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向斯諾講：“和尚打傘，無髮（發－法）無天”。 (圖)

毛澤東向斯諾講：“和尚打傘，無髮（發－法）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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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是否說過自己就像“執傘孤僧”?
來源：中華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曾三次訪華。

第三次是在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這是他最後一次訪華，見聞觀感收入他的最後一部著作《漫長的革命》。

本文作者熊向暉先生，曾作為周恩來助理參與當時中美重大外交活動。他認為這些年來一些有關斯諾最後一次訪華的記述頗多訛誤，本文例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證之一

———關於毛澤東是否說過“我就像一個手執雨傘雲遊四方的孤僧”進行剖析，借以澄清所涉及的史實。

政論片“嚴厲精選客觀存在史料”？

1990年有關單位拍攝了一部轟動一時的“電視政論片”，其中有這樣一段解說詞：

1970年，毛澤東再一次見到老朋友斯諾……

北京天安門上，毛澤東已被人們尊崇為“神”，就在千百萬人流著淚，淌著汗向他山呼萬歲的時候，毛澤東忽然對斯諾說：我就像一個手執雨傘雲遊四方的孤僧。“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社會主義要改革，但路子怎麽走？地動山搖的歡呼卻使他感到從未有過的艱難、孤獨和不安。當年，從他麵前走過的你、我、他啊，有誰曾體察過這位偉人的心境。

一位評論家發表文章，稱讚這部電視片的“藝術特色”，並說它“嚴厲地精選客觀存在的史料”。

然而，事實又是如何呢？

斯諾對“和尚打傘”的誤讀

斯諾確曾在1970年訪華。這年10月1日，他應邀參加新中國成立21周年慶典，毛澤東確曾在天安門城樓上和他談過話。

這次談話的內容，新華社未作報道，但斯諾作了記載，其中並無這部電視片解說詞所寫的那些話。（此書《漫長的革命》中文版於1975年出版，譯者伍協力）

毛澤東確曾向斯諾講過“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時間是1970年12月18日，地點是中南海毛澤東住處，在場的有擔任英文翻譯和記錄的唐聞生，擔任中文記錄的王海容。

這次談話長達5小時（曾印發過正式記錄），現隻介紹與本文有關的內容。

斯諾提到個人崇拜問題。毛澤東說，你們美國人才是個人崇拜多呢！你們的國都就叫“華盛頓”。在中國，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崇拜過分了，比如什麽“四個偉大”，討嫌！要降溫了。

斯諾問：搞個人崇拜的人是不是真心？

毛說：有三種，一種是真的，第二種是隨大流，第三種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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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提及兩位定居北京的美國進步人士，說他們的談話不像毛主席那樣坦率。

毛主席說（據正式記錄）：“他們有點迷信，還有一點懼怕，怕說錯了話。我不怕說錯話，我是無法無天，叫‘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沒有頭發，沒有天”。

對“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一語，唐聞生先直譯，後解釋，說明“無法無天”意為無所畏懼（在這裏，毛主席是針對有人“還有一點懼怕”而說“我是無法無天”，其含義是無所畏懼更為顯然）。

事後，唐聞生奉命給斯諾一份英文記錄。

美國《生活》雜誌1971年4月30日的一期，發表了斯諾寫的題為《同毛澤東的一次交談》的文章。文中介紹了這次交談的主要內容。

這裏隻引用該文倒數第二段（斯諾將這段一字不漏地收入《漫長的革命》第七節）。這段（據伍協力的譯文）全文如下：

“當他親切地送我到門口時，他說他不是一個複雜的人，而實在是很簡單的。他說，他不過是一個帶著把破傘雲遊世間的孤僧罷了。”

這樣，斯諾對“和尚打傘”作了“藝術加工”，以致麵目全非。伍譯的“雲遊”二字“雅而不信”，其餘均符原文。

若按原文的句法和語氣，應譯為：“他說，他不過是一個孤單的和尚，帶著把破傘，漫步在世間”。“孤單的和尚”或“孤僧”，可看作是對“實在是很簡單”的描寫或延伸。

電視片創作者的靈活“運用”

毛澤東對斯諾講的那句話，有兩種記載：一是正式記錄，二是斯諾的文章。兩者大相徑庭。如作“嚴厲地精選”，理當去偽存真，但被譽為“運用了一百多年來的有關文獻資料”的這部電視片的創作者，卻將這兩種互不相容的史料融為一體，加以靈活“運用”———且看是如何“運用”的：

（一）該電視片讓“毛澤東忽然對斯諾說：我就像一個手執雨傘雲遊四方的孤僧。‘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忽然”二字似非閑筆，姑不置論。問題是：“說”字之後有兩句。第一句末尾加上句號。第二句是不是毛說的？由於那個句號，就有兩種可能：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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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第一句：我就像一個手執雨傘雲遊四方的孤僧。這一句半文不白，長達16字，不會是口語（不信？你說說看），更不會出自一向反對黨八股的語言大師毛澤東之口，這顯然取材於斯諾的文章，但又作了加工。

為便於對照，重引伍協力的譯文：“他說，他不過是一個帶著把破傘雲遊世間的孤僧罷了”。

該電視片解說詞把“不過是”改成“就像”，相應地刪去“罷了”；把“帶著把破傘”改成“手持雨傘”；把“雲遊世間”改成“雲遊四方”。

這些改動還不打緊，要害是把主詞“他”改成“我”。

斯諾采用“他說，他……”的表達方式，因非直接引用，留下餘地；盡管有錯，自己負責。該電視片改成“我”，一變而成毛澤東的原話。如此這般地“再創作”，就不好讓逝世多年的斯諾負責了。

再看第二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顯然取材於正式記錄，但截頭去尾，並把“無發（法）無天”改成“無法無天”。作為口語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一旦寫在紙上，總要在“發”後加上“（法）”，這是常識。

若問該電視片為何這樣改？先需弄清第二句是不是被當作毛說的話。

如是，與第一句相聯，就顯得毛語無倫次，愚味無知。

如不是，就成為創作者的“主體意識”：“和尚打傘”可能是用來為生造的第一句打圓場；“無法無天”可能是逆毛澤東的原意而用之。

《辭海》對“無法無天”的解釋是“胡作非為，肆無忌憚“，《官場現形記》第十五回：”……一個個無法無天，我們苦頭也吃夠了，實在說不出一個‘好’字。

“倘創作者意不在此，還可另作解釋：據《辭海》，“天”也指“所依存或依靠”，則“無天”可指“無所依存”或“無所依靠”，這與“無法”的通常含義“沒有辦法”是一個意思。是否如此，且看下文。

（二）下文緊接著是：“社會主義要改革，但路子怎麽走？”———這是毛澤東的內心獨白？還是毛向斯諾或其他人提出的問題？

若是前者，創作者怎會知道？若是後者，有什麽“有關文獻資料”作依據？這是重大的“政論”問題，不宜一筆帶過。

據我所知的文獻資料，“社會主義要改革”這一具有特定含義的概念，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開始醞釀、到1980年代才逐步明確的。

假如毛澤東在1970年就探討“社會主義要改革，但路子怎麽走”的問題，則從那以後的中國曆史就得重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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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這段解說詞的主旨在於提示毛澤東晚年的“心境”，但筆法曲折，寫成“地動山搖的歡呼卻使他感到從未有過的艱難、孤獨和不安”。

自1949年開國大典到1970年國慶節前，在天安門廣場多次舉行過數十萬軍民參加的集會遊行，毛澤東多次在天安門城樓上聽到“地動山搖的歡呼”。

但創作者告訴我們，毛“從未有過”這種心境。可見，這種心境和這種歡呼不相幹（從1971的林彪叛逃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毛再也未在天安門上聽到那樣的歡呼）。

可是在1970年國慶節，毛澤東卻忽然“感到從未有過的艱難、孤獨和不安”了。

這部電視片不是故事片，而是政論片，政論總要有論據。這有論據麽？有的。

1970年來了個斯諾。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忽然”對斯諾說：我就像一個……孤僧。孤僧當然“孤獨”。但“艱難”和“不安”同雲遊四方、超凡脫俗的孤僧對不上號。

這有論據麽？也有的。毛澤東“無法”解決“社會主義要改革，但路子怎麽走”的問題。

鑒別史料真偽的工作不容忽視

臨末，我也談點“體察”吧。該電視片這一段解說詞編織出這樣的圖像：以1970年國慶節的天安門為典型環境，在“人”與“神”之間劃出一道鴻溝，並用“藝術語言”作了鮮明對比———天安門下，“千百萬人”向“已被人們尊崇為神”的毛澤東“山呼萬歲”，而且是“流著淚，淌著汗”，“地動山搖的歡呼”；天安門上，被尊為“神”的毛澤東“卻感到從未有過的艱難、孤獨和不安”。

為此，就讓毛澤東說出他從未說過，也決不會那樣說的話，就代毛澤東提出他從未提出而至今也未完全解決的問題。

創作者創作出已被尊為“神”的“這位偉人的心境”，還要“當年從他麵前走過的你、我、他”去“體察”；並通過電視，還要當年未從他麵前走過的千百萬觀眾去“體察”。

從藝術上看，是很有“特色”了，但從政治上看呢？（這是“政論片”呀！）

對此，且借用某評論家的兩句讚辭提問：這是“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實事求是的立場”、“嚴厲地精選客觀存在的史料”嗎？是“沒有把曆史當做任意妝扮的天真小姑娘”嗎？

不久，聽說胡喬木發現《世紀行》（即該電視政論片，編者注）存在的錯誤，在他的建議下，成立了由當時中宣部王忍之部長負責的小組，核對史實，修改了解說詞，重新配音播放。

在這個問題上，我很敬佩胡喬木，也讚成中宣部知錯即改的做法。

遺憾的是，刊登過《世紀行》原解說詞的報紙，沒有刊登修改後的解說詞。

不久前，仍有人引用杜撰的那句話來貶損乃至醜化毛主席。

四年後，《黨的文獻》副主編田鬆年向我約稿，我把1990年寫成而未能發表的《毛澤東是否說過“我就像一個手執雨傘雲遊四方的孤僧”？》一文稍加修改交給他，開頭隻說“1990年有關單位拍攝了一部轟動一時的電視政論片”，文中未提片名、單位名、報紙名及評論者名。

該文在《黨的文獻》1994年第5期發表。這裏則著重提供有關史料。從中可以看出，連斯諾這樣高尚的人，在非凡情況下也寫過不實之詞。因此，鑒別史料真偽的工作不容忽視。當然，也不能因此而懷疑一切。

66年毛澤東究竟檢閱了多少紅衛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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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讀

龔育之對此事的一點補充

熊向暉同誌的文章中講到《世紀行》解說詞中一度出現過一個令人難解的情況。為什麽會這樣呢？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1990年最初拍成的《世紀行》，其解說詞隻是說：1970年國慶節在北京天安門上，“毛澤東忽然對斯諾說：我就像一個手執雨傘雲遊四方的孤僧。明明是億萬人簇擁著他，他卻感到孤獨；明明是地動山搖的歡呼，他卻聽來悲涼。當年，從他麵前走過的你、我、他啊，有誰曾體察過這位偉人的心境。”

我看了電視片，聽到這段解說詞，給這部電視片的總策劃和總監製分別寫了同樣內容的信，一方麵稱讚這部片子，一方麵告訴他們，所謂“手執雨傘雲遊四方的孤僧”，是斯諾對毛澤東所說的“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這個歇後語的誤解。

而且毛澤東不是在天安門上向斯諾說的，是後來在同斯諾長談時說的。因此，不合事實，必須刪去。我還說，我查過原始的記錄，我這個判定是絕無疑問的。然而，我沒有收到任何回音。

後來報上發表的《世紀行》解說詞，是經過了修改的，仍然保留了那句執傘孤僧，但是，在那句話之後加了八個字：“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我猜這是對我那封信的回應。

然而，我認為這是沒有道理的。假如不相信我提供的材料，那就沒理由加上這八個字。假如承認毛澤東講的是這八個字，那麽，斯諾所說的執傘孤僧雲雲，隻能是誤解，沒理由再引用。

於是，我又寫了一封信，給全文發表了修改後的《世紀行》解說詞的那家報紙的主編，請求發表。依然是沒發表，而且沒有回信。然後，就有了熊向暉同誌文章所說的胡喬木同誌對《世紀行》中的缺點和錯誤的批評以及對《世紀行》認真的修改。不過，還是沒在相應報刊上對此事加以澄清。

這一年12月26日，電視台放映了一部講毛澤東的短片（不是《世紀行》），其中又說，毛澤東說，他是一個手執雨傘雲遊四方的孤僧。這個不是事實的、基於誤解的所謂毛澤東對自己心境的自白，仍然在中國流傳著！

為此，我給《人民日報》寫了一封信，希望這樣的誤解不要繼續在中國流傳。很興奮，也很感謝，《人民日報》發表了這封信。以上這些經過，寫下來，算是對熊向暉同誌文章的一點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