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德:他媽的,這個官兒可不是好坐的,放個屁也會讓最高層聞見!(圖)

吳德:他媽的,這個官兒可不是好坐的,放個屁也會讓最高層聞見!(圖)

“十多年來的北京，始終是漩渦的中心”

——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吳德

師東兵著《政壇秘聞錄--前中共政要訪談》

       吳德退出政壇以後，幾乎是閉門不出了。但是是，作為一段曆史的參與人和見證人，他始終是人們議論的話題。

　　在曆史的風浪中，有時不是人們選擇了生活，而是生活選擇了人。

　　吳德的沉浮，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這一點。

      
　　當我和他坐下來回憶那段曆史時，我們的話題竟是從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談起的。

      “我的那篇1976年4月5日的講話，是政治局會議決定，由我出麵宣讀的。但是並不是出自我的手筆。當時，政治局會議研究的時候，我匯報了從1976年三月下旬以來，天安門廣場出現的群眾悼念周恩來的情況，當時王洪文就問我：[你認為是什麽性質的活動？]  我說：[ 肯定有一小撮在背後挑動，但是目前我們還缺乏證據。]  華國鋒連說：[是反革命在搗亂，是鄧小平在背後操縱。]  政治局討論的時候，七言八語，就形成了我的講話稿大綱。”

　　吳德絲毫不掩飾他當時的觀點，說：那時盡管大家對張春橋、江青那些人有一定的看法，但是在天安門事件上的態度是一致的，華國鋒尤其積極。”

       吳德4月5日的廣播講話已成為一篇曆史的文獻，特錄如下：

      “同誌們！進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盾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

      “全市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大好形勢。讓我們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爭取更大的勝利！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吳德等我看完這篇當年的講稿後，笑道：“就是這篇東西，就成了後來一些人不能容忍的理由。你看政治鬥爭是多麽的殘酷。”

       提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剛爆發的時候，吳德說：“那時我剛剛從東北來京，對整個運動的情況並不十分了解。劉少奇在和我談話的時候，說：[ 你是北京市委的第二書記，是協助李雪峰同誌公作的。希望你們來演一出現代的《八大錘》。] 

　　因為我和李雪峰調京的時候，從山西和華北局還調來了另外六個主要負責同誌，包括《山西日報》的吳象和山西團省委書記李立功等人。那時北京新市委也沒有多少真正的權威，北京的運動直接受中央的領導，我們動不動就會陷入政治漩渦裏去。

　　李雪峰對我這樣說過：[ 他媽的，這個官兒可不是好坐的，放個屁也會讓最高層聞見，我們的一言一行可是要注意呢。弄得不好，就會栽進黑洞裏了。]  這話，我至今記得清楚。”

       吳德第一次單獨出麵，是1966年8月30日在北京市大專院校革命組織代表會議上和紅衛兵們談話，他是奉了周恩來之命給學生們做工作的，但是他見了他們卻說自己 [ 今天同大家商量一些問題來的 ] 。謙謙之詞，可見一斑。

       他說：“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糾正了前階段的錯誤，扭轉了方向，引向了正確的道路。現在是熱火朝天，群眾起來了，正以排山倒海之勢，衝破各種阻力，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解放17年，北京在修正主義把持下，有許多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一直沒有收拾，腐蝕著人們的靈魂。這次來了一個大掃除，把隱蔽在陰暗角落裏的寄生蟲都揪出來，把金銀財寶、變天帳、武器、地契、委任狀、國民黨旗幟等都拿出來示眾，這件事做得很好。這是一件大喜事。凡是革命的，人民就支持。北京充滿了革命的景象，這是紅衛兵的功勞。革命的人民精神大振。我今天向你們學習，向你們致敬！”

       吳德在談到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條件的時候，說得再明白不過了：“現在形勢很好，能不能把運動搞好呢？這就看能不能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就堅決不做。我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當前是學好十六條。十六條是主席親自製定的，我們要用十六條來統一認識，統一行動。毛主席號召我們學習解放軍，革命師生、特別是紅衛兵要向解放軍學習。總理說紅衛兵是解放軍的後盾，要像解放軍那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忠於黨，忠於人民，很好地團結群眾，聯係群眾，以解放軍為榜樣，做人民忠實服務員。學習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要注意策略注意方法......”

       這也許就是他的經驗之談。

       他在談到要和紅衛兵商量的幾個問題時，這樣說：“最近一些地方出現了打人的現象，個別地方也有把人打死的，我們認為群眾起來，這是出於氣憤，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敵人向我們實行了階級報複，殺了我們八個人，打人是可以理解的。要堅決保護紅衛兵。但是，因為我們人多，你一下，我一下，很可能把他們打壞了，打死了，把鬥爭對象沒有了，有些材料也就搞不上了，算來算去還是我們不合算。如果打多了，也會引起中間群眾的誤會。在這個問題上，要堅決執行十六條。另外，關於給黑幫黑線剃頭，掛牌，戴高帽，一般也不要這樣搞。我們主要采取擺事實、講道理，這是最厲害的，表明我們有力量。”

       1966年12月12日下午，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和紅衛兵在工人體育場舉行的“誓死保衛毛主席，鬥爭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誓師大會”上，吳德發表了實際上是他站出來的講話。他說：“首先，我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戰鬥的敬禮！今天，大家懷著萬分憤怒的心情聲討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這個有重大意義的革命大會，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團結廣大革命群眾向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猛烈開火的英雄行為，我們決心同大家站在一起，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鬥爭進行到底，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講到這裏時，吳德似乎表現出了強烈的氣憤，他用當時流行的語言來說明了眼前這場鬥爭的性質：“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這一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是黨的敗類，國家的敗類，人民的敗類。他們勾結在一起，陰謀篡黨、篡軍、篡政，實行反革命政變，複辟資本主義。我們同他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把這一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揪出來，把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盡管這些都是應景的官樣舉動，但是反映了吳德適應潮流的本領。

      1977年7月2日，吳德和紀登奎、陳永貴三人一起和擔任中央候補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姚連蔚談話的時候，吳德說得很清楚：“現在，陝西省有人在告你的狀。如果再讓你繼續工作，中央怕群眾有更大的反映，中央也不好解釋。因為事情還沒有弄清楚。我們考慮再三，決定讓你回去，接受中央和陝西省委審查。”這時，先後經過他手和他參與，宣布一些人停職審查的，還有吳桂賢、孫健、莊則棟、孫玉國等人。

       但是，他沒有想到，不久，他也和這些人一樣，享受了同樣的待遇。與他們不同的地方是，他和陳永貴、陳錫聯、汪東興、紀登奎是被迫辭職罷了。

       在談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對我說：“政治這碗飯，可不是那麽好吃的呀。從我調到北京後，我就知道自己已經陷入全國的漩渦了，要想不翻船，隻有虛心一些，處處事事都謹慎，多請示，多匯報，自己盡量少擔責任。從一開始，我就下定決心，決不卷入到哪一派裏去，就是一心一意地跟著毛主席走，跟著黨中央走。這是保證我自己沒有在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栽跟頭，和後來的粉碎林彪、四人幫中沒有陷入進去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整個黨中央集體犯了錯誤的時候，我作為中央裏的一個成員，沒有能力，也不可能糾正這和集體的錯誤，這不能怪我。這是整個時代和曆史的錯誤。”

       我問道：“你擔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後，到什麽時候就感覺到再也無法工作了呢？”

       他說：“我從1966年5月下旬到北京，參加了首都的文化大革命，到這年的11月份，北京市批判新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李雪峰已經無法工作了，我名義上也在工作，實際上隻是應付一下生產和抓具體的事情罷了。”

       他給我講了當時的整個形勢：

       1966年底，林彪等人支持《解放軍報》社的負責人胡癡和關鋒、王力在一些部隊運動的調查報告上，提出了“軍內一小撮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提法，甚至提出要在軍以下直至連隊開展“四大”等建議。到1967年1月14日的《解放軍報》社論《堅決把我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裏，提出了“在我們的軍隊裏，確實有那麽一小撮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他們兩麵三刀，當麵是人，背後是鬼”等論斷，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應。

　　就在此的前一天，即1月13日晚上，毛澤東的女兒蕭力親自帶人查封了《快報》的辦公室及其全部的材料，並下令這個機構停止一切活動。

      吳德得到消息：“1967年元旦剛過，林彪秘密地支持唐平鑄、胡癡親自帶領一些人，到北京軍區貼大字報，要揪出司令員楊勇和政委廖漢生。大字報有唐平鑄和胡癡親自執筆簽名，唐平鑄曾經指著簽名說：[這個小名單後麵還有大名單呢。] 

　　他們去的時候，不是公開一起走，而是約定了暗號及匯合地點，夜間到軍報外頭分批上了汽車到了北京軍區。在那兒，邵一海動手張貼大字報，其他人觀察動態。整個行動，十分保密。”

       1967年1月19日，軍委常委在京西賓館召開擴大會議，當提到軍內要搞“四大”時，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陳毅等人立刻跳起來：“黨政機關已經夠亂了，難道還要把軍隊也弄亂嗎？”

       葉劍英拍著桌子喊叫：“警告想要把軍隊搞亂的野心家，他們絕對不會有好下場的！”

       徐向前站起來也吼：“我們搞了一輩子軍隊，難道能允許他們就這樣給毀掉嗎？”

       這就是後來所說的“大鬧京西賓館”的問題。

　　緊接著的，就是2月16日陳毅、譚振林、李富春、餘秋裏等人大鬧懷仁堂的事件。

　　兩者聯係起來，是所謂的二月逆流。

　　吳德那時雖然不在矛盾的中心，但是他對中央發生的這一係列鬥爭，始終是關注著的。

　　他認為，關心這些大事，便於他在今後的風浪中明辯是非。他幾乎是一一地給我講述了當時的大事：

       1967年2月5日，上海市工總司等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組和毛澤東的支持下，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

　　當時，江青和陳伯達就找吳德等人談話，江青說：“上海市的工人階級奪了走資派的黨政財文大權，毛主席給了高度評價，張春橋受毛主席對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是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書 ]的影響，將新成立的權力機構定名為上海人民公社。這個提法不一定好，將來可以改。但是意義是具有普遍性的，吳德你也要考慮和李雪峰劃清界限，站出來革命呀！”

      　　
　　陳伯達說：“吳德在新市委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新市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能讓吳德負主要責任，責任是應該由李雪峰來負的。”

       2月8日，戚本禹在清華附中與中學造反派代表座談時，提出：“你們紅衛兵要準備經受嚴重的考驗，保持造節，徹底革命。”

　　吳德對他的秘書指示：“凡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活動和紅衛兵小報上刊登的有關他們的內容，統統給我找來，我要認真地學習。”

　　於是，他仔細地推敲了戚本禹的這個講話。

　　這天，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批準的八條命令精神，作出了兩條規定：一、海軍和空軍的飛行航校和軍以下單位，一律不搞四大，進行正麵教育。而、海軍艦隊，領導機關和軍區領導機關暫不開展四大。
　　
　　吳德聽到了反映：“這個決定是經過林彪批準的。”

　　他當時脫口而出：“我要是能到了軍隊，那可就謝天謝地了。”

       同天，山西省十六個革命造反派組織向全國發出了節約鬧革命的緊急倡議，提出：“至今在一些革命組成和個人中還存在著講排場、擺闊氣，揮霍浪費國家財產的現象。為了徹底清除反革命經濟主義的餘毒，徹底擊垮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永保江山不變色，喲堅決抵製一切不符合節約鬧革除的做法。”這個倡議書立刻受到了鐵道工人內部的好評。

       2月9日，這天，北京市新華書店出售橫排本《毛澤東選集》20完套，吳德在會議上講話時強調：“這是全國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們一定要把這件具有重大意義的工作搞好。”

　　這個會後，他和謝富治一起出席了北京市部分群眾組織的代表會議，謝富治在講話中指出：“北京市大聯合的道路是工人搞工人的，農民搞農民的，學生搞學生的，不準搞跨行業的聯合，也不要成立跨行業的群眾組織。毛主席強調奪權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否則中央一概不承認。”

　　吳德聽到這些，已經預感到北京市成立三結合的領導機構是以謝富治為核心的。

　　回到家裏，他從秘書送來的材料中，得知戚本禹今天在一次講話中說：“劉鄧陶的影響根深蒂固，劉鄧至今沒有認罪，我們始終不要忘記，不要放棄同劉鄧陶的鬥爭。”

       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黑龍江紅色造反者奪權鬥爭的基本經驗》，同時發表了人民日報的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一個好範例》。這兩篇文章都強調了一個基本的經驗：“革命造反派必須團結省委內執行毛主席正確路線的主要負責人和人民解放軍的主要負責人，三位一體，聯合奪權。”

　　吳德和許多領導幹部一樣，毫無例外地認真地學習了這篇文章。當時，周恩來給他打招呼：“你要有思想準備，和廣大紅衛兵及革命造反派一起，組織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

　　吳德心中有數了，他不會因為李雪峰的錯誤而倒下去。這大半的原因在於，他始終擔任的是副職，畢竟要比正職領導幹部要超脫一些，不在鬥爭的第一線，所以不會先中彈。

       2月11日，中央文革小組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掀起一個反修高潮，這個高潮要壓倒一切工作。”

　　根據這個指示，首都革命造反派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萬人大會，歡迎從蘇聯回來的所謂反修戰士，並抗議蘇聯當局對他們采取的法西斯暴行。這是連日來，近200萬群眾在蘇聯大使館門前遊行抗議的最高潮。

       吳德看到了首都政法兵團貼出的揭發、批判謝富治的大字報和各種傳單，他立刻批示：“這是在全國奪權鬥爭中的一股反革命逆流，敵人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公安部隊的司令員，完全是有預謀的，建議查清。”

       下午，吳德陪同陳伯達、江青、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50多位中學所謂革命師生的代表，桌子上擺滿了聯動組織破壞的東西。江青指著這些東西氣憤地說：“你們看看，這叫革命嗎？可以辦一個展覽，讓他們看看。”

       2月12日，中共中央公布了《關於黨員黨籍問題的處理通知》，指出：“群眾組織無權對黨員實行黨紀處分，黨員的黨籍問題要等到運動後期集中處理。”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公布了《關於取締全國性組織的通知》，列舉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冒出來的所謂群眾組織的名字，指出：“這些組織都不是在自下而上的全國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聯合的基礎上產生的，而是少數人臨時湊合成的，有的帶有行會色彩，還有的是少數地富反壞右分子搞的，所以要堅決取締。”

       2月14日，李富春在黨中央的會議上講：“胡耀邦必須徹底批判，17年來，他實際上是反對毛主席的。”這天淩晨，北京衛戍區逮捕了原化工部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梁膺庸，給他扣的罪名是“叛徒”和“特務”。當天晚上，《光明日報》的群眾再次鬥爭了穆欣。

       2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發動政治攻勢，瓦解反動組織——黑龍江省軍區部隊鎮壓反革命的幾點經驗》的文章。

       這天，吳德研究了農口奪權的一些情況：

       2月4日在譚震林的支持下，“農大紅旗”砸了被稱為反動組織的“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和“農大東方紅”廣播站，開始抓“扒手”和“黑手”。

　　譚震林提出：“他們搞我們的白色恐怖，我們就搞他們的紅色恐怖。”於是，他下令解散了“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和“農大東方紅”，把頭頭打成了“反革命”。

　　這時，陳正人貼出《我的立場》的大字報，反擊農大東方紅和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等組織。

　　農業部副部長朱榮，經過部黨組研究，在大會上控訴了“農科院紅旗”等組織對他“實行的法西斯暴行”。

　　部領導江一真提出“必須加強領導，實行革命的三結合，來打退反革命勢力的進攻！”

　　到2月11日，譚震林領著周恩來接見了“農紅總”組織所屬的五個奪權組織的代表，譚震林指出：“這就意味著我們的奪權得到了黨中央的肯定。”

       2月16日，周恩來在接見內蒙軍區和內蒙三司的代表時，指出：“不要把矛頭對準解放軍。沒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揮的人民解放軍，能有今天嗎？帝修反隻是罵罵而已，不敢動手，就是因為有了解放軍。”

       同天下午，周恩來接見財貿造反派的時候，指出：“中央信得過李先念同誌，他在最困難的時候，協助我把財政上的外債還完了，把內債也還剩下很少一點了。67年、68年就還光了。財政係統有陳雲的思想，但並沒有占統治地位，隻有一兩個月就被我們反對了，毛主席路線就又勝利了。”

       2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文藝團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規定指出：“文藝團體的文化大革命必須堅決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文藝界的鬥爭重點是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徹底揭發和清算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的罪行，肅清以周揚、夏衍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毒害，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

       同日，中共中央頒發了《關於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進一步提出了要把文化大革命深入地開展下去的設想，

       2月18日，毛澤東從2月12日到2月18日，連續三次接見了張春橋和姚文元，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

　　毛澤東說：“奪權一定要搞三結合，福建的問題不大，貴州、內蒙的問題也不大，亂就亂一些。現在山西省奪權的機構裏53%是革命群眾，27%是部隊，20%是機關幹部。你們上海應該向他們學習。1月革命勝利了，2、3、4月更關鍵，更重要。你們要往下傳達：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是反動的。陶鑄鼓吹這個口號，完全是別有用心的，姚文元要寫文章批判他。”

　　吳德得到這個消息後，馬上和北京市的一些幹部說：“毛主席的話是針對上海的局勢講的，我們北京到底怎麽辦？還要聽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如果奪權，是奪李雪峰的權還是奪我的權？我還沒有吃透這個精神。”

       這天的《文匯報》，發表了《造反不分先後》的社論，指出：“熱烈歡迎一切革命幹部起來反戈一擊，任何歧視、排斥幹部起來造反的論調都是錯誤的。”

       2月19日，毛澤東看了北京衛戍區2月18日寫的兩個報告後，即《關於五所高等院校短期軍政訓練試點的總結報告》和《關於兩個中學軍訓試點工作總結報告》，作出批示：“一、此兩件立即轉發全國。二、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每年訓練一次，每次20天。上課以後，在軍訓的20天中軍訓時間不超過4小時，同時學校原課程每天應減少4小時。三、黨、政、軍在機關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實行軍訓，每年20天。”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和其他會議上強調：“毛主席這個批示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加強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對於促進大聯合，推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正軌，對加強戰備，保衛國防都有極大的好處。這次軍訓的中心內容是進行文化大革命兩條路線的教育。”

       戚本禹針對農口出現的問題，在接見農口的群眾組織時，說：“我還是要保一下農大東方紅，他們很有戰鬥力。”消息傳出，農口再次掀起軒然大波。

       中央廣播事業局和廣播學院對北京電台的奪權問題展開大論戰，常發生武鬥。中央文革小組為此事寫了兩封信，要求雙方停止論戰，協商解決。

       2月20日，戚本禹給整理了《劉少奇對抗毛澤東思想言論一百例》、《鄧小平對抗毛澤東思想一百例》、《劉少奇的[天津講話]是複辟資本主義的綱領》等材料的譚浩回信，指出：“  你過去受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類書的毒害，在工作中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現在經過學習毛主席著作和《紅旗》雜誌社論，認識錯誤，決心在哪裏跌倒，就在哪裏爬起來，徹底批判和清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修正主義，同其他同誌一起寫了批判文章，這都是好的。   我們熱烈地歡迎你這種改正錯誤的決心和行動，熱烈地歡迎你歸隊，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來。”

       1月22日，中共中央發表《給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和各級幹部的信》，指出：“貧下中農同誌們，毛主席號召你們，黨中央號召你們，希望你們認真地抓革命、促生產，動員一切力量，立即為做好春耕生產而積極工作。”“黨中央相信，農村人民公社各級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犯過錯誤的幹部也應該努力在春耕生產中將功補過；隻要這樣做，貧下中農應該諒解他們，支持他們工作。”

      　　
　　這天，北京召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成立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等領導人出席會議。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熱烈祝賀紅衛兵的大聯合、大團結、大會師。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也在大會上講了話。

     
　　 2月23日，《紅旗》雜誌第四期社論《必須正確地對待幹部》發表。社論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中，幹部問題是一個關鍵問題。必須按照毛主席一貫提倡的黨的幹部政策，正確對待幹部，成立一個真正有領導能力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才能健全地領導文化革命和領導生產。經過半年多以來文化大革命的考驗，證明我們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必須清醒地看到，確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部門，篡奪了黨政的領導權，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同時也應看到，犯錯誤的幹部，在黨和群眾的教育下，大多數是可以改正的。”

       吳德知道，這篇社論是由王力起草的。

　　社論的討論稿在2月中旬由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征求意見和討論的時候，陳毅曾經長時間地握住王力的手說：“社論寫得好極了！照這樣做，大家沒有意見了！”

       2月24日，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上海臨時權力機構正式定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春橋在全市群眾大會上傳達了毛澤東對上海一月革命風暴的讚揚和支持的指示，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大會通過了《當前上海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任務》的決議草案。

       消息傳到北京後，陳伯達、康生和謝富治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和吳德談話，研究和商量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問題。陳伯達明確地告訴吳德：“中央文革小組和周總理的意見都是建議你擔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協助謝富治做好北京市的工作。中央相信你能在這個崗位上繼續作出成績。”

       2月26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刊登上海體育戰線革命造反司令部魯迅兵團東方紅戰鬥隊的一張大字報《我們魯迅兵團向何處去？》同時還刊登上海《體育戰線》評論員的文章《為[東方紅]小將的一張大字報叫好》。《紅旗》雜誌還發表短評《推薦兩篇好文章》。短評說：“這兩篇文章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的新階段的時候，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派內部帶有普遍性的、迫切需要解決的、關係到革命事業繼續前進的極其重要的問題，即邊戰鬥，邊整風，向自己頭腦中的[私]字開火的問題。”這以後，在一些造反派組織和紅衛兵組織內部，實行了一段時間的所謂閉門整風。當時吳德就對謝富治說：“這些措施，在北京的學生組織內部，不會起多大的效果。”

       3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好形式》，介紹貴陽棉紡廠在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創造了自下而上按部門大聯合的經驗。社論說：“貴陽棉紡廠創造了大聯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照部門把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在統一的革命組織裏，對革命和生產都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目前運動發展到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的決戰階段，無產階級革命派隊伍的組織形式必須適應新的戰鬥任務的要求。”

       3月2日，《人民日報》報道了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消息，並發表了社論，題為〈革命的[三結合]是奪權鬥爭勝利的保證》，高度讚揚了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執行毛澤東的革命的三結合方針，粉碎了階級敵人的假奪權陰謀，終於獲得了奪權鬥爭的勝利。社論指出：“山東的經驗充分證明：隻有革命的三結合，才能及時識破階級敵人的各種陰謀詭計，實現軍民配合，粉碎他們的假奪權、反奪權的罪惡陰謀。”

       3月7日，毛澤東看了《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整頓、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的報告後，作了批示：“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與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構和實行鬥、批、改的工作。先作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還要說服學生，實行馬克思所說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教導，在軍訓時不要排斥犯錯誤的教師和幹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讓這些人參加，以利改造。所有這些，隻要認真去做，問題並不難解決。”

       這天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五期，發表《論革命的三結合》的社論，引用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社論強調：“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要由真正代表廣大群眾的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的代表、革命領導幹部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視或者低估哪一方麵的作用，都是錯誤的。”

       3月8日，農口和首都部分大專院校的造反派召開了“擊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撲大會”，公開把矛頭指向了譚震林。他們重點批判譚震林策劃的《全國大寨式農業典型展覽》和所謂鎮壓群眾的罪行。提出了“打倒譚震林，解放農林口”的口號。

       吳德談到這一點的時候，對我說：“當時我自己也感到突然，譚震林怎麽會一下子要打倒呢？前幾天江青、周恩來不是還要保他嗎？後來我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在這年的2月26日的懷仁堂會議上，譚震林、陳毅、李富春等人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譚震林和張春橋幾乎要拍桌子了。這就是後來被稱之為[二月逆流]的由來。造反派已經從中央文革內部得到了消息，所以即接著就開始打倒譚震林行動了。你別以為北京的學生組織有什麽高的路線鬥爭覺悟，他們每一個行動都有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在背後給他們通風報信。沒有消息，他們是絕對不敢造反的。當然，如果他們受壓也會反抗的，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3月14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三論提倡一個[公]字》，提出這樣的觀點：“離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離開兩條路線的鬥爭，去談破私立公，就會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就是最大的公。”

       3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自首叛變材料》上作了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店內部，都混入少數反革命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都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與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

       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給全國工礦企業革命職工、革命幹部的信》，號召人民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信中說：“希望你們在這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這個新的條件下，更加鼓足幹勁，力爭上遊，成為現階段全國勞動群眾抓革命、促生產的最出色的模範。黨中央決定，人民解放軍大力協助地方，支持工業生產工作。你們應該很好地同人民解放軍的同誌們合作。”

       這天，北京市貧下中農代表會議勝利召開，吳德陪同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到會祝賀。周恩來和陳伯達在會上作了講話。吳德說：“這是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最為重要的一步。”

       3月20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大會上“圍繞階級、階級鬥爭、階級觀點”“主流和支流”“軍隊支援地方”等三個問題作了講話，提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損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最大”的觀點。

       這天下午，造反派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徹底擊潰譚震林資本主義反革命逆流大會，發言的人紛紛批判所謂譚震林的複辟資本主義的罪行，同時提出了“反擊二月逆流”的口號。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領導人出席了會議，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林彪，代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國務院講話，表示最堅決地支持革命群眾反擊“二月逆流”的鬥爭。

       3月22日，繼北京貧下中農代表會議召開的三天，北京市革命職工代表大會又勝利召開。照例又是吳德陪同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等人參加大會祝賀，周恩來和陳伯達作了講話。

       3月23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堅決執行和捍衛革命的[三結合]方針》，指出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

       3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根據毛澤東和林彪3月21日對《青海問題的調查報告》的批示，作出了《處理青海問題的決定》，提出：青海軍區內部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篡奪了軍權，對青海“八一八”等革命派進行了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300餘人，逮捕近萬人。

　　中央軍委決定由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劉賢權全權負責處理有關青海問題。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組織，被打成反革命的和被捕的革命群眾予以平反和釋放，並著手建立以劉賢權同誌為首的軍管會。中央決定，將趙永夫隔離審查，將與此事有直接關係的張秀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

       3月25日，首都中等學校紅代會成立，周恩來、江青到會祝賀並講話。

       3月28日，周恩來在晚間接見水電、煤炭、冶金、物資、林業、計委、紡織等國家機關21個單位的代表，講話時指出：“自上而下地發動群眾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缺乏經驗。現在已經進入第二階段，經驗多了。這次奪權是1949年奪權的繼續，這次奪權是最徹底的。主席在這個問題上有個估計，原說在二、三、四月看出眉目，現在還得加上個五月才能看出個眉目，明年二、三、四月或更長一些時間要看出結果。對幹部不要揪來揪去。你們可以約好時間批判他們，批判完了讓他們回去，他們還要抓業務。如餘秋裏、穀牧同誌，國務院需要他們工作，中央現在沒幾個人抓業務。全國正值農忙，工業處於第二季度。不要搞全麵的審幹，要排排隊解放一些幹部到業務生產崗位上去。”

       3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紅旗》雜誌評論員的文章《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指出：“[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實現革命的三結合的過程中，必須徹底批判在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修養》這本書，是欺人之談，脫離現實的階級鬥爭，脫離革命，脫離群眾政治鬥爭，閉口不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閉口不談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宣揚唯心主義的修養論，拐彎抹角地提倡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提倡奴隸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按照這本書去修養，隻能是越養越修。對這本書的大批判，也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內容。”

       同時，報紙上還發表了王力和關鋒以紅旗雜誌編輯部調查員名義的文章《[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1966年6、7月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

　　毛澤東親自批發了這個調查，批文：“此件很好，可以公開發表，並予廣播。還應調查一、二個學校，一、二個機關的情況。”

       4月1日，中共中央下達117號文件，指出：“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捕人。”文件強調：“毛主席一再教導我們：[革命無罪，言者無罪，大民主無罪。] 強迫群眾請罪的作法，是極其錯誤的，嚴禁假借[鎮反]的名義，鎮壓革命群眾。”毛澤東在這個文件裏，特意加上了這樣一段話：“許多外地學生幾次衝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請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衝擊軍事機關一事都看得太嚴重了。”

       江青對這份文件特別感興趣，她在幾次會議上都這樣講：“毛主席親自指示製定的這個文件，十分明確地體現了毛主席對革命群眾的愛護和保護，徹底糾正了今年2月和3月間全國各地出現的鎮壓學生和群眾革命的錯誤傾向，這就保證了我們的五光十色文化大革命能夠順利地沿著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進下去。同誌們，你們在底下鬥，我們也在上麵鬥呀，這些文件來得不容易呀。我們的鬥爭隻是沒有武鬥就是了。”

       4月6日，中央軍委頒發十條命令，強調愛民。連同以前頒發的八條，體現了毛澤東“擁軍愛民”的思想。毛澤東這樣說：“過去的八條，現在的十條，結合起來就是對的。左派起來了，對立麵也起來了，這不要緊。有點反複有好處。”

       這一天，所謂中南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第一次揪鬥了劉少奇。劉少奇被揪出來以後，幾次提出：“你們可以文鬥，為什麽要武鬥？”

       在此之前，吳德幾次給中央文革小組和毛澤東寫了揭發材料，係統地把文化大革命以來，他所參與的和他所知道的劉少奇、鄧小平對北京市運動的指示作了揭發和批判，表示：“我決心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和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刀兩斷，徹底決裂，同時我也要批判以李雪峰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廣大紅衛兵小將和革命造反派團結在一起，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於是，用陳伯達和康生的話來說：“吳德新生了！”

       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高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批判旗幟》的社論，歡欣鼓舞地宣布：“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的凱歌聲中，一個新的偉大的戰役開始了。”

       陳伯達在軍委召開的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大會上，傳達了毛澤東對該書的批判：“這本書是唯心論，是反馬列主義的，不講現實的階級鬥爭，隻講個人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

       4月10日，清華大學井崗山兵團召開大會，把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都拉出來批鬥。首都及來自全國各地的幾十萬人都參加了大會。

       4月中旬。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部署了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大批判。陳伯達、康生和江青在會議上都作了長篇講話，係統地掀起了批判劉鄧路路線的熱潮。這一切都是為中共九大的召開做準備的。

       4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指出：“內蒙軍區的個別領導人2月5日以來，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內蒙事件主要由王逸倫、王鐸負責，其次由內蒙軍區某些領導人負責。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烏蘭夫問題，要在內蒙公開揭露。中央決定成立以劉賢權、吳濤（內蒙軍區黨委書記、副政委）二同誌為首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本月的17日，中央文革小組和全軍文革小組又發布《給內蒙人民的一封信》，再次聲明了這些觀點。

       4月20日，在北京四代會的基礎上，中央決定正式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由謝富治擔任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擔任第一副主任。

　　毛澤東這天接見謝富治的時候，高興地握著他的手說：“我祝賀你，祝賀大會成功。請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賀。”他還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們說：“青年人要參加你們的工作，使前輩人不脫離群眾，使青年人得到鍛煉。青年人不能脫離生產，這樣不會造成脫離群眾，要半官半民。”

       在北京工人體育場隆重舉行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領導人出席大會。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林彪，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表示熱烈祝賀，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在大會上作了引人注目的講話。

       吳德回憶這段曆史時，感慨地說：“如果從北京這個角度上講，我是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的見證人，也是一段曆史時期的參與人。

北京，作為10年政治漩渦的中心，我始終是身居這個中心的領導人之一。我覺得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上，周恩來的講話，把這個漩渦中心的意義和作用都概括的十分清楚了。”

       周恩來在講話中是這樣說的：

      “北京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的住地，是這次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中心。字從姚文元同誌《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以來，北京市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很快地揭露和批判舊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黑幕和陰謀，這就勝利地揭開了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北京大學聶元梓七同誌寫出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在毛主席親自決定廣播著這張大字報之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在北京，毛主席在親自主持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出了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 一張大字報，製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會議並發表公報，從此宣告姿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失敗。

      “北京的中學是震撼世界的偉大的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在毛主席的熱情支持下，紅衛兵運動迅速席卷全國。特別是去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見以後，紅衛兵小將從學校走向社會，從北京走向全國，到處串聯，大破剝削階級的四舊，大立無產階級的四新，在無產階級問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從去年8月到11月，毛主席接見了1200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小將和革命師生，軍民一體，老少一堂，使我們偉大的首都成為全國向往和全世界注視的中心。

      “北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積極響應林彪同誌去年國慶節在天安門上的號召，展開了兩條路線的鬥爭。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你們堅決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一邊，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次又一次的進攻。你們不僅在政治思想上取得優勢，在組織上也取得優勢。上海的一月革命風暴，把無文化大革命推進到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進行奪權鬥爭的新階段。北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也立即行動上起來，自下而上地展開奪權鬥爭，反對資本主義複辟的逆流，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

      “正是在這一係列偉大鬥爭和偉大勝利的基礎上，北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和紅衛兵小將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通過工人、貧下中農和大中學校紅衛兵的代表會議，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無產階級革命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說到這裏，周恩來話鋒一轉，顯得十分語重心長地說：“你們奪了權，但是，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沒有結束。必須認識到，奪權不容易，當權也不容易，要鞏固這一五光十色專政更不容易。”

       4月23日，毛澤東在《陝西省駐軍負責同誌虛心聽取群眾意見改進工作的報告》上批示：“軍隊這樣做是很正確的，希望全軍都采取此種做法。”同日，毛澤東在四川的報告上批示：“現在另一種思潮又起來了，即有些人說：他們那裏軍隊做的事情都錯了，弄得有些軍隊支左，軍管，軍訓人員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這種情況，要沉得住氣，實事求是的向群眾公開承認錯誤並立即改正。另外，向軍隊和群眾雙方都進行正麵教育，使他們走上正軌。我看現在這股風，不會有二月那樣嚴重，因為軍隊和群眾都有了經驗。偉大的人民解放軍一定會得到廣大群眾擁護的。”

       從這天起，吳德又名正言順地當起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不久擔任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開始了他仕途上新的一頁。

       吳德說：“在北京這個政治鬥爭的漩渦中心，我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與我不是一把手有很大的關係。我要是一把手，也肯定栽下去了。因為北京的政治鬥爭太複雜了，你根本弄不清下一步的潮流要向哪個方向發展。實際上，大家全都是看毛主席的眼色行事，那時叫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但是，老人家本身就很神秘，一般人根本無法和他溝通思想，他到晚年後，精力不佳但思想活躍，在政治力量上搞平衡，有意識地要給人們樹立一些對立麵，以此來製約和控製各方麵的勢力，同時顯示著他的胸懷和力量。他的領導方法，隻有他自己和特定的條件下才能使用，其他人是根本行不通的。這也是後來華國鋒必然要走向垮台的一個原因。我記得斯大林在說到托洛茨基的時候，有這樣一句話：[ 與其說他象個英雄，不如說他象個戲子，把戲子與英雄混為一談，無論如果是不行的。]  我看華國鋒與毛主席相比，就是一個戲子。”

       我說：“後來毛澤東在同林彪鬥爭的時候，你雖然擔任北京市委第而書記，但是謝富治已經生病，你實際上已經主持了北京市的工作。你能否講講那時你的感受？”

       吳德笑了笑說：“是的，在我們黨內你別看這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差距，可是大得很呢！李雪峰剛離開北京先是到了天津，後來又到了河北。我就一直在北京，謝富治這個人很受毛澤東的器重，江青對他很信任，總是有事和他商量，我在北京主要是抓具體的經濟工作，是個典型的執行上級指示的人，和誰也是正常的組織關係。所以一直到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我隻是一個普通的中央委員。九大以後，江青他們同陳伯達、林彪鬥爭上升為主要的地位，一般人根本覺察不到。但是，謝富治好象知道了一些什麽。他生病的時候，我去醫院看他，他悄悄地對我說：[ 北京市的工作，你不要向陳伯達講什麽，這個人的思想意識不怎麽樣，和江青同誌的關係弄得不好，他嫉妒上海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但是又沒有人家那兩下子，說不定什麽時候他就要栽跟頭了。]  我感覺到中央的鬥爭依然激烈，說話做事就更加注意了。所以，在1970年8月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當陳伯達、林彪他們鬧得要設國家主席的時候，我采取了低調子，即設也沒有意見，不設也可以。謝富治生病修養，沒有參加九屆二中全會，不存在什麽問題了。當時，李雪峰是華北組的組長，我就不是什麽主要領導了。8月20日，刊登有陳伯達、汪東興等人發言的華北組第二號簡報（全會第六號簡報）印發全會後，各小組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要求設國家主席和揪出反對稱毛主席為天才的呼聲空前激烈了，到處是一片打倒和千刀萬剮的叫罵聲。我在外麵散步的時候，看見張春橋過來，他鐵青著臉，見了我隻是點點頭沒有吱聲。我以為他覺察到不妙了，誰知道他已經胸有成竹，已經開始向陳伯達和林彪反擊了。我突然想起了謝富治對我講的那段話，馬上給周恩來打了個電話，說：[ 我覺得陳伯達在華北組的活動很可疑，要求中央注意他要揪出的人是誰。]  這個電話顯然對我後來是產生了作用的。那些天，幾乎時時刻刻都在緊張之中。”

       我問到：“毛主席1971年9月12日回到北京後，在豐台車站找人談話，就有你，你當時有什麽感覺嗎？”

       吳德說：“毛主席那時已經把話點透了！我怎麽能不知道呢？毛主席在濟南的時候，就讓汪東興通知我們到豐台站等待毛主席，那時我已經得知毛主席要在國慶節之前召開黨的九屆三中全會，全會上將補選張春橋等人進常委和當副主席。這也是謝富治悄悄地告訴我的。所以，我心中有數。9月12日中午1點10分，毛主席的專列進站，隨後我們上了他的專列車廂，毛主席簡單地詢問了北京的情況，對我和紀登奎、李德生、吳忠說：[ 這次回來要下決心解決廬山會議上還沒有處理的一些問題。你們不要以為隻有一個陳伯達，這個黑手後麵還有黑手。幾次廬山會議，去年這次是最凶的一次。他們的氣勢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他們要分裂中央，搞掉張春橋、江青這些人。為什麽要搞他們呢？無非他們堅持聽我的話，沒有按照他們的意誌行事，這就使陳伯達及其後台懷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後快。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著三個，一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出簡報煽風點火。彭德懷搞我還要下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都不如，可見這些人的風格之低！]  當時，毛主席幾次提到張春橋，稱讚他和姚文元。當時張春橋為了表示謙虛，不讓在傳達毛主席指示時提他，後來華國鋒把他們抓起來以後，有關他們的東西都成了禁區，這不符合曆史。所以，我和你談的時候，盡量都是毛主席的原意。”

　　講到這裏，我詢問毛澤東對汪東興的態度時，吳德說：“毛主席對汪東興並不滿意，但是為了團結多數嘛。在我和張春橋一次談話時，張春橋對我說過：[ 汪東興在毛主席身邊，可以穩住許多人的心。他的問題以後慢慢解決，並不著急。他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但是他沒有想到汪東興在抓他們的問題上可是起了大作用了。”

       我說：“請你能談談林彪事件以後，你在中央所看到和所幹的事情。這樣，便於我們研究曆史的經驗和教訓嘛。”

       吳德想了想說：“我看毛主席也沒有預料到林彪事件會是一個這樣的結局。林彪之死對毛主席的威信是有損傷的，出了林彪後，人們對毛主席的神話破滅了。加上他已經是快80歲的人了，身體明顯地惡化著。中央所有的領導人的思想已經在產生著變化。這種變化從表麵上是看不出來的，隻有從私底下的談話裏感覺到人們的擔心和考慮的問題。人們希望國家能夠逐步地平穩，對政治的興趣在漸漸地淡化。什麽路線鬥爭的覺悟，什麽區分馬列主義的界限，都已失去了信仰的支柱。你怎麽敢在林彪活著的時候反他呢？他是黨章上規定的接班人呀！所有這些，毛澤東也看出來了，提出批判路線鬥爭的不可知論，其實解釋這些問題的人本身也是解釋不清楚的。林彪死後，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恩來主持，周恩來想糾正林彪的極左錯誤，這自然又和江青、張春橋的做法，其實也是毛澤東的主張產生一定的矛盾。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在具體的做法上微妙的差距，人們都注意到了。好在周恩來和毛澤東都能顧全大局，都不會把領導人之間的分歧暴露得不可收拾。中央裏抓經濟工作和具體工作的本來就少，新上任的文革派，政治局裏一些人私下把張春橋、姚文元說成是文革派，他們畢竟在管理國家機器這一點上生疏，不象經過長期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的老同誌那樣精煉。毛主席雖然有計劃地在培養他們，但是那畢竟不是一日之功。毛主席天天講路線鬥爭，講理論指引，使他們真正產生了誤區和錯覺，以為那就是一切，就是戰無不勝的靈丹妙藥。”

       我說道：“ 鄧小平第二次複出，改變了中國的整個進程。我認為毛主席的本意，是想在中國和世界的曆史上樹立善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對象包括善於團結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的這樣一些人的形象。另外，他認為，越是犯過錯誤的人，象鄧小平、汪東興等等，他和他所選擇的接班人更能控製住他們，便於為他們所用。但是，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即反證了他自己的失策。這一點，是政治家的大忌。”

       吳德不住地點點頭：“你在看毛澤東的心思上把握的比較準。這一點，毛澤東實際上已經在和他身邊的人談話時，說得很清楚了。有人說鄧小平站出來是周恩來起的作用，實際上是毛澤東提出他的想法後，周恩來摸準了毛澤東的思想，及時地提出了他的建議。林彪死後，一切被林彪打倒和林彪所反對過的人紛紛站出來，客觀上也就給毛澤東的危機創造了條件。人們並不認為是他們自己錯了，而是認為毛澤東在糾正自己的錯誤。”

       我問：“粉碎林彪集團以後不久，謝富治也死了，你擔任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參與了後來黨中央的一係列重要的決策，你認為毛澤東的主要思想和舉措究竟怎樣？”

       吳德斟酌著字句，慢慢地說：“林彪死後，應該說黨內的高層內部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整個過程產生了懷疑和不滿，特別是一些被打倒的領導幹部紛紛站出來，如羅瑞卿、楊成武等人出來工作，引起了國內外的注意。那時人們看報紙，並不是首先看中央的新精神，而是看報上哪些被打倒的站出來了，這些成了新聞。周恩來是熱衷於解放幹部的，許多站出來的人也以受林彪的迫害為名揭露林彪集團，即使是對毛主席不滿的人，也隻是把氣往林彪身上發泄。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也隻能是在心裏嘀咕，並拿不到桌麵上來。這時的人心，已經很難再有凝聚力了。林彪一倒，整個林彪宣傳的理論體係也產生了動搖，批判林彪的路線，不可避免地要動搖毛澤東多年來依靠此建立起來的威信。盡管黨中央和毛澤東竭力避免這種局麵，但是這種根基的動搖是任何人所不可扭轉的。這就產生了鄧小平為代表的老幹部們要占優勢的社會基礎。我記得1974年初，那時黨的十大已經開過了，我當選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曾經找我談話，詢問了北京市的情況，她對我說：[ 現在自上而下都有一股要翻文化大革命案的逆流，如果現在不引起重視，將來非受害不可。我覺得這股風是一些人有意識地推波助瀾搞起來的。]  我問道：[ 這個情況要是向毛主席反映，要拿出事實來才行呀。抽象地談，隻會使毛主席反感。]  江青自己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但是，你要佩服，江青那個女人的腦子確實好使，她在那個時候已經感覺將來非有麻煩不可了。”

       我身旁的一位同誌問：“那她為什麽不采取措施呢？”

       吳德說：“那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到了1974年和1975年那個時候，打倒一個領導人就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情了，不但要有事實，而且非要毛主席點頭不可。我認為，從林彪事件起，毛主席對幹部的政策就采取了特別審慎的態度。他知道整個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出頭露麵很多，許多幹部的打倒都和江青有一定的關係，所以積怨很深，毛主席不願意讓她再衝到第一線發號施令了。在我參加的幾次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幾次說：[ 江青哪，你也要注意學習呢，你不好好地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也是要吃虧的。我們黨的幹部的成長，除了一定的理論學習外，主要的還是總結經驗和教訓，包括曆史的和現實的。江青你如果把這些經驗和教訓總結好了，你就擁有了黨內最寶貴的財富。]  他還這樣說：[ 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內戰，你江青是打頭陣的，功勞大，也必然缺點多。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你的積怨，與這個很有關係。]  這些話，江青並沒有很好地聽進去，加上毛主席年事已高，許多幹部已經在給自己留後路了，他們對毛主席明顯地采取了應付和敷衍的態度，更有甚者，是在哄騙毛主席，得過且過，根本無心好好地為黨工作。再說，毛主席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明顯有病了。雖然老人家的身體健康在當時是黨內的最高機密，但是畢竟人們會從電影和電視裏看到毛主席越來越老，這個已經保不住密了。”

　　他打了半個手勢對我說：“那時江青拚命地想掩飾這一點，說毛主席的身體如何如何健康，不敢正視毛主席有病的現實，但是這怎麽能瞞得住呢？毛主席幾次發病，江青悄悄地跟我說：[ 我懷疑汪東興和那個李誌綏有名堂，他們有勾結，過去都和林彪、葉群那些人眉來眼去，上過賊船，會不會是林彪的特務呢？] 

　　我說：[ 這要有事實呀，沒有事實怎麽能讓政治局的同誌相信呢？] 

　　江青也發愁，說：[ 毛主席的身體讓他們越治越壞就是最好的事實呀。] 

　　 她拿出不久前毛主席的照片讓我看：[ 幾天前還是這樣的，怎麽吃了他們的藥後變成這樣了？這裏有問題呀。]

　　她請教了許多人，大家都認為不可能，江青這才不吱聲了。

　　但是，她對醫生們的建議總是不放心，總是和張春橋、王洪文這些人到上海確診才同意毛主席的治療方案。

　　實事求是地說，江青並不是壞心，他的許多話也是很有道理的。有人建議要給毛主席輸液和打針的時候，江青和張春橋再三地說：[ 要盡量減少藥的負作用，盡可能地不吃藥，不打針，盡量用先進的方法和傳統的按摩來治療。] 

　　 但是，毛主席患的是運動神經元病呀！這個病基本上是不治之症，醫生偷偷地預言，頂多能活兩年的時間。盡管是絕密消息，但是周總理和鄧小平、葉劍英這些人當然能夠知道呀。江青和張春橋也不得不正視這個現實了，但是他們顯然對毛主席的身體狀況估計不足。當時的政治力量都在爭取時間，爭取力量。那個時候的政治鬥爭，非常複雜。我在當時也看不清楚鬥爭的實質和雙方，甚至是幾方鬥爭用的策略。”

       我說：“當時毛澤東采用的態度是靜觀動態，不露聲色，暗中部署力量。”

      “對！”吳德拍著大腿說，“毛主席當然知道他的身體狀況，先是眼睛看不見，再就是癱瘓，腿根本站不起來了。睡也睡不著，氣喘、胸悶，都是不好的兆頭。他心明如鏡，知道鄧小平在和江青、張春橋爭，是要否定他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有周恩來和葉劍英在支持，他沒有想到鄧小平會迅速和周恩來、葉劍英搞到了一起，因為周恩來和葉劍英在打倒他的問題上是采取堅決的態度的。毛主席在和鄧小平談話的時候提到了這一點，但是鄧小平已經對毛主席深知其人了。毛主席在沒有部署好自己的戰略行動的時候，總是千方百計地做掩飾工作，他決不輕易地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意圖。毛主席在湖南長沙治病，根本不想和周恩來、鄧小平灘牌，他采取了他一貫的策略：誘敵深入，放開長線，充分暴露鄧小平的力量和黨內究竟有多少支持江青、張春橋的勢力。他的後撤，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四屆人大可以讓鄧小平充分展示他的力量，把所有的人馬都可以拉出來，黨的副主席給他，他要什麽都可以給他什麽，我就不相信他能反了天！] 但是不到一年，毛主席發覺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抓住一個清華大學的問題，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終於把鄧小平打下去了，剩下一個葉劍英，毛主席也讓他請病假休息，其實是讓他靠邊站。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的爆發，促使毛主席下了決心，一定要把鄧小平和他的支持勢力全部打下去。他曾經對王洪文、張春橋和華國鋒說：[ 按既定方針辦，這是關鍵性的一仗。]  當時誰也不理解毛主席的話，現在就看得十分清楚了吧？”

       我問：“毛澤東的那個[按既定方針辦]的臨終矚咐究竟有沒有？”

      “有！”吳德說：“而且還是華國鋒在1976年7月底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親口傳達的。當時我們都在。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這些人抓了起來以後，他說什麽誰還敢再說半個不字！？當時把四人幫說得比任何敵人都壞，這就封殺了任何說真話的可能。現在黨內有人說華國鋒才是真正的政治騙子，指的就是類似這樣的事情。大概是政治鬥爭的需要吧，我也說不清楚這些了。不過，就拿江青、張春橋這些人的話來說：[ 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並沒有他們自己的其他目的，所以不存在他們篡改毛主席指示的陰謀問題。但是，直到現在是否到了能夠把這個問題說清楚的時候，我還沒有把握。我隻是想把這些事實擺出來，對曆史負責吧！”

      “你對華國鋒的印象如何？”我最後問。

      “朝令夕改，出爾反爾，說話辦事沒有什麽原則，他基本是一個實用主義者。”

　　吳德說：“認識一個人需要一個曆史的沉澱和反思的時間，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人還可以得出更為準確的結論。我辭職的時候，華國鋒找我談話，我說：[ 你什麽話也不要多說了，你說什麽也未必頂用。你這個人是從來不把你說過的話當回事情的，連中央的決議都可以當作一陣風，這還有什麽可講的呢？] 我這樣講，也是不得不說的話。後來我就把一切政治看得比較淡了。”

       吳德說完這話，坐在沙發裏兩眼紅紅的，好長時間沒有吱聲。對這樣一位有豐富的文化大革命資曆的人，我多麽希望他能夠提供更多的材料，來說明那個“史無前例”的運動的詳細內容呢。為此，我作了最大的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