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火是怎樣在體育界燃燒起來的

　　1967年9月4日，周恩來在接見首都體育界革命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中號召：不同觀點的革命組織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聯合起來，把矛頭對準劉、鄧、陶，以及賀龍、榮高棠。這就是大方向。

　　響應周恩來的號召，體育界造反派迅速行動起來抓“大方向”。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是這樣在毛澤東的號召和部署之下，在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最初還包括賀龍在內）的嚴詞督促、苦心引導之下，在體育界熊熊燃燒起來的。

　　就這樣，按照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中國體育界終於走到了曆史性的1968年5月12日，這一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命令》（時稱“五一二命令”），宣布：“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包括國防體育俱樂部係統），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夥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賀龍、劉仁、榮高棠等完全按照蘇修的辦法炮製起來的，長期脫離黨的領導，脫離無產階級政治，鑽進了不少壞人，成了獨立王國。……特決定全國體育係統全部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事接管”。

　　以“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名義針對一個專業係統發出這樣嚴厲的《命令》，即使是在“文革”中也是少有的。在國際體育史上當然更是史無前例。

　　後來有文章稱“五一二命令”的發布使這個月成為“體育係統最黑暗、最恐怖的日子”，這個評價應該是代表了當時廣大體育界人士的普遍感受。但該文卻稱“五一二命令”是林彪、“四人幫”一夥“盜用中央名義”發布的 ，這顯然有違史實，誰也不會相信，在當時的體製下，對全國體育係統實行軍事管製的《命令》竟會不經毛澤東審定批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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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火是怎樣在體育界燃燒起來的

　　中國體育界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個“重災區”。這個“重災區”的災情是怎樣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之火，是怎樣在體育界燃燒起來的？

　　“文革”時誰會向往奧運會？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時光流逝，當年體育界的種種“革命”舉動和“革命”的精神狀態、思維方式，如今已被不少人有意或無意地淡忘了。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十年之後，曾有一篇以遊泳運動員為主角，以“文革”武鬥為背景的短篇小說《無人知曉的世界紀錄》，後被改編為同名電視劇，二者都是佳作，都曾獲獎，但其中一個細節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卻是這種淡忘的一個例證。

　　那篇短篇小說及同名電視劇，講一個遊泳運動員吳波，在造反派武鬥衝突中，被一派群眾組織懷疑其向另一派泄露了該派的武鬥行動計劃而致使該派遭到伏擊，損失慘重，他因而被“判處死刑”，他在被昔日好友槍殺之前，提出唯一的要求：讓他最後遊一次泳，就在這一次，他竟拚盡全力打破了當時的奧運會自由泳紀錄——但卻是無人知曉的世界紀錄。小說寫到吳波在遊泳池裏作最後的衝擊時，有這樣一段描寫：在吳波想象中，“奧運會的旗幟正在高高飄揚。觀眾台上無數的眼光集中在吳波身上……”電視劇裏也出現了同樣的鏡頭，出現了奧運會的五環旗……

　　這個細節，十分典型地反映出有關創作者忘記了或者是根本不了解“文革”時期人們的精神狀態和思維方式。

　　曆史的真實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一般中國人對奧運會、對五環旗，全無任何概念，不但不可能想到去奧運會奪標領獎，而且根本就對奧運會這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玩藝兒不屑一顧，嗤之以鼻。這種認識與感情，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經日積月累地形成了。

　　不妨回顧一下那段已被淡忘的曆史。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在作為“文革”序幕的“四清”運動、反修教育時期，1963年11月10日到22日，中國就已經與印度尼西亞、柬埔寨等國家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組織了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以“新運會”對抗奧運會。

　　事情的起因是，1962年9月，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舉行第四屆亞洲運動會時，以蘇加諾為總統的印尼政府拒絕台灣國民黨當局派出的體育代表團和以色列體育代表團入境，國際奧委會認為印尼當局此舉使“組織比賽的規則未得到尊重”，於1963年2月7日在瑞士洛桑舉行的執行委員會上通過了決定：“不定期地禁止印度尼西亞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印尼政府迅即聲明：要“更自由地組織一個不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分子影響的新興力量運動會”。中國國家體委和全國體育總會為此發表聲明，稱國際奧委會主席“布倫戴奇之流隻不過是帝國主義，特別是與世界各國人民為敵的美帝國主義的走卒。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在這些敗類的控製下，墮落成為帝國主義的政治工具。”

　　中國成為新運會最堅定的支持者，派出了以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賀龍元帥為首的龐大代表團。新運會開幕後，有關新運會的報道占據了中國報紙的大量版麵，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播專欄節目，大型彩色電影紀錄片在全國放映，人們觀看後無不歡欣鼓舞，以為革命的“新興力量”國家終於也有了自己的“革命”運動會了。

　　《人民日報》為新運會勝利閉幕而發表的社論《豐碩的果實，錦繡的前程》中，斥責“帝國主義操縱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及某些國際體育組織，千方百計地（對新運會）進行幹涉和破壞活動。”

　　中國國家體委副主任、中國出席第一屆新運會體育代表團團長榮高棠在《團結鬥爭的勝利，新興力量的勝利》一文中，稱奧運會國際委員會是帝國主義壟斷國際體育活動的“禦用工具”，並宣稱第一屆新運會的勝利舉行和相應的新運會國際體育組織的誕生，“標誌著國際奧委會壟斷、操縱國際體育活動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擺脫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控製的國家和人民是完全有力量來獨立自主地組織自己的體育活動，發展自己的體育事業的。”

　　1964年7月5日新華社報道，中華全國體育總會負責人（就國際奧委會撤銷對印尼的處分）發表談話中指出：“眾所周知，在美帝國主義的指使下，國際奧委會打著‘體育不問政治’的幌子，招搖撞騙，倒行逆施，到處製造政治陰謀活動。”“國際奧委會的種種罪惡行徑，使世界各國人民，首先是新興力量人民，日益認識到它作為帝國主義工具的反動麵目，對它進行了嚴厲譴責和反對。”

　　1964年10月7日《體育報》發表的《高舉團結反帝的旗幟——漫談我國國際體育活動十五年》一文中，就一方麵譴責“操縱在美帝國主義分子布倫戴奇手中的國際奧運會一貫敵視各國人民和中國人民，在國際體育活動中，推行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一方麵宣稱“反映著亞非拉各國人民革命意誌的新興力量運動會在全世界放射出耀眼的光輝”。

　　在國家體委於1965年初舉行的全國體育工作會議上，“到會同誌一致認為……在國際體育活動中，發展了反帝鬥爭的統一戰線，同印度尼西亞等新興力量人民一道，建立了革命的國際體育組織——新興力量運動會聯合會” .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尚且如此，在“革命情緒”更為狂熱的“文革” 時期就更不用說了。1966年8月14日，新華社報道：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發言人就一些西方通訊社不斷散布“中國希望參加一九六八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謠言發表談話，稱這是“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新陰謀”，並且重申：“中國人民和運動員絕不同充當美帝國主義政治工具的國際奧委會發生任何聯係。”

　　在這樣的時代氣氛下，在這樣的反複宣傳灌輸下，不要說造反派“戰士”了，就是一般的運動員，也不可能想到去“帝國主義壟斷和操縱”的奧運會上領獎，因為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那絕不是光榮而隻能是恥辱。

　　“亞新會”風波

　　在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之後不久，新運會的主要發起國印度尼西亞因發生軍事政變而政權更迭，倒向了“帝、修、反”陣營。從此，這個“反映著亞非拉各國人民革命意誌的新興力量運動會”再也沒有舉行第二屆。

　　到“文化大革命”全麵爆發時，正值1966年12月第五屆亞洲運動會將在泰國舉行。

　　而在當年，亞運會與奧運會一樣是被視為“帝國主義操縱和控製”的，因此，“新興力量”國家為了與之對抗，決定搶先於11月25日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第一屆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簡稱“亞新會”）。中國自然是這一運動會的主要發起國和參加國。

　　然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一切都亂了套。

　　隨著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的召開，全國開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凡是在前一段時間領導過工作組，在群眾中開展過揪“牛鬼蛇神”、抓“反革命”運動的領導幹部首當其衝，無一幸免，國家體委副主任、中國新興力量運動會主席榮高棠，自然也不例外。

　　體育學院的紅衛兵和國家體委的一些激進青年，率先以大字報向榮高棠展開了“炮轟”。

　　於是，圍繞榮高棠能否帶隊出國參加亞新會一事，一些運動員與體育學院和國家體委的造反派（當時是少數派）發生了尖銳對立。

　　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決定榮高棠暫不出國。

　　1966年11月2日下午，由國家乒乓球隊、遊泳隊、羽毛球隊、體操隊等準備參加亞洲新運會的運動員組織了個“出國誓師大會”。

　　當時許多體委幹部和運動員並不知道兼任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元帥已經自身難保，還向賀龍施加壓力，把賀龍“請”到會場，又到賀龍家中去請願，使賀龍有苦難言，十分難堪。

　　11月4日，多數派一些出國運動員不按時上車出國，而到國務院請願，給中央施加壓力，要求讓榮高棠帶隊出國，有人甚至提出“榮高棠不出國，我們也不出國”。

　　11月4日當晚，剛在3日主持了毛澤東第六次檢閱紅衛兵大會的周恩來，不顧疲勞，與陶鑄、賀龍、陳毅——“三個副總理，四個政治局委員”一起接見了中國參加第一屆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體育代表團的全體成員，用周恩來的話說，是運動員們“逼我來了”，他惱怒地說，我昨天晚上從天安門回來——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一天十二個小時，從天安門回來聽到這個情況（指運動員誓師大會），心裏非常不愉快。

　　他以運動員們從未看到過的嚴肅（甚至可以說是疾言厲色）的態度訓斥說：“你們立場站錯了”，“沒想到你們思想這樣落後，我大吃一驚。”“開誓師大會弄四、五千人為什麽？這就是對付另一部分不讚成榮（高棠）出國的同誌，向他們示威。對象搞錯了，應向美帝、蘇修、東南亞和印尼反動派示威，怎麽能向紅衛兵、同學示威呢？”“紅衛兵對你們有意見，是有道理的，要挖錯誤根子。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不在這事上就在別的事上表現出來。”

　　他明確宣布：“原來考慮榮出國，現在看來不能出去。政治局常委討論時，我要提這個問題，我不能答應你們的要求，相反要責備你們。”

　　他還當場點名質問乒乓球運動員、前世界冠軍徐寅生，要徐當眾承認犯了“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錯誤，並要徐寫一篇短文章（實為檢查），再“活學活用”一次 .

　　周恩來還說，最近有人到賀龍家請願不走，跟老總磨，這樣做不對，我聽到這個情況非常不愉快。

　　當時排序於周恩來之下的中央第四號領導人陶鑄，在接見時的講話中也明確說：“出國不出國完全是國家的權利”，“榮高棠不讓他出國，因為體委有路線錯誤不檢討，你們可以提意見，出不出國由中央和毛主席決定。”“你去就勝利，不去就不勝利，那還叫什麽體育隊？誰領導都可以，隻要不是右派，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貫徹毛澤東思想就可以。原來打算叫（榮）去，想開幕式，閉幕式去一下，很快就回來，現在更不能去了。我們和他做工作，他不覺悟，而且搞得這樣複雜，一點覺悟也沒有，走了怎麽行？”

　　賀龍也不得不表態說：“昨天想了一個晚上，你們一個同誌拍了桌子，火氣不小，把我嚇住了，把矛盾上交了。”

　　他要求運動員們對這次“錯誤”“要從根子上挖。是兩條路線的問題，一條是毛主席教導的，聽黨的話；一條是資產階級的，不從這個根子上挖不行。誰反對毛澤東思想，誰反對毛主席，我就反對誰，是這樣一個問題。前天開誓師大會，接了請帖很猶豫，未問清楚，本來出國有幾百人，講講話，一去看到一禮堂人，知道糟了，要我講話，我就不講話了。不該開的會，錯誤的會。（陶鑄插話：放榮高棠同誌回去開三級幹部會，結果開了誓師會。）我不叫榮高棠講話，他講了話，而且慷慨激昂！（陶鑄：他不應該去。）……前天這樣做對榮高棠沒有好處，加重了他的錯誤，他認為有人擁護他。”

　　賀龍還將保榮高棠的行為上綱為是“跟毛主席走還是跟哪個走？”

　　這場亞新會風波，在體育界是一次大地震。它直接導致了體育界的動亂。

　　許多本來對“文化大革命”抵觸不滿的運動員，受到周恩來、陶鑄等中央領導人如此嚴厲的斥責之後，被迫“轉彎子”，紛紛“幡然悔悟”，決心“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

　　徐寅生後來就在一次大會發言中說，周恩來總理在這次接見中“對我們進行了嚴厲的但是又是語重心長的批評，作了重要的指示，這是黨和中央首長對我們最大的愛護……這是總理在挽救我，希望我能夠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迅速的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世界冠軍被迫造反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求“六億人民都是批判家”，由國家培養的專業體育運動員也被迫投入政治鬥爭，被迫起來參加“革命大批判”，參加“造反”。這也是另一種“史（國際體育史）無前例”。

　　在亞新會風波中，周恩來點名批評了徐寅生，並責令他寫出檢查，再“活學活用”一次——徐寅生在“文化大革命”前對中國乒乓球女隊作過一次題為《關於如何打乒乓球》的講話，通篇按照當年的時尚，以“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中的“辯證法”思想來指導打好乒乓球，講話經“筆杆子”整理成文後，呈報給了毛澤東，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賞，批示下發，《人民日報》於1965年1月17日加編者按全文發表（在編者按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精神），緊接著，1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更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更好地運用辯證唯物論》，《體育報》發表社論《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學習辯證唯物論反對形而上學促進體育工作革命化》，1月19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社論《一篇充滿辯證唯物論的好作品》，1月25日新華社報道《關於如何打乒乓球》一書已經由人民體育出版社出版……這篇講話及有關宣傳反過來又推動了全國“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群眾運動”。

　　而“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又一場“群眾運動”，周恩來要徐寅生再“活學活用”一次，當然就是要他好好領會毛澤東的“戰略部署”，跟紅衛兵、造反派站到一起，“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周恩來的話一向被體育運動員們奉為圭臬。誰還不趕快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參加“造反”？這在當時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跟毛主席走還是跟哪個走”的大是大非問題。

　　當問題變成“跟毛主席走還是跟榮高棠走”的時候，運動員們還能有另外的選擇嗎？

　　1967年初，前世界冠軍莊則棟貼出《我造反了》的大字報，檢查了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控製和蒙蔽，“保榮高棠”的錯誤，決心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並鄭重聲明退出保字號的“紅衛戰鬥兵團”。

　　莊則棟跟徐寅生一樣，當時也是體育界耀眼的明星，他於1961年4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獲男子單打冠軍。1963年4月在布拉格舉行的第二十七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獲男子單打冠軍。1964年10月北京舉行國際乒乓球邀請賽，徐寅生獲男子單打冠軍；莊則棟、徐寅生獲男子雙打冠軍。 1965年4月南斯拉夫盧布爾雅那舉行第二十八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莊則棟獲男子單打冠軍；林慧卿、鄭敏之獲女子雙打冠軍；莊則棟、徐寅生獲男子雙打冠軍……

　　這些前世界冠軍，在“文革”風暴突然降臨時，都還隻是些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他們曾經處於榮譽的巔峰，而且一旦成為世界冠軍，就同時會得到一係列的榮譽頭銜、社會職務和相應的政治地位。

　　他們從來所受的教育都是“聽話要聽黨的話”，當榮高棠已經不能代表“黨”了，隻有周恩來、陶鑄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人能代表“黨”說話的時候（陶鑄很快也被打倒而不能代表“黨”了），當他們突然之間被“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人斥為“立場站錯了”、“思想這樣落後”，又被自詡為“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的紅衛兵、造反派罵作“保皇派”、“修正主義苗子”的時候，他們能受得了這樣的打擊和羞辱嗎？他們能不趕快認錯以跟上“革命”的潮流、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嗎？

　　1967年6月6日，江蘇省體育戰線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等群眾組織在南京召開了控訴鬥爭榮高棠大會，前世界冠軍林慧卿在大會上作了長篇“控訴”發言。

　　1967年6月10日，江蘇省體育戰線聯合會主辦的《體育戰線》報第十期發表了前世界冠軍徐寅生在批判榮高棠大會上控訴賀龍、榮高棠這個“賀榮修集團”的長篇發言，沉痛檢討“我由於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立場上，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榮高棠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工具，對黨對毛主席對革命人民犯了罪！我要向毛主席請罪！向革命人民請罪！……”

　　當造反已經成為時代主潮，而造反派內部卻又開始打起內戰來了之後，1967年9月4日，周恩來在接見首都體育界革命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中號召：不同觀點的革命組織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聯合起來，把矛頭對準劉、鄧、陶，以及賀龍、榮高棠。這就是大方向。

　　響應周恩來的號召，體育界造反派迅速行動起來抓“大方向”。

　　9月23日，《人民日報》報道《國家體委係統革命群眾向中國赫魯曉夫及其代理人發起總攻擊/狠揭狠批修正主義體育路線》，稱“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在體育界的代理人，瘋狂推行修正主義體育路線，陰謀複辟資本主義，罪行累累。在當前革命的大批判中，國家體委係統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決心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於一切，大於一切，先於一切，重於一切的地位，使革命的大批判和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緊密結合起來，把轟轟烈烈的群眾性的批判活動和紮紮實實的專題批判緊密結合起來，徹底肅清修正主義體育路線的流毒，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插遍整個體育界，高高飄揚，永遠飄揚！”

　　當初賀龍也沒有想到，他向運動員們提出的“跟毛主席走還是跟哪個走？”轉眼就會作繭自縛地變成“跟毛主席走還是跟賀龍走？”按照這樣的思維邏輯，運動員們不得不紛紛與他劃清界限，“徹底決裂”了。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是這樣在毛澤東的號召和部署之下，在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最初還包括賀龍在內）的嚴詞督促、苦心引導之下，在體育界熊熊燃燒起來的。

　　就這樣，按照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中國體育界終於走到了曆史性的1968年5月12日，這一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命令》（時稱“五一二命令”），宣布：“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包括國防體育俱樂部係統），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夥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賀龍、劉仁、榮高棠等完全按照蘇修的辦法炮製起來的，長期脫離黨的領導，脫離無產階級政治，鑽進了不少壞人，成了獨立王國。……特決定全國體育係統全部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事接管”。

　　以“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名義針對一個專業係統發出這樣嚴厲的《命令》，即使是在“文革”中也是少有的。在國際體育史上當然更是史無前例。

　　後來有文章稱“五一二命令”的發布使這個月成為“體育係統最黑暗、最恐怖的日子”，這個評價應該是代表了當時廣大體育界人士的普遍感受。但該文卻稱“五一二命令”是林彪、“四人幫”一夥“盜用中央名義”發布的 ，這顯然有違史實，誰也不會相信，在當時的體製下，對全國體育係統實行軍事管製的《命令》竟會不經毛澤東審定批準。

　　更大的災難降臨到中國體育界……

　　就在這個《命令》下達四天後的5月16日，中國乒乓球第一個全國冠軍、中國乒乓球隊教練、北京乒乓球隊總教練薑永寧不堪“文革”迫害，上吊自殺。

　　緊接著，6月19日深夜（20日淩晨），中國乒乓球第一個男子單打世界冠軍、中國乒乓球隊女隊教練容國團不堪“文革”迫害，上吊自殺。

　　加上在此前的4月16日不堪“文革”迫害上吊自殺的中國乒乓球隊男隊教練傅其芳，這三位從香港歸來一心為國爭光的“乒壇三傑”，相繼成為“文革”祭壇上的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