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將領稱兄道弟有講究 “少帥”不是美稱

民國將領稱兄道弟有講究　“少帥”不是美稱

[讀者文摘] 民國軍史上的秘聞：“少帥”並不是美稱
[2008-01-02 23:23:05]
作者不詳


魯迅說，這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由這句話想到今天曆史題材影視作品的以訛傳訛，以及網絡上的人雲亦雲，於是，曆史上本來並沒有的事，說的人多了，也便成了信史。或者換一句話說，曆史上本來不是這麽回事的事，說的人多了，也便成了這麽回事。


前些年曾經親口聽到小說《紅岩》的作者說過，小說中的成崗在臨難時曾口占一首詩，即“任腳下響著沉重的腳鐐，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那首，那是成崗的詩，但不是陳然的詩，也就是說那是小說作者為了故事與人物的需要而創作的詩，但因為《紅岩》中的形象都有原型，而成崗的原型又是陳然，於是這首詩便成了陳然的詩，並公然寫進革命烈士詩抄，於是本來並沒有的事，便成了信史。為此小說的作者曾經登報訂正，但回響基本沒有。再後來筆者又一次問起作者時，該老除了搖頭，卻也不想再說什麽了。


我極少看曆史題材的影視作品，不是不愛看，是不敢看，因為我的皮膚過敏，擔心看了渾身起雞皮疙瘩，也因為我的胃本來不好，也擔心看了會引起嘔吐，但終究還是想看，也還是經常地拿著電視搖控板不斷地翻動，於是就有了下麵的話。


其一，關於稱兄道弟


記不得是哪部電影了，好象是《開國大典》吧，片中杜聿明與傅作義在北京會麵，傅稱杜“光亭兄”，而杜也稱傅“宜生兄”，此稱對於二人來說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記不起名字的電視劇中則有一鏡頭，是張治中與戴笠並肩而行，戴竟然對張稱“文白兄”，簡直就是胡說八道了。


國民政府時期，與當時社會習俗一樣，同輩將領之間在社交和書信中往往稱兄道弟，即在稱呼對方時，在其字或號之後加“兄”字，以示尊重。從一些國軍將領的來往信件、日記和回憶錄中，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一點。如稱何應欽“敬之兄”，稱白崇禧“健生兄”等，但使用這種稱呼有個條件，即對方一定得是自己的同輩或比自己輩份稍低一些的軍人，對於輩份高於自己的軍人或者直接的長官，就不能使用這種稱呼了。這在半封建的舊中國和注重論資排輩的國軍中，是絲毫也不能亂的。


稱兄道弟的場合和適用的對象，從本義上講並不難理解，之所以鬧出上述的笑話，多半是我們的一些編導對國軍軍人的斷代以及具體人物的出身背景等不夠熟悉的緣故。


那麽，國軍軍人該如何斷代呢?


在國民政府時期，從縱向區分，國軍將領大致可分為三代。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的軍人為主，其代表人物有蔣方震、閻錫山、程潛、陳儀等。這一代軍人，大都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裝起義的中堅，主要活躍於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北伐完成後，仍舊活躍於軍事舞台者，已為數不多。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軍校的軍人為主，其代表人物有顧祝同、張治中、陳誠、白崇禧、唐生智、薜嶽、餘漢謀、劉文輝、王天培、傅作義、楊愛源、劉多荃、秦德純等，這一代軍人，在國民政府時期各個派係中都有廣泛的分布，將星最為眾多，從二十年代開始一直到大陸解放，一直是中國軍事舞台上的主角。第三代，便是以號稱“天子門生”的黃埔學生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黃維、王耀武等。自北伐戰爭開始，逐漸形成一支龐大的軍事政治集團，但其分布麵則較窄，主要服務於中央軍，在所謂的“雜牌軍”如東北軍、西北軍、晉軍中，則基本上未能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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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軍校的前後八任校長中，有五任校長出身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校長以下的教育長、各兵科科長、教官等，也多數以士官生擔任。而黃埔軍校的教官、隊長則絕大多數出身保定軍校。就因為這層關係，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黃埔生形成了較明晰的三個斷代。再加上那時還殘留有“認門生”的習俗，故不管是不是在軍校授過課，下一代在上一代麵前，都以晚輩學生自稱，上一代也有這個心理，隻是多數不流露於表麵。影片《開國大典》中，傅作義有一句台詞：“林彪是我的晚輩……”，不管這句台詞出自傅作義之口是否符合傅的為人（我本人感覺不符合傅的謙遜之風），它所道出的其實就是傅、林分別出身於保定、黃埔這麽一層關係。到是在涿州守城時，傅稱奉軍將領於國翰為老師，卻是有據可考的事實，而它所闡釋的，也是於國翰出身於日本士官比傅作義高一個輩份的原由。


構成這種代差的將領之間的稱謂，大抵有三種情況。一種是，沒有直接的隸屬與師生關係，或者雖有隸屬關係，但職級相差不大時，資深者對資淺者稱之以兄，以示謙虛，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過來，就不行了。比如北伐時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銜蔣命去了前線，於是蔣介石在招待白夫人的同時給白發一電報，電文中有“使兄嫂不得相見，此中正之過也”的詞句。以當時蔣白二人的資曆和任職來說，蔣稱白為兄是符合當時的社交習慣的，但反過來，如果白也稱蔣為“介石兄”的話，就大大的不可以了。還說北平傅作義與杜聿明會麵時二人之間的互相稱謂，以當時傅、杜二人的職務來說是差不多的，但前者出身於保定，後者出身於黃埔，二人又屬於不同的軍係，傅作義稱杜聿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過來如果杜聿明也稱傅作義“宜生兄”，就是沒大沒小，有悖倫理了。實際的情況是，當年杜聿明在北平見傅時，對傅一直是用“宜公”的尊稱的。


第二種情況，是雙方屬於同一派係集團，又有深遠的上下級關係或者師生關係，便都不宜稱兄道弟了。比如張治中與戴笠之間，就不適宜如此稱呼。因為作為長者的張治中要是這麽稱，就顯的掉價了，而作為晚輩的戴笠要是這麽稱，則是明顯的犯上了。由於戴笠職業的關係，使的這位黃埔六期的小學弟在他死後的幾十年裏被大大地炒作了。實際上，戴的資曆和地位在當時的國軍將領中是很低的，而且，雖然其生性殘虐，外表卻十分的虛偽和謙恭，並不象有些文學作品中描寫的象是個小流氓一般。抗戰時有一次陳誠在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任上與戴笠談話，一個多小時裏，陳或坐或踱，而戴則一直以立正姿勢聽訓和答話，對陳則一口一個“老師”叫，而以“學生”自稱。其實戴還長陳一歲，戴在黃埔做學生時，陳也早已不在校任教，就因為保定和黃埔的輩份關係，戴才稱陳做老師的。張治中是保定三期生，其資曆在陳之上，且戴在黃埔受訓時，張正好是以黃埔軍校教育長的身份主持校務，代行校長職權，二人的師生關係是再明確不過的了，可想而知，戴是吃了豹子膽也斷斷不敢在乃師麵前稱兄道弟的。那麽，戴能不能稱張“文公”呢？也不行，戴笠與張治中的關係截然不同於杜聿明與傅作義的關係，他隻能稱張的官職或者稱老師。那部電影中的導演愣是安排戴對張治中稱“文白兄”，真是何等的荒唐。


第三種情況，是雙方同屬於一個派係，又在一個單位，但後來者居上，黃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級。構成這種關係的，在當時也不在少數，如胡宗南與裴昌會、王耀武與施中誠等，這種情況下，如果職級相差不大，多數便以同輩相待，可以互相的稱兄道弟了。


與稱兄道弟共同使用的，還有向對方稱“弟”和稱“公”兩種，但遠不如稱兄使用的普遍。前者一般隻有兩種情況下使用。一種是對方資曆明顯低於自己，為示謙虛或借重時使用。如在忻口戰役時，黃埔學生李仙洲負傷，蔣給李電報，“仙洲吾弟，，，，，，希安心養傷，並將每日傷情告吾，以免掛念不安”。蔣以校長之尊，稱自己學生為“吾弟”，可見其用心良苦。


還有一種情況，則是換了貼子的把兄弟之間，年長的一方（哪怕隻大一天）稱對方時使用。張自忠留給馮治安的絕筆信中，就有“仰之吾弟”的稱呼，蓋由於二人是把兄弟的關係。徐州會戰時，張自忠曾給樊鬆甫捎去白蘭地若幹瓶，並捎話：“哲山弟好飲……望他少喝”等句。對比張自忠、樊鬆甫二人的出身、資曆，單憑張對樊以“哲山弟”的稱呼，便可斷定二人必定存在著結拜關係，用不著考證。


至於社交中稱“公”的，隻適宜對少數位高權傾、資深望重者。同一輩份的人可以使用，輩份稍低的且沒有直接的隸屬和師生關係的也可以使用。和稱兄時不同的是，稱“公”時，一般是選字中的一個加上“公”字來稱，如稱李宗仁“德公”，稱李濟深“任公”，稱程潛“頌公”等。　


因這裏主要討論高級將領之間非正式場合的社交稱呼，至於輩份相差太懸殊的，比如某個上將與某個校尉級軍官，上麵所說的便不適用了。對於正規場合該怎麽稱呼也不在此多說，也沒什麽說的。


上麵所說的隻是一般的情況，對某個具體的人來說，就不是絕對的了，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即使在同一種情況下，也會因雙方之間關係的遠近、善惡和個人性格、修養以及當時心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這就要求我們的編導們應該盡可能多地掌握民國軍人的出身與社交關係，才不會鬧出笑話。


其二，關於少帥


說起少帥，許多人會不約而同地想到張學良。的確，一直長演不衰的少帥戲中，不僅劇名用少帥直接命名，戲中“報告少帥”、“有請少帥”等台詞也不絕於耳，就更讓人感覺少帥就是張學良的專用代稱了。


“少帥”二字，從字麵本意上理解，似乎有“少年英俊”或“少年統帥”的含義，這也許是今天人們之所以用其代稱張學良並借指某些少年得誌而掌權者的主要原因吧。


其實，這其中有兩個錯誤，兩個至為荒謬的錯誤。


第一，少帥在當時不是張學良的專稱。“少帥”，即不是一級軍銜，也不是專門特指哪一個人的別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軍銜共分三等九級，其中上等分三級，即上將、中將、少將。可見，當時最高的軍銜就是上將。隻不過按照前清的慣例，人們習慣稱一些較大的軍閥為“帥”。這“帥”的稱法又有不同，一般同僚中稱呼，是將某人的“別字”中挑出一個字來加上帥來稱呼，如張作霖字雨亭，則稱作“雨帥”，吳佩孚字子玉，便稱作“玉帥”。也有根據某人的官職取一字加帥聯稱的，如稱不同時期的唐繼堯、孫傳芳為“聯帥”等。以上都是一種習慣性的尊稱，在社交中可以公開使用。要是敵對方麵的人員稱之，則往往戲謔地將某人的特點（往往是不好的特點）加上帥聯稱，如“辮帥”、“胡帥”等。如果是手下人，則直接稱主子為“大帥”。因那時有資格稱“帥”者十分的普遍，故相應的對於這些“帥” 的兒子，就往往戲稱作“少帥”。在那個群雄割據混戰的年代，被稱作“帥”的軍閥是此起彼落，大帥們三妻六妾，他們的兒子不會比他們的數量更少，少帥自然比大帥更多，至少肯定不會僅僅指張學良一人。西北軍閥馬麒之子馬步芳、皖係軍閥盧永祥之子盧小嘉，舊桂係軍閥陸榮廷之子陸裕光等，都是當年風流一時的“少帥”。您可別誤會，不要以為隻有長大成人並帶兵打仗了才能稱作少帥。不是的，恰恰相反，稱某公子為少帥，往往是稱那些未成年孩童的。而一旦長大成人了，再稱少帥就顯的不恭了。在當年，同時與“少帥”並稱的，還有“姑帥”——指軍閥的姑爺（即女婿），“舅帥”——指軍閥的小舅子和“三帥”、“四帥”——指軍閥的弟弟等。當然，出身軍閥家庭，子承父業，並在中國近代曆史舞台上充當了重要角色，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當首推張學良，而更主要的是近些年來一些文藝作品的炒作，於是給人一種誤解，好象“少帥”就隻是張學良。


如果說“少帥”作為張學良的專門代稱已經被現在的人所接受，作為第三人稱，到也勉強說的過去的話，那麽這第二個錯誤就是絕對不該有的了。


第二，少帥在當時不是一個美稱，因而不可以當著張學良的麵稱。就象“小姐”一詞在不同的時代有著截然不同的尊卑榮辱一樣，“少帥”一詞也同樣的在不同曆史時期被賦予了不同的感情內涵。少帥一詞，在當時絲毫也沒有“少年英俊”和“少年統帥”的含義，可以這麽說，當年人們稱“少帥”，與稱“姑帥”、“舅帥”、 “胡帥”、“辯帥”一樣，更多的帶有貶意，而絕對不含絲毫敬仰與愛戴，往最好處說亦不過是逗小孩子玩時的戲稱，對於張學良也同樣如此。在一些與奉軍敵對的陣營中，此稱呼則帶有蔑視的心理。在當年的京津一帶，此稱呼還帶有憎恨的心理。因為當年吳佩孚直軍在當地表現出良好的軍紀，而奉軍的軍紀則極其敗壞，人們對這位花花大少並沒有半點好感，這和今天一些無知青年包括一些無知導演說到少帥時那種打心眼裏流露出的羨慕與崇拜是截然不同的。就象是五十年代的翻身農民和今天的人們在欣賞《白毛女》時有著截然不同的心態一樣。出於這種心理，當時的人們稱呼“少帥”時，都是背地裏私下談論，而絕對不敢當麵稱呼。奉軍內部有沒有人如此稱呼少帥呢，有，但絕對更隻能是背後稱呼。


但現在有一些與當年不同的現象是，在一些文藝作品中，劇中人不論是輩份高低、職務大小，都毫不顧忌地稱張“少帥”，甚至當麵喊叫，似乎這一稱呼有著無限的敬仰與愛慕，這就是荒謬失實的了。


實際上，當年在奉軍和大帥府裏，彼此之間的稱呼是很講究的。一般來說，張的部屬隻能稱他不同時期的官職，如“軍團長”、“總司令”等。於鳳至、趙四小姐則稱他“小爺”。胡若愚、周大文等，雖是極好的慕友，公開場合也稱官職，私下則稱“漢爺”。張景惠、湯玉麟等少數幾位父執，才能叫他“漢卿”。隻有張作霖，才可以不分場合地叫他“小六子”。至於“少帥”一稱，在大帥府裏，就是背後，這樣稱呼的也不多，因為那些受到張家恩寵的人們在當時絕對不會想到少帥一稱會在將近百年以後的今天變成如此的充滿愛意。


張學良本人也是最討厭人們稱他“少帥”的。在他自己看來，“少帥”這種稱呼，就跟古代的“衙內”一樣，會令人們把他看成是依仗父親權勢橫行霸道的孩兒輩，或者是阿鬥一類的人物。而實際上，他所擔心的一點沒錯。


曾經多年輔佐張作霖，後來被張學良誅殺於老虎廳的楊宇霆，在張作霖已死，張學良成為東北軍政最可能的接班人之際，恃前代老臣資格，在與人談及張學良時，仍用輕薄的口吻稱其“少帥”，使張學良感覺受到侮辱，更加對楊不滿。楊之被誅，固然不是一句“少帥”惹來的，但張學良對人們稱他“少帥”的不滿，對楊稱自己 “少帥”的羞憤，卻是事實。由此可見，作為張作霖時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楊宇霆，稱呼一句“少帥”都會招來殺身之禍，其他人特別是張的部屬下人們怎麽可能敢於當著張的麵稱呼“少帥”呢？其實，許多當年追隨張學良的將領，出於對他的尊敬，即使在多年之後，在與人談及張學良時，在寫回憶文章時，對“少帥”一稱，也很是忌諱，一般是不會使用的。隻是近些年，一些無知的文人和編導們出於羨慕與崇拜或者其它不為人知的心態，才以誇張的標題和做作的聲勢，而“少帥” “少帥”地叫個不停。


其三，關於衝鋒槍


影視中這方麵的錯誤最多也最顯而易見。比如近年公映的影片《太行山上》，就有國軍官兵手持司登式衝鋒槍射擊的場麵，讓人暈嘔不已。當然還有更離譜的，前幾年的也是主旋律的影視作品如《長征》、《大決戰》、《新四軍》中，紅軍使用司登式、新四軍和解放戰爭中的解放軍用現役五六式的鏡頭甚至是特寫鏡頭也履履出現，真讓人不知說什麽是好。如此嚴肅的作品出現如此荒唐硬傷，怎能不為中國的影視悲歎。司登式衝鋒槍是英國在二戰中後期生產的，進入我國是在四六以後的事了。我真不知道導演們是怎麽把它用在了三十年代的中國軍人的手中的，實在荒謬至極。


你可不要以為這是編導們的幽默，就象某個小品中劉備用摩托羅拉一樣，是為了博得觀眾開心一笑，不是的，人家可是正劇。不過，你在感到渾身發冷的同時，也必然會感到它的讓你絕對笑不出來的另一種幽默的。


中國使用和製造衝鋒槍並不比衝鋒槍的故鄉西方列強晚多少。在二三十年代，中國還是全世界範圍內使用衝鋒槍最多、創造的戰例最為輝煌的國家，但那不是司登式，也不是M3，而是第一代衝鋒槍的湯姆森和伯格曼。


最早購進衝鋒槍的應該是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是於1922年購自美國檀香山的湯姆森M1921式，共三十支，帶一百發彈鼓和二十發彈匣那種。全部裝備其衛士大隊。陳炯明叛變時，衛士大隊奮起自衛，該槍曾發揮了巨大的威力，給叛軍以很大殺傷。有一部短片，孫中山開完國民黨一大步出會場，孫身邊幾名衛士肩扛的便是此槍。大約在1923年，廣東石井兵工廠最先仿製該槍成功，但由於其製造工藝複雜和成本過高的原因，產品並不多。後劉湘川軍亦仿製，到其兵工廠交由中央的1938年止，共出品達4700支之多。其嫡係部隊曾大量裝備，如土城之役時的郭勳祺旅中，每個步兵連均有三個衝鋒槍班，火力密集程度可想而知。


最大量生產湯姆森的當屬晉綏軍閻錫山，從1926年開始設立專門的衝鋒槍廠進行生產，至中原大戰時，其最高月產量曾高達900支。閻錫山對於衝鋒槍的貢獻極大，他是全世界第一個將衝鋒槍普及到全軍每個步兵班的。早在閻軍參加北伐時，晉綏軍每個步兵班便已普遍裝備衝鋒槍一至二支，這一點比製造和使用衝鋒槍一直領先的西方軍隊提前了差不多二十年。他還是全中國第一個將衝鋒槍稱之為衝鋒槍的。一直到抗戰時期的1941年，由國民政府兵工署規範的兵器名稱中仍然沒有衝鋒槍一詞，而將此種兵器稱作手提機槍，衝鋒槍一稱是在抗戰後期才開始的，而閻錫山早在1926年便已使用這一名稱了。


畢竟湯姆森對工藝的要求太高，製造不易，相對來說，伯格曼則結構簡單，更適合簡陋設備條件下的粗工生產，所以，除了山西、四川曾大量生產湯姆森外,各兵工廠和修械所生產的衝鋒槍，主要的都是被俗稱為花機關的伯格曼。在這方麵，北洋軍閥比西南軍閥更早地開發和生產。由其把持的奉天，天津、鞏縣、漢陽，金陵，上海等各大兵工廠都曾大量生產此槍。北軍中的伯格曼迅速普及，特別是高級將領的衛隊，更是如此。南方軍閥生產此槍比北軍稍晚，但也很快普及，就連名列末位的四川小軍閥羅澤洲師的修械所，就連比羅澤洲還小的福建小軍閥郭鳳鳴旅的修械所，就連倍嚐艱苦窮困的紅軍根據地的修械所都可以生產此槍，可見伯格曼在當年普及的程度。


將衝鋒槍成營成團的裝備，絕對不是二戰時期的蘇軍首創，中國要比他們早的多。比如張宗昌的衛隊旅，比如馮玉祥的手槍旅，都是整營整團甚至整旅的裝備，就連川軍小軍閥羅澤洲部隊，也是師有手提機槍團，旅有手提機槍營，團有手提機槍連。實際上，除晉綏軍是將衝鋒槍每班一至二支平衡配備外，那時多數軍隊都是將衝鋒槍集中使用，手提機槍連、營極其普遍。


在紅軍中，也有大量使用柏格曼的戰例。朱德在井岡山時期，有一個衛士班，也是每人一支伯格曼。每到敵兵追近，朱便親自指揮該班狙擊追敵。著名的搶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便是每人一支盒子炮，一支花機關，一把大刀的超級配備。在國軍的剿匪戰報中，也每每有“匪軍裝備雖劣，但往往集中駁殼、手提機槍猛撲一點，致頻頻得逞”的字眼，可見那時的伯格曼，當之無愧的該屬於明星級的兵器。


如果反映北伐和十年內戰內容的影視片中出現衝鋒槍，劉湘部隊和閻錫山部隊，就應該是仿湯姆森，其它別的部隊則全部是伯格曼，不可能有其它別的槍型大量出現，出現了就是錯誤的。


二三十年代之所以大量生產衝鋒槍，主要是為了填補輕機槍火力的空白，是意圖使之完成突擊步槍或輕機槍的職能，川造湯姆森的槍管比原槍長出許多，就體現了這種用意。全麵抗戰爆發後，各路軍閥的兵工廠全部劃歸國府統一生產，輕機槍的生產規模迅速提高，基本可以滿足前線消耗，加之這時國人也還並沒有認識到衝鋒槍應有的戰術價值，衝鋒槍的生產便停止了。整個抗戰時期，除八路軍曾少量生產外，大後方的國府兵工廠並未生產過一支衝鋒槍。在美援來到中國之前的抗戰中，衝鋒槍的使用遠遠不如二三十年代，當然也有，但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