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大事記（1960年—1969年）

中共黨史大事記（1960年—1969年）

　　1960年6月24日至26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談。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了會談。會談前夕，蘇共代表團突然散發蘇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對中共進行全麵攻擊。在會談中，赫魯曉夫帶頭對中國黨進行圍攻。中共代表團遵照中共中央規定的堅持原則、堅持團結的方針，同他們進行了嚴肅的鬥爭。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片麵地決定撤走全部在華的蘇聯專家，撕毀幾百個協定和合同，停止供應重要設備。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研究國際問題和國內經濟調整問題。

　　196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6個中央局，隨後並相繼決定，陶鑄為中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為東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為西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為西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為華北局第一書記；柯慶施為華東局第一書記。

　　1960年11月，81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舉行。劉少奇、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參加了會議。在會議上，蘇共代表團和中共代表團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會議通過了《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簡稱《莫斯科聲明》）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同時印發了不久前發現的毛澤東1930年春寫的《關於調查工作》（1964年公開發表時題名改為《反對本本主義》）。

　　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幹規定（試行草案）》（簡稱《商業四十條》）和《關於城鄉手工業若幹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簡稱《手工業三十五條》）。

　　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幹政策問題的批示報告》，同意聶榮臻《關於當前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幹政策問題的請示》和國家科委黨組、中國科學院黨組《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簡稱《科研十四條》）。

　　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批準試行廬山工作會議上通過的《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校六十條》）。

　　1961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將廬山工作會議上通過的《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發給各地各部門討論和試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

　　1962年3月2日，周恩來在廣州國家科委召開的科學工作會議和文化部、劇協召開的劇本創作座談會共同組織的大會上，作了題為《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

　　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批準中央宣傳部定稿的《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幹問題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八條》）。

　　1962年6月16日，彭德懷寫了一封長信（即8萬言書）給毛澤東、黨中央，請求黨全麵審查他的曆史。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63年1月29日，周恩來在上海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講話，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關於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嚴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貿易和堅決打擊投機倒把、1963年國民經濟計劃和中小學工作條例等問題。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

　　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問題，製定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20日，中共中央把它作為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綱領性文件予以發布。

　　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團和蘇共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會談。在會談期間，14日，蘇共中央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就中蘇兩黨關係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全麵攻擊中國共產黨。為了回答蘇共的攻擊，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聯名發表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中蘇兩黨關係急劇惡化起來。

　　1963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原則批準了中央科學小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黨組關於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報告、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和科學技術事業規劃。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大寨之路》的報道，同時發表《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的社論，介紹了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的事跡。此後，全國農村掀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

　　1964年5月，林彪根據他自己“走捷徑”、“背警句”的主張，授意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了《毛主席語錄》。

　　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在文藝界整風報告的批語中說：文藝界各協會和它們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數，15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在這種不切實際的估計下，文化部和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及所屬各協會再次進行整風。

　　1964年7月初，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決定成立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1964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印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規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後十條》修正草案，簡稱第二個《後十條》）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由毛澤東主持在上海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1966年2月7日，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並轉發了《二月提綱》。

　　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準了《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16日，會議通過由毛澤東主持製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這次會議標誌著“文化大革命”開始發動。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

　　1966年5月31日，經毛澤東批準，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同時，康生授意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誣陷、攻擊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張大字報，經毛澤東批準，向全國廣播。4日，《人民日報》公布中共中央關於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同時發表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派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決定向北京市大學和中學派出工作組，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3日，中共中央擬定了《八條指示》。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

　　1966年12月30日，在張春橋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製造“康平路事件”。

　　1967年1月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指揮下，以王洪文為頭頭的上海造反派組織召開“打倒市委大會”，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刮起了所謂“一月革命”的風暴。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和此前召開的軍委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一夥誣陷迫害老幹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了大義凜然的鬥爭。這些同誌，被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指責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從此，在報刊上不點名地對劉少奇大肆攻擊。12日至18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講話，羅織和批判所謂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

　　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包括7項內容的通令，要求“糾正最近出現的打、砸、搶、抄、抓的歪風”。

　　1968年3月，林彪、江青製造了所謂“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事件”。

　　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兩個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至此，全國（除台灣省外）29個省、市、自治區都已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1969年11月12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在河南開封含冤去世。

責任編輯： 王詒卿 　　 來源： 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