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銘九是漢 奸——官至偽山東省保安司令

西安事變的孫銘九是大 漢 奸，
二二兵變的主凶孫銘九是大漢 奸

　　西安事變爆發後，蔣斌受張學良知遇之恩，在西北軍、東北軍、紅軍三位一體組成的“西北抗日聯軍軍事委員會”中出任交通委員會主任，隨張學良親信之十員高級將領進駐新城大樓，指揮整個西北的交通與電訊。

　　張學良親送蔣介石回南京後，一觸即發的內戰頓時消弭於無形，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日。

　　此時，西北軍內部分裂，兩派意見對峙。

　　以王以哲、何柱國、於學忠、蔣斌、高崇民等為首的高級將領主張按張學良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致楊虎城函件的指示行事，避免內戰，一致對外，反對與中央軍貿然開戰，並接受中央提出的整編條件，從潼關北撤；

　　但是，以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人為首的中下級軍官少壯派，則堅決主張中央先放張學良回陝才撤兵，否則不惜與中央軍兵戎相見。

　　此時的矛盾已經不是抗日與否的問題，而是孫銘九等野心家亟欲乘少帥不在陝之機而篡奪東北軍的領導權，以及土匪出身的楊虎城企圖製造兵變借機兼並東北軍駐陝部隊的問題了。

　　於是便有孫銘九命令手槍連連長於方俊二月二日闖入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家中槍殺王將軍的暴行。

　　在“二。二”兵變前兩日，孫銘九即以騎兵軍軍長何柱國的名義通知蔣斌開會，就此一去不複返。

　　二月二日清晨，孫銘九派人找蔣斌夫人，勒索十萬大洋，揚言交款才能放人。當時兵荒馬亂，西北又係貧瘠地區，蔣夫人是隨軍眷屬，何來此巨款？

　　事後才知，一月卅一日晚，有楊虎城、周恩來等出席的三方最高軍事會議散會之際，蔣斌被孫銘九黨羽挾持入汽車，先藏在西安城內，後又關押在衛隊營駐地的西安東城門樓上的一間小屋內。

　　二月二日上午，孫銘九殺害王以哲、剿總副官長宋學禮、參謀處處長徐方以及西北軍交通處處長黃念堂後，親赴城門樓上把蔣斌拖出小屋。

　　蔣斌臨危不懼，大義凜然，怒斥孫銘九發動暴亂。孫銘九聞言惱羞成怒，瘋狂地向蔣斌連開數槍，打碎了他滿口牙齒，又向他胸膛近距離開槍。

　　更令人發指的是，當蔣斌尚在彌留之際，孫就滅絕人性地下令將他活埋在離小屋僅十幾米遠的城牆腳下。

　　當日何柱國因聞風及時躲避而免遭毒手。在遇害的五人中，王以哲與蔣斌軍階最高，均為陸軍中將。

　　孫銘九為何要殺蔣斌？

　　原任張學良的機要秘書、解放後曆任解放軍鐵道兵司令員、國務院鐵道部部長的郭維城將軍曾撰文說：“東北軍內部少數野心家妄圖篡奪領導權，組織新東北軍，蔣斌拒不與他們合作，堅決按張學良手令辦，追隨以於學忠、王以哲為首的正確領導，擁護三位一體，實現和平政策。少壯派為了奪權，首先要奪電台之權，為此，蔣斌被少壯派頭頭應德田、孫銘九私自逮捕......”

　　另一位西北軍交通處長黃念堂被害也出於同樣原因，他們兩人身居要害部門，不殺就奪不了電台權、奪不了軍權。

　　孫銘九在西安事變中縱兵燒殺擄掠，西安商戶十室九空，且槍殺西安邊業銀行經理王德俊等暴行，早已由當時西安報刊報道。

　　“二。二”兵變時，他率部搶劫軍需處，擄走了一麻袋鈔票。事後證實，楊虎城曾下令全城戒嚴，可見“二。二”兵變背後有楊虎城的黑手。

　　王以哲等死難後，消息傳到渭南前線，一○五師師長劉多荃代表東北軍全體將士致電警告楊虎城，聲言如不敉平暴動逮捕叛亂分子，則前方的東北軍將回師西安平亂。

　　楊虎城見局麵失控，才假惺惺地發布命令通緝孫銘九等首惡分子，以便穩定軍心，挽救西北軍分崩離析的局麵。

　　孫銘九、苗劍秋、應德田三凶見大勢已去，遂連夜逃離西安，由周恩來安排，跑到雲陽彭德懷駐防區尋求庇護。

　　全麵抗戰爆發後，這所謂“三劍客”全都投降日偽、淪為不齒於國人的大漢　奸。

　　孫銘九官至偽山東省保安司令；

　　另一名少壯派、親自赴臨潼捉蔣的東北軍騎六師師長白鳳翔，投敵充任日偽“東亞同盟軍”司令，統率八個師的偽軍，一九四一年被日本特務毒死；

　　即如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銘，竟在日寇敗象畢露的一九四三年六月，投降日偽，出任汪偽軍事委員會委員。

　　重溫這一頁曆史，所謂“抗日救國”、“兵諫”這一類彌天大謊，究竟還能繼續蒙騙子孫後代嗎？

　　王以哲、蔣斌、宋學禮等靈柩於二月十八日由專車運達北平，廿一日隆重舉行公祭，可見當時朝野都對死難者予以崇高敬意。

　　事隔四十多年，應德田在大陸推出《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一書，稱蔣斌“勾結南京，遲發了八大主張電報”；

　　還有一個東北軍的兵痞嶽崇寫了一篇短文《蔣斌扣發西安事變通電前後》，對冤死的蔣斌橫加誣蔑；

　　殺害黃念堂上校的楊虎城部西北軍軍法處長米暫沈，一九八六年還藉出版《楊虎城傳》之機，誣陷蔣斌與黃念堂“積壓對外通電”、“走漏消息”，更喪心病狂地誣蔑蔣斌、黃念堂是一九三八年才成立的“軍統特務”、“軍統潛伏特務”、“出賣副司令”，在遺屬們剛愈合的感情傷口上又撒了一把鹽花。

————————————

孫銘九是捉蔣英雄還是漢 奸？

如果讀者有興趣追蹤西安事變風雲人物的曆史走向，就會不無驚訝地發現，當時把抗日口號喊得響徹雲霄、逼國民政府“立即抗日”、要“打回東北去”、高喊誰不抗日誰就是賣國賊的愛國義士，竟然在抗戰爆發後“曲線救國”，投靠汪偽政權做了！

大名鼎鼎的孫銘九，華清池捉蔣的憤青英雄。　

　1936年12月12日淩晨，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協同行動，扣留了蔣介石和隨蔣同行的諸多國民黨軍政大員，隨即張、楊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等八項抗日主張。在這場事變中，張學良的衛隊營營長孫銘九因率部成功捉蔣而聲名大振，成為婦孺皆知的捉蔣英雄。

　　 孫銘九1909年生於遼寧省新民縣，1927年加入東北軍，1928年被選派赴日本入陸軍士官學校學習，回國後在天津張學銘手下當教官，張學銘是張學良之弟，孫銘九則是張學銘的同學。

　　1931年，張學良出任國民黨海陸空軍副總司令，從南京經天津赴北平，路過天津時，張學銘派孫銘九護送哥哥張學良，張學良頗為看重孫銘九，還送給他一塊表麵上印著自己頭像的瑞士名表。

　　後來孫銘九先後擔任了張學良的機要隨從參謀、衛隊營營長等職，成為張學良的心腹嫡係之一。

　　1936年7月，張學良為建立東北軍內部領導核心，實現其深刻改造東北軍的目的，在軍中成立了一個秘密政治組織“抗日同誌會”，張學良親任主席，以孫銘九等人為首的少壯派軍官是其主要成員。這些青年軍官年輕氣盛，血氣方剛，思想激進，對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早就不滿。

　　張學良在南京被蔣扣押後，孫銘九等力主武力救張，與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東北軍高級將領於學忠、王以哲、何柱國等人發生激烈衝突，最後竟派人將王以哲槍殺，釀成了令親者痛仇者快的“二二事件”。

　　事發後，東北軍極為憤怒，要求懲辦凶手。

　　1937年2月4日，周恩來命劉鼎將孫銘九等送入紅軍蘇區,後來孫銘九離開蘇區，到天津、上海租界暫避。

　　事發後，東北軍軍師長們極為憤怒，要求懲辦凶手。

　　2月4日，周恩來命劉鼎將應德田、孫銘九等送入紅軍蘇區暫避。於是，許多軍師長們憤而宣布效忠南京，服從中央調遣命令，還有人主動采取清共行動，最早幫張學良接上中共關係的高福源因而被槍斃。

　　至此，東北軍作為一個集團土崩瓦解，不複存在。

　　西安事變，張學良逮到蔣介石後，蔣對張說：你今天犯上作亂，你就不怕今後你的手下會效法你的榜樣，對你也玩這一手嗎？

　　張當時不以為意，不料蔣的話後來果然應驗了。這一回， 不是應在張學良身上，而是應在張學良去南京後留在西安的東北軍主腦人物身上，下手的還是孫銘九等人。

　　張學良做夢也沒有想到，正是他親手創立抗日同誌會，正是他精心培養的中下級軍官，最終將他盡心竭力想要保存、為此不惜發動兵變的東北軍，送入了墳墓。

　　中共為了撇清關係，不願收留應德田、孫銘九等人，後者不得不離開蘇區。

　　孫銘九先是躲入天津租界，後又躲進上海租界，再後來，幹脆投靠汪精衛政府做了漢　奸。

　　據應德田1956年的交代材料，孫銘九於1943年春在汪政府參讚武官公署任參讚武官，年中任豫北撫安特派員和撫安專員，次年跑到山東任偽保安副司令。中間應德田曾一度投靠他。

　　抗日同誌會書記應德田，也是個後來做漢　奸的人物。

　　然而當時，他可是專門負責給張學良提供抗日意見和理論研討材料的主兒，張學良的許多抗日戰爭口號，都出自他手。他編寫的《抗日理論與實際》小冊子，中共聯絡員劉鼎讚賞不已，還帶了許多去蘇區。

　　關於應德田，還有件事兒值得一提：那封至今仍撲溯迷離的蔣介石命張學良不抵抗的電報文字，就出自他的回憶錄，據說張學良向他背誦了文字內容，而他就如此記錄了下來，雲雲。　

　　參與捉蔣的東北軍將領中，在八年中投日的不少。

　　比如張學良的參謀長鮑文樾就是其中典型，不光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當時的激進少壯派軍官也都曾降日。

　　包括負責執行捉蔣任務的騎六師師長白鳳翔也在作戰中負傷被俘，被迫擔任偽“東亞同盟軍”的指揮官（後因試圖反正被日軍毒死）。

　　隻有一個劉桂五在抗戰中壯烈殉國.

　　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銘到日寇敗象畢露之民國卅二年猶投靠日偽出任偽軍事委員會委員。

　　抗戰後，孫銘久由又投降了國民黨。

　　他於一九四五年冬，在東北參加國民黨反動派的先遣大隊，曾經帶隊占領賓縣，據說並意圖謀殺陳雲。被我軍俘虜後到哈爾濱，始向中共抗聯同誌李兆麟投降。

　　　　50年代，當年西安事變中的一些軍師長們成了中共的座上客，應德田、孫銘九卻受到審查。應德田很不服氣，他在交代材料中辯解說：

　　　　“……這些人因為沒有做聯共抗日工作，也沒有營救張先生，一點也沒有得罪過蔣介石，因而能跟著蔣介石跟到中國大陸解放的時候，永久是好官，因此他們沒有遭到蔣賊的壓迫危害，沒有沾到敵偽的汙水。……孫銘九……如當日不積極做聯共抗日運動，隨著那些‘聰明人’、‘好人’、‘好官’，隨波逐流，無是無非，跟著蔣賊混到解放時，他也許能象那些‘好人’、‘好官’似的反而受到一些西安事變的好處。”

　　滿腔的委屈，似乎他們做還很有理由了！

　　當時政府給的結論是，抗戰爆發後，迫於生計孫銘九走過了一段彎路。

　　全國解放後，孫銘九受聘擔任了上海市政府參事，據他介紹，他原名本叫“孫明久”，後來去日本改為“銘久”，新中國成立後，柯慶施當上海市市長，聘他為市府參事，聘書上寫成了“孫銘九”，從此也就這樣沿用下來。

　　　 孫銘九與張學良感情頗深，1990年曾有人問張學良將軍，如果他重訪大陸要見些什麽人，張學良第一個便提到了孫銘九。

　　1991年8月，沉默多年的張學良在台北一家飯店接受日本ＮＨK電視台導演長井曉的專訪，首次向外界披露了當年的風風雨雨。此後不久，長井曉來滬，給孫銘九放映了采訪張學良的錄像帶，並說：“張將軍很關心你的情況。”孫銘九看著幾十年未曾謀麵的少帥，忍不住老淚縱橫。

　　 晚年後的孫銘九還擔任著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等許多社會職務，2000年4月8日淩晨，92歲高齡的孫銘九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安詳辭世。根據孫他的遺願，喪事從簡，不舉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動，遺體捐獻給醫學事業。當時國內各大媒體均以“驪山捉蔣立大功英雄孫銘九病逝”為題對此事作了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