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文革期間的創傷屈辱和反思——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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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文革期間的創傷、屈辱和反思


一、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專家們，在分析文革爆發的原因時談到：

領導班子從基本上團結一致的狀態變成嚴重的分裂狀態；中國共產黨完全合法的統治地位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本來紀律嚴明、精神振奮的黨員群眾變得萎靡不振，鬆鬆垮垮；由於對解決黨內緊張關係的基本準則意見分歧，致使原來一致同意的處理黨內矛盾的辦法名存實亡。總而言之，在1958年至1965年期間，不論從黨所擁有的組織手段還是起在人民群眾中孕育的合法性來看，中國共產黨失去了不少寶貴的政治財富。這些財富的丟失加深了黨內的分裂，並因此導致了文化大革命。[1]

文革是中華民族心靈史上的一個巨大瘡疤。從政治理想的分道揚鑣，從權力意誌的刀光劍影，從國家體製的弊端叢生，從一黨執政的尾大不掉，甚至從個人政治品質、道德水準的優劣，都可以窺見這場災難發生的誘因。一個古老民族近一個世紀積累下來的憤怒、不平、嫉妒、仇恨等失衡的心理，伴隨著對神聖、純潔的理想社會的熱烈渴盼，在短短的十年間爆發了出來，宣泄了出來。人性的劣根和人性的崇高，借助這樣一場浩劫，一泄無餘地顯露世間。

歸罪於某個人，歸罪於某件事，甚至歸罪於某種製度、某種形態，還不足以讓這個民族進行深刻的反思。因為，正是生活在這塊土地、這塊國度上的大多數群眾，自願選擇了這些。先不要說受騙，先不要說被迫，真正的反思，首先因該來自於每一個個體。正是每一個個體，首先把最基本的自由和權力進行了讓渡，正是芸芸眾生，首先為悲劇的演出構造了一個舞台。

今天，我們已經能以局外人的身份，較為冷靜地看待那場悲劇了。可是，當年置身其間的那些男男女女們，有誰有著超越時代的銳利目光？有誰有著洞悉前塵往事的睿智？文革期間的郭沫若，能看清廬山真麵目嗎？試想，那樣一個年代，除了偉大領袖能旋轉乾坤外，還有幾人能讓波瀾四起？郭沫若一邊高舉、一邊緊跟，私下裏、內心深處，未必不在懷疑、在反思、甚至是厭惡，但這又能怎麽樣？能改變時代怒潮中被挾裹的命運嗎？能在時代狂潮中不被衝刷掉，已經顯出郭沫若過人的生存本領。因為自己長期修煉的政治智慧，因為領袖不離不棄的保護，郭沫若得以在狂濤駭浪中逢凶化吉。文革前的大風大浪，沒有讓郭沫若傷筋動骨。可是文革的全麵內訌，卻讓郭沫若在屢次的化險為夷之後，要為之付出內心難以承受的沉重代價。他的家庭，他的心理，他的人格，甚至他留戀不已的仕途，都留下了步履維艱、戰戰兢兢的印跡。

如果說文革初期，麵對紅衛兵的文攻武衛，郭沫若僥幸脫險，那麽文革中的喪子之痛，卻是無法彌補的創傷。1967年4月12日，郭沫若年近24歲的兒子郭民英，以自殺之舉謝世。郭民英自殺的原因，至今還難以說清楚。個人的心理狀態、精神氣質、疾病，或許是直接的原因，但時代所賜的壓抑和刺激，更是難以推脫的因素。

郭民英從小就有音樂天賦，一度入中央音樂學院修煉小提琴。然而，1964年的一個事件，卻無情摧毀了一個青年的音樂之夢。事情的起因是一架錄音機。郭民英曾將家中的一台錄音機攜至學校，和同學一起欣賞古典音樂。不知是因為由羨生妒還是革命義憤，引起了一些同學的強烈不滿，有人將之視為音樂學院的“嚴重問題”，上書毛澤東，打著揭露和批判“封、資、修”、“大（人）、洋（人）、古（人）”的旗幟，指責郭民英搞“特殊化”。在那樣的歲月，此事一經曝光，便不可挽回。郭民英無法承受“炫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責難和壓力，心理和精神遭到沉重挫傷，可能就此患上了憂鬱型神經分裂症。身受精神疾病折磨的郭民英，已無法在音樂學院的壓抑環境中呆下去，無奈之中隻好於次年退學。

本來，郭沫若還曾想讓郭民英轉到人民大學學習，哪怕從一年級開始也可以。郭沫若專門委托秘書王戎笙辦理此事，並寫信給郭民英征求意見（此時郭沫若正應毛澤東之命輾轉於井岡山區）。但對學校生活深感恐懼的郭民英沒有答應。無可奈何之際，郭沫若夫婦決定送郭民英參軍，或許寄希望於軍隊這個大熔爐，能改造郭民英的性情。郭沫若為此事，親自登門拜訪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羅瑞卿。這對高層人物來說，乃區區小菜一碟。不費吹灰之力，自幼向往海洋的郭民英參加了海軍。郭民英作為一個音樂人才，在軍隊是很難得的，又加上是參謀總長親自安排，頗受重用，成了中共預備黨員。但是，不知是文革的猛烈批鬥風暴又喚起他的創傷記憶，還是什麽其他的原因，郭民英突然自殺。

那年頭，自殺意味著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不僅沒有贏得半點同情，郭民英死後還被追認著撤銷軍籍、黨籍。獲知兒子自殺消息的郭沫若夫婦傷心欲絕，可還要向組織交代情況，為“沒有教育好子女”而檢討。這次，郭沫若的眼淚真的要“朝肚子裏流”了。聞訊後的周恩來，也親自來到郭沫若府第，加以安慰。但是，在生命消失麵前，誰有回天之力呢？就在郭沫若沉浸在喪子之痛的時候，上蒼並沒有憐憫和垂青這個早過古稀之年的老邁之人。政治上翻船的危險，並沒有因為他失去了兒子，而戛然止步。

1967年5月25日至28日的《人民日報》，先後公開發表、重新發表了毛澤東《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和《關於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這五份文件，件件讓郭沫若惴惴不安。更要命的是，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中，原信中“郭沫若在曆史劇方麵作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麵作了此種工作”一句，竟然無緣無故的被刪去了。稍微熟悉當代中國政治狀況的人，誰都知道這種情況的發生，意味著什麽。

這件事與當時一個大紅大紫的女人有關。這個女人，就是江青。

眾所周知，江青是文革十年間中國政壇最為叱吒風雲、囂張猖狂的人。此時已經進入中央文革的江青，正野心勃勃地攫取政治資本，以“樣板戲”為突破口，意圖在政壇施展拳腳。其實，這個女人除了在三十年代上海當過二流三流電影演員、有些文藝方麵的修養外，最大的本領就是政治野心。當然，她最大的政治資本是毛澤東的夫人，並且在打倒劉少奇的運動中，為毛澤東立下大功。據民間所傳，八十年初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時，江青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解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毛主席讓我咬誰我就咬誰。”不管這條傳聞確切與否，在文革中，江青的的確確是毛澤東政治布局中一顆重要的棋子。

既然名之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江青的那點文藝修養，總算派上了用場。大搞京劇革命，編排樣板戲，也算是從自身實際出發的獨辟蹊徑之舉。可是在“炮打一切”的革命風暴中，那些有真才實學的戲劇家、藝術家，大多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有頭有臉的文藝界名人，大多被掃地出門。樣板戲畢竟是戲，而且要成為全國人民膜拜的“經典”，需要有能力的人做具體編排工作，更需要有影響的名人撐門麵，但江青可用之人實在是寥寥無幾。無論是論真才實學，還是論社會名望，更不要說論政治立場，郭沫若都是首屈一指的人選。於是，康生向江青推薦了郭沫若。江青也熱情地向郭沫若伸出了“友好”之手：

為了收買郭沫若，江青決定請郭沫若搬到釣魚台去住。江青的意思，這實在是最高的禮遇了。她計劃把郭沫若的住處安排在康生和江青住房之間的一棟，甚至還親自領郭沫若、於立群夫婦去釣魚台看房子。江青還親自為郭沫若拍彩色照片。要知道當時拍彩色照片可新鮮，不是一般“消費水平”的人所能享受到的。又有一次，在京西賓館師以上幹部看“樣板戲”，江青還熱情地親自攙扶郭沫若入座，一時引起議論紛紛。[2]

不知是郭沫若最終推脫了，還是什麽其他原因，結果是郭沫若最終沒有搬進釣魚台，也沒有為江青的革命樣板戲服務。不管什麽原因，沒有領江青的情，就是讓江青下不了台，就算是和江青結下了梁子。郭沫若或許為此事憂心忡忡，但讓他沒想到的是，報複竟然兵貴神速般的降臨了。

1967年5月23日，首都各界隆重集會，紀念毛澤東《在延安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中央文革借集會之際，大肆吹捧、粉飾江青，把江青塑造成“一貫堅持和保衛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的“文藝革命披荊斬棘的人”，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推出這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上述五個文件，就是為配合這一政治動作而發表的。意圖很明顯，為江青的樣板戲等文化革命實踐，提供理論依據和政治支持。此時的郭沫若，或許才真正意識到江青的厲害，意識到江青的重要，意識到江青在毛澤東政治棋盤中的分量。看看周圍那些處境艱危的牛鬼蛇神們，郭沫若或許要不寒而栗了。掃地出門的危險，可謂迫在眉睫。剛剛喪子才一個多月的郭沫若，或許還沒有從痛苦中會過神來。但是，已經顧不了那麽多了，郭沫若毅然決然地做了一件驚人之舉。

1967年6月，設在北京的亞非作家會議常設局，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舉行討論會。在6月5日舉行的大會閉幕式上，郭沫若作了《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3]的發言。在表達了“我們的討論會是第一次宣揚毛澤東思想的國際會議，而且是一次成功地會議”之後，麵對著老朋友周恩來，麵對著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陳伯達，麵對國內外知名人士和會議代表，郭沫若慷慨激昂、熱情洋溢地宣布：“昨天晚上作了一首詩來表達我深刻的紀念情緒，請允許我把這粗糙的詩朗誦出來，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也獻給各位同誌和各位同學”：

……親愛的江青同誌，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的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我們要使世界舞台充滿著工農兵的英雄形象！/……/毛主席的光輝著作是我們永遠的精神食糧，/我們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學習白求恩那樣高尚，/我們要做新愚公，把帝修反三座大山投入海洋！/毛主席啊，你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祝願你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萬壽無疆！

不知道當時是不是語驚四座，也不知道郭沫若當時是何種心情。他或許不知道江青這位紅極一時的“文革旗手”，以後要淪為曆史罪人；或許也不知道他為此，要付出沉重的道德和人格代價。盡管民望極高如周恩來者，都喊過歌頌江青的口號，但在人們心目中，郭沫若畢竟曾經是代表過一個時代的大氣磅礴、浪漫至極的頂級文人嗬。

不管怎麽說吧，這一關總算闖過了。郭沫若或許長長舒了一口氣。

二、

可是，摁下葫蘆浮起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當郭沫若戰戰兢兢緊緊追隨文化大革命的前進步伐時，文化大革命的酷烈，並沒有放過他。1968年4月22日，文革的風暴又吞噬了他的愛子郭世英。據世人評論，郭世英是郭沫若眾多子女中最有才華者，而且精神氣質酷似青年時期的乃父。如果說郭民英的自殺，尚有疾病折磨的緣由，可是郭世英的罹難，卻完全是文革一手造成的。

據郭沫若的小女兒郭平英講：1968年時，中國農業大學的同學對郭世英進行了監視，因為他經常說一些有點獨立思考的話，比如說毛澤東思想應該一分為二、八個樣板戲未必沒有值得改進的地方。直接遇害的原因，是他跟女朋友打電話時用了英語，當時是為了練習英語口語，結果被同學聽見，說他裏通外國，把他抓了起來。其間郭世英曾經逃出過一次，躲在一個清潔室裏，但還是被同學發現，結果招來了嚴刑拷打。郭世英被造反派抓起來是在4月19日，當天是星期五。家人期待事情能緩下來，可是到了星期天人還沒有回來。星期一一大早，郭沫若的秘書（當時已經知道了郭世英死亡的消息）就喊著郭平英、郭世英的女朋友，一起趕往農大。農大革委會選派的代表，跟隨郭平英等人回家，向郭沫若夫婦報告說：“郭世英已經自覺於人民了”。事後在郭家的強烈要求下，法醫做出鑒定，結果是：高空墜落。據郭平英說，死去的郭世英遍體鱗傷，手腕、腳腕被繩子捆綁得血肉模糊……。

郭平英還回憶說，在郭世英被綁架、關押的這天晚上，郭沫若參加了由周恩來主持的解決第七機械工業部兩派群眾“派戰”的會議。郭沫若本來可以請求周總理出麵，但郭沫若沒有向周總理說。郭世英遇難後，於立群責怪郭沫若：你見到總理的時候為什麽不跟他說？郭沫若顫抖著解釋說：我也是為了中國好。周恩來得知郭世英遇害後，專門來到郭家安慰：“革命總是要有犧牲的。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周恩來為郭世英之死，專門派聯絡員負責調查，但一直沒有結果，最後不得不不了了之。[4]

有人說，郭世英是不甘淩辱，以自殺表達他血的抗議；有人說，郭世英是被反綁著從三樓上扔下來，肝腦塗地而死。郭世英直接的死因，迄今還是一個謎。可是無論如何，一個年輕的生命，一個有思想的生命，總歸是死了。從大處說，郭世英是不見容於那個時代；從小處說，郭世英之死，還要追溯到那個已經讓他付出過代價的X詩社。

還是先讓我們來看看，在親人、朋友和同學眼中，郭世英是一個什麽形象。

據郭氏姐妹回憶：

在郭家的子女中，郭世英最喜歡文學，很早就開始寫詩、寫劇本，經常與郭沫若討論問題，而且性格豪爽，知錯必改。郭沫若格外喜愛他。[5]

據萬裏的兒子萬伯翱回憶：

郭世英身高一米八零，在北京101中學讀書時，酷愛運動、體力充沛，是學校的足球門將，而且聰穎過人，20多萬字《古文觀止》，默讀兩邊就可以基本背誦。[6]

據曾經參加過X詩社活動的牟敦白回憶：

郭世英身材結實勻稱，前額寬闊，一張馬雅科夫斯基式的線條分明的麵孔，服飾得體，氣質高雅，頗像五四時期的大學生、知識分子。一個現代型的青年知識分子。一個真誠的、執著的理想主義者。[7]

據郭世英的同學周國平回憶：

我那時17歲，人生的觀念正在定向，當時我有一個好朋友，也是大一的同學，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他大我三歲，讀書麵很廣，愛思考問題，在他的影響下，我讀了很多名著，感覺突然有了一個很開闊的天地。我在中學時的理想是成為一個非常有學問的人，後來和他的接觸，使我覺得有比學問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生活本身。從那以後，我開始更多地思考生活的意義，他改變了我的人生方向。……

我一見到他就覺得，這是一個我17年中從未遇到過的人，是個真正過精神生活的人。……

上大學的時候，大家都在忙功課，為未來的前途努力。但是他不一樣，他可以為一個問題連續幾天失眠，冥思苦想。在別人眼中，那些問題和日常的生活起居沒有任何關係。他對當時的政治環境和政治思想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又不能公開說，他的痛苦是發自靈魂的。[8]

不用過多羅列了。郭世英，是一個真正過精神生活的人，是一個真誠思考時代矛盾的靈魂痛苦者，是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青年思想者。但是，在那樣一個時代，這些，注定要成為悲劇的肇端。

如果說1962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係學習後，郭世英更加有能力思考那些讓他痛苦不已的問題，那麽在中學時代，郭世英就顯示出了他獨立倔強、好學深思的品格。在公之於世的郭沫若的有關文字之中，最早涉及到郭世英的，是在1960年11月18日致陳明遠的一封信中：

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們倆人拿給我看了。近年以來，你們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學問，探討文藝與哲理的問題，我很欣慰。你們年輕時期就這樣好學不倦，將來大有可為。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們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葉集》送去公開出版，我覺得沒有必要。本來不過是隨筆寫來的私信，自己留著看看就可以了。須知現在的許多想法，並不一定都正確，將來可能還要改變。特別在哲學方麵的文字，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反複修改。現在早已不是五四時期。尚未成熟的東西，方不可冒失地拿出去發表！對於自己更應該嚴格要求，不能任性。這個意見，我已經跟世英、民英都談過。最近接到你的信，得知你也不同意世英的做法，我就放心了。請您再給他寫信，加以勸告。祝好！[9]

從這封信的內容來判斷，郭沫若的主要意圖，是勸告陳明遠、郭世英、郭民英三人打消出版《新三葉集》的念頭。看來，郭沫若已經說服了陳明遠甚至是郭民英，但郭世英沒有被說服。是故，郭沫若請陳明遠再寫信勸告郭世英。少年心高氣傲，哪知世事艱危。郭世英那裏能體會到父親的良苦用心。

《新三葉集》固然沒有出版，進入北京大學哲學係的郭世英，離那個時代的主流思想，卻越來越遠了。他和誌趣相同的要好朋友與同學張鶴慈、孫經武、葉蓉青、金蝶等人，組織了一個地下文學組織X詩社。在他們眼中，“X”代表未知數、十字架、十字街頭……。在當時革命群眾和公安部門眼中，赫魯曉夫名字的第一個字母就是“X”，“X”詩社的“修正主義”罪行，是昭然若揭。或許，今天的人們，更應該將“X”，看成是一代有思想的青年，在真理王國獨立探險的象征。當時X詩社成員們探討的問題，諸如共產主義理想的確定性、思想文化界流行的專橫、文藝批評的單一標準、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鬥爭……，這些疑問在那個時代出現本身，就無異於是向當時主流思想發出的尖銳挑戰。

據網上一份未經證實的X詩社成員張鶴慈訪談中所說，當年他們在孫經武家找到一把女士手槍，內有八顆子彈，他們在騎車途中便說應當分給八個中央領導人，第一個就是毛澤東、自然還有劉少奇、彭真、周恩來等。如果這個材料屬實的話，可見X詩社成員的思想是多麽激進。幸好這是張鶴慈多年以後才講出來的，否則如果當時交待了，不說殺頭吧，也要把牢底坐穿。

郭世英是懷著深刻的懷疑精神，帶著濃鬱的理想主義熱情，痛苦而真誠地思索著一代青年所碰到的時代困惑。據牟敦白回憶，當他目睹了郭家深宅大院裏的特權景象後，問郭世英：為什麽處在這樣優裕的環境，還要自尋煩惱？郭世英回答說：人並非全部追求物質。俄國貴族多了，有的人為了追求理想，追求個性解放，追求社會進步，拋棄財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黨人、民粹黨人是貴族，是公爵、伯爵、男爵。他們流放到西伯利亞，受鞭笞，做苦役，拋棄舞場、宮廷、情人、白門簾和紅玫瑰，他們為了什麽？

當X詩社麵臨著非常嚴峻的形勢後，在北大校園中，郭世英還對最後一次見他的牟敦白說：

如果你是一個有良知良心，講真話的人，生來便是不幸的。沒有自我，沒有愛，沒有個性，人與人之間不能溝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這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中學時代是“正統的”，我真誠相信一切是美好的。但是我們漸漸成熟了，視野開闊了，我一直在看書，在思考，我的接觸麵當然比一般人廣泛，我明白了許多事情。上大學以來，我不再欺騙自己。我應該獨立思考，我開始記錄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學哲學的嗎？我應該獨立思考。……我母親說我，不應該自尋煩惱。我對她說，你看看父親青年時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為什麽我不行？[10]

或許，看看父親青年時期作品中的豪放個性，再對比一下現實政治中父親的唯唯諾諾，這更是讓郭世英感到無比痛苦和迷惑之處。應該說，郭世英以父親青年時期的精神形象相期許，對眼前的父親的言行頗不以為然。他曾對第一次見到郭沫若的牟敦白說：“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 X詩社成員張鶴慈的哥哥張飴慈也說過：弟弟幾次和他談起郭世英對他父親的劇本及報紙上的詩作的苛評。私下裏這些對父親的非議，恰恰說明，郭世英對青年郭沫若的形象是多麽的渴慕！可是，他卻沒有象父親青年時代那樣恰逢放縱個性的時代。

郭世英和X詩社的離經叛道，終於遭到了厄運。公安部門根據截獲的私人信件、油印刊稿，給他們羅列了一係列罪名：反黨、反社會主義，攻擊三麵紅旗、攻擊黨的政策，反對馬列主義、宣揚修正主義，收聽敵台、密謀逃往境外……。或許是因為涉案者主要是高幹子弟和名人之後（孫經武是解放軍衛生部長孫儀之之子，張鶴慈是北大名教授張東蓀的孫子），案件性質雖然屬“敵我矛盾”，但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定性為“幹部子弟蛻化變質”。這一案件影響很大，據說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對此案有批示。或許，正是在周恩來的庇護下，X詩社成員才得以從輕發落，張鶴慈、孫經武被判勞教兩年，郭世英送農場勞動改造。

X詩社具體是怎麽被查獲的，說法不一。

據羅點點說，X詩社是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被一個同學檢舉揭發出來的。這個同學的父親在鎮反運動中被定為反革命關進監獄。這個同學生計無著，經常窘迫到挨餓的地步。郭世英非常同情這位同學，經常接濟他。接觸的多，談得也多。沒想到這個同學竟告發了郭世英。

有人說，在X詩社案件中，郭沫若的秘書起了一定作用：“郭世英的‘修正主義反動思想’案是從他的通信被‘截獲’中找到‘罪證’的。其中，組織關係屬於‘機要局’的王秘書，起了一定的作用。這給郭沫若很大刺激。因此，他幾次找出陳明遠給他的私人信件，退還給陳，就是為了防止陳的信件再次被‘截獲’、被‘無限上綱’、‘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被當作“修正主義思想”的罪證。”[11] 陳明遠似乎也讚成這一看法，他在訪談中說：“當時問題是從信件中查出的。家信是怎麽被查出去？可想而知，郭沫若有些事不願意讓身邊的人知道，要避著秘書。郭世英出事後，郭沫若把我的信還給我。”[12]

網上那份未經證實的當事者張鶴慈訪談，更有聳人聽聞之說，認為是“郭沫若夫婦勃然大怒出賣親生兒子”。由於真相迄今不得而知，現將這一材料抄錄於下，供識者辨察：

當是郭世英有個北大的同學曹天予，參加了X社活動，後來曹寫信給郭沫若的秘書（可能還通知了公安局），告他們的反動活動，而驚動當局。由於兒子牽涉在內，最初郭沫若和於立群還想把他們保下來，說要帶張鶴慈和郭世英南下，去參觀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張鶴慈說，實際是想避一下風頭。

對郭沫若，X社的這批有獨立思考的年輕人很瞧不起他，對他之為人為文都是否定的，私下說了很多大不敬的話。郭世英也同意他們對其父的評價，隻是強調，“他是我的父親”，郭世英的生母是於立群。

這個告密者曹天予第二次到郭家告密時，將X社年輕人私下對郭沫若夫婦“一些全麵否定的大不敬的話”，告訴了於立群。張鶴慈說，“這使郭和於勃然大怒，決定大義滅親。這樣才有了五月十八日公安部的大逮捕。”

這一說法，可能是過多的猜想所致。該說法漏洞百出，比如據牟敦白說，X詩社案由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衛處（13處）處長李岩老太太負責，根本不是公安部管轄的。即使這一材料的情節屬實，那麽“郭氏夫婦出賣兒子”的說法也屬妄斷。即使郭沫若知道了X詩社成員對他的大不敬，也不會糊塗到不分輕重、意氣用事的地步。更何況對郭世英的從輕發落，何嚐不是出於周恩來和郭沫若多年的友情？

這件事過去多年了。正如牽涉進X詩社案件中的牟敦白所說的，“如果蒼天有眼，希望這些信件至今仍然靜靜地躺在市公安局哪個檔案庫裏，總有一天會曝光，看看我們到底觸犯了什麽刑律”[13] 我們也期望有一天，這一案件的檔案能夠曝光，看看到底郭世英是如何犯的案。

X詩社案件，毫無疑問為郭世英罹難，種下了直接的禍根。在周恩來的指示下，被從輕發落的郭世英到河南西華農場，跟隨一個植棉勞動模範參加農業勞動。1965年秋天，返回北京進入中國農業大學學習。沒想到，回來還不到三年，年輕的生命就葬送在造反派之手，死時還不到26歲。一個年輕的生命，一個有思想的生命，一個精神戰士，就這樣在殘暴中，凋零了青春的生命之花。這是一個值得尊敬的、“過精神生活”的傑出的青年人。這也是那樣一個時代，少數值得曆史留下一筆的曾發出過燦爛光彩的青年人。

據羅點點說，多年後聽到一個說法：周恩來曾痛心地說“世英是為我而死……”。還有人說，周恩來曾憤怒地對郭沫若說：“迫害世英，不僅是針對你郭沫若，也是針對我周恩來。”那時分管農業大學紅衛兵運動的，是王力、戚本禹、關峰等人，這些激進的“五一六”分子，造反造昏了頭，很有可能將矛頭對準了周來來，妄想揪出從輕發落郭世英背後的周恩來。

郭世英到底為何原因被迫害致死，迄今仍然是個謎。或許謎底已經不是很重要了。對郭世英來說，求仁得仁，以死換來思想和生命的尊嚴。對郭沫若來說，老年喪子，人生之大悲劇。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裏，兩個兒子先後離他而去，這是人世間多麽殘忍的事情。

三、

暮年已至，死去的兒子讓他魂牽夢繞。懷著巨大的創痛，郭沫若把郭世英生前的日記，用毛筆工工整整地抄寫了一遍，總共抄了八大本。至今仍然靜靜地躺在郭沫若故居中的辦公桌上。這八本日記，一筆一劃、剛勁清晰，沒有了龍飛與鳳舞，增添了凝滯和沉重，似乎寄托著郭沫若內心深處難以言說的痛苦與孤獨。

或許郭沫若在惶惑：自己多年以來是這麽堅定的追隨領袖、追隨黨，為什麽厄運還是不期而至？自己是多麽任勞任怨的一個“黨喇叭”，為什麽不但自己屢遭嘰饞，連兒子的性命都搭了進去？貌似身居高位，可有時不但自身難保，還隻能眼睜睜看著兒子死去而束手無策？自己早知已不是五四時代、早已夾起了尾巴做人，可為何還屢次被卷入鬥爭的漩渦？

衰老的郭沫若，在抄寫郭世英的日記時，是懷著怎樣的心緒？或許為沒能挽救兒子的生命而深深自責，或許又想起兒子那些生龍活虎、深思好學、倔強豪爽的歲月，或許從兒子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當年獨立不羈的豪放身影，或許兒子的身影讓他看到了曾經失落已久的自我，或許兒子的鮮血讓他的眼睛變得明亮，或許他要在沉默中發出無聲的抗議……

不是在沉默中滅亡，就是在沉默中爆發。可是，郭沫若隻能在沉默中忍耐。局勢的動蕩，變化莫測；政治的風雲，陰晴不定；人世的糾葛，冷暖未知。在那樣一個人人自危、遍地陷阱的歲月，郭沫若內心深處的苦楚，可以向誰人言說？田園將蕪兮，胡不歸？不知郭沫若有沒有想起幾年前陳寅恪讀《再生緣》時的感歎：不做無聊之事，何以遣有生之涯！郭沫若或許也感到：不做有益之事，何以遣無聊生涯？

田園早已無法歸去，紛亂的世事又必須去應付。如履薄冰的郭沫若，一轉身，在那曾經為他帶無比榮耀的詩文、學術世界，仿佛再一次感受到，這裏似乎是唯一可以讓靈魂休憩的場所。誠可記者，非《英詩譯稿》、《李白與杜甫》莫屬。或許隻有在這裏，我們才能發現，這個活躍於政治舞台上文化名人，內心深處有著怎樣的渴望；這個第一文人脆弱的靈魂深處，怎樣埋藏著無法泯滅的文人氣息。

《英詩譯稿》大約作於1969年的春天。郭沫若所依據的原本，是日本友人山宮允編選並加日文譯注的《英詩詳譯》。該書是英日對照詩集，共選錄英美詩人的短詩約六十首。1956年該書出版後，山宮允曾贈送郭沫若一冊。十多年以來，郭沫若閑暇時，或許常常撫讀吟詠，卻很少向人提及，更沒有流露出翻譯之意。

或許現實世界的風刀霜劍屢屢相逼，或許無法抗拒的苦痛難以釋懷，終於在愛子郭世英死去之後的第一個春天，垂垂老矣的郭沫若，顫抖著握筆之手，在無人知曉的另一個世界，開始了尋找心靈撫慰的曆程。《英詩譯稿》既不是為了出版，也不是為了示人，而是真正發自郭沫若內心深處的獨語，是文人高官郭沫若心靈的另一個側麵。郭沫若的譯作，直接寫在山宮允《英詩詳譯》一書的空白處，約有五十首，而且還有不少的批注。譯作既未謄抄，也未整理，他死去之後，家人在整理遺物時才發現。他的女兒郭平英、郭庶英,曾經錄出《春之女神著素裝》等十首，在1980年發表。1981年，由郭沫若的後人整理後，全書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定名為《英詩譯稿》。

細細觀察，郭沫若的譯詩和批注，仿佛應對著他本身的雙重性格。其批注，多為居高臨下、隨意揮灑的率性點評；其譯作，更像一個浸潤其中的沉迷歌者在吟哦。或許正是在隨意點評、任性褒貶之中，或許正是在兩種語言進行置換的創造中，郭沫若的心靈獲得了的共鳴，痛苦得到了的緩釋。不用多說了，先讓我們稍稍品味一下一度打動年邁詩人的那些詩作：

睡中之夢，/風中之花。/薔薇顛倒，/睡夢之涯。/水中有魚，/心中有君。/魚難離水，/君是我心。

這是翻譯的英格蘭詩人史蒂芬斯的《風中薔薇》中的一節。再看看翻譯的華茲華斯《黃水仙花》的一節：

晚來枕上意悠悠，/無慮無憂殊恍惚。/情景閃爍心眼中，/黃花水仙賦禪悅。/我心乃得溢歡愉，/同心共舞天上曲。

還有翻譯的沃爾夫《爵士約翰·摩爾在科隆納的埋葬》的一節：

徐徐地悲傷地讓他躺下，/渾身都還帶著榮譽陣地的血花，/我們沒刻一行字，沒立一道碑，/但隻讓他的光榮永遠伴著他。

或許，更讓人感到郭沫若內心深處不平靜的，是葛琳的《默想》：

我看到星星在夏夜的天空中閃光，/就和從遙遠的世界有光照射著它們/的時候那樣，它們依然在閃光。//我不能讓我尊嚴的人性低頭，/在那冰冷的無限麵前跪叩，/我既年青而有愛情，求知欲旺盛——/它們，——隻是在大氣潮汐上的破片浮沉，/我有希望、苦悶、大願，精神有如火焚，/而它們是無動於衷的毫無生命。/它們並不比我有更高的全能力量，/它們不能見，不能夢，不能變，不能死亡。/我不能在無量數的星星麵前低頭，/那無聲的矜莊並不能使我投降。

不必過多的玄想，毫無疑問，曾經感歎自己“恐怕再也寫不好詩了”的郭沫若，在經曆了狂風巨浪的衝刷，在垂垂老矣的暮年，在大洋彼岸異國詩人的詩作中，終於又感到了詩神的召喚，終於又找到了那放逐久已的湮滅的自我，終於在有限的空間獲得了無限的遐想與寄托。

四、

《李白與杜甫》，是郭沫若皇皇巨著叢中，一部別有異樣、別賦心聲的作品。這部著作，正式出版於1971年10月。其寫作時間還沒有定論，一說從1967年醞釀到1969年正式寫成，一說《英譯詩稿》完成後，就開始寫作，到1970年初夏完成。對於《李白與杜甫》一書的出版問世情況，知情者寥寥。該書既無前言，也無後記，故其寫作動機、寫作過程之類情況，人們自然無從得知，猜測亦頗多。

據《郭沫若學術論辯》一書說，這部著作為世人所知，是因為中蘇兩國在珍寶島的武裝衝突。當時蘇聯為侵華罪行辯解，詭稱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域，在18世紀40年代就臣服於沙皇。當時的外交部長喬冠華、副部長餘湛，就此曆史爭議問題，奉命走訪郭沫若，郭沫若告知唐代大詩人李白出生於碎葉的證據和相關材料。外交部在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外交部文件——駁蘇聯政府1969年6月13日聲明》中，就用上了郭沫若的學術成果：“八世紀，中國唐朝大詩人李白就出生在巴爾喀什湖南的碎葉河上的碎葉。”以鐵的史實，駁斥了蘇聯人的叫囂。由此，人們也知道郭沫若寫了一部《李白與杜甫》。[14]

《李白與杜甫》的出版，頗令時人側目。但在文禁森嚴的時代，鮮有公開評價者。文革結束之後，論者驟增，但多為批評之聲，蓋源於該書對“詩聖”杜甫的貶低，以及對該書寫作動機的猜測。時至今日，對《李白與杜甫》辯駁和評論，仍屢見不鮮。統觀之，多數論者著眼之處，是該書鮮明的“揚李抑杜”旨向。有人說，毛澤東喜歡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而不喜歡杜甫，郭沫若“揚李抑杜”，是打著反潮流的旗號，投上之所好。有人反駁說，郭沫若本身就一貫喜歡李白而不喜歡杜甫，早就反感“千家注杜，一家注李”的學術局麵，故而大做翻案文章，與毛澤東關係不大。還有人說，郭沫若對杜甫也有過公允的評價，但因反對把杜甫當作“聖人”、“圖騰”，故有矯枉過正之舉。

可以說在此問題上，論者紛紜、莫衷一是。粗略來看，人們的觀點可大致分為兩派：一派以同情的態度追源溯流，為郭沫若的“揚李抑杜”辯解；一派因《李白與杜甫》的“抑杜”和“悅上”傾向，痛加駁斥。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往往圍繞著對“李、杜”孰優孰劣的評價，來切入這部著作的。或者說，大多數人是從學術的視野，以專業的眼光來考量《李白與杜甫》。因為在人們眼中，《李白與杜甫》首先是一部學術著作。這當然沒有什麽錯。看看該書對李白出生地、家世的考證，對李白家室的索引，對李白政治活動的梳理，對李杜思想和信仰的考釋，甚至對李杜疾病和死因的研究，等等，無一不是學術問題。

可是，細細品讀《李白與杜甫》，似乎總讓人感到，它和正宗的學術研究，總有些南轅北轍。要知道，李杜之所以為後世敬仰，是因為他們的詩歌“光焰萬丈長”。但是，該書並沒有從文學和藝術的角度，比較兩人詩作孰優孰劣，並以此來證明“揚李抑杜”的正確性。這似乎有失學術常理。盡管書中有對不同學術觀點的駁議，但往往是信筆所至，缺乏在學術上繼往開來的意圖。簡單來說，《李白與杜甫》有些不按學術常規出牌。按正統的學術常理來看，《李白與杜甫》頗有野狐禪的味道。

如果我們先不把它作為一部學術著作，而是當作散文或者是小說片段來讀，那麽，是否能讓我們換一種眼光呢？仔細琢磨，《李白與杜甫》並沒有按照正常的學術套路切入曆史人物，而是選擇了一些自己“有話要說”的問題，走進李杜的世界。並且，郭沫若以自己的興趣點為轉移，邊議邊敘，邊敘邊議，洋洋灑灑，任意發揮，看起來象是借串聯起來的學術資料，進行一種獨特的創作。從這個角度說，該書更象是一部片斷式的李杜傳記。當然，這也不是一部通常意義上的李杜傳記，而是一部“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的隱喻之作。其實，已經有識者對此做出了判斷：

“活天冤枉”這四個字所迸濺的強烈的感情電火，映照出郭沫若內心急於排泄的哀痛和憤激。這鋒芒畢露的宣泄僅僅是為李白抱屈嗎？且不必到曆史與記憶裏打撈，就在郭沫若寫作的當時，中國詩人、文人中橫遭“活天冤枉”的就大有人在。連他自己鍾愛的兒子，也“活天冤枉”地慘死在棍棒之下。“任意栽誣”的事，郭沫若親見、親聞的該太多了！他本人總算是受到特別“保護”的，也不過在小心與違心之間深有忌憚地度過日子，難保不會有不測之禍突然降臨。那幾年間，郭沫若孤零零地在政治活動中扮演著需要他扮演的角色，但當夜深人靜，寂寥默思中，他不會扼腕長歎、仰天長噓嗎？評古論今，他所發出的“活天冤枉”的呼喊裏能不包含著就事論事以外的內容嗎？……

寫作《李白與杜甫》的時候，郭沫若也到了該總結人生的年齡。他比以前許多時候都“清醒”。麵對兩位古代大詩人的命運，他有所思，有所憶，有所悟，他當時的真實心境在這本書中有脈絡可循。倘若把《李白與杜甫》看作一本意在討好邀寵的書，借用郭沫若為李白打抱不平的話來說，那真是“活天冤枉”。[15]

更有識者以幹脆的口吻說：

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中寫的《李白與杜甫》，基本上不是一部學術研究之作，也不是為了李白鳴不平，更不是為了投毛澤東之所好，而是一部借曆史亡靈進行自我解剖、自我總結的文人與政治關係的沉思錄。[16]

這些判斷，或許才真正逼近了郭沫若寫作《李白與杜甫》的真實意圖。或許，在學術上的承前啟後，根本就沒有成為郭沫若的主要動機，學術追求和學術真理也沒有成為《李白與杜甫》的圭臬。以古況今、借古言誌，向來是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傳統，浸潤其中如郭沫若者，屢遭變故如郭沫若者，大概不會僅僅止步於學術的趣味。或許，在世人推崇備至的李杜身上，郭沫若看到了與己相似的人生脈絡。或許，在這兩個名垂青史的文學人物身上，郭沫若看到了自己心靈和精神追求的痕跡。他要借這兩個曆史人物，來述說、來抒發自己的人生感慨。

這不能不使我們想起他寫《蔡文姬》時的呼喊：“蔡文姬就是我！”如果說，曆史劇《蔡文姬》是郭沫若自證身世、尋求角色認同的象征性作品；那麽，《李白與杜甫》一書，則是郭沫若以學術為依托，對自我進行剖析、對靈魂進行審視的寄寓之作。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中，曾經這樣解釋李杜詩作中顛倒事實的現象：“把曆史事實前後錯綜，這是詩人的常用手法（寫詩不是在寫史），不足為異。”[17]又對李白的詩言誌情形，作這樣的理解：“李白在遊幽州的當時非常傷心，傷心他自己知而不能言、言而無人聽。……隻是把地上的舞台移到了天上或者把今時的人物換為了古時，在現實的描繪上，加蓋了一層薄薄的紗幕而已。”[18]如果我們也從這樣的視角審視《李白與杜甫》，會看到什麽呢？

還是先讓我們到《李白與杜甫》的世界，去尋找郭沫若靈魂深處留下的蛛絲馬跡。或許，讓郭沫若大發感慨的，首先應該是李杜的共性和同樣的不得誌：

生在封建製度的鼎盛時代，他們兩人也都未能完全擺脫中國的庸人氣味。[19]

從忠君思想這一角度來看問題時，李白和杜甫的態度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同，是他們始終眷念著朝廷；不同，是李白對於朝廷的失政還敢於批評，有時流於怨悱；杜甫則對於朝廷的失政諱莫如深，頂多出以諷喻。[20]

他們的功名心都很強，都想得到比較高的地位，以施展經綸，但都沒有可能如意。[21]

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或許郭沫若發現了自我世界的不同側麵，看到了自己的靈魂，在兩人身上有了不同映射。“揚李”，是否是因為作者在李白身上看到了自己頗為珍視的那個自我形象？或者，作者進一步聯想到了作為文人的自我？還是讓我們沿著《李白與杜甫》的敘事線索，對作者的分析、判斷、引申和發揮，進行細細的回味。在涉及李白的家事、家庭、和親人的關係時，郭沫若是這樣認識和引申的：

一方麵他想提高自己的門第以獲得一定的權勢，這一意識便結想而為涼武昭王九世孫的傳說。另一方麵卻又使他能保持著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層的民眾接近，有時仿佛還能浮雲富貴而糞土王侯。又庸俗又灑脫，這就是李白之所以為李白。[22]

李白對於他的家室的感情也非常認真。[23]

李白盡管南北漫遊，登山臨水，求仙訪道，飲酒賦詩，仿佛忘記了身外的一切，然而他對於自己的幼兒幼女是非常關心的。[24]

……他認為宗氏能和前妻的子女能和睦相處。[25]

對於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表現，對於李白在實際政治中的真實位置，對李白的政治心理，郭沫若作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與總結：

其實李白的值得譏評處是在他一麵在譏刺別人趨炎赴勢，而卻忘了自己在高度地趨炎赴勢。[26]

和他視被征召為十分光榮一樣，他也視被讒逐為十分遺憾。[27]

唐玄宗眼裏的李白，實際上和音樂師李龜年、歌舞團的梨園子弟，是同等材料。兩千多年前漢代的司馬遷曾經說過：“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28]

其實不過是禦用文人的幫閑獻技而已。[29]

李白的性格是相當矛盾的，他有時表現得很清高，仿佛頗有浮雲富貴、糞土王侯的氣概，但他對於都門生活乃至宮廷的生活卻又十分留戀。[30]

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終存在著矛盾。他一方麵明明知道朝廷不能用他；但另一方麵他卻始終眷念著朝廷。[31]

李白是被夾在兩種私心之間遭受到災難，他對於李璘的忘公誼而急私忿固然早就失望，

而對於肅宗李亨的先安內而後攘外也是十分痛心。但他不敢明言，卻屢屢借題諷喻。[32]

李白豪放，寫了不少憂饞畏譏、憤世嫉俗之作，有時非常沉痛，非常激烈。這其實就是打中蜂窠的彈子了。[33]

對李白的惺惺相惜，並沒有妨礙作者對李白作出清醒而真實的判斷。所以，郭沫若以傷感的筆觸，述說著李白的悲慘結局，似乎也預言著自己的恐懼：“要之，永王的迅速敗亡，是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又一次大失敗，而且失敗得更慘，更加突如其來。他雖然沒有被殺，但尋陽的監獄在等待著他，夜郎的流竄在等待著他，迅速的衰老和難治的疾病在等待著他，李白所表演的悲劇逐步地快要接近尾聲了。”[34]

也許基於對李白命運的清醒判斷，使郭沫若對於李白的迷信和覺醒，才有了更深的感悟：

他雖然懷抱著“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教條；“兼善”的希望，他沒有達到；“獨善”的實際，卻害了他的一身。他在“獨善”方麵，是深深陷沒在道教的泥沼裏，直至他的暮年。[35]

讀李白的詩使人感覺著：當他醉了的時候，是他最清醒的時候；當他沒醉的時候，是他最糊塗的時候。[36]

李白從農民的腳踏實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當然，也是他有了覺醒，才能體會到農民生活的真諦。[37]

“雲遊雨散從此辭”，最後告別了，這不僅是對於吳筠的訣別，而是對於神仙迷信的訣別。想到李白就在這一年的冬天與世長辭了，更可以說是對於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整個市儈社會的訣別。李白真象是“了然識所在了”。

然而，李白在一千多年前的當代，要說已經覺悟得那麽徹底，也是不可能的。他還有不少的牽掛，而且也無心去斬斷那些牽掛。“向暮春風楊柳絲”，就是那些千絲萬縷的牽掛的“絲”了。

這首詩，我認為是李白最好的詩之一，是他六十二年生活的總結。這裏既解除了迷信，也不是醉中的豪語。人是清醒的，詩也是清醒的。天色“向暮”了，他在向吳筠訣別；生命也“向暮”了，他也在向塵世訣別。[38]

然而，李白覺醒了，生命卻已是盡頭。作者清醒了，生命還有幾年可以“向暮春風楊柳絲”？

如果說郭沫若是懷著深深的同情走入李白，那麽對世人景仰的“詩聖”杜甫，作者似乎就有些嫉惡如仇、鄙薄不已。或許，作者在杜甫身上，看到了那個熱衷於仕途而不能自拔的政客郭沫若的影子；或許，借貶抑杜甫，文人郭沫若對政客郭沫若，展開了深刻的自我批判。還是讓我們細細品味郭沫若是如何的批判杜甫：

舊時代的詩人能寫出這樣的詩來，的確是很少見的。但是，使人民受到這樣的災難到底是誰的責任？應該怎樣才能解救這種災難？詩人卻是諱莫如深，隱而不言；而隻是怨天恨地，隻是對於受難者一味的勸解和安慰。故詩人的同情，應該說是廉價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為禍國殃民者推卸責任。[39]

杜甫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的人，六首詩中所描繪的人民形象，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經過嚴密的階級濾器所慮選出來的馴良的老百姓，馴善得和綿羊一樣，沒有一絲一毫的反抗情緒。這種人正合乎地主階級、統治階級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謂良民。[40]

杜甫是有雄心壯誌的人，他總想一鳴驚人，一舉而鵬程九萬裏。但這種希望，他一輩子也沒有達到。很強的功名心不能落實，結果可以化為很強的虛榮心。杜甫也就為這種毛病所侵犯，他的虛榮心也十分驚人。[41]

他不願意做小官，但實際上他也缺少辦事務的才幹。[42]

大詩人不耐煩做刀筆小吏的神態，寫的活現。天氣滿熱，飯都吃不下；晚上既多蠍子，秋後反而又多蒼蠅；真是叫人發狂大叫了。公文堆滿案頭，不斷地來麻煩我。朝南望，華山上的青鬆橫躺在狹窄的山穀上，多麽自在嗬！我恨不得打著赤腳去踏上深厚的堅冰嗬！可以看出詩人是多麽不耐煩！[43]

杜甫畢竟隻是詩人而不是政治家。作為政治家雖然沒有成功，但作為詩人他自己是感到滿足的。[44]

李白在去世前從迷信中覺醒了，而杜甫則一直沒有覺醒，這是很值得注意的。[45]

杜甫是淑世心切的人，以契稷自比，想拯救天下蒼生，但朝廷既重視道教，即使不是出於信仰的虔誠，你也非歌頌道教不可。[46]

杜甫和這樣的人相周旋，而且倚為東道主，因而有時也昧著良心大加吹捧。[47]

把一位飛揚跋扈、在國難期間窮歡極樂的地方軍閥，竟公然毫無保留地歌頌起來。[48]

岑參隻是在美化朝廷，杜甫則美化了自己，又美化了朝廷。朝廷有了杜甫那樣好的諫官，正足證明朝廷有知人之明和用賢之美。這樣的朝廷還不休明嗎？但實際是怎樣呢？[49]

不必要再長篇引述了。不要說比附，也不要說影射，更無需說對號入座，隻要想一下古詩“山色有無間”蘊含的意味和境界就可以了。品味這些潛藏在學術深處的滄桑感觸與人生況味，是不是正如郭沫若所說的：不足為異？是不是把地上的舞台移到了天上？把今時的人物換了古時？是不是在現實的描繪上加上了一層薄薄的紗幕？要之，以春秋筆法闡發微言大義，向來是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拿手好戲。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偷梁換柱、皮裏陽秋，對文史大師郭沫若來說，實乃雕蟲小技。在虛虛實實的學術世界，郭沫若通過對李杜的理解和評價，完成了一個從政文人內心深處孤獨的精神梳理，也留下了一個卷入仕途的脆弱文人向塵世訣別之前的心靈備忘錄。他或許有武則天立無字碑的心緒，早就預感後人對他一言難盡的評說。

對郭沫若自身來說，或許“揚李抑杜”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這兩個曆史人物身上，既發現了同一個“自我”，又看到了兩個不同“自我”的精神影像。同一個“自我”，正如論者所說：李杜都沒有認清自己的位置，都有一種懷才不遇的怨恨和待價而沽的清高；李杜都是忠君主義者，都是神佛崇拜者。[50]或者說，在汲汲於功名利祿的李白、杜甫身上，郭沫若看到了同樣熱衷於功名利祿的自我——文人從政的郭沫若。兩個不同“自我”的精神影像，可以說，是文人郭沫若和政客郭沫若——兩種截然不同的心靈側麵的真實寫照。李白，更多地寄托著文人郭沫若的所思所想；杜甫，更多地負載著政客郭沫若的所欲所求。或許可以簡單的說：“揚李”，是為熱衷於政治的文人郭沫若，進行自我辯解，在顧影自憐中進行自我安慰；“抑杜”，是對熱衷於政治的文人郭沫若，進行自我否定，在貶損非議中進行自我解剖。郭沫若內在精神世界的矛盾，士與仕雙重身份的心靈糾葛，都在一千多年前的古人身上，獲得了強烈的共鳴。

《李白與杜甫》之所以沒有前言後記，作者也沒有多餘的解釋辯駁，是否是作者欲借曆史人物的命運多舛、曆史人物的抑鬱不得誌，來抒發自己沉痛的隱曲之聲？是否是象武則天的無字碑那樣，功過是非任憑世人解說？或許，當年指示科學院影印《李白與杜甫》的陳伯達，在詳讀了郭沫若的大作後，終於品出了其中的真味，最終不敢上呈毛澤東、周恩來。

或許，我們真的應該說，《李白與杜甫》是生命漸逝的郭沫若，回首自己的人生曆程，在一個無法打開心扉的時代，在一個文網星羅棋布的時代，為自己、也為後世留下的一部隱秘的心靈自敘傳。《李白與杜甫》，是一部寓複雜人生況味於學術的真誠反思之作，是仕途疲倦、步履蹣跚的郭沫若，在進退兩難的宦海浮沉後，做出的清醒自嘲與內省。這，是感時傷世、感時傷懷的郭沫若，麵對大浪淘沙的曆史風流人物，發出的遙遙心靈感應！這，是朝如青絲暮成雪的郭沫若，麵對悠悠千古的長空皓月，發出的世事滄桑、人生無奈的萬般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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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頁。

[2]張恩和、張傑宇編著：《長河同泳——毛澤東與郭沫若的友誼》，華文出版社年版，第269頁。

[3]載1967年6月6日《人民日報》。

[4]參見郭庶英、郭平英：《回憶父親》，載《郭沫若專集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參見郭庶英、郭平英：《回憶父親》，載《郭沫若專集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參見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之《小組的覆沒及郭世英之死》，朝華出版社1993年版。

[7]參見牟敦白：《X詩社與郭世英之死》，載《沉淪的聖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

[8]參見《周國平自述：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充實》，下載於中華網。

[9]黃淳浩編：《郭沫若書信集》（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頁。

[10]參見牟敦白：《X詩社與郭世英之死》，載《沉淪的聖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

[11]王天成：《1963——1966年郭沫若與陳明遠的交往紀實》，載《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12]胡化：《高處不勝寒——關於郭沫若的訪談》，載《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13]牟敦白：《X詩社與郭世英之死》，載《沉淪的聖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

[14]參見王錦厚：《郭沫若學術論辯》，成都出版社年版，第207-209頁。

[15]劉納：《重讀〈李白與杜甫〉》，載《郭沫若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

[16]劉茂林：《向暮春風楊柳絲——再論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載《郭沫若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年2002年版。

[17]《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頁。

[18]《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6頁。

[19]《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1頁。

[20]《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頁。

[21]《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9頁。

[22]《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4頁。

[23]《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頁。

[24]《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9頁。

[25]《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6頁。

[26]《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8頁。

[27]《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9頁。

[28]《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頁。

[29]《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頁。

[30]《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頁。

[31]《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7頁。

[32]《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頁。

[33]《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7頁。

[34]《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頁。

[35]《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2頁。

[36]《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頁。

[37]《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6頁。

[38]《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6-317頁。

[39]《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頁。

[40]《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7-358頁。

[41]《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8頁。

[42]《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8頁。

[43]《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9頁。

[44]《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2頁。

[45]《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0-411頁。

[46]《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頁。

[47]《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頁。

[48]《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5頁。

[49]《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0頁。

[50]參見劉茂林：《向暮春風楊柳絲——再論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載《郭沫若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年2002年版。

《海上文壇》2005年第6、7期，發表時有刪節。 文章來源:山東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