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再揭“信陽事件”真相 (圖)

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再揭“信陽事件”真相（上）

　　在上述一係列“信陽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是一個未能正式刊出的稿件（也許因為路憲文在“信陽事件”屬於反麵角色而一直難以公開發表），卻具有極其獨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價值。其根據是：

一、“信陽事件”主要責任者是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

　　毛、吳皆無關於“信陽事件”的全麵回憶與反思，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有諸多為自己推卸責任和自我表揚的非客觀敘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張樹藩、餘德鴻等人所不知曉的重要史料，

　　如毛澤東對“餓死人”隻算“工作問題”輕描淡寫態度，

　　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強行征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的餓死率，

　　如鄧小平對“信陽事件”的無動於衷（這就可以解釋，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鄧小平親自為吳芝圃平反並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布：“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誌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等等，為全麵準確地研究“信陽事件”真相提供了新的視角。

——提 要

　　路憲文（見圖），山西人，1919年出生，1936年參加革命，1949年任信陽地區商城縣縣委書記，1952年11月6日至1954年6月，任中共信陽地委第二書記，1954年6月代理書記，1958年11月升任第一書記（全稱是中共信陽地委書記處第一書記），

　　1960年9月20日因“信陽事件”被撤職查辦（經中共中央央政治局討論決定），1962年經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定為“反革命報複罪”和“違法亂紀”（同案共22人，包括信陽地區一批縣委書記），判刑三年（實為到一農場作調查研究，一天監獄也沒呆）；

　　據說1979年路憲文給胡耀邦寫申訴，說當年“信陽事件”處理時冤枉了他，要求平反，結果恢複了12級高幹待遇，以行政副廳級任河南百泉農業專科學校校長（現改名河南省科技學院）。

　　但路憲文仍然要求徹底平反，恢複正廳待遇。據說胡耀邦有批示：如果連路憲文這樣的人都要徹底平反，我們還搞什麽撥亂反正（1）？

　　路憲文一直不服，離休後在女兒路霞和妻子李昕幫助下，多年不斷上訪喊冤叫屈；於1993年9月3日下午病逝（病逝日期據河南省科技學院組織部引自“路憲文去世報告”，劉寶軍提供）。

　　據原信陽地區平輿縣縣長曹銘2007年12月20日回憶，路憲文一直比較能吹、愛吹。據河南省駐馬店地區作協主席劉康健2007年12月21日說，他對260多名“信陽事件”當事人進行過采訪，路憲文當年是河南省唯一不是地委委員的地委書記，他一直迫切想解決這一問題，這是路憲文在“大躍進”中拚命響應毛澤東、吳芝圃極左路線的主要動力，也是“信陽事件”得以產生的一種人性弱點和權力來源於上級的官場弊端。

路憲文是唯一的迫害者和責任者談“信陽事件”

　　如果說，1992年2月問世的《信陽地區誌》（北京三聯出版社），以藏頭露尾的些微數據首次暗暗啟動了“信陽事件”研究，那麽1993年則是深入披露“信陽事件”內幕的關鍵年：

　　這一年三個“信陽事件”重要當事人，都因身患癌症而動筆或動念撰寫“信陽事件親曆記”：

　　１。1993年春天，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因身患直腸癌，抱病寫出近二萬字的《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刪節稿載《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

　　２。張樹藩病故的當天，1993年8月11日，也身患癌症的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定稿了一萬八千字的《“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未刊稿）；

　　３。也於1993年夏天查出賁門癌並成功在北京做了手術的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餘德鴻，在曆經八年的思索醞釀後，於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萬多字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載2002年卷《中國農村研究》，中國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

　　2004年2月，一本由李銳作序，郭維敬、梁惠全編著的《共和國早期的故事》，以紀念反右50周年為主旨，集中收集了“信陽事件”各類右派人物回憶錄，其中不僅有的

張樹藩《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

餘德鴻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

而且

有原信陽平輿縣縣長曹銘的思舊錄《當年信陽地區“右傾代表人物”來信》，

有原《河南日報》信陽記者站站長魯嘉賓的見證《千萬不要忘記“信陽事件”》，

更有15篇紀錄信陽反右恐怖的殘酷與荒唐的個人補證。

該書可稱是關於“信陽事件”最多當事人回憶的實錄。

　　2006年5月20日，南京大學社會學係碩士研究生劉保軍，完成了近五萬字的碩士學位論文《關於“大饑荒”的官方記述與民間記憶——以“信陽事件”為例》，該文在張玉林教授的指導下，經一年時間研究，並到信陽地區（包括原屬信陽地區的駐馬店地區）進行兩個多月的田野調查，

對信陽地區十八個縣市的地方誌中關於“信陽事件”的記述和民間記憶（主要是對餘德鴻和一些等當事人的采訪）的巨大差異進行了比較，

特別詳細地實錄了“信陽事件”人相食的眾多個案及細節；同時提出了“信陽事件”中餓死人數字中，有相當多的人並非餓死，而是被打死，

“信陽事件”中的打死人數字是一個比人相食數字更被官方有意忽視的數字，需要重新關注。

劉保軍可能是第一個全麵占有“信陽事件”史料的研究者。

　　在上述一係列“信陽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是一個未能正式刊出的稿件（也許因為路憲文在“信陽事件”屬於反麵角色而一直難以公開發表），卻具有極其獨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價值。

　　其根據是：

　　一、“信陽事件”主要責任者是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毛、吳皆無關於“信陽事件”的全麵回憶與反思，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有諸多為自己推卸責任和自我表揚的非客觀敘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張樹藩、餘德鴻等人所不知曉的重要史料，

　　如毛澤東對“餓死人”隻算“工作問題”輕描淡寫態度，

　　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強行征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的餓死率，

　　如鄧小平對“信陽事件”的無動於衷（這就可以解釋，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鄧小平親自為吳芝圃平反並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布：“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誌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2）。等等，為全麵準確地研究“信陽事件”真相提供了新的視角。

　　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是迫害者和責任者談“信陽事件”。

在其問世之前，所有關於“信陽事件”的研究文章，都是出於受害者和研究者，

而路憲文具有雙重性，他既是毛澤東、吳芝圃極權專製的受害者，也是積極主動甚至創造性地助紂為虐者，是致使信陽地區至少餓死150萬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禍首

——路憲文在 “信陽事件”時身為信陽地區土皇帝（中共信陽地委第一書記），在信陽地區有“一言堂”之威，

如果他對毛、吳的“大躍進”不是那麽創造性地呼應，如果他不在本區遂平嵖岈山創辦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由此創辦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餓死人後還殘酷無情地“反瞞產”，“堵外逃”，“截信件”，讓農民失去在家做飯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說真話的自由，那麽“信陽事件”可能不會發生，至少不會死那麽多人。

　　三、在張樹藩、餘德鴻、路憲文三位親曆者文章出來之前，國內外關於“信陽事件”和“大饑荒”餓死人的分析多多集中於經濟製度的分析上，代表性意見有——

1、伯恩斯坦的“糧食的過量征購”說：哥倫比亞大學的伯恩斯坦1984年發表的《斯大林主義、饑荒和中國農民：大躍進期間的糧食征購》一文被公認是研究“大饑荒”起因的最早文獻。伯恩斯坦在文中論述了糧食征購和饑荒之間的關係，認為糧食的過量征購是造成饑荒的主要原因；（3）

2、 林毅夫的“饑荒是因為農產品產量下降引起”說：1990年，林毅夫在美國《政治經濟學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該文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剖析農業生產率的變化趨勢來解釋人民公社的生產率為何在饑荒以後二十年一直徘徊不前，但是附帶涉及了三年間的農業災害。林認為，公社化取消了農民的退出權，從而造成農業產量在1959年到1960年的嚴重滑坡，進而出現饑荒。也就是說饑荒是因為農產品產量下降引起的。幾年之後，林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這個觀點。通過與楊濤的合作研究，發現人均糧食產出（代表食物供應量）和農村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偏向），都是決定分省死亡率的重要因素，其中城市偏向的作用又大於食物供應量下降的影響，此結果表明，製度性因素是中國大饑荒的主要原因（4）。

3、楊大利的“烏托邦似的非理性消費製度引發”說：楊大利首先提出了這個觀點，認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建立是造成饑荒的原凶。由於公社把個體農戶和其它集體組織的資源無償合並，農民個人在公社的勞動與其成果之間並無直接聯係，因而喪失了生產的積極性，導致了經濟學所謂的公共產權的悲劇。張欣和文章中拓展了楊大利的觀點，指出在眾多的因素中非理性的消費行為才是罪魁禍首。李若建和曹樹基的研究也認為，在公共食堂這一問題上，人的良知與欲望的衝突，個人的價值取向，特別是利己主義也是導致悲劇發生的重要原因（5）。

4、陳意新的“傳統的宗族領導權中斷對當時農民的求生機遇至關重要”說：陳意新采用人類學田野考察方法，選擇了安徽三個村莊作為研究的個案，發現傳統的宗族領導權的延續或中斷對當時農民的求生機遇至關重要。逃荒、偷盜和瞞產私分等消極求生策略，在宗族領袖缺少的條件下會遭到國家權力代表的嚴重處置而無法奏效，相反獲得宗族領袖庇護的農民則贏得生存機會（6）。

　　但是路憲文的“信陽事件”回憶，駁倒上述盲人摸象，證明了“信陽事件”和全國大饑荒的根本原因是真實信息傳播受阻，即真話受壓，假話暢通。“信陽事件”和全國大饑荒的根本原因其實是一黨專製的政治製度的必然結果。

　　北京大學講師周飛舟在回答伯恩斯坦在文章中提到的關於饑荒救助和反映的問題時，通過對各省之間糧食分配數據的研究發現：

　　省級政府不但在很大程度上知道饑荒的災情，而且做出了積極的反應，但由於許多省級政府不肯向中央求援或者最後求援也為時已晚，使得對饑荒的救援效果不大（7）。

　　但路憲文的“信陽事件”回憶證實，雖然地方上向中央說了許多假話，但並沒有完全隱瞞餓死人的事實，

　　如早在1959年春，河南省委因發現商丘、新鄉出現十幾萬餓死人的嚴重現象，向中央隻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但毛澤東當時到河南視察時卻毫不追問此事，好像餓死5000人是天經地義的正常工作事故，而是大講一些雞毛蒜皮的共產風問題。

　　最明顯的是，1960年9月，中共中央已經開始處理餓死百萬人的“信陽事件”，知道全國已餓死一千多萬人，但當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上仍然說：“兩年來，雖然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造成糧食嚴重減產，但人民公社已使我國農民永遠擺脫了那種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萬、成千萬人饑餓、逃荒和死亡的曆史命運。”（8）

　　路憲文的“信陽事件”回憶說明，這種睜著眼睛說謊話的作風，隻有在“黨天下”的專製下才能夠暢通無阻。

路憲文的新史料貢獻有35項

　　比較張樹藩關於“信陽事件”的回憶文章，

　　餘德鴻文章的獨到貢獻是第一次說出了“信陽事件”不僅至少餓死105萬人，而且有大麵積人相食現象，“信陽幾乎村村人相食”；

　　與張樹藩、餘德鴻文章等人關於“信陽事件”的披露相比，路憲文的回憶揭露了毛澤東、吳芝圃兩個“信陽事件”元凶和中共高層堅持專製，嫁禍於人的殘忍，並披露了毛澤東與劉少奇對“信陽事件”處理方式的分歧。

其具體細節與觀點有35條（雙引號中話語為路憲文有的原話，路憲文原話外的括號裏麵的話為朱健國注）——

1、黨中央將 “信陽事件”隻理解為發生於信陽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是不正確的（路憲文此言有理，“信陽事件”至少代表了河南省“大躍進”的專製惡果，實質上是毛澤東專製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事實上，稱\'信陽事件\'是不確切的，因當時餓死人的問題，是全國普遍存在的；把\'信陽事件\'中的大批幹部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更是錯誤的。”

2、胡耀邦重視“信陽事件”的全局性意義。

“實際上\'信陽事件\'是執行黨的左傾路線的結果，是五九年廬山會議的直接惡果。正如胡耀邦同誌所講的\'它是我黨建國以來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時隔三十餘年，我們黨應該有勇氣正視這個問題，應反思這一事件發生、發展的曆史根源和和社會根源，從中吸取深刻的經驗教訓。”

3、“信陽事件”始於1957年春——鄧子恢當時就批評“河南沒有人性，群眾餓著肚子討（逃）荒要飯”（鄧子恢是劉少奇、周恩來1955年“反合作化冒進”的得力助手，所以“信陽事件”是毛澤東以“大躍進”批“反冒進”的直接惡果，也是毛、劉較量，毛勝劉敗的結果）。

“1957年春，在省委四次全會上，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傳達當時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的講話。鄧的講話中說：河南沒有人性，群眾餓著肚子討（逃）荒要飯，河南打腫臉充胖子，吹如何如何豐收。潘複生強調說：合作化搞快了，搞糟了，要糾偏。並說：河南西北高，東南平，災情多，生產很落後，豐收年略有結餘，常年隻能自給自足，災年還得向外求援，不能征購太多，不能隻顧任務，不顧政策，把群眾口糧購走。當時列席會議的地委、縣委書記談了河南群眾的災荒情況，要求省委減輕征購任務，發放救災糧款，並立即派代表去中央反映情況。

4、潘複生接受鄧子恢的批評，通報當時臨汝群眾鬧社事件和洛陽某地吃樹葉、觀音土等災情。（潘複生其時是緊跟劉少奇的，已被毛冷落。據路憲文另文回憶：1956年（實為1955年1月4日）的春天，省委電話通知我到鄭州。在一列火車上，毛主席接見了中共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第一副書記楊蔚屏和河南的幾位地委書記耿其昌、趙天賜、林曉、張申和我。如此重要接見，已沒有時任河南省第一書記的潘複生。）

“省委四次全會後，潘複生起草了十二條宣傳要點，宣傳入社自由、退社自由、雇工自由、借貸自由等，並通報當時臨汝群眾鬧社事件和洛陽某地吃樹葉、觀音土等災情，支持群眾。這在幹部群眾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5、省委五次全會否定省委四次全會，吳芝圃突然襲擊潘複生“反對合作化”。

“繼之，省委五次全會召開。會議開始時，各地委書記匯報多數群眾對潘複生的十二條宣傳要點是歡迎的。不料會議結束時，吳芝圃代表省委黨小組在會議上揭發了潘複生同誌，說：潘複生十二條宣傳要點是錯誤的，是反對合作化的綱領，反映了地主、富裕中農的情緒，潘是反對統購統銷，反對合作化；實際上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現在潘複生對自己的錯誤已作了自我批評。當時在會議上就展開了對潘複生的批判，會後讓潘複生下農村去調查研究。省委要求各地委把潘複生的錯誤傳達到縣社。這在全省範圍中引起強烈震動，使左傾思想在河南得以迅速發展。”“在批判潘的過程中聯係潘展開了對楊玨、王庭棟的所謂錯誤的揭發和批判。與此同時，河南省委發起了全國著名的放衛星運動，以放衛星當炮彈，反對潘的右傾。”“邊放衛星邊提高畝產量，開了大放衛星大刮浮誇風的先例。當時在全省範圍內到處抓小潘複生，插紅旗，拔白旗，刮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把河南的左傾思想推向了高潮。在反潘、楊、王的基礎上，1958年秋，在河南實現了人民公社化、食堂化、掀起了大辦鋼鐵運動。”

6、第一個衛星是河南日報記者親自采訪後放的，由省委分管農業的書記史向生批準。地委，縣委均是看了報才得知的。

“河南的第一個衛星是遂平縣委書記趙光的試驗田，畝產1千多斤。這是河南日報記者到當地采訪，根據村幹部的匯報放的，試驗田的主人趙光竟然不知道。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韓樓大隊婦女隊長畝產3400多斤的衛星，也是河南日報記者親自采訪後放的。地委，縣委均是看了報才得知的。西平城關公社放了畝產7300多斤的衛星，是由公社黨委直接報給河南日報社的。河南日報當時是分管農業的書記史向生批的。史曾打電話問我是否有這樣的情況，我說不知道。為慎重起見，我問了縣委書記，他也不知道。我又派地委辦公室主任王秉林帶一個工作組去調查，當時因麥已收打完畢，他召開了一個社隊幹部和老農座談會，並看了標本麥穗、糧食堆。回來後他把調查所得情況如實向省委作了匯報。第二天，河南日報上就放了衛星。”

7、毛澤東對吳芝圃謊報河南全省產量500億斤很滿意。

“會後吳芝圃到中央開會，向毛主席匯報河南全省產量500億斤，大豐收（當時全國7000億斤產量）。毛主席也很滿意地說：大家可能留有餘地，實際不是那麽多，留點餘地好嘛！”

8、副省長彭笑千等因反對吳芝圃謊報而遭殃（在一黨專製下，黨內民主和黨內監督上不可能的）。

“當時河南省副省長彭笑千，計委主任邵文傑，農業廳長馮鳴臬等6同誌曾向省委反映產量有浮誇。吳芝圃在會上批評道：”這些是秋後算賬派，思想跟不上形勢。\'結果這幾個同誌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右傾時，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

9、1959年春，中央就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但並不調查也不追究責任（如若此時中央重處當地官員和吳芝圃，必不會有“信陽事件”，而沒有“信陽事件”，也就不會有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全國餓死三千七百五十四萬八千人。然而，以毛澤東為首的“英明黨中央”，偏偏對河南省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無所謂，繼續放任吳芝圃、路憲文“大躍進”。）

“1959年春，在豫東商丘、豫北新鄉造成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河南省委並沒吸取經驗教訓，卻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當時信陽就曾支援他們每個地區1億斤糧食。對餓死人的地區領導，隻當工作問題輕描淡寫地作了批評。然而他們對反映餓死人和浮誇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麵紅旗抹黑。這樣顛倒是非，使整個河南的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從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範圍內餓死人的思想根源。”

10、1959年春，毛主席來到河南，召集省、地委書記在火車上開座談會，沒有一句話提及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此時毛澤東不可能不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河南省委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必然要報告毛）。

“59年春，毛主席在視察河北、山東省以後來到河南，召集省、地委書記在火車上開座談會。主席把一路上聽到的浮誇風、\'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情況向大家作了介紹，征求河南省委的意見，問是否也有這樣的情況。當時地委書記把各自了解的情況如實向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講：這是嚴重脫離群眾的問題，如果不糾正，發展下去，就會成為左傾冒險主義。當時省委正在召開三級幹部會議，主席建議把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幹部召集來聽聽他們的意見。三級幹部會就擴大成為六級幹部會（省、地、縣、社、大隊、小隊，共六千人）。基層幹部聽了毛主席講話的文件後，非常高興，紛紛把自己的看法，本單位的情況作了匯報。毛主席又召集地委書記匯報討論情況。聽到幹部們都擁護，才放心了。”

11、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是大麵積餓死人的社會組織原因。

“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以後，信陽地區率先實現了人民公社化，繼之全國搞起了公社化。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是大麵積餓死人的社會組織原因。

12、毛主席派人幫助寫了嵖岈山《人民公社社章》（“信陽事件”與嵖岈山人民公社成立有重要關係，而毛澤東是嵖岈山人民公社的授精者，是嵖岈山人民公社之父）。

“58年春天，遂平縣嵖岈山的幾個合作社想修水庫，但是占地、效益等問題不好處理，當時六個鄉的幹部在一塊商量後，把六個鄉的合作社結合在一起，成立了一個社，大家稱之為集體農莊。各區各縣知道後，紛紛要辦，當時地委勸阻大家不要操之過急，等等看再說。我還派了地委農工部書記（部長），帶工作組去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八大\'二次會議上，我在河南的小組會議上發了言，引起了強烈反映。許多同誌說這是大好事，建議我寫出發言稿在大會上發言。我就寫了稿送交大會。由於時間關係，隻形成了書麵發言。會後毛主席看到了這篇稿，感到很好，就派中央辦公廳四位同誌和\'紅旗\'雜誌社副總編李鬱九等住在嵖岈山進行調查研究。李鬱九幫助寫了《人民公社社章》。毛主席從山東視察回來到鄭，中央政治局的譚震林叫遂平縣委書記趙光匯報工作。匯報過程中一個記者問主席：”遂平有個集體農莊？\'毛主席說：“還是叫人民公社好\'，看了李鬱九寫的社章，毛主席高興地說：”好得很呀！多年夢想的東西得到了。\'“

13、信陽地區有100萬人參加大辦鋼鐵（信陽地區當時總共850萬人，青壯年勞力也就百來萬人）。沒有這樣大規模棄農煉鋼的局麵，信陽地區不會餓死那麽多人。

“人民公社化後，第一個考驗是大辦鋼鐵。在全國\'以鋼為綱\'鋼鐵元帥升帳的時期僅信陽地區就有100萬人參加大辦鋼鐵。上蔡、遂平、西平、汝南、新蔡、平輿等淮北幾個沒礦石縣的人，集中分到淮南的確山、羅山、商城、光山等縣。淮南的這幾個縣平均每天要接納近5萬人。可想而知，沒有人民公社這種形式，大辦鋼鐵根本搞不成。這正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優越性的體現。但也是人民公社的這個所謂優越性，又顯示出了它嚴重的弊端。可以這樣說，沒有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就不會形成當時那種農民大規模棄農煉鋼的局麵，也不至於農業生產遭受巨大的損失，即使遭受天災，信陽地區也不會餓死那麽多人。”

14、群眾堅信共產黨不興餓死人，哪知毛主席不在乎餓死人（曆代農民逢饑荒必然造反求生，信陽自古有農民造反、革命的傳統，但“信陽事件”時，信陽農民卻因共產黨的美妙宣傳和空前專製，而在等待黨救濟時成群餓死。此為千古未有之奇）。

“人民公社的生產、生活管理權僅由各級幹部掌握，實行計劃經濟。群眾沒有了生產管理權、生活主動權，也就沒有了管理的積極要求。生產的好壞已不為群眾關心，隻要有飯吃，有衣穿就行。在生活上，因搞軍事共產主義，搞供給製，群眾有對黨組織的依賴性，不再留生活後路，把鐵犁、鐵鍋等砸了煉鋼鐵，糧食在場上就直接征購入了國庫，群眾一點存糧也沒有。剛收了糧食，繼之而來的是餓肚子，群眾堅信共產黨不興餓死人，希望上級會送回糧食吃。但糧食好走不好回呀！加之在食堂管理上，幹部利用特權多吃多占，甚至有人把群眾的糧食打成燒餅賣錢。這樣群眾僅有的一點口糧也不能進肚。又由於反右傾，有一切服從人民公社的口號，群眾怕拔紅旗，插白旗，挨批評，餓著肚子卻說吃飽了。芸芸眾生餓肚子待糧，糧不可待，終於死於饑荒。人民公社這種與社會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組織形式與泛濫的左傾思想相結合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

15、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提前強行征購糧食，這是促成“信陽事件”惡果的直接原因（廬山會議可謂“批倒彭德懷一人，餓死百姓四千萬”）。

“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把春季已收斂的\'五風\'又推向新的高潮，加之以廬山會議反右的精神和手段不切實際地提前強行征購糧食，這是促成\'信陽事件\'惡果的直接原因。59年8月初，我到下麵巡視抗旱情況，中旬，省委通知我立即到省裏參加省工業會議。會上楊蔚平作總結時說：”廬山有彭德懷跳出來反黨，河南有張申跳出來反黨，上下呼應。\'事實上，開封地委書記張申，調查了死人問題，搜集材料在工業會議上說：“群眾餓死了，小麥長得不到一尺高，能看見地皮，你們還放大豐收，還打腫臉充胖子。\'結果大會批判了張申，把他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信陽地委的楊玉璞（工業書記）隻說了一句\'張申同誌反映的情況是屬實的\'，結果也挨了批，在會上作了檢討。”

16、李先念是“提前強行征購糧食”的始作俑者（李先念加劇了“信陽事件”，僅有此孤證。李先念後來到光山縣，車被滿路的餓殍擋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提前強行征購糧食”的罪責）。

“（1959年）9月初，省委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在傳達廬山會議精神之後，省財貿書記宋致和傳達中央糧食工作會議精神。他說：”李先念同誌講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現在如果不抓征購糧食，廬山會議精神貫徹後群眾就把糧食吃光了。征不到糧食城市生活怎樣安排。要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同時，兩手一齊抓，一手抓征糧食，一手抓精神貫徹，早秋下來群眾邊收割邊征購。\'宋致和要求各地委書記向回打電話，讓各縣匯報產量，分配征購任務（往年都是從省裏開會後回去再開會，動員，統計，最後分配任務）。

17、幾乎每個地委都反了一個（右傾）書記，或正或副。明明大旱了，還報大豐收，高產量。吳芝圃、戴蘇理下令讓路批副書記張樹藩（是共黨內並非沒有誌士仁人，但在黨天下裏，“海青天”是毫無作用的。因為毛澤東是“秦始皇加斯大林”）。

“當時各縣委聽說廬山會議反右傾了，思想都很緊張，明明大旱了，還報大豐收，高產量。信陽報的是45億至50億（分配給信陽秋季的征購任務是11億斤）。地委書記們一麵每天打電話向各縣要任務，抓征購，一麵開會批右傾。反右傾會上，把省委機關的彭笑千、邵文傑、馮鳴臬等6人說成是秋後算賬派，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耿其昌因在省四次全會上說他去孟縣，被群眾包圍要糧食，說時痛哭流涕，這時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說他是反右傾漏網分子。商丘地委書記陳秉之被打成右傾，副書記張申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洛陽地委書記王惠之曾提倡過生產到隊，耕牛分槽喂養，此時被批判撤銷地委書記職務，說他是富裕中農的代表，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當時幾乎每個地委都反了一個書記，或正或副。我也作了以把春季群眾沒飯吃討飯問題擴大化，多分了幾千斤糧食造成浪費，反對\'小土群\'，下放小商販為內容的檢討。吳芝圃、戴蘇理都曾找我談話，讓我批副書記張樹藩。許昌軍分區步司令員，因看不慣公社婦女穿短袖衣服，短褲頭跳舞，被說成反公社化挨了批鬥。”“在這種形勢下，各地、縣提前強迫性向群眾征購早秋糧。村幹部怕被打成右傾，把糧食就場交出，打多少交多少。結果群眾的糧食被征透了底，群眾餓肚子，村幹部卻不敢反映饑荒，荒說食堂沒有停夥。”

18、1959年11月，潢川等縣縣委書記匯報了食堂停夥、群眾討荒要飯，發生餓死人現象、流傳烏嘴病等問題（路憲文仍然堅持“烏嘴病”是食物中毒，可歎其死不悔改）。

“59年9月底，信陽地區完成5億斤糧食的征購後，進展不動了，省委三天一個電話，兩天一個電話催征購，並說糧食征購進展緩慢，完不成任務，有實際問題，也有思想問題。所謂實際問題，是個別地方有災；所謂思想問題，是反右傾不徹底，思想右傾。地委，縣委一麵批判右傾，一麵打電話催征購。到11月初，全區征購任務完成六億多斤，已推不動了。我在潢川開了縣委會議，縣委書記匯報了食堂停夥、群眾討荒要飯，發生餓死人現象、流傳烏嘴病等問題。我在會上提出停止征購，先安排好群眾生活，然後再征購。並派醫療隊下去給群眾治病（後來發現是食物中毒）。”

19、以“打擊流竄犯”禁止農民逃荒（逃荒是農民的最後一條生路，卻被害怕災情外泄的路憲文殘酷無情地堵死了。）。

“（潢川會議）回地委後，我馬上召開地委會，研究製定了八項措施，大致有暫停征購，安排生活，摸清災情，生產救災，在群眾發生困難的時候加強對地富分子的控製，打擊流竄犯，安排外流人員，縣社隊各級設浮腫病醫院，治療浮腫等內容。我向省委作了匯報，省裏感到還不錯。”

20、吳芝圃、宋致和對信陽大量餓死人無所謂。（因為毛澤東有言在先，餓死人的地區，隻是工作問題，所以上行下效。）

“（1959年）12月中旬，省委召開地市級幹部會議，宣布停止征購，全麵轉向生產救災。在會上，吳芝圃講：憲文同誌思想不要顧慮，信陽一貫對全省貢獻很大，現在你有困難省委幫助你。會後，省財貿書記宋致和帶領數十名機關幹部到信陽來幫助救災……第二次潢川會議我要求對死人的問題寫檢討，並要求處分。宋致和說：”這麽大的災情，死幾個人是難免的，是工作問題，又不是你叫餓死了。先不要調查、寫檢查，先集中力量抓救災。\'“

21、1960年春節期間，信陽公安局上報餓死人為8萬。（後來統計實為至少150萬人以上。）

“春節期間，公安局年終統計，全區死人18萬4千多人，除掉正常死人10萬，餓死人為8萬。我讓公安局全部向省裏匯報。”

22、吳芝圃在1960年春節正月初八再逼信陽地區上調糧食，此時已知信陽地區正是餓死人高峰期。（吳芝圃此時隻有黨性，沒有人性，隻知效忠權力來源毛澤東，而對衣食父母老百姓陷入絕境無動於衷。）

路憲文1952年到信陽地委任副書記時照片

“可是（1960年春節）正月初八，省委召開六級幹部會議布置生產和生產救災工作，糧食廳廳長王秉章去找我，說信陽地區外調糧食計劃沒完成，要抓一下，趕快完成。我說我們已沒糧食吃，不能再調了。吳芝圃把我叫到他家談話說：”憲文同誌，糧食調購是中央統一安排，你必須服從，你需要糧食我供給。\'會上吳芝圃講：河南省有災情，群眾生活有困難，我們要自己解決，不向中央開口要糧食。有問題依靠群眾解決（實際上是反瞞產），瓜菜代。

23、1960年3、4月份，吳芝圃說不要調查死人問題。

“（1960年）3、4月份，吳芝圃要去中央開會，他和宋致和找我談話說：憲文同誌，信陽死了些人，你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向中央寫個報告檢討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顧慮，我提出死人數字怎樣報的問題，他說不要調查，死人問題調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讓縣委書記估計報一下就行了。”

24、固始縣委向中央求救遭省委報複。（黨章規定黨員有權越級向中央報告，但一個縣委卻不能向中央反映情況，可見中共黨章與國家憲法地樣，實為一紙空文章。）

“（1960年4月從省委）回地委後，我召開縣委書記會議，讓大家報死人數，統計結果非正常死人8萬4千人。省委加個批語：報告中央通告全省，並加一句注釋：包括一部分正常死亡。當時固始縣委向中央民政部、衛生部報告餓死人數、浮腫病人數，要求中央支持。省裏很生氣，立即打電話命令：固始縣死了4萬人，要做檢討，受批評，地委路憲文也有責任，要寫檢討。”

25、毛主席說：死了一些人是工作問題，一般不要處分人。（毛澤東何以對酷吏們如此寬容，對百姓痛苦無動於衷？因為深知專製離不開酷吏，深知“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大躍進餓死人問題的根源在自己。）

“（1960年）5月，省委召開夏糧征購會議，這時災情已停止。中央派紀檢會處長李堅帶領一個小組到信陽檢查。他找我談話說：”死人不是8萬，10萬也不止，20萬也不止，推算有30萬人\'\'你為什麽不揭省委，你有那麽大的本事，能頂得住嗎？\'我把這些給省委匯報了。他們說：這些辦事人員就不了解中央意圖，毛主席說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問題，要總結經驗教訓，一般不要處分人。“

26、信陽死人問題，是廬山會議的直接惡果。（路憲文就是不敢直言信陽死人問題，是毛澤東思想的結果。是沒有認識到，還是不敢說？）

“事實說明，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把左傾思想推向了高峰，信陽死人問題，是廬山會議的直接惡果，不是個別同誌的問題。”

27、“信陽事件”的處理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保路憲文代表大方向”，隻處理縣委書記。（後來變為“保吳芝圃代表大方向”，1979年鄧小平主持為吳平反開追悼會，2006年河南省委又舉行“吳芝圃百年誕辰紀念大會”，稱頌吳芝圃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

第一階段：（19）“60年七月中旬，省委派副書記楊蔚平、李立以及紀委書記劉名榜、組織部長李儉波赴信陽解決信陽問題。在雞公山召開地委常委擴大會議，……（說）信陽地委這幾年來工作做得不錯，各項工作都走在了前麵，對全省貢獻很大。近幾個月來，由於執行中央”三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統購統銷，政策上犯了錯誤，積累得多了些，給群眾留得少了些，作風上官僚主義，強迫命令，造成了嚴重的死人問題，還算工作問題。這次會議主要是總結經驗教訓，檢討好了，不給組織處理。……會上我要求給處分，楊堅持不給，同來的幾個省委領導也同意給我處分，調其它地方工作，楊堅持不給處分，說這是大方向問題，路憲文代表大方向。會議上，省委還帶了電台，每天把會議情況向在北京開會的吳芝圃匯報，常委會議決議也送交了吳芝圃。吳說：會議開得很好，路憲文同誌也作了深刻檢查。吳芝圃從中央開會回來，在大會上講：信陽死了那麽多的人，商丘也死人了，中央精神主要是接受經驗教訓，不作組織處理。……吳芝圃說：憲文同誌主要是對信陽死人問題的說明，思想認識不夠，省委決定讓你留在原崗位堅持工作，在什麽地方倒，就在什麽地方爬起，要直起腰杆工作。在此階段，省委這樣處理，真實意圖是處理三個縣委書記，以保地委，最終達到保省委，保存三麵紅旗的目的。”

28、“信陽事件”的處理第二階段，劉少奇代表中央作批複：“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吳芝圃、楊蔚平改口要立即槍決路憲文。（如果依劉少奇嚴懲“信陽事件”當事人的方法，可能會對仍然在繼續蔓延的“大麵積餓死人事件”有所遏製，但毛澤東害怕劉少奇別有用心，將火燒到自己身上。）

第二階段：“據省紀委書記劉名榜61年談，河南省委、關於信陽常委擴大會議的決議報告中央後，劉少奇同誌代表中央作了批複：讓信陽人民來個二次解放，信陽地區地主階級複辟了，信陽地委黨變成了國民黨，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徹底發動群眾揭發，查清處理，中央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來河南進行調查，並向劉少奇作匯報。譚震林、徐子榮帶著劉的批示到河南省委會上作了傳達。省委會議的空氣立即變了。楊蔚平說：信陽事件，路憲文是反革命，立即槍決。吳芝圃低頭不語。會上一片殺氣。”

29、楊蔚平警告路憲文不要牽連省委。

“我正在傳達布加勒斯特會議精神，楊蔚平到信陽地委，代表省委宣布政治局會議決定：撤銷你地委書記職務，不算最後處理，還看情況發展，希望你老實檢討，不要上攀下連，最後處理還是省委作決定。”

30、吳芝圃決定拋棄路憲文，丟卒保車，派15軍7師一個團到信陽鎮壓。（翻臉不認人，前後矛盾，是專製者必然的手段。）

“省委先派戴蘇理、趙定遠當信陽地委正副書記。這時在信陽地區就開展了民主補課運動。說\'信陽事件\'主要是民主革命不徹底，地主複辟了。吳芝圃在信陽幹部會上講：我用錯了人，知人知麵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壞人，信陽地區這麽嚴重的問題他都沒給我說，我犯了官僚主義錯誤。楊蔚平說：有人說路憲文是好人辦壞事，不對，路憲文是反革命分子，餓死那麽多貧下中農、階級兄弟，還能是好人。他們走到哪裏都這樣講縣委書記，到一個縣抓一個縣的縣委書記。甚至揚言說：信陽要組織暴動，派15軍7師一個團到信陽鎮壓。據說他們去查，老百姓嚇得到處藏，竊竊私語，被他們認為要暴動。”

31、沒人敢統計自殺的人。（“信陽事件”的自殺者、被打死者、人相食者，比餓死人更讓專製者忌諱。）

“從此信陽就變成大捕，大抓。大概有數千幹部被抓入監獄，15萬人抓起集訓審查。有些縣監獄中裝不下，就騰空房子安排。集訓沒飯吃，家屬不能接見，家屬們把紅薯、饃從高牆外往裏扔，裏麵搶著吃。當時有些幹部自殺了，有些農村幹部被抄家了。南陽唐河縣委書記的愛人和孩子集體投井自殺了。當時因害怕而自殺的人很多，沒人敢統計這個數字。死人數字越報越多，誰報得少是包庇，被批為右傾。這造成新的恐怖。”

32、劉少奇的代表徐子榮擬殺2萬人。

“省委常委會上研究要槍決路憲文，征求各地市意見。據商丘地委副書記耿化伍說，大家誰也不發言。徐子榮在幹部會上講：要落實一下，殺人問題究竟殺多少為好，是不是大縣殺八百，小縣殺四百，一個大隊殺四至五人（我親自看過講話稿），共2萬人。據省委副書記楊玨講：在省委討論殺人問題，大家不好講，我說殺人是大事，咱是否看看別省怎麽辦，或請示一下中央，大家一致同意。”

33、毛主席駁回劉少奇意見，說一個不殺，大部分不抓，死官僚主義也是人民內部問題。

“結果去請示毛主席（毛主席當時在長沙巡視），主席下了6條批示，主要精神是：餓死人的問題是高指標，高征購造成的，死官僚主義，死官僚主義也是人民內部問題，教育好了還可以為黨做工作。一個不殺，大部分不抓，抓起來的立即釋放。先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然後再解決敵我矛盾。”

34、鄧小平說“信陽事件”與全國其它地方餓死人事件沒什麽特殊的。（劉鄧大軍在信陽一帶呆過，鄧小平此言既是實話，暗示“信陽事件”總根子在毛澤東，也可能有為信陽幹部念舊情放一馬。）

“據信陽地委副專員講，鄧小平從四川視察回來路過信陽，把信陽地委檔案調出來看了一下，說各地都是這個調子、做法，信陽沒什麽特殊的，不同意殺人。當時中央有個電報叫放人。據信陽地委副專員講，當時劉建勳曾打電話給戴蘇理，讓他把抓起來的人員放了，先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戴不放人。後劉建勳又親自到信陽做戴蘇理的工作，思想做不通。

35、“信陽事件”的處理第三階段，對路憲文進行假審判、假判刑。（中央既要借懲罰路憲文安撫百姓，又深明主要責任不在路憲文，隻好對這個替罪羊來個假判刑、假收監。）

“1962年，省委派紀委書記劉名榜、組織部長張建民、地委副書記趙定遠到公安廳找我落實材料。……

河南省委副書記何偉主持對信陽問題作結論。……

省委副書記趙文甫把我叫去談話：你寫的材料我們看過了，還不錯，基本認識了自己的錯誤。省委把你鬧（方言？）來，主要是為了保護你。信陽死人在全省比例較大，死人數字也弄不清，你說把你拉出去槍斃虧不虧。

我說不虧。

他說不要你說不虧，把我們任何一個省委書記拉出去槍斃都不虧。

省委對你的問題作了討論，黨內處理，你不要有什麽顧慮。……

到63年9月，省紀委劉名榜和湖北調來的另一位副書記找我談處分決定，叫我簽字。

趙文甫也找我談話說：中央對你的問題已批下來了，得受點刑事處分，還算寬大處理。他把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及中央指示給了我一份，說：”還得辦一個法庭審判手續，叫王光力找你談談。\'

法院院長王光力找我說：“趙書記找你談了嗎？還得行個形式，你準備怎樣談？”

我就從頭到尾談了。沒說幾句，他阻止我說：“省委的問題他們已做了檢查，你光說你自己的。到時問你什麽答什麽。\'

檢查員、副檢查長丁某叫我在起訴書上簽字。

我當時對一些具體材料提出意見，他大聲訓斥我：信陽死那麽多人，你還有意見嗎？

然後法庭。院長問：”×××問題你知道嗎？\'

我說：“知道。\'

問：”有沒有？\'

答：“有。\'十幾分鍾就結束休庭判決（開除黨籍）判三年徒刑，定瀆職罪，降5級級別，按15級發生活費）。

出來後才知道，原來省委對我的處理報告，戴蘇理不同意，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又告了狀，說：”對路憲文他們的處理太輕，我回去沒辦法說服群眾。\'因此，由中央決定，由陶鑄主持處理。

後來的報告就是中南局的了。過了一月，把我放出來了（10月中旬）。我回到省委招待所（原在公安廳技術處住）。關於我們犯錯誤處理的決定（22人）傳達到支部，隻傳達，不討論。

趙文甫談：要站起來，不要覺得比別人低一等，不要悲觀，要有信心，將來還是有前途的。社會上輿論很多，有支持的，反對的，你不要隨意相信，再犯錯誤就不好辦了。

接著把我安排到博愛農場去深入實際，調查研究。

66年5月，省委派工作組到農場調查，農場黨委對我的思想工作作了結論，叫我寫了申請準備入黨。但被繼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衝了。“

路憲文“信陽事件”回憶的不實之處與局限

由於路憲文的身份局限和時代局限，其“信陽事件”回憶不可能完全真實，其不實之處與局限主要表現在——

隻說“河南省委主要領導應當對信陽事件負主要責任”，隻說了“左傾路線”、“反右傾”是“信陽事件”的根源，但還是處處為毛主席開脫罪責（這一病態也出現在張樹藩、餘德鴻、李瑞英等信陽事件受害者身上）。

如——“主席還在在鄭州召開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各省書記的擴大會議（二次鄭州會議）進行討論。會後主席到武漢，又給河南省委打電話，詢問貫徹情況，並給全國生產隊寫了一封公開信，即《告生產隊幹部的一封信》，要求生產隊自覺抵製浮誇風，共產風。這次會議後，全省進行了貫徹，以縣為單位進行了算賬退賠，基層幹部和群眾情緒高漲，\'三風\'有所收斂，農村又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好形勢。”

又在1993年寫《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一文中深情吹捧毛澤東的大躍進行動——

50年代中後期，在我任中共信陽地委書記期間，有幸先後五次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如今三十餘年過去了，他那魁梧的身材，仍似在眼前；朗朗的笑聲猶在耳旁。

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是1956年（實為1955年1月4日）的春天。當時我正帶著幾個人在信陽北黃家鄉蹲點，製定水利、衛生等方麵建設事業的規劃，省委電話通知我到鄭州。在一列火車上，毛主席接見了中共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第一副書記楊蔚屏和河南的幾位地委書記耿其昌、趙天賜、林曉、張申和我。毛主席接見我們談話的主要內容是針對已擬定的農業17條征求意見，討論當前農村工作應該做什麽。我們根據自己了解的情況發表了意見。這次接見之後，我回信陽向地委和所住點上群眾傳達了17條。17條是關於農業、水利化、合作化的，當地群眾聽了很興奮，迅速得到了貫徹落實。關於17條的傳達情況，我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河南日報》上。《河南日報》社的編輯在編稿時將題目改為《毛主席17條指示到了黃家鄉》。

是年10月，我作為河南省列席代表之一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農業合作化問題。會議前夕，毛主席在懷仁堂小會議室召集參加會議的全國各地的30餘位代表開座談會。河南省有幾位代表參加，記得比較清楚的有吳芝圃、楊蔚屏、耿其昌和我。是時全國農業合作化已全麵展開，主席主張加快合作化的速度，對在座人員提出了很多問題，我清楚地記得當時主席連問幾個能不能辦，對合作化，災區能不能辦？山區能不能辦？幹部沒有經驗能不能辦？這些正是我們實際工作中麵臨的問題。我根據自己在信陽工作的實際，發言說：災區能辦，組織起來搞副業對救災更有利；幹部沒經驗可以邊辦邊學，在實踐中逐步摸索積累組織合作化的方法、經驗，會上每個人的發言都整理成不超過1500字的發言稿，刊登在這次會議的文件匯編上。

1959年初春，河南省委召開的四級幹部會議期間，我又一次見到了毛澤東主席。毛主席到河北、山東視察，發現各地程度不同地存在“一平二調”的共產風。主席在鄭州主持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會議期間，接見參加會議的河南各地地委書記，吳芝圃、楊蔚屏也參加了接見。毛主席講了沿途發現的一平二調的情況，問河南有沒有這種情況。各地向主席作了如實匯報，如調群眾的豬、雞、木料及各種東西，修萬頭豬場，強迫命令，群眾很有意見。聽了匯報，主席嚴肅地說，“一平二調”是錯誤的，嚴重脫離群眾，主席建議省委把這次會議擴大為六級幹部會議，聽聽大隊、小隊幹部的意見。我記得當時各地公社書記以及大隊、生產隊小隊幹部代表共幾千人參加了省委召開的擴大會議。主席寫了一篇題為《當前的主要危險》發言稿印發與會同誌。文章說當前存在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如不製止，可能發展成冒險主義，是十分危險的。

會後省委開會寫會議總結，主席讓秘書胡喬木親自參加省委會議，幫助省委寫大會總結。期間，一個晚上，主席又在國際旅行社召集各地地委書記，詢問他講話後討論情況，大隊、小隊幹部的意見。

最使我難忘的是1958年的深秋，主席路經信陽，專門接見信陽地委和專署機關負責同誌，使信陽幹部有機會親聆主席的教誨。

毛主席到鄭州時，我們已經知道了，省委電話通知讓做好保衛工作。主席沿路又先後接見許昌地委書記趙天錫、遂平縣委書記蔡中田等。主席乘坐的列車到達信陽時已是夜晚，停留在信陽鐵路的一個叉道上。聽說主席要接見我們，大家都很高興，當時在家的書記都去了，有楊玉璞、王達夫等，我把他們一一介紹給主席。主席身著灰色中山裝，腳穿紅色皮鞋，見到我們，忙迎過來，伸出溫暖的大手同大家一一握手。車上隨行的是羅瑞聊同誌。

待大家坐定，主席第一句話便問：“你們的人民公社會不會垮台？我聽說好多人民公社是空架子，掛人民公社的牌子，土地、經濟還沒統一。你們是不是也光掛個牌子，垮了垮不了？”

我回答道：“我們這裏的人民公社不是花架子，做到了勞力、土地、資金、財經等方麵的統一。現在正派幹部下鄉充實，加強領導，做鞏固工作，垮不了。”

主席用很高的聲調說：“不對，你說不垮台就可能垮台，你思想上準備垮台不一定垮台。思想上準備垮台，就派人去做工作，工作做好了，就鞏固了；你腦子裏沒有準備，工作放鬆了，就會出現問題。”

主席闡述這兩方麵的辯證關係，使我們很受啟發。接著主席問及信陽的曆史情況。主席多次接見，除了談工作，還敘談曆史，閑話風土人情。主席談笑風生的風采，使我們很受感染，緊張情緒頓消。

主席饒有興趣地講息夫人、孫叔敖的故事，問蔡國、息國現在是啥地方，我們一一作了回答。

信陽曆史悠久，名人輩出，即使生於斯、長於斯或長期在此工作的同誌未能知道信陽曆史多少人、多少事！而主席日理萬機，還熟諳各地風俗民情、曆史典故，他那博大精深的才識真讓我們歎服！

談起孫叔敖治水，我們想起了一件事，便向主席作了匯報；淮委會修正陽關閭河大壩，淹了幾縣，一直停工沒解決。

主席聽了馬上說：還有這樣的事情，請譚震林同誌會同河南、信陽、阜陽的同誌一起解決。後來張樹藩到武漢，由譚震林主持搞了退賠。

毛主席在信陽停車一個多小時，對如何建設人民公社作了重要指示，給信陽人民以親切關懷，我們回去後向幹部、群眾作了廣泛傳達，對信陽的幹部、群眾是一個莫大的鼓舞。

（載《毛主席在河南》P150，林英海主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

2、對自己應付的責任沒有坦率承認錯誤。

如“河南的第一個衛星是遂平縣委書記趙光的試驗田”，其中的趙光，真實身份是“中共信陽地委副秘書長兼遂平縣委第二書記”，實際上是代表信陽地委一號人物路憲文的欽差大臣，是專為抓大躍進典型而下派的。也就是說，“河南的第一個衛星”是在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的試驗田，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是路憲文創辦的。路憲文在這一過程中，有什麽飛黃騰達的夢想，路憲文隻字不提。

再如，讓信陽各地郵局封鎖一切寄往外地的信件，連行署婦聯主任、地委委員、專員張樹藩的夫人李瑞英，向北京高官李雪峰的私信都寄不出——這事是路憲文一人當家親自出馬布置；再如將逃荒農民強行攔截抓獲，這也是路憲文乾綱獨斷，路憲文對此皆避而不談。

當時有不少為民請命的好幹部，近處，如張樹藩、李瑞英夫婦，如行署秘書餘德鴻，如信陽縣委書記寫匿名信說人民公社搞壞了，餓死人了等，信陽專署建築公司一個普通幹部（黨員）用地委的信紙，以地委的名義批評信陽縣官僚主義，餓死人等；遠處，有開封地委書記張申在省委工作會議上發言，反映浮誇情況；省民政廳一幹部獨自深入鄉下調查餓死死人數字，遭到省委一個副書記的批判；省民政廳一位老紅軍幹部（處長）張甫要向中央告狀（死人問題）……如果路憲文當時能向這些“右傾幹部”學一點點，“信陽事件”就不會發生於信陽了，至少不至於如此慘絕人寰。

路憲文說：“在信陽期間的工作，我承認有脫離實際的問題，可那不是我要脫離實際，而是那股左傾思想，那條左傾路線脫離實際。工作方法上我不能說自己十全十美，但是我決沒有違法亂紀。”將自己轄區七分之一的百姓（至少150萬人）活活餓死、打死，身為父母官的路憲文可以將一切責任推給上麵和別人？

路憲文說：“胡耀邦同誌後來在批示中講的：當時河南省委在處理信陽問題時，有許多不妥之處。把路憲文他們當反革命抓起來是錯誤的，處理人過多過重。省委承擔責任很不夠。”不錯，路憲文的問題不是“反革命”，恰恰相反，路憲文是太革命了！對中共革命政權中的專製獨裁不僅不以“右傾”方式暗暗抵製、削弱，而且是創造性地爭當先鋒，力邀聖眷聖寵。

如果將“信陽事件”的責任全部推到左傾路線、廬山會議，具體執行者毫不受懲，左“信陽事件”必將一發再發。

路憲文說：處理“信陽事件”是以左反左，有道理。但對“信陽事件”的主要經驗教訓的總結則是隔靴搔癢。

所謂“信陽事件”的主要經驗教訓，“第一，錯誤地發動政治運動，利用政治鬥爭，形成一言堂的局麵，會使錯誤路線暢通無阻；第二，錯誤路線引導下的群眾如果愚昧、盲從，就會釀成大災禍；第三，上層建築的改革一定要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經濟基礎的變更一定要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否則會造成嚴重的社會破壞作用。第四：幹部，尤其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應當注重調查研究，提倡實事求是的作風，建立科學的決策機製，按法辦事，按受監督這樣才能減少乃至杜絕重大失誤”，這皆未能抓住根本要害。

至於說，“信陽餓死人問題是全國許多地方餓死人問題的一個縮影，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它的發生是多種原因相互結合的必然結果。在這幾種原因交匯結合的信陽，路憲文在那當書記時發生了，如果換作其他人，也照樣會”，則純屬推卸責任。同樣在大躍進的“左傾路線”下，全國還是有不少地方沒有發生“信陽事件”，比如我的故鄉湖北省洪湖縣（現為市），當年就因一個縣委書記李金玉的抵製，而全縣沒有餓死一個人。河南省成為大躍進的急先鋒，與吳芝圃想走捷徑當第一書記的升官夢是分不開的；同樣，信陽隻所以出現“信陽事件”，也與路憲文在大躍進之前隻是信陽地委代書記，大有關係。路憲文是否有通過積極響應毛澤東的“左傾路線”，積極為吳芝圃創造假典型而升官轉正的私心呢？這從路憲文創造了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之後，就1958年11月長任信陽地委第一書記，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但路憲文對此絲毫不作說明與反思。

當然，路憲文在文章最後強調，“\'信陽事件\'過後，基於當時的政治環境，對這一事件的經驗和教訓黨的上層領導未能真正地予以總結和汲取，僅僅就事論事，……而造成事件的原因，通過事件應當總結和吸取的經驗教訓並未有真正地進行。這種造成重大社會災禍的條件依然存在，\'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就是曆史悲劇的重現。”倒不失為金玉良言。可惜，路憲文作為“信陽事件”主要參與者和製造者（並非路自稱的隻是“見證人”和“受害人”），並沒有真正放開顧慮，將“信陽事件”的原因和經驗教訓徹底總結，這就為徹底避免“信陽事件”這樣的曆史悲劇在中華大地上重演，留下了隱患。

而今，路憲文已經作古，永遠失去了徹底反思的機會，而且路憲文家人也拒絕接受采訪，幫助路憲文挽回一些損失，這真是讓人們無盡地遺憾。

注釋：

（1）據網上2007年7月28日搜一貼：《大躍進時路憲文對信陽人民犯下罪行》（作者不詳。）

（2）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中共中央為吳芝圃和張際春、徐海東、劉長勝、張霖之、王世英、南漢宸、劉裕民等八人一起召開了平反昭雪追悼會，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主持追悼會。在吳芝圃的悼詞中宣布：“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誌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黨中央給吳芝圃以很高的評價，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何立波/文《黨史縱覽》2006年第2期）

（3）、（4）、（5）、（6）、（7）、（8）轉引自《關於“大饑荒”的官方記述與民間記憶——以“信陽事件”為例》（南京大學碩士劉保軍畢業論文，2006年5月）

2007年 12 月13日-21日 於深圳 早叫廬

深圳龍華人民北路125#玉華花園玉永閣306# 郵編：51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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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路憲文原文

“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路憲文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

序 言

六十年代初全國為之震動的“信陽事件”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把這一事件的曆史真相如實地反映出來，並對這一事件發生的原因及經驗教訓進行分析和總結是我多年的夙願。進入晚年又患癌症，作為當時信陽地區第一書記的我認為自己有責任來完成這一工作。

在病床上，經我回憶口述由我女兒路霞記錄整理出《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一文。希望通過此文盡可能客觀地再現這一曆史事件的真相，闡述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信陽事件”的發生和發展是五十年代末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左傾路線在河南推行的必然結果。社會組織形式的變化，人民公社這個時代產物的出現，促使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變化，造成了社會生產力和物力資源、人力資源的極大破壞，死人事件的發生也成必然。雖這類事件在全國許多地方都有發生，但遭遇特大旱災的信陽就成為其中較突出的一個地區。它的發生和發展是社會的、政治的乃至自然的多種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現在回憶和分析這一事件的意義就在於為後來的領導階層，為後人提供一個反麵的教訓。

因為各種原因，這篇文章現在才寫出來，它的麵世如能給人們了解事件真相以幫助，使人們從中得到一點有益的啟發，這就是我這個三六年參加革命的老人，當年信陽事件的當事人、見證人的最大願望了。

“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一九六0年春，全國許多地方相繼出現了大量餓死人的問題。信陽地區餓死人的情況向黨反映最早。黨中央首先查了信陽餓死人的問題，把信陽作為一個典型處理，並稱之為“信陽事件”。事實上，稱“信陽事件”是不確切的，因當時餓死人的問題，是全國普遍存在的；把“信陽事件”中的大批幹部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更是錯誤的。實際上“信陽事件”是執行黨的左傾路線的結果，是五九年廬山會議的直接惡果。正如胡耀邦同誌所講的“它是我黨建國以來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時隔三十餘年，我們黨應該有勇氣正視這個問題，應反思這一事件發生、發展的曆史根源和和社會根源，從中吸取深刻的經驗教訓。

那麽，“信陽事件”發生、發展的曆史根源和社會根源是什麽呢？

第一，從河南來說，錯誤地開展反潘、楊、王運動把河南的工作引向了一個左傾錯誤的高潮。

1957年春，在省委四次全會上，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傳達當時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的講話。鄧的講話中說：河南沒有人性，群眾餓著肚子討荒（逃）要飯，河南打腫臉充胖子，吹如何如何豐收。潘複生強調說：合作化搞快了，搞糟了，要糾偏。並說：河南西北高，東南平，災情多，生產很落後，豐收年略有結餘，常年隻能自給自足，災年還得向外求援，不能征購太多，不能隻顧任務，不顧政策，把群眾口糧購走。當時列席會議的地委、縣委書記談了河南群眾的災荒情況，要求省委減輕征購任務，發放救災糧款，並立即派代表去中央反映情況。

省委四次全會後，潘複生起草了十二條宣傳要點，宣傳入社自由、退社自由、雇工自由、借貸自由等，並通報當時臨汝群眾鬧社事件和洛陽某地吃樹葉、觀音土等災情，支持群眾。這在幹部群眾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繼之，省委五次全會召開。會議開始時，各地委書記匯報多數群眾對潘複生的十二條宣傳要點是歡迎的。不料會議結束時，吳芝圃代表省委黨小組在會議上揭發了潘複生同誌，說：潘複生十二條宣傳要點是錯誤的，是反對合作化的綱領，反映了地主、富裕中農的情緒，潘是反對統購統銷，反對合作化；實際上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現在潘複生對自己的錯誤已作了自我批評。當時在會議上就展開了對潘複生的批判，會後讓潘複生下農村去調查研究。省委要求各地委把潘複生的錯誤傳達到縣社。這在全省範圍中引起強烈震動，使左傾思想在河南得以迅速發展。
——評點路憲文“信陽事件”回憶錄
作者：朱健國 會員新作來源：議報 點擊數：69 更新時間：12/26/2007

1958年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河南代表團在大會的發言中（楊蔚平），以“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河南的主要危險”為題目，揭發批判了潘複生在河南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唯條件論，製造悲觀情緒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中央在會上撤銷了潘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和軍區政委的職務，在河南全省群眾中公開開展了反對潘複生的運動。在批判潘的過程中聯係潘展開了對楊玨、王庭棟的所謂錯誤的揭發和批判。與此同時，河南省委發起了全國著名的放衛星運動，以放衛星當炮彈，反對潘的右傾。河南省辦起了小麥產量展覽館，各地區農業局長帶技術人員在省裏辦各自的版麵，省農業廳長組織各地區農業局每天向縣裏打電話落實畝產量，各地區互相觀望攀比，小麥畝產量很快由110斤增長到200多斤。這樣，邊放衛星邊提高畝產量，開了大放衛星大刮浮誇風的先例。當時在全省範圍內到處抓小潘複生，插紅旗，拔白旗，刮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把河南的左傾思想推向了高潮。

在反潘、楊、王的基礎上，1958年秋，在河南實現了人民公社化、食堂化、掀起了大辦鋼鐵運動。

河南的第一個衛星是遂平縣委書記趙光的試驗田，畝產1千多斤。這是河南日報記者到當地采訪，根據村幹部的匯報放的，試驗田的主人趙光竟然不知道。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韓樓大隊婦女隊長畝產3400多斤的衛星，也是河南日報記者親自采訪後放的。地委，縣委均是看了報才得知的。西平城關公社放了畝產7300多斤的衛星，是由公社黨委直接報給河南日報社的。河南日報當時是分管農業的書記史向生批的。史曾打電話問我是否有這樣的情況，我說不知道。為慎重起見，我問了縣委書記，他也不知道。我又派地委辦公室主任王秉林帶一個工作組去調查，當時因麥已收打完畢，他召開了一個社隊幹部和老農座談會，並看了標本麥穗、糧食堆。回來後他把調查所得情況如實向省委作了匯報。第二天，河南日報上就放了衛星。當時省委常務副書記楊蔚平對放衛星有個總結，把放衛星說成是社會發展的規律：放衛星打破了社會發展的平衡，使後進者向先進者趕上去，然後又放新的衛星，使新的後進趕先進。吳芝圃在《中州評論》上發表了《哲學的躍進和躍進的哲學》一文。楊蔚平還在省委擴大會議上講：這幾年總結了一條經驗，春季布置，夏季檢查，秋季批判，產量就上去了。事實上，河南的糧食是如何上去的呢？

1958年秋，省委召開地委書記會。會上大家匯報各地的產量，本來就有些浮誇。吳芝圃聽後仍很不滿意，認為地委書記留的餘地太大了，產量決不隻這麽些，他指定戴蘇理主持會議和地委書記再座談一下，把產量再搞搞。地委書記都知省委嫌少，想讓增加，就都拿起算盤，佯裝算畝產，實則互相攀比。結果全省產量算到了500多億斤（原報300億斤）。吳芝圃高興地說：這才接近實際，實際還留有餘地。

會後吳芝圃到中央開會，向毛主席匯報河南全省產量500億斤，大豐收（當時全國7000億斤產量）。毛主席也很滿意地說：大家可能留有餘地，實際不是那麽多，留點餘地好嘛！

當時河南省副省長彭笑千，計委主任邵文傑，農業廳長馮鳴臬等6同誌曾向省委反映產量有浮誇。吳芝圃在會上批評道：“這些是秋後算賬派，思想跟不上形勢。”結果這幾個同誌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右傾時，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

1959年春，在豫東商丘、豫北新鄉造成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河南省委並沒吸取經驗教訓，卻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當時信陽就曾支援他們每個地區1億斤糧食。對餓死人的地區領導，隻當工作問題輕描淡寫地作了批評。然而他們對反映餓死人和浮誇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麵紅旗抹黑。

這樣顛倒是非，使整個河南的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從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範圍內餓死人的思想根源。

第二，1959年秋信陽地區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晚秋作物播種後一直到收割時期沒下一場雨。尤其是水稻受害更為嚴重，晚稻幾乎絕收。這是造成“信陽事件”的客觀原因。

59年春，毛主席在視察河北、山東省以後來到河南，召集省、地委書記在火車上開座談會。主席把一路上聽到的浮誇風、“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情況向大家作了介紹，征求河南省委的意見，問是否也有這樣的情況。當時地委書記把各自了解的情況如實向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講：這是嚴重脫離群眾的問題，如果不糾正，發展下去，就會成為左傾冒險主義。當時省委正在召開三級幹部會議，主席建議把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幹部召集來聽聽他們的意見。三級幹部會就擴大成為六級幹部會（省、地、縣、社、大隊、小隊，共六千人）。基層幹部聽了毛主席講話的文件後，非常高興，紛紛把自己的看法，本單位的情況作了匯報。毛主席又召集地委書記匯報討論情況。聽到幹部們都擁護，才放心了。毛主席在會上寫了關於生產隊管理的要點（順口溜：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主席還在在鄭州召開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各省書記的擴大會議（二次鄭州會議）進行討論。會後主席到武漢，又給河南省委打電話，詢問貫徹情況，並給全國生產隊寫了一封公開信，即《告生產隊幹部的一封信》，要求生產隊自覺抵製浮誇風，共產風。這次會議後，全省進行了貫徹，以縣為單位進行了算賬退賠，基層幹部和群眾情緒高漲，“三風”有所收斂，農村又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好形勢。

59年，河南，尤其是信陽地區遇到特大旱災，從7月到9月沒下一場透雨。廣大群眾掀起了抗旱高潮，情緒之高曆來是沒有的。經過抗旱鬥爭，早秋獲得較好的收成，晚秋幾乎絕收，這就成為餓死人事件的客觀原因。如果當時正確對待這種情況，引導群眾進行生產自救，是可以度過災荒，做到不死人，少死人的，可是當時從省到地、到縣，對當時的抗旱情況都估計得過高，群眾受災了還強調豐收。特別是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後，在全省開展了反右傾運動，並強行提前向群眾大量征購糧食。在左的思想傾向還沒來得及解決的情況下，又反開右了。越反越脫離群眾，最終產生了“信陽事件”的惡果。

第三，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以後，信陽地區率先實現了人民公社化，繼之全國搞起了公社化。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是大麵積餓死人的社會組織原因。

58年春天，遂平縣嵖岈山的幾個合作社想修水庫，但是占地、效益等問題不好處理，當時六個鄉的幹部在一塊商量後，把六個鄉的合作社結合在一起，成立了一個社，大家稱之為集體農莊。各區各縣知道後，紛紛要辦，當時地委勸阻大家不要操之過急，等等看再說。我還派了地委農工部書記（部長），帶工作組去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八大”二次會議上，我在河南的小組會議上發了言，引起了強烈反映。許多同誌說這是大好事，建議我寫出發言稿在大會上發言。我就寫了稿送交大會。由於時間關係，隻形成了書麵發言。會後毛主席看到了這篇稿，感到很好，就派中央辦公廳四位同誌和“紅旗”雜誌社副總編李鬱九等住在嵖岈山進行調查研究。李鬱九幫助寫了《人民公社社章》。毛主席從山東視察回來到鄭，中央政治局的譚震林叫遂平縣委書記趙光匯報工作。匯報過程中一個記者問主席：“遂平有個集體農莊？”毛主席說：“還是叫人民公社好”，看了李鬱九寫的社章，毛主席高興地說：“好得很呀！多年夢想的東西得到了。”緊接著，人民日報以“河南省信陽地區實現公社化”為通欄大標題，在第一版發表新聞報道，同時刊登了《人民公社社章》。我在嵖岈山開了全地區鄉黨委書記以上的千人幹部會議，總結經驗，在全區推廣。

人民公社以後，首先是大辦鋼鐵、公社化、托兒所、食堂化一起搞了。我受紅旗雜誌社委托寫了《人民公社兩個優越性》，在《政治學習》上發表。中央在嵖岈山召開組織部長會。一個月內，全國18萬人參觀了嵖岈山人民公社，參觀其“一大二公”的優越性。當時在嵖岈山討論吃飯問題，中央工作組提出吃飯不要錢，我不同意，我怕吃飯不要錢，糧食吃光了沒有什麽交公糧。完不成任務怎麽辦？中央辦公室的人說我太保守了，人民公社糧食多得很，怎麽能吃光了？後在省委書記史向生的勸說下，我才勉強同意。當時我們過高估計了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根本沒想到，也不可能想到這種社會組織形式誕生後，會對社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人民公社化後，第一個考驗是大辦鋼鐵。在全國“以鋼為綱”鋼鐵元帥升帳的時期僅信陽地區就有100萬人參加大辦鋼鐵。上蔡、遂平、西平、汝南、新蔡、平輿等淮北幾個沒礦石縣的人，集中分到淮南的確山、羅山、商城、光山等縣。淮南的這幾個縣平均每天要接納近5萬人。可想而知，沒有人民公社這種形式，大辦鋼鐵根本搞不成。這正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優越性的體現。但也是人民公社的這個所謂優越性，又顯示出了它嚴重的弊端。可以這樣說，沒有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就不會形成當時那種農民大規模棄農煉鋼的局麵，也不至於農業生產遭受巨大的損失，即使遭受天災，信陽地區也不會餓死那麽多人。

眾所周知，在思想上黨一再宣傳人民公社是金橋，共產主義是天堂，群眾為空洞的宣傳所鼓舞，都想馬上過上共產主義生活，就勇（踴）躍投入社會化的高潮。但人民公社的生產、生活管理權僅由各級幹部掌握，實行計劃經濟。群眾沒有了生產管理權、生活主動權，也就沒有了管理的積極要求。生產的好壞已不為群眾關心，隻要有飯吃，有衣穿就行。在生活上，因搞軍事共產主義，搞供給製，群眾有對黨組織的依賴性，不再留生活後路，把鐵犁、鐵鍋等砸了煉鋼鐵，糧食在場上就直接征購入了國庫，群眾一點存糧也沒有。剛收了糧食，繼之而來的是餓肚子，群眾堅信共產黨不興餓死人，希望上級會送回糧食吃。但糧食好走不好回呀！加之在食堂管理上，幹部利用特權多吃多占，甚至有人把群眾的糧食打成燒餅賣錢。這樣群眾僅有的一點口糧也不能進肚。又由於反右傾，有一切服從人民公社的口號，群眾怕拔紅旗，插白旗，挨批評，餓著肚子卻說吃飽了。芸芸眾生餓肚子待糧，糧不可待，終於死於饑荒。人民公社這種與社會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組織形式與泛濫的左傾思想相結合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

第四，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把春季已收斂的“五風”又推向新的高潮，加之以廬山會議反右的精神和手段不切實際地提前強行征購糧食，這是促成“信陽事件”惡果的直接原因。

59年8月初，我到下麵巡視抗旱情況，中旬，省委通知我立即到省裏參加省工業會議。會上楊蔚平作總結時說：“廬山有彭德懷跳出來反黨，河南有張申跳出來反黨，上下呼應。”事實上，開封地委書記張申，調查了死人問題，搜集材料在工業會議上說：“群眾餓死了，小麥長得不到一尺高，能看見地皮，你們還放大豐收，還打腫臉充胖子。”結果大會批判了張申，把他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信陽地委的楊玉璞（工業書記）隻說了一句“張申同誌反映的情況是屬實的”，結果也挨了批，在會上作了檢討。

工業會議結束後，省委召開地委書記座談會，摸地區領導班子的思想情況，並派人到各地調查班子裏有沒有反黨分子，為貫徹廬山會議精神作了準備。

9月初，省委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在傳達廬山會議精神之後，省財貿書記宋致和傳達中央糧食工作會議精神。他說：“李先念同誌講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現在如果不抓征購糧食，廬山會議精神貫徹後群眾就把糧食吃光了。征不到糧食城市生活怎樣安排。要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同時，兩手一齊抓，一手抓征糧食，一手抓精神貫徹，早秋下來群眾邊收割邊征購。”宋致和要求各地委書記向回打電話，讓各縣匯報產量，分配征購任務（往年都是從省裏開會後回去再開會，動員，統計，最後分配任務）。當時各縣委聽說廬山會議反右傾了，思想都很緊張，明明大旱了，還報大豐收，高產量。信陽報的是45億至50億（分配給信陽秋季的征購任務是11億斤）。地委書記們一麵每天打電話向各縣要任務，抓征購，一麵開會批右傾。反右傾會上，把省委機關的彭笑千、邵文傑、馮鳴臬等6人說成是秋後算賬派，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耿其昌因在省四次全會上說他去孟縣，被群眾包圍要糧食，說時痛哭流涕，這時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說他是反右傾漏網分子。商丘地委書記陳秉之被打成右傾，副書記張申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洛陽地委書記王惠之曾提倡過生產到隊，耕牛分槽喂養，此時被批判撤銷地委書記職務，說他是富裕中農的代表，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當時幾乎每個地委都反了一個書記，或正或副。我也作了以把春季群眾沒飯吃討飯問題擴大化，多分了幾千斤糧食造成浪費，反對“小土群”，下放小商販為內容的檢討。吳芝圃、戴蘇理都曾找我談話，讓我批副書記張樹藩。許昌軍分區步司令員，因看不慣公社婦女穿短袖衣服，短褲頭跳舞，被說成反公社化挨了批鬥。

這一反右傾，把毛主席鄭州會議上的講話和以後的一些正確措施都推翻了，造成了大家思想上的極端混亂。當時以反右傾的精神去搞糧食征購，完不成任務就是右傾，大家怕被反，都寧左勿右。

由於完不成糧食征購任務，宋致和對我們說：“信陽每年能完成，今年完不成，是不是反右傾不徹底，縣委書記有問題？”我以縣委書記沒問題，公社一級工作做得不太通為由搪塞了過去。

在這種形勢下，各地、縣提前強迫性向群眾征購早秋糧。村幹部怕被打成右傾，把糧食就場交出，打多少交多少。結果群眾的糧食被征透了底，群眾餓肚子，村幹部卻不敢反映饑荒，荒說食堂沒有停夥。

59年9月底，信陽地區完成5億斤糧食的征購後，進展不動了，省委三天一個電話，兩天一個電話催征購，並說糧食征購進展緩慢，完不成任務，有實際問題，也有思想問題。所謂實際問題，是個別地方有災；所謂思想問題，是反右傾不徹底，思想右傾。地委，縣委一麵批判右傾，一麵打電話催征購。到11月初，全區征購任務完成六億多斤，已推不動了。我在潢川開了縣委會議，縣委書記匯報了食堂停夥、群眾討荒要飯，發生餓死人現象、流傳烏嘴病等問題。我在會上提出停止征購，先安排好群眾生活，然後再征購。並派醫療隊下去給群眾治病（後來發現是食物中毒）。

晚上，宋致和也趕到了，我把停止征購，先安排群眾生活的做法匯報了，宋同意，並和我一起到平輿，召開淮北幾個縣委的會議。平輿縣（新蔡縣）發現蛟停湖公社群眾大批逃荒，要求發糧，宋致和講回省研究後再批，我個人無權批，你自己先解決吧！我還到確山，開了確山、遂平、西平等縣委書記會議，聽縣委書記匯報饑荒災情，提出先安排群眾生活，停止征購。在向省裏要救濟糧，省裏還沒給的情況下，我指令各縣自己有動用50萬斤國庫糧的權力救災，先用後報。我路過潢川縣，遇大雪，路上司機發現路旁地裏有死人。到孫鐵鋪公社，街上食堂外來的群眾排隊搶著買饃吃。我找到公社書記，讓他想辦法救濟群眾。

回地委後，我馬上召開地委會，研究製定了八項措施，大致有暫停征購，安排生活，摸清災情，生產救災，在群眾發生困難的時候加強對地富分子的控製，打擊流竄犯，安排外流人員，縣社隊各級設浮腫病醫院，治療浮腫等內容。我向省委作了匯報，省裏感到還不錯。

12月中旬，省委召開地市級幹部會議，宣布停止征購，全麵轉向生產救災。在會上，吳芝圃講：憲文同誌思想不要顧慮，信陽一貫對全省貢獻很大，現在你有困難省委幫助你。會後，省財貿書記宋致和帶領數十名機關幹部到信陽來幫助救災，每個縣委都有一個廳局級幹部蹲點。我向省委要了四億斤糧食，又從地委糧食局管的城市指標中調節了5000萬斤糧食，召開縣委書記會，分配了救災糧款。還派縣區級幹部到公社裏幫助生產救災。第二次潢川會議我要求對死人的問題寫檢討，並要求處分。宋致和說：“這麽大的災情，死幾個人是難免的，是工作問題，又不是你叫餓死了。先不要調查、寫檢查，先集中力量抓救災。”

我又向省裏要了兩億斤糧食，分到各縣。在平輿縣，我發現很多群眾得浮腫病，決定縣、社、大隊分別辦浮腫病醫院，重病號送縣搶救，中等病號送公社治療，一般病號在大隊衛生所治療。省、地都派了好醫生巡回治療。

春節期間，公安局年終統計，全區死人18萬4千多人，除掉正常死人10萬，餓死人為8萬。我讓公安局全部向省裏匯報。

可是正月初八，省委召開六級幹部會議布置生產和生產救災工作，糧食廳廳長王秉章去找我，說信陽地區外調糧食計劃沒完成，要抓一下，趕快完成。我說我們已沒糧食吃，不能再調了。吳芝圃把我叫到他家談話說：“憲文同誌，糧食調購是中央統一安排，你必須服從，你需要糧食我供給。”

會上吳芝圃講：河南省有災情，群眾生活有困難，我們要自己解決，不向中央開口要糧食。有問題依靠群眾解決（實際上是反瞞產），瓜菜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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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月份，吳芝圃要去中央開會，他和宋致和找我談話說：憲文同誌，信陽死了些人，你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向中央寫個報告檢討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顧慮，我提出死人數字怎樣報的問題，他說不要調查，死人問題調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讓縣委書記估計報一下就行了。

回地委後，我召開縣委書記會議，讓大家報死人數，統計結果非正常死人8萬4千人。省委加個批語：報告中央通告全省，並加一句注釋：包括一部分正常死亡。當時固始縣委向中央民政部、衛生部報告餓死人數、浮腫病人數，要求中央支持。省裏很生氣，立即打電話命令：固始縣死了4萬人，要做檢討，受批評，地委路憲文也有責任，要寫檢討。當時省裏僅存11億斤糧食，我向省裏要了兩億五千萬斤，省裏給了兩億斤。我令各縣打開倉庫，除留下城鎮供應口糧和種子外，全部拿出救濟群眾。

五月，省委召開夏糧征購會議，這時災情已停止。中央派紀檢會處長李堅帶領一個小組到信陽檢查。他找我談話說：“死人不是8萬，10萬也不止，20萬也不止，推算有30萬人”“你為什麽不揭省委，你有那麽大的本事，能頂得住嗎？”我把這些給省委匯報了。他們說：這些辦事人員就不了解中央意圖，毛主席說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問題，要總結經驗教訓，一般不要處分人。

事實說明，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把左傾思想推向了高峰，信陽死人問題，是廬山會議的直接惡果，不是個別同誌的問題。那麽對“信陽事件”又是如何處理的呢？

“信陽事件”的處理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60年七月中旬，省委派副書記楊蔚平、李立以及紀委書記劉名榜、組織部長李儉波赴信陽解決信陽問題。在雞公山召開地委常委擴大會議，包括地委委員，各縣書記，地專直黨委書記，地委各部。會上首先由楊蔚平講話：信陽地委這幾年來工作做得不錯，各項工作都走在了前麵，對全省貢獻很大。近幾個月來，由於執行中央“三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統購統銷，政策上犯了錯誤，積累得多了些，給群眾留得少了些，作風上官僚主義，強迫命令，造成了嚴重的死人問題，還算工作問題。這次會議主要是總結經驗教訓，檢討好了，不給組織處理。

接著，我代表地委作了檢查。頭次檢查擺事實多，把省裏安排的一些情況敘述出來。楊講：路憲文同誌的檢查擺事實多，思想檢查不夠深刻，大家提意見。後來我又作了第二次檢查，這次主要講思想。由於當時左的思想影響。不敢正視錯誤，不可能，也不敢認識錯誤的實際，所以著重從個人方麵檢查，如驕傲自滿、居功自傲、不關心群眾以及官僚主義等。

在檢查前，省委書記楊蔚平指定要點三個縣委書記的名（商城縣委書記王漢卿、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固始縣委書記楊守基）批判。說王搞男女關係，楊用鴨絨作被子，並讓幾個城市女人做，馬反右傾，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把縣委副書記（張福洪）打死了，並把他們評定為三個壞分子。當時我思想不通，認為這是曆史上處理過的，和死人沒什麽關係，就輕描淡寫說了幾句。散會後，楊蔚平訓了我一頓：叫你點名，你點得不痛不癢，你為什麽不敢點，是不是有把柄落在他們手裏，怕他們揭發你？結果楊又親自點名，並把馬龍山看管起來。原定把王漢卿調雞公山做調查研究，把楊守基調到省科委，他是水利土專家，還沒走，就被叫到會上批判了。

會上黨校書記閆仲儒對我發言過於激烈，說：路憲文不是工作問題，認識問題，是立場問題。當場受楊蔚平的批評，說他無限上綱。楊讓我寫個地委常務會總結。楊看後說不管用，太囉嗦，文字太長，內容太複雜，楊親自主持黨委會議作決議。會上我要求給處分，楊堅持不給，同來的幾個省委領導也同意給我處分，調其它地方工作，楊堅持不給處分，說這是大方向問題，路憲文代表大方向。

會議上，省委還帶了電台，每天把會議情況向在北京開會的吳芝圃匯報，常委會議決議也送交了吳芝圃。吳說：會議開得很好，路憲文同誌也作了深刻檢查。

吳芝圃從中央開會回來，在大會上講：信陽死了那麽多的人，商丘也死人了，中央精神主要是接受經驗教訓，不作組織處理。

9月份，到省委開會，傳達在羅馬尼亞共產國際會議上中蘇關係情況。省委要我在省委全會上作了檢查。這次檢查還是說過程多，思想檢查不深刻。吳芝圃說：憲文同誌主要是對信陽死人問題的說明，思想認識不夠，省委決定讓你留在原崗位堅持工作，在什麽地方倒，就在什麽地方爬起，要直起腰杆工作。

在此階段，省委這樣處理，真實意圖是處理三個縣委書記，以保地委，最終達到保省委，保存三麵紅旗的目的。

第二階段：據省紀委書記劉名榜61年談，河南省委、關於信陽常委擴大會議的決議報告中央後，劉少奇同誌代表中央作了批複：讓信陽人民來個二次解放，信陽地區地主階級複辟了，信陽地委黨變成了國民黨，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徹底發動群眾揭發，查清處理，中央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來河南進行調查，並向劉少奇作匯報。譚震林、徐子榮帶著劉的批示到河南省委會上作了傳達。省委會議的空氣立即變了。楊蔚平說：信陽事件，路憲文是反革命，立即槍決。吳芝圃低頭不語。會上一片殺氣。後來中央又派李先念、陶鑄、譚震林、王從吾、徐子榮、王任重等代表中央來河南處理問題。

我正在傳達布加勒斯特會議精神，楊蔚平到信陽地委，代表省委宣布政治局會議決定：撤銷你地委書記職務，不算最後處理，還看情況發展，希望你老實檢討，不要上攀下連，最後處理還是省委作決定。

省委先派戴蘇理、趙定遠當信陽地委正副書記。這時在信陽地區就開展了民主補課運動。說“信陽事件”主要是民主革命不徹底，地主複辟了。吳芝圃在信陽幹部會上講：我用錯了人，知人知麵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壞人，信陽地區這麽嚴重的問題他都沒給我說，我犯了官僚主義錯誤。楊蔚平說：有人說路憲文是好人辦壞事，不對，路憲文是反革命分子，餓死那麽多貧下中農、階級兄弟，還能是好人。他們走到哪裏都這樣講縣委書記，到一個縣抓一個縣的縣委書記。甚至揚言說：信陽要組織暴動，派15軍7師一個團到信陽鎮壓。據說他們去查，老百姓嚇得到處藏，竊竊私語，被他們認為要暴動。

從此信陽就變成大捕，大抓。大概有數千幹部被抓入監獄，15萬人抓起集訓審查。有些縣監獄中裝不下，就騰空房子安排。集訓沒飯吃，家屬不能接見，家屬們把紅薯、饃從高牆外往裏扔，裏麵搶著吃。當時有些幹部自殺了，有些農村幹部被抄家了。南陽唐河縣委書記的愛人和孩子集體投井自殺了。當時因害怕而自殺的人很多，沒人敢統計這個數字。死人數字越報越多，誰報得少是包庇，被批為右傾。這造成新的恐怖，許多地富反壞右興高采烈，乘機對幹部打擊報複。

省委常委會上研究要槍決路憲文，征求各地市意見。據商丘地委副書記耿化伍說，大家誰也不發言。徐子榮在幹部會上講：要落實一下，殺人問題究竟殺多少為好，是不是大縣殺八百，小縣殺四百，一個大隊殺四至五人（我親自看過講話稿），共2萬人。據省委副書記楊玨講：在省委討論殺人問題，大家不好講，我說殺人是大事，咱是否看看別省怎麽辦，或請示一下中央，大家一致同意。

結果去請示毛主席（毛主席當時在長沙巡視），主席下了6條批示，主要精神是：餓死人的問題是高指標，高征購造成的，死官僚主義，死官僚主義也是人民內部問題，教育好了還可以為黨做工作。一個不殺，大部分不抓，抓起來的立即釋放。先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然後再解決敵我矛盾。

據信陽地委副專員講，鄧小平從四川視察回來路過信陽，把信陽地委檔案調出來看了一下，說各地都是這個調子、做法，信陽沒什麽特殊的，不同意殺人。

當時中央有個電報叫放人。據信陽地委副專員講，當時劉建勳曾打電話給戴蘇理，讓他把抓起來的人員放了，先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戴不放人。後劉建勳又親自到信陽做戴蘇理的工作，思想做不通。

一場轟轟烈烈的黨內鎮壓反革命運動就這樣不聲不響地停了，使我黨避免了一場悲劇。

第三階段：1962年，省委派紀委書記劉名榜、組織部長張建民、地委副書記趙定遠到公安廳找我落實材料。

由於當時思想認識糊塗，不敢說真思想，材料仍不能落實。

河南省委副書記何偉主持對信陽問題作結論。他到農村作了調查，村上老百姓給他說實話：這事也不能光怪地縣委書記，上邊給他們要糧，他們不給也不行。

回來後，他對信陽問題作了結論上報中央。省委副書記趙文甫把我叫去談話：你寫的材料我們看過了，還不錯，基本認識了自己的錯誤。省委把你鬧（方言？）來，主要是為了保護你。信陽死人在全省比例較大，死人數字也弄不清，你說把你拉出去槍斃虧不虧。我說不虧。他說不要你說不虧，把我們任何一個省委書記拉出去槍斃都不虧。省委對你的問題作了討論，黨內處理，你不要有什麽顧慮。

這以後一直沒有回話。到63年9月，省紀委劉名榜和湖北調來的另一位副書記找我談處分決定，叫我簽字。趙文甫也找我談話說：中央對你的問題已批下來了，得受點刑事處分，還算寬大處理。他把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及中央指示給了我一份，說：“還得辦一個法庭審判手續，叫王光力找你談談。”

法院院長王光力找我說：“趙書記找你談了嗎？還得行個形式，你準備怎樣談？”我就從頭到尾談了。沒說幾句，他阻止我說：“省委的問題他們已做了檢查，你光說你自己的。到時問你什麽答什麽。”檢查員、副檢查長丁某叫我在起訴書上簽字。我當時對一些具體材料提出意見，他大聲訓斥我：信陽死那麽多人，你還有意見嗎？

然後法庭。院長問：“×××問題你知道嗎？”我說：“知道。”問：“有沒有？”答：“有。”十幾分鍾就結束休庭判決（開除黨籍）判三年徒刑，定瀆職罪，降5級級別，按15級發生活費）。

出來後才知道，原來省委對我的處理報告，戴蘇理不同意，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又告了狀，說：“對路憲文他們的處理太輕，我回去沒辦法說服群眾。”因此，由中央決定，由陶鑄主持處理。後來的報告就是中南局的了。

過了一月，把我放出來了（10月中旬）。我回到省委招待所（原在公安廳技術處住）。關於我們犯錯誤處理的決定（22人）傳達到支部，隻傳達，不討論。趙文甫談：要站起來，不要覺得比別人低一等，不要悲觀，要有信心，將來還是有前途的。社會上輿論很多，有支持的，反對的，你不要隨意相信，再犯錯誤就不好辦了。

接著把我安排到博愛農場去深入實際，調查研究。

66年5月，省委派工作組到農場調查，農場黨委對我的思想工作作了結論，叫我寫了申請準備入黨。但被繼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衝了。

信陽發生餓死人問題，我作為當時的信陽地委書記是難辭其咎的。但是信陽事件處理的結果卻存在著問題的。

第一，把信陽事件中的大批幹部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不對。信陽地委及下麵的幹部雖然客觀上執行了左傾路線，但是這些幹部從主觀上都是按照黨的路線，按照省委的指示辦事的。這些幹部都是聽黨的話，積極為黨工作的。按照黨在當時的路線辦了錯誤，怎麽能說是敵我矛盾呢？

第二，河南省委主要領導應當對信陽事件負主要責任，這一點從事件發生的原因、經過、結果中完全可以得出。

第三，我是當時左傾路線的執行者（對公社化問題我有重要責任），對河南省委的錯誤決策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未能進行有力的抵製，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定我打擊報複罪，違法亂紀是錯誤的。

信陽地區出現的告狀信等幾個問題的處理，並不是我的意見。如信陽縣委書記寫匿名信說人民公社搞壞了，餓死人了等，是省委轉來匿名信令我查處的。60年到光山縣白雀園公社視察工作，回來後接到一封匿名信，反映死人情況。我立即派人去檢查，檢查人員回來後，縣委把這個人逮捕了（小學教員），我聽後很生氣，立即給縣委打電話讓放人，賠禮道歉。信陽專署建築公司一個幹部（黨員）用地委的信紙，以地委的名義批評信陽縣官僚主義，餓死人等，信陽縣委找到地委辦公室，經查查出了這個人，地委指定單位對他進行批判。正在討論處理，中紀委李堅同誌來信陽視察工作，提出不讓處理，就停止了。如果我這些也算打擊報複，那麽開封地委書記張申在省委工作會議上發言，反映浮誇情況，省委說張反黨，把張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算不算打擊報複？省委一個副書記在潢川對一個調查死人的民政廳幹部進行批判，說他思想右傾，給三麵紅旗摸黑，不適應生產救災工作，批判後送回省裏。這又算什麽？民政廳一位老紅軍幹部（處長）張甫要向中央告狀（死人問題），省委副書記楊蔚平立即派人把張甫從火車站接回，並用給張甫老婆安排工作的辦法，說服張甫不要告狀，這是什麽手段呢？我並不存在打擊報複人的問題，當然更構不成打擊報複罪。

作為地委領導，我多次下去調查和了解一部分情況。我對農民無糧、餓死人問題是十分重視的。同時我不顧一切向省委要來了糧，又設法部署從其他方麵弄糧，還多次到下邊布置安排救災糧的發放和救治病員。路遇生病群眾，我給糧票給錢，勸他們回去。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確盡了自己的努力。說我見死不救，我認為不正確。如果說瀆職的話，應該是省委主要負責人。是他們隱瞞事實不報中央，是他們在這種情況下仍用反右傾的手段繼續征糧，把下邊的幹部和群眾逼入絕境。

光山縣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右傾鬥爭中，打死了縣委副書記張福洪，向地委報告福洪畏罪自殺，地委立即派檢察院、紀委同誌組織去檢查。因當時正在反右傾，群眾不敢說實話，布置了個假現場，死人也已埋了，工作組回來向地委作了報告，地委專題報告了省委，省委也沒表態。把這也定成我的罪狀，說檢查不認真，這是不確切的。

在信陽期間的工作，我承認有脫離實際的問題，可那不是我要脫離實際，而是那股左傾思想，那條左傾路線脫離實際。工作方法上我不能說自己十全十美，但是我決沒有違法亂紀。當我們向中央申訴時，又把我們這些受重處分的幹部說成是違法亂紀，則更是錯誤的。

公社化以後，每年都發生壞分子偷盜宰殺公社耕牛的事，為了保護公社財產、生產力，對這些事采取了打擊措施。1959年秋冬，宰殺公社耕牛的事件越來越多，地委研究認為，壞分子趁災情破壞人民公社，就派公安處檢察院研究了個政策，對地富反壞右判刑，對貧下中農進行批評，並訂了八條政策（內部掌握）。結果處理得多了些。在處理“信陽事件”時說，群眾餓著肚子，殺個耕牛你還判刑，屬違法亂紀。反過來說，隨意殺公社耕牛，就不違法亂紀嗎？

1959年10月以後，征購沒結束就發現群眾外流，逃荒要飯情況。11月份，外流人員增多。根據省裏的指示精神，組織了收入外流機構。地委決定公安局副局長韓仁秉和民政局共同負責辦這個事。以流竄作案的刑事犯罪分子，由公安局查處，對群眾外流的，由民政局負責收流，送回原地。規定群眾每人每天8兩糧食。由於管理人員多吃多占，群眾吃不到。那年冬季下雪很多，因發現每次下雪，公路上就有死人，地委就讓各縣社每次下雪派人到公路上去收容，誰餓死誰負責。在基層幹部中有口頭禪：好人不外流，外流無好人。我在會議上講過壞人是少數的，好人是多數的。收容外流本是大好事，確實減少了人員死亡。在處理“信陽事件”時，說我把外流群眾當流竄犯，否定外流收容工作，這也是攻擊一點，不及其餘，擴大了收容外流的缺點，否定了收容外流的成績，這是不切實際的。

當年，省財委副書記李紹禹，潢川縣委書記梁得柱到踅子區視察災情，中午公社準備了好幾個菜，我發現後立即糾正，馬上讓端下去，並批評了他們。艱苦樸素是我一貫的美德，為給我定罪，把這些說成我的支持，我不能接受。

對於一個錯誤路線下積極工作而犯有錯誤的同誌，中央一貫強調在處理犯錯誤同誌時應弄清當時的具體情況，弄清錯誤產生的社會根源、曆史根源，弄清思想，團結同誌，而不要過分追究個人責任。這就是我黨所倡導和實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處理人要錯罰相當，我什麽時候都不否認自己在信陽餓死人問題上不可推卸的責任。但處理的結果和定罪是不妥當的，不公的，不能真正起到挽救人，教育人的作用。

“信陽事件”發生的內在曆史和社會的主要原因就是左傾路線，而貫徹廬山會議之際，也是左傾路線把“信陽事件”推上頂峰之時。不幸的是，左傾路線指導下犯左傾錯誤，上級又用左的方法處理，不實事求是地定罪，當時受重處分的縣級幹部22人，受刑事處分的600多人，受撤職以上處分的6000多人。正如胡耀邦同誌後來在批示中講的：當時河南省委在處理信陽問題時，有許多不妥之處。把路憲文他們當反革命抓起來是錯誤的，處理人過多過重。省委承擔責任很不夠。

中央紀委某同誌講：“信陽事件”處理時，性質定錯了，應糾正。我們當時參與了這件事，如需要我們檢討我們檢討（文革後期講的）。叫河南省委戴蘇理出來處理，戴蘇理不幹。

左傾路線已釀成嚴重後果，而處理“信陽事件”卻以左反左，可見左傾思想在黨內影響之大，錯誤的東西，在黨內市場之大。因此分析造成“信陽事件”的社會的和曆史的原因是必要的，通過信陽事件總結其經驗教訓更是必要的。

通過“信陽事件”的反思，得出的主要經驗教訓是：

第一，錯誤地發動政治運動，利用政治鬥爭，形成一言堂的局麵，會使錯誤路線暢通無阻。

五七年的反右擴大化，已在全國形成了特殊的政治環境，使許多正確的意見得不到反映，加之黨內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也給黨內的有些高級領導人搞宗派主義，謀劃取私利提供了條件。

當時河南省的主要領導人吳芝圃與潘複生之間存在著意見分歧，也存在著權力矛盾。潘複生作為省委書記在黨的會議傳達中央領導的講話精神，並談了自己對人民公社及征購糧食的看法，這本是很正常的，但是吳芝圃利用當時的政治形勢，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打擊了潘複生，並連帶上了楊玨、王庭棟，把它們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以打垮與自己意見不同的同誌。後來又打擊了彭笑千、邵文傑、馮鳴臬六人以及張申等持不同意見的許多同誌。這種不正常的黨內的政治生活，不擇手段的政治鬥爭，造成河南一言堂的局麵。吳芝圃的權利欲得到實現了，更主要的是他所推行的左傾路線沒人能抵製了，也沒有人再敢抵製了。左傾思潮在河南泛濫成災，左傾路線在河南暢通無阻。河南開始出現大量餓死人的問題，還以反右傾為手段，打擊說實話的同誌，使問題不能及時真實地向上級領導反映。掩飾這一真相，使左傾思想繼續推行，危害進一步擴大，直到信陽問題的出現，嚴重後果已經產生。由此可知，黨的幹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正派的作風，正常的黨內政治生活，發揚黨內民主是執行正確路線，防止、抵製錯誤路線，避免重大錯誤後果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

第二，錯誤路線引導下的群眾如果愚昧、盲從，就會釀成大災禍。

黨領導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解放後，又取得了一係列革命和建設的重大成就。人民群眾熱黨愛、擁護黨，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深信不疑，再加上五七年的反右擴大化，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使群眾中有可能產生的對左傾路線的懷疑，也轉而成為一味地盲從。

當時，人民公社化一轟而起，鋼鐵元帥升帳，農業生產受損，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完全悖離現實，違反科學的虛報產量、放衛星，這些都是違反社會經濟規律的，但卻沒有受到群眾的抵製。人民群眾在當時隻有被管理權。無論是當時的政治運動，還是大規模的經濟運動，從其真實意義上講，不是群眾運動而是運動群眾。一說批潘複生連根本不知潘複生為何人的小學生，農民都要每天寫三張大字報。一說大辦鋼鐵，不僅連群眾的鍋都砸了，而且連當時的生產工具如：犁、鍁也給毀了，用“小土群”，將好端端的工具，用具煉成廢鐵群眾也跟著幹。人都去煉鋼鐵，竟讓莊稼爛在地裏不能收，群眾竟也認了。虛報糧食產量，群眾視而不見，聽了也當作新聞，河南日報，國家最權威的人民日報竟然能大登特登予以宣傳。連農業專家也會在畝產7200斤（7320市斤）小麥的驗收簽字認可。

特殊的背景，左傾路線下的高壓，一言堂的局麵形成了群眾在事實上的無權，形成了億萬群眾的麻木、愚昧和盲從。風吹江海，掀起濤天巨浪，釀成慘重的災禍。河南信陽出現的問題是河南省的主要領導將左傾之風狂吹，下層幹部和廣大群眾被運動，兩者結合起來而形成的。因此廣大人民群眾主人翁地位的真正確立，人民群眾的思想素質，文化素質水平的提高，是克服和避免政策路線錯誤造成嚴重危害的重要條件。

第三，上層建築的改革一定要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經濟基礎的變更一定要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否則會造成嚴重的社會破壞作用。

這一點不僅是被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也是為“信陽事件”這個反麵教訓所印證的。

當時遂平縣嵖岈山的幾個合作社修水庫，為了解決占地、效益等問題，六個鄉的幹部商量把合作社結合起來成立一個大社，這在一定程度上利於生產力發展所需問題的解決，但搞成大社並不一定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途徑，更不能肯定它是最佳的途徑。

然而這一做法，在黨的高層得到認可，並把它演變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並上升為理論，更主要地是運用政權的力量，強行在全國迅速推行，在當時生產力還十分低下的情況下，跨躍地使社會政治組織，經濟結構進入近共產主義階段。任何違背規律的做法，必然受到懲罰，付出代價。應當承認，正是有了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才能形成全國規模的農民棄農煉鋼鐵，才使社會財產大量地浪費和毀壞，造成社會勞動力的巨大浪費，才造成農業生產的重大損失；有了人民公社這個社會組織形式，才會造成大食堂，造成糧食的大量消耗，才會造成災荒時救災糧群眾吃不到而大量地餓死人。“信陽事件”死人問題實際上就是違背科學規律而受到的一種懲罰。

第四：幹部，尤其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應當注重調查研究，提倡實事求是的作風，建立科學的決策機製，按法辦事，按受監督這樣才能減少乃至杜絕重大失誤。

在左傾之風籠罩下的河南，虛報糧食產量，大放衛星，這些糧食產量的數字並非來自田間，並非來自場上，而是來自遭到強大壓力的幹部們的腦袋瓜，上壓下行，上行下效。河南省的主要領導真的一點不懂農業？不是，他們不懂是應當對河南人民負責。在上級領導的壓力下，下層幹部瞎報胡說，報社的記者竟能赫然堂而皇之地登上河南日報、登上人民日報第一版。如果說黨的高級幹部，能稍稍注重些調查研究，能講一點實事求是的話就不至於出現這種情況。

人為地塑造典型，無限地拔高社會的典型，也是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的。嵖岈山六鄉成立大社，這一事跡被發現後，被人為地樹起來了，無限地拔高，一個典型出現就這好那好什麽都好，白玉無瑕，為了推廣這個典型就不顧條件，不擇手段，這是作為黨的幹部的一大忌諱。

不注重調查研究，不實事求是，必然導致錯誤的決策，河南糧食明明沒有那麽高的產量，卻硬說有那麽高，並製定決策，超額提前征購，造成糧食一下場就征購光的狀況，群眾當然無糧，還得打腫臉充胖子。強行征購，超額征購是造成河南，尤其是信陽地區糧荒從而大量死人的直接原因。

虛報產量，超額征購都是違反政策違反法律的，而這種違了法律的活動因缺乏監督而得以暢通肆虐，違法者還能沽名釣譽獲得更大的權力和榮譽。信陽問題出現以後，河南省主要領導又繼續進行隱瞞，欺騙中央，從而保全自己。當事實再也瞞不住時，就把責任全部推給地委，甚至沉井下石，歪曲問題的性質，把事件搞成敵我矛盾，把下麵的同誌妄圖一棒打死，以達到丟卒保車的目的。

如果當時省裏的主要領導能夠注重調查，實事求是，那麽就不會出現河南一係列的謊謬事，就不至於虛報超征，就不會出現以信陽為典型的大量餓死人現象。如果按法辦事，有強有力的監督就不會出現那麽多違法事件，也不會出現問題後得不到正確的認識和處理。通過“信陽事件”這一重大政治事件，確實可以看到黨的高級幹部注重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建立科學決策機製，嚴格地按法辦事，接受監督以減少乃至杜絕重大失誤是何等的重要。

通過信陽事件得出的經驗和教訓當然遠不止這幾點。不過我想，這幾點倒是十分重要的。

“信陽事件”不是個偶然的，獨立的政治事件。信陽餓死人問題是全國許多地方餓死人問題的一個縮影，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它的發生是多種原因相互結合的必然結果。在這幾種原因交匯結合的信陽，路憲文在那當書記時發生了，如果換作其他人，也照樣會，發自然災害這時在信陽發生了，但是如果沒有自然災害，信陽也會發生問題，隻是遲早輕重而已，全國其它地區餓死人難道都有自然災害這個原因？所以河南發生“信陽事件”非唯天時，也抑人謀，這個人謀就是本文原因和經驗教訓部分所談的主要內容。

信陽事件過後，基於當時的政治環境，對這一事件的經驗和教訓黨的上層領導未能真正地予以總結和汲取，僅僅就事論事，對地、縣、公社等大批幹部狠狠地懲罰一下，並將其性質定為敵我矛盾，這樣做的結果，隻是傷害了一批幹部，而造成事件的原因，通過事件應當總結和吸取的經驗教訓並未有真正地進行。這種造成重大社會災禍的條件依然存在，“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就是曆史悲劇的重現。

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信陽事件”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作為這一曆史事件的參與者，既是事件的見證人，又是事件的受害人，有責任通過對事件的原因和經驗的總結，告誡後人以利於從根本上清除造成這種曆史現象的潛在因素，徹底避免“信陽事件”這樣的曆史悲劇在中華大地上重演。

（朱健國校，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