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雨前茶
正文
說明：
1。轉貼此文目的，不是推薦此文全文，隻是推薦這段毛澤東的談話“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2。有人“揭發我們的黑暗麵”，於是，
cavebear說：“這位是練某功很久也沒有看見光明，另一個眼卻開竅了。 -cavebear- ♂ (16 bytes) (16 reads) 1/5/08”
嶗山道說：“是不是發愣導致失明? 大師罪孽又多一樁. -嶗山道- ♂ (0 bytes) (2 reads) 1/5/08”
3。毛澤東是發愣功？！
4。中國有黑暗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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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談話中提供了解釋，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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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歌手周雲蓬《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Local Access打往中國電話卡1.3￠/分種
來源: 1452424 於 08-01-05 17:49:33 [檔案] [博客] [舊帖] [轉至博客] [給我悄悄話]
盲歌手周雲蓬《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中國失明民謠歌手周雲蓬自資灌錄、私下發行的歌曲〈中國孩子〉在大陸網絡上廣泛流傳。周雲蓬的作品和他的歌聲，唱出了他對生活的感受，對弱勢的關懷，及對生命的探索。
“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
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
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
水底下漆黑他睡不著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
吸毒的媽媽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愛滋病在血液裏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
爸爸變成了一筐煤，你別再想見到他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餓極了他們會把你吃掉，
還不如曠野中的老山羊
為保護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
為證明他們的鐵石心腸，
死到臨頭讓領導先走”
這首近期在大陸網絡上廣泛流傳的歌曲〈中國孩子〉，是中國失明民謠歌手周雲蓬的作品，自資灌錄，私下發行。他在附注的歌者言寫道：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新疆克拉瑪依友誼館大火，二百八十八名孩子喪生。○五年六月十日，黑龍江沙蘭鎮洪水，八十八名小學生喪生。零三年六月十日，四川成都三歲的小女孩李思怡，在無人照料的情況下，被活活地餓死在家中。死亡的數字雖最終減至“１”，可那根針卻像一樣越來越尖銳。麵對玩具般擺放著的小墳墓小墓碑，我獻上這首歌。
有人對這首歌感到震撼，有人稱周雲蓬是深具人文關懷的歌手，也有人批評他的創作意念不良，沉實豁達的周雲蓬表示： “寫這首歌，首先是基於我愛這個生存的空間和環境，由愛生恨。如果說不愛這個國家，我就沒有必要寫，沒有必要這麽憤怒了。我想說的是：從大人的角度，你對那些受苦難的孩子，你心裏應該有一些懺悔。如果有人聽了〈中國孩子〉這首歌，能稍微去想想那些慘劇是怎麽回事，就不錯了！”
四處流浪追尋有意義生活
一九七○年生於沈陽的周雲蓬才華橫溢，既是詩人，亦是能彈能唱的創作歌手。
他幼年因患眼疾，隨母親四處求醫，九歲時徹底失明。一九八○年他入讀沈陽盲童學校，九四年畢業於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中文係。念大學期間，周雲蓬辦過一份名叫《失眠者》的文學雜誌，還收了好幾個徒弟，教他們彈結他，徒弟們則為他讀書，一係列文學名著他是聽聲音讀到的，那時他最喜歡的書是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以及阿爾貝．加繆的《局外人》。九四年大學畢業後，周雲蓬被分配到一家沙拉油廠做工人，這家工廠不用周雲蓬工作，隻是為了免去一部份稅，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招了幾名殘疾工人。周雲蓬得知這真相時，有受騙的感覺。他又曾向一所盲童學校申請教職，卻被告知校方認為聘用非失明的教師更為合適。為了追尋有意義的生活，周雲蓬決定背起結他，四處流浪，他對父母說：“上天沒有給我眼睛，卻給了我一副好嗓子。我要做一個真正的勞動者！”
一九九五年，周雲蓬第一次離家遠行，到北京開始獨立生活，靠街頭賣唱為生。
往後幾年，他到中國各地遊曆，創辦過文學刊物《命與門》，偶爾在大學或酒吧演唱，在二○○一年，還隻身前往西藏住了半年。經曆了失戀、自食其力、艱苦旅程等種種人生磨練，周雲蓬○二年回到北京，辦了第二本民刊《低岸》，以詩作詮釋自己對生活的觀察和思考。○四年九月，他簽約摩登天空公司所錄製的首張專輯〈沉默如謎的呼吸〉正式發行。專輯內的十首歌曲：〈沉默如謎的呼吸、〈魚相忘於江湖〉、〈山鬼〉、〈盲人影院〉、〈失業者〉等，全是周雲蓬的作品，淡然純樸的歌聲唱出了生活感受、對弱勢的關懷、對生命的探索。
○七年五月，周雲蓬推出第二張個人專輯〈中國孩子〉，以更生活化和直接的歌詞反映社會現象，訴說人世悲涼。專輯收錄的歌曲還包括〈煮熟的鴨子要飛走〉、〈買房子〉、〈黃金粥〉、〈如果你突然瞎了該怎麽辦〉、〈金斯堡媽媽的一封信〉〈一個兒童的共產主義夢〉和〈懸棺〉。由於內容尖銳，這專輯隻能自資灌錄發行，但聽眾反應熱烈，迅即在民謠界和網上廣泛流傳，每當周雲蓬在公開場合，以高昂怒吼的聲調唱出：“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 ”，現場聽眾即報以熱烈的掌聲和叫好聲；〈煮熟的鴨子要飛走〉、〈買房子〉、〈黃金粥〉等以幽默睿智的演繹方式，反映基層市民心聲的歌曲，亦常引發聽眾的會意笑聲；而那首〈一個兒童的共產主義夢〉，就唱出不少共產主義追隨者的迷茫心情：
“大雨嘩嘩下，北京來電話，去當兵，去當兵，讓我去當兵，我還沒長大。樓上和樓下，電燈和電話，一拉燈，一拉燈，屋子裏亮通通，自來水擰一下，水流嘩啦啦。二○○○年，四個現代化，假話、空話、大話和廢話，不如去喝酒，喝醉了說胡話，不如去睡覺，睡著了說夢話！”
飽閱世情，嚐盡人間冷暖的周雲蓬對事物有獨特的見解和敏銳的觸覺，他沒有為批判而批判，也不以社會良知、人文歌手自居，他表示：“沒有刻意去創作什麽題材，創意泉源是來自生活的感受，來自觸動心靈的力量。我並不是一個道德的拯救者，給我太“光輝”的評價，是給我包袱壓力，我隨時可以犯錯誤，常常偏激地說話，我隻是一個從唱歌中獲得勞動榮譽感的人，希望做到自己想做的事。如果允許唱我自己的歌，我參加央視的〈春節晚會〉或〈快樂男聲〉也沒所謂，比方允許我唱〈中國孩子〉，那我就會去。如我要唱那個〈心太軟〉，哪怕是格林美（美國樂壇最高榮譽的獎項），我也沒興趣去唱。”
香港一遊感受良好
周雲蓬曾應誌願團體的邀請，跟深圳的工友談詩演唱，也願意無償到學校與學生分享人生經驗。○五年十二月底，香港舉行世貿會議期間，周雲蓬首次來港，他應一個非牟利藝術團體的邀請，與身體有殘障的藝術工作者同台演出。周雲蓬表示：那次來港雖然隻有短短幾天，但感受良好，他碰上了反世貿的示威，還有一批失明人士遊行，爭取地鐵改善輔助盲人的設施，經香港朋友的解說，他明白到當中意義，這種自由的空氣、團結爭取的氛圍、公民社會的力量，正是中國大陸所缺乏和不容的，他很欣賞香港人在這方麵的努力，也希望這種氛圍和力量會在中國大陸出現。
周雲蓬不僅僅是希望，還以自己的方式獻出力量。四川作家冉雲飛聽罷〈中國孩子〉有這番感言：
二百八十八名孩子與四十六名老師因克拉瑪依教育部門迎接上麵教育係統的檢查，被慘烈的大火燒死。慘無人道的是，當時有許多領導在場，逃得最快的是他們。不特如此，還有當地官員爆喊出“讓領導先走”這樣遺臭萬年的可恥口號。這種口號有著深厚的官本位思想的土壤，社會各界都把納稅人養的官員，當作有權有勢的神來供著，官員也時常以其混賬的氣焰，勢逼整個社會弱勢群體，從而形成上下互動的對官員醜行惡跡的神化與沉默 ...... 全國各地頻發的各種礦難等各種人禍，可以說無日無之。這些都是拜官員沒有真正的監督，拜官員為獨裁政府所任命，而非民選，不必為民負責之賜。
周雲蓬的歌聲響起了，你想到的是什麽？
所有跟貼:
• 誰讓他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呢!讓領導先走是他們的義務. -勇敢者的遊戲- (0 bytes) (7 reads) 1/5/08
• 全世界都有這種事 -husky- ♂ (0 bytes) (5 reads) 1/5/08
• 多虧了你不是領導,如果是不定多少孩子要遭殃了. -勇敢者的遊戲- (0 bytes) (3 reads) 1/5/08
• 對，我沒少吃中國人的虧才出國。但是又不喜歡有人批評中國 -husky- ♂ (0 bytes) (3 reads) 1/5/08
• 好狗護三村的思想是好的,大家罵的是政府跟我們的中國有什麽關係! -勇敢者的遊戲- (0 bytes) (2 reads) 1/5/08
• 你是一粒散沙，我是一粒散沙，大家各說各話吧。 -husky- ♂ (0 bytes) (2 reads) 1/5/08
• 這位是練某功很久也沒有看見光明 -cavebear- ♂ (16 bytes) (16 reads)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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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是練某功很久也沒有看見光明 Local Access打往中國電話卡1.3￠/分種
來源: cavebear 於 08-01-05 19:53:28 [檔案] [博客] [舊帖] [轉至博客] [給我悄悄話]
回答: 盲歌手周雲蓬《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由 1452424 於 2008-01-05 17:49:33
另一個眼卻開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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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急亂投醫的現象是可以理解的,那些睜著眼說瞎話的家夥才可怕. -勇敢者的遊戲- (0 bytes) (1 reads) 1/5/08
• 所以你的狗熊洞大開,看見光明 -1452424- ♂ (0 bytes) (2 reads) 1/5/08
• 是不是發愣導致失明? 大師罪孽又多一樁. -嶗山道- ♂ (0 bytes) (2 reads) 1/5/08
• 他是發愣,你是領導,彼此彼此.都可以先走,不要掙. -勇敢者的遊戲- (0 bytes) (1 reads)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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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報告首先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原話說明文革的意義所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5]細心的讀者可能發現，單論毛此話是大而無當缺乏應有的說服力。文革之前的曆次政治運動無不是為了一個鞏固黨的領導的目的，何必再捅出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談話中提供了解釋，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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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說文革的起源――另一個“官方”版本的解讀
作者：佚名 時間：2005-9-21
大凡欲了解些文革時的舊事，無有先不知道《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這份正式官方文件的。按理說，文革學，還能算門學問的話，一來涉獵極廣，政治經濟曆史文化等等體式難以窮盡；二來可大可小，國家時政身邊瑣事無所不包，無所不容，原也非短小一文所能圈定，須知畫地為牢，無異自戕。反而觀之，民間也好，官方也罷，充其量刻畫的是萬千文革的某一視角。稍舉一例，中共九大報告，如今雖不入流，名曰大錯特錯，想當初卻也是中央頭號紅頭文件，輕易不能冒犯。再者，九大報告是由一群文革既得利益者拚湊而成，享有當時的“政治正確性”，也更具於那段曆史的獨特親和力。故要考察文革的發生及其諸條件，徑直從九大文件入手，不失為一捷徑。
一、 概念
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四月十四日通過）在第一節開宗明義的宣稱：所謂的文革“是一場大規模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1]何為革命？“革命”這個詞匯在不同的曆史時段有過很不一致的解釋，狹義的革命與改良對立，通常夾帶有“暴力”、“激進”等修飾詞，如果從廣義的角度去理解，馬克思意義上的“革命”指改變特定社會生產方式，特別是基本生產關係的變革行動，當然這是從革命所造就的社會結果加以論說的，也即隻要達到改變“生產關係”這麽個結果，手段完全是可以多樣化。
有人認為，東歐蘇聯巨變基本上是沒廢槍彈，不過和平的“轉軌”而已。其實東歐私有化從根本上改變了所有製結構，又何嚐不是一場廣義的革命？國外早就有人形容這場巨變為“天鵝絨革命”，我們有的研究者卻避之惟恐不及，搞起“告別革命論”來，可革命是有人振臂一呼就可告別的麽？“改革也是一場革命”鄧小平如是說。東歐的革命，雖稱不得“無產階級革命”，卻也大致可歸為“官僚的革命”或“精英的革命”，甚或“反（向）革命”。此處提及了當代革命的不同含義，讓我們將視野回歸毛澤東時代吧。毛話語中的革命，卻是那麽的直截了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2]文革，要書寫成“真正革命”的話，必然要求符合毛對革命的基本定義。 “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3]“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4]文革對象的圈定從一開始便倍受爭議，隨著運動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各級黨政幹部被當成“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揪出來，來自官僚層的反彈也相應加強，並構成了文革初期的幾次反複和革命委員會權力妥協的重要力量。
九大報告首先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原話說明文革的意義所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5]細心的讀者可能發現，單論毛此話是大而無當缺乏應有的說服力。文革之前的曆次政治運動無不是為了一個鞏固黨的領導的目的，何必再捅出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談話中提供了解釋，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6]原來毛對過往運動的成效是頗有詬病的，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均沒能實現他的戰略意圖。以上列舉的多次運動，盡管口號不同、對象有別，卻也存在著一個共同點，即在黨委的領導下遵循權力的統治秩序逐級發動，普通群眾跟著黨走準沒有錯。時下的情形大變，毛認定黨的高層出現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7]，還是產生現代”修正主義“的最大溫床。怎麽辦？惟有付諸群眾運動來解決這個問題，具體來說是要 “發動億萬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8]
在毛澤東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隻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9]。由群眾直接監督黨和政府的工作，這不禁讓人聯想到57年的鳴放，中共號召黨外的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不過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那場“整風鳴放”隻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便為更為凶猛的反右派鬥爭扭轉了方向。鳴放的積極參加者少有人不帶上右派帽子，經此一役，知識分子噤若寒蟬再不敢言。時隔九年，毛重煥活力，找到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的“最好形式”――文化大革命。文革運動以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為標誌，正式在全國範圍內鋪開，到69年的中共九大已進入所謂”鬥、批、改“的收尾階段。那麽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政治訴求實現了嗎？《報告》宣稱本次大會是在文革“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召開的”，然而這是大可以質疑的。
二、準備
1967年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10]，也是文革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年。先有造反派的“一月奪權”，再有軍隊支左和二月鎮反，到了七八月間整個中國都成了武鬥的火藥桶。國家幾近崩潰，文革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痛楚已遠遠超出毛當初“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預想。毛所采取的措施已由放到收，以求重新控製運動的進程。11月6日，借十月革命50周年之際，兩報一刊發表了《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的文章，該文總結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論斷，首次命名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最終在中共九大報告中給予正式的確認。
九大報告最為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將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列為其“繼續革命論”的起點。這多少有點讓人始料不及，《正處》一文的發表是在1957年，提出的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學說。按流行的觀點，該文是對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實在是看不出與後來的文革有什麽瓜葛。然而1957年的確是個非常微妙的年頭，此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不久，黨的整風才剛起步又轉向“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毛正是在2月27日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擴大）會議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連同他稍後的整風動員，應該說都是在擴大民主以揭露黨陰暗麵的真誠努力。接著就有了各地的學生、知識分子、民主人士等填平鴻溝、積極進言的動人場景，目標直指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固有弊病。而後毛的態度轉折之快力度之強卻是一大謎題，通常的解釋是知識分子的過激言論動搖了社會主義的基石，超出了毛的允許範圍，因而反擊也是必然的。以5月15日《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寫就為標誌，毛的注意力從整風運動已轉移到反擊右派的另一麵。
無論如何，知識分子鳴放的夭折同時也意味著毛旨在改變黨逐漸脫離群眾狀況的努力的一次嚴重挫敗。其後反右鬥爭的愈益擴大化，隻是距離原來的目標更加遙遠罷了。《正處》從講話到6月19日公開發表，其間經曆近四個月的時間，“一共修改了14次。”[11]據薄一波的回憶，“修改，不僅是根據文章邏輯結構的需要，還有形勢發展的需要，以及認識的發展變化。” 其中，“這段話是毛主席在看到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幫黨整風的機會發動進攻而逐漸加上去的。”[12]全段照錄如下：“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製方麵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改造。階級鬥爭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13]正是在中共九大報告上，反複的引用了這段由毛後來增補的話，作為《正處》文“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的主要憑據。
毛澤東的這段文字得以大筆渲染，圍繞著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鬥爭重重展開論述，並被歸結成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複辟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14]從報告的邏輯出發，既存在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勢必也要有其“對立麵“的存在，而事物正是在這組對立統一的矛盾衝突和鬥爭中發展的。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曾提及“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15]，這是在1966年8月，毛發動文革時向所有人公開宣布的目標所指。到了1969年的九大報告上，對“劉少奇路線”的清算達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從一九三九年，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推出，到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國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論斷，到1949年四月劉少奇天津等地考察私人資本主義工業的談話，均被描繪成一條與毛主席相對抗的路線。鑒於“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曾宣布“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及至《正處》的修改稿中，毛澤東公開否定了劉的論調，而認為“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反映到黨內，最終導致了文革的爆發，這便是從九大報告中所能推斷的基本線索。
三、脫離現實的理論
文革的一大成果便是奪了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權，這是毛澤東所承認的，本沒有
什麽疑問。問題在於，高層的奪權鬥爭究竟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毛發動文革的動機？換句話說，中共九大總結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否準確地概括毛澤東的文革理論？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四大“武器似乎從來隻是文革造反派的專利。其實毛澤東在1957年10月一次講話中就涉及過這一概念。他說：“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16]毛是想將專利權授予響應黨的號召積極參與反右派鬥爭的普通群眾，實際上“四大”在更早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鳴放中便出現過了。至於知識分子的另一發明――“大民主”，當時受到毛的嚴厲批評，長期棄置不用，卻在文革的“無產階級大民主”中獲得概念上的重生。遺憾的是，57年的整風鳴放沿襲的依舊是中共老一套的群眾運動，沒有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製度化，沒有從法律上保證人民自由表達的權利，這也就從大的框架上決定了參與鳴放者後來的悲慘命運。
毛澤東在喪失57年開放民主實驗的良機之後，又曆經了平均主義的幻滅。大躍進的失敗造成了黨內的分化，由劉少奇、彭德懷為代表的部分中共領袖傾向於退卻，這是毛所無法容忍的。多年來毛便憧憬著在中國大地上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五七”指示可謂是他內心理想的藍本。在新社會裏，消滅了“三大差別”，人人都要學軍、學工、學農、學政治、學文化，批判資產階級；但人人又以一項為主，兼學別樣。好一幅激動人心的畫卷，而中國恰似“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其中的點睛之筆就是人――“社會主義新人”。毛澤東的悲劇在於，他厭惡人間一切形式的等級製，他的階級論卻又人為的將人間分為三六九等。過去搞了各種形式的鬥爭，始終解決不了問題。黨內的分歧，非但得不到消弭，反而變本加厲。在毛看來，對立的一方是“修正主義”，就在黨內。為了“揭發我們的陰暗麵”，隻有“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起來革命。於是乎，在1957年的那次失敗的預演之後，時隔九年，毛重新將火力對準自己的黨。
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設想，在確立了生產資料的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製度之後，傳統的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整體就已不複存在。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仍會有各種遊離的敵對分子存在，但並不構成完整的對立階級。這就決定了階級矛盾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不同的特點，換句話說，階級矛盾已不再是現有製度的主要矛盾。斯大林模式卻是一種極端化了的官僚政治實踐產物，其要害在於由黨的中央委員會包辦替代一切。在僵化的體製下，人們發出的不同聲音往往被視為“右派”向黨發動進攻，“地、富、反、壞、右”則是階級鬥爭的當然對象。對於“先鋒隊”的官僚主義傾向，晚年的列寧、盧森堡、葛蘭西甚至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等人都事先提出過警告。可惜列寧早逝後，其他人並沒有足夠的能力來阻止官僚化的進程，他們中的多數人甚至為這一努力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毛澤東的回應卻得再三推敲，他強化了階級鬥爭，也就是九大報告中所表述的“兩條路線”之爭，這是繼承性的一麵；他又不止於此，以向“黨內走資派”開戰和“大民主”而言，他的理論嚴重的偏離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體現超越性的一麵。所謂文革，實質上就是從左的極端來突破斯大林模式的一次嚐試。
學者崔之元曾有驚人之語，“毛澤東對馬列正統的偏離，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處；他的失誤和悲劇，正在於他對教條化馬列主義的超越還不夠徹底。”[17]為何有如此之高的評價呢？這是因為“他以執政黨領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了如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防止新階級的出現、實現“大民主”的理論並付諸實踐。”[18]毛澤東的文革理論當然有深刻的局限性，但與知識分子習以為常的清談不同，他的理論有著巨大的社會動員能力。“重要的不僅是毛澤東本人如何理解他自己的理論，而且更是各派群眾如何運用他的“黨內走資派”學說。這就好象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麥支持普選權，最初隻是為了打倒政敵，但普選權一旦落實，便獲得了自身發展的邏輯，其結果大大超出了波拿巴和俾斯麥的初衷。”[19]此處是從挖掘文革的合理因素出發進行的一番善意的發揮，假如讓我們重返那滾滾的文革硝煙，恐怕就沒有幾個人還會有著這般詩性的幻想了。
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各個階層、各種勢力都被輪番整了一遍，運動主要的支撐力量造反派也不例外。李憲源先生曾花了很大工夫來研究文革造反派這支奇特的力量，得出的卻是充滿感傷的結論：“無論從其社會產生根源與政治特征，還是從其出現的形式、過程和遭遇結果看，文革造反派與一九五七年受到打擊的右派，幾乎可以看作是一根藤上的兩顆苦瓜，兩者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20]惜乎造反派破壞性有餘，建設性不足，砸爛一個舊世界還排得上用場，被遺棄的命運終究難逃。或許有鑒於57年一度失控的教訓，毛澤東祭起“個人崇拜”這把尚方寶劍，也是於事無補，控製不了局麵。於內，毛澤東自身的思想認識，忽左忽右，難以琢磨。在外，文革中“造反”與“保守”對壘之激烈，各派勢力呼喊著毛澤東語錄撕殺成團。兩派的互搏，猶如毛內心交鋒之物化，陷於繼承與超越的兩難處境而無力自拔。
《十六條》有言：“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麵的選舉製。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在經過群眾反複討論後進行選舉。”[21]為了應付67年“天下大亂”的危局，毛舍公社而取革命委員會，將選舉製替換為“三結合”， 以“大民主”為始， “大專製”為終。在“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現實修正了理想，鬥爭壓倒了民主。於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誕生了。
四、脫離理論的現實
九大在十年文革中的地位其實相當尷尬。先看會議召開的背景，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
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員會”為止，在除台灣以外的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已成立了“三結合“的類似權力機構。當時的最高指示是：“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係群眾的領導班子。”[22]然而在實際委員會權力分配當中，往往伴隨的是各派你死我活的血腥爭鬥。委員會的權力高度集中，排斥異己，毫無民主可言，其專製程度遠甚於文革之前。有李一哲大字報為證，“複辟行動是開始於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並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為接班人達到高潮。”[23]毛此時已銳氣大減，為了維護國家必要的統一，盡快恢複黨的組織係統，隻有默認這個局麵。事實上，到了1969年，群眾運動的能量幾近耗盡，文革所剩下的惟有狂熱的個人崇拜。劉少奇是下台了，可毛的政治地位穩固了嗎？曆史偏偏開了個最為殘酷的玩笑， 1971年林彪爆炸，舉國震驚，人們信仰由此坍塌。
李一哲在同一篇文章裏還有這樣的比較：“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號下反對的是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後人民群眾在民主的口號下反對的則是黨內走資派的資反線，特別是反對林彪所推行的那種麵目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封建專製的社會法西斯路線。”[24]該篇發表於1974年，行文自也無法擺脫那鮮明的時代烙印，然文章中流露的卻是社會中下階層對文革頗具代表性的另類看法，其觀念之獨到，見解之深刻，就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而言確乎已難能可貴。
同樣是對文革動機的首肯，同樣為了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無法抹殺各人的政治經濟地位。“狠鬥私字一閃念”，也削不平各個社會階層所持的特殊利益動機。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是一場不成功的“大民主”實踐，完全是因為它隻具有一幅迷人的空殼。不同人物打的招牌背後，有著很不一致的實際要求。毛澤東深知，他要想最廣泛的發動群眾，僅僅靠近年所積累的“個人崇拜”作為資源是遠遠不夠，他必須放權於民，允諾一個理想的社會圖景。既然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因其私有製的經濟基礎而大打折扣，那麽“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 理應涉及麵會更廣，更為深入。毛正是這樣闡述他的“大民主”思想：“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國家隻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25]毛的理念在文革初期獲得了廣大民眾強有力的呼應，很多造反群體沿著他的思路走得更加遙遠，念念不忘他們的“公社理想”，哪怕被扣上“極左”“無政府主義”的帽子也在所不惜。所謂純正的“毛澤東主義”，不是在廟堂之上，而在民間。至於身居高位的既得利益者，如林彪、“中央文革”大員等眼裏的“大民主”，絕對隻是個可資利用的工具，衝擊“走資派”不妨借以用之，一旦威脅到自己的利益，則毫不猶豫的將其拔除。理解了這一點，九大報告放棄了“大民主”，僅用奪權鬥爭來解讀文革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天下沒有盡善盡美的事物，毛卻總在孜孜以求他心目中的“金光大道”，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俗語有雲：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毛澤東一旦播下“大民主”的龍種，局勢的發展也就由不得他來掌控了。或許，我們可以抱怨中國曆來沒有良好的民主法製傳統，一放就亂，一收就死，57年的教訓還不夠深刻嗎？這裏有個基本的難題，建立在個人崇拜基礎上的專製權力和給予群眾以民主權利的做法之間存在極大的矛盾。“沒有選舉的民主”，實在超出了現代政治學的一般想象。人們可以隨心所欲的審判某位官員，卻無權決定他的去留；人們砸爛了幾乎所有的陳規舊矩，卻發現人與人正常的交往關係也被付之一炬。
毛澤東也許預感到他的理想會在現實麵前碰壁，“是準備跌得粉碎的”，[26]但以九大這樣的反諷宣告他實踐之破產確是極其殘酷的事情。自那以後，他頭腦裏的民眾意識也逐步的邊緣化了。林彪、“四人幫”受寵的時候，也恰是中國專製氣氛最為濃鬱的一個時期；待文革後期，被推倒的老幹部卷土重來之際，他們一門心思要否定“罪惡滔天”的十年動亂，對文革中的一切難免會狠之入骨。有趣的是，即便兩者立場完全對立，他們對文革之起源的理解竟也分毫不差，“鬥爭的中心仍然是政權問題。”[27]毛逝世後，徹底終結了文革，中國的麵貌由此得以重塑。
注釋：
[1][5][6][8][14][22][27]《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四月十四日通過）
[2]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3][4][9][21]《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過）
[7]毛澤東：對陳正人同誌蹲點報告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10]《人民日報》、《紅旗》：1967年元旦社論
[11][12][13]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589頁和590頁。
[15]摘自《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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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轉貼此文目的，不是推薦此文全文，隻是推薦這段毛澤東的談話“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2。有人“揭發我們的黑暗麵”，於是，
cavebear說：“這位是練某功很久也沒有看見光明，另一個眼卻開竅了。 -cavebear- ♂ (16 bytes) (16 reads) 1/5/08”
嶗山道說：“是不是發愣導致失明? 大師罪孽又多一樁. -嶗山道- ♂ (0 bytes) (2 reads) 1/5/08”
3。毛澤東是發愣功？！
4。中國有黑暗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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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談話中提供了解釋，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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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歌手周雲蓬《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Local Access打往中國電話卡1.3￠/分種
來源: 1452424 於 08-01-05 17:49:33 [檔案] [博客] [舊帖] [轉至博客] [給我悄悄話]
盲歌手周雲蓬《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中國失明民謠歌手周雲蓬自資灌錄、私下發行的歌曲〈中國孩子〉在大陸網絡上廣泛流傳。周雲蓬的作品和他的歌聲，唱出了他對生活的感受，對弱勢的關懷，及對生命的探索。
“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
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
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
水底下漆黑他睡不著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
吸毒的媽媽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愛滋病在血液裏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
爸爸變成了一筐煤，你別再想見到他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餓極了他們會把你吃掉，
還不如曠野中的老山羊
為保護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
為證明他們的鐵石心腸，
死到臨頭讓領導先走”
這首近期在大陸網絡上廣泛流傳的歌曲〈中國孩子〉，是中國失明民謠歌手周雲蓬的作品，自資灌錄，私下發行。他在附注的歌者言寫道：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新疆克拉瑪依友誼館大火，二百八十八名孩子喪生。○五年六月十日，黑龍江沙蘭鎮洪水，八十八名小學生喪生。零三年六月十日，四川成都三歲的小女孩李思怡，在無人照料的情況下，被活活地餓死在家中。死亡的數字雖最終減至“１”，可那根針卻像一樣越來越尖銳。麵對玩具般擺放著的小墳墓小墓碑，我獻上這首歌。
有人對這首歌感到震撼，有人稱周雲蓬是深具人文關懷的歌手，也有人批評他的創作意念不良，沉實豁達的周雲蓬表示： “寫這首歌，首先是基於我愛這個生存的空間和環境，由愛生恨。如果說不愛這個國家，我就沒有必要寫，沒有必要這麽憤怒了。我想說的是：從大人的角度，你對那些受苦難的孩子，你心裏應該有一些懺悔。如果有人聽了〈中國孩子〉這首歌，能稍微去想想那些慘劇是怎麽回事，就不錯了！”
四處流浪追尋有意義生活
一九七○年生於沈陽的周雲蓬才華橫溢，既是詩人，亦是能彈能唱的創作歌手。
他幼年因患眼疾，隨母親四處求醫，九歲時徹底失明。一九八○年他入讀沈陽盲童學校，九四年畢業於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中文係。念大學期間，周雲蓬辦過一份名叫《失眠者》的文學雜誌，還收了好幾個徒弟，教他們彈結他，徒弟們則為他讀書，一係列文學名著他是聽聲音讀到的，那時他最喜歡的書是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以及阿爾貝．加繆的《局外人》。九四年大學畢業後，周雲蓬被分配到一家沙拉油廠做工人，這家工廠不用周雲蓬工作，隻是為了免去一部份稅，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招了幾名殘疾工人。周雲蓬得知這真相時，有受騙的感覺。他又曾向一所盲童學校申請教職，卻被告知校方認為聘用非失明的教師更為合適。為了追尋有意義的生活，周雲蓬決定背起結他，四處流浪，他對父母說：“上天沒有給我眼睛，卻給了我一副好嗓子。我要做一個真正的勞動者！”
一九九五年，周雲蓬第一次離家遠行，到北京開始獨立生活，靠街頭賣唱為生。
往後幾年，他到中國各地遊曆，創辦過文學刊物《命與門》，偶爾在大學或酒吧演唱，在二○○一年，還隻身前往西藏住了半年。經曆了失戀、自食其力、艱苦旅程等種種人生磨練，周雲蓬○二年回到北京，辦了第二本民刊《低岸》，以詩作詮釋自己對生活的觀察和思考。○四年九月，他簽約摩登天空公司所錄製的首張專輯〈沉默如謎的呼吸〉正式發行。專輯內的十首歌曲：〈沉默如謎的呼吸、〈魚相忘於江湖〉、〈山鬼〉、〈盲人影院〉、〈失業者〉等，全是周雲蓬的作品，淡然純樸的歌聲唱出了生活感受、對弱勢的關懷、對生命的探索。
○七年五月，周雲蓬推出第二張個人專輯〈中國孩子〉，以更生活化和直接的歌詞反映社會現象，訴說人世悲涼。專輯收錄的歌曲還包括〈煮熟的鴨子要飛走〉、〈買房子〉、〈黃金粥〉、〈如果你突然瞎了該怎麽辦〉、〈金斯堡媽媽的一封信〉〈一個兒童的共產主義夢〉和〈懸棺〉。由於內容尖銳，這專輯隻能自資灌錄發行，但聽眾反應熱烈，迅即在民謠界和網上廣泛流傳，每當周雲蓬在公開場合，以高昂怒吼的聲調唱出：“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 ”，現場聽眾即報以熱烈的掌聲和叫好聲；〈煮熟的鴨子要飛走〉、〈買房子〉、〈黃金粥〉等以幽默睿智的演繹方式，反映基層市民心聲的歌曲，亦常引發聽眾的會意笑聲；而那首〈一個兒童的共產主義夢〉，就唱出不少共產主義追隨者的迷茫心情：
“大雨嘩嘩下，北京來電話，去當兵，去當兵，讓我去當兵，我還沒長大。樓上和樓下，電燈和電話，一拉燈，一拉燈，屋子裏亮通通，自來水擰一下，水流嘩啦啦。二○○○年，四個現代化，假話、空話、大話和廢話，不如去喝酒，喝醉了說胡話，不如去睡覺，睡著了說夢話！”
飽閱世情，嚐盡人間冷暖的周雲蓬對事物有獨特的見解和敏銳的觸覺，他沒有為批判而批判，也不以社會良知、人文歌手自居，他表示：“沒有刻意去創作什麽題材，創意泉源是來自生活的感受，來自觸動心靈的力量。我並不是一個道德的拯救者，給我太“光輝”的評價，是給我包袱壓力，我隨時可以犯錯誤，常常偏激地說話，我隻是一個從唱歌中獲得勞動榮譽感的人，希望做到自己想做的事。如果允許唱我自己的歌，我參加央視的〈春節晚會〉或〈快樂男聲〉也沒所謂，比方允許我唱〈中國孩子〉，那我就會去。如我要唱那個〈心太軟〉，哪怕是格林美（美國樂壇最高榮譽的獎項），我也沒興趣去唱。”
香港一遊感受良好
周雲蓬曾應誌願團體的邀請，跟深圳的工友談詩演唱，也願意無償到學校與學生分享人生經驗。○五年十二月底，香港舉行世貿會議期間，周雲蓬首次來港，他應一個非牟利藝術團體的邀請，與身體有殘障的藝術工作者同台演出。周雲蓬表示：那次來港雖然隻有短短幾天，但感受良好，他碰上了反世貿的示威，還有一批失明人士遊行，爭取地鐵改善輔助盲人的設施，經香港朋友的解說，他明白到當中意義，這種自由的空氣、團結爭取的氛圍、公民社會的力量，正是中國大陸所缺乏和不容的，他很欣賞香港人在這方麵的努力，也希望這種氛圍和力量會在中國大陸出現。
周雲蓬不僅僅是希望，還以自己的方式獻出力量。四川作家冉雲飛聽罷〈中國孩子〉有這番感言：
二百八十八名孩子與四十六名老師因克拉瑪依教育部門迎接上麵教育係統的檢查，被慘烈的大火燒死。慘無人道的是，當時有許多領導在場，逃得最快的是他們。不特如此，還有當地官員爆喊出“讓領導先走”這樣遺臭萬年的可恥口號。這種口號有著深厚的官本位思想的土壤，社會各界都把納稅人養的官員，當作有權有勢的神來供著，官員也時常以其混賬的氣焰，勢逼整個社會弱勢群體，從而形成上下互動的對官員醜行惡跡的神化與沉默 ...... 全國各地頻發的各種礦難等各種人禍，可以說無日無之。這些都是拜官員沒有真正的監督，拜官員為獨裁政府所任命，而非民選，不必為民負責之賜。
周雲蓬的歌聲響起了，你想到的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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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讓他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呢!讓領導先走是他們的義務. -勇敢者的遊戲- (0 bytes) (7 reads)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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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虧了你不是領導,如果是不定多少孩子要遭殃了. -勇敢者的遊戲- (0 bytes) (3 reads)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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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是練某功很久也沒有看見光明 -cavebear- ♂ (16 bytes) (16 reads)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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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是練某功很久也沒有看見光明 Local Access打往中國電話卡1.3￠/分種
來源: cavebear 於 08-01-05 19:53:28 [檔案] [博客] [舊帖] [轉至博客] [給我悄悄話]
回答: 盲歌手周雲蓬《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由 1452424 於 2008-01-05 17:49:33
另一個眼卻開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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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急亂投醫的現象是可以理解的,那些睜著眼說瞎話的家夥才可怕. -勇敢者的遊戲- (0 bytes) (1 reads) 1/5/08
• 所以你的狗熊洞大開,看見光明 -1452424- ♂ (0 bytes) (2 reads) 1/5/08
• 是不是發愣導致失明? 大師罪孽又多一樁. -嶗山道- ♂ (0 bytes) (2 reads) 1/5/08
• 他是發愣,你是領導,彼此彼此.都可以先走,不要掙. -勇敢者的遊戲- (0 bytes) (1 reads)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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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報告首先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原話說明文革的意義所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5]細心的讀者可能發現，單論毛此話是大而無當缺乏應有的說服力。文革之前的曆次政治運動無不是為了一個鞏固黨的領導的目的，何必再捅出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談話中提供了解釋，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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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說文革的起源――另一個“官方”版本的解讀
作者：佚名 時間：2005-9-21
大凡欲了解些文革時的舊事，無有先不知道《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這份正式官方文件的。按理說，文革學，還能算門學問的話，一來涉獵極廣，政治經濟曆史文化等等體式難以窮盡；二來可大可小，國家時政身邊瑣事無所不包，無所不容，原也非短小一文所能圈定，須知畫地為牢，無異自戕。反而觀之，民間也好，官方也罷，充其量刻畫的是萬千文革的某一視角。稍舉一例，中共九大報告，如今雖不入流，名曰大錯特錯，想當初卻也是中央頭號紅頭文件，輕易不能冒犯。再者，九大報告是由一群文革既得利益者拚湊而成，享有當時的“政治正確性”，也更具於那段曆史的獨特親和力。故要考察文革的發生及其諸條件，徑直從九大文件入手，不失為一捷徑。
一、 概念
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四月十四日通過）在第一節開宗明義的宣稱：所謂的文革“是一場大規模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1]何為革命？“革命”這個詞匯在不同的曆史時段有過很不一致的解釋，狹義的革命與改良對立，通常夾帶有“暴力”、“激進”等修飾詞，如果從廣義的角度去理解，馬克思意義上的“革命”指改變特定社會生產方式，特別是基本生產關係的變革行動，當然這是從革命所造就的社會結果加以論說的，也即隻要達到改變“生產關係”這麽個結果，手段完全是可以多樣化。
有人認為，東歐蘇聯巨變基本上是沒廢槍彈，不過和平的“轉軌”而已。其實東歐私有化從根本上改變了所有製結構，又何嚐不是一場廣義的革命？國外早就有人形容這場巨變為“天鵝絨革命”，我們有的研究者卻避之惟恐不及，搞起“告別革命論”來，可革命是有人振臂一呼就可告別的麽？“改革也是一場革命”鄧小平如是說。東歐的革命，雖稱不得“無產階級革命”，卻也大致可歸為“官僚的革命”或“精英的革命”，甚或“反（向）革命”。此處提及了當代革命的不同含義，讓我們將視野回歸毛澤東時代吧。毛話語中的革命，卻是那麽的直截了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2]文革，要書寫成“真正革命”的話，必然要求符合毛對革命的基本定義。 “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3]“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4]文革對象的圈定從一開始便倍受爭議，隨著運動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各級黨政幹部被當成“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揪出來，來自官僚層的反彈也相應加強，並構成了文革初期的幾次反複和革命委員會權力妥協的重要力量。
九大報告首先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原話說明文革的意義所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5]細心的讀者可能發現，單論毛此話是大而無當缺乏應有的說服力。文革之前的曆次政治運動無不是為了一個鞏固黨的領導的目的，何必再捅出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談話中提供了解釋，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6]原來毛對過往運動的成效是頗有詬病的，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均沒能實現他的戰略意圖。以上列舉的多次運動，盡管口號不同、對象有別，卻也存在著一個共同點，即在黨委的領導下遵循權力的統治秩序逐級發動，普通群眾跟著黨走準沒有錯。時下的情形大變，毛認定黨的高層出現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7]，還是產生現代”修正主義“的最大溫床。怎麽辦？惟有付諸群眾運動來解決這個問題，具體來說是要 “發動億萬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8]
在毛澤東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隻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9]。由群眾直接監督黨和政府的工作，這不禁讓人聯想到57年的鳴放，中共號召黨外的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不過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那場“整風鳴放”隻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便為更為凶猛的反右派鬥爭扭轉了方向。鳴放的積極參加者少有人不帶上右派帽子，經此一役，知識分子噤若寒蟬再不敢言。時隔九年，毛重煥活力，找到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的“最好形式”――文化大革命。文革運動以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為標誌，正式在全國範圍內鋪開，到69年的中共九大已進入所謂”鬥、批、改“的收尾階段。那麽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政治訴求實現了嗎？《報告》宣稱本次大會是在文革“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召開的”，然而這是大可以質疑的。
二、準備
1967年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10]，也是文革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年。先有造反派的“一月奪權”，再有軍隊支左和二月鎮反，到了七八月間整個中國都成了武鬥的火藥桶。國家幾近崩潰，文革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痛楚已遠遠超出毛當初“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預想。毛所采取的措施已由放到收，以求重新控製運動的進程。11月6日，借十月革命50周年之際，兩報一刊發表了《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的文章，該文總結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論斷，首次命名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最終在中共九大報告中給予正式的確認。
九大報告最為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將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列為其“繼續革命論”的起點。這多少有點讓人始料不及，《正處》一文的發表是在1957年，提出的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學說。按流行的觀點，該文是對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實在是看不出與後來的文革有什麽瓜葛。然而1957年的確是個非常微妙的年頭，此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不久，黨的整風才剛起步又轉向“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毛正是在2月27日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擴大）會議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連同他稍後的整風動員，應該說都是在擴大民主以揭露黨陰暗麵的真誠努力。接著就有了各地的學生、知識分子、民主人士等填平鴻溝、積極進言的動人場景，目標直指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固有弊病。而後毛的態度轉折之快力度之強卻是一大謎題，通常的解釋是知識分子的過激言論動搖了社會主義的基石，超出了毛的允許範圍，因而反擊也是必然的。以5月15日《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寫就為標誌，毛的注意力從整風運動已轉移到反擊右派的另一麵。
無論如何，知識分子鳴放的夭折同時也意味著毛旨在改變黨逐漸脫離群眾狀況的努力的一次嚴重挫敗。其後反右鬥爭的愈益擴大化，隻是距離原來的目標更加遙遠罷了。《正處》從講話到6月19日公開發表，其間經曆近四個月的時間，“一共修改了14次。”[11]據薄一波的回憶，“修改，不僅是根據文章邏輯結構的需要，還有形勢發展的需要，以及認識的發展變化。” 其中，“這段話是毛主席在看到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幫黨整風的機會發動進攻而逐漸加上去的。”[12]全段照錄如下：“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製方麵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改造。階級鬥爭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13]正是在中共九大報告上，反複的引用了這段由毛後來增補的話，作為《正處》文“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的主要憑據。
毛澤東的這段文字得以大筆渲染，圍繞著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鬥爭重重展開論述，並被歸結成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複辟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14]從報告的邏輯出發，既存在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勢必也要有其“對立麵“的存在，而事物正是在這組對立統一的矛盾衝突和鬥爭中發展的。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曾提及“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15]，這是在1966年8月，毛發動文革時向所有人公開宣布的目標所指。到了1969年的九大報告上，對“劉少奇路線”的清算達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從一九三九年，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推出，到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國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論斷，到1949年四月劉少奇天津等地考察私人資本主義工業的談話，均被描繪成一條與毛主席相對抗的路線。鑒於“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曾宣布“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及至《正處》的修改稿中，毛澤東公開否定了劉的論調，而認為“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反映到黨內，最終導致了文革的爆發，這便是從九大報告中所能推斷的基本線索。
三、脫離現實的理論
文革的一大成果便是奪了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權，這是毛澤東所承認的，本沒有
什麽疑問。問題在於，高層的奪權鬥爭究竟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毛發動文革的動機？換句話說，中共九大總結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否準確地概括毛澤東的文革理論？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四大“武器似乎從來隻是文革造反派的專利。其實毛澤東在1957年10月一次講話中就涉及過這一概念。他說：“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16]毛是想將專利權授予響應黨的號召積極參與反右派鬥爭的普通群眾，實際上“四大”在更早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鳴放中便出現過了。至於知識分子的另一發明――“大民主”，當時受到毛的嚴厲批評，長期棄置不用，卻在文革的“無產階級大民主”中獲得概念上的重生。遺憾的是，57年的整風鳴放沿襲的依舊是中共老一套的群眾運動，沒有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製度化，沒有從法律上保證人民自由表達的權利，這也就從大的框架上決定了參與鳴放者後來的悲慘命運。
毛澤東在喪失57年開放民主實驗的良機之後，又曆經了平均主義的幻滅。大躍進的失敗造成了黨內的分化，由劉少奇、彭德懷為代表的部分中共領袖傾向於退卻，這是毛所無法容忍的。多年來毛便憧憬著在中國大地上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五七”指示可謂是他內心理想的藍本。在新社會裏，消滅了“三大差別”，人人都要學軍、學工、學農、學政治、學文化，批判資產階級；但人人又以一項為主，兼學別樣。好一幅激動人心的畫卷，而中國恰似“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其中的點睛之筆就是人――“社會主義新人”。毛澤東的悲劇在於，他厭惡人間一切形式的等級製，他的階級論卻又人為的將人間分為三六九等。過去搞了各種形式的鬥爭，始終解決不了問題。黨內的分歧，非但得不到消弭，反而變本加厲。在毛看來，對立的一方是“修正主義”，就在黨內。為了“揭發我們的陰暗麵”，隻有“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起來革命。於是乎，在1957年的那次失敗的預演之後，時隔九年，毛重新將火力對準自己的黨。
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設想，在確立了生產資料的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製度之後，傳統的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整體就已不複存在。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仍會有各種遊離的敵對分子存在，但並不構成完整的對立階級。這就決定了階級矛盾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不同的特點，換句話說，階級矛盾已不再是現有製度的主要矛盾。斯大林模式卻是一種極端化了的官僚政治實踐產物，其要害在於由黨的中央委員會包辦替代一切。在僵化的體製下，人們發出的不同聲音往往被視為“右派”向黨發動進攻，“地、富、反、壞、右”則是階級鬥爭的當然對象。對於“先鋒隊”的官僚主義傾向，晚年的列寧、盧森堡、葛蘭西甚至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等人都事先提出過警告。可惜列寧早逝後，其他人並沒有足夠的能力來阻止官僚化的進程，他們中的多數人甚至為這一努力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毛澤東的回應卻得再三推敲，他強化了階級鬥爭，也就是九大報告中所表述的“兩條路線”之爭，這是繼承性的一麵；他又不止於此，以向“黨內走資派”開戰和“大民主”而言，他的理論嚴重的偏離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體現超越性的一麵。所謂文革，實質上就是從左的極端來突破斯大林模式的一次嚐試。
學者崔之元曾有驚人之語，“毛澤東對馬列正統的偏離，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處；他的失誤和悲劇，正在於他對教條化馬列主義的超越還不夠徹底。”[17]為何有如此之高的評價呢？這是因為“他以執政黨領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了如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防止新階級的出現、實現“大民主”的理論並付諸實踐。”[18]毛澤東的文革理論當然有深刻的局限性，但與知識分子習以為常的清談不同，他的理論有著巨大的社會動員能力。“重要的不僅是毛澤東本人如何理解他自己的理論，而且更是各派群眾如何運用他的“黨內走資派”學說。這就好象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麥支持普選權，最初隻是為了打倒政敵，但普選權一旦落實，便獲得了自身發展的邏輯，其結果大大超出了波拿巴和俾斯麥的初衷。”[19]此處是從挖掘文革的合理因素出發進行的一番善意的發揮，假如讓我們重返那滾滾的文革硝煙，恐怕就沒有幾個人還會有著這般詩性的幻想了。
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各個階層、各種勢力都被輪番整了一遍，運動主要的支撐力量造反派也不例外。李憲源先生曾花了很大工夫來研究文革造反派這支奇特的力量，得出的卻是充滿感傷的結論：“無論從其社會產生根源與政治特征，還是從其出現的形式、過程和遭遇結果看，文革造反派與一九五七年受到打擊的右派，幾乎可以看作是一根藤上的兩顆苦瓜，兩者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20]惜乎造反派破壞性有餘，建設性不足，砸爛一個舊世界還排得上用場，被遺棄的命運終究難逃。或許有鑒於57年一度失控的教訓，毛澤東祭起“個人崇拜”這把尚方寶劍，也是於事無補，控製不了局麵。於內，毛澤東自身的思想認識，忽左忽右，難以琢磨。在外，文革中“造反”與“保守”對壘之激烈，各派勢力呼喊著毛澤東語錄撕殺成團。兩派的互搏，猶如毛內心交鋒之物化，陷於繼承與超越的兩難處境而無力自拔。
《十六條》有言：“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麵的選舉製。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在經過群眾反複討論後進行選舉。”[21]為了應付67年“天下大亂”的危局，毛舍公社而取革命委員會，將選舉製替換為“三結合”， 以“大民主”為始， “大專製”為終。在“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現實修正了理想，鬥爭壓倒了民主。於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誕生了。
四、脫離理論的現實
九大在十年文革中的地位其實相當尷尬。先看會議召開的背景，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
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員會”為止，在除台灣以外的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已成立了“三結合“的類似權力機構。當時的最高指示是：“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係群眾的領導班子。”[22]然而在實際委員會權力分配當中，往往伴隨的是各派你死我活的血腥爭鬥。委員會的權力高度集中，排斥異己，毫無民主可言，其專製程度遠甚於文革之前。有李一哲大字報為證，“複辟行動是開始於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並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為接班人達到高潮。”[23]毛此時已銳氣大減，為了維護國家必要的統一，盡快恢複黨的組織係統，隻有默認這個局麵。事實上，到了1969年，群眾運動的能量幾近耗盡，文革所剩下的惟有狂熱的個人崇拜。劉少奇是下台了，可毛的政治地位穩固了嗎？曆史偏偏開了個最為殘酷的玩笑， 1971年林彪爆炸，舉國震驚，人們信仰由此坍塌。
李一哲在同一篇文章裏還有這樣的比較：“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號下反對的是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後人民群眾在民主的口號下反對的則是黨內走資派的資反線，特別是反對林彪所推行的那種麵目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封建專製的社會法西斯路線。”[24]該篇發表於1974年，行文自也無法擺脫那鮮明的時代烙印，然文章中流露的卻是社會中下階層對文革頗具代表性的另類看法，其觀念之獨到，見解之深刻，就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而言確乎已難能可貴。
同樣是對文革動機的首肯，同樣為了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無法抹殺各人的政治經濟地位。“狠鬥私字一閃念”，也削不平各個社會階層所持的特殊利益動機。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是一場不成功的“大民主”實踐，完全是因為它隻具有一幅迷人的空殼。不同人物打的招牌背後，有著很不一致的實際要求。毛澤東深知，他要想最廣泛的發動群眾，僅僅靠近年所積累的“個人崇拜”作為資源是遠遠不夠，他必須放權於民，允諾一個理想的社會圖景。既然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因其私有製的經濟基礎而大打折扣，那麽“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 理應涉及麵會更廣，更為深入。毛正是這樣闡述他的“大民主”思想：“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國家隻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25]毛的理念在文革初期獲得了廣大民眾強有力的呼應，很多造反群體沿著他的思路走得更加遙遠，念念不忘他們的“公社理想”，哪怕被扣上“極左”“無政府主義”的帽子也在所不惜。所謂純正的“毛澤東主義”，不是在廟堂之上，而在民間。至於身居高位的既得利益者，如林彪、“中央文革”大員等眼裏的“大民主”，絕對隻是個可資利用的工具，衝擊“走資派”不妨借以用之，一旦威脅到自己的利益，則毫不猶豫的將其拔除。理解了這一點，九大報告放棄了“大民主”，僅用奪權鬥爭來解讀文革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天下沒有盡善盡美的事物，毛卻總在孜孜以求他心目中的“金光大道”，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俗語有雲：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毛澤東一旦播下“大民主”的龍種，局勢的發展也就由不得他來掌控了。或許，我們可以抱怨中國曆來沒有良好的民主法製傳統，一放就亂，一收就死，57年的教訓還不夠深刻嗎？這裏有個基本的難題，建立在個人崇拜基礎上的專製權力和給予群眾以民主權利的做法之間存在極大的矛盾。“沒有選舉的民主”，實在超出了現代政治學的一般想象。人們可以隨心所欲的審判某位官員，卻無權決定他的去留；人們砸爛了幾乎所有的陳規舊矩，卻發現人與人正常的交往關係也被付之一炬。
毛澤東也許預感到他的理想會在現實麵前碰壁，“是準備跌得粉碎的”，[26]但以九大這樣的反諷宣告他實踐之破產確是極其殘酷的事情。自那以後，他頭腦裏的民眾意識也逐步的邊緣化了。林彪、“四人幫”受寵的時候，也恰是中國專製氣氛最為濃鬱的一個時期；待文革後期，被推倒的老幹部卷土重來之際，他們一門心思要否定“罪惡滔天”的十年動亂，對文革中的一切難免會狠之入骨。有趣的是，即便兩者立場完全對立，他們對文革之起源的理解竟也分毫不差，“鬥爭的中心仍然是政權問題。”[27]毛逝世後，徹底終結了文革，中國的麵貌由此得以重塑。
注釋：
[1][5][6][8][14][22][27]《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四月十四日通過）
[2]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3][4][9][21]《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過）
[7]毛澤東：對陳正人同誌蹲點報告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10]《人民日報》、《紅旗》：1967年元旦社論
[11][12][13]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589頁和590頁。
[15]摘自《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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