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雨前茶
正文
毛澤東在北大工讀實況及一般生活費用
關於毛澤東青年時代在北京大學半工半讀的史實，有幾種不同的說法。綜合整理並考訂如下——
1918年8月，毛澤東、蕭瑜等幾個新民學會會員聯袂北上，商談赴法勤工儉學。到北京後，暫時借住在楊昌濟教授家裏。
楊昌濟原是他們在長沙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的老師。[後來楊昌濟教授病逝，他的女兒楊開慧就跟毛澤東共同生活，養育了毛岸英、毛岸青。那是後話，這裏暫且按下不表。]
經過考慮，毛澤東決計留在國內，想要先在北京大學設法尋求一個工作。這時楊昌濟正在北大哲學係任教授，他也曾希望毛澤東能“入北京大學”，以為日後打下“可大可久之基”。（引自《蔡林彬給毛澤東信》，原載《新民學會通信集》第1集。）
在湖南第一師範時期，毛澤東的同學、同由長沙到達北京、同借住楊昌濟家的蕭瑜回憶：
“蔡和森、熊光楚等人和我籌劃勤工儉學的預備課程時，毛澤東也協助過。經過幾次磋商，毛寧願留在北京，不去法國。……毛是一個講究實際的人，不是學者，當然對出國留學沒有興趣。……我和蔡和森同意毛留北京進行工讀計劃，如我們在法國所為。這就麵臨了給毛找工作糊口的問題。三個就此問題商量過多次。這時適逢我們在北大征求學會會員，以我們判斷，最好毛在北大找一份差事。我們想叫他擔任打掃教室的工作，他可以一麵工作，一麵聽課。當時北大流行雇用工人課後擦地板掃地，工作很輕鬆，還可以得些額外的好處，即和教授、學生經常接觸。這安排對毛很理想。
“怎樣獲得這份差事是個難題。……最後，還是想到了蔡校長，他一貫的仁慈寬厚，我們寫信請示他可否給同學安插一個打掃教室的工作。蔡校長知道了這件事，有個更好的主意，叫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工作。他寫了一張便條給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毛澤東欲在本校謀一半工半讀工作，請設法在圖書館安置。’李大釗順從的給了毛清掃房間、整理圖書的工作，一個極簡易的差事。”（蕭瑜：《毛澤東與我》節譯之五，見台灣《藝文誌》第20期1967年5月）。
蕭瑜（子升）的回憶錄是用英文寫成並發表的，有不同的中文譯本。另一種譯文說，蕭瑜和蔡和森等人寫信給蔡元培校長，“要求他雇用我們的一個無法赴法國的同伴為校內的清潔工人。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們的信後，立即就明白這是怎麽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憐憫毛澤東，對於他能夠刻苦自勵，甚是高興。沒有讓他去做清潔工人，而可到校內的圖書館去工作。因此他寫了一封信給北大圖書館長李大釗先生，信中說：‘毛澤東需要在本校求職，使其得以半工半讀，請在圖書館內為他安排一職。’”（引自《毛澤東和我》，台灣源成文化圖書供應社1976年版，第56頁。）
毛澤東1918年在北大圖書館的工作
經過李大釗的關心和安排，26歲的毛澤東當了北大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工資8圓，這與工友的月薪相差無幾。當時北京大學助教的月薪約在50圓至80圓之間。（1917年1月陳獨秀致胡適信中，邀其到北大任教，信稱北大“學長月薪三百圓，重要教授亦有此數。”當時一般教授約200—300銀圓。陳按：當時1銀圓的購買力約合今人民幣60—70元）
派給毛澤東的具體工作是管理上海《申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北京《晨報》《京報》《國民公報》《順天時報》、天津《大公報》、長沙《大公報》以及英文《北京導報》、日文《支那新報》等十五種中外文報紙，每天登記新到報刊和來閱覽人姓名。雖然位卑事瑣，但它為青年毛澤東提供了一個接觸新思想的廣闊天地。
他當時住在景山東街的一條名叫三眼井吉安東夾道的小胡同裏，在這七號小院的北房西間，他和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學會會員，同居一室，“隆然高坑，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個要翻個身，都要先和周圍夥伴打個招呼。這裏條件雖劣，但離沙灘紅樓很近，便於活動。他在北大積極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研究學研究會的社團活動，結識了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邵飄萍、胡適等新派人物，開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本人於30年代末對美國記者斯諾回憶說：
“北京對我來說開銷太大，……非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以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他就是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八塊錢。”（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26—127頁）。
此外還有另一種記載。曾在北大代理校長的蔣夢麟在《回憶中的李大釗毛澤東》一文中說：“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陳按：即李大釗）到校長室來說，毛澤東沒飯吃，怎麽辦？我說，為什麽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說不行，都破產了。我說，那末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於是我就拿起筆來，寫了一張條子：‘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月薪十七圓。”（蔣夢麟《新潮》，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123頁）。
按毛澤東是在1918年8月來京後到北大圖書館工作半年，當時蔡元培仍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並在在北京。這都是確切無疑的事實。
編著《蔡元培年譜》的高平叔教授指出：蔣夢麟這段話，記憶有誤。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任職，是在1918年9月間，蔣夢麟這時尚未進入北大。蔣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長，自1919年7月中至9月中，那時，毛澤東已經回到長沙。所以，蔣夢麟無從安排毛澤東的工作。
事實上，毛澤東任職於北大圖書館，是在蔡元培先生親自主持校務期間。即使由楊昌濟介紹給李大釗，李大釗也隻能以圖書館主任的身份向蔡校長提出，而必須由蔡校長下派任的條子。那時北京大學尚無人事管理機構，教職員工的任用與罷免，全由各機關、各學校的最高首長決定。有了蔡元培校長下派的條子，北大會計課才能把毛澤東編入職工名冊，照月發工資。所以毛澤東進入北大的恩人，就是蔡元培校長。
五四時期北京一般生活水準
那麽當時北京的一般生活水準又怎樣呢?
據史料分析，20年代初，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銀圓夥食費，足可維持小康水平。”
又，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會狀況調查》，1919年一個四－五口人的勞動家庭(父母加兩三個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夥食費132.4銀圓，也即每月11銀圓就可以維持了。當時一個標準家庭的貧困線定為每月收入10銀圓之下。
據記載，城內一座8－10間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僅20銀圓左右；一間20平方米的單身宿舍，月租金4－5圓。魯迅一度租用的磚塔胡同61號，3間正房月租金8圓。他的女傭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資2－3圓(見《魯迅日記》)。魯迅所購買的西三條胡同21號四合院有好幾間房屋和一個小花園(今為魯迅故居)，售價國幣一千圓。
出入乘坐“洋車”(人力車)，費用在城裏每次隻有1角錢左右；包車每月10圓。當時新建的6條有軌電車路線，以前門天橋為中心，環城一圈。從宣武門到崇文門，車票隻要8分錢，比人力車便宜，更方便得多。
較為有錢的文化人，全家每月必須的生活費(夥食房租交通費)80圓已經很寬裕了。魯迅一家四口(加上母親、發妻和女傭)每月日常開支還不到此數。因此能夠盈餘很多錢來購買中外文書籍報刊，並且從經濟上提攜後起之秀，甚至自費出書。許多青年學生得到魯迅的資助。
據前輩回憶：當時北京大學食堂夥食費每月6圓，六人一桌，六菜一湯，饅頭米飯隨便吃；個人在飯店包夥每月10來圓，四菜一湯。化費1圓錢就可以請客涮羊肉。
《魯迅日記》中，經常可以看到魯迅和鬱達夫、許壽裳等好友聚餐的記載。以平民為對象的中等飯鋪，2圓錢一桌的“便席”，菜譜有：
(1)四冷葷：四個裝滿熏魚、醬肉、香腸、鬆花蛋的拚盤，每盤5分；
(2)四炒菜；如溜裏脊、魚香肉片、辣子雞丁、炒牛肉絲等，每大盤1角；
(3)四大碗；多為米粉肉、四喜丸子、紅燒魚塊、扣肉等，每碗2角；
(4)一大件；一個紅燒整肘子，或一隻白煮整雞，加一大海碗肉湯，合6角。
這一桌菜相當豐盛，十個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2角(合今人民幣12元)。
又據老前輩朱家晉先生回憶，20年代東安市場的“吉士林”餐廳，樓上西餐一份的價錢(一湯、一菜、麵包、黃油、果醬)共5角錢，堪稱價廉物美。東安市場內的“會元館”是地道的京派飯館，以“褡褳火燒”著稱，有豬肉白菜餡、三鮮餡，皮薄外焦裏嫩，每份10個僅化1 角錢，還奉送一碗雞血豆腐湯。
《魯迅日記》中，還可見到他下午到中央公園和北海公園的記載，兩大公園的入門券都是銅元20枚(5分錢)；公園設有幾個著名的茶座，茶水1角，點心每盤1角。文明茶園，可以邊飲茶邊聽曲，每人7分錢。
《魯迅日記》還可見到他進廣和樓看文明戲(如1912年6月11日)和到真光電影院看電影(如1924年11月30日)的記載。20年代北京的劇場稱為“戲園子”。著名的廣和樓戲園門票2角，城南遊樂園門票2角，電影院(黑白片)票價1－2角。最貴的演出，票價在1銀圓左右。按，當時1銀圓的購買力，約合今人民幣60—70元
發表於：2007-6-29 11: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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巒巒圈 主
很少的錢啊
發表於：2007-6-29 14: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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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毛澤東青年時代在北京大學半工半讀的史實，有幾種不同的說法。綜合整理並考訂如下——
1918年8月，毛澤東、蕭瑜等幾個新民學會會員聯袂北上，商談赴法勤工儉學。到北京後，暫時借住在楊昌濟教授家裏。
楊昌濟原是他們在長沙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的老師。[後來楊昌濟教授病逝，他的女兒楊開慧就跟毛澤東共同生活，養育了毛岸英、毛岸青。那是後話，這裏暫且按下不表。]
經過考慮，毛澤東決計留在國內，想要先在北京大學設法尋求一個工作。這時楊昌濟正在北大哲學係任教授，他也曾希望毛澤東能“入北京大學”，以為日後打下“可大可久之基”。（引自《蔡林彬給毛澤東信》，原載《新民學會通信集》第1集。）
在湖南第一師範時期，毛澤東的同學、同由長沙到達北京、同借住楊昌濟家的蕭瑜回憶：
“蔡和森、熊光楚等人和我籌劃勤工儉學的預備課程時，毛澤東也協助過。經過幾次磋商，毛寧願留在北京，不去法國。……毛是一個講究實際的人，不是學者，當然對出國留學沒有興趣。……我和蔡和森同意毛留北京進行工讀計劃，如我們在法國所為。這就麵臨了給毛找工作糊口的問題。三個就此問題商量過多次。這時適逢我們在北大征求學會會員，以我們判斷，最好毛在北大找一份差事。我們想叫他擔任打掃教室的工作，他可以一麵工作，一麵聽課。當時北大流行雇用工人課後擦地板掃地，工作很輕鬆，還可以得些額外的好處，即和教授、學生經常接觸。這安排對毛很理想。
“怎樣獲得這份差事是個難題。……最後，還是想到了蔡校長，他一貫的仁慈寬厚，我們寫信請示他可否給同學安插一個打掃教室的工作。蔡校長知道了這件事，有個更好的主意，叫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工作。他寫了一張便條給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毛澤東欲在本校謀一半工半讀工作，請設法在圖書館安置。’李大釗順從的給了毛清掃房間、整理圖書的工作，一個極簡易的差事。”（蕭瑜：《毛澤東與我》節譯之五，見台灣《藝文誌》第20期1967年5月）。
蕭瑜（子升）的回憶錄是用英文寫成並發表的，有不同的中文譯本。另一種譯文說，蕭瑜和蔡和森等人寫信給蔡元培校長，“要求他雇用我們的一個無法赴法國的同伴為校內的清潔工人。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們的信後，立即就明白這是怎麽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憐憫毛澤東，對於他能夠刻苦自勵，甚是高興。沒有讓他去做清潔工人，而可到校內的圖書館去工作。因此他寫了一封信給北大圖書館長李大釗先生，信中說：‘毛澤東需要在本校求職，使其得以半工半讀，請在圖書館內為他安排一職。’”（引自《毛澤東和我》，台灣源成文化圖書供應社1976年版，第56頁。）
毛澤東1918年在北大圖書館的工作
經過李大釗的關心和安排，26歲的毛澤東當了北大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工資8圓，這與工友的月薪相差無幾。當時北京大學助教的月薪約在50圓至80圓之間。（1917年1月陳獨秀致胡適信中，邀其到北大任教，信稱北大“學長月薪三百圓，重要教授亦有此數。”當時一般教授約200—300銀圓。陳按：當時1銀圓的購買力約合今人民幣60—70元）
派給毛澤東的具體工作是管理上海《申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北京《晨報》《京報》《國民公報》《順天時報》、天津《大公報》、長沙《大公報》以及英文《北京導報》、日文《支那新報》等十五種中外文報紙，每天登記新到報刊和來閱覽人姓名。雖然位卑事瑣，但它為青年毛澤東提供了一個接觸新思想的廣闊天地。
他當時住在景山東街的一條名叫三眼井吉安東夾道的小胡同裏，在這七號小院的北房西間，他和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學會會員，同居一室，“隆然高坑，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個要翻個身，都要先和周圍夥伴打個招呼。這裏條件雖劣，但離沙灘紅樓很近，便於活動。他在北大積極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研究學研究會的社團活動，結識了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邵飄萍、胡適等新派人物，開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本人於30年代末對美國記者斯諾回憶說：
“北京對我來說開銷太大，……非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以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他就是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八塊錢。”（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26—127頁）。
此外還有另一種記載。曾在北大代理校長的蔣夢麟在《回憶中的李大釗毛澤東》一文中說：“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陳按：即李大釗）到校長室來說，毛澤東沒飯吃，怎麽辦？我說，為什麽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說不行，都破產了。我說，那末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於是我就拿起筆來，寫了一張條子：‘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月薪十七圓。”（蔣夢麟《新潮》，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123頁）。
按毛澤東是在1918年8月來京後到北大圖書館工作半年，當時蔡元培仍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並在在北京。這都是確切無疑的事實。
編著《蔡元培年譜》的高平叔教授指出：蔣夢麟這段話，記憶有誤。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任職，是在1918年9月間，蔣夢麟這時尚未進入北大。蔣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長，自1919年7月中至9月中，那時，毛澤東已經回到長沙。所以，蔣夢麟無從安排毛澤東的工作。
事實上，毛澤東任職於北大圖書館，是在蔡元培先生親自主持校務期間。即使由楊昌濟介紹給李大釗，李大釗也隻能以圖書館主任的身份向蔡校長提出，而必須由蔡校長下派任的條子。那時北京大學尚無人事管理機構，教職員工的任用與罷免，全由各機關、各學校的最高首長決定。有了蔡元培校長下派的條子，北大會計課才能把毛澤東編入職工名冊，照月發工資。所以毛澤東進入北大的恩人，就是蔡元培校長。
五四時期北京一般生活水準
那麽當時北京的一般生活水準又怎樣呢?
據史料分析，20年代初，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銀圓夥食費，足可維持小康水平。”
又，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會狀況調查》，1919年一個四－五口人的勞動家庭(父母加兩三個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夥食費132.4銀圓，也即每月11銀圓就可以維持了。當時一個標準家庭的貧困線定為每月收入10銀圓之下。
據記載，城內一座8－10間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僅20銀圓左右；一間20平方米的單身宿舍，月租金4－5圓。魯迅一度租用的磚塔胡同61號，3間正房月租金8圓。他的女傭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資2－3圓(見《魯迅日記》)。魯迅所購買的西三條胡同21號四合院有好幾間房屋和一個小花園(今為魯迅故居)，售價國幣一千圓。
出入乘坐“洋車”(人力車)，費用在城裏每次隻有1角錢左右；包車每月10圓。當時新建的6條有軌電車路線，以前門天橋為中心，環城一圈。從宣武門到崇文門，車票隻要8分錢，比人力車便宜，更方便得多。
較為有錢的文化人，全家每月必須的生活費(夥食房租交通費)80圓已經很寬裕了。魯迅一家四口(加上母親、發妻和女傭)每月日常開支還不到此數。因此能夠盈餘很多錢來購買中外文書籍報刊，並且從經濟上提攜後起之秀，甚至自費出書。許多青年學生得到魯迅的資助。
據前輩回憶：當時北京大學食堂夥食費每月6圓，六人一桌，六菜一湯，饅頭米飯隨便吃；個人在飯店包夥每月10來圓，四菜一湯。化費1圓錢就可以請客涮羊肉。
《魯迅日記》中，經常可以看到魯迅和鬱達夫、許壽裳等好友聚餐的記載。以平民為對象的中等飯鋪，2圓錢一桌的“便席”，菜譜有：
(1)四冷葷：四個裝滿熏魚、醬肉、香腸、鬆花蛋的拚盤，每盤5分；
(2)四炒菜；如溜裏脊、魚香肉片、辣子雞丁、炒牛肉絲等，每大盤1角；
(3)四大碗；多為米粉肉、四喜丸子、紅燒魚塊、扣肉等，每碗2角；
(4)一大件；一個紅燒整肘子，或一隻白煮整雞，加一大海碗肉湯，合6角。
這一桌菜相當豐盛，十個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2角(合今人民幣12元)。
又據老前輩朱家晉先生回憶，20年代東安市場的“吉士林”餐廳，樓上西餐一份的價錢(一湯、一菜、麵包、黃油、果醬)共5角錢，堪稱價廉物美。東安市場內的“會元館”是地道的京派飯館，以“褡褳火燒”著稱，有豬肉白菜餡、三鮮餡，皮薄外焦裏嫩，每份10個僅化1 角錢，還奉送一碗雞血豆腐湯。
《魯迅日記》中，還可見到他下午到中央公園和北海公園的記載，兩大公園的入門券都是銅元20枚(5分錢)；公園設有幾個著名的茶座，茶水1角，點心每盤1角。文明茶園，可以邊飲茶邊聽曲，每人7分錢。
《魯迅日記》還可見到他進廣和樓看文明戲(如1912年6月11日)和到真光電影院看電影(如1924年11月30日)的記載。20年代北京的劇場稱為“戲園子”。著名的廣和樓戲園門票2角，城南遊樂園門票2角，電影院(黑白片)票價1－2角。最貴的演出，票價在1銀圓左右。按，當時1銀圓的購買力，約合今人民幣60—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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