯大林抵製他而拒絕參會。羅斯福希望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強國，不僅在戰時，而且在戰後發揮穩定東方局勢的作用。對這點，他已經在發布《大西洋憲章》時已經與邱吉爾爭辯多時，他明確要求英、法在戰後放棄在亞洲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內。以至於邱吉爾勃然大怒：“我當英王首相的目的，並不是來主持大英帝國解體的。”羅斯福並不退縮，他宣稱：“殖民地製度就等於戰爭。”

早在年初的卡薩布蘭卡，羅斯福就已經宣布：“世界四大強國-美國、英國、中國和蘇聯，在打完這次勝仗以後，應該負責建立世界的和平。這四大強國應該擔負起重大的責任，幫助全世界一切落後、不景氣的殖民地區推廣教育，提高生活水準，改善人民健康。而當有一天這些殖民地區域能夠達到成熟的階段，它們應該享受獨立的機會-隻要全體聯合國公認它們已經有了足夠獨立的資格。”

在開羅，羅斯福與蔣不僅談論抗日戰爭，而且討論戰後的馬來亞、緬甸、越南甚至印度等原殖民地國家的獨立，英、法在戰後不應該回到亞洲。這使蔣介石興奮異常。

但老蔣不知道，羅斯福對他並無好印象，認為蔣夫婦隻是機會主義者：“而我決不想在她的國內使人知道我是她的一個敵人。可是目前在中國有誰能替代蔣的地位呢？根本就沒有其他的領袖。蔣氏夫婦固然有很多短處，可是我們卻不得不依靠他們。”羅斯福還說：“我對蔣政府的性質表示不滿。我告訴他這種政府絕不能代表現代的民主。我告訴他必須在戰爭還在繼續進行的時候與延安方麵握手言和，組織一個聯合政府。他表示同意。在當時的情形之下，他同意了。他同意組織一個民主的政府，隻要我們能夠保證讓蘇聯答應尊重滿洲的邊境。”蔣介石的“同意”顯然是應景的，在中國，隻要蔣的領袖地位存在，聯合政府隻是一句空話。

但老蔣畢竟要對羅斯福表現一下，回國後他就承諾：在抗日戰爭結束一年後，製定憲法，召開國民大會，“還政於民”。羅斯福1944年2月9日致電蔣：美國需要立即派遣一個軍事觀察團到陝北、山西、華北共產黨根據地進行工作。老蔣不予答複，但隻得讓一步。下旬蔣解除了對共產黨根據地已經實行五年的新聞封鎖，正式批準外國記者采訪延安。正是美國的壓力，外國新聞界自1939年就沒有到過的延安，現在可以去了。

當羅斯福首先提出要求蔣接受延安組織聯合政府之後，美國外交官們更直接地提出類似主張。戴維斯首先上書國務院，主張美國出麵迫使國民黨同意改組政府。美國大使高思建議：“由委員長召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派別和他一起組成軍事委員會或最高指揮部”。國務卿赫爾也致電高思：總統和我仔細考慮了你的意見，我們讚同使中國政府成為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和寬容精神的政府的一切努力，而“一個代表中國所有有影響的黨派並在蔣介石領導之下擁有全權的委員會或某種機構，將是實現這個目的的最有效的形式”。1944年7月4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由史迪威統一指揮國共兩黨的軍隊，當天美國參讚艾切森（Alcheson）立即拜訪行政院長孫科、高思大使也隨即拜訪宋子文、戴季陶，商討後他又親自向蔣介石提出這個建議。除此之外，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Wallace）6月20日來華，帶著羅斯福關於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的第四次要求，華萊士軟硬兼施終於迫使蔣介石同意。

7月22日，美軍觀察組首批9人到達延安，毛澤東親自撰寫社論表示熱烈地歡迎“同一個戰壕裏的戰友”。8月7日第二批9人也到達延安，組長是美軍情報官員包瑞德（Barrett）上校。觀察組給美國的報告充滿了對共產黨的讚譽，史迪威更明確說：“我們必須想法把武裝交給鬥誌昂揚的共產黨人。”他甚至計劃親自到延安，商討用美國武器裝備五個中共師的問題。這個觀察組進駐延安，毛澤東宣布“實有重大意義”。中共中央18日稱為“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中共正式獲得國際地位，這個地位完全是美國竭力為之爭取的。

美國的這個舉動並非隻是軍事需要，它純粹是為阻止國共關係惡化的一種措施。美國國務院給陸軍部長的公函明確指出，派這個觀察組的原因：A.國共關係不斷惡化對中國對日作戰極其不利；B.如進一步惡化將導致嚴重危及中國政治統一的內部衝突，即內戰；C.並且可能在將來引起中國與蘇聯關係複雜化。觀察組的基本任務是：為美國政府尋求“應以何種最適合的方式才有助於友善地解決國民政府與共產黨之間的矛盾。”而包瑞德上校則明白無誤地告知中共中央：觀察組不僅僅收集軍事情報，它還將調查共軍對美國援華軍備的需求情況。

以上一係列舉措，無論從動機還是效果說，都不能令人信服美國是在“扶蔣反共”或者“挑起內戰”。毛澤東當時自己也說：“防止中國發生內戰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國的影響。尤其是美國的影響。”他表示希望美國在延安設立總領事館。

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8月中下旬，謝偉思在與毛、周的談話中介紹了美國政府希望成立包括中共在內的聯合政府，毛、周雖然很興奮但仍存猶豫，擔心會過分刺激國民黨。8月18日周恩來致電駐重慶的代表：目前提出改組政府、實行民主能否獲得各黨派的響應以及地方實力派的同情？23日毛與謝偉思談話時依舊回避聯合政府問題。中共駐重慶代表的回電對這個建議表示很樂觀，

　　於是9月1日毛在中共六屆七中主席團會議上強調：“是謝偉思說，美國政府有訓令給高思大使，要促進中國的聯合政府，謝偉思問我的意見如何實現，我說，召集各黨派代表大會，成立聯合政府，共同抗日，將來建國。”會議批準要求廢止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的口號。4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駐重慶代表林伯渠：“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事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治。”

下旬毛澤東對此作了平生少有的自我批評：中國政治的重心已經逐漸發生了轉移，而我們自己卻常常估計不足，思想上趕不及，總是認為天下還是姓蔣的，沒有能夠及時想到和提出改組政府的問題。在這方麵，美國人反而走到我們前麵去了。（參見：《毛澤東年譜》，中，第546-547頁。）由此可見，毛澤東向老蔣爭取政府權力，恰是美國鼓動起來的。

由此我們知道，美國外交人員在1941-1944年四年時間裏，非但不是“扶蔣反共”，正相反，從羅斯福總統到普通外交官，屁股都坐在中共一邊。

　　所不同的，這種傾向並非鼓勵中共推翻老蔣建立另一種專製統治，而是企望國共合作的民主政府。

　　1944年5月，美國國務院在一份文件中宣稱：“美國並未承擔在任何情況下都支持國民黨政府的義務。”

　　次年1月，華盛頓明確告訴魏德邁：“中國最終不一定要在蔣介石領導下統一起來。”這與羅斯福在開羅把蔣介石定位為“一個封建軍閥”、並對史迪威宣稱要找一個人或是一群人來替換蔣介石其實是一致的。

　　華萊士副總統1944年6月28日從昆明致電羅斯福：“現在，除了支持蔣介石外，似乎沒有其他選擇。當前中國沒有哪一位領導人或哪一個集團明顯有力量接管政府。不過，我們可以在支持蔣介石的同時，通過各種可能的途徑對他施加影響，使他在中國進步人士的指導下，采取能喚起民眾支持、能使中國在作戰方麵有新起色的政策。與此同時，我們的態度應當具有足夠的靈活性，以便使我們能在更有希望的領導人或集團出現時利用他們。

“蔣介石充其量隻是一筆短期投資。據信，他沒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戰後中國的領導人要麽從演進中產生，要麽從革命中產生。現在看來，更可能是從革命中產生。”

羅斯福並非對中共的社會理想感興趣，但他顯然是以美國式代議製民主的思維方式考慮問題，他希望中國成為世界大國，以便在戰後擔負起亞洲穩定的責任。但“蔣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進步思想”，為了不使中國在對日戰爭中垮掉，他也隻能試圖改變中國政府，把日益強大的共產黨拉進聯合政府是符合美國戰時利益的。“扶蔣反共”並不符合美國戰勝日本的利益需要。

蔣已經忍無可忍，但他隻能把怒火發在史迪威身上。他在8月底抗議道：美國軍事觀察組鼓動共產黨向政府叫板！而觀察組正是史迪威領導的。1944年9月6日，羅斯福派出的特使赫爾利到達重慶。其實赫爾利並非美國政府的重要人物，羅斯福便曾輕蔑地稱之為“許許多多冒牌將軍”之一。這是羅斯福安撫蔣和美國反對派對美國政策日益增加的不滿作的安排。羅斯福交代他的任務是：“促使委員長同史迪威將軍之間確立有效的與和諧的關係，以便於史迪威將軍行使調遣中國軍隊的指揮權。”赫要求委任為大使卻落空了。但蔣稱其為“罕見的、通曉人性”的人，感到有了麵子，7日接見赫爾利時表示史迪威可以繼續調遣中國軍隊。緩和沒有持續多久。9月19日羅斯福從魁北克致函蔣：“隻有你立即采取行動，才能維護你多年鬥爭的成果和我們支持你做出的努力。否則就會招致軍事災難，到那時，無論是政治考慮還是軍事考慮，都將付之東流。”他還要求給史迪威“不受限製地指揮”一切中國軍隊的權力，以避免那種災難發生。這種類似於最後通牒的函告，也因為在1944年內，吸納了相當數量的美國軍備卻反而打敗仗的蔣軍嫡係部隊所導致。

美國的態度終於使蔣介石無法忍受，他宣告：“既然我已經弄清楚，史迪威將軍並不打算與我合作，而且他自以為他是被任命來指揮我的，那麽，這一切就到此為止吧。”1944年10月10日，蔣介石發表“雙十節”講話，宣布要在抗日和維護領導權兩條戰線作戰，並警告外國別幹涉中國內政。這裏的“外國”顯然指美國。然後蔣告知赫爾利說：史迪威“是夥同共產黨來推翻中國政府的”，這個政府已經受到嚴重幹涉。1972年，一本據說是蔣介石授意的《史迪威事件》在台灣出版，書中詳盡地述說美國當年在中國是“扶共反蔣”。隻是尚未得以閱讀此書，不知老蔣授意是如何描述的。

赫爾利馬上報告羅斯福：“就我所知，再也沒有像蔣介石這樣富有領導才幹的中國人了。蔣介石和史迪威是勢不兩立的。您麵臨著是要蔣介石還是要史迪威的選擇。”28日，史迪威被羅斯福召回國；高思大使辭職。高思對接替史迪威的魏德邁說：“我們應該把整個中國政府拋棄掉。”羅斯福11月17日任命赫爾利為駐華大使，他的戰時對華外交遇到空前絕後的挫折。這事不能說與他對中國統一失望沒有關係，但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這也不可能對次年2月雅爾塔協議輕易同意斯大林要求沒有影響，甚至是決定性影響。如果認為中國已經不甚可能成為對日作戰的主要力量，羅斯福把希望寄托在蘇聯身上也不奇怪了。我覺得，如果蔣能用毛對待斯大林的態度對待羅斯福，雅爾塔的秘密協議也許不會存在了。

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逝世。繼任的杜魯門總統繼續羅斯福的對華政策：“我一直在同那裏的兩個政府合作。我打算繼續這樣做下去，直至我們能使它們聯成一體。”但赫爾利確實沒有起到良好作用，不但美國官方普遍抱怨這位誇誇其談的蹩腳外交官，杜魯門總統也早想罷免他。11月15日，杜魯門召回赫爾利，當赫爾利提出辭呈並以為總統照慣例會挽留他時，正中下懷的杜魯門馬上批準了他的辭職。

到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日本投降之前，所謂美國幫助蔣介石打內戰是不成立的。

日本投降以後，蘇聯占領了東北。斯大林立即用繳獲的日本武器以及部分蘇聯、捷克武器，還有德國武器，（例如莫文驊將軍就曾經警告傅作義，他所屬的部隊每個師都配備了兩門世界上最大的大炮。這種炮是德國製造的。還有美國提供給蘇聯的美製武器，無確實證據，不提。）據蘇聯檔案數據，提供了步槍70萬枝、機關槍14000挺、炮4000門、坦克600輛、飛機860架、汽車2500輛、彈藥庫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槍30萬枝；直到1948年蘇聯依然在繼續提供蘇聯、捷克武器。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駐朝鮮蘇軍把在朝鮮的日軍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日本已經投降，這些武器肯定不會用於打外戰的。

斯大林顯然不象美國人那麽迂腐，他一邊在公開與中華民國政府調情，另一方麵卻用大量武器裝備中國的反政府勢力。並直接使用東北的蘇聯軍隊，幫助這個勢力控製東北。其根本目的就是蘇聯的利益需要。至於中國的內戰，他是不希望消失的，同樣為了蘇聯的利益。因為此時斯大林一方麵必須考慮同美國的表麵友好關係，另一方麵他也不相信毛澤東能夠打敗蔣介石，他扶持中共獲得更多地盤和更強大的武裝，為的是獲得在聯合政府內更有利的地位。這與他在歐洲的方針也是一致的。

他幾乎是強迫毛參加聯合政府，重慶談判就是一個典型事例。毛澤東是不情願的，但又不得不聽從斯大林的指示。後來他耿耿於懷一生的“斯大林不準革命”，就是指的這半年時間內中共服從“和平民主新階段”差一點放下武裝進入聯合政府。而斯大林1948年承認錯誤，也同樣是為這個階段給毛施加壓力，強迫他與蔣介石合作。

美國始終在一相情願地撮合中國的聯合，還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國對駐華軍事部門的限製是：“美國部隊和物資不得用於對抗中國人，除非用作保護美國人的生命財產。”1945年8月10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訓令魏德邁：“不得損害美國的基本原則即不支持中國的中央政府進行自相殘殺的內戰”。這條訓令明確美國的原則是不允許任何支持蔣介石政府進行自相殘殺的內戰。

馬歇爾在1945年12月下旬到中國來調停，為了給馬歇爾調停以支持，杜魯門總統於12月15日發表美國對華政策：美國和聯合國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是達到統一中國目標之恰當機構；但美國深知這個政府是“一黨政府”，如果把這個政府的基礎擴大，容納國內其他政黨，即將推進中國的和平、團結和民主改革。美國政府主張由中國國內各主要政治黨派的代表舉行國民會議，從而商定辦法使之在中國國民政府得享公平有效的代表權。美國無意幹涉中國內政，完成中國政治團結所必要的詳細步驟，應由中國人民自行決定。杜魯門還給馬歇爾提供了一個誘餌：美國願意提供5億美元的貸款，隻有一個條件，必須成立一個聯合政府來接受和使用這筆貸款。

如果說，在1945年8月以前毛澤東還處於弱勢，美國以壓蔣和談尚有一線希望的話，在蘇聯暗中幫助下，不但有了足以裝備百萬大軍的武器彈藥，還已經在東北站穩了腳跟的毛澤東就根本不可能再有任何希望了。奇怪的是，以如此巨大數額的軍火支持中共的蘇聯，從來沒有人說它在挑動中國內戰！無論如何，美國援助的還是合法政府，蘇聯援助的是反政府勢力；援助合法政府的在挑動內戰，援助反政府勢力的反倒在維護和平了？

馬歇爾調停被說成是幫助國軍吃掉共軍，更不知從何說起。12月20日馬歇爾抵上海，剛進入國泰飯店，就給魏德邁閱讀的美國政府指示綱要：“你的使命是使中國的各派對抗力量，即國民黨、共產黨和知識分子三派達成和解，實現聯合。須說服他們，為了將來治理中國和中國人民，一定要聯合組成統一的政府機關。”常駐中國的魏德邁明確告知馬歇爾，這是無法完成的使命。國民黨決不肯讓出一絲一毫的權力；而聽命於莫斯科的共產黨決心要奪取全部權力。“他們永遠合不到一起來。那個指示行不通。”因此分歧，馬歇爾與他的老部下魏德邁長久以來形成的親密關係到此結束。

22日馬歇爾抵重慶，23日周恩來等即前往拜訪；毛、蔣、馬成為三方最高決策人。決定成立軍調部執行處，通過共產黨提議：國民黨放棄對赤峰、多倫的要求，仍由共軍占領；共產黨同意國軍開進東北接收主權；立即停戰並停止一切軍事調動。1月10日國共雙方簽署《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恢複交通的命令和聲明》與《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並分別發布停戰令，毛親自簽署了《中共中央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通告》，同意整編全部中國軍隊。需要說明的是，這個協議允許國軍“為重建中國主權的目的”繼續進駐東北。

中共中央1月21日給重慶代表團、27日給東北局的指示都解釋了這樣做的理由源於蘇聯的壓力。因為蘇聯要求在東北“無論如何不要作戰”，否則將引起“把美國部隊引進滿洲的極大危險。”這樣做的好處是獲得“一定的合法地位”，承認中共在東北的實際占領地區，最後將實行“民主選舉”。確實，周恩來1月17日轉給毛的蘇共中央意見：中共不應想蘇維埃化，應決心停止內戰，並取得蔣同意進行民主化。中共如再不停戰，美國空軍會壓下來，要對美國有足夠估計。

在美、蘇兩國的壓力之下，國共合作現出一片曙光。毛澤東要求蘇聯、英國都參與調解，但斯大林拒絕參加。毛澤東在這一段時間內心情是不舒暢的，於是他稱病告假，讓劉少奇與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毛始終決策著中央的重大舉措，2月1日，通過周恩來向蔣傳達他關於軍黨分立、長期合作的意見，並表示願意親自參加聯合政府。
馬歇爾提出整編方案：中華民國政府主席蔣介石為國家最高統帥，統率海、陸、空三軍；全國陸軍編為60個師，其中20個歸中共領導；海軍、空軍均接受中共部隊，不少於總兵力的30。按馬歇爾的方案，中共控製的軍隊將占三分之一，而且進入從未有過的海、空軍。蔣介石勃然大怒，竟然破口大罵。經他修改過的方案共軍隻占五分之一，而且沒有海、空軍的份額。不過這個方案也於1946年1月31日政治協商會議以《關於軍事問題的協議》通過了。

馬歇爾主張按照軍隊化的原則，主張混編國共雙方的軍隊成立國家的國防軍。毛於2月6日複電周恩來：“馬歇爾所提主張按西方民主製度改變中國軍隊製度及軍人思想的辦法，對破壞國民黨及許多軍隊的原係統是徹底的，但事實上今天行不通，可原則上讚成他的意見。”經過11天的爭吵，周恩來、張治中、馬歇爾還是於2月25日簽署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該草簽的方案規定：全國陸軍編為108個師，每個師不超過14000人；其中中共軍隊為18個師，分駐華北、華中、東北等地。中共軍隊除整編者外，還可以以保安隊形式存在。

毛澤東2月9日對記者發表談話：“馬歇爾特使促成中國停止內戰，推進團結、和平與民主，其功殊不可沒。”3月4日，馬歇爾抵延安，受到毛澤東為首的各界熱烈歡迎。毛在宴會上致詞誇讚馬歇爾道：“一句話，就是幫助中國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中國人民感謝各位的努力，中共也感謝各位是努力，並準備一切努力來做這些事。中美合作萬歲，國共合作萬歲，全國人民合作萬歲！”3月11日馬歇爾回美國述職並張羅因和平而給的貸款，並組織美國軍事顧問來華充任整編國共軍隊軍官的教官。

其實真正在中國挑動內戰的正是斯大林。他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正式承諾，把中國東北交給民國政府接收。但實際上卻要求八路軍改稱“東北人民自治軍”接管沈陽乃至東北全境。毛澤東在重慶拜會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時，該大使告誡：“在東北隻能做，不能說，絕不要提東北自治與不準國民黨派兵事，給美蔣借口，使蘇聯處於困難地位。”1945年9月14日，蘇軍駐東北司令馬林諾夫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派衛斯別夫（其他文電又譯為貝魯羅索夫中校）赴延安，並接彭真、陳雲等回到東北。造成國共爭奪東北的局麵。僅馬歇爾調停告一段落時，1946年2月13日，即毛澤東誇讚馬調停之第四天，共軍即進攻秀水河的國軍，殲滅五個營。

中國的內戰是世界東西方局勢趨向緊張的直接結果。在二戰結束以後，斯大林強迫毛澤東、美國緊逼蔣介石，國共雙方出現了短暫的緩和。時間從1945年8月中旬到1946年3月上旬。毛澤東說斯大林“不準革命”正是這個時期。這個“不準革命”中，斯大林並沒有忘記對中共的扶持，恰恰相反，他給予中共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軍火和物資援助，以及積極主動的擴張地盤的要求和援助。2月9日斯大林發表莫斯科選民大會上的演說，要與資本主義決戰拉開冷戰序幕之後，他開始考慮建立社會主義陣營。首先是要建立共產黨國際組織，替代已經取消了的第三國際。下旬，斯大林命令東北蘇軍通知中共東北局：過去蘇聯顧慮世界和平，態度較軟。其實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完全可以強硬些。強烈要求中共調集更多部隊進東北，以便趁蘇軍撤退之機與國民黨爭奪東北。3月8日，蘇軍突然撤出撫順、吉林，將政權交給中共接收。9日，蘇軍代表通知東北局，沈陽蘇軍將於13日撤退，希望中共占領，沈陽以南也將不向國民黨移交，一切蘇軍撤退地區，中共可以自由破壞。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劉少奇均指示東北局，沈陽至哈爾濱沿途蘇軍撤退我們都不要去占領，讓國民黨去接收。但蘇軍已交我接收的安東、通化、延吉等地，我不能讓。這其實也是毛澤東13日電周恩來時的指示：“國軍可以接收沈陽至哈爾濱之長春路上各城市。”

蘇軍代表對此表示反對。他們詢問：你們為什麽對美國如此客氣？為什麽允許國民黨派五個軍到東北來？並強調：凡蘇軍撤退之地，包括沈陽、四平，中共均可“放手大打”，也希望放手大打，而長春以北，如哈爾濱等地，則應堅決控製，不讓國民黨進兵。甚至撫順、營口等地也應力爭雙方都不駐兵。

3月15日毛致電周，並轉告東北局：“哈爾濱決不能讓國民黨駐兵，撫順及營口要力爭雙方不駐兵。請在談判時注意不要答應國民黨。”同日出席政治局會議，確定“以內戰代替世界大戰前途，至少是遲滯大戰的爆發。”16日致電周恩來：“若無政治上、軍事上、地盤上之交換條件並同時解決，我決不能讓出地方。”“過去讓彼占領錦州，現又讓其占領沈陽，即是履行協定，一切應到前方與前方將領去談。”批評周恩來。17日致電東北局並轉周恩來：“將整個中東路（包括哈市）讓我駐兵，永遠占住，不讓國民黨進駐一兵一卒。”“請彭林速即布置一切，造成優勢，以利談判。”18日林彪攻克四平街，殲國軍三千人。

23日毛致電東北局及林彪：“你們應立即動手大破北寧路及沈陽附近之長春路，愈迅速愈廣泛愈好，遲則無用。同時立刻動員全軍在運動中及其立足未穩之時，堅決徹底殲消國民黨進攻軍隊，愈多愈好，不惜重大傷亡（例如一萬至二萬人），求得大勝，以利談判與將來。”25日致電彭真、林彪：“美方急欲停戰，蔣方被迫亦不得不停戰。”“打一兩個好勝仗，以利談判和將來”。26日致電東北局並告周恩來、葉劍英：“美蔣急於停戰之目的在於使我不能進占哈、長、齊等市，解除反動武裝，而利於蔣方接防，請考慮推遲數日再在東北停戰協定上簽字。”28日致電彭真、林彪：“在蘇軍撤退後及可能條件下，我必須於數日內以敏捷手段殲滅長、哈、齊三市一切頑軍武裝，控製全市。對於國民黨非武裝人員一律軟禁，但不得侮辱及殺害。”30日再次致電東北局，重申28日電令內容。往下毛澤東電文因篇幅原因略。有興趣者可以參閱《毛澤東軍事年譜》等著作。在這些文電裏毛澤東自己已經道出：“美方急欲停戰”這一事實，與有些人所說的中“美國挑動內戰”完全相反。

3月22日夜（請注意本通知與毛23日電文及時間的“巧合”。），蘇聯大使通知國民黨政府，蘇軍將於4月底前全部撤退完畢。同時蘇軍以瘟疫、交通不便等各種借口推延國民黨軍隊沿長春路北進，以配合共軍破壞北寧路及沈陽附近的長春路，便利共軍迅速接防蘇軍撤退的各個城市及戰略要地。27日，在馬歇爾催促下，國共達成派遣停戰小組到東北調停的訓令，但其實已成一紙空文。29日，蘇軍通知東北局，蘇軍同意盡速撤退長春以便中共占領。4月上旬，蘇軍向中共移交北滿日軍武器庫，僅機槍就在萬挺以上，炮數千門。蘇軍要求中共派主力部隊控製長、哈、齊等市郊區，以便蘇軍撤出時順利奪取三市。並明確表示，希望中共堅持東北，使東北問題懸而不決，讓蔣介石、杜魯門雙方都不能達到目的。4月14日，蘇軍撤出長春，中共軍隊立即向城內國民黨軍發動攻勢，首次使用坦克、大炮等重武器，19日完全占領該城。

4月18日，回美國述職的馬歇爾回到中國，他走以前的和平局麵已經被“馬歇爾勾結蔣介石挑動內戰”攪得一塌糊塗不可收拾了！

從美國的利益需要出發，一個聯合政府是符合美國利益的。美國在全世界擴張的就是代議製民主製度，任何形式的專製製度都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正因此，羅斯福總統要求蔣介石聯合中共實現中國的代議製聯合政府；杜魯門總統給中國的五億美元貸款的惟一條件就是給聯合政府。如果美國“扶蔣反共”，早在共產黨更弱小的1943年，還往前，1941年1月便不會要挾蔣介石讓他容納共產黨。1946年6月26日，以蔣軍進攻中原解放區為標誌，內戰爆發。7月29日，美國政府在馬歇爾建議下對華實施軍火禁運，宣傳中所稱美國給予國民黨的9億戰爭剩餘武器其實並非武器，隻是小型船隻、車輛、建材、空軍補給品、通訊器材。美國收款1.75億美元。8月，杜魯門總統給蔣介石本人發了措詞強烈的照會，斥責他對中國的自由派人士進行“凶殘的暗殺”，“使用武力、軍隊和秘密警察”來達到本黨的目的。軍閥和反動政客在蔣介石中國所起的作用引起美國人民“極大的惡感”，如果蔣不能改變這種狀況，“美國輿論就不能以寬宏大量的態度對待貴國。”

美國並開始撤退原來駐紮在中國的軍隊，從2.5萬人減少到1.2萬人。甚至在1946年7月底，美軍車隊在北平南部遭襲擊，打死若幹美國士兵，馬歇爾除了認為這是延安方麵對美國的最終告別之外，並沒有借此事件發難。

6月13日、14日在美國參、眾兩院提出的《美國軍事援華法案》受到毛澤東等強烈反對，馬歇爾與國會領袖商量後，將其擱置。拖到8月第79屆國會結束自動成為廢案。馬歇爾還設法使《軍事使團法案》未獲議會通過。

於是在中國隻有1945年8月24日蔣介石通過宋子文向美國請求派出軍事顧問團。這個顧問團僅以幫助中國訓練軍隊和向蔣介石本人提供作戰意見為目的，後來增加了監督美國援助的軍用物資的使用情況的任務。這個顧問團限定編製915人，（陸軍750人，海軍165人。）除徐州裝甲學校和天水騎兵學校有少數教官之外，該顧問團被嚴禁參與長江以北的任何訓練活動。因此，《中國現代史詞典》、《民國史大詞典》等所謂“1948年底擴大到1萬人”，“指揮國民黨軍進攻解放區”之類，毫無事實根據。至今沒有任何證人、證言或者書麵證據證明美國軍人介入過任何戰鬥。1948年11月，來日無多的蔣介石一反當年堅決拒絕史迪威調遣中國軍隊的態度，幾次向美國呼籲，要求美國派遣高級軍官來華指揮中國軍隊。美國代理國務卿洛維特（Lovett）不客氣地回答說，中國在遭受巨大挫折之後，要求美國政府接替指揮中國軍隊是毫無道理的。正相反，11月26日下令限期撤出顧問團所有人員。至1949年1月29日，美軍顧問團連同他們的家屬全部撤離中國。

由以上情況得知，美國政府在中國根本不存在扶持蔣介石挑動內戰的曆史事實。相反，美國一直企圖撮合國共兩黨，實現中國軍隊的統一，並使軍隊完全國家化；執著於實現代議製聯合政府；希望建立一個強大、獨立的中國以穩定亞洲局勢。

毛澤東以意識形態的需要，必須反對帝國主義的頭子，因為美國確實是以強大的經濟以及軍事實力，阻止了這種意識形態的擴張。直至1970年代，中國大力援助越南反美，阻止了越南方麵對美國的和談建議的響應。到1973年，越南黨和政府接受蘇聯建議，不顧中國的勸說，自己決定同美國舉行巴黎和談。終於使美國撤軍，並很快就最後獲得解放南方的勝利。由此，越南共產黨認定中共支持他們同美國打仗是別有用心，使越南蒙受不必要的重大犧牲和損失。而蘇聯才是越南的真正朋友。越共中央委員黃鬆1976年7月在瑞典對記者發表談話：“今天同蘇聯和睦對越南來說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蘇聯強烈地希望削弱中國在世界這一部分的影響，這一點正好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直至今日，越南的政府和人民，對美國的好感遠勝於對中國的好感。那些閉著眼睛為當年的反美政策叫好的人，並不理會這個政策對國家和民族帶來多少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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