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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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轉貼內容不代表本人立場，僅供網友研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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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雜談』何清漣: 社會底層為何要虛構一個理想的毛澤東時代？
提交日期：2007-12-28 19:09:00
??何清漣: 社會底層為何要虛構一個理想的毛澤東時代？
打印版 【 阿波羅新聞網2007-08-30訊】
內容摘要 : 當局竭力維護極權政治，用利益安撫和意識形態恐懼兩手，把民眾塑造成聽話的工具。
不管部分知識精英如何努力通過還原曆史來展示毛澤東時代的殘酷真相，也不管毛澤東曾製造過多少嚴重的國家罪錯，中國社會底層與左派、新左知識分子合力塑造的毛澤東時代已經越來越趨於完美，讚美毛澤東時代的聲音也越來越強烈。更為荒誕的是，中國底層民眾其實並非左派與新左的社會基礎，左派與新左對“人民利益”的捍衛也從來隻見之於抽象的口號，鮮見之於維權活動之類的具體行動。但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懷念毛澤東已經成為令當局頭痛、也令知識精英發愁的民粹主義思潮中的一支重要流派。
本文不討論左派與“新左”懷念毛澤東的動機，因為那需要另寫長文詳加探討。但底層民眾化腐朽來神奇地虛構一個從未存在過的毛氏理想國，卻是他們在生存權利被嚴重剝奪狀態下的一種被嚴重扭曲的利益訴求。它是中國貧困人口日益增多，底層向上流通管道嚴重梗阻的必然產物。
從思想、氣質直到行為方式，毛澤東都堪稱是道地的農民之子。但在毛澤東時代真正得利的卻並非數億農民，而是數千萬黨員幹部與城市工人。在物資極其短缺、閉關鎖國的計劃經濟時代，毛澤東的統治主要是依靠將人按階級成分劃分等級以營造工農階級的政治優越感，以及運用意識形態恐怖（包含很不人道的政治懲罰）這兩種手段。
當年工農階級在政治等級上的優越感，其實並無相應的物質支撐，除了“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與“貧下中農是革命的主力軍”這類政治口號之外，主要是通過讓數量龐大的政治賤民（即各種類型的“階級敵人”）飽受侮辱與欺淩來映襯工農的政治地位優越。讓當今知識精英很不理解的就是這一點：改革開放以來，工人農民生活的絕對水平其實比毛時代好得多，為什麽他們非要刻意忘記那缺油少鹽沒肉吃的真實曆史，並將毛澤東時代虛構成一個官清吏廉、路不拾遺、非常公正的理想年代？
如此思考者忽視了一個重要因素：以權力市場化為主要杠杆的改革，除了讓工人農民成了利益相對受損群體之外，還剝奪了這兩大階層的尊嚴，讓他們跌落為社會最低等級。更嚴重的是，近年來中國當局推行的“改革”還剝奪了他們未來的希望，所謂“教育產業化”讓他們無力負擔子女的教育費用，知識型勞力過剩這一嚴酷現實讓他們受過高等教育的子女就業困難。
工人農民普遍受教育不足，他們在中小學階段又被灌輸了滿腦袋中共意識形態思維，當失去了現實的生存權利與未來的希望之時，他們隻能用這類意識形態思維來分析思考他們的生存處境。不同的是，當年進行“土改”與“社會主義改造”時，中共需要派出工作隊，運用階級鬥爭教育，才能讓工人農民通過學習“誰養活誰”的“革命理論”，認識資本家與地主的“剝削發家的罪惡史”；而現在貪官汙吏們監守自盜、掠奪公共財與農民的土地而致富，工人農民通過直接，都明白是誰讓他們失去了土地與工作機會。由於中國人被剝奪了言論、結社、遊行示威等所有的利益訴求手段，美化毛澤東時代就成了社會底層認為政治風險最低的一種利益表達方式。
中國的窮人數量相當龐大。據世界銀行披露的資料，每天生活費用隻有1美元的中國貧困人口有1.35億人，每天生活費用在2美元這一“高貧困線”下的貧困人口則接近7億。由於窮人數量龐大，中國政府現階段最頭痛的問題，就是如何管製這些窮人。但因現政權與毛澤東時代之間不可否認的政治血緣關係，又迫使中國當局隻能以隱蔽的方式打壓底層對毛澤東的懷念。也因此，目前中共不僅在政治上陷入了一種製度性無出路狀態，而且在思想上也陷入了一種極端混亂的無出路狀態。
中國當政者永遠不明白一個道理：隻有讓人通過現代教育提升知識水準，並因民主製度所賦予的人權而獲得尊嚴，人才能夠成為現代意義的人力資源。而中國當局戳力維護的極權政治，卻隻能通過利益安撫及意識形態恐懼將人塑造成聽話的工具。一旦當局手中的胡蘿卜用盡，隻能借助於大棒威懾之時，數量龐大的利益受損者就必然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
何清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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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17 10:09:00
何清漣：為社會底層造飯碗
推薦最近，幾條在網上廣為流傳的新聞都涉及到一個問題，即社會上升管道梗阻與底層社會成員的無生活出路。
先說第一條。湖南女子李麗雲難產而死的故事在中國廣為流傳，有從其夫肖誌軍的個性來探究其死因的，也有從醫療體製來考察的，還有的評論幹脆說是“社會集體謀殺”。《都市快報》11月30日載文“拒絕簽字後麵的悲劇人生”，將李的人生軌跡做了一番回顧。讀了這篇文章後，我從心裏不自覺地浮出的想法則是：對於李麗雲來說，生未必歡，死未必哀。如果順利產下嬰兒，她那艱難掙紮以求存的淒苦人生還是看不到盡頭。而且，李麗雲的命運與其說是當下中國底層人群中的特殊現象，還不如說代表了一個與她同樣命運的群體，即80年代以後出生的新失業群體。
李麗雲與她的家庭奮鬥過。盡管李麗雲還有3個弟弟妹妹，家計艱難，但其父母為了圓她的演藝夢，提供學費讓她就讀於長沙電影學院──一個在世紀之交中國高等教育“大躍進”中產生的大學。結局是清楚的，資質平平的她並不能通過這所學校通向星光大道。回到家鄉也同樣沒有出路，因為她的家鄉就是我的家鄉湖南省邵陽地區，這是一個經濟上一直走下坡路的地區，原來自成體係的工業在近30年內都相繼垮掉，早在90年代初期，當地青年就陷入一職難求的困境（許多中小城市的情況與此相類似）。於是，她隻能成為成千上萬的漂泊遊民之一，而且由於生活能力奇差，隻能與一個生存能力同樣低弱的遊民相扶相伴，編造各種藉口向家中索要生活費，在生存邊緣苦苦掙紮，直至生命終結。
第二條新聞是11月28日安徽合肥解放軍炮兵學院發生的大規模群體事件。肇因是該校8,000名“委培生”因為文憑不被教育部承認，在校園發起集體抗議行動。同類事件已發生多起，去年在鄭州升達管理學院也發生過，原因也是因為學曆不被承認，學生們擔心畢業之後找不到工作──盡管近幾年大學畢業生就業率逐年走低，畢業於名牌大學的大學生與研究生無法就業的人日益增多，人們還是希望手中多一張資格證書，更何況，他們為了這張資格證書花費了好幾萬金錢與4年光陰。
再說第三條，即重慶沙坪壩家樂福商場搶購引發的踩踏事件。根據記者調查，參與搶購隊伍的基本上是低收入人群，他們本人在四、五十歲時下崗，生活艱難。其子女輩大多無法就業，成為“啃老一族”。踩踏事件遇難者之一的蔡儀明，是一位有30年工齡，每月工資僅800元左右的無線電廠工人，他還得負擔兩個沒有工作的兒子。作為這個低收入家庭經濟支柱的蔡儀明，為了節省22元錢於淩晨趕去搶購是很自然的消費選擇。
上述3條新聞的主體都是新失業群體或其父母輩。如果說中國社會有如一趟高速行進的現代化列車，對這個群體來說，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如何才能搭上這輛列車──即如何才能就業。“買票”（即接受高等教育）隻是上車的條件之一，但決非持有這張車票就一定能夠搭上這輛現代化列車。北京大學前幾年一項調查就清楚地表明：大學畢業生在激烈的就業競爭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家庭背景與社會關係，個人能力退居次要地位。而對這些並無有效人際關係網的社會底層來說，他們能做到的就是節衣縮食為子女買上一張“車票”，哪怕是“二等車票”（如炮兵學院的委培生）。可是，為子女們在列車上謀得一席座位，遠非他們能力所及。
如果說農民工的困境往往被解讀成緣自城鄉二元結構的斷裂，是製度性歧視所導致，解決之道在於讓農民自由遷徙，獲得與城市人同樣的經濟權利。那麽上述3條新聞所揭示出的殘酷事實就是：在就業機會日益稀缺的情況下，受教育程度略高的城市人與農村人麵臨同樣的就業難題。目前中國經濟尚處於每年以10％的速度高速增長時期，就業就已成為一個天字第一號難題，今後經濟衰退，就業問題怎麽辦？
可以看到的是：當社會成員的70％無法搭乘現代化列車，並由此而在生存邊緣苦苦掙紮時，這個社會隻會離和諧越來越遠，離動亂與暴力越來越近。
──轉自《華夏電子報》第 2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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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雜談』何清漣: 社會底層為何要虛構一個理想的毛澤東時代？
提交日期：2007-12-28 19:09:00
??何清漣: 社會底層為何要虛構一個理想的毛澤東時代？
打印版 【 阿波羅新聞網2007-08-30訊】
內容摘要 : 當局竭力維護極權政治，用利益安撫和意識形態恐懼兩手，把民眾塑造成聽話的工具。
不管部分知識精英如何努力通過還原曆史來展示毛澤東時代的殘酷真相，也不管毛澤東曾製造過多少嚴重的國家罪錯，中國社會底層與左派、新左知識分子合力塑造的毛澤東時代已經越來越趨於完美，讚美毛澤東時代的聲音也越來越強烈。更為荒誕的是，中國底層民眾其實並非左派與新左的社會基礎，左派與新左對“人民利益”的捍衛也從來隻見之於抽象的口號，鮮見之於維權活動之類的具體行動。但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懷念毛澤東已經成為令當局頭痛、也令知識精英發愁的民粹主義思潮中的一支重要流派。
本文不討論左派與“新左”懷念毛澤東的動機，因為那需要另寫長文詳加探討。但底層民眾化腐朽來神奇地虛構一個從未存在過的毛氏理想國，卻是他們在生存權利被嚴重剝奪狀態下的一種被嚴重扭曲的利益訴求。它是中國貧困人口日益增多，底層向上流通管道嚴重梗阻的必然產物。
從思想、氣質直到行為方式，毛澤東都堪稱是道地的農民之子。但在毛澤東時代真正得利的卻並非數億農民，而是數千萬黨員幹部與城市工人。在物資極其短缺、閉關鎖國的計劃經濟時代，毛澤東的統治主要是依靠將人按階級成分劃分等級以營造工農階級的政治優越感，以及運用意識形態恐怖（包含很不人道的政治懲罰）這兩種手段。
當年工農階級在政治等級上的優越感，其實並無相應的物質支撐，除了“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與“貧下中農是革命的主力軍”這類政治口號之外，主要是通過讓數量龐大的政治賤民（即各種類型的“階級敵人”）飽受侮辱與欺淩來映襯工農的政治地位優越。讓當今知識精英很不理解的就是這一點：改革開放以來，工人農民生活的絕對水平其實比毛時代好得多，為什麽他們非要刻意忘記那缺油少鹽沒肉吃的真實曆史，並將毛澤東時代虛構成一個官清吏廉、路不拾遺、非常公正的理想年代？
如此思考者忽視了一個重要因素：以權力市場化為主要杠杆的改革，除了讓工人農民成了利益相對受損群體之外，還剝奪了這兩大階層的尊嚴，讓他們跌落為社會最低等級。更嚴重的是，近年來中國當局推行的“改革”還剝奪了他們未來的希望，所謂“教育產業化”讓他們無力負擔子女的教育費用，知識型勞力過剩這一嚴酷現實讓他們受過高等教育的子女就業困難。
工人農民普遍受教育不足，他們在中小學階段又被灌輸了滿腦袋中共意識形態思維，當失去了現實的生存權利與未來的希望之時，他們隻能用這類意識形態思維來分析思考他們的生存處境。不同的是，當年進行“土改”與“社會主義改造”時，中共需要派出工作隊，運用階級鬥爭教育，才能讓工人農民通過學習“誰養活誰”的“革命理論”，認識資本家與地主的“剝削發家的罪惡史”；而現在貪官汙吏們監守自盜、掠奪公共財與農民的土地而致富，工人農民通過直接，都明白是誰讓他們失去了土地與工作機會。由於中國人被剝奪了言論、結社、遊行示威等所有的利益訴求手段，美化毛澤東時代就成了社會底層認為政治風險最低的一種利益表達方式。
中國的窮人數量相當龐大。據世界銀行披露的資料，每天生活費用隻有1美元的中國貧困人口有1.35億人，每天生活費用在2美元這一“高貧困線”下的貧困人口則接近7億。由於窮人數量龐大，中國政府現階段最頭痛的問題，就是如何管製這些窮人。但因現政權與毛澤東時代之間不可否認的政治血緣關係，又迫使中國當局隻能以隱蔽的方式打壓底層對毛澤東的懷念。也因此，目前中共不僅在政治上陷入了一種製度性無出路狀態，而且在思想上也陷入了一種極端混亂的無出路狀態。
中國當政者永遠不明白一個道理：隻有讓人通過現代教育提升知識水準，並因民主製度所賦予的人權而獲得尊嚴，人才能夠成為現代意義的人力資源。而中國當局戳力維護的極權政治，卻隻能通過利益安撫及意識形態恐懼將人塑造成聽話的工具。一旦當局手中的胡蘿卜用盡，隻能借助於大棒威懾之時，數量龐大的利益受損者就必然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
何清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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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17 10:09:00
何清漣：為社會底層造飯碗
推薦最近，幾條在網上廣為流傳的新聞都涉及到一個問題，即社會上升管道梗阻與底層社會成員的無生活出路。
先說第一條。湖南女子李麗雲難產而死的故事在中國廣為流傳，有從其夫肖誌軍的個性來探究其死因的，也有從醫療體製來考察的，還有的評論幹脆說是“社會集體謀殺”。《都市快報》11月30日載文“拒絕簽字後麵的悲劇人生”，將李的人生軌跡做了一番回顧。讀了這篇文章後，我從心裏不自覺地浮出的想法則是：對於李麗雲來說，生未必歡，死未必哀。如果順利產下嬰兒，她那艱難掙紮以求存的淒苦人生還是看不到盡頭。而且，李麗雲的命運與其說是當下中國底層人群中的特殊現象，還不如說代表了一個與她同樣命運的群體，即80年代以後出生的新失業群體。
李麗雲與她的家庭奮鬥過。盡管李麗雲還有3個弟弟妹妹，家計艱難，但其父母為了圓她的演藝夢，提供學費讓她就讀於長沙電影學院──一個在世紀之交中國高等教育“大躍進”中產生的大學。結局是清楚的，資質平平的她並不能通過這所學校通向星光大道。回到家鄉也同樣沒有出路，因為她的家鄉就是我的家鄉湖南省邵陽地區，這是一個經濟上一直走下坡路的地區，原來自成體係的工業在近30年內都相繼垮掉，早在90年代初期，當地青年就陷入一職難求的困境（許多中小城市的情況與此相類似）。於是，她隻能成為成千上萬的漂泊遊民之一，而且由於生活能力奇差，隻能與一個生存能力同樣低弱的遊民相扶相伴，編造各種藉口向家中索要生活費，在生存邊緣苦苦掙紮，直至生命終結。
第二條新聞是11月28日安徽合肥解放軍炮兵學院發生的大規模群體事件。肇因是該校8,000名“委培生”因為文憑不被教育部承認，在校園發起集體抗議行動。同類事件已發生多起，去年在鄭州升達管理學院也發生過，原因也是因為學曆不被承認，學生們擔心畢業之後找不到工作──盡管近幾年大學畢業生就業率逐年走低，畢業於名牌大學的大學生與研究生無法就業的人日益增多，人們還是希望手中多一張資格證書，更何況，他們為了這張資格證書花費了好幾萬金錢與4年光陰。
再說第三條，即重慶沙坪壩家樂福商場搶購引發的踩踏事件。根據記者調查，參與搶購隊伍的基本上是低收入人群，他們本人在四、五十歲時下崗，生活艱難。其子女輩大多無法就業，成為“啃老一族”。踩踏事件遇難者之一的蔡儀明，是一位有30年工齡，每月工資僅800元左右的無線電廠工人，他還得負擔兩個沒有工作的兒子。作為這個低收入家庭經濟支柱的蔡儀明，為了節省22元錢於淩晨趕去搶購是很自然的消費選擇。
上述3條新聞的主體都是新失業群體或其父母輩。如果說中國社會有如一趟高速行進的現代化列車，對這個群體來說，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如何才能搭上這輛列車──即如何才能就業。“買票”（即接受高等教育）隻是上車的條件之一，但決非持有這張車票就一定能夠搭上這輛現代化列車。北京大學前幾年一項調查就清楚地表明：大學畢業生在激烈的就業競爭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家庭背景與社會關係，個人能力退居次要地位。而對這些並無有效人際關係網的社會底層來說，他們能做到的就是節衣縮食為子女買上一張“車票”，哪怕是“二等車票”（如炮兵學院的委培生）。可是，為子女們在列車上謀得一席座位，遠非他們能力所及。
如果說農民工的困境往往被解讀成緣自城鄉二元結構的斷裂，是製度性歧視所導致，解決之道在於讓農民自由遷徙，獲得與城市人同樣的經濟權利。那麽上述3條新聞所揭示出的殘酷事實就是：在就業機會日益稀缺的情況下，受教育程度略高的城市人與農村人麵臨同樣的就業難題。目前中國經濟尚處於每年以10％的速度高速增長時期，就業就已成為一個天字第一號難題，今後經濟衰退，就業問題怎麽辦？
可以看到的是：當社會成員的70％無法搭乘現代化列車，並由此而在生存邊緣苦苦掙紮時，這個社會隻會離和諧越來越遠，離動亂與暴力越來越近。
──轉自《華夏電子報》第 2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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