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家夥把老幹部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總理了。” (圖)

政治局第四號人物被打倒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1967年1月4日中午，一輛蘇製吉姆轎車疾駛在長安街上。

　　司機老楊盡量把車開得平穩些，好讓坐在後座上批閱文件的周恩來舒服一點。

　　周恩來剛剛在工人體育場接見完文藝界、教育界、體育界和新聞出版界的群眾組織代表，又急匆匆趕往人民大會堂。按本日工作日程安排，下午兩點，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要召集一個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全軍文革小組成員列席的政治局會議。

　　在大會堂，周恩來草草地吃了點炒飯，便和陶鑄一起商談政治局會議需要議定的有關事項。

　　此時，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正在大會堂的另一個會議室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的造反派。

　　陳伯達說，陶鑄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實際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劉、鄧路線的推廣是同他有關係的。中南局是有後台老板的，一個後台老板就是陶鑄。他在北京接見你們的態度是完全錯誤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但對文化革命的許多問題，從來沒有跟我們商量過。（江青插話：他獨斷專行）他獨斷專行，不但背著文革小組，而且背著黨中央。你們揭得好，給我們很多支持，感謝你們！

　　康生說，你們把材料整理出來。有材料擺出來了，你們就勝利了。

　　周恩來和陶鑄商談完工作後，正是下午1時30分。

　　周恩來又給廣東省省長陳鬱打了個電話，告訴陳鬱：“我已通知蒯大富向‘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傳達主席的意見：不要把王任重同誌揪到北京來，讓王就在武漢檢查。”

　　政治局會議開始的時間快要到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還沒到。周恩來就親自來到陳伯達他們接見造反派的會議室，一來抓緊這十幾分鍾的時間聽一聽，二來催促陳伯達他們及時結束來開會。

　　周恩來進去時，接見已是尾聲。陳伯達他們誣陷陶鑄的話已經講過了，周恩來沒有聽到。

　　開完政治局會議後，周恩來在大會堂東會議室接見軍隊院校的群眾代表，勸說他們取消將在5日召開的矛頭指向葉劍英、陳毅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接見一直持續到深夜。

　　晚上8時，周恩來中斷與軍隊院校學生代表的談話，到毛澤東處開會。

　　會後，毛澤東突然問周恩來：“江青說陶鑄鎮壓群眾，這是麽子回事？”

　　周恩來知道，江青說的是四天前的那件事。他向毛澤東匯報了事情的經過。

　　那天晚上10點多鍾，專程來京的“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在中央文革一夥的策劃和慫恿下，突然闖到中南海西門，揚言要陶鑄立即接見。否則，就全體絕食。

　　在當時“要保護革命小將”的旨意下，一些造反派動不動就以絕食來要挾中央領導人。

　　陶鑄也無可奈何，隻好去接見。地點在國務院小禮堂。

　　一進會場，陶鑄就發現氣氛不對。沒有歡迎的掌聲，沒有被接見的敬意與笑容，隻有一種批鬥“走資派”時才有的瘋狂與粗野。人群騷動著、激顫著，像被困的餓狼望見了群羊。

　　接見開始時，陶鑄提出：“你們要求我在許多問題上表態，我是即席講話，有些問題考慮不很周全，傳出去不好。因此我提三點建議：一是不要搞錄音，會後雙方協商搞一個談話紀要；二是讓被揪來京的中南局書記李一清參加；三是派出代表提問，集中回答問題。”

　　然而，有恃無恐的造反派一條也不接受，故意和陶鑄對著幹。

　　在亂哄哄的喧囂聲中，一造反派頭頭跳上前來，指著陶鑄叫嚷：“陶鑄，今天是我們叫你回答問題，而不是你接見我們。所以，對我們提出的所有問題，你必須老老實實回答！”

　　陶鑄強壓著怒火，嚴正地說：“同學們今天對我采取這樣的形式是不恰當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堅持認為今天的會是接見會。”

　　“你有什麽資格來接見我們？我們勒令你立即回答問題！勒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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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陶鑄怎麽說，造反派就是不答應。陶鑄還不知道，他今天所做的一切忍耐和努力都是徒勞，因為造反派今天來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來聽陶鑄回答問題的，而是來想方設法激怒陶鑄，使他落入中央文革一夥事先設好的圈套。

　　衝突越來越尖銳，陶鑄終於被激怒了。他憤怒地說：“你們這樣強迫我，我們還有什麽商量的餘地？我以個人的身份，向你們這種做法提出抗議！”

　　造反派一觸即跳，他們有的胡呼亂喊，有的強行衝上前搶奪錄音帶，有的甚至上前要揪走陶鑄。會場秩序亂成一片。

　　現場警衛人員見狀，擔心出現意外，忙上前維護秩序。按照警衛製度，他們身上是帶著武器的。

　　擁擠之中，造反派觸摸到了警衛人員掛在身上的槍。於是，造反派借機擴大事態，當即一片尖聲鼓噪：

　　“槍！他們身上帶著槍！”

　　“陶鑄動用武力對付我們革命群眾了！”

　　“陶鑄拿槍對準了手無寸鐵的革命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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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會場，陷入一片混亂。

　　此時，周恩來正在另一地方接見哈爾濱“紅色造反團”。他接到工作人員的報告後，很不放心，即以電話通知李富春，要他立即趕到會場去。

　　周恩來還派自己身邊工作人員趕往會場幫助做工作，說：“要保護好陶鑄同誌，千萬不能讓紅衛兵揪走。”

　　後來，陶鑄被迫承認自己“態度不冷靜”，給了造反派一個台階，這場長達6個多小時的“接見”才得以結束，陶鑄才得以脫身。

　　周恩來見毛澤東詢問這件事，心中頓時明白了江青等人在毛澤東麵前告了陶鑄的陰狀。在向毛澤東匯報完事情的經過後，周恩來平靜地回答說：“不是鎮壓群眾，是陶鑄受了脅迫，壓不住火，態度有些不好。”

　　“哦！是態度有些不好。”毛澤東也就沒再說什麽。

　　從毛澤東處出來後，周恩來邊走邊琢磨毛澤東就陶鑄之事的詢問。他心中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陶鑄是在“文革”初期從廣東省調來中央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部長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八屆十一中全會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炮打司令部”後，劉少奇、鄧小平雖然還是政治局常委，但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黨和國家的重任就壓在了周恩來的身上。鑒於這樣一種局勢，在討論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時，周恩來建議讓陶鑄來協助他處理黨和國家的日常事務。

　　周恩來和陶鑄有過長期的接觸，深知陶鑄的才幹、品德和作風。他性格耿直，旗幟鮮明，辦事幹脆，敢於“放炮”。1961年10月11日，他在中南區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上疾呼：“我們老是講人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看要到此為止了。現在他們是國家的知識分子、民族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分子。因此，我建議今後在中南地區一般不要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名詞了，這個名詞傷感情。”周恩來對陶鑄放的這一“炮”頗為讚賞。

　　毛澤東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並在審閱政治局常委名單草案時，親自用紅筆把陶鑄的名字勾到周恩來的名字之後、陳伯達名字之前。此後，陶鑄在搏擊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惡浪中成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

　　還有，陶鑄性格耿直，說話不拐彎，敢於向中央文革一夥“開炮”。

　　為此，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對陶鑄大為不滿，多次刁難陶鑄。

　　他們先是唆使造反派大造揪出陶鑄的輿論，繼而又在會上明目張膽地圍攻陶鑄。

　　於是，一些造反派有恃無恐地包圍中南海，貼出了“把中央第四號人物揪出來”等攻擊陶鑄的標語口號。

　　為此，在1966年11月8日，周恩來把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的代表召集到一起，提出嚴厲批評。

　　周恩來說：“你們把中南海的兩個西大門都包圍了，還貼了大字標語，說陶鑄‘青雲直上’，這是封建主義思想。陶鑄同誌是很老的同誌，是中央委員，為什麽不能來中央工作？你們還說‘把中央第四號人物揪出來’，這是什麽口號？你們是怎樣看待毛主席的學生和戰友的？你們這樣寫，我不同意。”

　　一造反派起來大聲嚷嚷：“陶鑄說衛生部黨委不是黑幫，這是錯誤的！”

　　周恩來說：“陶鑄講衛生部黨委不是黑幫，這句話並沒有錯誤，你們為什麽還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還要有集中。陶鑄是十一中全會新選舉出來的中央常委，難道毛主席親自領導主持的十一中全會也不對嗎？現在中央和國務院的兩個大門被圍得不好開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門都開不了，走小門，我看了很難過。”

　　1966年12月27日，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中央文革的全部人馬都來了。會議的議題本來是給王任重提意見的。

　　王任重，原本是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深得毛澤東的賞識。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被調來京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但很快被中央文革一夥視為異己而遭打擊。陶鑄為了給王任重解脫困境，給毛澤東寫了個報告，建議王任重不再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職務，回中南局去工作。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王任重同誌是文革小組副組長，要離開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

　　會議開始時，中央文革一夥給王任重提了點意見。但很快矛頭陡轉，把火燒向了陶鑄。先由王力、關鋒、戚本禹打頭陣，然後是張春橋、姚文元一陣橫掃，最後是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主將出馬，“重炮”轟擊。這回他們是老賬新賬一起算，批判陶鑄派工作組鎮壓群眾，保走資派；並第一次給陶鑄扣上了兩頂大帽子：“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

　　參加會議的其他政治局委員一看這樣一種陣勢，都明白這是事先早就布置好的政治預謀。

　　主持會議的周恩來神色嚴峻，隻是聽著。待中央文革一夥“炮轟”完後，周恩來意味深長地看了李先念、李富春一眼，說：“其他同誌呢，也說兩句吧！”

　　李先念、李富春等明白，周恩來是暗示他們說兩句話，為陶鑄解脫。

　　“老陶的問題，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問題。”李先念說了一句。這就是說，陶鑄不是路線問題。

　　“我看讓老陶回中南局工作算了。”李富春稍停了下，又寓意深長地說：“你寫給主席的報告，分明是保任重同誌的，你保得了他嗎？”

　　李富春的批評，是想給陶鑄一個台階下。

　　陶鑄壓不住心頭的怒火，借著李富春的話，抒發在胸中積壓多時的悶氣：“這個樣子，人家還在那裏怎麽工作嘛！身體又那麽不好。我可不是那種落井下石的人！能幫總要幫人一把嘛，這是做人最起碼的一條。”

　　這就是陶鑄的本色。

　　中央文革一夥又不依不饒，揪住陶鑄不放：“陶鑄，你說清楚，誰是落井下石的人？……”

　　堂堂的政治局會議被中央文革一夥鬧成了吵架會。周恩來雙眉緊蹙，隻好宣布散會。

　　毛澤東得知江青等人的所作所為後，親自出麵保了陶鑄，批評了江青。

　　那是在兩天之後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陶鑄說：“陶鑄，你為什麽不說你是犯了很不理解這一條錯誤呢？”毛澤東又對在場的其他與會人員說：“陶鑄到中央後，工作是積極負責的，忙得很，做了很多工作。陶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未經中央正式討論，就說他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隨便在會議上批判，是違反組織原則的。”

　　在場的周恩來聽了，輕輕地長舒了一口氣。

　　然而，僅僅過了三天，江青狀告陶鑄“鎮壓群眾”的事為什麽又使毛澤東關注起來呢？周恩來不得不頗費思量。

　　應當說，彌漫在周恩來心頭的不祥預感是敏銳的。幾個小時之後，周恩來的不祥預感就成了觸目驚心的事實。

　　周恩來回到大會堂東會議室，繼續剛才中斷的對軍隊院校學生代表的接見。

　　此時，在中南海西門，亂哄哄地炸開了鍋。人頭攢動，數千人的聲浪和汗臭氣一起翻卷。



　　傳單飛舞。造反派向過往行人散發一張張印著通欄大標題“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傳單。傳單上麵寫的是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時誣陷陶鑄的講話。

　　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大喊：“打倒陶鑄！”“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並宣讀傳單上的講話。

　　陶鑄此刻不在家。等他忙完工作從外頭回到中南海時，已是深夜12點了。家中忐忑不安的夫人曾誌趕忙訴說了中南海西門所發生的一切。

　　望著曾誌托人要回來的那張傳單，陶鑄被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擊懵了。他連忙打電話給周恩來詢問是怎麽回事。

　　周恩來正在人民大會堂召集首都工作小組會議，同有關負責人商談做好接待紅衛兵工作和北京衛戍區看管被“打倒”的幹部問題。

　　盡管早已有不祥的預感，但接到陶鑄的電話，周恩來還是大吃一驚。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的事，他是知道的。但他壓根不知道他們來了這麽一手。

　　事情太突然了，周恩來需要先了解一下情況。他安慰陶鑄說：“別著急，我正在同有關同誌開會，會議結束後我再打電話給你。”

　　開完會後，周恩來迅即向有關方麵了解了情況，證實了陶鑄所反映的已是事實。

　　周恩來的心情像灌了鉛似的沉重。他對陶鑄的境遇深為擔憂，更為自己又要失去一位得力的助手而憂心忡忡。

　　淩晨5時，周恩來打電話把陶鑄召到了西花廳。

　　周恩來神情沉重地說：“江青他們的講話我也是剛剛了解了一下才知道的。昨天，我們分手後，我去給陳鬱同誌打了個電話，後來見他們接見紅衛兵，我坐下來聽了一會，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話已經講過了，我沒有聽到。”

　　“主席是否知道？”陶鑄的眼中閃出最後的一絲希望。

　　“不知道。不過，昨天我去主席那裏，主席曾問我，江青說陶鑄鎮壓群眾，這是怎麽回事？我向主席匯報了那天事情的經過，我說不是鎮壓群眾，是陶鑄態度有些不好。主席說：‘哦，是態度有些不好。’也就沒再講什麽了。”

　　陶鑄的眼神黯淡了。他明白，江青他們向毛澤東告了那天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一事的狀。

　　周恩來關切地囑咐陶鑄：“這幾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好好休息，外麵的紅衛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煩。”

　　送走陶鑄，周恩來來到中南海西門接見要揪陶鑄的造反派。這時，已是淩晨5點半。

　　周恩來對造反派說：“天快亮了，同學們大家都沒有睡覺。我心裏很難過，因此沒法談問題。你們各單位派代表留下你們的地址，我一定在兩天內同你們見麵，這個地方實在沒法談問題。你們在這個地方也很冷，你們不走我也沒法睡覺。你們的大喇叭不要再喊了，吵得毛主席沒法睡覺，我一直不讚成在北京裝大喇叭。”

　　“那陶鑄的問題怎麽辦？”一個造反派頭頭說。

　　“陶鑄的問題我還要向毛主席請示，還要經過中央討論。陶鑄同誌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你們現在這樣做不合適。”周恩來嚴正地說。

　　在陶鑄被打倒的最初日子裏，周恩來連續3次接見要揪鬥陶鑄的代表，勸阻他們的揪陶行動，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保護曾與自己搏擊狂風惡浪的戰友。

　　周恩來反複對造反派強調：“陶鑄同誌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現在你們舉行批判陶鑄的大會不合適，因為中央常委對這個問題還沒有討論。”

　　在1月23日接見首都大中學生代表時，周恩來當著江青、陳伯達的麵說：“陶鑄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來的，我沒有根據不信任他。”

　　然而，周恩來在艱難的處境中心有餘而力不足。陶鑄最終還是落入了江青一夥的魔掌。1969年4月3日，周恩來從中央警衛局的報告中得知陶鑄病重，立即追問並責成有關部門寫出報告。4月5日，周恩來在中南海門診部送來的《關於陶鑄的病情報告》上批：“擬同意送入三0二醫院，進行保密治療。即呈主席批閱。我是看了4月3日警衛局的報告才知陶的病狀較重，經追問後，送來這一報告。”陶鑄的病被確診為胰腺癌後，周恩來又指示要積極治療，並指定上海第一醫學院的董芳宗主任擔任手術主刀，三0一醫院的陸準善主任為第一助手，阜外醫院的麻醉科主任負責麻醉，北京醫院的內科主任也參加醫療小組。組成這樣陣容的醫療小組，在當時國內確是第一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體現了周恩來對陶鑄的苦心關懷。──這是後話，暫不多敘。

　　堂堂的一個政治局常委轉眼之間就這樣不可思議地突然被打倒了。陳毅、譚震林、李先念等來到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家，詢問這是怎麽回事？李富春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常委沒有討論。

　　這四位副總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已明白了事情的八九。他們激憤地議論說：“這些家夥把老幹部打倒，把幾個副總理和老帥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總理了。”

　　幾位副總理的眼光是敏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