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周恩來 (圖)

周恩來-永遠的周總理
紀念周恩來總理逝世32周年

鐵竹偉：我心中的周恩來（上）
2007年07月03日 星期二 21:18　　

我今生有幸認識周恩來總理，多虧陳毅元帥當介紹人！

　　一九八○年開始陳毅元帥的傳記寫作。陡然超越資曆、職務、年齡、時空與革命老前輩們交起朋友，終日誠惶誠恐。仿佛山腳下一株小草，遙望陡峭險峰上的奇鬆，震驚它的雄偉、堅韌；感歎它的多姿、青翠；讚美它的魅力和引力，自悲自憐自己是“醜小鴨”，唯恐因為自己才疏學淺，筆功拙劣，寫不好陳總傳記，自己丟人現眼事小：無名小卒，位卑言輕嘛，倘若折損了元帥形象，以訛傳訛，豈不成為曆史罪人？！

　　還好，四年軍報記者沒白當，在采訪的首長和同誌名單達到三位數後，陳毅元帥從霧朦朧的峰巔笑吟吟地走出來，哦，他變得那麽親切、逼真，有血有肉；他濃厚淳正的四川鄉音縈回在我的耳畔；他的喜笑怒罵，他的憂憤，他的熱淚，他的遺憾，時時燒灼著我的心。

　　人們談到十年浩劫中的陳老總，總會情不自禁地談到周恩來，仿佛他倆是一個不可分割的話題。陳總遭受批鬥圍攻之時，用自己胸脯為他遮擋明槍暗箭的總是老周恩來總理。

　　陳毅不愧為元帥，他愛得真誠，恨得痛快，“文革”中他對倒行逆施的“四人幫”、對吹喇叭抬轎子的林彪不買帳，他堅持黨對“文革”運動的領導，反對瞎造反、亂批鬥。他多次慷慨激昂直抒胸臆，希冀用自己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曆，用鮮血凝成的經驗教訓，給天真幼稚、隻憑熱忱盲目造反的學生頭上搭塊涼毛巾。他那光明磊落、鏗鏘有力、話鋒犀利的演講，曾像嚴冬裏一縷和煦的陽光，漆黑地牢裏一支希望的火把，溫暖了多少被戴高帽子、塗黑臉，遭受非人待遇的各級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心，給了他們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氣。然而，現在看來一目了然的道理，當時怎麽也聽不進，林彪、“四人幫”陰謀如願，使陳毅既當不成元帥也辦不成外交，終於積鬱成疾，年剛古稀，便被病魔奪去了生命！

　　寫作陳總“文革”經曆的《霜重色愈濃》，很多處涉及到周恩來總理。當時我便經常琢磨：要說所處位置，周恩來比陳毅要懸，“文革”十年，他仿佛一直在漩渦中心駛船。然而奇怪的是，小船時有起伏，常有顛簸，可謂險象環生，幾次惡浪鋪天蓋地，卻又絕路逢生。社會上為此便有了周恩來是“不倒翁”、“靈活過頭”、“現代大儒”等種種非議。有位遺老曾對我的一位朋友說，周恩來算不得忠臣，充其量算個良相。因為曆代忠臣應該做到武將戰死沙場，像楊家將；文官諫死龍廷，像海瑞。良相嘛，便是事事順從皇帝，同時也為百姓做點好事。我的朋友感情上無法接受，但又駁斥乏力。真像應了一句古話：做人難，做好人難，做好人累死也不得好報。無怪乎社會上盛行“黑色幽默”：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

　　說來奇怪，被我們尊為思想開放、敢作敢為、相信自己、具有開拓精神的西半球居民，他們對周恩來的貢獻的評價和研究，與我們本國度裏最時髦的觀點有點格格不入。

　　一九八八年十月，在天津南開大學舉辦的周恩來研究國際討論會上，我曾訪問了幾位外國學者。

　　蘇聯社會科學院院士、著名漢學家齊赫文斯基是蘇聯駐新中國的第一任代辦，目前擔任蘇中友好協會主席，他童顏鶴發，能講一口挺流利的漢語。他聽大會宣讀論文和小組討論時神情專注，回答所提問題嚴密慎重：有人說他愚忠？不對，不對！什麽，幫凶？更不對了！你看這樣評定周恩來同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是否準確，他遇事向毛澤東同誌請示，他講出自己的觀點，並用自己的觀點影響毛澤東同誌，得到毛澤東同意後，他向下傳達這是毛澤東同誌的指示，以此與林彪、江青鬥爭，盡量減少黨和國家的損失……

　　齊赫文斯基院士不愧是位老共產黨員，熟悉共產黨靠鐵的紀律才得以創建的曆史和高度集中的組織原則，盡管他並不完全了解中國黨內情況。

　　英國作家迪克·威爾森的論文介紹了周恩來對接待過的外國人產生強烈影響的大量材料，敘述了外國訪問者對周恩來智力的多麵性，對他掌握事實的能力，包括對來訪者國家的特殊曆史或來訪者個人背景都無所不知，他驚人的靈活性和寬廣的記憶力深感驚訝和欽佩，對他明顯的通情達理以及他思想上的堅定信念感到困惑，並且由此產生了不同的反應。許多外國人都將周恩來列為二十世紀國際外交梯隊的最高頂峰。

　　我在大會休息廳裏訪問迪克·威爾森先生，是由早已加入中國籍的美國人“老明星”沙博理作翻譯。（沙博理是《人民畫報》社專家，著名導演鳳子的丈夫。他七十三歲，仍像小夥子似的腰背挺直，穿著瀟灑，談吐幽默。他曾參加過三部電影拍攝，故有“老明星”的雅號。）

　　說他調和？不符合現代意識？不不不！個頭高大，背略駝的迪克·威爾森先生直搖頭：說這話的人大概不懂曆史。曆史上周恩來協調得很成功啊！現在要爭取世界和平、東西方對話，國與國之間溝通，離開協調，離開求同存異行嗎？

　　這位英國作家生長在有幾百年議會鬥爭曆史的國度，對合法鬥爭的概念並不陌生。迪克·威爾森先生接著講敘了一九六○年周恩來總理接見他的四十五分鍾：

　　那是半夜十二點，陪見的陳毅外長明顯地困倦了，在一旁掩著嘴悄悄打哈欠。周恩來則不斷給我提出問題，然後神情專注地聽我回答。整個過程中，他沒有看手表、揉眼睛、打哈欠等一絲一毫不耐煩的神情，仿佛我是他唯一重要的客人。在我見過的許多國家領導人中，他是最令我難忘的。至今我還沒有遇到或聽到過哪一位與周恩來見過麵的外國人，不受到他的深刻影響的……

　　我能不能吃塊餅幹、喝杯咖啡？！“老明星”突然中斷翻譯，回過臉恭敬地用中文問我，我真有點難為情，隻管采訪，休息時間一晃將盡，我趕緊收住話題，與迪克·威爾森握別，搶著為“老明星”端來香噴噴的咖啡。

　　聽說我也在采寫周恩來，身材修長精幹、裝束樸素文雅的英籍華人著名作家韓素音女士格外興奮。她熱情地握著我的手，連聲囑咐陪同她的楊女士：無論時間多緊，也請安排我們見麵，一定，一定。

　　韓素音女士的日程確實安排得很滿，仿佛連喘氣時間都擠掉了。這天晚宴後，她放棄了娛樂活動，我們傾心長談幾小時，將近十一點離開她臥室，她堅持送我到電梯邊，不無惋惜地說：若不是怕你太累，真想與你徹夜長談。

　　韓女士有段敘述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說：隻要是周恩來總理讓我做的事，哪怕做後受了委屈，我也從不後悔。（她確實這樣說，也確實這樣做的。一九六六年她出版了一本書，當接到周恩來托人輾轉傳來的提醒，為了照顧中國的影響，她立即用自己剛拿到手的稿酬，把自己的書從出版商手中全部買下來，等修改後再賣。）她還動情地對我說：如果周恩來對我講，韓素音，你馬上去死，那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好的，您看什麽時候執行？因為我太知道他了，他從來都是為別人著想，從來沒有害人之心……

　　我聽著她的話，驚詫地愣住了。

　　韓素音銀發掩映著表情生動的臉上呈現出真誠的思念之情。在數十年間，她與周恩來有過九次長談，這是曆史給予她的厚待。她如今已是古稀之年，我曾猜想她在瑞士一定有一棟為綠茵茵草坪環繞的乳白色別墅，她笑著搖頭：我沒有，我隻有三間房子，我沒有小汽車，沒有電視機，當然不是買不起，是不需要，我需要書，我有四千多冊藏書，我的丈夫都有點發愁：親愛的，你若再買書，請考慮好把我放在哪裏？！

　　韓女士沒人給她任務，可她循著周恩來的腳步，在中國，在世界各地追尋。她每天工作十四小時，她說：周總理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不顧到自己，隻顧到國家。這種責任感隻有中國知識分子有，外國知識分子沒有，外國知識分子隻對自己有責任感。現在世界上不少國家都有一股令人擔憂的趨勢：青年人不願意學習，不願艱苦工作，少了點社會公德。酗酒，打人，不負責任。而中國有些青年說是要學習西方，實際不是學了西方的好東西，而是學了西方的垃圾。我現在別的工作都放在一邊，就是寫周總理，我要為世界青年人樹個榜樣。

　　外國學者的研究給我以更多的思索：到底是我們“隻緣身在此山中”，他們旁觀者清，還是他們不熟悉中國國情，也有些現代迷信？！

　　確實，隨著與惡夢般的“文革”告別的時間越久，人們在現實改革中有了新的追求，新的矛盾，新的世界，對翻過去的那頁曆史中的具體事件已經漸漸失去傾心的關注。不管是毛澤東還是周恩來以及其他逝去的領導人，他們的人生已經劃了句號，成為載入曆史畫卷中的風雲人物。在當今現實舞台上，不會再有新的功過、新的建樹。人們更關注的，是偉人們在過去所從事的宏偉業績中所起的作用和人格力量，隨著史頁的翻轉，究竟是成為民族悲哀的傷痕，還是始終具有民族驕傲的鮮活生命力，存在著流傳後世發人深省的必要和價值。

　　當我有幸得到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支持，開始投入周恩來“文革”部分文學傳記采寫任務時，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又幸運地得到鄧穎超前輩的親口囑托：你們寫吧，我不能寫了，你們不要光寫恩來的優點，也要寫他的缺點。於是，我定下了自己的奮鬥目標，要寫一本與《霜重色愈濃》有較大區別的書。《霜重色愈濃》注意了刻劃陳毅元帥的追求和人格，但是基本是按時間順序寫出陳總“文革”中所經曆的坎坷史。曆史的前進，早已使當年充滿神秘色彩的事件失去了魅力。這次我要以“文革”為曆史舞台，以集中筆墨去寫周恩來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為什麽有些人活著卻似早已死去，而周恩來分明已經逝去，可是至今他清秀端莊的麵容，炯炯有神的雙目，彬彬有禮的舉止，明朗坦誠的微笑，機智幽默的談吐，乃至他人生最後一張照片中深沉、凝重的目光依然充滿著神彩和魅力？！

　　確實，對於周恩來“文革”中的作用，黨的決議，鄧小平、陳雲同誌的講話早已作了充分的肯定；許多老一輩革命家以及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同誌，朋友乃至對手已經發表的回憶文章和將要發表的文章裏，已經包含了許多珍貴具體的史料。但是，我願把這些作為我思索探求的開端而非終止，我希冀更廣泛地收集資料，更細密地琢磨研究，力圖站在曆史的高度更冷靜更深刻地認識周恩來，並竭盡全力寫出我心中的周恩來。當然，這似乎會出現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麻煩。隻是我記住了魯迅先生的一句話：“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便不再有顧慮，不再急就章地完稿交差！

　　我的腰背疼痛一、兩年了，近日加劇，竟不能彎腰、下蹲。杭州海療推拿科的軍醫陳加興——一位虎彪彪、話不多的山東大漢，他不用拍片，展開葵扇般的一雙手順我脊椎往上一抹，爽口報出：左側骨錯位。緊接著推、拉、揉、搓，時而似烤電，腰間暖暖烘烘，舒服愜意，時而似抽筋裂骨，疼痛難挨，不由自主地呻吟。如此這般上天入地，片刻甜酸苦辣嚐個遍。也怪，待翻身下床，我抬腿彎腰輕鬆自如，當然如陳軍醫預言：下午很是疼痛一陣。不過隨著推拿次數增多，疼痛“反跳”現象日漸減輕。我稱加興妙手回春，他那清瘦多話的小徒弟見多不怪地介紹：我師傅會武術、氣功，弟子數百上千。癱在床上的病人，他手到病除，如今能上舞廳蓬擦擦了！推你這毛病，還不是小菜一盤！陳加興憨笑不語，隻是手不停地隔著白色降落傘布，在我的腰背間靈巧翻滾。

　　我滿腦子都是周恩來，開口三句話不離本行：加興，你最喜歡周恩來什麽？不善言談的推拿醫生衝口而出：風度！

　　喜歡周恩來風度者，海內外大有人在。

　　一位瑞典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經常到中國講學。一九八七年，在他第一百次訪問中國時，他向國務委員方毅同誌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已經是第一百次訪問中國，我至今最喜歡、最難忘的還是周恩來總理。當年隻要他一出現，整個會場內的空氣全變了，仿佛室內的光線也陡然明亮！

　　我聽著方毅同誌的親口敘述，我似乎看見那位童顏鶴發的老教授，看見那雙黃褐色瞳仁裏閃爍著真誠的淚光。

　　這是周恩來的一次東南亞之行。

　　在告別前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周恩來彬彬有禮，直爽坦率地回答每位記者的問題。會場裏，發問記者即便不能得到自己滿意的答複，也無法挑剔周恩來的風度。記者招待會即將結束前，一位膚色潔白金發碧眼的年輕姑娘從座位上站起來，她對著話筒匆匆問道：

　　周恩來先生，我能不能問您一個私人問題？

　　周恩來坦誠地點點頭，微笑著答應：可以。

　　您已經六十多歲了，為什麽依然神采奕奕，記憶非凡，顯得這樣年輕、英俊？！

　　場內頓時響起友善的笑聲和議論聲，看得出，猜測聰明的中國人為自己總理配有長生不老藥的很有市場。

　　不假，周恩來年過半百之後愈發顯得瀟灑、英俊。建國初期，他去蘇聯訪問。下榻的賓館內好幾位年輕姑娘，都懇請中國的翻譯同誌幫忙，幫啥？當周恩來穿過庭院前，一定提前通知她們，以便早早伏在窗前，目睹這位東方美男子的風采。

　　周恩來溫和地笑笑，待場內安靜下來，他抬了抬受傷致殘已無法伸直的右臂，聲音宏亮坦然地回答說：因為我是按照東方人的生活習慣生活，所以我至今很健康！

　　翻譯流利的英語一說完，整個大廳裏回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和喝采聲。是啊，東方人，東方人從來是窮困、落後、愚昧、病夫的代名詞，如今有了受人尊敬的中國總理周恩來成為東方人的代表，頃刻間，不分國家，不分政見，不分膚色，隻要是東方人都感到榮幸和驕傲！“東方人”多麽簡單的三個字，卻把中國的朋友擴大到半個地球；“東方人”多麽平常的一個稱呼，周恩來用得恰到好處，如同錦上添花，在友好鄰邦之間播下手足之情，同胞之誼。

　　我由衷為周恩來寬厚的愛心和機敏的智慧歎服！他把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注入情感和魅力，在國際交往中運用得爐火純青。

　　有一陣子，對我感歎的這類話題不以為然者很有些人在。他們訕笑周恩來在國際上總交窮朋友、黑朋友、小朋友，是賠本生意，不足掛齒。我隻笑笑，不改初衷。翻過去的史頁不該重演但也不容忘卻。我愛看迪斯尼公司製作的動畫片，幽默、誇張，令人捧腹。那位可愛笨拙的唐老鴨、聰慧機敏的米老鼠兄妹在我女兒房間牆壁上安了家，人見人愛。我也喝雀巢咖啡，確實“味道好極了”。每個星期天晚上中央台播出的美國電影，我也幾乎場場不漏，有的看一遍不過癮，江蘇電視台重播時還要再看。

　　然而我不會忘記，也不能忘記，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向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日子裏，擺在開國總理周恩來麵前的沒有鮮花，隻有滿目廢墟、饑餓人群和低下的生產水平。體現國力的鋼鐵年產量，平均每個中國人分不到一斤！西半球富裕的國家真不少，可紛紛關上冰冷的大門。擁有原子彈的美國豪爽大方，飛機送來了成千上萬噸鋼鐵，遺憾的是都夾帶著殺人的火藥和害人的細菌！漫長的中國海岸線被美國艦隊封鎖：禁止一切外國商船進入新中國；鄰邦小國都接到西方大國恐嚇：不許與中國進行貿易！

　　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到的第一個賀電發自蘇聯。從不出席外國使節招待會的斯大林破例參加了中國大使館舉辦的盛大宴會，斯大林與毛澤東共同舉杯慶賀新中國的誕生，一百五十六項援建項目是蘇聯政府和人民送上的真誠賀禮！

　　當“紅色資本家”、中國貿易部副部長盧緒章經過艱苦努力終於與錫蘭（現斯裏蘭卡）達成第一筆大米換橡膠的貿易協定時，周恩來興奮地暢飲茅台酒慶賀：是為中國得到了緊缺的橡膠，更為終於在敵視中國的經濟封鎖線上打開了第一個缺口！所以韓素音女士提起有人批判毛澤東、周恩來閉關鎖國時異常氣憤：怎麽能不顧到曆史事實！是美國想閉中國的關，封鎖新中國，而毛澤東、周恩來千方百計突破封鎖嘛！為什麽你們要自己往自己臉上抹灰呢？！

　　是啊，曆史在前進，但永遠不要割斷曆史；要讓世界充滿愛，但不要以為可以垂手可得！

　　風度翩翩富於魅力，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事，尤其是成年男性。有些人曾刻意模仿偉人們的豪放開懷或不修邊幅，結果往往室畫虎不成反類犬，西施效顰惹人厭！其實，一個人的舉止往往是本人文化修養、生活經曆和道德品質的自然流露，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大凡在生活舞台、社會舞台尤其是政治舞台戴上麵具演戲的角色，能蒙騙人一時，實在不能長遠，哪有永不散場的戲，永不卸妝的演員呢？若要了解周恩來的生活經曆和社會體驗，便不會奇怪他為何有超人的魅力。

　　一八九八年，在中國呱呱墜地的眾多嬰兒中，有三個男嬰日後成為二十世紀的風雲人物，他們是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

　　周恩來祖籍是浙江紹興。爺爺周攀龍謀到淮安縣師爺的職位，舉家遷至蘇北大平原。周恩來的父親周劭綱，他忠厚、怯懦，終生飄泊在外作一名小職員。幸運的是，周恩來有兩位慈母，九歲前，他擁有雙倍於常人、豐厚溫馨的母愛。

　　周恩來的生母萬十二姑，她讀過家塾，性格開朗，善解人意。因處事公正，精明果斷，有辦事能力，在三代聚居的大家庭裏頗受尊敬。她更難能可貴的是極富同情心。

　　周恩來是萬十二姑第一個孩子，視若掌上明珠。孩子不足周歲時，萬十二姑的新婚不久的弟弟重病纏身、終日臥床。為給不久人世的小弟增加些安慰，為讓痛不欲生的年輕弟妹有所寄托，萬十二姑和丈夫商量後決定：把自己的頭生兒子恩來過繼給弟弟。周恩來從生母床邊搬到嬸娘陳氏的屋裏。

　　我曾是孩子，我清楚記得媽媽如何疼愛我們每一個孩子，那真是手心手背都是肉。我現在也是媽媽，我嚐過分娩時撕心裂腹的痛苦，也飽嚐多次拋下哭喊著的女兒，追趕汽車、火車時淒楚心境。我雖無緣采訪早已仙逝的萬十二姑，我卻能以母親的本性體味出她的同情心的真誠，為兄弟割舍母子情；感受到她作為母親的偉大：周恩來是她第一個兒子，她並不能斷定自己還會有兒子繼承香火，而作為一個封建大家庭的女性，兒子是福是祿是命啊！

　　嗣母陳氏，真可謂紅顏薄命，嫁至夫家半年，丈夫亡故。年僅二十二歲的陳氏，身邊隻有周歲嬰兒相伴。

　　陳氏出自書香門第，她能詩會畫，年方十五歲時已著有詩集。她性格溫和，端莊文靜，心靈手巧，辦事細心。她自從守寡，為免是非，從不外出，把自己全部柔情、才智和夢想全部寄托在牙牙學語的恩來身上。嗣母愛子心切卻從不溺愛，恩來長到四歲，每日黎明便被嗣母從睡夢中喚醒，在臨窗的書桌前，嗣母教他讀詩、寫字。五歲的恩來進私塾讀書。有一回，恩來在院中與其他弟妹們玩耍，小弟頑皮，突然扔過一塊石子，恩來躲閃不及，擦傷了額角，險些傷著眼睛。嗣母又心疼又擔心，放學不許恩來外出。自己繡花，看著兒子在屋內讀書、背詩。七、八歲的恩來便在嗣母指點下讀完了《西遊記》、《水滸》、《三國演義》、《紅樓夢》、《說嶽全傳》、《鏡花緣》等古典名著。

　　當然，讓恩來跟隨生母萬十二姑各屋走走，陳氏並不反對。兒童時代的恩來，經常靜靜地依偎在萬十二姑身旁，神情專注地聽她調解伯伯、大媽、叔叔、嬸嬸的家庭糾紛。常常是劍拔弩張、臉紅脖子粗的爭吵場麵，萬十二姑一去，穩穩在桌邊一坐，她總耐心聽完爭吵雙方的敘述，慢條斯理勸解一番，矛盾總能妥為化解，眾人滿意。這對於一個女人家來說夠勞神不易了！

　　周恩來九歲那年，死神先後奪去他兩位母親的生命。然而，中華民族的善良，古代文化的精髓，像甘甜的乳汁滋潤了少年周恩來的心靈。

　　周恩來對母親的愛異常深情。十九歲他東渡日本留學時，在他簡單的行裝中珍藏著一本嗣母陳氏的親筆詩抄。寂寞年夜，寒風拍窗，燭光下，周恩來焚起一柱香，默讀著嗣母的詩稿，讀一篇淚兩行。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這詩稿是嗣母十五歲還在外公家裏時所作，現在她故世已經十年了，不知道她還記不記得我這個兒子？

　　異國他鄉的孤獨，家庭境遇的窘迫，入學考試前景未卜，有一度周恩來異常苦悶，他曾想用當時日本流行的佛家“無生”的思想來解脫凡塵的苦痛。可他總破不開情關，總無法將與他有緣的親人、朋友之情一一斷絕，隻得放棄“無生”，不再學達摩麵壁。這恐怕不能不說與周恩來從小所受母愛的豐厚和仁慈有關。

　　抗戰時期，周恩來在重慶的一次集會上，曾深情地說：我已經多年沒有回故鄉了，母親墳前的小樹一定長得很高了……寥寥數語，情真意切，催人淚下。

　　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之後，周恩來多次深情地說：“直到今天，我仍要感謝母親對我的啟發。沒有母親的愛護，我恐怕不會走上好學的道路。”

　　“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一部分。”

　　母教的過分仁慈和禮讓，使少年周恩來身上女性的善良多，男人們的野性少。他十歲便受命照管衰敗窘迫的大家庭的柴米油鹽、八方應酬。好麵子的封建家庭，即使囊中如洗，各種排場、禮節、規矩絲毫也不可忽視。周恩來把親戚的生日、忌日一一記下來貼在牆上，到時候便去借錢送禮，磕頭應酬。周恩來內心壓抑，苦不堪言。

　　伯父周貽賡喜愛侄兒的才學，寫信要恩來去東北與他一道生活。這無疑是給斷篷的小船樹起了風帆，使周恩來從散發著腐味的死水漩渦中掙紮出來，馳向波浪奔騰、廣闊無垠的海洋。他自己說過：

　　“十二歲的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

　　看來，世上萬事萬物總歸各有長短，相得益彰。過去隻看見出身封建家庭，便是蓋滿了剝削階級烙印；書香門第，讀得書越多越蠢；工農出身的幹部，常以自己“大老粗”為榮，仿佛感情線條越粗，革命越堅定。殊不知知識，尤其是自然科學知識是人類進步的結晶，是社會前進的力量，若要不再重複“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荒唐歲月，建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的黨和政府便再不能放鬆全民族科學文化、道德素質的教育，尤其是青少年！

　　生母的善良、會團結人，對周恩來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剛到東北沈陽讀書的周恩來，身材清瘦，體質纖弱，與同班膀大腰圓的東北孩子比，顯得特別單薄。又是剛出關，周恩來蘇北口音濃重，常被班裏同學譏笑為“南蠻子”。有幾個恃強好鬥的大個子，經常合夥躲藏在周恩來放學回家的路上，乘其不備，突然圍住，拳打腳踢，甚至拽下他的褲子打屁股。

　　周恩來並沒服輸。他以自己優秀的成績，謙和的品格，很快得到了班裏大多數同學的好感和信賴。他約好十數位常挨欺侮的弱小同學，大家上學一同行，放學一同歸，就像細細的竹筷紮成把，大個子再無法橫行。同時，他三九天跑步，酷暑天踢球，努力強壯自己的身體。

　　然而，東北大地以其倍受外侮的身軀震撼了周恩來的心，他望著沙俄侵略軍在中國土地上修築的炮台，樹立的紀念碑，如同看見母親胸膛上紮進一把鋒利的匕首，周恩來胸中對母親強烈的愛升華、擴展，逐漸化為對祖國命運的強烈關注。憂國之情，救國之誌，在他胸中沸騰。

　　一次課堂裏老師提問：讀書為什麽？

　　有的同學回答：為爸爸媽媽記帳。

　　也有的同學回答：為將來自己找個好工作。

　　十四歲的周恩來站起身，語調成熟、堅定：“讀書，為了中華之崛起！”僅僅九個字，卻道出周恩來的超群之誌。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參加南開大學主辦的《周恩來研究國際討論會》，此乃我平生第一次踏進天津市區。（數年京滬線往返，車過天津百餘次之多，從無緣落車。）

　　走進“南開學校”老校舍，校門左側牆壁懸掛著一麵大鏡，是當年備學生整容所用，鏡上還懸木匾，鐫告誡之言如下：

　　麵必淨 發必理 衣必整 鈕必結

　　頭容正 肩容平 胸容寬 背容直

　　氣象 勿傲 勿暴 勿怠

　　顏色 宜和 宜靜 宜莊

　　我望著明鏡沉思良久，衣著儉樸、整潔的青年周恩來仿佛從鏡中走來，瘦削、稚氣的臉龐逐漸疊化得豐滿成熟起來、英俊瀟灑起來，一直到那張落坐沙發中臉頰清瘦、目光堅毅的側影定格，不禁令人感歎：六十多年的流逝歲月，唯一能奪去的是周恩來的青春和烏發，他一生始終麵淨、發整、衣挺、鈕結，頭正、肩平、胸寬、背直，不傲、不暴、不怠，待人和藹可親、真誠懇切。

　　我不能說鑄成周恩來一生端莊瀟灑的儀容、落落大方的舉止、機敏智慧的談吐，都得益於南開學校和這麵曾照過周恩來三年的整容鏡，但我感慨我的女兒、侄兒、外甥他們所在的小學、中學乃至大學門前都缺少這樣一麵鏡子，缺少關於儀容舉止的教育。小學、初中班班“二柄”成群，不少孩子站時駝背，坐下哈腰，即便從大學校門走出來的年青人，在公共場合，往往也隻以個人好惡為中心，不大尊重周圍其他人的需要。

　　當然，天津南開學校，這座仿照歐美近代教育製度開辦的私立學校，使周恩來呼吸到近代社會的新鮮空氣，他接受了“教育救國”的思想。

　　在日本留學，日本“有強權無公理”的軍國主義現實，促使他閱讀了英文版、日文版的馬克思的原著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報道。

　　投身“五·四”愛國運動，目睹政府的屈膝賣國，軍警警棍上愛國學生的鮮血和半年鐵窗生活的折磨，周恩來克服了“談主義便心跳”的軟弱。

　　四年旅歐的考察、學習和思索，周恩來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確立了共產主義信念。時代造就了周恩來，中國共產黨多了一名創始人。

　　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總指揮；

　　南昌起義的領導者；

　　白區黨中央的實際負責人；

　　毛澤東遭受中央局排斥調回後方時，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麵軍總政委；

　　紅軍長征時部隊的實際總指揮；

　　遵義會上決定：周恩來同誌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要斡旋人；

　　中共中央代表團團長和長江中央局副書記；

　　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兼外交部長。

　　這一連串還不完全的職務變遷是周恩來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從幼稚到成熟，從錯誤中找教訓，從失敗到成功，從一個普通中國青年學生成長為堅定成熟的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的紮實腳印。

　　尼克鬆回憶中提到，一次有新聞記者問周恩來，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人，他首先是一個中國人還是首先是一個共產黨員。周恩來回答說：“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

　　不久前，我為浙江電影製片廠拍攝的紀錄片《周恩來與浙江》撰寫解說詞，接觸到抗戰初期周恩來從皖南新四軍軍部前往浙江東南抗日前線視察並返紹興原籍探親的大量史料，對周恩來“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這句話的份量和魅力感觸可謂深刻。

　　半個世紀前，“七·七”事變爆發，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至一九三九年春天，中國已有二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國土淪喪，兩億兩千萬人民家破人亡，背井離鄉。浙江，本是中國東南沿海的一顆明珠，水網平原稻金棉銀、桑麻滴翠；座座名城文化璀璨、人傑地靈。此時，杭嘉湖平原狼煙四起，敵寇橫行，秀麗的富春江上槍聲淒厲，炮彈嘶鳴，有天堂之譽的杭州城頭高挑太陽旗，飛架錢塘江的鋼鐵大橋被攔腰炸斷，日本侵略軍在狂笑，中國老百姓在流血流淚……

　　在這民族危亡的關頭，大汪精衛公開投敵，國民黨防共、溶共、限共，不斷製造磨擦。為了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鼓舞和激勵浙江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公開身份，前往浙江視察東南抗日前線，並返紹興原籍探親。

　　對於周恩來的浙江之行，蔣介石忐忑不安。浙江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之地，也是蔣介石的老家。國共第二次合作之後，周恩來是蔣介石親自委任的中將副部長，此番不避矢彈視察前線，蔣氏無法阻攔。然而，憑他與周恩來黃埔軍校共事；十年內戰較量；西安事變談判；杭州煙霞洞會晤，他深知周恩來的厲害，真擔心後院起火，自重慶急發密電：

　　“要組織各界代表對周恩來歡迎，保障其安全，也要進行嚴密監視，及時匯報其言行。”

　　軍令如山。周恩來在浙江活動半月有餘，全程均有國民黨軍統、中統特務盯梢監視。在他們以《中共中委周恩來來浙經過》為題的報告中，對周恩來每天到達的地點、時間、住處、活動乃至會見各界人士的談話內容均作了詳細記載，天天密電報告重慶。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風和日麗。周恩來一行乘卡車從皖南抵達金華。此時，國民黨浙江省主席黃紹竑正在西天目山禪源寺生悶氣。因為黃紹竑屬國民黨桂係，蔣介石猜忌，複興社和C·C係監視和蔣介石嫡係部隊排擠，黃紹竑根本無法發展地方勢力。爭取一個“判官”，勝過一百個“小鬼”，為鞏固抗日統一戰線，減少國共摩擦，周恩來不顧旅途勞頓，山路崎嶇，親自奔赴天目山與黃紹竑會晤。

　　雄偉的西天目山海拔一千五百零七米，山峰靈秀，瀑布飛落，秀木參天。

　　古老的蟠龍橋上，周恩來與黃紹竑並肩漫步，讚美祖國的壯麗河山，共敘各自報國之誌。精巧的雨華亭下，周恩來與黃紹竑推心置腹共商抗戰事宜。禪源寺百子廳內，周恩來為數千名流亡學生作了精彩演講，黃紹竑陪坐。周恩來說：

　　“……浙江人民英雄為國的史跡實在不少，越王勾踐是最好的例子，他的臥薪嚐膽，生聚教訓，所表示的民族意識與戰鬥精神光耀千古。

　　“……浙江的民族性是樸素誠懇，浙江人民英勇沉毅，一件事隻要懂了就肯去做。收複我們的杭嘉湖，保衛我們的大浙江，爭取我們的最後勝利，完成這曆史上的偉業。”

　　周恩來愛國的赤誠，民族的氣節，求實的作風，坦蕩的胸懷，使數千學生振奮，也使黃紹竑茅塞頓開，感慨萬千，他揮筆寫下《滿江紅》，抒發自己抗戰到底的決心。

　　在金華、在諸暨，還有一批批國民黨中級軍政人員持名片向周恩來表示問候和求見。周恩來盡量安排見麵，因人而宜，講解形勢、戰局，宣傳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周恩來在會見黃埔軍校一期畢業生、國民黨九十一軍軍長宣鐵吾時說：抗戰了，我們又走到一塊來了，看看軍心民氣，很受鼓舞。抗日戰爭體現了整個民族的利益，因此，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最高原則，一切離開或超過這個最高原則的口號和行動，都是錯誤的。我們一定教育我們的黨員，要嚴格遵守這個原則。我希望貴黨也這樣做，要對中華民族負責！國共已是第二次合作了，我們希望長期合作下去，抗日勝利之後，還要一起建設新中國，任重道遠！


鐵竹偉：我心中的周恩來（中）
2007年07月03日 星期二 21:19　　

　　若說對周恩來言談風度印象最深的，恐怕要屬紹興的親友。

　　周恩來一九三九年三月到紹興探親時，紹興地區尚無地下黨組織。國民黨地方當局把周恩來安排在“紹興商會”下榻，一堵飛起的高牆是保護又是封鎖，紹興專員公署組織的歡迎會，要憑“特別出入證”。於是，回祖居“百歲堂”探親，便成為周恩來接觸群眾的主要途徑。

　　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撰寫的《周恩來年譜》，一九三九年是周恩來平生第一次到故居紹興。然而，當年周恩來的警衛副官邱南章、警衛員劉九洲同誌至今記憶猶新：那天傍晚，他們隨周恩來離開紹興商會去看望周恩來副主席的姑丈王子餘先生，走大街，轉小巷，周恩來仿佛熟門熟路，總在前麵當向導。是啊，周恩來常講自己有兩個故鄉，一個是紹興，一個是淮安，他在自己的履曆表上總把自己的籍貫寫成“浙江紹興”。

　　紹興親友們回憶起少年周恩來兩次回故居的情景，翔實生動，栩栩如生。可在一九三九年迎接身為共產黨首腦之一的周恩來時，他們眼神裏藏著幾分拘謹，幾分陌生。難怪呀！共產黨是啥模樣？他們從未親眼目睹，耳朵裏聽的政府廣播，報紙上看的大量文章，天天在罵共產黨是土匪，共產黨共產共妻，六親不認，殺人如麻，嗜血成性。浙江是蔣介石的老家，複興社和C·C係軍統和中統的力量都比較強，從上到下都有一整套組織。浙江文化水平高，國民黨統治的手段也比較“高明”，反共輿論當然決不放鬆。

　　王子餘老人是周恩來的姑丈，他在辛亥革命前由蔡元培介紹加入同盟會和光複會。早在光緒二十九年，他在紹興創辦了第一張鉛印的《紹興白話報》。他與徐錫麟、秋瑾是莫逆之交，一同參加過浙皖聯合武裝起義，紹興城內軒亭口的秋瑾紀念碑，就是王子餘倡議督造的。他在銀行工作多年，退休後，負責主編《紹興縣誌》。他是敢於主持正義的地方人士，在紹興頗有聲望。

　　周恩來走進家門，見多識廣的王子餘老人便留心這位身居高位的親侄兒的言談舉止：

　　周恩來對長輩與老人敬重，彬彬有禮。他進門便對姑丈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禮，隨後請老人坐在首位，自己坐在下位。凡是排輩份比他大的親友登門，有的年幼於他，他依然尊敬地行鞠躬禮。當周恩來得知鄉下還有祖母的親屬，自己的表叔魯覺侯，十分興奮，即刻雇舟前往離城十裏的皋埠尋訪。不巧，這位表叔外出工作，不在。後來周恩來到達表叔工作所在地永康時，又專程去看望。也不巧，表叔出差去上饒，又沒遇上。待周恩來離浙江到達江西上饒時，再次打聽表叔行蹤，還是不巧，魯覺侯下鄉辦事去了，仍未晤麵。於是，周恩來親筆書寫一封短信，文如下：

　　“我是懋臣公的兒子，曾兩次拜訪，均未得見。今後希多聯係。我的地址是重慶曾家岩。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 翔宇”

　　這封短信托人轉交給魯覺侯，魯覺侯感動落淚，珍藏此信。周恩來三次探望祖母的親屬，至誠之情，一直為紹興親友傳為美談。

　　周恩來平易可親，沒有半點官架子。當他在姑丈家吃便飯時，吃到紹興家鄉菜“黴千張”時，他笑著說：“聞聞臭，放到嘴裏倒很香。”一句話逗得滿座皆歡。

　　周恩來尊重祖先。在親友陪同下，他乘船到鴨嘴橋、獅子山等地祭掃了十四世周孟班、十五世周孔錫、十六世周景商、十七世周笑岩和十八世周樵水等祖墳，在每座祖墳前行了三鞠躬禮。掃墓後，周恩來曾翻閱《周氏家譜》，並親手用毛筆作了如下補充：

　　……

　　恩來 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孫，三門公長孫，懋臣公長子，出繼簪臣公為子。生於光緒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時。妻鄧穎超。

　　……

　　周恩來體恤民苦。遊覽大禹陵、蘭亭和東湖等紹興名勝之時，他不時住步，向路遇的樵夫、漁夫、農民、挑夫問寒問暖。

　　周恩來愛國赤誠。就在姑丈王子餘家中一張古樸的書桌上，他奮筆疾書，為親友、工人和各界人士書寫了多幅題詞：

　　“衝過錢塘江，收複杭嘉湖！”

　　“勿忘鑒湖女俠之遺風，望為我越東女兒爭光！”

　　“埋頭苦幹，勇往直前，必達最後勝利！”

　　“埋頭苦幹，隻要抗戰，勝利定必，苦盡甜來！”

　　……

　　鼓勵大家堅持抗戰，承繼大禹、勾踐等古人開天辟地、臥薪嚐膽的不屈鬥誌，學習魯迅、秋瑾高尚風骨，做疾風中的勁草！

　　周恩來惜時如金，工作勤奮。他與紹興城各界人士見麵交談，耐心分析形勢，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每天直到翌日淩晨三時，公雞已喔喔打鳴，他才熄燈安寢。

　　紹興偏門船埠送別時，親友們依依不舍，噙淚分別。僅僅三天，他們從熟悉周恩來認識了共產黨：共產黨決不是匪，他們是普通中國人，是真正愛國的中國人，又是能為國為民丟家舍命的抗日英雄。　　

　　有此感歎者還有來自國民黨營壘。

　　賀揚靈是紹興地區最高行政官吏，也是國民黨中統在紹興縣的頭目。周恩來回紹興探親，賀以“安全”為名，在安排周下榻的紹興商會四周都派上崗哨，禁止行人通過，商會內所有勤雜人員，都換上賀的親信，連辦理茶水夥食供應的侍役，也均由紹興縣政府特務隊長親自值班指揮。賀揚靈對於周恩來外出會客等活動，都派人跟蹤監視，對於他們認為有共黨嫌疑或傾向的人，均限製參加歡迎周恩來的活動，並限製新聞工作者采訪。就連周恩來祭祖掃墓，乘船出遊，也派特工人員喬裝改扮，混跡其間。賀揚靈為執行上峰監視密令和阻撓周恩來與民眾接觸，真是忠於職守，費盡心機！

　　然而事隔半年，升為國民黨浙西行署主任的賀揚靈，在長興政工隊員大會上訓政時說：“國民黨的主義好，但不如共產黨的組織能力強，紀律好，不如共產黨那樣會做群眾工作。”他舉出了陪同周恩來紹興視察的例子：“周到紹興後就跟各界人士見麵談話，還到鄉下老家去探問遠親族人，當查出周氏祠堂家譜上隻有父親的名字時，他親筆補續了自己及妻子鄧穎超的名字，很平易近人。這個行動似乎很平常，其實很了不起，很是厲害！他這樣做是向人民群眾表明共產黨跟普通人一樣，是跟人民群眾在一起的，不是什麽可怕的人。”最後，賀揚靈感慨萬分地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們要向他們學習，才能勝過共產黨。”

　　賀揚靈當然沒有料想到，陪坐身後一直認真做著筆記的政工隊副隊長蕭卡就是共產黨員。他已經學習了周恩來浙江之行時秘密會見中共浙江省委領導人時所做的指示：在同抗日友黨友軍交往時，我們的態度是“不卑、不亢、不驕、不躁。”一切在國民黨政府機關和群眾團體工作的共產黨員都要埋頭苦幹，“不暴露、不突出、不刺激”，以自己廉潔奉公的模範行為，吸引更多的人團結在自己周圍一道進行工作。此刻，他努力掩飾住自己的興奮心情，以其當過編輯的快筆，準確記下了這位國民黨忠實信徒、頑固派官員對周恩來、對共產黨既畏懼又敬佩的內心道白。

　　看來，蔣介石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

　　周恩來離浙後，中共浙江省委作出了《關於周恩來指示的決議》，下發後，在前線，在敵後，地下黨的活動蓬勃發展。

　　周恩來在浙江半月演講數十場，成千上萬目睹周恩來神采和聆聽過他寓理於情、深入淺出、令人振奮講話的民眾，再不會相信國民黨政府咒罵共產黨嗜血成性、共產共妻的謊言。

　　當然，最令蔣介石痛心疾首的是：地方官員乃至黨國忠實信徒也無不驚歎周恩來的謙遜、廉潔和智慧、才幹。僅僅過了十年，富饒的浙江就已成為人民的天下。

　　抗戰八年，周恩來往返於延安、西安、重慶、南京、上海等地，以首先是中國人的身份，贏得了海內外知識界、文化教育界、文藝界乃至佛教界的大批愛國名家學者和民主人士、無黨派人士的敬重和擁戴，為一九四九年在北京召開新政協會議奠定了基礎。他還廣泛展開了外交活動，爭取了世界上反法西斯戰爭國家和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和支持。包括蔣介石一直奉為上賓的美國顧問團的先生們，對周恩來的才幹和品格讚歎不已。有的感歎：中國的外交部長無須尋覓，周恩來是最合適、傑出的人選。也有的風趣幽默：周恩來太迷人了，我即便受了他蒙騙也仍然喜歡他！

　　中央新聞製片廠拍攝的大型傳記紀錄片《周恩來》要我撰寫解說詞。放映廳裏，我望著十裏長街，數萬群眾哭送周恩來總理靈車的鏡頭；望著聯合國為周恩來逝世降下半旗、安理會大廳內集體默哀的照片；資料上說，各國唁電雪片般飛來。美國報紙、電台對周恩來去世的報道，是三十多年前羅斯福總統逝世以來，範圍最廣，時間最長的一次。甚至多年來一直敵視大陸的台灣當局，也表現出最大限度的尊敬。我看著思索著，不斷自己向自己提問：

　　為什麽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他的影響能超越國界、政見、時空？！為什麽生前從不宣傳自己，死後也不為自己樹立紀念碑的周恩來，至今仍然活在億萬中國人民和國際友人心中？！

　　我追尋周恩來總理七十八年的生活經曆，近六十年的戰鬥曆程，仿佛找到一條貫穿線：“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的信念是周恩來以永久的服役、有力的犧牲與真理不斷接近的支點，也是他更具人民性和世界性的原因。

　　首先是中國人，周恩來才能在領袖犯錯誤時，為顧全大局、保證黨不分裂，拋開個人榮辱，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首先是中國人，周恩來才會身居高位，無時不忘億萬中國人民衣食住行。他最早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藍圖，後半生為實現四化目標辛勤努力工作，“文革”期間也竭盡全力維係，不讓遭受嚴重破壞的經濟生產徹底崩潰。他自己則一生廉潔，堪稱“平民總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北京醫院一位副院長為整容後的周恩來遺體換穿最後一次衣服。他接過總理衛士長老張遞過來的襯衣，不覺怔住了：襯衣是白是灰已無法確認，隻有換過的白布領口、袖口熨得平平整整，大概七、八成新。

　　這大的個子，副院長嗚嗚哭出聲：這是周總理最後一件襯衣了，拿件新的行不行？！

　　這大的個子，衛士長也泣不成聲：這是總理最新的一件……他想講總理出國從不讓置裝，擔心接待外賓常穿的那套銀灰色中山裝袖子起毛發亮，每天走進辦公室，先套上兩隻藍布套袖才開始批閱文件。

　　在國外訪問，總理的衣服從來不好送賓館洗滌，活動安排太緊，隻能送到中國大使館請女同誌幫忙用手輕輕揉搓：衣服太舊，不能用勁；衣服太少，不洗又不夠換。

　　舊歸舊，一定也讓出門接待外賓的總理衣服筆挺、皮鞋鋥亮，體體麵麵、漂漂亮亮。所以衛士個個會熨燙衣裳。……可老張心如刀割，沒說出一個字。

　　首先是中國人，周恩來自己對共產主義事業堅信不移，奮鬥終身從未動搖，並且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和章程，可謂一絲不苟。但是，他從不因為對自己高標準便責難和苛求普通幹部和人民群眾。一次，他視察工作到江西省，省委領導請他吃飯，他也吃，吃完，把大師傅請出來報告開銷，他掏出十塊錢往桌上一放：這是我的飯錢，你們怎麽付，按你們的規定辦。省委領導臉紅了，紛紛說：身上沒帶錢，待會一定繳來。周恩來的專機經常在全國各地起落，他有話在先，不允許身邊工作人員帶回任何禮品或特產。有回海南好客，悄悄送上十隻椰子；浙江好心，悄悄裝上一小筐綠油油青菜，想捎給北京寒冬中的鄧大姐嚐嚐鮮。椰子收下，青菜也收下，周恩來囑咐衛士長：給海南、浙江寄上十倍於物價的錢。沒有一句批評，可錢燙手喲！誰還能再送禮？！

　　“文革”中，黨政癱瘓，周恩來隻能召開一攬子會議解決黨政軍民、各行各業混亂複雜的具體事情。會議長，到開飯時間，服務員上飯，發言的繼續講，其他人邊吃邊聽。大廚房的菜總不甚合口味，北京衛戍區一位副司令隻在麵前菜盤裏挑著愛吃的菜吃了兩口，便擱下筷子。他一抬眼，坐在他斜對麵的周總理，吃完了盤裏所有的菜，又用茶水涮了涮盤子，倒進碗裏一飲而盡。果盤內的兩片西瓜皮上看不見一點紅瓤……副司令臉上一陣發燙，他立即又拿起筷子……

　　一年輕女工騎快車穿胡同，拐彎不摁鈴，見汽車，慌，冷不丁撲倒在大紅旗轎車的擋風玻璃前，幸虧司機技術嫻熟反應迅速，轎車猛地刹住。車裏下來一個軍人把姑娘扶起，紅旗車離去了，姑娘等著挨訓，卻被軍人請進後麵一輛車送進醫院：她除了身上的襯衣髒了、胳膊擦破塊皮，一切安然無恙。軍人留下了她的地址，不兩天，又找到她單位：總理讓我來看看你，這是他賠你的襯衣，讓我選的花樣不知你合不合意？

　　姑娘驚呆了：誰？總理？真是周總理？！她接過玻璃紙包裹精致的最新式襯衣，喉頭發緊連謝謝都說不出口，這時她心底竟有點懊惱：為什麽當時沒留神看看車裏，都在傳總理生病久不見報，我近在咫尺卻沒細看……

　　總理辦公室有了外線電話，號碼幾十年沒變。“文革”期間，一天二十四小時，鈴聲不斷。電話總機提出改號，總理不準：改了號碼，群眾到哪找我？！總理嘛，應該總管理嘛！

　　秘書忙，未來及接電話，周恩來拿起話筒：“要哪裏？不對，您要錯了，再見！”放下電話還沒轉身，電話又響了：“要哪裏？不對，您要錯了，您要的號碼是多少？噢，您撥錯了一個數，請你重撥一下，再見！”可惜，那會周恩來特點的江蘇普通話沒像現在這樣為普通老百姓熟悉，那些撥錯電話，有幸與周恩來對過話的人，未必想到，那位與自己對話時態度禮貌，說話和氣、耐心的人，會是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總理！

　　……
　　從某種意義上說，為周恩來逝世拋灑熱淚的億萬群眾並非都認識和信仰周恩來追求的共產主義理想是真理。但他們是把周恩來看成追求國家安定、富強，人民生活美滿、幸福的希望。“四人幫”對周恩來攻擊汙蔑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日漸猖獗，終於使為失去希望而痛不欲生的億萬人民揭竿而起，憤怒反抗！天安門廣場如山的花圈、如海的人群，標誌著中華民族的民主意識在悲痛中覺醒。民心向背，鼓勵了黨內正義領導果斷行動。中國共產黨終於沒有分裂，並依靠自身的力量切除潰瘍，走出迷宮，帶領全國人民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前進。

　　那些不願、不想、不肯當中國人，不尊重曆史，不承認現實，不願為民族的興盛、社會主義建設做紮紮實實艱苦努力，隻顧為權為名為利，隻圖個人安樂，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的人，最終連中國公民的資格都談不上！

　　周恩來作為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子、世界公民的驕傲與人類的文明史共存。他的風度，他的微笑，他的樸素，他的謙遜，他的任勞，他的獻身，他的才智，他的感情，構成了世間真正的偉大、美與智慧。我將努力探尋，在未來出版的文學傳記中，寫好我心中的周恩來。

　　若想深訪周恩來，涉及麵之寬，人之廣，像天上的星星，數也數不清。大凡周恩來去過的地方，隻要與人有過接觸，人們總能講出一串讓人聽了眼眶發熱的話。朋友們時常笑我像藍天上的浮雲，總是從故鄉向遠處飄蕩。其實飄蕩時常給我帶來意外的收獲！無論是受款待住進散發著幽香的高層賓館，還是鑽進地殼住在必須聞什錦氣味的地下室，原本目的隻有一個：每晚放平身體歇歇氣。應邀坐進高級餐廳雅座包間，還是擠進路邊小餐館吃碗麵條喝碗稀飯，本來也隻為填飽肚子免得心慌手顫。然而隻要提起周恩來，總能遇上幾個本人見過，或聽人說過，再或向我推薦幾個值得采訪的人，總是又多幾個知音，多幾個朋友。老朋友們有時埋怨我喜新厭舊，見一個愛一個，若是個男人肯定總犯生活錯誤。其實，我是個很重感情很怕寂寞的女人，我真從心底感激周恩來，這幾年是他幫我結識了那麽多那麽多的好朋友，那麽多那麽多值得信賴的朋友，使我不大會孤獨寂寞。否則一年中半年多聽不到丈夫特有的聲音，看不到女兒甜甜的笑容，獨自一人，浪跡四方，而四方之中又多是夫妻相伴兒女繞膝令人眼饞的人間歡情，假若除了工作沒有朋友，我如何能戰勝濃得化不開的思鄉情？！隻是有一點我至今感到困惑，周恩來無處不在，什麽時候才能算基本完成采訪？

　　當然，了解周恩來相對多些、係統些、深刻些的，總是屬於在曆史上、在社會中有些名氣的，譬如黨政軍領導人、著名科學家、教授、大畫師、名演員，各黨派領袖和現在是公民而當年有資格上戰犯名單的人。

　　無奈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歲月不作美也不饒人！七八年前，老一輩的健康且能暢談時，我太嫩，即便見過一批，還有許多該問的、該探討的問題自己沒有水平問。如今步入不惑之年，熟悉幾分，成熟幾分，一些非常熟悉周恩來的、能傾心長談的領導人，已經隻能在磁帶裏聽到他們朗朗的笑聲。有些有幸見了麵，九十歲以上的包爾漢、屈武、梁漱溟等老人，隻是耄耋之年，半世紀前的往事連年月日都清楚，越靠近眼前的事倒是空白的。再有些七、八十歲的老人有的忙，有的病，有的在跟衰老做鬥爭，已無法拜見。當然好在他們已陸續撰寫過回憶文章可以彌補缺憾。隻是無法探討。

　　我的一位同行又是大姐，又是老師，有回跟我通過一個長長的電話。她說最近看過一則報道：有位能工巧匠，在一克拉鑽石上雕出了八個麵。我沒有鑽石，甚至無知到不曉得一克拉鑽石到底是多大的顆粒，多大的體積，大約總是很小吧！她說，我看周恩來稱得上一顆鑽石，經過曆史這把刀的精心雕刻，恐怕有數十個、甚至一百個麵！我心裏陡然一震，頓有所悟！

　　是的，我不可能掌握周恩來的方方麵麵。鄧穎超大姐與他相伴半個多世紀。周恩來臨終前，夫婦對話，尚且你心裏有話沒告訴我，我心裏有話沒告訴你嘛！況且周恩來總理的衛士長張樹迎同誌還給我講過那個向葉帥交了空白的本子的往事……

　　周恩來的病情愈漸沉重，葉劍英的心像被粗鹽粒不斷地揉啊搓啊，壓抑、沉悶、撕裂般悲痛。限製探視周恩來的嚴酷規定，阻攔了各部委省市領導、各軍兵種政委司令。總理十分想見的親侄女，近在咫尺，也隻能在電話裏聽聽聲音。葉劍英是政治局委員，規定無法限製他的行動，他幾乎天天去三○五醫院看望。隻是又像四年前陳毅元帥病重時那樣，常常在總理病房外麵的走廊裏，麵色凝重，邁著沉重的腳步，踱到一頭，又走回另一頭。他經常整夜輾轉在自己的臥榻上，心事重重無法入睡。實在放心不下時，撥動床頭電話，問問醫生，問問時刻守坐在總理病床前的衛士長，這樣的電話是幾乎天天有。

　　是啊，葉帥太清楚了，他不能總出現在病人床前，能和總理談什麽？問病情嗎？天下像周恩來這樣的病人實在是極少極少。他對自己的病情變化了如指掌。為啥？專家、醫生絕對相信他的科學態度和超人毅力，從不隱瞞他的病情發展和手術方案，往往周恩來聽完醫生對自己的病情分析和手術計劃，他自己提筆向中央打報告×月×日需要手術。他每次被推進手術室前，都鄭重地與每位在場的政治局委員握手告別，葉劍英每回握住總理的手時鼻尖總是發酸，他以詩人的敏感已明白了這無言的握別：總理這是作好了一去不回頭的永別表示啊，當然不是懷疑專家的手術水平，總理知道自己的心髒病嚴重，醫生治得了病，若自己心髒撐不住，意外的事情發生也不為怪嘛！總理在醫院接見最後一批外賓——羅馬尼亞朋友時，不是早已坦然告知關切他身體狀況的朋友：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對待這樣一位病人，葉劍英無法以海市蜃樓般虛幻的美景去寬慰他的心。

　　與思維清晰的周恩來談工作嗎？有什麽能讓他舒心展眉的話題？！報紙他看得見，廣播他聽得見，哪天不在批判投降派，不在批林批孔批周公呢？！葉劍英總不能用這樣的民間演義給周恩來解悶：

　　周恩來、江青一道接見外國記者。一位金頭發藍眼睛的西方記者伸過長話筒：能否允許我對貴國的一句口號“批林批孔批周公”提個問題？什麽叫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林，這個好理解，當然是批判貴黨前副主席林彪，批孔也能理解，是批孔老二，據介紹這位孔先生是貴國一千多年前的一位學者聖人。隻是我仍弄不清楚，批周公，這位周公是何人？有人說周公指周恩來總理，不知是否確實？

　　“這個問題我無法解答。”周恩來微微一笑，抬起受過傷的右臂，向落座自己左側的江青作了個優雅的邀請動作，不卑不亢地說：“請江青同誌給你指教。”

　　江青扶扶眼鏡，揚揚脖子，扯扯黑色墜地長裙的下擺，“這個周公嘛，”她打了個嗑吧，清清嗓子接著說：“這個周公也是中國古代一個人物，對，是古代一個維護孔老二的人物！”

　　聽完翻譯的話，金發碧眼聳聳肩，撇撇嘴：“如此說來，這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運動是從古到古，從死人到死人，從零到零畫了個大圓圈，大零蛋，大句號？！”

　　不等翻譯翻完中文，周恩來宏亮地笑出聲，同時用流暢的英語重複著：“從零到零，大零蛋，大句號！……”

　　這樣的演義是老百姓愛憎心態的自然流露，是中華民族聰明機智的表現，但絕不會是政治家，尤其周恩來這樣政治家的言行。與總理談這個，隻可能是雪上加霜，不僅不能使他沉重的心境得以寬慰，相反更增添他心中的擔憂和愁苦，更揪他的心！況且葉劍英也非僅僅是位感情豐富的詩人，名字前麵的“政治局委員”，名字後麵“元帥”二字，正是他政治鬥爭經驗深刻豐富的注釋，他絕不敢傳播這種萬一泄露立即會被當成挑撥、攻擊、影射，陰謀治罪的政治笑話。

　　這真是不見想見，見麵無言相對，更難！

　　那天為國事與總理見過麵後，正要起身告辭，周恩來又輕輕喚住他，總理的聲音細微吃力，難以分辨。葉劍英湊近總理唇邊，聽清了：小平又被批判，權不能落到“四人幫”手裏，要注意策略。寥寥數語猶如驚雷，葉劍英心頭一震，眼圈熱了，他明白病入膏肓的周恩來總理，雖然不能看文件，不了解政治局發生的所有情況，但對目前的險峻形勢是十分清楚，萬分擔憂的！

　　建國以後，周恩來雖然不能像在延安，在重慶，在黃河邊轉戰途中，在西柏坡農家小院，隨時敲開領袖的房門，直言自己詳盡占有的材料後，作出自己的推斷和結論，以供領袖最後下決心拍板。可是在黨內，他是與毛澤東風雨同舟，相伴而行，接觸最多，配合最默契的一位，也是對毛澤東個性脾氣了解最深，關切最甚的一個。毛澤東與他單獨說話是很多的，盡管“文革”以來，他每次在政治局會上傳達後，即便照章執行，幾個月後他又錯了！為此“四人幫”總攻擊他假傳“聖旨”，責令他拿出文字原件。可以猜想，他心裏的話還有很多很多沒講。人到離世，總要求得精神放鬆一下，該出氣的要出，該述苦的要述，該叮囑的要叮囑，不能重負一生一世，臨離開人間還要壓抑自己。或許，人離世之前，尤其是半昏迷狀態，意誌再堅強，黨性再強，也可能會像酒醉之人，感情突破理智，把積壓心底的話一吐為快？！……

　　葉劍英找到總理的衛士長，口吻嚴肅，象元帥給部屬下達命令：“張樹迎同誌，你們準備一個空白的本子，一支筆，班班交接下去。從現在開始，總理說一個字，你記一個字，說一句話，你記一句話，不許有一次遺漏，明白嗎？”

　　衛士長並不一定猜透元帥心底的活動，但是明白葉帥的心情，他熱淚盈眶行禮答道：“是，葉帥，我一定照辦。”

　　衛士和醫生夜以繼日地守護著周恩來，如果說醫生還有出有進，衛士長張樹迎和衛士高振普兩人倒班，寸步不離。他們為周恩來做的事：擦洗身體，換單換褥（周恩來執意不願麻煩女護士做這些事）。為避免總理擦下身時受涼，他們打著電筒鑽進總理被筒裏，那種精心，細微，他們對自己親生父母也沒有做到，確實是盡心盡力，無可挑剔。

　　周恩來去世後，衛士長見到葉劍英，神情沉重，滿臉愧疚。他敬軍禮，遞上本子，淚水似斷線的珠子，他泣不成聲地說：“葉帥，我們沒有完成任務，總理病危期間，一句話一個字也沒有講。”

　　葉劍英翻開潔淨的空本子，老淚橫流，仰天長歎：總理，我們到哪再找到您這樣忍辱負重，不給人間提出半點個人奢望的總理！總理，您是累死的，氣死的，委屈死的……

　　是啊，周恩來一生受過許許多多委屈，甚至是屈辱，連同許許多多的榮譽和讚美（他最反感做了好事掛在嘴邊），還有擔憂與無數美好設想無法再變為現實的遺憾，以及對人類推動曆史車輪總是向前的堅定信念，他都帶走了，他不向黨不向人民要一點寬慰和公道。

　　然而，周恩來的一生是以永久的服役與有力的犧牲與真理接近，他經過地獄煎熬的生命如同巨鍾，“四人幫”要砸碎它，它卻發出震撼山嶽的轟鳴：為什麽最講民主的人得不到民主？為什麽最尊重客觀規律的人反被批為右傾？為什麽振興中華實現四化的口號不許提？為什麽給人民謀幸福的好人總是挨整？……民主意識在中華民族的悲痛中覺醒，“四·五”運動，民心所向，鼓舞正義的領導果斷行動，中國共產黨終於沒有分裂，並依靠自己的力量切除病毒，走出迷宮，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迅猛前進！

　　我經常心馳神往：周恩來既已化作潔白的晶體撲向祖國的江河湖海廣闊大地，他是那麽機敏，那麽聰明，那麽深入，那麽細心，他恐怕能，不！一定能感覺到祖國巨大的變化，一定永遠和我們一起擔憂，一起歡慶。

　　我不奢望找準鑽石的每一個麵，也不回避鑽石內也有斑點。因為我時刻牢記著鄧穎超同誌的當麵囑托：你們寫吧，我不能寫了，你們不要光寫恩來的優點，也要寫恩來的缺點。

　　確實，周恩來的缺點，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話錯事，要尋找起來，不必用顯微鏡、放大鏡，“文革”中出的書在，文件在，批示在，電影在，傳單在，錄音在，我也無法回避！也無須回避，不必回避！因為畏懼錯誤就是毀滅進步。周恩來一生中恐怕算得上共產黨內自我批評最多的一個，他在黨內和人民心中從來沒達到神的地位，而是個有血有肉有喜有怒有說有笑有愁有情的具體的普通的凡人，一個也會有缺點、錯誤但是可以絕對信賴和值得信賴的老師和朋友。

　　我采訪過不少“文革”中被關押、挨批鬥的老紅軍、老八路和民主人士、專家、教授、演員。有人埋怨周恩來簽字抓了自己，我覺得這種情緒也正常，非要坐七、八年監獄的人說自己關著比在職挨鬥受罪好，這也太不近人情。然而引我深思，更令我感興趣的是：眾多經過九死一生磨難的人，受過巨大委屈的人至今信賴周恩來，愛戴周恩來，能寬諒他的錯誤，能理解他的苦衷，至今為沒有，也恐怕有生之年再不會看見周恩來這樣的總理而感到惜惋和感歎。

　　我的一位老師，她是一個堅強的女性，“文革”前她便是人民日報很有名氣的女記者。“文革”中她被以特務罪名關進了秦城監獄，一關六七年，弄得夫離子散。惡夢結束後，她曾親眼看過抓她的批示，是周恩來親筆簽名。盡管周恩來三個字沒有往日瀟灑大方，顯得局促蒼白，但確實是周恩來親筆簽字。也怪，她竟一點不恨投她入獄的人，相反感慨地說：幸虧總理把我一下關進監獄，若要把我交給“造反派”，今生你我也無緣相見了。為啥？他們曾把所謂專政對象雙手用繩索緊緊反扣在背後，你不是死硬嘛，你不是拒絕下跪嘛？好，他把窩頭丟在地上，把稀飯扣在地上。你硬，能抗過肚子餓？你要吃，乖乖跪下去啃，去舔。我這種剛烈性格的人，怎麽能忍受這般胯下之辱，我會寧願餓死也不跪下去……

　　我去拜望過一位鐵道部的老部長，這位老共產黨員也在自己黨的監獄中苦熬過七、八年。他的逮捕令也是周恩來簽發的。我曾冒然問道：伯伯，周恩來還不了解你嗎？他簽字抓你，你不氣他？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恐怕最恨的不是明火執仗的敵人，而是落井下石的同類，道理也簡單：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嘛！

　　伯伯瞪大了眼睛盯著我反問道：氣他？！孩子，你知道在同一張紙上江青、康生他們是怎麽批的？康生批：“十惡不赦，永遠不能翻案。”江青記仇，因為五十年代有回我跟她打牌，她賴皮還罵人，我不客氣頂了她，她這次也不客氣，大筆一揮：“立即槍斃！”周總理最後批示：“收監審查。”孩子，若不是總理這個批示保護，十個我也魂魄歸西了。伯伯最後幾個字已帶哭音了。

　　我還訪問過黃維先生，這位黃埔一期的老人，性格耿直，說話直率，提起淮海大戰自己的慘敗還有點不服氣：不是我們兵團不能打仗，我這邊軍隊還沒開拔，我的整個作戰計劃已全部到了鄧小平的指揮桌上，能不吃敗仗！嗨，蔣介石也蒙在鼓裏，他身邊一個管作戰的要員就是共產黨嘛！說老實話，若要擺開陣勢打，我們兵團可不那麽好消化！但是，講起兩個人，他哽咽了，流淚了。一位是孫中山先生。他講孫先生病重時聽說黃埔軍人東征屢建戰功，曾寬慰地說：過去我不能死，現在可以死了。作為黃埔軍校一期學生，受過大總統這般厚愛和期望，自然是終生不忘的榮幸！

　　還有一位是周恩來，他黃埔軍校的老師。他作為戰犯在功德林改造，由於思想頑固，直到“文革”開始後最後一批戰犯釋放時才輪上他。（他笑著自我嘲解道：第一批釋放戰犯時，周總理就提了我的名字，戰犯管理所的幹部個個搖頭：若黃維要釋放，就沒人要關了！周總理就沒堅持。也是因禍得福，那些先出去的仁兄，“文革”不又都關進去了？！而且還要挨打。若我輪上，脾氣暴躁還不更吃苦？！）見了從上海趕來接我的老伴和六個孩子，我聽他們講講這些年的情況，我流淚了：周總理特別交代新中國上海第一位市長陳毅關照我的一家，安排我老伴工作，政府包送我每一個孩子上學。六個孩子，除了老六高中畢業趕上“文化大革命”下鄉插隊，其餘五個都讀過大學！可惜我釋放後，他已經病重住院了，我連向老師當麵道謝的機會也沒有了……

　　沈醉先生接受改造快，是釋放最早的戰犯，“文化大革命”又被關押折磨，他說支持他活下來的就是周恩來的一席話。周恩來接見釋放的戰犯，杜聿明立正握住總理的手慚愧內疚：“老師，我有罪。”周恩來誠懇地說：“我這個當老師的也有責任。”輪到沈醉與周恩來握手時，沈醉羞愧地道歉：“周總理，三七年您到上海時，我還盯過您的梢，我……”周恩來爽朗地笑了：“我知道，旅館的茶房裏有我們的同誌……沈醉先生，那些都是過去的事了，你現在已經改造成新人了，能夠為人民做些工作。”“我還能為人民做工作？”沈醉有點受寵若驚了，他原本以為自己的後半生隻有在懺悔中虛度。“怎麽不能！”周恩來的語氣很懇切：“你可以把中統的內幕寫成書嘛，讓後人了解曆史的真相。”於是，“我還有用，我要寫書”的信念支撐了沈醉的生命。如今，他已經出版好幾部、幾十萬字的書，暢銷國內外。他心髒不好，古稀之年仍不停筆。是啊，人為知己者死，雖死無憾！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位瑞典學者是第一百次訪問中國，他向接見他的方毅同誌說：他會見過許多國家元首，至今最敬佩的還是周恩來，當年他一出現，屋裏的空氣都變樣了！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九十一歲高壽的岡琦嘉平太先生專程從日本來到天津，參加周恩來國際學術討論會。他在大會上深情地說：“我從中學時代就開始想，假如現在世界上還有像釋迦牟尼、耶穌、老子、孔子那樣偉大人物，我不管他住在多遠的地方，我都想跑去聆聽他的教誨，哪怕是一句話也可以。在漫長的人生當中，我所追求的那位，也就是至高無上的難以碰到……一九六二年十月為了談民間貿易，我訪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總理，為周總理的誠懇待人所打動，從那以後，我從中國的書刊和朋友的談話當中，了解了周恩來各種各樣的卓越的行動，直至今日，我已確信，我從青年時代一直追求的人就是周恩來先生，我忠誠的希望業已達到，所以今天，我以極大的喜悅講出這些感受，請大家分享我此刻愉快的心情。”

　　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還有一對美國夫婦，妻子花去十二年時間研究周恩來，丈夫理解支持，到中國講學鼎力相助。都說美國人是世界上最會享受生活的人，對於他們的工作和研究熱情似乎不好解釋。當我向年過半百風韻猶存的妻子詢問時，她眨眨眼帶些頑皮的口吻反問：“是想聽真話，還是假話？”“當然想聽真話。”她笑了，點點頭：“我的中學老師是個中國人，他給我們講國中國古老悠久的文化，令人神往。後來聽說周恩來先生到過美國（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研究組撰寫的年譜和《周恩來傳》中都沒有這個記載，尚待查核），留給美國人極大的好感！我熱愛中國，周恩來一生都為中國做好事情，不做壞事，所以我願意花時間，研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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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的越多，對“信任”這個詞匯的印象越深刻。我相信人間存在真誠的信任，我也在努力追尋、不斷思索，力圖準確分辨“信任”和“迷信”的不同味道，尋找出兩者產生的既相通又不盡相同的渠道。標尺一絲不苟的求實精神，能贏得人們的無限信任，那麽人呢？有些人活著卻早已死去，有些人死了卻永遠活著。為什麽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一個有鮮明政治信仰的共產黨領袖，他的影響能超越國界、政見和時空？！為什麽生前從不宣傳自己，死後也不為自己樹立紀念碑的周恩來，至今活在億萬中國人民和國際友人心中？！


鐵竹偉：我心中的周恩來（下）
2007年07月03日 星期二 21:19　　

　　有位不曾見過麵的同行，在得知我仍在四處采訪，要寫我心中的周恩來時，在電話中驚呼：在這種時代，居然還有相信世間存在真誠、存在信任，真是天下奇聞！我想立即見到你！我謝絕了。我早嚐過話不投機半句多的滋味，又自知沒有高深的哲學功底，還是用作品見麵好些。我當時略覺遺憾的是，如果我的電話上有電視屏幕，我能看見對方無異於見到外星人般的驚詫模樣，也是一種收獲。

　　但是，當韓素音女士向我談及這番話：“周恩來如果說，韓素音，我要你死，我就說：好的，您看什麽時候執行？因為我信任他，周總理從來不害人，他總不顧到自己，總顧到別人。”筆者不僅沒當其為現代迷信，而且十分欣賞，十分讚同。因為韓女士曾先後九次與周恩來長談，是對曆史、是對人格的充分了解凝成了這感人肺腑的信任。

　　曆史真是驚人的相似：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各界人士和外國人，包括絕對敵視共產主義的美國人，不少人在撰寫的回憶錄裏、在與朋友的交談中，都感慨萬分：他們是從認識周恩來認識中國共產黨，從相信周恩來相信中國共產黨的。

　　“文革”結束之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誠摯地征求意見時，民主黨派人士又曾直言不諱地說過：如果不是有周恩來，我們根本無法原諒中國共產黨在十年浩劫中所犯的錯誤。

　　難道這真是像有些人擔心的那樣：中國人習慣有皇帝，習慣有神，曆史無情地打碎了一個神壇，現在又要再築一個神壇，再樹一個神嗎？！筆者不敢苟同。我正因為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由衷希望我們黨的生命之樹長綠，所以我希冀找出問題的症結：為什麽人們如此信任周恩來，他特有的魅力究竟是什麽，也希冀人們從中得到一些思索，一點啟示，使我們的黨，多一些周恩來式的領導，使我們艱難曲折的事業仍能不斷向前發展！

　　周恩來與普通人的交往，回憶文章已經很多很多，有一些人早已不屑一顧，仿佛對領袖來說，芝麻綠豆大點的事何足掛齒？！現在已經不時興引用名人語錄，可我依然想提到這樣一些符合客觀曆史的總結：一個人做一件好事容易，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一個人，正如一隻時鍾，是以他的行動來定其價值的。零，隻有和實數在一起才有意義；思想，隻有和行動連在一塊才有成績。羅蒙諾索夫用十四個字作了更通俗因而又更深刻的概括：“不會做小事的人，也做不出大事來。”

　　國共談判將破裂，周恩來要離開上海時，曾把夏衍等幾個文化人請來，很動情地說：這一走，不知什麽時候再回來，夏衍，你有稿費，你請我們吃次大閘蟹吧！夏老回述這段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感觸頗深地說：這就是周恩來。也就是在那次街邊小餐館裏，在平等、融洽和諧的氣氛中，周恩來剝著蟹腿，說過這樣一段話：“我討厭做了好事又要去說，做就做了嘛，有什麽好說的。”

　　是啊，他在世時從未說過的事很多很多，然而，這些事卻深深印在當事人的腦海中，像一顆顆橄欖果、話梅皇，每每嚼一下，回味無窮。

　　都說周恩來跳交誼舞很棒，步履輕快，舞姿優雅，可惜，除了有幸親眼目睹者，至今沒有發現一張照片、一個鏡頭。噢，有一段新聞紀錄片，那是傣族喜慶潑水節。周恩來身穿傣家白布衫，頭纏傣家白帕，笑吟吟地與心花怒放的男女老少翩翩共舞，或許能幫你展開想象的翅膀！

　　周恩來跳交誼舞，常是鄧穎超催促著去，要讓他丟開繁忙的工作，活動活動筋骨。其實，在舞場，他也離不開工作。他經常去北京飯店、人大會堂和紫光閣等幹部、群眾較多的場合，和他共舞的女幹部、女演員、女學生、女職工，總是抓住這三五分鍾單獨與總理相伴的時間，反映自己的問題和苦惱。遇到事情嚴重、關乎大局，周恩來幹脆與她停下舞步，坐到舞池桌邊細說慢談。

　　舞會上的時間，兩三小時象一眨眼，最後一支舞曲響了，往往還有五六個乃至七八個等候與總理共舞的姑娘輪不上。周恩來請起一位姑娘繞舞場跳一圈，送她到起步的位置，在帶第二位上場，如此轉一圈，換一位舞伴，使每一位姑娘臉上都揚著滿足的笑容離開舞場。

　　“一人向隅，舉座不歡。”這是周恩來以周到著稱，作黨內工作和統戰工作時常提醒的一忌。然而，對普通群眾，他也想到不讓一人掃興而歸，不是人民的總理、平民的總理，他在舞場如何能出此良策，如此周到？

　　隨著周恩來國內視察、國外出訪的新聞攝影師們，辛苦也真辛苦，幸福也真幸福。周恩來的專機多寬暢，各國各地土特產有多少不能帶，不能裝？！可是，周恩來的皮箱，走時一隻，回來一隻，走時多重，回來一樣。有過幾回，省、市接待同誌盛情，嚴冬捎上一小筐綠油油的青菜，酷暑帶上十幾隻剛摘下樹的新鮮椰子，好，不幾日，收到周恩來交辦寄回的十倍於禮品的付款，誰忍心再送？周恩來上工地，下油田，去農村，去礦山，攝影師跟著奔忙，無暇閑遊山水，蹓躂市場。周恩來進農宿，到工地，若趕上吃飯，有窩頭嚼窩頭，有菜湯喝菜湯，他大口嚼，大口咽，吃得真香。他是真當飯吃喲，不是裝裝模樣。

　　終於回到北京，已是午飯時間。機場領導請周恩來進休息室，服務員送上熱茶，端來的飯菜噴香：總理，請吃飯吧！

　　哎，攝影師呢？周恩來四周環顧。

　　他們已經去上汽車了，總理，快一點鍾了，您一定餓了，快用餐吧。

　　“我餓，他們也餓啊！”周恩來急了：“快請他們回來吃飯！”

　　饑腸轆轆的攝影師們落了座，端起碗，和著淚，吃下飯。

　　是啊，人民的總理，平民的總理，才會在自己餓時也記得下屬的腸胃也在空磨。

　　周茂功活著，而且依然健康，依然工作，這是個奇跡！他在十七年前，僅僅穿著一套白帆布工作衣褲，用一把木柄鐵鍬，從地下鏟起一塊熠熠閃著火花的黑色物體，那不是燃著的煤，燒著的炭，是正在劇烈裂變中、並釋放出大量射線的鈾塊！周茂功舉著鐵鍬行走數步，扔進十幾米的深水池裏，以自己吃進超劑量放射線的個人代價，保護了當時中國唯一的核能反應堆。

　　於是，隻是西北大戈壁核基地中成千上萬無名勇士之一的周茂功的名字，走進了周恩來的記憶中。

　　“報告總理，今天機場有大風，不過請您放心，接工人回北京治病的飛機一定能強行起飛。”

　　“不要強行起飛。”周恩來嚴肅地下命令：“今天不能飛，明天再啟程，一定要把受傷工人安全送到北京。”

　　幽靜潔白的病房，空軍飛行員的夥食標準。周茂功燒傷潰爛的右臂痊愈了。他又回到核反應堆堅持工作。

　　一年後，在一次接見英模代表時，周恩來攥著周茂功的手深情有力地一握：“周茂功，好同誌！我應該好好感謝你！你保護的是國家的獨養兒子啊！”不善言談的周茂功臉孔火辣辣的，不知以何答對。他心怦怦亂跳，不停琢磨：千把號人，總理怎麽能叫出我的名字？！我不就是鏟那麽一塊東西嘛，總理這樣重謝我，如何承受得起！可嘴巴不聽使喚，像沒鋸口的葫蘆，一個字也吐不出。

　　鬥轉星移，又是兩年。周茂功讀了大學又回到戈壁灘工作。那天下了夜班，他乘班車回到宿舍，剛脫下衣服鑽進被筒，廠裏一輛汽車飛馳而至。他穿衣、上車，重返廠區。

　　接待室裏，粟裕同誌迎麵握住了周茂功的手，親切地請周茂功坐下。他一邊詳盡地詢問著周茂功的身體現狀，一邊仔細打量著周茂功的氣色、精神。當他知道這些年來周茂功一直身體很好，廠裏的工人也沒有一個受輻射傷致殘致命後，粟裕舒心地笑了。他握著周茂功的手抱歉地說：“周茂功同誌，本來你上了一整夜班，應該不打擾你，隻是這次我動身來基地前，到周總理那裏告別，總理對我說：你到基地，我不能去了，托你替我辦一件事，你無論如何要替我望一下周茂功同誌，不是隻問問他的情況，你一定要親眼看見他，親口替我向他問好，請他多保重身體。”

　　周茂功愣了，魂靈仿佛出竅一般發呆。他是孤兒，自小從家鄉流浪到上海，撿垃圾，擦皮鞋，遭白眼、挨鞭子是家常事，從不知道被人關切地疼愛是啥滋味。老天！真沒想到，被疼被愛的濃烈感受竟令人頭暈目眩，使人渴望重回到童年，能像孩子一樣痛痛快快哭一場！

　　周茂功一咬厚嘴唇，突然猛醒：周總理這麽忙，還記得我，還托首長來看我，我怎麽傻愣愣地不知道說話呢！快說！嘴唇蠕動了：“謝謝首長，謝謝總理！總理好嗎？”他本來還有好多話想講：早知道總理還記掛我，我在北京清華讀兩年大學時，一定去中南海讓他老人家親眼看看我……周茂功隻恨自己嘴拙,與粟裕又是第一次見麵,不熟,他一抿嘴唇,已經編成句的話又咽回肚裏。

　　“總理他好,他好!”粟裕的聲音陡然有些不自然，若細品味，有些發顫。總理早在一九七二年已身患癌症，帶著病一樣忙碌工作。這次他動身前，總理已經住進三○五醫院，動過兩三次手術。粟裕不是到西花廳看望，而是去醫院辭行的。總理明顯瘦了，憔悴了，精力不濟了。他工作太繁忙了！江青、張春橋他們想盡辦法增加他的工作負擔，明顯采取了疲勞轟炸的辦法折磨總理，使他心情沉重，讓他無法按時治療，輸著血還得起來接電話，專家、醫生急得暗暗流淚，恨得一勁咬牙，可又有什麽辦法！

　　幸好，報上能時常看到周恩來接待外賓的照片。盡管照片底下的注釋是在醫院，但瞧總理腰背挺直，中山裝筆挺，瘦削、遍布老人斑的臉上沒有笑容，兩道濃黑劍眉下，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依然富於魅力，給人信心，給人安慰，給人力量。善良的人們萬萬不會想到，每回接待外賓後，周恩來膀胱內排出的常常不是黃色液體，而是數百毫升的鮮血，保健大夫常常淚水滾落，一顆心高懸：一個人全身僅有幾千毫升鮮血啊。總理的心髒也不好，他們最擔心總理的血壓細若遊絲，在陡然之間滑落到零！……

　　好在粟裕將軍身經百戰，懂得紀律，更善於克製自己偶或流露的內心衝動。他鎮靜地、努力帶笑地應承了周茂功的囑托：一定給周總理帶問好，並請總理在醫院好好休息一段，他是太操勞了！是啊，光看周恩來的照片，誰會相信他已經惡病纏身？普通人總猜：中央領導人保健條件多好，一定是住在醫院邊休息，邊體檢嘛！

　　周恩來故世已十三年了，周茂功依然清晰地記著總理的親情，依然按照七○年周恩來就提出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目標，辛勤工作在秦山核電站工地，爭取如期讓這座中國自行設計、製造的第一座核電站並網發電。

　　當然也有人略知周恩來患病。

　　被尊為“核電站之父”的歐陽預同誌，他是新中國自己培養出來的核能專家。二十五歲便當博士。五十年代去蘇聯留學前，他參加過一次周恩來接見，他看著周恩來快步走來，臉龐紅潤，目光炯炯有神，那麽瀟灑那麽英俊，他興奮地拚命鼓掌，為國家有這麽帥的總理感到由衷自豪。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同誌們把中國的氫彈托上天，引起世界驚歎之後，便被“左派”們詛咒為“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罪人，挨批挨鬥後，理所當然地去幹校。他在插秧，他在割稻，他並不清楚鬧翻天的中國大地上，鋼鐵不增產，煤炭不增產，獨獨人口像開了鍋的水，咕嘟咕嘟往上冒！可是泱泱大國，國務院各部委辦的頭頭都被打倒了，各級黨組織政府機關全被衝垮了，國家機器全麵癱瘓。最艱難時，周恩來既要當總理又兼各部部長，還要替代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的書記、省市長。不僅要收拾已經替代了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組捅出的一切紕漏、惹出的一切麻煩，派性、武鬥、停工、停產、聳人聽聞的外交事端，還要苦心撐著，率領僅有的九人組成的生產領導小組，維係，真是掛一漏萬地苦苦維係中國的經濟生產。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七、八億張嘴的大家大國，容不下一張抓生產的辦公桌！若不信，你去查查國民經濟大全，中國在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整個國民經濟無計劃可言。一九六九年僅僅第一季度有計劃，第一條是出版幾百萬冊領袖文集。

　　各部委、省市、地縣乃至一個企業一個礦山的電報、文件、會議紀要、學習計劃、匯報、告急、告狀、外交照會、動態清樣乃至控訴批判、質問聲討等等等等，成堆成垛向周恩來辦公室飛來。

　　周恩來往往夜半一兩點才能回到西花廳，帶著七旬老人疲憊的麵容，真讓人心疼。秘書精選在精選，隻挑最燃眉最緊迫，不批不能過夜的文件送到周恩來桌上。就這樣，還是厚厚的一疊。周恩來認真、一字一句細看，琢磨。他不認真行嗎？這些國計民生的大事，他不把關，能和盤麻煩領袖去辦？！

　　當然也有會工作的。有位工作人員站在近旁親眼目睹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後來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姚文元批文件。

　　散會。走出會場到上汽車，連台階算上，不足百米。姚文元接過秘書桌上的厚厚一疊文件，看得出，有社論清樣，有國際動態，還有好些份省市電報、幾本紅頭文件。他掏出鋼筆，連標題都不看，邊走邊在自己的名字上打勾，打一個，秘書抽一份，再打一個，秘書又抽一份，人到車前，一疊文件全部批完，不耽誤走路，不耽誤上車，至於耽不耽誤國家和老百姓的利益，他根本不要操心：天下大亂，越亂越好，亂的是敵人嘛！越亂，越證明國務院是舊政權，該垮該爛，一個“二月逆流”，周恩來的左胳膊右手臂全都砍完，再釜底抽薪，讓你這個總理步劉鄧後塵一塊完蛋。

　　這並非我想危言聳聽。一身正氣、快人快語的陳毅元帥，早在一九六六年盛夏便一針見血，一語道破。他對外交部的宦鄉等同誌憤憤地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第一要打倒劉少奇，第二個就是周總理。”

　　周恩來還是夜夜認真地批，認真地看。畢竟古稀年紀，精力不饒人喲！手中的毛筆發抖發顫，明明想批個字，筆尖落下那一瞬間，眼皮打架，腦海裏陡然一片空白，哎呀，文件上出現一個大墨團。明明想打個勾，大腦命令右手：要打勾啊！眼睛發粘，大腦重複命令：眨眼，眨眼，睜開，睜開！可是突然之間，大腦也累垮了，它安慰自己：睡吧，就千分之一秒！糟糕，筆下的勾，變成飛向紙端的長箭！

　　衛士長心酸心疼也不敢勸，也不能勸，隻好借此機會，送進一杯濃濃的咖啡，一條騰著熱氣的毛巾。

　　什麽？勸總理丟開別管？怎麽可能呢！衛士長說：總理辦公室裏那隻向外公開號碼的電話，那還能叫電話嗎？改名電鈴更合適：叮鈴鈴，叮鈴鈴，二十四小時不斷聲，尤其是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兩年。秘書、衛士建議換號，搖頭；辦公廳來換號，不準。大夥再勸，老人家發大脾氣了：你們怎麽還不懂呢？！現在幹部、群眾有事沒處報，我這的電話號碼再改掉，他們要找政府到哪去找？！……勸總理丟開工作睡覺，除了讓老人家生氣發火還耽誤功夫，這種事我們怎麽忍心幹呢！

　　沒人注意，也不知從哪天開始，周恩來的批示不再用毛筆，換成了鉛筆，從此文件上的墨團沒有了，長箭頭不見了，隻是年複一年，清秀流暢的周體字跡再看不著了，一行行眉毛連著胡子的草字很難辨認，直至進手術室前，他用顫抖的手握住筆，執意在有關伍豪事件的文件上親筆簽名。為什麽非要簽名？有人非要把他打成投降派啊！這一點他絕不能容忍！周恩來自己曾說過：我這個人有軟弱的一麵，在黨內總覺得不能硬頂，什麽都要留有餘地，甚至於也還不能唱反調，形成僵局。有時心裏明白，也隻好冷一冷，以便在取得發言權時，能夠把局麵挽回。他在一九六四年給《東方紅》大型歌舞的演員們講話時也專門說過：為了黨不分裂，領袖犯錯誤也要等待！的確，翻開中國共產黨史冊，在黨內曆次權力變更中，周恩來從未采取決裂行動。他總是“相忍為黨”拚命工作，總是檢討自己，團結同誌。王明批他右傾；李德批他右傾；五十年代他檢討自己不明白革命總是左比右好的錯誤；“文革”中他仍被批為一貫右傾，“資本主義複辟總後台的後台”。這一切他都海涵了，沒有後悔，沒有怨聲。

　　但是，“四人幫”企圖通過“伍豪事件”把周恩來打成叛徒，周恩來一反往常溫和的性格，憤怒喊出：“我在對敵鬥爭中從來沒有動搖過！我不是投降派！”他一定要在中央轉發的調查核實文件上簽字，以便存入檔案，留清白在人間。

　　“周恩來”這三個字，他一生最常用、最常寫，因而寫得最灑脫、流暢、最富魅力的三個字，此刻顫抖的筆劃、歪斜的結構，使人幾乎無法辨認……

　　正是這隻曾經跌壞過肘關節，因延安醫生治療不妥，關節長死，幾乎殘廢的右臂；這隻在莫斯科皇宮醫院忍受再次手術的極度痛苦才解決了關節僵死，爭取到上下四十度活動幅度的右臂，這隻戰爭歲月草擬過成千上萬份電報文稿的右手，這隻和平時期簽發過莊嚴的邊界條約、貿易協定、中美中日建交的聯合公報也在文件上點過墨團，劃過長箭的右手，七○年在一份建設核電站的動議書上作了一段精采的批示：七機部不能隻當爆炸部，要把原子能運用於和平建設中。

　　於是，歐陽預有幸從水稻田裏拔出雙腳，像做夢一般，繼續幹起被咒罵為“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老本行。

　　有“中央批示”保護，歐陽預翻閱了世界各國核電站的介紹，真慚愧喲，洞中方數日，世上已千年。我們這裏“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依然千年如一日地呼呼地大量耗煤燒油發電，人家美國、英國、法國、蘇聯等等國家的核電站像雨後春筍，一個接一個建成，為本國節省不計其數的寶貴資源！歐陽預心裏憋足了勁，立足中國現狀，綜合均衡比較，集各國之長，避眾人之短，終於搞出了中國第一座核電站的理論設計方案。隨後，又是千辛萬苦跑遍江南，進行了反反複複的可行性試驗。到一九七四年，一份中國人自己設計，並將自己建造的核電站的全套計劃擺在周恩來麵前。

　　人大會堂的一個會議室裏，歐陽預又一次看著周恩來走來。他步子穩健但略顯吃力，麵頰像刀削一般瘦陷下去。可能是熬夜太多，眼睛發澀，不時有服務員送來熱騰騰的手巾讓總理擦臉。歐陽預猛然想起三十年前看到的總理，啊，歲月無情，總理為多災多難的國家真是操碎了心！不過周恩來專注的神情沒變，他聽得很仔細，問得更多更詳細。歐陽預注意到兩個多小時的會議開下來，總理除了會間休息出去方便兩次，其它時間裏一直是全神貫注，精神飽滿，仿佛現在全世界、全中國他唯一要做的事，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建立核電站。（這恐怕是周恩來貫穿一生的工作特點：善於做小事，才能夠完成偉大的事業。）

　　會散了，周恩來請專家們留下吃便飯。歐陽預靠著周恩來坐，他見總理隻招呼大家吃菜，自己卻吃得很少，便關切地問了一句：“總理，您身體好嗎？”

　　其實，不用周恩來開口，答案歐陽預也能猜出。一定是“還可以”“湊和”之類的應景話。為什麽？一般首長對下屬的問候不會，也不必認真，總是客氣地、簡單地應酬兩句，更何況周恩來是總理，是國家領導人呢！他的健康狀況，恐怕也像我們的核基地一樣，列入國家的特等機密吧！

　　我的身體不大好。周恩來一開口，坦率和誠懇的態度就讓歐陽預意外：我睡覺時手和腳都是涼的，常常半夜起來灌個熱水袋暖著，才能睡得好些。完全是老朋友似的傾心交談。

　　此刻，歐陽預絕沒想到癌症在兩年前已經開始折磨周恩來，更不可能想到，僅僅半年之前發生過的，比肉體痛苦傷害更大更重的精神折磨！那種猶如泰山壓頂、天庭傾倒，差一點致周恩來於死地的無情摧殘和殘酷打擊。

　　如若歐陽預不是專家，隻是人大會堂的一名會議服務員，也可能目睹麵前這位態度謙和、麵容安詳的總理，這位麵對敵人槍口仍然堅定機敏，十數次大難不死化險為夷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自己黨內最高層會議上被惡毒中傷後鐵青著臉，發顫的手，沉重的腳步和痛苦顫抖的心！是啊，周恩來也是凡人肉心，他麵對營壘內的刃首能不痛苦？周恩來又是超人水晶！遭受明槍暗箭之後，他不倒下，他明白千千萬萬善良的中國百姓需要他！他要完成曆史賦予他的使命：頭雖長低氣不屈，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病魔折磨、精神壓抑中的周恩來依然在處理國際國內的各項重大事務。他受毛澤東支持解放一大批幹部，組成政府領導班子，挫敗了“四人幫”妄圖奪取國家權力的陰謀。他挺立在四屆人大講台上，第七次號召全國人民要為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而鬥爭。當然有時不是憑權力，隻憑良心，憑威望，憑毅力，依然在如牛負重，艱苦跋涉，以生命作代價，實踐桌他多次重複過的誓言：我現在隻有一句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歐陽預不知道這一切，但他感受到朋友般信賴的暖流，也自然而然用忘年交的口吻叮囑：總理，您是工作太忙了，太累了，要好好休息才行！

　　誰知這一別竟成永訣。

　　也好，歐陽預少知道一點，晚知道一點也好！能在希望中多一分快樂，多幾分希望，能在單純中少一點煎熬。是啊，若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從某種意義上說，並非地位越高越好！當領袖往往參與得多，知道得多，他們的心靈，他們的生活真夠累人的！

　　我從小頂喜歡魔術，當我看著身穿燕尾服，頭戴黑禮帽的魔術師，對著原本空蕩蕩的保險櫃吹口仙氣，再打開蓋子，好家夥！立即拿出一包一包又一包的炒米花、甜餅幹、水果糖，我直咽口水，恨不得自己也有這種神奇的本領！

　　說句不怕丟人的話，我上小學就有個極佳的習慣：愛吃。住在學校裏，三頓飯後，舌頭嚐不到滋味就饞得難受。我頂喜歡校園後門邊那片梧桐樹林。天天眼巴巴地盼著它們結籽生娃娃。梧桐樹的果莢像睡著胖寶寶的搖籃，又像威尼斯兩頭翹起的遊艇，噢，秋風呼呼一吹，眼看著樹梢上的它們，穩穩馱著梧桐籽飄然而下，我的心快樂得發顫！多數果莢一邊結兩顆梧桐籽，偶或拾到一個結三粒籽的果莢，女伴們（饞丫頭當然不止我一個）便會興奮得歡呼尖叫，當我們千苦萬苦收滿口袋（包括那些落在地下，已被雨水浸出芽的在內），點幾根幹柴，用搪瓷缸烘烤一下，那個香喲，似乎如今吃過的山珍海味也比不上。至於其他季節，白生生的甜草根、綠油油的辣根、紅彤彤的吸蜜花，野吹時燒焦的地瓜，都是我和女伴們的美味佳肴。

　　時至今日，這個極佳的習慣未改。每回與爸爸媽媽短暫相聚，瞧我屋裏的燈天天亮到半夜，老人心疼，餐餐為我加菜。可再瞧我書桌上成堆的瓜子皮、梅子核，又忍不住搖頭：哎，怨不得你胖，手不停，舌頭也總不閑著！

　　話扯開了，無非想說，我童年的夢便是有魔術師的神奇本領。

　　上初中、進高中後，我知道魔術是假的。那些曾令我垂涎欲滴的餅幹糖果，都是魔術師從食品店裏買來的道具。然而，我又迷上了另一種神奇：是誰托起了蘑菇雲騰空？是誰讓斷下來的手指又靈巧活動？是誰把人類送上了坑坑窪窪的月球——盡管此舉打碎了我心中嫦娥玉兔丹桂吳剛冰清玉潔的月宮的仙境，我仍然激動！又是誰設計出精密的儀器，巨大的翻鬥，龐雜的流程，隻要撳撳電鈕，叫停就止，叫轉就走？！是科學家！他們才是真正的魔術師，以大自然為道具，變化出驚天動地的奇跡，造福於人類。

　　那一天，我永遠珍藏在記憶中。南京十中（現恢複老校名：金陵中學）大禮堂的舞台上，坐滿白發教授、有成就的專家、藝術家和科技人員時，我目不暇接，心潮澎湃，恨不能又考哈軍大，又考二醫大，幹出點神奇的事業，人生才算活得夠勁！

　　我一時找不出周恩來對科學技術高度評價的精粹論述，手邊有一句鄧小平的話令人叫絕：“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老科學家錢學森和我提起周恩來時，很讚賞這句話！

　　錢老是我從小尊敬、多年來期望采訪的科學家。麵對麵坐下，注視著他彎彎的眉毛，像動畫片中老祖母一樣慈祥的眼睛和微笑，聽著他一板一眼娓娓動聽但又有極強邏輯性，很真實又很坦率的敘述和分明是朗朗的，但又隱約夾帶著歎息和淚珠的笑聲，我總無法把麵前的老人與那個讓宇宙間也翱翔起炎黃子孫的火箭、衛星，在世界科壇上大名鼎鼎的錢學森教授合為一人。看來，成就顯赫者往往謙恭自重，而無足輕重的角色則往往表現得不可一世，盛氣淩人！

　　錢老講述下麵這段話時很動情：周恩來同誌是我們老一代領導人裏麵，不多的一個能夠跟我們這一些，叫知識分子吧，科技工作者說話的，能交朋友的。我們一方麵對周恩來同誌很尊重很愛戴啦，一方麵我們又覺得可以跟他什麽都談，這是領導人裏頭唯一的一個！

　　對陳老總的說話印象也很深。他講得挺有意思，我一直記得。一次人代會，他講他回到四川老家，他問：“老鄉們，怎麽樣啊？”老鄉們說：“很好啊！”他說：“那要感謝共產黨啊！”老鄉奇怪：“你怎麽也說這個話？你不是共產黨嗎？你還說感謝共產黨！”他說：“是啊，但是我也隻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我以共產黨普通一員的心情感謝共產黨，為什麽不可以啊！”與陳老總接觸不多，恐怕你問其他科技人員，對陳老總當然也是很尊重的，但是，沒有跟總理這麽一個感情！

　　現在怎麽樣呢？現在沒有！現在沒有！不是說不認得他們，有些過去一起工作，我們還比較熟的，自從他當了領導人，我見了他，我腦子裏就是：你是領導，我什麽也不給你說。為什麽？沒有共同話題了，已經沒有共同語言了。

　　周總理所以能夠跟我們交朋友，他是總理當然管得麵很廣？！但是他見了我們說的話，就是用知識分子的話說了！

　　周恩來很注意學習科學，真學！我們向他匯報，他有的問題沒聽懂，總是窮追不舍的，一定要把它弄懂，這給我們印象很深的。有一回我剛回國不久，半夜接到一個電話，一問，是總理辦公室來的，那位秘書說：“總理現在要批一個文件，讓我向您請教一下，聲速到底是多快？”我解釋了半天：聲速標準溫度底下是多少，聲速是隨著溫度變化的。這是一次。還有當麵問的。總理真學的事很多啦！

　　小平同誌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我這個當知識分子的不怕說知識分子沒地位，知識分子地位最牢固，因為你離不開！

　　我在美國呆這麽久了，大老板也看過了，大老板對我們畢恭畢敬的。他懂得屁啊，也懂得科學技術？！一點不懂，他就懂得錢，他就知道離開科學技術他賺不了錢！我說這個是個道理吧！小平同誌一語點破，第一生產力嘛！

　　我們的領導人，至少領導科學技術的，或者領導文化工作的，要是跟知識分子不能夠交朋友的話，我看是不行的！因為我們不是靠資本主義那種關係，資本家完全是拿錢買你的。我們最後靠的是政治，是領導關係。

　　黨和國家領導人要能夠和知識分子交朋友，這個恐怕是外國做得也並不好，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像周恩來這樣的人，這樣來教育團結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我看這是個重要的問題，這不管是當前還是將來，都是這樣。

　　去年（一九八八年）撒切爾夫人在皇家協會一次演講，開首第一句話便是：我個人體會是，首相必須是知道、懂得科學技術。她當然有發言權，因為她原來就是學化學的。第二句話是英國式的拔高。英國人拔高嘛隻好引用大哲學家的話：一個沒智慧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為什麽我們黨裏隻有一個周恩來這樣的領導人？我不由自主地發問。

　　嗬嗬嗬，老人爽朗地笑了：這個是你們研究的吧！你們的中心就是研究這個吧。薑，真是老的辣！科學和政治、藝術的職權範圍他經緯分明。

　　其實，老科學家的親身經曆，本身就是一個解答。當然，答案到底是什麽，這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八日，丟棄了在美國一切優厚待遇的錢學森夫婦，帶著屬於他們自己的一雙兒女和報效中華的知識、智慧和一腔熱血，走過深圳羅湖橋，眼含熱淚步入了久違的祖國懷抱。

　　十月底，周恩來接見了錢學森，親切自然，侃侃而談，象久別重逢的朋友，象周到細心的兄長。周恩來向他細細請教國內能否搞原子彈？安排他去東北參觀講學，不久他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力學所所長，獨擋一麵。

　　國家是厚待錢學森的。選他當人民代表，參與商議國事，研究國防尖端科學。

　　科學院院長是郭沫若，他對大家很親切。每當知道大家對黨和國家的某些政策有些糊塗認識，心裏頭有點不舒服，他就在院裏召開個會。郭老不愧是詩人、大文學家，他在台上又作詩又講故事，講完就散會，大家的糊塗思想就解決了，心情也很舒暢。

　　張勁夫副院長做黨的工作，他也跟大家很親近。他常召集院裏所長一級的幹部、十來個人吧，開會。就是現在的時髦語言：開展對話吧。常常他先講十來分鍾，接著讓大家隨便講，你一言我一語暢所欲言。到中午十一點半了，他再講半小時左右，大家聽了，哎，很有道理，有些不清楚的問題也清楚了。

　　那時候還有個現在很難想象的關係。錢學森這些所長也到院長、副院長家裏去。不是去商量什麽大問題，就是去串門去的！那會張勁夫住在師範旁邊的大院裏，錢學森等都住在中關村。他也沒有什麽打電話，秘書聯係，都沒有，車來了、敲上門，噢，來了？來了！好啊，坐會。一杯清茶，閑聊一會，很自然，也很親切。

　　可是，錢學森常常感到空氣沉悶，心裏不痛快。

　　為什麽呢？在所裏，他這個所長要說個什麽問題，所裏上上下下再不會有第二個聲音。他不習慣，也不能忍受。他注意了一下，幾乎都是上一級說句什麽，下麵一級便隻能隨著上級的思路發揮，不再會提出不同意見，更不會提出針鋒相對的反麵意見。

　　錢學森焦急萬分，研究單位，學術不民主怎麽行呢？！他渴望在所裏形成一種能夠自由充分討論的學術空氣。有一次，他便“使壞”了，在所裏學術討論會上，他存心故意說了一個明顯錯話，他再三向大家征詢意見。會場裏鴉雀無聲。錢學森臉色陰沉，心裏異常失望：學術離開爭論探討還會有鮮活的生命力嗎？！

　　過了好一陣，一個剛剛分到所裏不久的年輕大學生站起身，口吻謙和、略顯拘謹地說：“錢所長，你剛剛講的那個話是不是我聽錯了？”

　　好極了！錢學森滿臉陽光、滿臉笑容，他大聲稱讚：“我真要為你鼓掌，你提問題了。”他詳細向大家介紹在美國開學術討論會的情況，最後強調再三：我們是搞科學研究的，這樣的學術空氣是不行的，是不科學的！

　　但是，論資排輩、等級觀念、行政命令比比皆是，自由民主的學術討論很難形成。錢學森感慨之餘，總會不由自主地懷念起在美國學習和研究生活。

　　在美國是靠本事吃飯，你有本事到哪都行！美國這點倒是不封建。不管你是外國人還是本國人，隻要你有本事，就重視你。錢學森是個外國人嘛，可是照樣提拔，提拔得非常快。

　　錢學森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評的教授，那年他剛滿三十六歲。學院每年八月舉行畢業典禮。教授、副教授都穿上那件袍子，然後按年齡排隊，年齡越大的教授越往前排，錢學森是教授中年齡最輕的，理所當然排在教授隊列的最後一名。緊接著教授後麵的是副教授，也是按照年齡排隊，副教授在第一個的是美國人，他已經五十多歲，曾經是錢學森的老師。他看見自己的學生排列到教授隊伍裏，大概心裏不大好受，半開玩笑地招呼錢學森：哎呀，我看你沒地方再上去了，你到頭了吧!許多年過去了，那位副教授一直沒升到教授。

　　中央決定，為了擊退來自西方世界的核訛詐，中國要研製自己的導彈和原子彈。周恩來擔任了“兩彈”專委會主任。他在會上感情激動地說：沒有軍事工業的國家是軟骨動物，我們一定要集中力量，集中智慧，盡快研製出我們的核武器。

　　一次會議間休息。周恩來和錢學森肩並肩，沿著靜靜的走廊邊走邊聊。周恩來向錢學森請教：“組織尖端科研你有經驗，你看什麽是關鍵?”

　　“學術充分民主!”錢學森衝口而出，這是他回國後感觸最多的問題，對朋友不講，對誰去講？!他感慨萬端講起在美國的情況。

　　學術討論會在大學係裏每周開一次，一般下午兩點半開始到五點。兩個半小時內。一位教授，或者副教授，或者講師，或者研究生，用五十分鍾至多一小時講一個課題，一般講自己做的工作或別人做的課題。大家靜靜坐在那裏專心致誌地聽。隨後的一小時是討論時間，會場裏誰有什麽意見都可以提。討論時，教授、研究生是平等的，都有發言權。

　　那時，錢學森是研究生，他的教授斯威德洛·馮·卡門（音）是係主任，一位匈牙利人，在八十年代就已是世界名人、大權威。他也跟大家坐在一起，也是即席發言。他也並不是說他講的就準對，有時講著講著，他會搖著手說：“哎呀，我剛才說的那個不對了，我收回。”

　　大家討論時是很自由的，什麽意見都可以講。老師是主持會的，盡管是名教授，他也隻有一個任務。

　　每次大概用最後一刻鍾時間，他來總結一下。這次用一小時討論了什麽題目，什麽問題已經搞清楚了，結論是什麽，還有什麽沒有搞清楚，現在還不能夠下結論，那麽以後再研究。就這樣實事求是，絕無以勢壓人。

　　教授是權威，可他對學生是完全誠懇的。那時候錢學森每個禮拜向老師匯報一次工作，是上老師家裏匯報自己一周做了些什麽。老師終生未娶，一直由他的妹妹幫他料理家事。

　　有一回，錢學森剛講完自己這周工作，教授大發脾氣，怒氣衝衝地罵道：你這個工作不對!完全錯了!說著，把錢學森剛才遞到他手中的匯報提綱也扔在地上：幹嘛這樣做!你錯了，完全錯了!

　　錢學森畢竟是中國人，有尊師的習慣。老師發脾氣了嘛，他就不說了。但也沒想通自己錯在哪裏，想等老師平靜後再找機會談。又過了一會，老師氣消了一點，錢學森便告辭了。

　　第二天，三層樓頂角落頭那間小屋的門篤篤篤被敲響。錢學森正趴在桌上看書，隻應了一聲：請進，也沒去開門。他當時是研究生，小蘿卜頭一個。他想，沒電梯乘，爬三層來找他的大約也都是小蘿卜頭吧。誰知一回頭，喲，是老師!錢學森趕緊站起來。

　　沒等他開口，老師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向錢學森深施一禮。口吻懇切地說：“錢學森，昨天下午你是正確的，我錯了，特來道歉!”

　　錢學森受寵若驚先紅了臉，他趕緊請老師坐下。

　　是啊，注重禮教的中國傳統，從來就是老師教學生，訓學生，師道尊嚴嘛，哪裏聽說過老師向學生道歉?!孔子號稱弟子三千，也算個知名學者吧，他被尊為至賢至尊至聖，隻聽說他諷刺、恥笑學生，從沒聽說他向學生檢討。

　　第二天，錢學森忍不住告訴其他同學，因為這種事在他看來真是奇跡。大夥都打趣他少見多怪：係主任對誰都是這樣子，雖然是大權威，錯就是錯，錯了就承認，錯了就道歉，不管對誰。

　　慢慢的，錢學森也明白了習慣了這個道理：一個問題還沒搞清楚的時候，知道誰是對了，誰就是錯了？隻有尊重科學，充分討論，最後才能搞清楚，形成一個正確的意見。但是，這一個正確的意見怎麽得來的？沒有錯誤不可能有正確!所以說錯了話的人，對最後的正確的意見也是有貢獻的!所以，壓製民主是最傻最笨的辦法。錢學森自己當教授，也這樣對待他的學生……

　　錢學森擔心自己講得太多了，繁忙的周恩來無暇聽這麽多這麽細，有點猶豫。

　　周恩來一直微微歪著頭，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直注視著錢學森，聽得很專心。此時他感覺到這一瞬間的停頓，微笑著催促：“講得好，請您講下去。”

　　錢學森放心了，直言不諱地說開了。

　　在這方麵，日本人不行。五十年代初，錢學森還在美國時，見到一個日本的教授，這位教授的論文早巳在刊物上登出，很不錯。他來看錢學森時，錢學森問，“你到美國來幹什麽啊?玩來了?你工作做得不錯嘛，你不需要到美國來啊!”

　　“哎，你不了解!”那位教授深深歎口氣說：

　　“我到美國來是呼吸新鮮空氣來了。怎麽說呢，在日本，我是教授，我教授就是火山，我下麵的人從來不給我提一個不同的意見的!什麽都是我說了，他就會：是是是，照著辦。所以我覺得悶氣得很!我到美國來，這兒是自由的，呼吸呼吸新鮮空氣。”

　　錢學森點頭讚成：“你這話倒不錯，但是教授與教授之間總是平等的啦!”

　　他說：“哎，不行，每個教授是一個山頭，這個山頭不和那個山頭通信的!”（按錢老對筆者的介紹，八十年代的日本還是這樣。日本人拉外國的人才到那去工作，待遇非常好。但是這些人不願意在那呆。英國科學經費困難，有些英國人也跑到日本去，他去以後頂多呆一年，別人問他為什麽呆一年就走，回答說：日本不是生活上頭的環境不好，而是學術的環境不好，不願意呆!）

　　蘇聯怎麽樣？！蘇聯的院士對錢學森說：“蘇聯學術民主不好。”這個錢學森一九五六年到蘇聯去就發現了。他因剛從美國回中國不久，滿腦袋裝的是民主的，到蘇聯去別扭：假如這個場合有個院士在，就聽院士，通訊院士就不吭聲，不會講話；在通訊院士下頭的博士，更是什麽都不說了。就叫院士一個人講。

　　錢學森不理解：學術工作這樣還行嗎？翻譯告訴他，這兒就是這樣，等級森嚴。

　　我們中國人不笨，不僅不笨，中國人肯動腦子，肯拚命，很聰明。錢學森激動起來：我剛到美國時，中國還是國民黨的中國，外國同學常拿男人梳辮子，女人纏小腳等為話題，取笑中國愚昧、窮困、落後。

　　我對他們說：“我們不行，國與國比。我不能跟你比。人跟人，我對你，看誰勝利!”

　　後來與我分手時，他們認輸了：“看來你說的話對，你確實勝利了!”

　　“總理，我想說的不知說清楚沒有，我是想說……”喉頭哽咽，錢學森說不下去了。

　　周恩來握住錢學森的手，深情有力地一握，看得出他很激動：“學森同誌，我都明白了，謝謝，謝謝你!”

　像下達作戰命令，在最短的時間裏，在中央專委會統一指揮下，組織起中國科學界的精兵強將。部隊、工人從祖國各地集結開赴戈壁灘腹地；各項研究工作、基建工作和配合工程都迅速上馬。

　　隔段時間，周恩來便要找錢學森來匯報。了解工作進程，電話裏他總特別要交代一句：“凡是有不同意見的都要來!”

　　開始錢學森為難：“總理啊，這樣人太多了啊。”

　　周恩來答得幹脆：“多就多一點．多一點沒關係!”

　　匯報開始，聽完主講的，周恩來就要問：“剛才一位是主要匯報的，你們其他同誌還有什麽意見?”

　　他點著名，請一個一個人都講，聽到一個不同意見，總是鼓勵說：“很好嘛，你講下去，講下去!”從不打斷哪一個意見。

　　有一回，一個本來研究定的問題又重新議，周恩來讓大家有啥不同看法的和盤托出。這時，一位秘書走到總理跟前，俯在他耳邊講了幾句話，坐在近旁的錢學森從秘書口型的變化猜出，大概是提醒總理：這個問題你已經批過了。

　　“我批過算什麽呢？！”周恩來大聲說：“大家發言，如果不同意過去的意見，隻要大家意見對，我可以改嘛!”

　　錢學森和在座同誌喜形於色，情不自禁鼓起掌來。周恩來是總理啊，他講這個話，不是充分民主又是什麽?!在搞“兩彈”整個過程中確實比較民主，什麽意見都可以提。整個科研隊伍都比較團結。大家拚命幹，苦一點，沒關係．因為心情舒暢。

　　當然，周恩來領導下的專委會，對每項研究工作也並非總是議而不決。每項工作都有個帶頭人，叫總設計師，他有個班子：總體設計部。在充分民主征求了大家意見之後，總體設計部把意見匯總，有矛盾的也要分析出問題症結，都報給總設計師，總設計師有責任最後拍板。而且口說無憑，都必須親筆簽名。像將軍指揮打仗下達總攻命令。

　　衛星放上去，總設計師立功；衛星掉下來，總設計師負責。

　　對於總設計師的最後決策，周恩來主持的專委會充分尊重，一點不幹預。導彈實驗時。聶榮臻給錢學森打電話：“導彈發射試驗你全權負責，你到現場去指揮，定下什麽時間發射，給我打個電話，我就做這個事情!”

　　周恩來、聶榮臻和專委會就做這樣的事情，少嗎?不，衛星上天，氫彈成功!

　　充分民主、高度集中，把“人民戰爭”的經驗用在科學技術的組織方麵來，這是“兩彈”發展迅速的重要原因。外國人評價很高。八十年代，一位美國人寫書，對中國原子彈成就作了探討。他講了五條成功的因素，特別提到，中國人設計了一個非常有效的計劃管理。

　　確實，中國人能吃苦，很聰明，能借鑒，更能創造，隻可惜總有人妄自菲薄，仿佛自己掌嘴，越往死裏打，越好，豈不知常常在重複著一個悲劇：捧著金碗要飯，結果依然改不掉乞丐的模樣，哎，沒法，真理與謬誤常常一步之差，說說簡單，真正潮流來了，總是隨潮流走輕鬆，方便，反正橫豎掏國家的腰包，無非交點學費，港幣?美元?上億上萬?拿去!大爺不吝!

　　訪問即將結束時，錢學森感慨萬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黃金時代，現在情況有了變化，當然不能完全照搬“兩彈”的經驗，但是。在管理科學技術上，充分民主又高度集中，這點從前周恩來同誌都做到了。這難道不是周恩來同誌對知識分子工作，對科學技術的貢獻嗎？

　　我真慶幸能有機會向科學家請教，真正是得益非淺。然而，我還有許許多多、各行各業的老師，他們人人給我展開一個側麵。翔實、生動、感人肺腑，是啊，周恩來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尊重擁有科學知識的人才，想方設法發揮各人專長又不求全責備，也不掠人之美，還要千方百計保護的事，實實在在說不完也寫不盡。

　　一位老編輯、老伯樂曾這樣勸我：不要受命於誰，趕時間趕進度搞那種急就章的應景作品。周恩來算得上是中西文化的結晶，中國從封建文化向現代化過渡中最典型的代表，你拿一生的精力去研究周恩來也值!

　　一位在英國呆過多年，又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多年的老翻譯。老秘書則認為：周恩來基本上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產物，應該說對他最重要的影響是中國的傳統。要從曆史上來看中國的社會，你才能懂得總理的一些做法。因為共產黨也是從舊社會來的，帶著很多，遠比我們設想得多的舊社會痕跡，因此就不能不采取舊社會的一些做法，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夠白的就是白，黑的就是黑，曆史上就不是這樣!

　　什麽是大局？為什麽要顧全大局？周恩來不顧大局會有什麽後果？寫“文革”部分，你一定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說真的，那種時候，隻有周恩來顧大局才能有效果。隻有他這個地位，他這個威望，他的顧大局能夠解決一些問題，可以把國家維係住，他處於的關鍵地位就在這!這個問題涉及麵廣啦，其他問題是次要問題……

　　有一位將軍曾這樣對我說過：周恩來一生都在走曲折的路，沒有走過直路，但是，他確實象堅韌的古藤，他的生命活得很成功……

　　狂風怒號，天寒地凍，人們往往讚美鬆柏堅挺，看不大起落葉的古藤、幹枝的垂柳、凋枯的小草，更不會讚美它們正以韌的堅持，等待來年春風吹又生!人們往往盛讚黃楊木的常青，殊不留意臘梅花是在幹枯了枝條之後才綻出朵朵金花，給冰冷的世界送來春天的情。大自然中生命的延續靠堅，但是更離不開韌!大自然如此，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難道不同？!

　　我記得一處美景：從電影鏡頭中看過的汕頭的古藤。當年南昌起義軍撤至汕頭時，它隻是幾彎小枝。

　　半個世紀以來，它經過台風襲擊，暴雨澆淋，可謂風刀霜劍嚴相逼．它葉雖長落根不死。頭雖長低氣不屈，沿著曲折的路線向上攀登。如今，它淩空飛起，氣勢磅礴根深葉茂、花開千朵。

　　我愛杭州雲溪的蒼翠竹海，漫步林間曲徑，我常常在綠色的陶醉中思緒飛騰，我想起西花廳門前花苑中的綠牡丹，它雍容華貴，國色天香，竟然是偌大中南海裏，在“種花變修、養鳥喪誌”的時代也沒被瓜菜代的幸運兒。

　　我想起西花廳曾改名向陽廳，向陽廳裏又住過被追捕的賀龍元帥和夫人；

　　我想起周恩來浮腫的雙腿和每晚泡腿的鐵桶；

　　我想起周恩來的一號辦公室；

　　我想起周恩來病房裏常響著的越劇唱段《黛玉葬花》、《寶玉哭靈》；

　　我想起楓葉把整個青春獻給了太陽以後，它就具有太陽的色彩；

　　我想起……

　　天哪，我想起的怎麽都是周恩來普普通通的小事，可是，親愛的朋友們，是不是真正的美和真正的智慧一樣，都是非常樸素？是不是一切真正和偉大的東西，都是純樸而謙遜？

　　我的探求遠未完成；

　　我的寫作遠未完成；

　　但現在我要擱筆了，因為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的思索，我的猛醒，本身就是未完成。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二稿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