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

胡繩：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
( 新華網 2003-12-03 15:39:42)

　　 毛澤東從來十分重視俄國的十月革命和蘇聯的存在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十分重視十月革命的經驗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下麵一段話是毛澤東在1949年所寫的幾乎人人都知道的話：“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①

　　 在十分尊重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的同時，毛澤東堅決反對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強加在中國革命頭上、要求一切照辦的傾向，堅決反對蘇聯領導人(和共產國際領導人)按照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國頭上揮舞的指揮棒。

　　 中國共產黨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的道路，從而取得勝利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現在也已經走上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如果不拒絕和抵製那時的蘇聯領導人的指揮棒(在1943年以前還有共產國際的指揮棒，或者說是蘇聯領導人經過共產國際的指揮棒)，如果把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模式看成是不可逾越的、唯一應當遵循的模式，那麽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自己的道路是不可能找到的。

　　 正因為毛澤東既尊重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而又不迷信蘇聯的主張和經驗，並且和這種迷信進行堅決的鬥爭，所以他成為創造性地找到中國民主革命的正確道路，並且領導這個革命取得勝利的偉大領導人。他又是首先倡議在社會主義建設上尋求具有中國特色的、自己的道路的偉大領導人。

　　 1942年毛澤東在黨內發起整風運動，其目的主要在於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反對教條主義。針對30年代前期在黨內居於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傾向，毛澤東指出，絕不可以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字句當成教條，而必須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曆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毛澤東提出整風當然隻是對中國黨內來說的。但他對脫離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的批評卻不能不具有較廣的涵義。30年代中國黨內的教條主義者實際上是把從莫斯科傳來的任何意見，不管它是如何違反中國的實際，一律看作必須遵守的金科玉律，除此之外不可以考慮別的。他們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語句當作教條，也是從他們在莫斯科的老師傳授來的。

　　 發起整風運動前的1938年，毛澤東就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他說：“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②

　　 中國的革命當然與別的國家也有共同性。在共同性方麵，蘇聯和共產國際曾給予中國共產黨人以有益的幫助。這主要是在中國共產黨剛成立時和在它的幼年時期。那時中國共產黨人十分缺乏經驗，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知之甚少。例如，中國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附屬國一樣，當時的革命還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隻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樣的認識，幼年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是從蘇聯和共產國際學來的。這樣的認識雖然十分重要，但是僅靠這種一般性的理論，而不真正懂得中國的具體實際，是不足以指導中國革命的。1927年中國革命遭到慘重的失敗，其原因固然在於當時革命和反革命的社會力量對比形勢，在於中國共產黨人當時還沒有獨立判斷的能力，也同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在遙遙的遠方，隻憑抽象的觀念對中國革命發號施令有關。他們派駐中國的代表，雖然自居於中國革命指導者的地位，但由於不了解中國社會的情況，越到複雜的關鍵時刻，越是隻能瞎指揮。

　　 在30年代前期，共產國際及其官員對中國革命瞎指揮造成了特別嚴重的危害。這時，中國共產黨人已經開始比較有了獨立的經驗，以毛澤東為代表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一些農村革命根據地。但是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中國共產黨這時沒有能力抵抗從莫斯科來的指揮棒。在共產國際東方部的一個官員的指揮下，幾個毫無經驗的年輕的留蘇學生(以王明即陳紹禹為首)取得了黨內的領導地位。他們完全不顧中國的國情，按照他們的師傅的旨意，在中國黨內推行一整套的“左“傾的路線。在軍事上他們也拋棄了毛澤東等同誌領導創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而把紅軍的指揮權全部交給共產國際派來的，隻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一些經驗的外國軍官。結果是在1927年的慘敗後幾年間中國共產黨人經過艱苦奮鬥所創立起來的可觀的基礎(包括紅軍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工作)幾乎全部覆滅。如果不是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糾正了“左”傾路線，更換了黨的領導，扭轉了局勢，那麽長征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中國革命顯然將處於極端危險的局麵。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地處理本國革命問題的劃時代的標誌。

　　 在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中國革命又一次受到來自共產國際的擾亂。在共產國際領導機構中任要職的王明被派回國，他帶來了一套把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拉向右轉的思想和措施。由於王明有蘇聯和共產國際做後台，所以黨很不容易地才克服了他的這種錯誤傾向的影響。抗日戰爭的全部過程證明：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但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定地實行獨立自主的原則，必須實行又團結又鬥爭的策略和以鬥爭求團結的策略。這樣才能保持統一戰線，直至抗戰勝利。如果放棄鬥爭，一味乞求團結，統一戰線必敗。王明企圖在中國黨內推行右傾路線雖然失敗了，但是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對於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所執行的全套策略，始終不能理解並表示懷疑。

　　 由於中國社會曆史條件的特殊性(和西方各國相對而言的特殊性)，中國革命必然出現許多在馬克思主義書本上從來沒有的新奇的事情。最顯著的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到經濟上很落後的農村中，發動農民組織革命武裝。從中國的曆史和社會的具體情況出發，以對中國的革命鬥爭經驗的總結為依據，毛澤東得出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思想，找到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這是在中國的具體曆史條件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新觀點、新思想。沒有巨大的理論勇氣，是不可能提出並堅持這樣的新觀點、新思想的。一般地說，提出新觀點、新思想總要衝破一些舊的傳統觀念，所以要有理論勇氣。而我們這裏所說的把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論點教條化，以至成為束縛人們的頭腦，限製人們的實踐的框框的人就是當時舉世公認為對解釋馬克思主義最有權威的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敢於並能夠衝破這種束縛是很難做到的。

　　 由此可見，為什麽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總是把毛澤東在40 年代初發起的整風運動看成是可疑的異端。雖然毛澤東在整風中說的隻是中國黨內的問題，並不涉及其他。但是第一，整風運動中主要受批評的是王明這個蘇聯和共產國際視為寵兒的人；第二，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有一些死守馬列書本，依據俄國經驗的現成的公式。例如，既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就要以城市為中心，解決中國問題似乎也隻需並隻能依照這個公式。而毛澤東發動的整風，實際上就是向這種公式挑戰，否認這種公式。

　　 毛澤東在1941年5月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是說明整風運動的基本思想的第一篇文獻。這篇報告尖銳地批評了黨內有些“言必稱希臘”的人，說他們“割斷曆史，隻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③。這裏所說的“希臘”，實際上恐怕就是指蘇聯。固然在這篇報告中高度評價了斯大林主持編撰的《聯共(布)黨史》，這種評價是否適當是可以考慮的，但是毛澤東是這樣說的：“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④可見他並不把蘇聯的經驗當成普遍適用的經驗。他所重視的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鄧小平說：“中國革命就沒有按照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去進行，而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⑤如果中國革命不是走這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而是按外國的權威判定的天經地義來進行，抗日戰爭就不可能持久進行，1949年的勝利也完全不能想象。

　　 1943年6月，共產國際解散。在解散前的幾年中，它對中國黨的幹涉越來越少。周恩來說：“我們中國黨這時已經成熟，和共產國際的來往不多了。”⑥

　　 在抗日戰爭時期，蘇聯領導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做法至少是有懷疑的。他們不大能理解農村遊擊戰爭的意義，不大能理解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也如同他們不大能理解在統一戰線中又鬥爭又團結的策略一樣。到了解放戰爭時期，蘇聯領導人不相信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徹底勝利，而且認為中國革命不宜取得徹底勝利，這和他們對世界形勢的錯誤估計有關，也與他們一貫地不能理解以農村包圍城市這條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有關。毛澤東在指出對斯大林應作“三七開”的評價(“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時說：“斯大林對中國做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斯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一九四九、一九五○年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⑦周恩來曾說，斯大林雖然有時對中國黨有不恰當的懷疑，但一經實踐證明不對，看法也可以改變，“例如他懷疑我們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懷疑我們對於帝國主義不鬥爭，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變了”⑧。這都是說，直到中國革命在1949年取得勝利時，斯大林還對中國共產黨抱著很深的懷疑。這種懷疑顯然集中在中國共產黨內最具有理論創造能力的領導人毛澤東的身上。鄧小平說：“在斯大林時期，中國黨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沒有聽他的話，才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⑨中國黨能夠堅持從實際出發，頂住國外來的壓力，主要應該歸功於毛澤東。

　　 鄧小平十分恰當地指出：“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⑩對這個功績無論怎樣估價都不為過。中國革命是經曆多次失敗和挫折，終於在毛澤東領導下走上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道路，才能取得1949年的勝利的。所以鄧小平又說：“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1956年，人民中國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開始麵臨著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在這以前，從1953年起，一方麵進行對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方麵已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社會主義改造采取的方法和政策是具有符合中國國情的特色的。這雖然是全新的事情，但是在民主革命時期對分得土地的農民實行組織起來的經驗，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團結政策的經驗，都有助於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找到符合中國國情的路子。至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經濟建設，基本上是采取蘇聯的經驗。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隻有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中所得到的一些經驗，顯然是不夠用的；而中國舊社會在這方麵也沒有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經驗。

　　 毛澤東在1956年4月所發表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說：“最近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這裏所說的過去少走了一些彎路，可能是指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也可能包括民主革命的勝利。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中國應該接受蘇聯的哪些教訓呢？中國應該在哪些方麵和蘇聯不同呢？毛澤東在他的講話中具體提到下列幾點：第一，“他們片麵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第二，“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製等項目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鑒於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係。”第三，“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麽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也沒有。”在這篇講話中還提到，“把什麽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第四，“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第五，“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第六，“過去，在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時候，我們黨在這個問題(指“如何對待犯錯誤的人”的問題——引者)上犯了錯誤，學了斯大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麵。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準革命。”“他們不準犯錯誤的人革命，不分犯錯誤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錯誤的人殺掉了。”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周恩來經常在黨內告誡，絕不要學蘇聯那樣建立一個從上到下，垂直係統，脫離各級黨的領導的“安全”機關。第七，“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願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裏所說的“有些國家”指誰是明顯的。這篇文章還說：“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製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製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

　　 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十個問題，也就是十大關係。他說，“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這個基本方針的提出，是和接受蘇聯的教訓有關的，當時毛澤東已經看出那種過分集中，一切由國家計劃來安排的經濟體製，那種也是過分偏於統一集中的政治體製，那種把社會主義經濟和世界其他部分隔離開來的傾向，不足以動員國內外一切有益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因素。因而是不可取的。由此，毛澤東認為，中國可以而且應當找出一條有別於蘇聯，符合於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這在那時可以說是一種驚世駭俗的意見。那時和那時以後，蘇聯的領導人和理論界都把蘇聯的模式看成唯一可以設想的模式。世界上反對社會主義和讚成社會主義的人幾乎無不是這樣以為的。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把蘇聯模式的弊病，看成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弊病，讚成社會主義的人一般都以為，要搞社會主義就得照蘇聯的模式做。

　　 當然，知道要避免蘇聯的缺點和錯誤，企圖走另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不等於已經找到了這條道路。在民主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經曆了相當長的曲折道路，經曆了多次的挫折和失敗，由於總結了自己的經驗，特別是挫折和失敗的經驗，才能夠終於找到適合中國情況的自己的道路，走向勝利。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也不可能不是這樣。

　　 毛澤東在上述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說到工廠和其他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係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還說到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等等。這些是突破蘇聯模式的新的思想的萌芽。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當時也有種種新的想法。例如陳雲在1956年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11)(即以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計劃生產、國家市場三者為主體，而以個體經營、自由生產、自由市場三者為補充)。但這些處於萌芽狀態的想法，要發展成為足以代替舊的體製的新的體製，還必須經過一個實踐的過程。

　　 1980年鄧小平曾接見一位意大利記者。這個記者在問到毛澤東是否犯過錯誤時說：“大躍進難道不是錯誤？照抄蘇聯的模式難道不是錯誤？”小平同誌精辟地從原則上做了答複。但沒有具體提到“照抄蘇聯模式”的問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確曾受蘇聯模式的影響，而且是相當嚴重的影響。但毛澤東恰恰是最明確地主張不要照抄蘇聯模式的一個領袖。在毛澤東領導下，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拒絕蘇聯領導人所肯定的“天經地義”，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找到了自己的道路。這個經驗使毛澤東確信，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應該找出自己的道路。事實上，他是犯了大躍進、人民公社等錯誤，直至“文化大革命”那樣嚴重的錯誤。但他犯的不是照抄蘇聯模式的錯誤。他是要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為找到適合中國情況的新的道路進行探索，在探索中走入歧路。正因為走入歧路，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也就不可能使中國擺脫蘇聯的模式。

　　 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說：“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這話也應該認為是正確的。但是，在利用前一時期的經驗的時候，當然必須區別革命和建設的不同情況。在建設時期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法，和以往的革命時期不可能是完全一樣的。如果把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經驗，不加分析地套用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以為這就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錯誤。

　　 在民主革命時期，通過和廣大群眾切身利益有關的階級鬥爭觀念，動員和凝聚了群眾的意誌和力量，並且在廣大群眾的政治熱情發動起來以後，就產生無窮無盡的摧毀敵人的力量。但是這種經驗不能簡單地應用到社會主義建設中。隻用政治方法來動員群眾，實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就造成了反右鬥爭擴大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這些錯誤。這些錯誤使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走了許多彎路，受到許多損失。

　　 如同在民主革命時期一樣，中國共產黨人也在社會主義時期從錯誤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在1976年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後，經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了過去20年的經驗，特別是發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危險局麵的“左”傾錯誤的經驗，糾正了這些錯誤，終於弄清楚了中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找到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適合中國國情的一套方針政策。

　　 現在回顧曆史，可以看出，從1957年開始的20年中，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犯了許多錯誤，其發端在於不按照蘇聯的模式走完全一樣的路，而要另辟蹊徑。那麽我們在評論曆史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認為本來不應該懷疑蘇聯的模式，本來可以完全按照蘇聯的模式做，那就可以避免我們曾經犯過的這些錯誤。我以為，如果進行這樣的評論，那是完全錯誤的。

　　 在1956年，在中國麵前可以說是有兩條路好走。一條路就是我們實際上在這20多年裏走過的路，另一條路就是亦步亦趨地跟著蘇聯走。認為中國應該走這另一條路的至少是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如果走這條路意味著什麽呢？那不僅意味著中國會走上一條不是那麽健康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且意味著中國會成為在蘇聯指揮棒下的一個大的“衛星國”。在建設中遵循蘇聯的樣板和成為它的“衛星國”，雖然並不是一回事，但的確是密切聯係的。曆史表明，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已經慣於按照自己的意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指揮一切。斯大林的後繼人並沒有對斯大林的正確和錯誤進行科學的分析，他們在一筆抹殺斯大林的時候，繼承了斯大林的許多錯誤的作風和做法，而且變本加厲。其中也包括自居“老子黨”的地位，以大國沙文主義態度幹預和支配別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由於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采取了堅決抵製的態度，中國才沒有淪為蘇聯的“衛星國”。

　　 從50年代後期起，毛澤東不顧蘇聯方麵來的異議，堅持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同時也警惕地注視著蘇聯領導人日益加劇的對中國的敵視。赫魯曉夫以逐出教門相威脅，直接向中國提出了侵犯中國主權、控製中國命運的要求，毛澤東領導全黨對此作出了毫不妥協的答複。我們現在不來評論60年代初期中國和蘇聯兩黨的大論戰中的細節。應當說，中國共產黨方麵在這次論戰中提出的有些論點並不完全正確。但中國共產黨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維護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有按照自己的國情走自己的道路的權利，是完全正確的。把運用一切手段直至武力來維護自己的指揮棒的權威的蘇聯稱作社會帝國主義，也並不過分。由於赫魯曉夫和他的繼承人勃列日涅夫堅持這種社會帝國主義的立場，由於毛澤東和他的同誌維護黨和國家應有的獨立和主權的態度毫不含糊，中蘇兩黨的決裂成為不可避免，並且延續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毛澤東在60年代初期做出為了維護自己的獨立主權，不惜和蘇聯決裂的決策，是經過反複的、慎重的考慮的。當時的蘇聯具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且他的指揮棒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還很能生效。所以做出上述決定不但要準備遇到從北方來的侵略勢力，而且要準備在世界上處於完全孤立的地位。就中國國內來說，要轉變向來普遍存在的對蘇聯的崇敬，也不是容易的事。毛澤東一生曾遇到許多艱難複雜的局勢，要求他做出正確的決策。這個決策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有長遠曆史影響的、足以表現出他用遠大的眼光解決最難解決的問題的才能的偉大決策之一。在1989年以前，也許還有人懷疑這個決策是否完全正確和必要，但是經過了1989年到1991年從東歐到蘇聯的一係列劇烈的變化以後，恐怕再沒有人能低估30年前毛澤東在中蘇關係問題上做出的決策。如果那時不做出這樣的決策，如果中國在那時走上上述兩條路的第二條路，以至成為蘇聯的“衛星國”，那麽後來的結果會是怎樣？對這樣的問題要是進行討論，大概很多人會做出同樣的答複。至於在蘇聯解體前不久，由於各種情況已和30年前不同，中國和前蘇聯的關係正常化當然是必要的，這為今日中國和原屬蘇聯的各國保持正常友好關係打下了基礎。

　　 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前幾個月，社會上傳出了他的一段話。這時，“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經臨近尾聲，但誰也不知道局勢將如何發展。據說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講的這段話，說的是他對自己一生的回顧和後事。他是這樣說的：“中國有句成語，叫做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這段話中最重要的是說：“我一生辦了兩件事。”他說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勝利，取得了全國政權。他說：“對這件事，持異議的甚少。隻有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個海島(這是指台灣——引者)收回罷了。”然後他講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們也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對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看來毛主席那時確實在病塌上對少數幾個人講過這樣一段話。記錄是否絕對準確，固然很難說，但恐怕是八九不離十吧。

　　 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當作他一生中所做的兩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件事確實極為濃重地帶有他個人的印記。

　　 毛澤東的前半生探索中國民主革命的道路，達到了完全的勝利。他的後半生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道路，卻沒有能夠達到應該達到的目的，但是曆史不能忘記他首創進行這種探索的偉大功績。

　　 綜合本文的論述，毛澤東一生是做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領導黨和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務。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要戰勝如此強大的敵人，中國革命不能沿襲別國的模式，而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獨特的道路。毛澤東敢於和能夠抵製從國際來的錯誤的影響，找到並堅持唯一能使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這才使他能夠完成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帶有中國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努力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毛澤東是這種探索的開創者。他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抗拒來自國外的強大影響和強大壓力，從而發動並且堅持進行這種探索。所以毛澤東作為這種探索的開創者的曆史功績應當用最濃的筆墨記載在史冊上。

　　 注釋
　　 ①《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70—1471頁。
　　 ②《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534頁。
　　 ③④《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799頁，第803頁。
　　 ⑤⑩《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278頁，第304頁。
　　 ⑥⑧《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12頁，第302頁。
　　 ⑦《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41頁。
　　 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7頁。
　　 (11)《陳雲文選》(1956—1985年)，第13頁。

　　 *本文是作者1993年12月26日在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