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捉蔣真相——孫銘九講話不實！

西安事變捉蔣真相——孫銘九講話不實！

來源：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21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9月

現在幾乎所有正史都把他寫成捉蔣功臣 -- 可他的同事並不買賬...

張學良的衛隊營捉蔣真相（ZT）

　　關於西安事變華清池捉蔣史實問題，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各種“史料”“回憶”眾說紛紜，一直到現在，也仍有些材料甚至是一些教材中在講到華清池捉蔣一事時，引用了不實的史料。

　　為了澄清臨潼華清池捉蔣這一曆史史實，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西安事變史編輯組，曾借紀念西安事變45周年之機，於1981年12月13日，在北京召開了關於華清池捉蔣和二·二事件辯論核實會。

　　參加會議的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兼西安事變史編輯組組長張魁堂，工作人員鄧宏達、吳福章、丁雍年，原任衛隊第一營上校營長王玉瓚、衛隊第二營中校營長孫銘九、一○五師一旅一團團長張治邦、東北軍騎兵第七團團長陳大章、原張學良的機要秘書郭維城、張學良隨從副官朱宗愈，張學良胞弟張學銘，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人員王秦(當場錄音)等14人。

　　我有幸聆聽了這一具有曆史意義的座談會。雖時隔23年之久，但座談會的發言情景，仍曆曆在目，記憶猶新。

　　會議由張魁堂主持。郭維城在會議開始時說：“大家都是當時的當事人，不管以前是怎麽說的，還是登了報的，都不算數，由今天這個會起，大家要說實實在在的……”

　　座談會先由孫銘九發言，其內容大致講述了他帶隊“捉蔣”的情況，隨後由王玉瓚發言。

　　王玉瓚說：“1936年蔣介石前後兩次到達西安，其行轅均設在臨潼華清池。而蔣介石自己隻帶了二、三十名貼身侍衛，所以隻要首先把張學良當時派的是哪個部隊守衛蔣行轅駐地———華清池大門這個關鍵問題搞清楚，捉蔣的真實過程自然會弄個水落石出”。

　　王玉瓚接著說：“我非常清楚地知道‘雙十二’前臨潼縣城和華清池附近沒有一○五師的部隊，‘雙十二’拂曉6時左右一○五師一旅一團才進入華清池外圍地帶，但沒有進入華清池，也沒有到過驪山北坡。”

　　王玉瓚問在座的原東北軍一○五師一旅一團的張治邦團長：“你團進入華清池沒有？”

　　張答：“你們完成捉蔣任務撤離華清池後，我團才進入華清池的。我們是處理善後工作的。蔣介石的隨從人員死亡17人(包括秘書蕭乃華和蔣孝先)是我們給處理的。”

　　接著王玉瓚講了當時的實況：“1936年，蔣介石兩次到達西安，都住在臨潼華清池。張學良兩次派去守衛華清池的部隊都是衛隊第一營。我根據命令要求，派連長王世民率其步兵第一連負責守衛華清池頭道門及其附近公路；派連長邵興基率其騎兵連駐十裏鋪，擔任十裏鋪至臨潼公路的巡邏警戒；又派排長金萬普率其手槍排駐灞橋鎮，擔任灞橋鎮地區的警衛任務。

　　蔣介石到達後，由他自己帶來的衛士負責二道門以內和五間廳的守衛。蔣介石回洛陽過生日，衛隊一營沒有撤。

　　12月4日，蔣介石第二次來西安是乘火車在臨潼車站下的火車，其行轅仍駐節華清池，衛隊一營的步一連仍舊擔任華清池頭道門守衛及其附近公路的警衛，而蔣的侍衛依舊擔負二道門以內和五間廳的守衛，這是鐵一般的曆史事實。在座的各位如有異議請提出來談談。”

　　這時，郭維城說：“衛一營守衛華清池蔣行轅是事實，我願為證明，不需多討論了。”

　　這一關鍵問題被公認之後，王玉瓚問孫銘九：“你剛才講的衛二營捉蔣過程，都是你率領你營王協一連50人完成的，關於衛一營的300多人捉蔣情況，你一字未提這是事實吧？”

　　這時，郭維城也問孫銘九：“你真的不知道華清池內有衛一營捉蔣嗎？讓我無法相信！”

　　王玉瓚又問孫銘九：“你說，‘你們剛到頭道門，就被蔣的衛兵發覺，他(指衛兵)先開了槍，你們一個班長開槍還擊，把他打倒’請問你們打倒的是東北軍還是蔣的衛士？因為頭道門是東北軍守衛的呀，打倒一個衛兵就能衝到二道門了?”

　　孫銘九說： “我因等候白鳳翔坐的第二輛卡車，後到的，我沒看見，是聽王協一說的。”

　　這時王玉瓚說：“你們衛二營到達華清池時，我們衛一營打到二道門已多時了。頭道門根本就沒有蔣的衛兵。華清池地處偏僻的驪山腳下，蔣介石是當時中國第一號人物，其大門衛兵不會隻配置一個人，至少也得配置崗哨四人，由一個班長帶班。另外在大門附近還得配備一個班的兵力，以防萬一，這才是衛兵勤務的正常情況。而你們衛二營隻打倒一個衛兵，不僅進了大門，而且也進了二道門，這是不符合實際的。”

　　接著王玉瓚講述了他奉命捉蔣的具體經過：“12月11日下午4點鍾左右，張副司令同蔣介石談完話出來，走到頭道門時對我說：‘王營長，跟我回城裏去……’

　　張副司令在會客室裏目光嚴峻地對我說：‘命令你把蔣委員長請進城來，你營是守衛者，應先行動，要和孫銘九配合好做好這件事……’

　　12月12日淩晨二時許，我乘摩托車先到十裏鋪，叫醒騎兵連長，傳達捉蔣命令；隨後又趕到灞橋鎮，命令手槍排長帶領全排戰士迅速到華清池參加捉蔣；接著趕到華清池第一連，部署捉蔣事宜，命令一連連長派兵去繳住華清池西側禹王廟憲兵的械，撤掉南大門的崗。”

　　這時張學銘插話問：“那天夜裏帶班的排長是誰？”

　　王答：“馬體玉”，

　　張學銘點點頭說：“對了”。

　　王玉瓚接著說：“大約淩晨四點，我隻見二道門一個蔣的步哨來回走動。我舉起手槍，連打三槍，命令我營戰士開始進攻，並通知從灞橋鎮前進的衛隊二營官兵迅速前進。

　　在槍聲和手榴彈聲響徹驪山山腳之際，我和一連連長等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過荷花池，繞過貴妃池，躍到五間廳門前平台一看，蔣介石住的三號廳的門半開著，我們就飛步闖進蔣的臥室發現，人去室空，被子掀著，我們意識到，蔣可能越牆逃到山上去了。即令我營戰士從左側上山搜查，孫營戰士從右側上山搜查。

　　當天已微明的時候，躲在半山腰大石後麵的蔣介石不時地窺視周圍動靜，準備翻山逃走時，恰被衛一營手槍排班長劉允政、翟德俊等人發現，並喊道：‘委員長在這兒哪！’我聞聲跑去……”

　　會上孫銘九還說是他同車送蔣去西安的，原東北軍一○五師一旅一團團長張治邦立即插話說：蔣介石的車上沒有孫銘九。那天，我的指揮位置就在公路拐彎路邊的坎上，看得很清楚。

　　通過一天麵對麵地辯論核實，澄清了臨潼華清池捉蔣的真相。

　　會後，當時的全國政協文史辦副主任兼西安事變史編輯組組長張魁堂同誌在1986年第6期《文史通訊》上，發表了題為臨潼捉蔣史實全貌已基本查清一文。

　　文中說：戰鬥前華清池和大門崗由衛隊第一營一個加強連守衛。王玉瓚於12日淩晨二時乘摩托離西安，經十裏鋪調了騎兵連，經灞橋鎮調了手槍排，進至華清池，繳了禹王廟憲兵的械。時值一連排長馬玉昆(即馬體玉---筆者注)帶班守衛大門，發動進攻。捉蔣是極其秘密的事，是由張學良將軍親自分頭下達的命令，各部隊事前是互不通氣的。這是比較合乎史實的。

　　張魁堂副主任又在臨潼扣蔣的兵力部署和主要指揮官(《文史資料選輯》第21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9月)一文中寫道：如果臨潼華清池扣蔣的部署真像孫銘九說得那樣簡單，帶上幾十人一衝了事，既不顧友鄰部隊，也不怕蔣突圍逃跑，那將置張學良於何地？這樣一件關乎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就簡單地交給孫銘九一人帶幾十人去辦，不是視同兒戲？哪裏還像一位久經疆場的30萬大軍的統帥？經過編輯組反複查證核實，臨潼扣蔣的主要情況和參與人員清楚了，曆史事實俱在，誰也不能改變。

　　如今，當年的當事人相繼謝世，掌握第一手史料的人越來越少，有些史料難免會以訛傳訛。筆者認為有責任澄清真相，故援筆為文，將曆史真實留給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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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2月4日，周恩來命劉鼎將孫銘九等送入紅軍蘇區,後中共為了撇清關係，不願久留應德田、孫銘九等人，後者不得不離開蘇區。

　　孫銘九先是躲入天津租界，後又躲進上海租界，再後來，幹脆投靠汪精衛政府做了。

　　據應德田１９５６年的交代材料，孫銘九於１９４３年春在汪政府參讚武官公署任參讚武官，年中任豫北撫安特派員和撫安專員，次年跑到山東任保安副司令。

　　中間應德田曾一度投靠他。

　　應德田任河南偽教育廳長，孫銘久任山東偽保安司令。

　　後來孫銘久由又投降了國民黨反動派。

　　他於一九四五年冬，在東北參加國民黨反動派的先遣大隊被我軍俘虜後到哈爾濱，始向中共抗聯同誌李兆麟投降。

　　全國解放後，孫銘九受聘擔任了上海市政府參事，據他介紹，他原名本叫“孫明久”，後來去日本改為“銘久”，新中國成立後，柯慶施當上海市市長，聘他為市府參事，聘書上寫成了“孫銘九”，從此也就這樣沿用下來.

　　對他當,政府給的結論是：抗戰爆發後，迫於生計孫銘九走過了一段彎路，反正越到後麵混的越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