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雨前茶
正文
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001）
一
中南海，紅牆圍著的大院裏發生的一切，讓世人感到神秘莫測，因而充滿好奇和誘惑。於是，這裏偶爾透出的隻言片語，抑或某件事情的零散瑣記，往往被輾轉演繹。於是，中南海更神奇了。
世人有世人的中南海揣測，中南海裏的成人們有自己的中南海感觀，而孩子們眼裏的中南海則又是一番天地。孩子們嬉戲打鬧，說明中南海內有寬鬆的生活空間；孩子們眼裏的領袖人物，與政治舞台上的領袖人物，別有一番風韻；孩子的一些觀念，可以看出中南海的成人們潛移默化烙上的印記……
一
1949年3月23日上午，河北省建屏縣（今平山縣）西柏坡，毛澤東走向由11輛吉普和10輛大卡車組成的車隊，他邊走邊對身旁的周恩來說：出發了，進京趕考去。跟這個車隊一起開拔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林伯渠、陸定一、楊尚昆、胡喬木等。在這個車隊向北京進發之後，一批一批的車隊和人流，也相繼從河北的各根據地，踏上了東進之旅。在這東進的隊伍中，有中央機關的幹部們，有部隊的官兵們……還有，就是將成為本書主人公的孩子們：育才學校的、育英學校的、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子弟小學的、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子弟托兒所的……3月25日臨近中午，毛澤東在北平清華園火車站下了車，坐上延安時就為他開車的司機周西林駕駛的吉普，奔向預先安排好的頤和園。一進頤和園，冷冷清清，毛澤東執意不肯住已安排好的頤和園，繼續往西，上了香山。為了保密，住在香山的這一幹人馬，對外稱“勞動大學”。
大約在香山住了一個多月後，大人的世界裏，羼進了帶給他們快慰的孩子的蹤影和歡聲。孩子們大多是隨著托兒所和學校行動的，所以到北平的時間稍晚一些。托兒所的孩子比較小，為了便於照顧，中央直屬機關的幹部子弟托兒所，就設在了“勞大”區域內，就在我們今天看見的香山飯店那個地方。當這些曾和父母們經曆跋涉、朦朧地學會了一點觀察和思辨的孩子們回到“勞大”，和父母們重新團聚之際，已能從中共領袖們塵埃落定的氣宇中，父輩們難掩喜悅的談笑中，小夥伴間相與傳播道聽途說的捷報中，漸漸揣摩出已經熟悉的那種南北轉戰、馬背顛簸的生涯要終結了。
在孩子們眼裏的父母似乎比以往更忙碌，而最忙碌的，是中共的領袖們。雖然他們和中共中央機關的一幹人馬駐紮在離北平市中心數十公裏的西郊香山，但他們的許多工作卻要在城裏進行。周恩來等更忙碌了，每日數十公裏的往返，加之路況很差，費時且耗神，有時一天甚至要跑上兩趟。周恩來常常在行車中，就不堪疲憊，昏昏入睡。為了減免往返奔波的勞頓，5月，周恩來、林伯渠、李維漢等先後在中南海豐澤園建築群落中，覓得工作和棲身之所。據毛澤東的貼身侍衛李銀橋回憶，第一個住進毛澤東後來住的豐澤園東配院菊香書屋的，是林伯渠。
周恩來、林伯渠、李維漢等5月的進駐，並不能說明中共中央已經有將中南海作為黨的領袖和黨的核心機關聚集點的打算，而更多的是出於方便工作的考慮。籌備新政協的工作班子，差不多是最早進入中南海的了。他們中的幾位負點兒責的人，是受周恩來耳提麵命，先期到北平為中共中央進北平打前站的。帶隊的是當時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和統一戰線工作部的秘書長齊燕銘，派他到未來新政權的首都打前站，籌備新政協會議，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其餘幾位也是統戰係統的。周子健是統戰部行政處長，他是土生土長的京城人士，抗戰初期在北平從事過地下工作。
申伯純是統戰部交際處長，他也是老北京人，而且是老統戰了。幾人中惟一一位和北平沒什麽淵源的，就是浙江諸暨人金城，他也是統戰部交際處的處長。打前站的人剛到北平，喘息未定，周恩來的電報就追到北平了。葉劍英接到電報告訴齊燕銘等：周恩來指示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飯店接收下來。中南海，後來成了新政協籌備會議和正式會議的會場；而北京飯店，則是開政協會議的代表們下榻之所。所以打前站一開始就和政協的籌備工作連在了一起。
周子健到中南海，辦理了移交手續。接收下中南海後，籌備新政協會議的幹部，大都住在了豐澤園、勤政殿周圍和與勤政殿隔橋相望的瀛台島內。金城在接收了北京飯店後，也住進了中南海。那個時候的金戈和弟弟金矛以及申伯純的孩子申漳等，都是剛到學齡卻尚未入學，他們都隨長輩們進了中南海。稱他們為最早進入中南海的中共下一代，應該是沒有什麽爭議的。“我們剛進中南海，發現許許多多的外國的旗子，到處都掛著宮燈。這些東西被摘下來後，堆得到處都是。因此我們最初的印象，就是滿眼亂糟糟的，再有就是肮髒和破敗。到處是垃圾衰草，瀛台島上的樓台亭閣破損得不成樣子。樓梯顫顫巍巍，攀上去發出吱吱嘎嘎的響聲。”金戈的描述，不由讓人浮想起末代皇宮曾經有過的景象：在這太後、皇帝駐蹕的皇宮西側的禦苑，每當夜幕降臨，樓閣殿堂，院落回廊之間，便會亮起盞盞宮燈。在豐澤園北麵，是慈禧晚年建成的海晏樓，當色彩繽紛的各國旗幟高張之時，衣著華貴的公使夫人們，便款款步入這皇宮中對外社交的場所。沒想到，這一摞一摞的宮燈和各國的國旗，居然在近半個世紀後還能看到。天氣剛剛熱起來，蚊蟲就開始煩人。環境的惡劣，容易讓人感到時光流逝的緩慢，所以在金戈等孩子的印象裏，是住了很久以後，毛澤東等才進的中南海。而毛澤東等進入後，經過一段對環境的治理，情況才漸漸地開始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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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 我家住在中南海（002）
二
<正文> 上集回放：1949年3月23日上午，河北省建屏縣（今平山縣）西柏坡，毛澤東走向由11輛吉普和10輛大卡車組成的車隊，他邊走邊對身旁的周恩來說:出發了，進京趕考去。大約在香山住了一個多月後，為了減免往返奔波的勞頓，5月，周恩來、林伯渠、李維漢等先後在中南海豐澤園建築群落中，覓得工作和棲身之所。周恩來、林伯渠、李維漢等5月的進駐，並不能說明中共中央已經有將中南海作為黨的領袖和黨的核心機關聚集點的打算，而更多的是出於方便工作的考慮。籌備新政協的工作班子，差不多是最早進入中南海的了。
二
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會議在勤政殿召開，推選出由21人組成的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毛澤東為主任。從這一天起，毛澤東偶爾會因在城裏工作得太晚，無法返回他住得很愜意的香山雙清別墅，便在中南海裏的菊香書屋囫圇一覺。對此，毛澤東並沒什麽太多的想法，畢竟是暫時棲身嘛。毛澤東暫棲身的房子，是當時周恩來正住著的紫雲軒。後來毛澤東長期定居的，就是這幢房子。周恩來搬出紫雲軒，就住進了與之相對稱為南房的鬆壽齋，而拐進菊香書屋的南小院，鬆壽齋就又成了北房，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都隨他搬進這個南小院辦公。懸掛“
紫雲軒”的北房共五間，是皇帝棲西苑時讀書閱覽之所，有較寬裕的藏書室，故而格調儒雅的林伯渠，會首先挑中這裏，作辦公和棲息之處。毛澤東住進紫雲軒的時候，他已經是這棟房子的第三位主人了。
毛澤東雖然偶爾在中南海棲身，但他似乎很眷戀香山的雙清別墅。隻要處理完手頭工作後時間還不算晚，就盡量不留宿中南海。汪東興說毛澤東之所以如此，是嫌在中南海找他的人太多，沒法靜心思考一些重大問題。兩頭奔波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可毛澤東此時還顧不上這個。然而，當第一任北平市市長葉劍英正式打報告，又一再敦請中共中央進駐中南海，要把中南海當做長久的辦公處和居所時，毛澤東的考慮複雜了起來。“我不搬，我不做皇帝！這個劍英真固執。”比葉劍英更固執的毛澤東，在葉劍英的一次催問後，有點兒不高興地對周恩來說道。搬不搬進
中南海之所以和皇帝拉上了關係，是因為中南海舊稱西苑，屬皇家的禁苑。想到中南海，那樁樁前朝舊事，便會曆曆浮於深諳中國曆史的毛澤東腦際，更何況與此相關的記載，總罩著一層不吉不祥的蔭翳。所以，當中共領袖、中共核心機關突然有可能和皇宮禁苑發生關係時，毛澤東的第一反應就說“不”，是極正常的。最後，毛澤東是否搬進中南海一事，被擺到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桌麵上，終以少數服從多數議決，毛澤東和部分中央直屬機關進駐中南海。
毛澤東接受了搬進中南海的決定，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搬家進中南海的，一直沒有人能說出一個確鑿的日期。有關毛澤東行止比較權威的《毛澤東年譜》，對毛澤東住進中南海，做了如下描述：“6月15日因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暫住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此後進城均住此處。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前夕，毛澤東由香山雙清別墅移居菊香書屋。”從以上記載看，6月到9月間，毛澤東處在香山、中南海兩邊跑的不穩定狀態。在孩子們的追述中，有的說毛澤東住在香山，有的說毛澤東住在中南海，也就不奇怪了。
對毛澤東在香山印象較深的，是年紀稍大的“囚童”。7月初，他隨著育才學校的同學，坐著汽車從德勝門進了北平城裏。因為是畢業班要中考，他們就集體住進王府井南口一幢小樓，學習和食宿都在樓裏。囚童進北平後，就陷入考中學的緊張複習。直到考試完畢放暑假，也就是七八月間，他才回到在香山工作的母親那裏。他的母親周惠年，1926年參加革命，調入上海中央特科，正逢中共中央機關屢遭國民黨破壞的風聲鶴唳之際。她所在的三科負責保衛中共領袖和鋤奸，由中共特委3成員之一顧順章直接領導，曾令敵特和叛徒言之色變。這位每月生活費僅一塊
多大洋的年輕女性，常要身藏短槍彈藥，穿過巡捕、特務密布的區域，送到三科的行動地點。而在此區域攜帶武器的人，一旦被查出，課刑極重。顧順章叛變後，周惠年與繼任三科科長的譚忠餘結婚。中共第三任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時，周恩來就在她家藏身。後譚忠餘赴蘇聯學習，回歸途中作戰犧牲。周惠年遂與協助部長周恩來工作的中央軍事部秘書李得釗結婚。1933年，中共臨時中央無法在上海立足，遷往江西中央蘇區，李得釗任新組建的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秘書長。然而危險與幸福並存的日子是那樣的短暫，1934年6月，李得釗與執行局書記李竹聲遭捕。
不久，剛剛分娩的周惠年和同一聯絡點的“革命母親”夏娘娘也入獄。監獄的難友，都叫她那出生兩個月就入獄的孩子“囚童”，熟悉他的大人們，後來都習慣稱呼他囚童。
國共二次合作後，周惠年出獄，1939年她結束了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生涯，赴延安中央馬列學院學習。新中國成立前夕，她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當秘書。1949年的囚童已經15歲了，他還能記起，中共中央進駐香山後，他母親的辦公和居住之所在朱德的住處隔壁，門口有一個崗哨。再往西是劉少奇家，毛澤東住的雙清別墅在最裏麵。依照囚童的回溯，七八月間毛澤東還未正式搬進中南海，否則圍繞他運轉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必然要隨之而去，他看母親就不應該是上香山，而是進中南海；同時毛澤東進中南海，工作中心轉移了，朱德、任弼時卻以
香山為另一個中心似乎不太合情理。朱、任跟毛澤東走了，如影隨形的秘書們，也不可能還留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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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003）
三
上集回放：毛澤東偶爾會因在城裏工作得太晚，無法返回他住得很愜意的香山雙清別墅，便在中南海裏的菊香書屋囫圇一覺。然而，當第一任北平市市長葉劍英正式打報告，又一再敦請中共中央進駐中南海時，毛澤東的考慮複雜了起來。搬不搬進中南海之所以和皇帝拉上了關係，是因為中南海舊稱西苑，屬皇家的禁苑。最後，毛澤東是否搬進中南海一事，被擺到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桌麵上，終以少數服從多數議決，毛澤東和部分中央直屬機關進中南海。對毛澤東在香山印象較深的，是年紀稍大的“囚童”。
三
和囚童記憶不盡相同的，是最早進入中南海的孩子之一周秉德，她是周恩來三弟周恩壽的長女，當囚童在香山看見中共領袖的七八月份，她多次在中南海裏見著了毛澤東。與其他早期進中南海的孩子所不一樣的是，她不是跟著父母所在的機關或部隊從根據地到北平的，而是因為有一重曲折的關係。
進入北平以後，中共一些領導人或身邊的親屬，就將進城的消息函告居住在已解放地區的親屬。王光美就給天津的親屬們寫了信；周恩來也致函在天津的三弟周恩壽。周恩壽是黃埔4期學員，大革命時期就入了黨。但在1927年國共分裂時，周恩壽因作戰負傷與中共脫離了聯係，又於1928年和周恩來斷了過往。1946年春季，周恩來就東北停戰問題，與國府代表張治中、美國政府特使馬歇爾的代表，在北平舉行談判。當他得悉周恩壽在與
北平僅咫尺之遙的天津，曾邀其前來見了一麵。得知兄長和中共領袖們都進了北平，周恩壽即偕妻北行。他在香山見到周恩來，再次提出重回革命隊伍的請求。周恩來說：你脫離的時間太久了，情況不熟悉，也不了解現行的各項政策，若要參加工作，必須先學習。於是，周恩壽進了華北革命大學，妻子仍返天津照顧兒女。獨自在北平學習的他，有時利用節假日到兄長的居所團聚。春去夏來，周恩壽在一次和周恩來見麵時，告其長女周秉德今年小學畢業，想把她接到北平讀中學。周恩來知道周恩壽在“革大”住的是集體宿舍，安置女兒有困難，便提出可在自己的寓所找間房給侄女住。周秉德遂於夏季從天津來到北平。周恩壽把周秉德帶進中南海那天，周恩來還在外麵開會。當他回到自己工作兼寓所的院子見到周秉德時，顯得非常高興。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沒有自己生養的兒女，許多年來，他們一直將對兒女輩的情感，傾注於為革命獻身的烈士子女的照拂之中。突然看到自己兄弟的孩子，想必是會生出幾分別樣的情愫。
衛士成元功把周秉德領進周恩來辦公和居住的南小院，這裏不光住著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秘書楊超、羅迭夫婦帶著他們幼小的孩子，也住在院子裏。同院的還有成元功。周秉德被安排在東廂房裏。秘書楊超、羅迭夫婦辦公、居住占了兩間，此外還有一間藏書房，成元功在這裏加了一張床，小秉德就住下了。
在周秉德記憶中，房間裏兩麵牆壁排列著書架，上麵擺滿了書，其中有一些解放區出版的書籍，還有一些是翻譯前蘇聯的作品。她喜歡讀書，能得此近水樓台之便，不亦樂乎。但閱讀不可能是十二三歲孩子生活的全部，她希望能有些一起玩的同伴。而此時的豐澤園一帶，除了有些成年人來去匆匆外，還看不到什麽年齡相近的孩子，她難免感覺寂寥。然而寂寥有寂寥的好處，在人員不多的情況下，她能不受幹擾地和毛澤東相逢。當毛澤東在紫雲軒暫住，在菊香書屋徜徉，周秉德就有機會在很近的距離內，看這位被稱為中國人民大救星的中共中央主席。不久，寂寥的情景有了一些改變。也許是因為放暑假了，毛澤東的女兒以及女兒的朋友們，會隨著各自到中南海辦公的父輩，聚集到菊香書屋一帶來玩。她們是毛澤東的女兒毛嬌嬌、朱德機要參謀潘開文的小姨子閻笑武、葉子龍的兩個女兒燕燕和利亞等。這些女孩子都是延安或西柏坡時的舊莫逆，惟獨周秉德是剛剛介入圈子的城市人。但畢竟是10歲上下的無猜孩子，經成元功的介紹，周秉德很快就和她們相識融和了。弄清誰是誰的孩子、親戚的關係，是很久以後的事。此刻讓周秉德欣喜的是，和年紀相仿的朋友們一起玩的希望變成現實。特別是這些孩子和毛澤東是老相識了，跟著她們，周秉德也和毛澤東成了熟人。
親近是那麽的自然和諧，孩子簇擁的場景在那段時間又一再重複，周秉德甚至記不清第一次和毛澤東見麵的細節，也不記得混雜在毛澤東熟悉的孩子中間，毛澤東是否向她問過他看見孩子時總愛問起的：“哪家的娃娃呀？叫什麽名字呀？”她回憶說：“那個時代，在我那樣的年紀，毛澤東是偉大領袖的意念是很清晰的。然而和毛澤東接觸時，更直接的感覺是他很親切和藹，講話很風趣。就沒覺得特別神秘，特別激動。”遇事總有自己想法的周秉德，卻在和毛澤東見了幾麵後，做了一件值得追念的事。有一天，她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時，翻出了畢業時精心自製的贈言簿。那是個用彩色打字紙裝訂的小本子，外殼是墊了一層棉花的硬紙板，還裹了綠色的緞子麵，裏麵寫滿了畢業前夕小學同學的臨別贈言。重溫簿中那熱情洋溢的文字，她突然生出請毛伯伯也為自己寫幾句贈言的念頭。當她看到毛澤東又在院子裏踱步，就捧著小本子湊到了跟前:“毛伯伯，這是我畢業時做的贈言簿，老師和同學們都給我留言了，您也給我寫一個吧。”毛澤東望著這個剛剛成為熟人的小女孩，答應道：“好，寫一個。”他接過贈言簿，翻看了兩頁，並稍加思忖。繼而，他掏出鋼筆，對周秉德說:“給你寫個‘好好學習’。”題罷，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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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004）
四
上集回放：和囚童記憶不盡相同的，是最早進入中南海的孩子之一周秉德，她是周恩來三弟周恩壽的長女，當囚童在香山看見中共領袖的七八月份，她多次在中南海裏，見著了毛澤東。那時的豐澤園一帶，還看不到什麽年齡相近的孩子，周秉德難免感覺寂寥。然而寂寥有寂寥的好處，她能不受幹擾地和毛澤東相逢。不久，寂寥的情景有了一些改變。也許是因為放暑假了，毛澤東的女兒，以及女兒的朋友們，會隨著各自到中南海辦公的父輩，聚集到菊香書屋一帶來玩。特別是這些孩子和毛澤東是老相識了，跟著她們，周秉德也和毛澤東成了熟人。
四
8月 28日，決意出席新政協會議的宋慶齡，在鄧穎超、廖夢醒等陪同下，從上海到達北平。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領袖，李濟深、沈鈞儒等民主黨派領袖，都到前門火車站迎接。當夾在歡迎的人群中的周秉德被帶到鄧穎超麵前時，鄧穎超拉著她的手說：“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周秉德在約半個世紀後回憶說：“和七媽在火車站的初次相逢，她那深藏關愛的眼神，至今仍常常浮現在我的眼前，從那以後，七媽給了我更多長輩的關懷。”關於為什麽叫“七媽”，周秉德解釋說：“周恩來在親兄弟排行中是老大，我父親是老三；但在家族同輩的大排行中，伯伯就成了老七。按通常的叫法，我應稱鄧穎超為大伯母或大媽，但她對這樣的稱呼不太喜歡，就根據伯伯大排行第七，讓我稱她七媽。”
周秉德的七媽鄧穎超回到中南海不久，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及部分中央機關，從香山到中南海的大
搬遷開始了。在這不小的工程中，最忙碌的，大概要屬伍紹祖的父親伍雲甫了。他 1926年入黨， 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後，實現了蘇區與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電台聯絡。長征中他是紅軍總司令部第三局政委。抗戰初期任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解放戰爭期間，以劉少奇、朱德為首的中共中央工委成立時，他任工委秘書長。此時，他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行政處的處長，還兼著中央直屬機關的黨總支書記。與中共中央領袖及核心機關相關的後勤工作，全歸他調度和管理。從香山挪到城裏的中南海，真把他忙得不亦樂乎，哪裏還顧得上自己的家呀。“從香山去中南海時，人家都走啦，也沒人管我，還是楊尚昆的兒子楊小二來叫我。進香山時，我們家和楊尚昆家都住在振芳樓，那幢小樓如今還在。我們家住樓上，楊尚昆家住樓下。那天我是坐著楊小二爸爸的車，跟著他們家走的。在車裏他挺興奮，跟我說這說那的。”伍紹祖追溯道。
周秉德對這次大搬遷的感受是，過去其他女孩一回香山就變得冷清的菊香書屋，驟然熱鬧了起來，許多人住進了院子。首先，是為她題了字的毛澤東，由臨時戶口改為長住戶口，成了她正式的隔院鄰居。搬進來和毛澤東同在菊香書屋院落的，多是男孩子，有他和楊開慧生育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但他們兩兄弟並不常住這裏。後來，毛澤東大弟弟毛澤民的兒子毛遠新，也被毛澤東接來，人們都叫他小毛。他父親毛澤民在新疆遇害後，母親朱旦華與贛東北根據地創始人方誌敏的弟弟、曾做過毛澤民助手並和毛澤民一起蹲過盛世才監獄的方誌純，組成了新的家庭。毛澤東的院子裏還有一個比毛岸英兄弟小，比毛遠新大點的男孩，名叫王博文，他是江青的姐姐李雲露的孩子。在西柏坡的時候，守寡的李雲露就帶著孩子，和毛澤東夫婦住在一起，幫助料理一些家務。對這些大大小小的男孩子們，周秉德沒有興趣，也不能在一起玩。在她印象裏，毛岸英兄弟已經是青年人了，他們和王博文都不是那種愛搭話的人。後來見麵多了，相互間也就是打個招呼，說一兩句不鹹不淡的話而已。
有了生氣的不僅是菊香書屋一個院落，在菊香書屋周圍，豐澤園周圍，那些原來空著的大大小小的房屋，都住進了人，往日顯得清冷的氛圍，被興旺的人氣驅散。在菊香書屋西側，豐澤園主體建築頤年堂後麵的含合堂院落裏，此時住進了慈祥溫厚的朱德總司令。他帶著身邊的工作人員，機要秘書潘開文，和他相鄰而居。搬進中南海時，潘開文自己的孩子還不怎麽記事；家中的大“孩子”，是他夫人閻笑文的妹妹閻笑武。在菊香書屋直對麵的一處西房，住進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一家，他們家與菊香書屋之間，是個青磚鋪地的院子。楊尚昆性格開朗，好像和誰都能融洽相處，他的夫人李伯釗更是落落大方。此時楊家的男孩，隻有老二楊紹明。老大楊紹京，還寄養在鄉村人家中，又過了一段時間，才被接到城裏。在筆者的印象裏，中南海裏幾乎沒人叫過他們的名字，都是楊大、楊二地叫。老三是女兒楊李，小名叫“妞妞”，此刻她還在被楊尚昆稱之為“牙牙學語”的年齡。
在中南海的孩子們眼裏，靜穀是最美麗的園子，在靜穀大園子邊上的春耦齋裏，又是開會，又是辦公的，好不熱鬧。此時，這個鄰近毛澤東運籌大政和起居的院落，又搬進了兩位作為毛澤東得力輔弼的秘書胡喬木、田家英。胡喬木進中南海的時候，女兒胡勝利已有八歲了。對於弟弟為什麽取名幸福，胡勝利說：“我出生在抗戰最艱苦的年頭，弟弟降生的 1943年，人們已經苦幹了兩年，比最艱苦的時候自然是‘幸福’的啦。”靜穀園子裏散落的房子比較多，除了胡喬木、田家英之外，部分警衛部隊的官兵，部分中央辦公廳的單身工作人員，也住在這裏。中央辦公廳行政處的部分幹部，也安家在靜穀園子裏。像處長伍雲甫一家；此時的行政處辦公室主任、後來的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田疇等。
剛進中南海時的潘開文夫婦和他們的長子潘高高?
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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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005）
五
作家出版社出版
上集回放：周秉德的七媽鄧穎超回到中南海不久，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及部分中央機關，從香山到中南海的大搬遷開始了。在這不小的工程中，最忙碌的，大概要屬伍紹祖的父親伍雲甫了。周秉德對這次大搬遷的感受是，過去其他女孩一回香山就變得冷清的菊香書屋，驟然熱鬧了起來，許多人住進了院子。有了生氣的不僅是菊香書屋一個院落，在菊香書屋周圍，豐澤園周圍，那些原來空著的大大小小的房屋，都住進了人，往日顯得清冷的氛圍，被興旺的人氣驅散。在中南海的孩子們眼裏，靜穀是最美麗的園子，在靜穀大園子邊上的春耦齋裏，又是開會，又是辦公的，好不熱鬧。
五
沒過多久，在蘇聯治病的江青回國，帶著陪她出國的李訥，一起住進了中南海。為安排她起居，周恩來將鬆壽齋的北房騰出來，住到南小院的西廂房裏。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有些孩子和家長的關係，周秉德也大致弄清楚了，但有些還是稀裏糊塗。毛澤東的女兒毛嬌嬌和李訥、潘開文夫人閻笑文的妹妹閻笑武、葉子龍的兩個女兒葉燕燕和葉利亞是比較清楚了。其他像偶爾能在靜穀或豐澤園附近碰到的胡喬木女兒胡勝利，以及另一個燕燕等，如今連名字也記不住了。中南海裏孩子雖然不算很多，但重名的卻有好幾個，和葉子龍女兒燕燕重名的這個燕燕姓周，她們倆是年紀較接近也較大的孩子中重名的一例。其實還有一個比她倆小好幾歲的燕燕，也姓周。說起來，這兩個年齡接近的燕燕的父親，都資曆匪淺。葉家燕燕的父親葉子龍1930年參加紅軍，1935年紅軍到達陝北吳旗鎮，他出任紅一方麵軍機要股股長，從此跟著毛澤東幾乎如影隨形。還在進中南海之前，成為新組建的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周家燕燕的父親叫周少林，1932年參加紅軍。周少林是四川人，紅軍長征期間，他就給同是四川老鄉的朱德朱老總當了炊事員。朱老總對周少林很滿意，長征結束到達陝北保安時，朱老總就把他推薦給了毛澤東。從此，周少林就一直跟著毛澤東，轉戰陝北那段最艱苦的日子，也是他給毛澤東熬黑豆稀粥。臨近新中國成立和在那以後的一段時光，周少林夫婦還跟過中共中央五大書記中的任弼時。
有這麽四五個年紀相近的女孩子，星期天串在一起，動靜就大了。由於毛澤東在戰爭年代就形成了夜晚工作、白晝休息的習慣，孩子們被長輩們一再叮囑，上午絕對不允許在菊香書屋附近嬉戲折騰。菊香書屋要安靜，這沒什麽關係，走出菊香書屋，好玩的地方還多著呢。往西走有園中之園靜穀，往南去有被稱為“蓬萊仙境”的瀛台。哪一處都有異石堆疊，亭閣錯落，古木蔥蘢，碧草如毯，是孩子們遊戲的理想之地。特別是李訥和母親從蘇聯回國後，她們攜帶而歸的兩輛女式小自行車，隨即受到了女孩子們的青睞。特別是當李訥把自行車騎得飛快，她那白底碎花連衣裙隨風飄動，像翩躚的蝴蝶時，更引起其他孩子的羨慕。她們追逐著李訥，把這在當時屬於稀罕之物的自行車，推進了春藕齋院落的空曠處，以學騎車的認真，取代了縱情的嬉鬧。沒用多久，她們都成了騎車的好手，成天在院子裏轉來繞去。
那時，中南海的海邊還沒有修砌垂直的石護圍，人們可以順著緩坡走近水邊。人可以走，鴨子也可以走，水裏又有小魚小蝦，一些人家養起了鴨子。從菊香書屋去瀛台，要過一石橋，橋與岸邊形成死角，許多小魚小蝦喜歡在這死角水灣麇集遊弋。女孩子們的重要娛樂之一，就是在這個水灣用手撈小魚小蝦，一撈就是半天，其實也撈不到多少。當她們自以為是滿載而歸的時候，已經是夕陽西斜，紫雲軒的主人也到了在院子裏散散步，稍事小憩的光景。女孩子們就會用手帕兜著戰利品，擁進菊香書屋，向毛澤東獻寶。看見獻寶的孩子們，毛澤東總興致勃勃地說：“好，送到廚房去，讓大師傅做做，咱們一起會餐。”
當毛澤東在菊香書屋住定後，負責中共領袖保衛的幾員“大將”，便在通往他的院落的各個道口附近，擇房而棲。他們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的處長汪東興，副處長李福坤、王敬先，警衛處警衛科科長李樹槐等。菊香書屋院內的北房紫雲軒過廳東側，是兩間通間，毛澤東安歇起居都在這裏。西側的兩間，有山牆相隔，靠過廳的一間，是江青的一個寢室。但她很少住這裏，她有個更正式的居室，是院內的南房鬆壽齋。初進中南海的那些歲月裏，孩子們對江青的印象還是挺好的。後來，她漸漸養尊處優起來，衣著也講究了。毛澤東工作緊張，又常到外地巡視，沒多少時間和她在一起，她就喂養了一隻猴子。她常讓猴子在院子裏曬太陽，有時拴著，有時不拴。
南房鬆壽齋與北房的結構相同，東側的兩間供江青起居，靠近過廳的一間是臥室，再裏麵是盥洗室。中間的過廳，南門通南院，北門正對紫雲軒。西側的兩間，後來就由毛澤東的女兒住了。周恩來11月搬出鬆壽齋後，南院的東房，就成了毛澤東的孩子們的宿舍，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女兒李敏、李訥都住過這裏，還有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江青的姐姐李雲露和她的兒子也住在這個院子裏，她一直負責照顧毛澤東的孩子們。毛澤東很早就要求他的孩子們，和在中南海工作的幹部們一樣，在機關的食堂吃飯，李雲露就常常領著李敏、李訥、毛遠新等到東八所食堂吃飯。孩子們的院子，既像集體宿舍，更像是“客棧”。毛岸英、毛岸青都已經工作。李敏、李訥從小學起，就一直在育英學校寄宿，隻有星期六晚上和節假日，才回中南海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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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
六
上集回放：沒過多久，在蘇聯治病的江青回國，帶著陪她出國的李訥，一起住進了中南海。中南海裏孩子雖然不算很多，但重名的卻有好幾個，和葉子龍女兒燕燕重名的這個燕燕姓周，她們倆是年紀較接近也較大的孩子中重名的一例。其實還有一個比她倆小好幾歲的燕燕，也姓周。有這麽四五個年紀相近的女孩子，星期天串在一起，動靜就大了。當毛澤東在菊香書屋住定後，負責中共領袖保衛的幾員“大將”，便在通往他的院落的各個道口附近，擇房而棲。初進中南海的那些歲月裏，孩子們對江青的印象還是挺好的。後來，她漸漸養尊處優起來，衣著也講究了。
六
臨近10月的時候，汪東興才忙裏偷閑，把自己的妻子孩子接進中南海。一個政權臨近誕生和剛剛誕生之際，領袖的安全，會被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五大書記之一的周恩來事必躬親，北平第一任市長葉劍英遠憂近慮，中央社會部長李克農全神貫注，擔著直接幹係的警衛處長汪東興，更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確，新政協會議從籌備到召開，前後拖了有三個月。這期間的大會小會，晤麵懇談不斷。汪東興的夫人姚湘娥，也在警衛處工作，兩口子都為這空前受重視的事繃緊了弦，孩子就“倒黴”了。汪延群說：“我當時才5歲，從在西柏坡開始，到香山，到中南海，父母就忙得老不沾家，我就到處‘流浪’，到處‘蹭’飯吃。”到中南海後，情況絲毫沒有改變，汪延群能看見別人的爸爸、媽媽，卻看不著自己的爸爸、媽媽。她依然是“流浪”蹭飯。因為進中南海晚了些，馬上找不到房子，汪東興的新家，就暫時安在掛著菊香書屋牌匾的西廂房南邊的房間。就這樣，一家大小，都成了給菊香書屋護院的“衛兵”。過廳往東一拐，就進了毛澤東住的院子。
開國大典之後，汪東興在居仁堂東南找了兩間平房，匆匆搬了過去。直至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戰爭的狀態都沒有結束。作為軍事指揮最高機關的中央軍委，始終戎機繁忙，大小會議不斷。每逢召開比較大的會議，居仁堂西麵那一片空場，就停滿了轎車，有時一直排到汪東興家門口。小孩子站在家門口看到那汽車的陣勢，既覺得特壯觀，又特別興奮，在車群中穿來穿去，摸一摸，坐一坐。
和汪延群家同一排平房裏，還住著警衛處副處長王敬先一家。王敬先1937年“七七事變”後即在敵占區參加革命，還曾在漢口、重慶當過《新華日報》的校對主任。後到延安根據地，任中央社會部會計科科長。解放戰爭剛開始，他和汪東興、慕豐韻等一同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他負責過給毛澤東打前站號房子。王敬先的妻子華順，是著名數學家華羅庚的女兒。她身材頎長，是中南海裏為數不多的幾個高個女性。她原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曾積極參加過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北平和平解放後，她就到了市委工作。
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另一位副處長李福坤，就住在菊香書屋院子東北邊的一處出口。他分工負責周恩來的保衛工作，周恩來搬到西花廳以後，他整天在西花廳那邊頂著，家裏總唱空城計。他的孩子李涵奇是個孩子頭兒，也是當年出名的搗蛋鬼。因自家就在毛澤東住的菊香書屋外圍，所以當一起玩的小朋友到他家裏來的時候，他常常自告奮勇地說：“你們想不想見毛主席，想見的話，我帶你們去。”
穿豐澤園而東拐，是進入菊香書屋院落的正途。所以在豐澤園入口通往頤年堂的過院，有警衛值班室。與值班室相對，有兩間西廂房，中央辦公廳警衛處警衛科的科長李樹槐，就把家安在了這守衛毛澤東外大門的位置。警衛科主管中共幾位最高領袖的警衛業務，1953年，中央辦公廳的行政處和警衛處合並，成立警衛局，這個警衛科便升格為警衛處。以李樹槐的經曆，出任此職再合適不過了。李樹槐是原陝北紅軍創始人之一李子洲的部下。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一些高級指揮員需要一些語言通、地理熟的當地戰士做警衛，高大英俊的李樹槐，就當了彭德懷的警衛。陝西有個說法：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用最通俗的話說，就是米脂縣的姑娘漂亮，綏德縣的小夥子精神。李樹槐就是綏德的漢子，他的妻子張嵐恰恰是米脂的婆姨。紅軍渡黃河東征作戰歸來，彭德懷把表現出色的李樹槐推薦給德高望重的朱總司令當警衛。在以後的日子裏，他成為延安很有知名度的人物。他後來又當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的衛士。
劉少奇家剛進中南海時，先住在了字廊。字廊是一組水上建築，有幾條回廊，勾連著水榭亭台，像字一樣曲曲折折。從香山向中南海搬遷期間，劉少奇正在秘密訪問蘇聯，回國後他又在東北作了短暫停留，直到8月28日才返回北平。因此，搬家是夫人王光美張羅操持的，帶著劉少奇和前夫人王前所生的女兒濤濤和兒子丁丁，以及還在繈褓之中的她自己的第一個女兒劉平平，先住進了字廊。她和沒有隨劉少奇秘密出訪的警衛、工作人員，家中的阿姨一道，把院子拾掇了一下。三間正房，是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工作、起居室;阿姨高新民和耿桂珍，帶著濤濤、丁丁住三間西廂房;單身的警衛和工作人員，住三間東廂房。剛住下，劉少奇就回來了，字廊裏也人丁興旺了起來。這不光是因為他帶回了隨行的人員，在蘇聯讀技校的女兒劉愛琴，也跟著他回來了。此外，住在聶榮臻家的毛毛劉允若，也搬回了中南海的家。劉允若是劉少奇與何葆珍的第三個孩子，他的大哥劉允斌，此刻還在蘇聯，姐姐就是劉愛琴。初進北平時他沒有跟劉少奇、王光美上香山，而是和聶榮臻直接進了城。一度和劉少奇家一起住在字廊建築群落的，還有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吳振英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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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
七
上集回放：臨近10月的時候，汪東興才忙裏偷閑，把自己的妻子孩子接進中南海。開國大典之後，汪東興在居仁堂東南找了兩間平房，匆匆搬了過去。和汪延群家同一排平房裏，還住著警衛處副處長王敬先家。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另一位副處長李福坤，就住在菊香書屋院子東北邊的一處出口，他分工負責周恩來的保衛工作。劉少奇家剛進中南海時，先住在了字廊。一度和劉少奇家一起住在字廊建築群落的，還有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吳振英一家。
七
除了幾位領袖之外，跟著毛澤東進中南海的，是他從西柏坡向北平進發時就帶著的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中央軍委機關以及中央宣傳部機關。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是保障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工作正常運轉的，主管這一係統運行的是主任楊尚昆。負責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層安全警衛和生活後勤保障的單位，也由楊尚昆直接領導，如中央辦公廳警衛處、中央辦公廳行政處等。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以上幾個單位，都隨著毛澤東進了中南海，並分布在毛澤東辦公和居住的豐澤園附近。
在含合堂院內小樓辦公的是機要室。機要室主任葉子龍的住處，就在這辦公小樓和毛澤東寓所之間，每當這裏收到必須急送毛澤東閱批的電文，就會立即通過葉子龍，送進菊香書屋。由於毛澤東的許多事情要葉子龍幫助處理，加之毛澤東時常外出，葉子龍要隨行，後來常在機要室主持業務工作的，是機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機要室進中南海之際，解放區和新占領城市的土改和經濟恢複，頭緒繁多；新國家政權的籌建和爭取國際承認諸活動，緊鑼密鼓。於是，各類急電密件，紛至遝來，機要室的人忙得沒日沒夜。
西八所是相對於東八所而言的，所謂八所，就是八個相銜的院子。西八所因為整齊而連貫，所以集中在這裏辦公的，分屬中央辦公廳的好幾個單位。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的辦公室，最初的辦公地點就在其中的兩三個院落。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的名稱曾幾度變換，既叫過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秘書室，又叫過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還被叫過秘書組。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師哲。師哲任主任期間，除了周恩來的秘書外，所有給中共中央幾位書記當大秘書的如江青、田家英、王光美、陳友群、何均等人，都在政治秘書室掛個名，每月都要到秘書室“碰頭”，互通情況。那時對政治秘書室的工作，田家英直接過問和具體負責的最多。師哲調出中南海後，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對內改稱秘書組，由江青任組長，田家英任副組長，當田家英顧不過來時，通常由彭達彰實際主持。後來，田家英一度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時，曾經短暫地脫離過一段政治秘書室，彭達彰遂就任該室主任。
書記處政治秘書室最初的主要工作是這樣規定的：幫助毛澤東主席處理信函，為書記處領導讀報，並完成書記處領導直接交辦的工作。讀報就是將全國各地的各類報紙，每人劃定區域閱讀，將報紙上的消息綜合分類，揀重要者編目、摘要，由打字室打印12份，分送毛澤東等領導人，使之能高效率地獲取各類報刊提供的信息。處理信函也是按地域分人負責，閱後分門別類，須向中央最高領導層反映的，或原件或摘要匯編上呈；須交有關部門處理的，轉交有關部門，並查詢處理結果。有時還要根據毛澤東指示精神，草擬複信稿。有些毛澤東的親筆複信，也由政治秘書室抄錄登記發出。在處理群眾來信，反映下情，捕捉動向等方麵，政治秘書室協助毛澤東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後來，秘書室又逐步增加了接待群眾上訪；辦理一些毛澤東親自交給的事務；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到基層搞一些專題的調查研究等工作。
在西八所辦公的，還有行政處、警衛處的部分單位和工作人員。靠在西八所院落南出口的，是中南海門診部，在這一帶辦公的幹部和工作人員，包括他們的孩子，患點小病，都在這裏診治。這個門診部規模不大，隻有幾位醫務人員，主任是鄭學文，醫生有劉傑、馬蘇高、李誌綏等。
在這一帶占辦公室最多的機關是警衛處，處長汪東興及幾位副處長的辦公室，處辦公室、警衛科、保衛科、治安科、攝影科、保健科都在這裏。但警衛科的人整天圍著自己警衛的首長轉，難得有暇安坐在辦公室裏。有意思的是，在這一大群黃皮膚、黑頭發的中國人中間，還有兩位高鼻梁、藍眼睛的外國人，他們就是由公安部聘請的、給領袖保衛工作做顧問指導的蘇聯專家。一位是負責食品和保健的，叫斯喬賓，是克裏姆林宮的保健醫師；一位是負責安全警衛工作的，叫尼契耶夫。斯喬賓對工作的確很負責任，整天手裏拿著塊白手巾，到處擦，發現哪裏有一點灰塵和油漬，就要對有關人員批評一通。他還要求所有的食品都必須化驗，不問來源。警衛處方麵則強調控製來源，抓供應基地，封閉經營生產，讓敵特沒有下毒的機會，減少化驗的工作量。但斯喬賓比較死板固執，為此經常發生爭執。負責警衛指導的尼契耶夫，也搬來一些脫離中國現實的做法。例如他提出許多類似沿著中南海圍牆內裝一圈探照燈的建議，這在當時的中共領袖那裏，顯然是通不過的。警衛處方麵沒有樣樣照辦。後來中蘇關係惡化，他們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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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008）
八
上集回放：除了幾位領袖之外，跟著毛澤東進中南海的，是他從西柏坡向北平進發時就帶著的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中央軍委機關，以及中央宣傳部機關。在含合堂院內小樓辦公的是機要室。西八所是相對於東八所而言的，所謂八所，就是八個相銜的院子。西八所因為整齊而連貫，所以集中在這裏辦公的，分屬中央辦公廳的好幾個單位。在西八所辦公的，還有行政處、警衛處的部分單位和工作人員。靠在西八所院落南出口的，是中南海門診部。在這一帶占辦公室最多的機關是警衛處，處長汪東興及幾位副處長的辦公室，處辦公室、警衛科、保衛科、治安科、攝影科、保健科都在這裏。
八
保健科成立時，擔任科長的是徐福靜的長子張紀宇。張紀宇的母親徐福靜，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設立保健科時即為第一任科長。徐福靜是山西臨汾人， 1931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後在中共北方局機關當醫生，還兼搞地下交通，曾兩度被捕入獄。 1937年徐福靜到延安，在邊區醫院當醫生，是當時根據地內為數不多的、受過正規醫學專業教育的醫務工作者。 1940年她到丈夫所在的太行山根據地，在八路軍衛生學校任教。她的丈夫張衡宇，是中共山西第六專署主持常務工作的秘書主任、黨團書記， 1942年，在嚴酷的反掃蕩鬥爭中英勇地犧牲了。衝出包圍的徐福靜到達延安，被安排在楊家嶺中共中央機關當醫生。徐福靜是在保健科成立時，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任科長的。保健科主要負責中共領袖的醫療保健，其成立後即
為五大書記都配備了專門的保健大夫。而在此前，中共的領袖們並沒有配專門的保健大夫。
雖說王鶴濱在 1949年 8月受命擔任毛澤東的保健大夫，但當時的中央保健局長傅連向他做交代時，非常明確地說：“現在能擔任首長保健任務的醫生尚少，五大書記的保健工作你都要管上，工作要小心謹慎，出不得半點差錯，要經常與我聯係……”因此，王鶴濱初進中南海幾乎是孤家寡人。劉少奇家來電話就去劉家，朱德家來電話就去朱家，周恩來家來電話又去周家，一個人幾處奔波。倒是身體狀況極其不好的任弼時，被派了一位臨時的專門保健大夫劉佳武，同時中央軍委衛生部副部長傅連、處長黃樹則，都直接過問和負責他的醫療保健工作，但他還是於 1950年 10月腦出血病逝。也恰恰是因為任弼時的不幸早逝，引起了中共中央保健委員會對中共領袖健康的高度重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下新設置了保健科，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們每人配備了專門的保健大夫。毛澤東的保健大夫依然是王鶴濱，但此後沒多久他就到蘇聯深造去了，接替他的是曾做過白崇禧的保健醫生、日本投降後到延安任中央醫院外科主任的外科專家周澤沼；劉少奇的保健大夫是王力平，繼而是顧承敏；周恩來的保健大夫是周尚玨；朱德的保健大夫是翁永慶；保健科長徐福靜則兼管陳雲的保健。此外，給董必武配了王醒大夫；給
林伯渠配了李天慶大夫。為了更好地展開醫療保健業務，除了這些保健醫生外，還將周謹、楊全成、朱寶貴、鄭淑雲、焦紀壬、張淑明等藥務醫護人員調到保健科工作。
擔任警衛處攝影科科長的，是毛澤東的專職攝影師侯波。她 1938年到延安投奔革命時，剛剛 14歲，曾就讀於延安女子大學。她的丈夫徐肖冰，是延安根據地內幾位搞攝影的元老之一。作為毛澤東的攝影師，侯波必須經常守在距毛澤東不遠的地方，一旦有什麽活動，她能立即趕到現場進行拍照。於是他們的家，就從原來由徐肖冰單位安排的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宿舍，搬進了中南海。“我們家最初在勤政殿第一個院落裏的西廂房北側，搬進時我已臨近上學的年齡。”侯波長子徐建林說。
最初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交通科的科長是鍾步雲。他 1932年參加紅軍， 1933年入黨。經曆長征到達陝北後，他進入了延安摩托學校學習。從學校畢業後，就開始為中共領袖們開車。那時延安的車很少，哪個領袖也沒有專車，自然也就談不上誰是誰的專職司機了。到北平以後，車子多了，鍾步雲就基本上成了周恩來的專車司機。交通科的副科長是周西林，也是個老紅軍。他是毛澤東初進北平時的專車司機。
除了中央辦公廳機關、機要室、政治秘書室、行政處、警衛處之外，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下屬單位還有特別會計室，機要處，機要交通處，秘書處（後改為檔案處），中直機關管理處。中央辦公廳的處，後來都改稱局，並因工作擴展又新設置了一些單位，但這些單位均不在中南海內辦公。
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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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009）
九
上集回放：保健科成立時，擔任科長的是徐福靜的長子張紀宇。張紀宇的母親徐福靜，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設立保健科時即為第一任科長。任弼時的不幸早逝，引起了中共中央保健委員會對中共領袖健康的高度重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下新設置了保健科，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們每人配備了專門的保健大夫。擔任警衛處攝影科科長的，是毛澤東的專職攝影師侯波。為了確保安全和便於警衛工作的部署，整個中南海內，共分甲、乙、丙等不同的區域。
九
進駐中南海的中央軍委，將辦公地點選在了後牆傍著中海的居仁堂。中央軍委搬進中南海後，作為代總參謀長的聶榮臻，就在這裏主持日常的工作。他的辦公室在居仁堂的東麵，中間是會議室，西麵是掛滿了軍用地圖的作戰室。因為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都在這裏辦公，並在這裏召開一些重要的軍事會議，中南海的孩子們，便常常可以在居仁堂的前前後後，看到那些從紅軍時期到解放戰爭各個期間的赫赫戰將們。
和中央軍委前後腳搬進中南海辦公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機關。作為這個機關的領導，陸定一、陳伯達、胡喬木、凱豐、邵荃麟、林默涵以及1954年從西南軍區調到中宣部擔任領導工作的張際春等，先後住進了中南海。在中南海裏，有許多個以某某堂命名的院落。在中南海工作的部分單位的領導和幹部們，就工作和起居在這些院落裏。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的胡喬木，在靜穀未住太久，就搬到了被稱作“四福堂”之一的來福堂。所謂“四福堂”，就是連接在一起的名稱中皆帶個“福”字的小院子，依次是來福堂、增福堂、永福堂、錫福堂。
從1945年就出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在進中南海後入住的是四福堂之一的增福堂。剛搬進中南海時，陸定一身邊隻有兒子陸健，他的哥哥、姐姐還在南方。陸健記得父親在工作之餘，會領著他在中南海裏散散步。
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機關辦公處，主要分布在慶雲堂的幾個院落中。慶雲堂有四個院子，牌匾懸掛在最南端的院門上。其中的一個院落，曾經是中宣部管理和審查電影的部門辦公之所。一些新攝製的電影，常常被送到這裏審看，中南海裏其他單位的人得知了這一情況，便在審查時湊到這裏看電影。
大搬家還沒停當，新中國誕生的日子就到了。
從中南海孩子們的視角，對開國大典是個怎樣的印象呢？林伯渠之子林用三說：“那兩天，我忘記了為什麽會在家裏，而不是在學校裏度過的。”於是，他看到了他父親最忙碌的兩天。
其實，早在6月15日林伯渠被推選為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常委後，就一直處於席不暇暖、宵衣旰食的狀態。8月，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秘書長李維漢不慎腿摔斷了，林伯渠隨即代理秘書長，頻繁與各界人士洽談，參與新政協組織法、政府組織法、共同綱領以及國旗、國歌、首都等問題的討論修改。9月22日，他代表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向全國政協報告了籌備情況。9月30日，林伯渠在參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選舉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儀式後，又到天安門廣場，親自對開國大典的現場準備工作做最後一番檢視。開國大典舉行那天上午，林伯渠到前門火車站，迎接由法捷耶夫率領的龐大的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法捷耶夫是著名的作家，蘇聯作家協會總書記，《青年近衛軍》一書的作者。下午2點，林伯渠來到勤政殿，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他被推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會議還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並責成他們從速組成各政府機關，展開各項政府工作。委員會議一結束，林伯渠就跟毛澤東等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擔任開國大典的司儀。從辛亥革命時期就投身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事業，經曆了艱苦曲折的漫漫裏程，終於迎來勝利曙光的林伯渠，也許是由於激動，在宣布升國旗、鳴禮炮後，竟忘了說奏國歌了。“下午的遊行，我是站在中南海看的。晚上，爸爸帶我上了天安門，觀看群眾聯歡和放禮花。臨走前，爸爸對我說:帶你去開開眼界，好好看看人民翻身做主人後的喜悅。”那天晚上在天安門城樓觀看聯歡和焰火的，還有毛澤東的女兒李敏、李訥。許多孩子還記得，開國大典夜晚的所謂焰火，並不是真正的禮花，實際上是作戰中使用的信號彈。那晚的聯歡和焰火結束時，林伯渠依然沒有回到家裏。他在9點前就離開了天安門，又去參加歡迎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的宴會了。
汪延群回憶，“十一”那天，她是和一些比她大一點兒的孩子，站在中南海裏看的遊行。對孩子印象深的，那要屬騎兵的隊伍。他們背槍挎刀，騎著馬，一隊接一隊的，威風凜凜。當我們詢問伍紹祖，50年前的“十一”那天是如何度過的時候，他說：“我那天是老老實實地呆在學校裏麵，但我們知道老師們去遊行了，到很晚才回來。我們這麽大的孩子，還不到上街遊行的年紀。”已經上了中學的孩子，基本上都隨學校的隊伍，參加了天安門前的遊行。周秉德說她是和師大女附中的遊行隊伍，一起走過天安門的;晚上，她和同學們還在廣場上，表演了她們學校編排的“紅燈舞”。囚童說他也是隨著師大附中二部的遊行隊伍，早早就等在了天安門附近，“那天下了一陣傾盆大雨，我們被淋得精濕，但依然興高采烈。晚上還參加了聯歡，在天安門城樓下跳集體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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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010）
十
上集回放：進駐中南海的中央軍委，將辦公地點選在了後牆傍著中海的居仁堂。中央軍委搬進中南海後，作為代總參謀長的聶榮臻，就在這裏主持日常的工作。和中央軍委前後腳搬進中南海辦公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機關。大搬家還沒停當，新中國誕生的日子就到了。從中南海孩子們的視角，對開國大典是個怎樣的印象呢？林伯渠之子林用三說：“那兩天，我忘記了為什麽會在家裏，而不是在學校裏度過的。”於是，他看到了他父親最忙碌的兩天。
十
北方的十月仲秋，已經能感覺絲絲的涼意，冬季不遠了。為中共中央領袖們居住和經常聚集的會議廳、室安裝暖氣一事，隨即列入日程。
政務院成立之後，秘書長和副秘書長們以及相當於政務院辦公廳的機構，在中海西岸遊泳池以北的區域辦公。11月，周恩來搬出菊香書屋，到了政務院辦公區域，他進駐的新院落叫“西花廳”。周恩來住進西花廳後，常在懸有匾額的廳裏召集小型會議，接見國內外的賓客。西花廳後院有前廳和耳房作屏障，形成一個東西長南北短的四合院。正房坐北向南，是周恩來、鄧穎超辦公和居住的地方，包括周恩來的辦公室，客廳兼餐廳，周恩來的臥室，鄧穎超的臥室以及衛生間。周恩來的辦公室約有30餘平方米，室內辦公用具很簡陋。這個辦公室隻有三把鑰匙，周恩來一把，值班室一把，值班衛士一把。他本人不在時，任何人不得進入他的辦公室，包括鄧穎超和他的秘書。從這些細微的小事上，也可讓人感到周恩來處事的極其細密和謹慎。這也反映了那個時代領導核心成員，對組織原則和紀律的恪守，隻在某一級別範圍內溝通的事情，絕不外泄，哪怕是對感情最親近的夫人。
後院的東廂房，部分用作倉儲，部分住人。周恩來夫婦剛搬進去時，就是周秉德一人住。過了段日子，周秉德的弟弟周秉鈞、妹妹周秉宜也到了北京。因周恩來還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就把他們送入以部隊的孩子為主的八一小學讀書。他們回中南海度周末，就和周秉德一起住在東廂房。此時，周恩來的老警衛副官龍飛虎隨部隊在南方，他的兒子、女兒，都在北京的學校讀書。有時，朱德接他們過去住；而更多的時候，他們是在西花廳後院和周秉德姐弟做伴。又過了些時日，在周恩來夫婦的敦促下，他們的老戰友孫炳文將軍的女兒，孫維世的妹妹孫新世，也常到西花廳後院度周末了。
最初周恩來搬過來時，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一家，就住在西花廳院內的水榭。後來他調到了文化部，全家搬出了中南海。鄧穎超的秘書張元，就帶女兒蕭遠音、蕭遠麗、蕭鬆幾個孩子住進了水榭。張元是個老機要工作者，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期，她曾跟隨周恩來、鄧穎超在中央長江局。當時，長江局所在的武漢，亦是國民黨政府西遷過程中的控製中心。為了確保機要訊息傳遞的秘密，張元長期不能與他人接觸，一人躲在小閣樓裏收發報，吃飯睡覺都在其中。張元在新中國成立後，又回到老首長的身邊，擔任鄧穎超的秘書。再次來到周恩來、鄧穎超身邊，蕭遠音還是像以往那樣，稱他們“伯伯、鄧媽媽”。周恩來則叫她和她妹妹“大米”、“二米”。
在孩子們充滿新鮮感地走進新家，走進雖然有些殘破，卻依然瑰麗多姿的園子的時候，新的學期已經開始了。最早住進中南海的多數孩子，是育英學校的學生。育英學校創建在河北省平山縣的下東峪，正式開學的那天是1948年11月21日。初創時學生並不多，但陸陸續續總有新同學加入。加入最多的一次，是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子弟小學的合並，因此也可以說，育英學校是由兩個學校合成的。毛澤東的女兒李訥、王若飛的兒子王興、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當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書長廖魯言的兒子廖侯、葉子龍的女兒等十來個孩子，都是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子弟小學的。進入北平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子弟小學與育英學校合而為一，稱中直育英小學，校長是原育才小學的教導主任、後來出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長的韓作黎。合並後學生一下增加到幾十人，都是中共領袖、部分領導幹部和部分中直機關幹部的親屬子女。搬家和安頓並沒費太久的時間，很快恢複了正常學習。
當時的幹部們都實行供給製，學校的子弟們也不例外，他們的生活用品，例如被褥、洗臉盆、牙具等，還有學習用具，都由公家發放。衣服由公家統一做，多用呢子或精細布料，這些好料子都是繳獲來的，讓孩子們享用是大人們的心願。每個孩子都有一塊包衣物用的包裹，包裹布一律都是日本的太陽旗；統一發的背心，也是用太陽旗做的。洗臉盆是銅的，寫大字的墨盒也是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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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 我家住在中南海(011)
十一
上集回放：北方的十月仲秋，已經能感覺絲絲的涼意，冬季不遠了。為中共中央領袖們居住和經常聚集的會議廳、室安裝暖氣一事，隨即列入日程。政務院成立之後，秘書長和副秘書長們以及相當於政務院辦公廳的機構，在中海西岸遊泳池以北的區域辦公。11月，周恩來搬出菊香書屋，到了政務院辦公區域，他進駐的新院落叫“西花廳”。最初周恩來搬過來時，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一家，就住在西花廳院內的水榭。後來他調到了文化部，全家搬出了中南海。在孩子們充滿新鮮感地走進新家，走進雖然有些殘破，卻依然瑰麗多姿的園子的時候，新的學期已經開始了。最早住進中南海的多數孩子，是育英學校的學生。
十一
由於育英學校距市區較遠，接送孩子們上學回家，家長們是各顯其能。有的委托公務員接送，有的家長則派轎車接送孩子。毛澤東則有時讓機要秘書跑一趟，有時托保健大夫王鶴濱代接一下，因為王鶴濱妻子的兩個弟弟也在育英上學。後來，外交部亞洲司一位叫魏寶貴的服務員，為此專門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中央機關某些幹部用公家小汽車接送在育英小學讀書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緊缺物資的浪費。他建議由育英小學設兩三輛汽車專送小孩，同時在西單附近設一聯絡點，由家長到那裏接送孩子，以節省國家開支，節省家長時間。信送到毛澤東手裏，他很重視，立即將信轉批給楊尚昆:“尚昆同誌查明酌辦。這個建議值得注意。”從那以後，中央辦公廳就專門撥了一輛中型的汽車，還從警衛處抽調了一位叫王海萍（音）的女同誌，在星期六下午，星期天傍晚，接送家住中南海的學生回家和返校。
在育英學校，有些其他學校幾乎沒有的怪現象，一是每個班的學生年齡參差，有的懸殊很大;再就是有些同在此校的親姐妹或親兄弟，或姐妹、兄弟在同一年級；或妹妹、弟弟在高年級，姐姐、哥哥在低年級。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許多孩子出生在老家或老根據地，有的一直被寄放在老家；有的在長征時，交給了原根據地的老百姓收養，因種種緣故他們沒能及時上學。而他們的妹妹、弟弟則出生在陝北根據地，或早些時候被接入根據地，到受教育的年齡就上了根據地自己辦的學校。新中國成立，諸事安頓後，一些中共的領導人，才考慮尋找那些交給老根據地老百姓撫養的孩子；或接回寄養在老家的孩子。那些當姐姐和當哥哥的盡管年齡大，卻得從一年級開始讀起。父親在香港從事地下活動的李萬邦，姐夫是在新中國成立初給毛澤東當保健大夫的王鶴濱。他從老家投奔姐姐，進育英學校時，就和先到根據地的妹妹同年級；而小他好幾歲的弟弟才比他低一級，和毛遠新是同學。
毛澤東家也出現了這種現象，但他家的情況與其他人家又不同。李敏是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女兒，生於1937年，比同父異母的妹妹李訥大3歲。她在4歲那年，被毛澤東送往蘇聯，和生母團聚。1946年因病長時間脫離工作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王稼祥到蘇聯治病，他發現賀子珍母女在蘇聯的境況相當不好，經請示毛澤東後，在自己歸國之際，偕她們而行。那時李敏還叫“嬌嬌”，和母親回國後，一直滯留在哈爾濱。直到1949年，賀子珍的妹妹賀怡來東北，才帶著賀子珍和嬌嬌一同去北平。嬌嬌由姨媽賀怡帶到北平，送進了香山雙清別墅。回到父親身邊時，李敏已在異國他鄉漂泊七八年了，已經忘記了自己的母語，所以回到祖國必須補上母語這一課。像她這樣情況的，在中共領袖子女中還真不在少數。到育英小學後，李敏也要從頭學起，比同父異母的妹妹李訥還低一年級。和其他比自己妹妹、弟弟年級低的姐姐、哥哥不同的是，李敏受過教育，所以隻學習語文，其他課程不必重複。因為年紀稍長，她比較關心弱小的同學，常常扮演保護神的角色。有一次，她看見一個男同學欺負女同學，便挺身而出製止說：“不要欺負我們閨女！”不料，她話一出口，引來周圍同學一片笑聲。同學善意地告訴她，“閨女”是大人稱呼孩子的，或專指未婚的成年女子，孩子不會自己叫自己“閨女”。有了這一次經驗之後，隻要她說話同學發笑，她就要刨根問底地弄個明白。這樣一來，她中文學習進步得很快。不久，她可以結結巴巴地與人溝通語言了。因為育英小學的曆史短，最高不過三四年級，她就轉到有五六年級的八一小學去了。
育英學校還有一種現象，也是其他寄宿製學校少有的，就是有比較多的孩子，在星期天和一些節假日甚至寒暑假都不回家。導致這種情形的，是因為許多學生的家長不在北京。在中南海住過的孩子中，龍桂輝的父親龍飛虎正在南下的軍中，通常由周恩來或朱德接到中南海裏；像李萬邦兄妹，父母還在香港以隱蔽身份為新中國從事經貿活動，故而由在中南海工作的姐姐、姐夫照應……還有一些更特殊的，是由於他們的父母成為在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戰鬥中犧牲的烈士，淪落多年才被組織找到，後寄居在父輩的戰友家中；有的是親生父母或因一方犧牲，或因離異，又組成新的家庭。盡管不論是父輩的戰友，還是建立了新的家庭的生身父母，對孩子總還是含著由衷的親情。但有了這重特殊經曆的孩子，心靈似乎多了幾分脆弱和敏感，對新的家，有點隔膜和疏離。還有就是當社會上流行某種疾病的時候，學校就不讓孩子們回家，以便孩子們與病源隔絕。這種情況有時要持續一兩個月，家長們想孩子了，就到學校看孩子。但不管怎樣，孩子們在學校裏還是愉快的。逢年過節，或趕上什麽重要活動，就編排些節目自演自娛，是延安時期的老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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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 我家住在中南海（012）
十二
上集回放：在育英學校，有些其他學校幾乎沒有的怪現象，一是每個班的學生年齡參差；再就是有些同在此校的親姐妹或親兄弟，或姐妹、兄弟在同一年級，或妹妹、弟弟在高年級，姐姐、哥哥在低年級。因為新中國成立後，一些中共的領導人，才考慮尋找那些交給根據地老百姓撫養的孩子或接回寄養在老家的孩子。那些當姐姐和當哥哥的盡管年齡大，卻得從一年級開始讀起。育英學校還有一種現象，也是其他寄宿製學校少有的，就是有比較多的孩子，在星期天和一些節假日甚至寒暑假都不回家。導致這種情形的，是因為許多學生的家長不在北京。
十二
1950年6月10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是育英小學少先隊的建隊日。學生們聚集在校園東麵的鬆林中，舉行了隆重的入隊儀式，《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在鬆林間回蕩。那是孩子們第一次體驗莊嚴，第一次就自己的人生，發出必須謹守的誓言：“準備著，為建設祖國的事業，為實現毛主席的偉大理想而奮鬥！”那個年代，入隊有相當嚴格的要求，要經過德智體的全麵衡量，必須是班級裏的先進分子。徐肖冰、侯波之子徐建林第一次入隊就沒通過，他記憶是李訥不同意。雖然大家認為他在學校表現還不錯，但李訥說他在中南海裏表現不好，太調皮搗蛋，而一個少先隊員在哪兒都應該嚴格要求自己。她這一較真，徐建林的入隊期被推遲了。幾十年後，他們才又得重逢，徐建林提起此事，可李訥說她已不記得曾“阻撓”過誰的曆史了。正是因為得之不易，所以一旦戴上紅領巾，便多了一重珍惜，也多了一重自我約束。
在中南海的孩子們的記憶中，育英小學是很重視學生體魄的鍛煉的。學校裏建了一座相當寬敞的運動室，各種健身設施完備。遇到刮風下雨，體育課就可以在室內上，絲毫不受氣候變幻的幹擾。冬季，學校的老師帶領孩子們，在校園的一隅，靠自己端水，潑出了一塊人工滑冰場。學校購買了一批冰鞋，教孩子們滑冰。中南海的孩子有點得天獨厚的便利，守著中南海這個冬季天然冰場，回家滑得更痛快。
如今的中國，在國際上有“自行車王國”之稱。而在上世紀50年代初，自行車別說在大眾眼裏，即便在高級幹部家中，也屬稀罕物。孩子們回憶時比喻說：“那時買輛自行車，就相當於如今買輛轎車。”育英學校的學生，絕大多數家中沒有自行車。把自行車騎到學校的，大家隻記得一個人，蕭立昂。他的父親蕭三，就是前麵提到的毛澤東老鄉、《國際歌》中文歌詞翻譯之一，他還是中國共產黨內少有的幾位參加過列寧葬禮、並為之扶靈的人。有時，蕭立昂騎自行車上學。第二個有自行車的，是在國外當大使的黃鎮的女兒。因為育英小學裏把自行車騎進校門的，就這麽兩三位，所以大家都記得他們。不知是出自誰的提議，或許是校方體察了學生們的欲望，1952年前後，學校出資購買了20輛自行車，是比大人騎的自行車略小一些的輕便自行車。學校裏隨即多了一項業餘運動，騎自行車。中南海裏的許多孩子，就是在育英學校學會了騎自行車。當學生學會騎車後，老師還利用節假日，帶留校的孩子們騎車遠足，作為一種鍛煉。
中共中央的領袖們對孩子們的關切，不僅表現在生活方麵給予物質上的保障。除了擔任名譽校長的楊尚昆以外，劉少奇也到育英小學來看過孩子。當然，和楊尚昆到此不是為看自己的兒子楊小二一樣，他來也不僅僅是因為女兒濤濤在這兒讀書。他參觀了整個校園，過問了學校的教育情況，還做了指示：“你們教育質量的好壞，現在固然也可以看出來一些，但真正的要看得出來，還在十年十五年以後，也就是看你們教育出來的學生到社會上去表現如何。”朱德總司令曾偕在全國婦聯擔任婦幼部長的夫人康克清，一同到育英小學來看孩子們，雖然他們自己家的孫輩們都沒有在此就讀。在孩子們的簇擁下，朱德和康克清在學校巡視了一圈。看著在孩子們的參與下變得漂亮起來的校園，朱德很高興，提議以校園為背景，同孩子們合影留念。他還為學校題了詞：“準備著，為實現共產主義和祖國的偉大事業而奮鬥。”1952年“六一”兒童節前，育英小學輾轉向毛澤東提出為學校題詞的希望，毛澤東欣然應允。不久，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把父親那獨成一格的毛體“好好學習”，帶到了學校。此後，這一題詞曾製成影壁，豎在一進校門的地方。
也是這一年冬季，周恩來的一位秘書，把自己在育英小學讀書的孩子，帶進了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看到孩子時，一下子就注意到孩子身上穿著的小中山裝，是呢料製作的！他向孩子詢問:“你的衣服是誰給買的？”孩子回答說：“不是買的，是學校發的。”孩子回答得無心，可周恩來卻聽得有意，就又問了一些有關學校的問題：“你們學校的夥食怎麽樣啊？”“挺好的，老吃雞、鴨、魚、肉。”孩子說。“噢，老吃嗎？”他繼續發問。“老吃，有的同學都吃膩了，就丟在飯桌上。”顯然，孩子並沒覺得這是什麽大不了的事。周恩來聽罷臉上沒有顯露出什麽，但內心很不平靜。幾天後，是個休息日，那天下午周恩來難得有暇，就要了車直奔育英小學而去。校長得知總理來了，立刻迎了出來。在周恩來的詢問下，校長匯報了學校近期的情況。周恩來等他講完，隨即說出了從秘書的孩子那裏了解到的情況，並對此提出了嚴肅的批評:“你們學校的學生，都是革命幹部的後代。學校有責任好好教育他們，不能特殊化，不要把他們培養成八旗子弟！”周恩來語重心長。
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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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013）
十三
上集回放：1950年6月10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是育英小學少先隊的建隊日。學生們聚集在校園東麵的鬆林中，舉行了隆重的入隊儀式，《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在鬆林間回蕩。在中南海的孩子們的記憶中，育英小學是很重視學生體魄鍛煉的。學校裏建了一座相當寬敞的運動室，各種健身設施完備。中共中央的領袖們對孩子們的關切，不僅表現在生活方麵給予物質上的保障。周恩來就曾指示道：“你們學校的學生，都是革命幹部的後代。學校有責任好好教育他們，不能特殊化，不要把他們培養成八旗子弟！”
十三
一直在感受著歡樂的孩子們，在1953年春季才第一次感受新中國成立後的悲憫。那年的3月5日，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逝世了。消息向中國大眾播報時，已經是3月6日。張紀宇說他還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風卷著塵沙的上午，他們正在校園勞動。學校突然通知，所有的人都回教室聽廣播。回到教室後，喇叭裏傳來了斯大林逝世的訃告，中共中央決定從3月7日到9日，誌哀三天。中國共產黨人的孩子們的心靈，經父輩的一再灌輸，盛滿了對斯大林的感情。聽聞噩耗，孩子們哭得昏天黑地，整個學校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那次，全校的孩子都和大人一樣，戴黑紗，參加了隆重的悼念活動。
中南海裏的孩子，除了多數上育英小學外，還有上育才學校的。育才學校的曆史比育英悠久得多，它的前身是邊區保小。1948年，保小、行知、光明三校合 並，改稱“華北育才小學”，校長是郭林，教導主任是韓作黎，他們在延安就已經是知名的教育工作者了。育才學校是從河北省的行唐縣北皋嶺村出發的，囚童說他印象深的是，汽車從盧溝橋上開過。而林用三記得清楚的是，他們所乘的汽車是經德勝門進入城區，又到了柴棒子胡同的。還有就是看著滿街跑的有軌電車，覺得無比驚異。當時家住中南海的孩子，在育才學校上學的不多，就林伯渠的孩子林用三及住在林伯渠家的謝飄飄，伍雲甫的孩子伍紹祖。1950年以後搬進中南海的任弼時女兒任遠征，鄧穎超秘書張元的女兒蕭遠音，也是育才學校的。林用三和謝覺哉的兒子謝飄飄是同班同學。當時謝覺哉的家並不住在中南海裏，林伯渠為了讓他們一起學習，互相促進，就把謝飄飄也接進中南海，和林用三住在一起，每天做伴兒上學。無論在柴棒子胡同上學，還是在學校搬到先農壇以後，林伯渠都不允許他的孩子坐他的汽車上學，還是在延安時期就跟著林伯渠的老服務員老金，蹬著家裏的一輛側麵帶挎鬥的三輪車，接送林用三、謝飄飄到先農壇的育才學校上學。稍微大一點的孩子，例如一進北平就考上中學的李鐵映、囚童，他們上學就更辛苦了，多是靠步行。他們上的是師大附中的二部，也就是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學的前身。二部剛成立的時候，校址在鼓樓一帶寶鈔胡同裏麵。“從鼓樓到中南海的那點距離，對我們延安長大的孩子算得了什麽呀！”囚童說。
新中國剛成立時，實行的還是供給製，除了個別人外，幾乎所有高級首長家裏都還沒有廚師，不自己開夥。大人、孩子都在食堂吃飯，分大、中、小灶。隻是有的人家習慣讓服務員或警衛員把飯打回家吃；有的人家習慣在食堂吃。多數孩子喜歡熱鬧，所以多在食堂吃飯。和林伯渠、伍雲甫家在同一個小灶吃飯的，還有朱德朱老總家。中灶、大灶是在一起的，就在靜穀通往春耦齋的拐彎處，人們習慣稱西大灶。後來西大灶搬到了懷仁堂的東邊。中灶、大灶吃飯都用同一個餐廳，區別隻在於夥食標準不同。供給製時的飯票都是按小米計算的，菜的價格就分為四兩、八兩、十二兩、一斤。吃大灶的平均水準是四兩的菜；魚或肉比較多的菜，就要十二兩或一斤的飯票，這是中灶的水準。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1949年9月以後，中共的最高領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屬機關，也在中南海內辦公，把舞場選在中南海內是比較合適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居住的寓所，都在豐澤園一帶。豐澤園西北的春耦齋，東麵的勤政殿前、瀛台橋北的空曠之地，成為中南海內最早的舞場。春耦齋用作舞場後，偶爾也被用來開一些中小型的會議。廳內擺設了一些櫥櫃、屏風、桌子以及沙發和軟椅。這樣一來，供跳舞的地方，僅餘六七十平方米了。當時的地麵，還是紫綠方石鋪的，雖不夠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場，已經“豪華”多了。
經曆過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們，在春耦齋裏看見的，有許多是認識的麵孔，中共領袖，秘書和警衛，中直機關的老人。連起初擔任伴奏的，都還是在延安、西柏坡時就愛在業餘時間鼓搗樂器的機關幹部。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被更專業的演員們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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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 我家住在中南海（014）
十四
上集回放：中南海裏的孩子，除了多數上育英小學外，還有上育才學校的。育才學校的曆史比育英悠久得多，它的前身是邊區保小。新中國剛成立時，實行的還是供給製，除了個別人外，幾乎所有高級首長家裏都還沒有廚師，不自己開夥。大人、孩子都在食堂吃飯，分大、中、小灶。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
十四
為了舞會能辦得熱烈活躍，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領導人跳得更盡興些，達到多運動的目的，中南海內舞會的組織者，想到了從部隊的文工團抽調人員，參加中南海內的舞會。於是，總政文工團、空軍文工團等單位，經過挑選的演員們，都常在舞會舉辦時，被請進中南海。因為是專業的演員，他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這又啟發了舞會的主辦者們，特意安排演員們在跳舞中間穿插一些小節目，這既避免了間歇時場麵的冷落，又能讓領導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組織者又考慮到領袖們的欣賞口味，考慮到節目的豐富和多樣性。在中南海裏的舞會中間就加上了幾個京劇的段子，京劇演員們被陸續請進中南海。李和曾的《逍遙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盜鈴》，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濟的《春秋配》，都在春耦齋裏演出過。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
較喜歡老生戲，對李和曾唱的《空城計》等片段尤其欣賞。相聲是適應麵更廣的藝術形式，經常一露幽默的毛澤東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後來的馬季等著名的相聲演員，多次被邀到春耦齋來演出。毛澤東特別欣賞侯寶林的相聲，聽到高興時，常常朗聲大笑。相聲也是對孩子們充滿誘惑力的，像侯寶林、郭啟儒合說的相聲《關公戰秦瓊》、《夜行記》，劉寶瑞、郭全保說的相聲《買猴》等等，孩子們都能背出其中幾句最逗人的片段。
由於邀請了演員，邀請了陪舞的文工團員，舞會的組織者們就在他們到來後，擺上一些水果、小甜點和汽水等飲料，夏天有時還有冰激淩，當然所有到場的人都可以享用。這無疑是孩子們更加垂涎的“節目”，大人們都很有節製，淺嚐輒止，可孩子們就沒那麽多禮數了。有節目可看，有甜點飲料吃喝，這就是舞會對孩子們越來越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當然，除了看跳舞，看節目外，還有熱鬧好看，就是大人們圍著領袖握手，不過這個場景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
春耦齋裏對孩子們最具吸引力的娛樂項目:看電影。在孩子們的印象裏，最愛看電影的大人就是楊尚昆。他有時挺早就陪著夫人李伯釗來到舞場，可每次都是李伯釗跳，他在一邊看著。多數孩子回憶說楊尚昆好像從不跳舞，卻能耐心地等到舞會結束。這時，通常是由楊尚昆宣布:“放電影。”聽到楊尚昆發話，服務人員就把跳舞時靠牆的幾個沙發，推到中間排好，放映員麻利地支好架子，裝好放映機。一麵牆的幕布徐徐拉開，露出後麵已裝好的電影銀幕。就在這忙碌的當口，楊尚昆常常會向放映員建議:“今天晚上放兩個片子。”隻要他建議，那麽肯定就會放
兩個片子。不喜歡跳舞，但有時也來春耦齋看電影的，還有林伯渠、彭德懷。彭老總不跳舞，可能和他的性格有關，不欣賞輕歌曼舞這類消遣。他沒有親生的孩子，但他喜歡孩子，每次來春耦齋看電影，看見小孩子喜歡抱一抱。
電影放映在跳舞之後，有時候舞會結束得早，電影開映得就早些。但多數情況是開映時已經過了午夜，如果演兩個片子，就到次日淩晨三四點鍾了，好在第二天是休息日，不會影響工作。這樣的安排，許多孩子在最初很不習慣，大都未等電影開映，早已呼呼入夢。稍微大一點的、有點耐力的孩子，也不過看個開頭，不知所終。待電影放完，服務員清場時，就會看到一個個東倒西歪的孩子。類似的情形不知重複了多少回，終於把孩子們鍛煉出來了。
那時的國產電影還不多，看的影片以外國的為主。當時也不知道是否已經建立了正規的影片進口渠道，在春耦齋放的外國影片，好像多數是外交部弄來的；還有就是已建交的友好國家駐華使館提供的。毛澤東不是很喜歡看電影，但也不是絕對不看。在等著搬沙發、架放映機的時候，他會和人搭搭碴兒說說話。一次，放映蘇聯攝製的根據莎士比亞戲劇改編的《奧賽羅》，毛澤東跳完舞沒有立即離開，而是把正片前放映的抗美援朝前線新聞紀錄片看完了才退場。那天，江青也在場，但她沒有和毛澤東一起走，堅持看完了正片。
說到春耦齋和中南海裏的舞會，就不能不說中南海文工團。對於這個文工團，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傳聞，即使是中南海裏的人，也講不清楚它的來龍去脈。筆者走訪了許多應該知情的人，但皆因已是如煙往事，各個人的回憶都有參差抵牾。首先究竟有沒有這麽個文工團，就有說“有”，有說“無”的。多數人都說中南海文工團確實存在，特別是屬於最了解情況的原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田疇和具體負責組建工作的原中央警衛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化宇，都直言不諱說“有”。然而說“無”也並非無憑無據，因為毛澤東在1953年，中南海文工團籌組之際，
就曾做過一個批示，明確表態不應組建這樣一個文工團。
一
中南海，紅牆圍著的大院裏發生的一切，讓世人感到神秘莫測，因而充滿好奇和誘惑。於是，這裏偶爾透出的隻言片語，抑或某件事情的零散瑣記，往往被輾轉演繹。於是，中南海更神奇了。
世人有世人的中南海揣測，中南海裏的成人們有自己的中南海感觀，而孩子們眼裏的中南海則又是一番天地。孩子們嬉戲打鬧，說明中南海內有寬鬆的生活空間；孩子們眼裏的領袖人物，與政治舞台上的領袖人物，別有一番風韻；孩子的一些觀念，可以看出中南海的成人們潛移默化烙上的印記……
一
1949年3月23日上午，河北省建屏縣（今平山縣）西柏坡，毛澤東走向由11輛吉普和10輛大卡車組成的車隊，他邊走邊對身旁的周恩來說：出發了，進京趕考去。跟這個車隊一起開拔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林伯渠、陸定一、楊尚昆、胡喬木等。在這個車隊向北京進發之後，一批一批的車隊和人流，也相繼從河北的各根據地，踏上了東進之旅。在這東進的隊伍中，有中央機關的幹部們，有部隊的官兵們……還有，就是將成為本書主人公的孩子們：育才學校的、育英學校的、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子弟小學的、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子弟托兒所的……3月25日臨近中午，毛澤東在北平清華園火車站下了車，坐上延安時就為他開車的司機周西林駕駛的吉普，奔向預先安排好的頤和園。一進頤和園，冷冷清清，毛澤東執意不肯住已安排好的頤和園，繼續往西，上了香山。為了保密，住在香山的這一幹人馬，對外稱“勞動大學”。
大約在香山住了一個多月後，大人的世界裏，羼進了帶給他們快慰的孩子的蹤影和歡聲。孩子們大多是隨著托兒所和學校行動的，所以到北平的時間稍晚一些。托兒所的孩子比較小，為了便於照顧，中央直屬機關的幹部子弟托兒所，就設在了“勞大”區域內，就在我們今天看見的香山飯店那個地方。當這些曾和父母們經曆跋涉、朦朧地學會了一點觀察和思辨的孩子們回到“勞大”，和父母們重新團聚之際，已能從中共領袖們塵埃落定的氣宇中，父輩們難掩喜悅的談笑中，小夥伴間相與傳播道聽途說的捷報中，漸漸揣摩出已經熟悉的那種南北轉戰、馬背顛簸的生涯要終結了。
在孩子們眼裏的父母似乎比以往更忙碌，而最忙碌的，是中共的領袖們。雖然他們和中共中央機關的一幹人馬駐紮在離北平市中心數十公裏的西郊香山，但他們的許多工作卻要在城裏進行。周恩來等更忙碌了，每日數十公裏的往返，加之路況很差，費時且耗神，有時一天甚至要跑上兩趟。周恩來常常在行車中，就不堪疲憊，昏昏入睡。為了減免往返奔波的勞頓，5月，周恩來、林伯渠、李維漢等先後在中南海豐澤園建築群落中，覓得工作和棲身之所。據毛澤東的貼身侍衛李銀橋回憶，第一個住進毛澤東後來住的豐澤園東配院菊香書屋的，是林伯渠。
周恩來、林伯渠、李維漢等5月的進駐，並不能說明中共中央已經有將中南海作為黨的領袖和黨的核心機關聚集點的打算，而更多的是出於方便工作的考慮。籌備新政協的工作班子，差不多是最早進入中南海的了。他們中的幾位負點兒責的人，是受周恩來耳提麵命，先期到北平為中共中央進北平打前站的。帶隊的是當時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和統一戰線工作部的秘書長齊燕銘，派他到未來新政權的首都打前站，籌備新政協會議，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其餘幾位也是統戰係統的。周子健是統戰部行政處長，他是土生土長的京城人士，抗戰初期在北平從事過地下工作。
申伯純是統戰部交際處長，他也是老北京人，而且是老統戰了。幾人中惟一一位和北平沒什麽淵源的，就是浙江諸暨人金城，他也是統戰部交際處的處長。打前站的人剛到北平，喘息未定，周恩來的電報就追到北平了。葉劍英接到電報告訴齊燕銘等：周恩來指示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飯店接收下來。中南海，後來成了新政協籌備會議和正式會議的會場；而北京飯店，則是開政協會議的代表們下榻之所。所以打前站一開始就和政協的籌備工作連在了一起。
周子健到中南海，辦理了移交手續。接收下中南海後，籌備新政協會議的幹部，大都住在了豐澤園、勤政殿周圍和與勤政殿隔橋相望的瀛台島內。金城在接收了北京飯店後，也住進了中南海。那個時候的金戈和弟弟金矛以及申伯純的孩子申漳等，都是剛到學齡卻尚未入學，他們都隨長輩們進了中南海。稱他們為最早進入中南海的中共下一代，應該是沒有什麽爭議的。“我們剛進中南海，發現許許多多的外國的旗子，到處都掛著宮燈。這些東西被摘下來後，堆得到處都是。因此我們最初的印象，就是滿眼亂糟糟的，再有就是肮髒和破敗。到處是垃圾衰草，瀛台島上的樓台亭閣破損得不成樣子。樓梯顫顫巍巍，攀上去發出吱吱嘎嘎的響聲。”金戈的描述，不由讓人浮想起末代皇宮曾經有過的景象：在這太後、皇帝駐蹕的皇宮西側的禦苑，每當夜幕降臨，樓閣殿堂，院落回廊之間，便會亮起盞盞宮燈。在豐澤園北麵，是慈禧晚年建成的海晏樓，當色彩繽紛的各國旗幟高張之時，衣著華貴的公使夫人們，便款款步入這皇宮中對外社交的場所。沒想到，這一摞一摞的宮燈和各國的國旗，居然在近半個世紀後還能看到。天氣剛剛熱起來，蚊蟲就開始煩人。環境的惡劣，容易讓人感到時光流逝的緩慢，所以在金戈等孩子的印象裏，是住了很久以後，毛澤東等才進的中南海。而毛澤東等進入後，經過一段對環境的治理，情況才漸漸地開始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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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 我家住在中南海（002）
二
<正文> 上集回放：1949年3月23日上午，河北省建屏縣（今平山縣）西柏坡，毛澤東走向由11輛吉普和10輛大卡車組成的車隊，他邊走邊對身旁的周恩來說:出發了，進京趕考去。大約在香山住了一個多月後，為了減免往返奔波的勞頓，5月，周恩來、林伯渠、李維漢等先後在中南海豐澤園建築群落中，覓得工作和棲身之所。周恩來、林伯渠、李維漢等5月的進駐，並不能說明中共中央已經有將中南海作為黨的領袖和黨的核心機關聚集點的打算，而更多的是出於方便工作的考慮。籌備新政協的工作班子，差不多是最早進入中南海的了。
二
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會議在勤政殿召開，推選出由21人組成的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毛澤東為主任。從這一天起，毛澤東偶爾會因在城裏工作得太晚，無法返回他住得很愜意的香山雙清別墅，便在中南海裏的菊香書屋囫圇一覺。對此，毛澤東並沒什麽太多的想法，畢竟是暫時棲身嘛。毛澤東暫棲身的房子，是當時周恩來正住著的紫雲軒。後來毛澤東長期定居的，就是這幢房子。周恩來搬出紫雲軒，就住進了與之相對稱為南房的鬆壽齋，而拐進菊香書屋的南小院，鬆壽齋就又成了北房，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都隨他搬進這個南小院辦公。懸掛“
紫雲軒”的北房共五間，是皇帝棲西苑時讀書閱覽之所，有較寬裕的藏書室，故而格調儒雅的林伯渠，會首先挑中這裏，作辦公和棲息之處。毛澤東住進紫雲軒的時候，他已經是這棟房子的第三位主人了。
毛澤東雖然偶爾在中南海棲身，但他似乎很眷戀香山的雙清別墅。隻要處理完手頭工作後時間還不算晚，就盡量不留宿中南海。汪東興說毛澤東之所以如此，是嫌在中南海找他的人太多，沒法靜心思考一些重大問題。兩頭奔波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可毛澤東此時還顧不上這個。然而，當第一任北平市市長葉劍英正式打報告，又一再敦請中共中央進駐中南海，要把中南海當做長久的辦公處和居所時，毛澤東的考慮複雜了起來。“我不搬，我不做皇帝！這個劍英真固執。”比葉劍英更固執的毛澤東，在葉劍英的一次催問後，有點兒不高興地對周恩來說道。搬不搬進
中南海之所以和皇帝拉上了關係，是因為中南海舊稱西苑，屬皇家的禁苑。想到中南海，那樁樁前朝舊事，便會曆曆浮於深諳中國曆史的毛澤東腦際，更何況與此相關的記載，總罩著一層不吉不祥的蔭翳。所以，當中共領袖、中共核心機關突然有可能和皇宮禁苑發生關係時，毛澤東的第一反應就說“不”，是極正常的。最後，毛澤東是否搬進中南海一事，被擺到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桌麵上，終以少數服從多數議決，毛澤東和部分中央直屬機關進駐中南海。
毛澤東接受了搬進中南海的決定，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搬家進中南海的，一直沒有人能說出一個確鑿的日期。有關毛澤東行止比較權威的《毛澤東年譜》，對毛澤東住進中南海，做了如下描述：“6月15日因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暫住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此後進城均住此處。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前夕，毛澤東由香山雙清別墅移居菊香書屋。”從以上記載看，6月到9月間，毛澤東處在香山、中南海兩邊跑的不穩定狀態。在孩子們的追述中，有的說毛澤東住在香山，有的說毛澤東住在中南海，也就不奇怪了。
對毛澤東在香山印象較深的，是年紀稍大的“囚童”。7月初，他隨著育才學校的同學，坐著汽車從德勝門進了北平城裏。因為是畢業班要中考，他們就集體住進王府井南口一幢小樓，學習和食宿都在樓裏。囚童進北平後，就陷入考中學的緊張複習。直到考試完畢放暑假，也就是七八月間，他才回到在香山工作的母親那裏。他的母親周惠年，1926年參加革命，調入上海中央特科，正逢中共中央機關屢遭國民黨破壞的風聲鶴唳之際。她所在的三科負責保衛中共領袖和鋤奸，由中共特委3成員之一顧順章直接領導，曾令敵特和叛徒言之色變。這位每月生活費僅一塊
多大洋的年輕女性，常要身藏短槍彈藥，穿過巡捕、特務密布的區域，送到三科的行動地點。而在此區域攜帶武器的人，一旦被查出，課刑極重。顧順章叛變後，周惠年與繼任三科科長的譚忠餘結婚。中共第三任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時，周恩來就在她家藏身。後譚忠餘赴蘇聯學習，回歸途中作戰犧牲。周惠年遂與協助部長周恩來工作的中央軍事部秘書李得釗結婚。1933年，中共臨時中央無法在上海立足，遷往江西中央蘇區，李得釗任新組建的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秘書長。然而危險與幸福並存的日子是那樣的短暫，1934年6月，李得釗與執行局書記李竹聲遭捕。
不久，剛剛分娩的周惠年和同一聯絡點的“革命母親”夏娘娘也入獄。監獄的難友，都叫她那出生兩個月就入獄的孩子“囚童”，熟悉他的大人們，後來都習慣稱呼他囚童。
國共二次合作後，周惠年出獄，1939年她結束了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生涯，赴延安中央馬列學院學習。新中國成立前夕，她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當秘書。1949年的囚童已經15歲了，他還能記起，中共中央進駐香山後，他母親的辦公和居住之所在朱德的住處隔壁，門口有一個崗哨。再往西是劉少奇家，毛澤東住的雙清別墅在最裏麵。依照囚童的回溯，七八月間毛澤東還未正式搬進中南海，否則圍繞他運轉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必然要隨之而去，他看母親就不應該是上香山，而是進中南海；同時毛澤東進中南海，工作中心轉移了，朱德、任弼時卻以
香山為另一個中心似乎不太合情理。朱、任跟毛澤東走了，如影隨形的秘書們，也不可能還留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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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003）
三
上集回放：毛澤東偶爾會因在城裏工作得太晚，無法返回他住得很愜意的香山雙清別墅，便在中南海裏的菊香書屋囫圇一覺。然而，當第一任北平市市長葉劍英正式打報告，又一再敦請中共中央進駐中南海時，毛澤東的考慮複雜了起來。搬不搬進中南海之所以和皇帝拉上了關係，是因為中南海舊稱西苑，屬皇家的禁苑。最後，毛澤東是否搬進中南海一事，被擺到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桌麵上，終以少數服從多數議決，毛澤東和部分中央直屬機關進中南海。對毛澤東在香山印象較深的，是年紀稍大的“囚童”。
三
和囚童記憶不盡相同的，是最早進入中南海的孩子之一周秉德，她是周恩來三弟周恩壽的長女，當囚童在香山看見中共領袖的七八月份，她多次在中南海裏見著了毛澤東。與其他早期進中南海的孩子所不一樣的是，她不是跟著父母所在的機關或部隊從根據地到北平的，而是因為有一重曲折的關係。
進入北平以後，中共一些領導人或身邊的親屬，就將進城的消息函告居住在已解放地區的親屬。王光美就給天津的親屬們寫了信；周恩來也致函在天津的三弟周恩壽。周恩壽是黃埔4期學員，大革命時期就入了黨。但在1927年國共分裂時，周恩壽因作戰負傷與中共脫離了聯係，又於1928年和周恩來斷了過往。1946年春季，周恩來就東北停戰問題，與國府代表張治中、美國政府特使馬歇爾的代表，在北平舉行談判。當他得悉周恩壽在與
北平僅咫尺之遙的天津，曾邀其前來見了一麵。得知兄長和中共領袖們都進了北平，周恩壽即偕妻北行。他在香山見到周恩來，再次提出重回革命隊伍的請求。周恩來說：你脫離的時間太久了，情況不熟悉，也不了解現行的各項政策，若要參加工作，必須先學習。於是，周恩壽進了華北革命大學，妻子仍返天津照顧兒女。獨自在北平學習的他，有時利用節假日到兄長的居所團聚。春去夏來，周恩壽在一次和周恩來見麵時，告其長女周秉德今年小學畢業，想把她接到北平讀中學。周恩來知道周恩壽在“革大”住的是集體宿舍，安置女兒有困難，便提出可在自己的寓所找間房給侄女住。周秉德遂於夏季從天津來到北平。周恩壽把周秉德帶進中南海那天，周恩來還在外麵開會。當他回到自己工作兼寓所的院子見到周秉德時，顯得非常高興。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沒有自己生養的兒女，許多年來，他們一直將對兒女輩的情感，傾注於為革命獻身的烈士子女的照拂之中。突然看到自己兄弟的孩子，想必是會生出幾分別樣的情愫。
衛士成元功把周秉德領進周恩來辦公和居住的南小院，這裏不光住著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秘書楊超、羅迭夫婦帶著他們幼小的孩子，也住在院子裏。同院的還有成元功。周秉德被安排在東廂房裏。秘書楊超、羅迭夫婦辦公、居住占了兩間，此外還有一間藏書房，成元功在這裏加了一張床，小秉德就住下了。
在周秉德記憶中，房間裏兩麵牆壁排列著書架，上麵擺滿了書，其中有一些解放區出版的書籍，還有一些是翻譯前蘇聯的作品。她喜歡讀書，能得此近水樓台之便，不亦樂乎。但閱讀不可能是十二三歲孩子生活的全部，她希望能有些一起玩的同伴。而此時的豐澤園一帶，除了有些成年人來去匆匆外，還看不到什麽年齡相近的孩子，她難免感覺寂寥。然而寂寥有寂寥的好處，在人員不多的情況下，她能不受幹擾地和毛澤東相逢。當毛澤東在紫雲軒暫住，在菊香書屋徜徉，周秉德就有機會在很近的距離內，看這位被稱為中國人民大救星的中共中央主席。不久，寂寥的情景有了一些改變。也許是因為放暑假了，毛澤東的女兒以及女兒的朋友們，會隨著各自到中南海辦公的父輩，聚集到菊香書屋一帶來玩。她們是毛澤東的女兒毛嬌嬌、朱德機要參謀潘開文的小姨子閻笑武、葉子龍的兩個女兒燕燕和利亞等。這些女孩子都是延安或西柏坡時的舊莫逆，惟獨周秉德是剛剛介入圈子的城市人。但畢竟是10歲上下的無猜孩子，經成元功的介紹，周秉德很快就和她們相識融和了。弄清誰是誰的孩子、親戚的關係，是很久以後的事。此刻讓周秉德欣喜的是，和年紀相仿的朋友們一起玩的希望變成現實。特別是這些孩子和毛澤東是老相識了，跟著她們，周秉德也和毛澤東成了熟人。
親近是那麽的自然和諧，孩子簇擁的場景在那段時間又一再重複，周秉德甚至記不清第一次和毛澤東見麵的細節，也不記得混雜在毛澤東熟悉的孩子中間，毛澤東是否向她問過他看見孩子時總愛問起的：“哪家的娃娃呀？叫什麽名字呀？”她回憶說：“那個時代，在我那樣的年紀，毛澤東是偉大領袖的意念是很清晰的。然而和毛澤東接觸時，更直接的感覺是他很親切和藹，講話很風趣。就沒覺得特別神秘，特別激動。”遇事總有自己想法的周秉德，卻在和毛澤東見了幾麵後，做了一件值得追念的事。有一天，她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時，翻出了畢業時精心自製的贈言簿。那是個用彩色打字紙裝訂的小本子，外殼是墊了一層棉花的硬紙板，還裹了綠色的緞子麵，裏麵寫滿了畢業前夕小學同學的臨別贈言。重溫簿中那熱情洋溢的文字，她突然生出請毛伯伯也為自己寫幾句贈言的念頭。當她看到毛澤東又在院子裏踱步，就捧著小本子湊到了跟前:“毛伯伯，這是我畢業時做的贈言簿，老師和同學們都給我留言了，您也給我寫一個吧。”毛澤東望著這個剛剛成為熟人的小女孩，答應道：“好，寫一個。”他接過贈言簿，翻看了兩頁，並稍加思忖。繼而，他掏出鋼筆，對周秉德說:“給你寫個‘好好學習’。”題罷，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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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004）
四
上集回放：和囚童記憶不盡相同的，是最早進入中南海的孩子之一周秉德，她是周恩來三弟周恩壽的長女，當囚童在香山看見中共領袖的七八月份，她多次在中南海裏，見著了毛澤東。那時的豐澤園一帶，還看不到什麽年齡相近的孩子，周秉德難免感覺寂寥。然而寂寥有寂寥的好處，她能不受幹擾地和毛澤東相逢。不久，寂寥的情景有了一些改變。也許是因為放暑假了，毛澤東的女兒，以及女兒的朋友們，會隨著各自到中南海辦公的父輩，聚集到菊香書屋一帶來玩。特別是這些孩子和毛澤東是老相識了，跟著她們，周秉德也和毛澤東成了熟人。
四
8月 28日，決意出席新政協會議的宋慶齡，在鄧穎超、廖夢醒等陪同下，從上海到達北平。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領袖，李濟深、沈鈞儒等民主黨派領袖，都到前門火車站迎接。當夾在歡迎的人群中的周秉德被帶到鄧穎超麵前時，鄧穎超拉著她的手說：“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周秉德在約半個世紀後回憶說：“和七媽在火車站的初次相逢，她那深藏關愛的眼神，至今仍常常浮現在我的眼前，從那以後，七媽給了我更多長輩的關懷。”關於為什麽叫“七媽”，周秉德解釋說：“周恩來在親兄弟排行中是老大，我父親是老三；但在家族同輩的大排行中，伯伯就成了老七。按通常的叫法，我應稱鄧穎超為大伯母或大媽，但她對這樣的稱呼不太喜歡，就根據伯伯大排行第七，讓我稱她七媽。”
周秉德的七媽鄧穎超回到中南海不久，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及部分中央機關，從香山到中南海的大
搬遷開始了。在這不小的工程中，最忙碌的，大概要屬伍紹祖的父親伍雲甫了。他 1926年入黨， 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後，實現了蘇區與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電台聯絡。長征中他是紅軍總司令部第三局政委。抗戰初期任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解放戰爭期間，以劉少奇、朱德為首的中共中央工委成立時，他任工委秘書長。此時，他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行政處的處長，還兼著中央直屬機關的黨總支書記。與中共中央領袖及核心機關相關的後勤工作，全歸他調度和管理。從香山挪到城裏的中南海，真把他忙得不亦樂乎，哪裏還顧得上自己的家呀。“從香山去中南海時，人家都走啦，也沒人管我，還是楊尚昆的兒子楊小二來叫我。進香山時，我們家和楊尚昆家都住在振芳樓，那幢小樓如今還在。我們家住樓上，楊尚昆家住樓下。那天我是坐著楊小二爸爸的車，跟著他們家走的。在車裏他挺興奮，跟我說這說那的。”伍紹祖追溯道。
周秉德對這次大搬遷的感受是，過去其他女孩一回香山就變得冷清的菊香書屋，驟然熱鬧了起來，許多人住進了院子。首先，是為她題了字的毛澤東，由臨時戶口改為長住戶口，成了她正式的隔院鄰居。搬進來和毛澤東同在菊香書屋院落的，多是男孩子，有他和楊開慧生育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但他們兩兄弟並不常住這裏。後來，毛澤東大弟弟毛澤民的兒子毛遠新，也被毛澤東接來，人們都叫他小毛。他父親毛澤民在新疆遇害後，母親朱旦華與贛東北根據地創始人方誌敏的弟弟、曾做過毛澤民助手並和毛澤民一起蹲過盛世才監獄的方誌純，組成了新的家庭。毛澤東的院子裏還有一個比毛岸英兄弟小，比毛遠新大點的男孩，名叫王博文，他是江青的姐姐李雲露的孩子。在西柏坡的時候，守寡的李雲露就帶著孩子，和毛澤東夫婦住在一起，幫助料理一些家務。對這些大大小小的男孩子們，周秉德沒有興趣，也不能在一起玩。在她印象裏，毛岸英兄弟已經是青年人了，他們和王博文都不是那種愛搭話的人。後來見麵多了，相互間也就是打個招呼，說一兩句不鹹不淡的話而已。
有了生氣的不僅是菊香書屋一個院落，在菊香書屋周圍，豐澤園周圍，那些原來空著的大大小小的房屋，都住進了人，往日顯得清冷的氛圍，被興旺的人氣驅散。在菊香書屋西側，豐澤園主體建築頤年堂後麵的含合堂院落裏，此時住進了慈祥溫厚的朱德總司令。他帶著身邊的工作人員，機要秘書潘開文，和他相鄰而居。搬進中南海時，潘開文自己的孩子還不怎麽記事；家中的大“孩子”，是他夫人閻笑文的妹妹閻笑武。在菊香書屋直對麵的一處西房，住進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一家，他們家與菊香書屋之間，是個青磚鋪地的院子。楊尚昆性格開朗，好像和誰都能融洽相處，他的夫人李伯釗更是落落大方。此時楊家的男孩，隻有老二楊紹明。老大楊紹京，還寄養在鄉村人家中，又過了一段時間，才被接到城裏。在筆者的印象裏，中南海裏幾乎沒人叫過他們的名字，都是楊大、楊二地叫。老三是女兒楊李，小名叫“妞妞”，此刻她還在被楊尚昆稱之為“牙牙學語”的年齡。
在中南海的孩子們眼裏，靜穀是最美麗的園子，在靜穀大園子邊上的春耦齋裏，又是開會，又是辦公的，好不熱鬧。此時，這個鄰近毛澤東運籌大政和起居的院落，又搬進了兩位作為毛澤東得力輔弼的秘書胡喬木、田家英。胡喬木進中南海的時候，女兒胡勝利已有八歲了。對於弟弟為什麽取名幸福，胡勝利說：“我出生在抗戰最艱苦的年頭，弟弟降生的 1943年，人們已經苦幹了兩年，比最艱苦的時候自然是‘幸福’的啦。”靜穀園子裏散落的房子比較多，除了胡喬木、田家英之外，部分警衛部隊的官兵，部分中央辦公廳的單身工作人員，也住在這裏。中央辦公廳行政處的部分幹部，也安家在靜穀園子裏。像處長伍雲甫一家；此時的行政處辦公室主任、後來的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田疇等。
剛進中南海時的潘開文夫婦和他們的長子潘高高?
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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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005）
五
作家出版社出版
上集回放：周秉德的七媽鄧穎超回到中南海不久，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及部分中央機關，從香山到中南海的大搬遷開始了。在這不小的工程中，最忙碌的，大概要屬伍紹祖的父親伍雲甫了。周秉德對這次大搬遷的感受是，過去其他女孩一回香山就變得冷清的菊香書屋，驟然熱鬧了起來，許多人住進了院子。有了生氣的不僅是菊香書屋一個院落，在菊香書屋周圍，豐澤園周圍，那些原來空著的大大小小的房屋，都住進了人，往日顯得清冷的氛圍，被興旺的人氣驅散。在中南海的孩子們眼裏，靜穀是最美麗的園子，在靜穀大園子邊上的春耦齋裏，又是開會，又是辦公的，好不熱鬧。
五
沒過多久，在蘇聯治病的江青回國，帶著陪她出國的李訥，一起住進了中南海。為安排她起居，周恩來將鬆壽齋的北房騰出來，住到南小院的西廂房裏。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有些孩子和家長的關係，周秉德也大致弄清楚了，但有些還是稀裏糊塗。毛澤東的女兒毛嬌嬌和李訥、潘開文夫人閻笑文的妹妹閻笑武、葉子龍的兩個女兒葉燕燕和葉利亞是比較清楚了。其他像偶爾能在靜穀或豐澤園附近碰到的胡喬木女兒胡勝利，以及另一個燕燕等，如今連名字也記不住了。中南海裏孩子雖然不算很多，但重名的卻有好幾個，和葉子龍女兒燕燕重名的這個燕燕姓周，她們倆是年紀較接近也較大的孩子中重名的一例。其實還有一個比她倆小好幾歲的燕燕，也姓周。說起來，這兩個年齡接近的燕燕的父親，都資曆匪淺。葉家燕燕的父親葉子龍1930年參加紅軍，1935年紅軍到達陝北吳旗鎮，他出任紅一方麵軍機要股股長，從此跟著毛澤東幾乎如影隨形。還在進中南海之前，成為新組建的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周家燕燕的父親叫周少林，1932年參加紅軍。周少林是四川人，紅軍長征期間，他就給同是四川老鄉的朱德朱老總當了炊事員。朱老總對周少林很滿意，長征結束到達陝北保安時，朱老總就把他推薦給了毛澤東。從此，周少林就一直跟著毛澤東，轉戰陝北那段最艱苦的日子，也是他給毛澤東熬黑豆稀粥。臨近新中國成立和在那以後的一段時光，周少林夫婦還跟過中共中央五大書記中的任弼時。
有這麽四五個年紀相近的女孩子，星期天串在一起，動靜就大了。由於毛澤東在戰爭年代就形成了夜晚工作、白晝休息的習慣，孩子們被長輩們一再叮囑，上午絕對不允許在菊香書屋附近嬉戲折騰。菊香書屋要安靜，這沒什麽關係，走出菊香書屋，好玩的地方還多著呢。往西走有園中之園靜穀，往南去有被稱為“蓬萊仙境”的瀛台。哪一處都有異石堆疊，亭閣錯落，古木蔥蘢，碧草如毯，是孩子們遊戲的理想之地。特別是李訥和母親從蘇聯回國後，她們攜帶而歸的兩輛女式小自行車，隨即受到了女孩子們的青睞。特別是當李訥把自行車騎得飛快，她那白底碎花連衣裙隨風飄動，像翩躚的蝴蝶時，更引起其他孩子的羨慕。她們追逐著李訥，把這在當時屬於稀罕之物的自行車，推進了春藕齋院落的空曠處，以學騎車的認真，取代了縱情的嬉鬧。沒用多久，她們都成了騎車的好手，成天在院子裏轉來繞去。
那時，中南海的海邊還沒有修砌垂直的石護圍，人們可以順著緩坡走近水邊。人可以走，鴨子也可以走，水裏又有小魚小蝦，一些人家養起了鴨子。從菊香書屋去瀛台，要過一石橋，橋與岸邊形成死角，許多小魚小蝦喜歡在這死角水灣麇集遊弋。女孩子們的重要娛樂之一，就是在這個水灣用手撈小魚小蝦，一撈就是半天，其實也撈不到多少。當她們自以為是滿載而歸的時候，已經是夕陽西斜，紫雲軒的主人也到了在院子裏散散步，稍事小憩的光景。女孩子們就會用手帕兜著戰利品，擁進菊香書屋，向毛澤東獻寶。看見獻寶的孩子們，毛澤東總興致勃勃地說：“好，送到廚房去，讓大師傅做做，咱們一起會餐。”
當毛澤東在菊香書屋住定後，負責中共領袖保衛的幾員“大將”，便在通往他的院落的各個道口附近，擇房而棲。他們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的處長汪東興，副處長李福坤、王敬先，警衛處警衛科科長李樹槐等。菊香書屋院內的北房紫雲軒過廳東側，是兩間通間，毛澤東安歇起居都在這裏。西側的兩間，有山牆相隔，靠過廳的一間，是江青的一個寢室。但她很少住這裏，她有個更正式的居室，是院內的南房鬆壽齋。初進中南海的那些歲月裏，孩子們對江青的印象還是挺好的。後來，她漸漸養尊處優起來，衣著也講究了。毛澤東工作緊張，又常到外地巡視，沒多少時間和她在一起，她就喂養了一隻猴子。她常讓猴子在院子裏曬太陽，有時拴著，有時不拴。
南房鬆壽齋與北房的結構相同，東側的兩間供江青起居，靠近過廳的一間是臥室，再裏麵是盥洗室。中間的過廳，南門通南院，北門正對紫雲軒。西側的兩間，後來就由毛澤東的女兒住了。周恩來11月搬出鬆壽齋後，南院的東房，就成了毛澤東的孩子們的宿舍，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女兒李敏、李訥都住過這裏，還有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江青的姐姐李雲露和她的兒子也住在這個院子裏，她一直負責照顧毛澤東的孩子們。毛澤東很早就要求他的孩子們，和在中南海工作的幹部們一樣，在機關的食堂吃飯，李雲露就常常領著李敏、李訥、毛遠新等到東八所食堂吃飯。孩子們的院子，既像集體宿舍，更像是“客棧”。毛岸英、毛岸青都已經工作。李敏、李訥從小學起，就一直在育英學校寄宿，隻有星期六晚上和節假日，才回中南海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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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
六
上集回放：沒過多久，在蘇聯治病的江青回國，帶著陪她出國的李訥，一起住進了中南海。中南海裏孩子雖然不算很多，但重名的卻有好幾個，和葉子龍女兒燕燕重名的這個燕燕姓周，她們倆是年紀較接近也較大的孩子中重名的一例。其實還有一個比她倆小好幾歲的燕燕，也姓周。有這麽四五個年紀相近的女孩子，星期天串在一起，動靜就大了。當毛澤東在菊香書屋住定後，負責中共領袖保衛的幾員“大將”，便在通往他的院落的各個道口附近，擇房而棲。初進中南海的那些歲月裏，孩子們對江青的印象還是挺好的。後來，她漸漸養尊處優起來，衣著也講究了。
六
臨近10月的時候，汪東興才忙裏偷閑，把自己的妻子孩子接進中南海。一個政權臨近誕生和剛剛誕生之際，領袖的安全，會被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五大書記之一的周恩來事必躬親，北平第一任市長葉劍英遠憂近慮，中央社會部長李克農全神貫注，擔著直接幹係的警衛處長汪東興，更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確，新政協會議從籌備到召開，前後拖了有三個月。這期間的大會小會，晤麵懇談不斷。汪東興的夫人姚湘娥，也在警衛處工作，兩口子都為這空前受重視的事繃緊了弦，孩子就“倒黴”了。汪延群說：“我當時才5歲，從在西柏坡開始，到香山，到中南海，父母就忙得老不沾家，我就到處‘流浪’，到處‘蹭’飯吃。”到中南海後，情況絲毫沒有改變，汪延群能看見別人的爸爸、媽媽，卻看不著自己的爸爸、媽媽。她依然是“流浪”蹭飯。因為進中南海晚了些，馬上找不到房子，汪東興的新家，就暫時安在掛著菊香書屋牌匾的西廂房南邊的房間。就這樣，一家大小，都成了給菊香書屋護院的“衛兵”。過廳往東一拐，就進了毛澤東住的院子。
開國大典之後，汪東興在居仁堂東南找了兩間平房，匆匆搬了過去。直至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戰爭的狀態都沒有結束。作為軍事指揮最高機關的中央軍委，始終戎機繁忙，大小會議不斷。每逢召開比較大的會議，居仁堂西麵那一片空場，就停滿了轎車，有時一直排到汪東興家門口。小孩子站在家門口看到那汽車的陣勢，既覺得特壯觀，又特別興奮，在車群中穿來穿去，摸一摸，坐一坐。
和汪延群家同一排平房裏，還住著警衛處副處長王敬先一家。王敬先1937年“七七事變”後即在敵占區參加革命，還曾在漢口、重慶當過《新華日報》的校對主任。後到延安根據地，任中央社會部會計科科長。解放戰爭剛開始，他和汪東興、慕豐韻等一同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他負責過給毛澤東打前站號房子。王敬先的妻子華順，是著名數學家華羅庚的女兒。她身材頎長，是中南海裏為數不多的幾個高個女性。她原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曾積極參加過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北平和平解放後，她就到了市委工作。
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另一位副處長李福坤，就住在菊香書屋院子東北邊的一處出口。他分工負責周恩來的保衛工作，周恩來搬到西花廳以後，他整天在西花廳那邊頂著，家裏總唱空城計。他的孩子李涵奇是個孩子頭兒，也是當年出名的搗蛋鬼。因自家就在毛澤東住的菊香書屋外圍，所以當一起玩的小朋友到他家裏來的時候，他常常自告奮勇地說：“你們想不想見毛主席，想見的話，我帶你們去。”
穿豐澤園而東拐，是進入菊香書屋院落的正途。所以在豐澤園入口通往頤年堂的過院，有警衛值班室。與值班室相對，有兩間西廂房，中央辦公廳警衛處警衛科的科長李樹槐，就把家安在了這守衛毛澤東外大門的位置。警衛科主管中共幾位最高領袖的警衛業務，1953年，中央辦公廳的行政處和警衛處合並，成立警衛局，這個警衛科便升格為警衛處。以李樹槐的經曆，出任此職再合適不過了。李樹槐是原陝北紅軍創始人之一李子洲的部下。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一些高級指揮員需要一些語言通、地理熟的當地戰士做警衛，高大英俊的李樹槐，就當了彭德懷的警衛。陝西有個說法：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用最通俗的話說，就是米脂縣的姑娘漂亮，綏德縣的小夥子精神。李樹槐就是綏德的漢子，他的妻子張嵐恰恰是米脂的婆姨。紅軍渡黃河東征作戰歸來，彭德懷把表現出色的李樹槐推薦給德高望重的朱總司令當警衛。在以後的日子裏，他成為延安很有知名度的人物。他後來又當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的衛士。
劉少奇家剛進中南海時，先住在了字廊。字廊是一組水上建築，有幾條回廊，勾連著水榭亭台，像字一樣曲曲折折。從香山向中南海搬遷期間，劉少奇正在秘密訪問蘇聯，回國後他又在東北作了短暫停留，直到8月28日才返回北平。因此，搬家是夫人王光美張羅操持的，帶著劉少奇和前夫人王前所生的女兒濤濤和兒子丁丁，以及還在繈褓之中的她自己的第一個女兒劉平平，先住進了字廊。她和沒有隨劉少奇秘密出訪的警衛、工作人員，家中的阿姨一道，把院子拾掇了一下。三間正房，是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工作、起居室;阿姨高新民和耿桂珍，帶著濤濤、丁丁住三間西廂房;單身的警衛和工作人員，住三間東廂房。剛住下，劉少奇就回來了，字廊裏也人丁興旺了起來。這不光是因為他帶回了隨行的人員，在蘇聯讀技校的女兒劉愛琴，也跟著他回來了。此外，住在聶榮臻家的毛毛劉允若，也搬回了中南海的家。劉允若是劉少奇與何葆珍的第三個孩子，他的大哥劉允斌，此刻還在蘇聯，姐姐就是劉愛琴。初進北平時他沒有跟劉少奇、王光美上香山，而是和聶榮臻直接進了城。一度和劉少奇家一起住在字廊建築群落的，還有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吳振英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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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
七
上集回放：臨近10月的時候，汪東興才忙裏偷閑，把自己的妻子孩子接進中南海。開國大典之後，汪東興在居仁堂東南找了兩間平房，匆匆搬了過去。和汪延群家同一排平房裏，還住著警衛處副處長王敬先家。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另一位副處長李福坤，就住在菊香書屋院子東北邊的一處出口，他分工負責周恩來的保衛工作。劉少奇家剛進中南海時，先住在了字廊。一度和劉少奇家一起住在字廊建築群落的，還有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吳振英一家。
七
除了幾位領袖之外，跟著毛澤東進中南海的，是他從西柏坡向北平進發時就帶著的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中央軍委機關以及中央宣傳部機關。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是保障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工作正常運轉的，主管這一係統運行的是主任楊尚昆。負責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層安全警衛和生活後勤保障的單位，也由楊尚昆直接領導，如中央辦公廳警衛處、中央辦公廳行政處等。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以上幾個單位，都隨著毛澤東進了中南海，並分布在毛澤東辦公和居住的豐澤園附近。
在含合堂院內小樓辦公的是機要室。機要室主任葉子龍的住處，就在這辦公小樓和毛澤東寓所之間，每當這裏收到必須急送毛澤東閱批的電文，就會立即通過葉子龍，送進菊香書屋。由於毛澤東的許多事情要葉子龍幫助處理，加之毛澤東時常外出，葉子龍要隨行，後來常在機要室主持業務工作的，是機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機要室進中南海之際，解放區和新占領城市的土改和經濟恢複，頭緒繁多；新國家政權的籌建和爭取國際承認諸活動，緊鑼密鼓。於是，各類急電密件，紛至遝來，機要室的人忙得沒日沒夜。
西八所是相對於東八所而言的，所謂八所，就是八個相銜的院子。西八所因為整齊而連貫，所以集中在這裏辦公的，分屬中央辦公廳的好幾個單位。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的辦公室，最初的辦公地點就在其中的兩三個院落。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的名稱曾幾度變換，既叫過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秘書室，又叫過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還被叫過秘書組。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師哲。師哲任主任期間，除了周恩來的秘書外，所有給中共中央幾位書記當大秘書的如江青、田家英、王光美、陳友群、何均等人，都在政治秘書室掛個名，每月都要到秘書室“碰頭”，互通情況。那時對政治秘書室的工作，田家英直接過問和具體負責的最多。師哲調出中南海後，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對內改稱秘書組，由江青任組長，田家英任副組長，當田家英顧不過來時，通常由彭達彰實際主持。後來，田家英一度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時，曾經短暫地脫離過一段政治秘書室，彭達彰遂就任該室主任。
書記處政治秘書室最初的主要工作是這樣規定的：幫助毛澤東主席處理信函，為書記處領導讀報，並完成書記處領導直接交辦的工作。讀報就是將全國各地的各類報紙，每人劃定區域閱讀，將報紙上的消息綜合分類，揀重要者編目、摘要，由打字室打印12份，分送毛澤東等領導人，使之能高效率地獲取各類報刊提供的信息。處理信函也是按地域分人負責，閱後分門別類，須向中央最高領導層反映的，或原件或摘要匯編上呈；須交有關部門處理的，轉交有關部門，並查詢處理結果。有時還要根據毛澤東指示精神，草擬複信稿。有些毛澤東的親筆複信，也由政治秘書室抄錄登記發出。在處理群眾來信，反映下情，捕捉動向等方麵，政治秘書室協助毛澤東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後來，秘書室又逐步增加了接待群眾上訪；辦理一些毛澤東親自交給的事務；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到基層搞一些專題的調查研究等工作。
在西八所辦公的，還有行政處、警衛處的部分單位和工作人員。靠在西八所院落南出口的，是中南海門診部，在這一帶辦公的幹部和工作人員，包括他們的孩子，患點小病，都在這裏診治。這個門診部規模不大，隻有幾位醫務人員，主任是鄭學文，醫生有劉傑、馬蘇高、李誌綏等。
在這一帶占辦公室最多的機關是警衛處，處長汪東興及幾位副處長的辦公室，處辦公室、警衛科、保衛科、治安科、攝影科、保健科都在這裏。但警衛科的人整天圍著自己警衛的首長轉，難得有暇安坐在辦公室裏。有意思的是，在這一大群黃皮膚、黑頭發的中國人中間，還有兩位高鼻梁、藍眼睛的外國人，他們就是由公安部聘請的、給領袖保衛工作做顧問指導的蘇聯專家。一位是負責食品和保健的，叫斯喬賓，是克裏姆林宮的保健醫師；一位是負責安全警衛工作的，叫尼契耶夫。斯喬賓對工作的確很負責任，整天手裏拿著塊白手巾，到處擦，發現哪裏有一點灰塵和油漬，就要對有關人員批評一通。他還要求所有的食品都必須化驗，不問來源。警衛處方麵則強調控製來源，抓供應基地，封閉經營生產，讓敵特沒有下毒的機會，減少化驗的工作量。但斯喬賓比較死板固執，為此經常發生爭執。負責警衛指導的尼契耶夫，也搬來一些脫離中國現實的做法。例如他提出許多類似沿著中南海圍牆內裝一圈探照燈的建議，這在當時的中共領袖那裏，顯然是通不過的。警衛處方麵沒有樣樣照辦。後來中蘇關係惡化，他們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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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008）
八
上集回放：除了幾位領袖之外，跟著毛澤東進中南海的，是他從西柏坡向北平進發時就帶著的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中央軍委機關，以及中央宣傳部機關。在含合堂院內小樓辦公的是機要室。西八所是相對於東八所而言的，所謂八所，就是八個相銜的院子。西八所因為整齊而連貫，所以集中在這裏辦公的，分屬中央辦公廳的好幾個單位。在西八所辦公的，還有行政處、警衛處的部分單位和工作人員。靠在西八所院落南出口的，是中南海門診部。在這一帶占辦公室最多的機關是警衛處，處長汪東興及幾位副處長的辦公室，處辦公室、警衛科、保衛科、治安科、攝影科、保健科都在這裏。
八
保健科成立時，擔任科長的是徐福靜的長子張紀宇。張紀宇的母親徐福靜，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設立保健科時即為第一任科長。徐福靜是山西臨汾人， 1931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後在中共北方局機關當醫生，還兼搞地下交通，曾兩度被捕入獄。 1937年徐福靜到延安，在邊區醫院當醫生，是當時根據地內為數不多的、受過正規醫學專業教育的醫務工作者。 1940年她到丈夫所在的太行山根據地，在八路軍衛生學校任教。她的丈夫張衡宇，是中共山西第六專署主持常務工作的秘書主任、黨團書記， 1942年，在嚴酷的反掃蕩鬥爭中英勇地犧牲了。衝出包圍的徐福靜到達延安，被安排在楊家嶺中共中央機關當醫生。徐福靜是在保健科成立時，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任科長的。保健科主要負責中共領袖的醫療保健，其成立後即
為五大書記都配備了專門的保健大夫。而在此前，中共的領袖們並沒有配專門的保健大夫。
雖說王鶴濱在 1949年 8月受命擔任毛澤東的保健大夫，但當時的中央保健局長傅連向他做交代時，非常明確地說：“現在能擔任首長保健任務的醫生尚少，五大書記的保健工作你都要管上，工作要小心謹慎，出不得半點差錯，要經常與我聯係……”因此，王鶴濱初進中南海幾乎是孤家寡人。劉少奇家來電話就去劉家，朱德家來電話就去朱家，周恩來家來電話又去周家，一個人幾處奔波。倒是身體狀況極其不好的任弼時，被派了一位臨時的專門保健大夫劉佳武，同時中央軍委衛生部副部長傅連、處長黃樹則，都直接過問和負責他的醫療保健工作，但他還是於 1950年 10月腦出血病逝。也恰恰是因為任弼時的不幸早逝，引起了中共中央保健委員會對中共領袖健康的高度重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下新設置了保健科，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們每人配備了專門的保健大夫。毛澤東的保健大夫依然是王鶴濱，但此後沒多久他就到蘇聯深造去了，接替他的是曾做過白崇禧的保健醫生、日本投降後到延安任中央醫院外科主任的外科專家周澤沼；劉少奇的保健大夫是王力平，繼而是顧承敏；周恩來的保健大夫是周尚玨；朱德的保健大夫是翁永慶；保健科長徐福靜則兼管陳雲的保健。此外，給董必武配了王醒大夫；給
林伯渠配了李天慶大夫。為了更好地展開醫療保健業務，除了這些保健醫生外，還將周謹、楊全成、朱寶貴、鄭淑雲、焦紀壬、張淑明等藥務醫護人員調到保健科工作。
擔任警衛處攝影科科長的，是毛澤東的專職攝影師侯波。她 1938年到延安投奔革命時，剛剛 14歲，曾就讀於延安女子大學。她的丈夫徐肖冰，是延安根據地內幾位搞攝影的元老之一。作為毛澤東的攝影師，侯波必須經常守在距毛澤東不遠的地方，一旦有什麽活動，她能立即趕到現場進行拍照。於是他們的家，就從原來由徐肖冰單位安排的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宿舍，搬進了中南海。“我們家最初在勤政殿第一個院落裏的西廂房北側，搬進時我已臨近上學的年齡。”侯波長子徐建林說。
最初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交通科的科長是鍾步雲。他 1932年參加紅軍， 1933年入黨。經曆長征到達陝北後，他進入了延安摩托學校學習。從學校畢業後，就開始為中共領袖們開車。那時延安的車很少，哪個領袖也沒有專車，自然也就談不上誰是誰的專職司機了。到北平以後，車子多了，鍾步雲就基本上成了周恩來的專車司機。交通科的副科長是周西林，也是個老紅軍。他是毛澤東初進北平時的專車司機。
除了中央辦公廳機關、機要室、政治秘書室、行政處、警衛處之外，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下屬單位還有特別會計室，機要處，機要交通處，秘書處（後改為檔案處），中直機關管理處。中央辦公廳的處，後來都改稱局，並因工作擴展又新設置了一些單位，但這些單位均不在中南海內辦公。
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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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009）
九
上集回放：保健科成立時，擔任科長的是徐福靜的長子張紀宇。張紀宇的母親徐福靜，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設立保健科時即為第一任科長。任弼時的不幸早逝，引起了中共中央保健委員會對中共領袖健康的高度重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下新設置了保健科，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們每人配備了專門的保健大夫。擔任警衛處攝影科科長的，是毛澤東的專職攝影師侯波。為了確保安全和便於警衛工作的部署，整個中南海內，共分甲、乙、丙等不同的區域。
九
進駐中南海的中央軍委，將辦公地點選在了後牆傍著中海的居仁堂。中央軍委搬進中南海後，作為代總參謀長的聶榮臻，就在這裏主持日常的工作。他的辦公室在居仁堂的東麵，中間是會議室，西麵是掛滿了軍用地圖的作戰室。因為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都在這裏辦公，並在這裏召開一些重要的軍事會議，中南海的孩子們，便常常可以在居仁堂的前前後後，看到那些從紅軍時期到解放戰爭各個期間的赫赫戰將們。
和中央軍委前後腳搬進中南海辦公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機關。作為這個機關的領導，陸定一、陳伯達、胡喬木、凱豐、邵荃麟、林默涵以及1954年從西南軍區調到中宣部擔任領導工作的張際春等，先後住進了中南海。在中南海裏，有許多個以某某堂命名的院落。在中南海工作的部分單位的領導和幹部們，就工作和起居在這些院落裏。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的胡喬木，在靜穀未住太久，就搬到了被稱作“四福堂”之一的來福堂。所謂“四福堂”，就是連接在一起的名稱中皆帶個“福”字的小院子，依次是來福堂、增福堂、永福堂、錫福堂。
從1945年就出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在進中南海後入住的是四福堂之一的增福堂。剛搬進中南海時，陸定一身邊隻有兒子陸健，他的哥哥、姐姐還在南方。陸健記得父親在工作之餘，會領著他在中南海裏散散步。
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機關辦公處，主要分布在慶雲堂的幾個院落中。慶雲堂有四個院子，牌匾懸掛在最南端的院門上。其中的一個院落，曾經是中宣部管理和審查電影的部門辦公之所。一些新攝製的電影，常常被送到這裏審看，中南海裏其他單位的人得知了這一情況，便在審查時湊到這裏看電影。
大搬家還沒停當，新中國誕生的日子就到了。
從中南海孩子們的視角，對開國大典是個怎樣的印象呢？林伯渠之子林用三說：“那兩天，我忘記了為什麽會在家裏，而不是在學校裏度過的。”於是，他看到了他父親最忙碌的兩天。
其實，早在6月15日林伯渠被推選為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常委後，就一直處於席不暇暖、宵衣旰食的狀態。8月，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秘書長李維漢不慎腿摔斷了，林伯渠隨即代理秘書長，頻繁與各界人士洽談，參與新政協組織法、政府組織法、共同綱領以及國旗、國歌、首都等問題的討論修改。9月22日，他代表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向全國政協報告了籌備情況。9月30日，林伯渠在參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選舉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儀式後，又到天安門廣場，親自對開國大典的現場準備工作做最後一番檢視。開國大典舉行那天上午，林伯渠到前門火車站，迎接由法捷耶夫率領的龐大的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法捷耶夫是著名的作家，蘇聯作家協會總書記，《青年近衛軍》一書的作者。下午2點，林伯渠來到勤政殿，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他被推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會議還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並責成他們從速組成各政府機關，展開各項政府工作。委員會議一結束，林伯渠就跟毛澤東等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擔任開國大典的司儀。從辛亥革命時期就投身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事業，經曆了艱苦曲折的漫漫裏程，終於迎來勝利曙光的林伯渠，也許是由於激動，在宣布升國旗、鳴禮炮後，竟忘了說奏國歌了。“下午的遊行，我是站在中南海看的。晚上，爸爸帶我上了天安門，觀看群眾聯歡和放禮花。臨走前，爸爸對我說:帶你去開開眼界，好好看看人民翻身做主人後的喜悅。”那天晚上在天安門城樓觀看聯歡和焰火的，還有毛澤東的女兒李敏、李訥。許多孩子還記得，開國大典夜晚的所謂焰火，並不是真正的禮花，實際上是作戰中使用的信號彈。那晚的聯歡和焰火結束時，林伯渠依然沒有回到家裏。他在9點前就離開了天安門，又去參加歡迎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的宴會了。
汪延群回憶，“十一”那天，她是和一些比她大一點兒的孩子，站在中南海裏看的遊行。對孩子印象深的，那要屬騎兵的隊伍。他們背槍挎刀，騎著馬，一隊接一隊的，威風凜凜。當我們詢問伍紹祖，50年前的“十一”那天是如何度過的時候，他說：“我那天是老老實實地呆在學校裏麵，但我們知道老師們去遊行了，到很晚才回來。我們這麽大的孩子，還不到上街遊行的年紀。”已經上了中學的孩子，基本上都隨學校的隊伍，參加了天安門前的遊行。周秉德說她是和師大女附中的遊行隊伍，一起走過天安門的;晚上，她和同學們還在廣場上，表演了她們學校編排的“紅燈舞”。囚童說他也是隨著師大附中二部的遊行隊伍，早早就等在了天安門附近，“那天下了一陣傾盆大雨，我們被淋得精濕，但依然興高采烈。晚上還參加了聯歡，在天安門城樓下跳集體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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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010）
十
上集回放：進駐中南海的中央軍委，將辦公地點選在了後牆傍著中海的居仁堂。中央軍委搬進中南海後，作為代總參謀長的聶榮臻，就在這裏主持日常的工作。和中央軍委前後腳搬進中南海辦公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機關。大搬家還沒停當，新中國誕生的日子就到了。從中南海孩子們的視角，對開國大典是個怎樣的印象呢？林伯渠之子林用三說：“那兩天，我忘記了為什麽會在家裏，而不是在學校裏度過的。”於是，他看到了他父親最忙碌的兩天。
十
北方的十月仲秋，已經能感覺絲絲的涼意，冬季不遠了。為中共中央領袖們居住和經常聚集的會議廳、室安裝暖氣一事，隨即列入日程。
政務院成立之後，秘書長和副秘書長們以及相當於政務院辦公廳的機構，在中海西岸遊泳池以北的區域辦公。11月，周恩來搬出菊香書屋，到了政務院辦公區域，他進駐的新院落叫“西花廳”。周恩來住進西花廳後，常在懸有匾額的廳裏召集小型會議，接見國內外的賓客。西花廳後院有前廳和耳房作屏障，形成一個東西長南北短的四合院。正房坐北向南，是周恩來、鄧穎超辦公和居住的地方，包括周恩來的辦公室，客廳兼餐廳，周恩來的臥室，鄧穎超的臥室以及衛生間。周恩來的辦公室約有30餘平方米，室內辦公用具很簡陋。這個辦公室隻有三把鑰匙，周恩來一把，值班室一把，值班衛士一把。他本人不在時，任何人不得進入他的辦公室，包括鄧穎超和他的秘書。從這些細微的小事上，也可讓人感到周恩來處事的極其細密和謹慎。這也反映了那個時代領導核心成員，對組織原則和紀律的恪守，隻在某一級別範圍內溝通的事情，絕不外泄，哪怕是對感情最親近的夫人。
後院的東廂房，部分用作倉儲，部分住人。周恩來夫婦剛搬進去時，就是周秉德一人住。過了段日子，周秉德的弟弟周秉鈞、妹妹周秉宜也到了北京。因周恩來還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就把他們送入以部隊的孩子為主的八一小學讀書。他們回中南海度周末，就和周秉德一起住在東廂房。此時，周恩來的老警衛副官龍飛虎隨部隊在南方，他的兒子、女兒，都在北京的學校讀書。有時，朱德接他們過去住；而更多的時候，他們是在西花廳後院和周秉德姐弟做伴。又過了些時日，在周恩來夫婦的敦促下，他們的老戰友孫炳文將軍的女兒，孫維世的妹妹孫新世，也常到西花廳後院度周末了。
最初周恩來搬過來時，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一家，就住在西花廳院內的水榭。後來他調到了文化部，全家搬出了中南海。鄧穎超的秘書張元，就帶女兒蕭遠音、蕭遠麗、蕭鬆幾個孩子住進了水榭。張元是個老機要工作者，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期，她曾跟隨周恩來、鄧穎超在中央長江局。當時，長江局所在的武漢，亦是國民黨政府西遷過程中的控製中心。為了確保機要訊息傳遞的秘密，張元長期不能與他人接觸，一人躲在小閣樓裏收發報，吃飯睡覺都在其中。張元在新中國成立後，又回到老首長的身邊，擔任鄧穎超的秘書。再次來到周恩來、鄧穎超身邊，蕭遠音還是像以往那樣，稱他們“伯伯、鄧媽媽”。周恩來則叫她和她妹妹“大米”、“二米”。
在孩子們充滿新鮮感地走進新家，走進雖然有些殘破，卻依然瑰麗多姿的園子的時候，新的學期已經開始了。最早住進中南海的多數孩子，是育英學校的學生。育英學校創建在河北省平山縣的下東峪，正式開學的那天是1948年11月21日。初創時學生並不多，但陸陸續續總有新同學加入。加入最多的一次，是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子弟小學的合並，因此也可以說，育英學校是由兩個學校合成的。毛澤東的女兒李訥、王若飛的兒子王興、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當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書長廖魯言的兒子廖侯、葉子龍的女兒等十來個孩子，都是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子弟小學的。進入北平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子弟小學與育英學校合而為一，稱中直育英小學，校長是原育才小學的教導主任、後來出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長的韓作黎。合並後學生一下增加到幾十人，都是中共領袖、部分領導幹部和部分中直機關幹部的親屬子女。搬家和安頓並沒費太久的時間，很快恢複了正常學習。
當時的幹部們都實行供給製，學校的子弟們也不例外，他們的生活用品，例如被褥、洗臉盆、牙具等，還有學習用具，都由公家發放。衣服由公家統一做，多用呢子或精細布料，這些好料子都是繳獲來的，讓孩子們享用是大人們的心願。每個孩子都有一塊包衣物用的包裹，包裹布一律都是日本的太陽旗；統一發的背心，也是用太陽旗做的。洗臉盆是銅的，寫大字的墨盒也是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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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 我家住在中南海(011)
十一
上集回放：北方的十月仲秋，已經能感覺絲絲的涼意，冬季不遠了。為中共中央領袖們居住和經常聚集的會議廳、室安裝暖氣一事，隨即列入日程。政務院成立之後，秘書長和副秘書長們以及相當於政務院辦公廳的機構，在中海西岸遊泳池以北的區域辦公。11月，周恩來搬出菊香書屋，到了政務院辦公區域，他進駐的新院落叫“西花廳”。最初周恩來搬過來時，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一家，就住在西花廳院內的水榭。後來他調到了文化部，全家搬出了中南海。在孩子們充滿新鮮感地走進新家，走進雖然有些殘破，卻依然瑰麗多姿的園子的時候，新的學期已經開始了。最早住進中南海的多數孩子，是育英學校的學生。
十一
由於育英學校距市區較遠，接送孩子們上學回家，家長們是各顯其能。有的委托公務員接送，有的家長則派轎車接送孩子。毛澤東則有時讓機要秘書跑一趟，有時托保健大夫王鶴濱代接一下，因為王鶴濱妻子的兩個弟弟也在育英上學。後來，外交部亞洲司一位叫魏寶貴的服務員，為此專門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中央機關某些幹部用公家小汽車接送在育英小學讀書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緊缺物資的浪費。他建議由育英小學設兩三輛汽車專送小孩，同時在西單附近設一聯絡點，由家長到那裏接送孩子，以節省國家開支，節省家長時間。信送到毛澤東手裏，他很重視，立即將信轉批給楊尚昆:“尚昆同誌查明酌辦。這個建議值得注意。”從那以後，中央辦公廳就專門撥了一輛中型的汽車，還從警衛處抽調了一位叫王海萍（音）的女同誌，在星期六下午，星期天傍晚，接送家住中南海的學生回家和返校。
在育英學校，有些其他學校幾乎沒有的怪現象，一是每個班的學生年齡參差，有的懸殊很大;再就是有些同在此校的親姐妹或親兄弟，或姐妹、兄弟在同一年級；或妹妹、弟弟在高年級，姐姐、哥哥在低年級。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許多孩子出生在老家或老根據地，有的一直被寄放在老家；有的在長征時，交給了原根據地的老百姓收養，因種種緣故他們沒能及時上學。而他們的妹妹、弟弟則出生在陝北根據地，或早些時候被接入根據地，到受教育的年齡就上了根據地自己辦的學校。新中國成立，諸事安頓後，一些中共的領導人，才考慮尋找那些交給老根據地老百姓撫養的孩子；或接回寄養在老家的孩子。那些當姐姐和當哥哥的盡管年齡大，卻得從一年級開始讀起。父親在香港從事地下活動的李萬邦，姐夫是在新中國成立初給毛澤東當保健大夫的王鶴濱。他從老家投奔姐姐，進育英學校時，就和先到根據地的妹妹同年級；而小他好幾歲的弟弟才比他低一級，和毛遠新是同學。
毛澤東家也出現了這種現象，但他家的情況與其他人家又不同。李敏是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女兒，生於1937年，比同父異母的妹妹李訥大3歲。她在4歲那年，被毛澤東送往蘇聯，和生母團聚。1946年因病長時間脫離工作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王稼祥到蘇聯治病，他發現賀子珍母女在蘇聯的境況相當不好，經請示毛澤東後，在自己歸國之際，偕她們而行。那時李敏還叫“嬌嬌”，和母親回國後，一直滯留在哈爾濱。直到1949年，賀子珍的妹妹賀怡來東北，才帶著賀子珍和嬌嬌一同去北平。嬌嬌由姨媽賀怡帶到北平，送進了香山雙清別墅。回到父親身邊時，李敏已在異國他鄉漂泊七八年了，已經忘記了自己的母語，所以回到祖國必須補上母語這一課。像她這樣情況的，在中共領袖子女中還真不在少數。到育英小學後，李敏也要從頭學起，比同父異母的妹妹李訥還低一年級。和其他比自己妹妹、弟弟年級低的姐姐、哥哥不同的是，李敏受過教育，所以隻學習語文，其他課程不必重複。因為年紀稍長，她比較關心弱小的同學，常常扮演保護神的角色。有一次，她看見一個男同學欺負女同學，便挺身而出製止說：“不要欺負我們閨女！”不料，她話一出口，引來周圍同學一片笑聲。同學善意地告訴她，“閨女”是大人稱呼孩子的，或專指未婚的成年女子，孩子不會自己叫自己“閨女”。有了這一次經驗之後，隻要她說話同學發笑，她就要刨根問底地弄個明白。這樣一來，她中文學習進步得很快。不久，她可以結結巴巴地與人溝通語言了。因為育英小學的曆史短，最高不過三四年級，她就轉到有五六年級的八一小學去了。
育英學校還有一種現象，也是其他寄宿製學校少有的，就是有比較多的孩子，在星期天和一些節假日甚至寒暑假都不回家。導致這種情形的，是因為許多學生的家長不在北京。在中南海住過的孩子中，龍桂輝的父親龍飛虎正在南下的軍中，通常由周恩來或朱德接到中南海裏；像李萬邦兄妹，父母還在香港以隱蔽身份為新中國從事經貿活動，故而由在中南海工作的姐姐、姐夫照應……還有一些更特殊的，是由於他們的父母成為在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戰鬥中犧牲的烈士，淪落多年才被組織找到，後寄居在父輩的戰友家中；有的是親生父母或因一方犧牲，或因離異，又組成新的家庭。盡管不論是父輩的戰友，還是建立了新的家庭的生身父母，對孩子總還是含著由衷的親情。但有了這重特殊經曆的孩子，心靈似乎多了幾分脆弱和敏感，對新的家，有點隔膜和疏離。還有就是當社會上流行某種疾病的時候，學校就不讓孩子們回家，以便孩子們與病源隔絕。這種情況有時要持續一兩個月，家長們想孩子了，就到學校看孩子。但不管怎樣，孩子們在學校裏還是愉快的。逢年過節，或趕上什麽重要活動，就編排些節目自演自娛，是延安時期的老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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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 我家住在中南海（012）
十二
上集回放：在育英學校，有些其他學校幾乎沒有的怪現象，一是每個班的學生年齡參差；再就是有些同在此校的親姐妹或親兄弟，或姐妹、兄弟在同一年級，或妹妹、弟弟在高年級，姐姐、哥哥在低年級。因為新中國成立後，一些中共的領導人，才考慮尋找那些交給根據地老百姓撫養的孩子或接回寄養在老家的孩子。那些當姐姐和當哥哥的盡管年齡大，卻得從一年級開始讀起。育英學校還有一種現象，也是其他寄宿製學校少有的，就是有比較多的孩子，在星期天和一些節假日甚至寒暑假都不回家。導致這種情形的，是因為許多學生的家長不在北京。
十二
1950年6月10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是育英小學少先隊的建隊日。學生們聚集在校園東麵的鬆林中，舉行了隆重的入隊儀式，《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在鬆林間回蕩。那是孩子們第一次體驗莊嚴，第一次就自己的人生，發出必須謹守的誓言：“準備著，為建設祖國的事業，為實現毛主席的偉大理想而奮鬥！”那個年代，入隊有相當嚴格的要求，要經過德智體的全麵衡量，必須是班級裏的先進分子。徐肖冰、侯波之子徐建林第一次入隊就沒通過，他記憶是李訥不同意。雖然大家認為他在學校表現還不錯，但李訥說他在中南海裏表現不好，太調皮搗蛋，而一個少先隊員在哪兒都應該嚴格要求自己。她這一較真，徐建林的入隊期被推遲了。幾十年後，他們才又得重逢，徐建林提起此事，可李訥說她已不記得曾“阻撓”過誰的曆史了。正是因為得之不易，所以一旦戴上紅領巾，便多了一重珍惜，也多了一重自我約束。
在中南海的孩子們的記憶中，育英小學是很重視學生體魄的鍛煉的。學校裏建了一座相當寬敞的運動室，各種健身設施完備。遇到刮風下雨，體育課就可以在室內上，絲毫不受氣候變幻的幹擾。冬季，學校的老師帶領孩子們，在校園的一隅，靠自己端水，潑出了一塊人工滑冰場。學校購買了一批冰鞋，教孩子們滑冰。中南海的孩子有點得天獨厚的便利，守著中南海這個冬季天然冰場，回家滑得更痛快。
如今的中國，在國際上有“自行車王國”之稱。而在上世紀50年代初，自行車別說在大眾眼裏，即便在高級幹部家中，也屬稀罕物。孩子們回憶時比喻說：“那時買輛自行車，就相當於如今買輛轎車。”育英學校的學生，絕大多數家中沒有自行車。把自行車騎到學校的，大家隻記得一個人，蕭立昂。他的父親蕭三，就是前麵提到的毛澤東老鄉、《國際歌》中文歌詞翻譯之一，他還是中國共產黨內少有的幾位參加過列寧葬禮、並為之扶靈的人。有時，蕭立昂騎自行車上學。第二個有自行車的，是在國外當大使的黃鎮的女兒。因為育英小學裏把自行車騎進校門的，就這麽兩三位，所以大家都記得他們。不知是出自誰的提議，或許是校方體察了學生們的欲望，1952年前後，學校出資購買了20輛自行車，是比大人騎的自行車略小一些的輕便自行車。學校裏隨即多了一項業餘運動，騎自行車。中南海裏的許多孩子，就是在育英學校學會了騎自行車。當學生學會騎車後，老師還利用節假日，帶留校的孩子們騎車遠足，作為一種鍛煉。
中共中央的領袖們對孩子們的關切，不僅表現在生活方麵給予物質上的保障。除了擔任名譽校長的楊尚昆以外，劉少奇也到育英小學來看過孩子。當然，和楊尚昆到此不是為看自己的兒子楊小二一樣，他來也不僅僅是因為女兒濤濤在這兒讀書。他參觀了整個校園，過問了學校的教育情況，還做了指示：“你們教育質量的好壞，現在固然也可以看出來一些，但真正的要看得出來，還在十年十五年以後，也就是看你們教育出來的學生到社會上去表現如何。”朱德總司令曾偕在全國婦聯擔任婦幼部長的夫人康克清，一同到育英小學來看孩子們，雖然他們自己家的孫輩們都沒有在此就讀。在孩子們的簇擁下，朱德和康克清在學校巡視了一圈。看著在孩子們的參與下變得漂亮起來的校園，朱德很高興，提議以校園為背景，同孩子們合影留念。他還為學校題了詞：“準備著，為實現共產主義和祖國的偉大事業而奮鬥。”1952年“六一”兒童節前，育英小學輾轉向毛澤東提出為學校題詞的希望，毛澤東欣然應允。不久，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把父親那獨成一格的毛體“好好學習”，帶到了學校。此後，這一題詞曾製成影壁，豎在一進校門的地方。
也是這一年冬季，周恩來的一位秘書，把自己在育英小學讀書的孩子，帶進了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看到孩子時，一下子就注意到孩子身上穿著的小中山裝，是呢料製作的！他向孩子詢問:“你的衣服是誰給買的？”孩子回答說：“不是買的，是學校發的。”孩子回答得無心，可周恩來卻聽得有意，就又問了一些有關學校的問題：“你們學校的夥食怎麽樣啊？”“挺好的，老吃雞、鴨、魚、肉。”孩子說。“噢，老吃嗎？”他繼續發問。“老吃，有的同學都吃膩了，就丟在飯桌上。”顯然，孩子並沒覺得這是什麽大不了的事。周恩來聽罷臉上沒有顯露出什麽，但內心很不平靜。幾天後，是個休息日，那天下午周恩來難得有暇，就要了車直奔育英小學而去。校長得知總理來了，立刻迎了出來。在周恩來的詢問下，校長匯報了學校近期的情況。周恩來等他講完，隨即說出了從秘書的孩子那裏了解到的情況，並對此提出了嚴肅的批評:“你們學校的學生，都是革命幹部的後代。學校有責任好好教育他們，不能特殊化，不要把他們培養成八旗子弟！”周恩來語重心長。
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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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013）
十三
上集回放：1950年6月10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是育英小學少先隊的建隊日。學生們聚集在校園東麵的鬆林中，舉行了隆重的入隊儀式，《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在鬆林間回蕩。在中南海的孩子們的記憶中，育英小學是很重視學生體魄鍛煉的。學校裏建了一座相當寬敞的運動室，各種健身設施完備。中共中央的領袖們對孩子們的關切，不僅表現在生活方麵給予物質上的保障。周恩來就曾指示道：“你們學校的學生，都是革命幹部的後代。學校有責任好好教育他們，不能特殊化，不要把他們培養成八旗子弟！”
十三
一直在感受著歡樂的孩子們，在1953年春季才第一次感受新中國成立後的悲憫。那年的3月5日，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逝世了。消息向中國大眾播報時，已經是3月6日。張紀宇說他還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風卷著塵沙的上午，他們正在校園勞動。學校突然通知，所有的人都回教室聽廣播。回到教室後，喇叭裏傳來了斯大林逝世的訃告，中共中央決定從3月7日到9日，誌哀三天。中國共產黨人的孩子們的心靈，經父輩的一再灌輸，盛滿了對斯大林的感情。聽聞噩耗，孩子們哭得昏天黑地，整個學校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那次，全校的孩子都和大人一樣，戴黑紗，參加了隆重的悼念活動。
中南海裏的孩子，除了多數上育英小學外，還有上育才學校的。育才學校的曆史比育英悠久得多，它的前身是邊區保小。1948年，保小、行知、光明三校合 並，改稱“華北育才小學”，校長是郭林，教導主任是韓作黎，他們在延安就已經是知名的教育工作者了。育才學校是從河北省的行唐縣北皋嶺村出發的，囚童說他印象深的是，汽車從盧溝橋上開過。而林用三記得清楚的是，他們所乘的汽車是經德勝門進入城區，又到了柴棒子胡同的。還有就是看著滿街跑的有軌電車，覺得無比驚異。當時家住中南海的孩子，在育才學校上學的不多，就林伯渠的孩子林用三及住在林伯渠家的謝飄飄，伍雲甫的孩子伍紹祖。1950年以後搬進中南海的任弼時女兒任遠征，鄧穎超秘書張元的女兒蕭遠音，也是育才學校的。林用三和謝覺哉的兒子謝飄飄是同班同學。當時謝覺哉的家並不住在中南海裏，林伯渠為了讓他們一起學習，互相促進，就把謝飄飄也接進中南海，和林用三住在一起，每天做伴兒上學。無論在柴棒子胡同上學，還是在學校搬到先農壇以後，林伯渠都不允許他的孩子坐他的汽車上學，還是在延安時期就跟著林伯渠的老服務員老金，蹬著家裏的一輛側麵帶挎鬥的三輪車，接送林用三、謝飄飄到先農壇的育才學校上學。稍微大一點的孩子，例如一進北平就考上中學的李鐵映、囚童，他們上學就更辛苦了，多是靠步行。他們上的是師大附中的二部，也就是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學的前身。二部剛成立的時候，校址在鼓樓一帶寶鈔胡同裏麵。“從鼓樓到中南海的那點距離，對我們延安長大的孩子算得了什麽呀！”囚童說。
新中國剛成立時，實行的還是供給製，除了個別人外，幾乎所有高級首長家裏都還沒有廚師，不自己開夥。大人、孩子都在食堂吃飯，分大、中、小灶。隻是有的人家習慣讓服務員或警衛員把飯打回家吃；有的人家習慣在食堂吃。多數孩子喜歡熱鬧，所以多在食堂吃飯。和林伯渠、伍雲甫家在同一個小灶吃飯的，還有朱德朱老總家。中灶、大灶是在一起的，就在靜穀通往春耦齋的拐彎處，人們習慣稱西大灶。後來西大灶搬到了懷仁堂的東邊。中灶、大灶吃飯都用同一個餐廳，區別隻在於夥食標準不同。供給製時的飯票都是按小米計算的，菜的價格就分為四兩、八兩、十二兩、一斤。吃大灶的平均水準是四兩的菜；魚或肉比較多的菜，就要十二兩或一斤的飯票，這是中灶的水準。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1949年9月以後，中共的最高領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屬機關，也在中南海內辦公，把舞場選在中南海內是比較合適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居住的寓所，都在豐澤園一帶。豐澤園西北的春耦齋，東麵的勤政殿前、瀛台橋北的空曠之地，成為中南海內最早的舞場。春耦齋用作舞場後，偶爾也被用來開一些中小型的會議。廳內擺設了一些櫥櫃、屏風、桌子以及沙發和軟椅。這樣一來，供跳舞的地方，僅餘六七十平方米了。當時的地麵，還是紫綠方石鋪的，雖不夠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場，已經“豪華”多了。
經曆過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們，在春耦齋裏看見的，有許多是認識的麵孔，中共領袖，秘書和警衛，中直機關的老人。連起初擔任伴奏的，都還是在延安、西柏坡時就愛在業餘時間鼓搗樂器的機關幹部。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被更專業的演員們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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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童話 我家住在中南海（014）
十四
上集回放：中南海裏的孩子，除了多數上育英小學外，還有上育才學校的。育才學校的曆史比育英悠久得多，它的前身是邊區保小。新中國剛成立時，實行的還是供給製，除了個別人外，幾乎所有高級首長家裏都還沒有廚師，不自己開夥。大人、孩子都在食堂吃飯，分大、中、小灶。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
十四
為了舞會能辦得熱烈活躍，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領導人跳得更盡興些，達到多運動的目的，中南海內舞會的組織者，想到了從部隊的文工團抽調人員，參加中南海內的舞會。於是，總政文工團、空軍文工團等單位，經過挑選的演員們，都常在舞會舉辦時，被請進中南海。因為是專業的演員，他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這又啟發了舞會的主辦者們，特意安排演員們在跳舞中間穿插一些小節目，這既避免了間歇時場麵的冷落，又能讓領導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組織者又考慮到領袖們的欣賞口味，考慮到節目的豐富和多樣性。在中南海裏的舞會中間就加上了幾個京劇的段子，京劇演員們被陸續請進中南海。李和曾的《逍遙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盜鈴》，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濟的《春秋配》，都在春耦齋裏演出過。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
較喜歡老生戲，對李和曾唱的《空城計》等片段尤其欣賞。相聲是適應麵更廣的藝術形式，經常一露幽默的毛澤東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後來的馬季等著名的相聲演員，多次被邀到春耦齋來演出。毛澤東特別欣賞侯寶林的相聲，聽到高興時，常常朗聲大笑。相聲也是對孩子們充滿誘惑力的，像侯寶林、郭啟儒合說的相聲《關公戰秦瓊》、《夜行記》，劉寶瑞、郭全保說的相聲《買猴》等等，孩子們都能背出其中幾句最逗人的片段。
由於邀請了演員，邀請了陪舞的文工團員，舞會的組織者們就在他們到來後，擺上一些水果、小甜點和汽水等飲料，夏天有時還有冰激淩，當然所有到場的人都可以享用。這無疑是孩子們更加垂涎的“節目”，大人們都很有節製，淺嚐輒止，可孩子們就沒那麽多禮數了。有節目可看，有甜點飲料吃喝，這就是舞會對孩子們越來越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當然，除了看跳舞，看節目外，還有熱鬧好看，就是大人們圍著領袖握手，不過這個場景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
春耦齋裏對孩子們最具吸引力的娛樂項目:看電影。在孩子們的印象裏，最愛看電影的大人就是楊尚昆。他有時挺早就陪著夫人李伯釗來到舞場，可每次都是李伯釗跳，他在一邊看著。多數孩子回憶說楊尚昆好像從不跳舞，卻能耐心地等到舞會結束。這時，通常是由楊尚昆宣布:“放電影。”聽到楊尚昆發話，服務人員就把跳舞時靠牆的幾個沙發，推到中間排好，放映員麻利地支好架子，裝好放映機。一麵牆的幕布徐徐拉開，露出後麵已裝好的電影銀幕。就在這忙碌的當口，楊尚昆常常會向放映員建議:“今天晚上放兩個片子。”隻要他建議，那麽肯定就會放
兩個片子。不喜歡跳舞，但有時也來春耦齋看電影的，還有林伯渠、彭德懷。彭老總不跳舞，可能和他的性格有關，不欣賞輕歌曼舞這類消遣。他沒有親生的孩子，但他喜歡孩子，每次來春耦齋看電影，看見小孩子喜歡抱一抱。
電影放映在跳舞之後，有時候舞會結束得早，電影開映得就早些。但多數情況是開映時已經過了午夜，如果演兩個片子，就到次日淩晨三四點鍾了，好在第二天是休息日，不會影響工作。這樣的安排，許多孩子在最初很不習慣，大都未等電影開映，早已呼呼入夢。稍微大一點的、有點耐力的孩子，也不過看個開頭，不知所終。待電影放完，服務員清場時，就會看到一個個東倒西歪的孩子。類似的情形不知重複了多少回，終於把孩子們鍛煉出來了。
那時的國產電影還不多，看的影片以外國的為主。當時也不知道是否已經建立了正規的影片進口渠道，在春耦齋放的外國影片，好像多數是外交部弄來的；還有就是已建交的友好國家駐華使館提供的。毛澤東不是很喜歡看電影，但也不是絕對不看。在等著搬沙發、架放映機的時候，他會和人搭搭碴兒說說話。一次，放映蘇聯攝製的根據莎士比亞戲劇改編的《奧賽羅》，毛澤東跳完舞沒有立即離開，而是把正片前放映的抗美援朝前線新聞紀錄片看完了才退場。那天，江青也在場，但她沒有和毛澤東一起走，堅持看完了正片。
說到春耦齋和中南海裏的舞會，就不能不說中南海文工團。對於這個文工團，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傳聞，即使是中南海裏的人，也講不清楚它的來龍去脈。筆者走訪了許多應該知情的人，但皆因已是如煙往事，各個人的回憶都有參差抵牾。首先究竟有沒有這麽個文工團，就有說“有”，有說“無”的。多數人都說中南海文工團確實存在，特別是屬於最了解情況的原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田疇和具體負責組建工作的原中央警衛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化宇，都直言不諱說“有”。然而說“無”也並非無憑無據，因為毛澤東在1953年，中南海文工團籌組之際，
就曾做過一個批示，明確表態不應組建這樣一個文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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