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民與毛澤東的特殊友情 (圖)

一個農民與毛澤東的特殊友情

編者按：他叫楊步浩，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結下的農民朋友。本文作者1972午到延安參觀時聽過楊步浩本人的報告，於是就寫下了這篇鮮為人知而又感人至深的偉人與普通人之間的友情故事。

　　延安出了一個勞動英雄楊步浩，他還是毛主席在延安時期結識的一位農民朋友呢!

　　解放以後，他曾4次在毛主席家裏做客。

　　1936年，陝甘寧邊區政府號召全體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連毛主席、朱總司令、周副主席都要交公糧。

　　楊步浩知道了這個消息後，他想：毛主席、朱總司令、周副主席他們工作那麽繁忙，哪有時間種地交公糧呢?自己才20歲，老婆19歲，剛結婚，又沒拖累，正好年輕力壯，有使不完的力氣，我們何不去幫他們代耕交公糧，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去做國家的大事呢?

　　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鄉長，叫鄉長跟毛主席說說去，鄉長把他的想法報告了上去。

　　毛主席知道後，同意了他的想法，就叫下麵問問，看他還需要什麽條件。

　　楊步浩一連說了四個四：“四頭驢子，四把犁頭，四把犁耙，四擔小米。”

　　他白天幹，晚上還打著火把幹，這年他種了不少小米，秋季大獲豐收。不僅幫毛主席、朱總司令、周副主席交齊了公糧，而且還大有剩餘，他全都上交了政府。

　　1936年楊步浩被陝甘寧邊區政府授予勞動英雄稱號。

　　楊步浩知道了毛主席喜歡吃辣椒的事後，就種些辣椒、西紅柿，每隔幾天就擔著一對柳條筐，一頭裝些新鮮辣椒，一頭裝些新鮮西紅柿，還裝著些母雞剛下的新鮮雞蛋，給毛主席送去。

　　趕上吃飯時間，就在毛主席那裏吃飯，毛主席經常留他一起吃飯。

　　從1936年起到1947年毛主席離開延安，楊步浩每年都是這樣。

　　時間一長，他跟毛主席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毛主席也很喜歡這位農民朋友。

　　1947年，國民黨胡宗南部隊攻打延安，黨中央和毛主席撤離了延安。從那以後，楊步浩就一直想念著毛主席。

　　1952年，他找到了延安的地委書記，說現在想到北京去見毛主席。地委書記同意了他的要求，給他開了介紹信，買了火車票。

　　他買來24尺布，做了24個小口袋，一個口袋裝著白麵饃饃，一個口袋背著黑麵饃饃，什麽小米啦、玉米啦、葵花籽啦、南瓜籽啦等等，一共裝了24個小口袋，再把24個小口袋裝在一個大麻布口袋裏，就這樣上了火車。

　　列車上的一個女服務員，看見一個頭上包著白毛巾、穿一身黑色粗布衣服、一雙黑色擔布布鞋、一雙白色粗布布襪的人，大約三十五六歲，像個農民模樣，座位旁邊放了一個大麻布口袋，有些擋道。就上前去問：“喂同誌，你這大麻布口袋裏裝些啥?”

　　他答道：“最貴重的東西。”

　　“一帶這麽多東西，你準備送給誰呀?”

　　“送給最貴重的人。”

　　女服務員聽了後就想，一個農民，一個大麻布口袋，會有啥最貴重的東西，又要送給啥最貴重的人呢?她想不明白，就進一步問：“同誌，你上哪去，看你啥人?”

　　他又回答說：“我到北京去，看最貴重的人。”

　　女服務員還是沒搞明白，就對他說：“你這大麻布口袋放在這裏有些擋道，我給你另放個地方好不好?”

　　他說：“不好，不好，就放這裏，我好看著呢。”

　　女服務員沒有辦法，隻好去跟列車長匯報。

　　列車長聽了覺得有點奇怪：他說的到北京，去看最貴重的人，北京最貴重的人是誰呢?他說的最貴重的人是不是指毛主席?

　　列車長決定親自去問問。他隨女服務員一起來到楊步浩身邊，直接問他：“同誌，你是不是到北京去見毛主席?”

　　楊步浩認為這事應當保密，不能告訴別人，就默不作聲。恰恰是這沉默表示了默認。

　　列車長見楊步浩默認了，就對他說：“同誌，你要到北京去見毛主席，那我們給你換個位置，請你到我們的軟臥車廂去，那裏放得下你的最貴重的東西，那裏很安全。”

　　楊步浩不置可否，他也根本不知道還有什麽軟臥車廂。

　　列車長提著他的大麻布口袋，他就跟著來到了軟臥車廂。

　　他進車廂一看，這麽寬，還可以躺著睡覺，還有門可以關上，就他一個人，心裏很是高興。

　　這時他才把介紹信摸出來遞給列車長看了一下，列車長看了後也認為自己的判斷正確，覺得這樣做是做對了，每餐叫餐車做一大碗雞蛋麵條送到楊步浩手裏。

　　火車到了北京，列車長親自把楊步浩送到了中南海的新華門口。

　　楊步浩給值崗的解放軍遞上介紹信，說自己是來見毛主席的，解放軍戰士給裏麵打了一個電話後，叫他稍微等一下。

　　一會兒，江青坐——輛轎車出來把他接了進去。他好多年沒有見到毛主席了，一見麵就很激動。

　　在毛主席家吃第一頓飯，他就吃了9個白麵饃饃，一碗大米飯。

　　毛主席見他吃這麽多，就問他是不是火車上沒有吃飯，他說他是因為太激動。

　　在毛主席家裏，江青給他削蘋果，邊削邊對他說這樣吃才衛生，他卻說皮削了太可惜了，營養都在皮裏麵呢。

　　這次他來北京耍了一個月，耍不慣就鬧著要回去。

　　1959年，他又想到北京去見毛主席，就去找地委書記開個條去買布(那時買布要開票)，與第一次一樣，準備了24個小口袋，裝滿了各種各樣的土特產。

　　地委書記跟他說：“到北京見了毛主席，反映一下我們延安醫院床位太少、汽車運力不夠的問題。”

　　他一見到毛主席就說：“我們地委書記說的，延安醫院的床位不夠，汽車運力不夠，叫我跟您說說。”

　毛主席表態說：“給你們解決就是了”。

　　當毛主席問他家裏生活情況怎樣時，他說：“我大娃在供銷社當售貨員呢，一個月19塊錢呢，我二娃參軍去了呢。”滿臉知足、得意的樣子。

　　這次他在毛主席那裏耍了40多天，毛主席說：“就在北京耍，不要回去了，行不行?”

　　他不同意，說他耍不慣。

　　毛主席說：“你不在北京住，那我送—輛小車給你，怎麽樣?”

　　他忙擺手說：“我要那玩意兒做啥?我不會開呢。”

　　這次，他跟毛主席兩人站著照了一張全身照作為紀念，這是他最高興的事情。

　　1962年，楊步浩沒給任何人說，又照樣準備了一大麻布口袋的“最貴重的東西”上了北京，因為他手頭有一張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

　　在北京，毛主席問他想不想坐飛機，他說，“我怕呢，我不坐呢。”

　　毛主席說：“不用怕，坐飛機有什麽好怕的?”

　　有一天，毛主席給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打了一個電話，派了一架直升飛機把他載上在空中飛了幾圈，讓他嚐嚐坐飛機的滋味。他耍了一段時間就想回去了。

　　毛主席告訴他，這次你就坐飛機回家，他堅持不坐，一到西安，他卻去找到西北局的第一書記劉瀾濤同誌說，“劉書記，我想坐飛機回延安。”劉書記就安排他坐飛機回了延安。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憑他那特殊通行證又到了北京。

　　毛主席問他：“你們延安文化大革命搞起來沒有?”

　　他還不知道什麽叫文化大革命呢，答不上來。

　　毛主席就改種方式問：“你在延安，看到什麽沒有?把你看到的說來聽聽。”意思是想了解一下，下麵的文化大革命情況。

　　楊步浩想了一會兒，我這些天看到了什麽啦?他想起有一天看熱鬧的情況。

　　他說：“有一天，我在山上放羊，聽到延安街上很熱鬧，我就把羊先趕回家去，然後跑到延安街上去看熱鬧，在街上看到好多人戴著高帽子在遊街。”

　　毛主席知道了延安的文化大革命也發動起來了，就沒再問他什麽了。

　　這次，是他在全國解放以後第4次也是最後一次進京見毛主席。回到西安後，他又去找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同誌說要坐飛機回延安。

　　劉瀾濤書記想從他嘴裏打探毛主席說了自己些什麽，就問：“毛主席問你什麽啦?你跟毛主席說什麽啦?”

　　楊步浩說：“毛主席問我看到什麽沒有，我就說在延安街上看到了有些人戴著高帽子在遊街，其它毛主席沒問什麽，我也沒有說什麽。”

　　1972年，楊步浩當了楊家嶺展覽館的館長，穿的仍然是陝北農民穿的那種粗土布，蓋的被子也是粗土布染藍的，鋪的席子是陝北高梁杆的皮編席子，生活仍是那樣儉樸，說話仍然是那樣樸實。

　　1976年，他已60歲了，延河漲水，衝走了國家的木材，他奮不顧身跳下水去搶救國家財產，被洪水無情地卷走了……

摘自《舊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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