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中南海的日常生活（中）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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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的中南海的日常生活（中）

在整個經濟困難時期，中南海裏的人基本上同北京市的大多數居民一樣，都經曆了食品短缺之苦。在吃飯要糧票這一點上，他們與其他人沒有什麽不同，但在副食品供應方麵，他們得到的待遇比一般市民要好。

在中南海東墻外北長街的一個院落內，有個被稱為供應站的單位，專門負責對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食品供應。

那時，這裏的設備並不先進，隻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塊進行冷凍儲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貨架，儲存著從生產部門和市場上選購來的各類食品，包括糧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贈送中央領導人的食品，也都由這裏管理分配。

中南海裏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單獨起灶做飯的一些領導人的廚師，都是來這裏購買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著到市麵上的菜市場去購買。

有一些在市麵上難以買到的名牌煙、酒，也可以在這裏買到，但購買的數量受到限製，這類東西是憑特供證定量供應的。

我們家是極少使用特供證的，陳伯達從來都是煙酒不沾。在困難時期，陳伯達的糧食定量也定得極低。

有一次我和劉叔宴談到，有個同學說他父親參加中央的會議或到外地開會時，吃飯不用交糧票，所以他們家的糧票很寬裕，我說我們家糧票可是很緊，他都不相信。

劉叔宴皺著眉頭說：“會有這種事？不應該的！你爸爸開什麽會都要交糧票的。”

“去外地開會也要交糧票嗎？是不是也可以不交，你們自己非要交的？”

“前些時候你爸爸去廬山開中央的會，會議通知上還寫著叫帶糧票呢。每次開會我們都是按規定交糧票的，沒有過例外。你爸爸糧食定量才21斤，我是24斤，咱們家糧票一直很緊啊！”

“爸爸糧食定量怎麽那麽低呀？”

“機關裏讓自己先提出定量的數字，你爸爸報的是21斤，就給定了21斤。我比你爸爸多報了3斤，就定了24斤。”

還有一件事，我至今難以忘卻。

我在人民大學附中上高中的第一個學期，一次周末回家，我在和家人一起吃晚飯時，談了從同學處聽來的情況：

“有個同學，初中是在八一學校（北京軍區管轄的軍隊幹部子弟學校）上的學。他說，最困難的那段時候，八一學校的糧食也不夠吃，學校就想辦法買了一批不要糧票的高級點心，分給同學們吃。有的同學不願意吃點心，都給扔了。”

“不要再說下去了！”父親突然憤怒地大喝一聲，嚇了我一跳。

“別這樣，聽一聽他們小孩子講的，可以了解些情況。”劉叔宴冷靜地說了一句。

父親把空碗重重地放在桌子上，飯也不再吃了，起身到書房去了。

“爸爸怎麽了？”我很不理解爸爸的舉動，他很少這樣發脾氣的。

“哎，這兩年國家遇到經濟困難，糧食緊張，有的地方還餓死了人。可是竟然還有人這樣浪費糧食！你爸爸聽不下去這種事。我們有些幹部子女也是太不像話了。你爸爸現在連規定供應他的雞蛋都不肯吃，因為他知道國家正在出口雞蛋，用雞蛋來換取急需的農業機械。前幾天辦公廳管夥食的人還來勸過你爸爸呢。”

聽了劉叔宴的解釋，我默默地吃完碗裏的飯，沒有再說一句話。

從這件事，我開始理解為什麽陳伯達對有些高級幹部及其子女脫離群眾講享受的行為有那麽大的反感情緒。

五、六十年代，中南海裏的領導人的夥食情況也是不盡相同的。

管理領導人夥食的部門是西樓餐廳，又稱特灶食堂。每天直接到西樓餐廳就餐的人有劉少奇、朱德、楊尚昆三家，在這裏打飯回家吃的有陳伯達一家。表麵上看西樓餐廳直接服務的人家並不多，殊不知那些在自己家裏單獨起灶做飯的領導人的廚師，也大多是從西樓餐廳派出的，所以這裏的廚師最了解各個領導人的夥食情況。

有一次，我隨李景如到西樓餐廳打飯，在過廳中央的桌子旁坐著等候時，因為到餐廳吃飯的人都還沒來，一個廚師就過來和我們閑聊：

“你們家的菜好做，一會兒就得。你們家五、六口人吧？一個月八、九十元的夥食，最多時也不過一百零幾塊（餐廳每月底結帳，收取各家的夥食費），在這兒是低的啦。

林伯渠老倆口每月就得八十多塊。不過他們老倆掙的多，年紀大了，又沒子女在身邊，吃好些也是應該的。在這兒吃飯的幾家，數楊尚昆家的飯不好做，他們老愛吃西餐大菜！”

陳伯達吃飯一般是三菜一湯。菜是一葷兩素。葷菜多半是溜肝尖、獅子頭一類常見菜。遇到家人團聚，他常加點個紅燒黃魚、魷魚等，逢年過節，有時點個對蝦或海參，就是最大的改善。他是海邊長大的人，有吃水產的習慣。

楊尚昆愛吃的西餐大菜，我們家從未吃過。楊尚昆及其夫人李伯釗年輕時在蘇聯居住多年。他們愛吃的是俄式大菜。李伯釗的衣著也保持著蘇聯人的習慣樣式，冬天穿一件裙式大衣，腿上隻穿著厚襪子而不穿褲子，在中南海裏顯得很特殊。

其他人的夥食情況，我未曾耳聞，但我知道劉少奇一家的經濟狀況是不太寬裕的，其夥食水平也不會太高。

劉少奇家裏人口多，除三個大孩子已成家，很少在家吃飯外，其餘五個孩子濤濤、丁丁、平平、源源、亭亭（前二人為劉的前妻王前所生，後三人為王光美所生，六十年代初王光美又生了蕭蕭）都隨劉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樓餐廳吃飯。當時劉少奇雖然工資高，但王光美參加工作晚，原先隻是十七級幹部，月工資不足一百元，所以用錢太多的事，他們家是難以承受的。這裏隻講一下我所熟悉的劉少奇之子劉丁丁（後改名劉允真）的情況，人們即可管中窺豹了。

劉丁丁和我是同歲，1951年我上北海幼兒園，他即和我同班。後來我們又一起於1953年到北京育英小學上學，仍是同班。

育英小學在1957年以前，是中共中央直屬幹部子弟小學，它的校舍和設施在北京市是最好的，校址卻比較偏僻，坐落在北京西郊萬壽路附近。孩子們都是住校，可這裏卻不通公共汽車，每周六、日由各機關派出的班車接送孩子們往返。個別高幹擺排場，用公家的轎車接送孩子。劉少奇從來沒有用轎車接送過孩子，劉丁丁每次都是同我一起搭乘路過中南海北門的中央宣傳部的班車。

1957年夏，育英小學發生了一個大變化。這一年的年初，中共中央決定取消幹部子弟學校的建製，所有這類學校都對社會開放，學生費用全部自理。在此之前，育英小學實行的是供給製，學生們從食宿到衣服，一律由學校包攬，費用由公家撥付。取消幹部子弟學校的建製後，這些費用都由已實行薪金製的家長們支付了。

育英小學改製後，規定每個學生除了學雜費外，每月的食宿費為三十多元。這對我家是沒有問題的。但劉少奇家的孩子多，如果都住校，就負擔不起了。為了節省開支，劉家就讓丁丁轉學到離中南海較近的師大附中，每日走讀，至少不用花住宿費。

1959年我小學畢業，考入位於圓明園遺址的一○一中學上初中。劉丁丁也到了該校，但和我不是一個班。一○一中名氣雖大，但當時設施落後，生活條件艱苦，學生宿舍連暖氣都沒有，食堂夥食也極差，因而各項收費都很低廉。學生中，幹部子弟、普通百姓子弟、周圍幾所大學的教師子弟，大概各占三分之一，幹部子弟中，因嫌該校生活艱苦而中途轉學者，不乏其人。

每逢周末回家和返校，我和丁丁仍結伴同行。我們倆除了在動物園轉車時，偶爾在貨攤上買包兩角錢的花生米或伊拉克蜜棗（當時國家從中東進口了許多這種蜜棗），填補一下未吃飽的肚子外，從來沒有往學校帶過食品，可見丁丁家和我家一樣，沒有多餘的食品，不像蔣南翔的兒子蔣延東等個別同學，經常往學校裏帶糖果等食品。

1962年我和丁丁初中畢業，我考入人民大學附中上高中，丁丁因成績差，沒有考上高中。一○一中曾提出可破例留他再讀一年，但是劉少奇沒有同意。後來丁丁被分配到良鄉農業機械學校（該校屬於中專，錄取部分中考落榜生）。那所學校位於房山區，離市裏很遠。從此我和丁丁就未再接觸了。

除了劉少奇家經濟不寬裕外，困難時期，李富春、蔡暢夫婦一家的糧票也比較緊缺。那時，他們老倆有個外孫，小名叫安德列，和他們住在一起。安德列比我小五、六歲，平時與我沒有說過話，他的父親是蘇聯人，故其外貌酷似俄羅斯人，而且起了個俄式的小名。

有段時間，不知為何，安德列常單獨一人去西樓餐廳吃飯。一次我和李玉元（1958年李景如調到清河製呢廠工作，李玉元接替了他）去打飯，正遇見一位廚師在過廳中央的桌子旁訓斥安德列。我們見狀隻好退坐到擺在東牆根的椅子上。廚房裏叮叮當當的炒菜聲淹沒了廚師的說話聲。過了一會兒，安德列走了。李玉元問廚師：“什麽事呀？”廚師說：“他吃飯有好幾天沒給糧票，那哪行啊？我在給他上政治課，催他趕緊交糧票。”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中南海裏的生活氛圍基本是祥和、清靜的，但有時清靜到了過於肅穆的程度，使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常有一種無可名狀的寂寞之感。

中南海裏居住的少年兒童本來就很少，可大人還常常告誡孩子們：“不要隨便串門！”因為每個領導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辦公，家即是辦公室，小孩子串門即有妨礙大人辦公之嫌。中南海裏雖說不上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但是崗哨也是夠多的。除了甲乙丙區分界路口有崗哨外，重要領導人的家門口還增設了崗哨。這些都使小孩子們望而卻步，自動地縮小了自己的活動範圍。

在我的少年時期，除因與劉丁丁曾是同班同學，時有來往外，與其他小朋友的接觸極少。

　　偶爾，丁丁帶他姐姐劉濤和幾個弟弟妹妹來我家，目的是翻閱小人書（連環畫）。那時，我家的各種圖書都很多，除陳伯達自己常跑書店購買學術類書和古籍外，有些出版社也將新出版的部分書贈閱於他。這些贈閱的書中甚至包括一些小人書。劉少奇家藏書不太多，更沒有這些小人書。可能是劉家的孩子有時來我家看書的緣故，有一次，王光美專門送了一大瓶葡萄幹給我妹妹嶺梅。

中南海的小朋友們之間來往少，還源於大人們之間來往少，串門少。大人們除了中央召集會議時聚在一起外，私下裏的來往稀少到幾乎屈指可數。這是中南海以外的人們難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