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大躍進”年代的辭職風波 (圖)

1959年周總理視察都江堰

　　最近，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代偉人:周恩來二十六年總理風雲》(楊宗麗明偉著)，描述了特殊曆史時期的周恩來總理豐富的內心世界，敘述了周恩來如何組建“內閣”，為安排民主人士煞費苦心；“躍進”年代，他受到批評後一再檢討以至提出辭職；“解放”幹部，為鄧小平等人複出費盡心機……書中首次披露了許多當事人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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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在“大躍進”年代的辭職風波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以後，周恩來更是被“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壓得內心異常的痛苦和矛盾，從組織原則上他必須徹底認錯，但從唯物主義原則上他又必須實事求是，矛盾的心態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項痛苦的抉擇——辭職。

進入1958年，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一度陷入被批評的境地，在一段時間裏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來在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集的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借談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修改問題，毛澤東對周恩來等主張反冒進的人的批評，是直截了當的:“你們那個時候，不僅脫離了各省，而且脫離了多數的部！”

隨後，毛澤東在召集一係列更大範圍的會議時，繼續批評周恩來等人。

1月11日至22日，毛澤東在廣西南寧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華東、中南等地區九省二市領導人參加的工作會議。

參加會議的代表都接到了會上分發的12份作為批評對象的材料，這些材料，都是反對冒進的，許多都與周恩來有關。

南寧會議一開始，與會者就更為清楚地感覺到毛澤東對反冒進的不滿，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想說的話還沒有說完。

會議第一天的晚上，毛澤東單刀直入地說: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是沒有把指頭認清楚，10個指頭隻有一個長了瘡，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

毛澤東做事，不做則已，一做到底。在他看來，反冒進的思路必須打掉，“反冒進”這個詞都是極不入耳的。12日上午，毛澤東進一步從“政治問題”上來清算反冒進問題:

1955年夏季，北戴河會議“冒進”，想把鋼搞到1500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1956年夏季北戴河開會“反冒進”。人心總是不齊。……

毛澤東講這番話的時候，周恩來不在場。但毛澤東的話很快就傳到了他的耳中。本已萬事纏身神經高度緊張的周恩來，一到南寧，精神頓時更為緊張起來。

毛澤東沒有因周恩來的到來而對他有所客氣，毛並不想降低批評反冒進的調子。

毛澤東指責:1956年的反冒進使6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的錯誤。

16日上午，毛澤東公開地在會上點了周恩來的名，他拿著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寫的一篇鼓動大躍進的文章——《乘風破浪，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嚴肅地對周恩來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在毛澤東的直接迫問下，周恩來隻好答複:“我寫不出來。”

毛澤東以揚柯慶施來貶周恩來，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來已經察覺。

與毛澤東相呼應，康生、柯慶施等人在會上也大批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會議整整開了十幾天，大會小會，非常緊張。

既然是“方針性錯誤”，是與右派“隻剩了50米”的錯誤，周恩來隻得當麵向毛澤東和中央工作會議的代表們作檢討。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來在會議上開始作檢討性的發言。

在他的檢討中，總的精神是不得不認錯，把毛澤東所說的反冒進這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的責任全都攬到自己身上。

1月23日，周恩來返回北京。但換了個環境卻並沒有減少他心中的鬱悶。

2月23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反冒進又一次成為會議的主題。按毛澤東的說法，誰要是再反冒進，誰就會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1958年3月，剛剛60歲的周恩來在考察完長江三峽後，來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澤東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當著與會的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人和西南、西北、東北地區各省、市委書記的麵，毛澤東再一次直截了當地批評周恩來。

在成都會議上，周恩來再一次對反冒進的“錯誤”作檢討:

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被打入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3月底，周恩來等人回到北京後，中共中央政治局便開會決定召開黨的八大二次會議。

這期間，毛澤東的心情開始舒暢，而周恩來的心情則極其苦悶。

當時去過西花廳的國家計委的梅行後來回憶道:

有一天總理辦公室給我打電話，說總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馬上去了。總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見我去了以後叫我等等，一會兒把我帶到他辦公室去，跟我談工作，十幾分鍾就完了。談完以後我就很奇怪，我從來沒有看到總理打乒乓球，也沒看到他做其他活動，我就問總理辦公室的許明:總理今天怎麽打起乒乓球來啦？許明表現出心情很難受的樣子，她說:你難道還不知道嗎？南寧會議以後，總理的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位置被免了。總理因為做慣了工作了，沒有工作他會很難受。

最能感覺周恩來心情鬱悶的是他的秘書們。周恩來的秘書範若愚後來回憶:

1958年4月間，總理在準備八大二次會議的發言稿時，有一天對我說:他這次發言，主要是作檢討，因為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所以這次發言稿不能像過去那樣由別人起草，隻能是我講一句，你給我記一句。再由你在文字連接上，做一點工作。總理在講了這些情況後，就開始起草發言稿的開頭部分，他說一句，我記一句。就在這個時候，陳雲同誌給他打來電話。打完電話之後，他就說得很慢了，有時甚至五六分鍾說不出一句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的內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他想說的話。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開幕。按毛澤東的安排，會議開幕的頭一天，由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工作報告》。這份報告，是按毛澤東的思路作的，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發人深思:

——報告肯定:“毛澤東同誌提出的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要當促進派、不要當促退派的口號”，“迅速地被幾億人口組成的勞動大軍所掌握，成為極其偉大的物質力量。”

——報告認為，由於反冒進，1956年到1958年間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一個“馬鞍形”。並把反冒進放在反麵教材的位置上進行批判。

5月17日，在陳雲作完檢討後的第二天，由周恩來作檢討。這就是那篇在內心異常苦悶和彷徨中花10多天時間並數易其稿起草出來的發言稿。

由於篇幅所限，我們隻能摘取周恩來發言的核心部分:

——這次會議，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大會，也是一個充滿共產主義風格的大會。大會的發言豐富多彩，生動地反映了人民在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跡和革命氣概。真是一天等於20年，半年超過幾千年。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隻要是一個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設路線的正確，同時，也就會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

——我是這個錯誤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從這個錯誤中得到更多的教訓。……

經過這次大會，毛澤東認為反冒進徹底地達到了目的，所以他在會上宣布:

反冒進(的問題)解決了，現在中央是團結的，全黨是團結的。

毛澤東為了預防以後黨內再次出現反冒進與反“反冒進”之類的原則分歧，又向全黨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會的同誌，你們注意一下，中央委員會要特別注意，要顧全大局，誰不顧全大局，誰就會跌筋鬥。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以後，周恩來更是被“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壓得內心異常的痛苦和矛盾，從組織原則上他必須徹底認錯，但從唯物主義原則上他又必須實事求是，矛盾的心態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項痛苦的抉擇——辭職。

到目前為此，我們尚未看到周恩來親筆寫的書麵辭職報告，也未看到別人直接錄下他辭職的口頭報告。

但在檔案中卻留下了中共中央討論他辭職問題的簡要記錄。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來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等問題專門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會上討論了周恩來等人的工作安排，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會後，毛澤東囑咐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起草一個會議記錄。6月22日，鄧小平將寫好的會議記錄報送毛澤東。毛澤東當即批示:“退(楊)尚昆存。”

的確，無論在建設思路上毛澤東和周恩來有多大的分歧，終究他們在半個多世紀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和密切的合作關係，不僅如此，在當時的情況下，論才華、能力、威望等等綜合性的素質，還沒有人能取代周恩來的職位。

我們也可以推論——以周恩來對黨、國家和人民高度的責任感，在後來“文革”那樣混亂的局麵下，他也未提出過辭職問題，而堅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進受挫後提出辭職，應該是周恩來以退為進的策略。

周恩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總理的崗位上前後26個年頭，即便有他這次提出辭職和後來林彪、“四人幫”的陰謀篡位，但直到周恩來去世，他的地位從未動搖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