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江飯店：世界風雲人物的上海行宮

錦江飯店：世界風雲人物的上海行宮

來源：《外灘畫報》
宋路霞/文 宋路平/圖

　　50年間，錦江飯店曾接待過134個國家的共500多位首腦人物和政府要員，幾乎囊括了半個世紀中所有的世界級風雲人物。

　　屹立在長樂路茂名路上的錦江飯店，是一組上海灘最負名望、最具傳奇意味的老房子之一。前不久，作為解放後上海的第一個國賓館，錦江飯店已度過了五十周年慶典。

　　品味這五十年的過去時，人們無不為其特殊的使命和傳奇式的風采而陣陣目眩——它曾接待過134個國家的共500多位首腦人物和政府要員，幾乎囊括了半個世紀中所有的世界級風雲人物。

　　在這還舉行過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誕生了“改變了世界”的《中美上海公報》，安排過“上海五國元首會議”的有關活動，舉辦過國際《財富》論壇的上海年會……在這些人物光臨之前，這些老房子就已存在數十年了。

　　那時茂名南路叫邁爾西愛路，長樂路叫蒲石路，出入大樓的是另一批“大腕”人物：有從西方到上海來淘金的冒險家，有銀行、洋行的經理、大班，有哥兒們遍天下的流氓頭子，還有國民黨政要、高級律師、日本少將、洋場闊少……幾乎“鎖定”了舊上海上流社會的生活風景線。

兩代冒險家的上海舊夢

　　錦江飯店的這塊黃金地皮，過去屬於法租界，最早在這塊地皮上進行炒作的，是一批西方冒險家，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20年代，地皮被轉手了十幾次了，最後歸入德籍猶太人安諾德家族。


　　安諾德家族是個在上海有著悠久曆史的家族，早在上海剛開埠不久的清鹹豐四年（即1854年）就已經搶灘上海灘了。J·安諾德和P·安諾德兄弟聯合德籍猶太人卡爾貝爾（P·Karberg），在上海合資創辦了瑞記洋行。

　　1899年，他們竟獲得了在山東省內五座礦山的開采權。另外，他們還曾獲得在中國海關建保稅關棧的特權，頗能呼風喚雨。


　　不幸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對德國宣戰後，安諾德兄弟為避免損失，加入英國籍。由於安利洋行中還有德籍猶太人卡爾貝爾的股份，於是卡爾貝爾就被遣送回國。而安諾德兄弟終因年邁相繼去世，洋行的業務就隻得交由匯豐銀行代管，這期間的損失是可想而知的。

　　戰爭結束之後，第二代安諾德兄弟即H·E·安諾德和C·H·安諾德回到上海，要求發還洋行產業，並改名“安諾德兄弟公司”在香港注冊，中文名仍為安利洋行。
　　
　　1919年，兄弟倆在上海重振家風，很快又成為上海重要的外貿公司。H·E·安諾德還當上了工部局的總董，成為上海灘上炙手可熱的洋大人。大約就在這期間，他們開始“炒”地皮，買下了現在北起錦江飯店北樓，南至淮海路國泰電影院的一大塊黃金地皮。


　　但從1923年起，安利洋行的經營連續失敗，負債高達275萬兩銀。最後，他們隻好把這塊地皮抵押給新沙遜洋行。過了幾年他們仍無力贖回，就隻能聽憑地皮被劃入“蹺腳沙遜”的版圖了。


　　1926年新沙遜洋行組建了華懋地產公司，並於次年開始開發這片黃金土地，先是在此造了兩幢普通公寓，賣得很好，於是沙遜在1928年投資330萬元，興建華懋公寓，俗稱十三層樓，即現在的錦江飯店北樓。地段好、品位高、純英國公寓式風格，吸引了不少海上洋大人。據說樓的圖紙尚在“打樣間”（即設計公司）時，樓盤就已經賣完了，被視為上海當時最高級的公寓住宅。

　　新沙遜洋行見有利可圖，於是一鼓作氣，於1931年又投資395萬元，在十三層樓以南的空地上再興建一幢十八層樓（即高納公寓，又稱格納公寓、後稱峻嶺公寓、茂名公寓），就是現在的錦江飯店中樓（又稱貴賓樓）。這是一幢較之北樓更為氣勢雄偉的、無以倫比的高級公寓，數十年間，能夠入住其中，一直被視為一種超上層身份的象征。

　　安利洋行由於新沙遜洋行的大量入股，實際上被新沙遜“融化”了，成了新沙遜洋行下屬的一個機構。這個家族在上海的事業和名聲，也漸漸地衰落了。安利洋行在上海的事業受損後，在海外的事業卻有了發展，一直延續了下來。

海上聞人的活動舞台

　　現為錦江飯店中樓（即貴賓樓）的18層樓，標高78米，由著名的公和洋行和愛爾德打樣行共同設計，是一幢仿美國現代派風格的公寓大廈。

　　整座大樓由三個部分聯體而成，中間高突的部分為18層，兩側各為16、15、14、13層，漸次呈台階式跌落，給人一種錯落有致的韻律感。樓的底層為儲藏室，二層以上是住房。住房小則2間一套，大到6間一套不等，共有78套房間。設有4部載客電梯日夜上下，另有2部電梯專門載貨……


　　如此高檔的公寓，如此高的投資，“蹺腳”沙遜自然要收取高額房租了。

　　據上海博物館的資深研究員楊嘉祐先生介紹，該樓於1934年落成，每年的房租淨收入即達33.7萬元。滬上老百姓都喚之為18層樓，能入住其中的自然都是些不同凡響的“主兒”。

　　筆者曾在錦江飯店檔案館翻閱到一份1950年代該店辦公室秘書趙正良先生手寫的調查材料，那材料盡可能地把當年的住戶記錄在冊了。

　　其中記道：大樓原住戶（抗戰前）：亞細亞石油公司經理、英美煙草公司經理、英商祥泰木行大班、上海紡織廠廠長、上海救火會會長、丹麥駐滬領事館領事、宋子文的秘書唐某、顧維鈞的嶽母、輪船公司老板嚴某……

　　日偽時期：日本憲兵隊隊長洋馬色根１０５４室、日本糧食公司大班６５２室、日本米粉商會大班６５３室、《新聞報》主筆陳冰和９５１室、日本中將１６樓……

　　抗戰勝利以後，大樓由沙遜收回，湯恩伯部隊進駐一個半月；陳納德的飛虎隊幾百名飛行員來住了６個月，１９４６年２月遷出。

　　後來的住戶是：俞鴻鈞４５１室、宣鐵吾５５１室、張海文３５１室、杜月笙７５６室、杜月笙兒子１５１室、黃金榮兒子１１５４室、丁惠康１５６室、哈同義子喬治１４５２室、金城銀行副行長１３５２室、高鑫寶、馬長生等人的俱樂部１１５６室……

　　好像是一部上海史的人物長卷，從我們眼前層層漫過。

第一個國賓館的誕生

　　上海解放後，13層樓、18層樓以及沿茂名南路東側的6幢“炮台樓”裏的老爺、“小開”，跟上海所有的高樓大廈裏的住戶差不多，十有八九都“夾著尾巴逃跑了”。

　　18層樓中僅剩10戶人家。作為華懋公寓的13層樓更是空空如也。在這之前，蹺腳沙遜早已把資金抽往海外，本人也遠離了大陸，留下代理人料理善後。

　　按照解放後國家頒布的法令，土地一律歸國家所有，建在國家土地上的一切私房都要交納“地價稅”，但許多洋大人故意拖欠“地價稅”。新生的人民政府針對這種情況，又製訂了更為嚴厲的法規，凡拖欠“地價稅”者則要交納高額“滯納金”。隨著時間的推移，新沙遜洋行拖欠的地價稅，僅13層樓一幢，就累計高達60億人民幣（舊幣）。

　　洋行眼看空關的房子多，白花錢保養總不是長久之計，最後隻好以整幢房子抵稅了事。


　　負責此事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同誌向市委匯報後，決定把13層樓辦成新上海的第一個國賓館。

　　1951年6月9日，錦江飯店正式開張了，董竹君出任董事長，任百尊和應競任
經理和副經理。


　　錦江飯店一開張，房屋尚未粉刷完畢，地毯還未配上，世界學聯的代表團（錦江飯店接待的第一批外賓）就已經下飛機了，外賓有時候一來幾十個、上百個。常常是上級一個電話打過來，說是客人立馬即到，飯店上下從總經理到廚師司機、服務員必須聞風而動。

為毛澤東和周恩來服務

　　任百尊和副經理應競原先均非飯店出身，董竹君原先的錦江川菜館也非旅館，大家隻能邊幹邊學，同時向社會招聘人才。一時名手雲集，在這些被招聘的人才中，後來有兩人更是暴得大名的。


　　一位是為毛澤東燒紅燒肉的東林發師傅。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同誌到上海總是住錦江飯店。他一天三頓，總是玉米麵、小米、紅薯等粗糧，菜盤子裏除了紅燒肉就是泥鰍和蔬菜，很少山珍海味。任百尊總經理拿著主席的菜單直搖頭，他見主席愛吃紅燒肉，就安排東林發師傅服務，果然主席讚不絕口。

　　後來中共中央辦公廳調東師傅到中南海工作，他曾在劉少奇同誌家服務。

　　有一次毛澤東請保密科的同誌吃飯，請他去幫忙，他燒了一個冰糖肘子，毛澤東吃了非常高興，遂決定把他留在身邊。

　　從此東師傅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5年，主席到外地視察也跟在身邊，直到“文革”前才返回錦江。

　　東師傅告訴筆者，民間說毛澤東似乎天天都要吃紅燒肉，那是誤解，其實毛澤東雖然愛吃紅燒肉，可是一周隻吃一次，每次也不過兩三塊。

　　錦江飯店的另一奇才是現今已101歲的退休老職工張仁才。他從13歲開始在洋行大班家中當Boy，還隨洋大人去法國住過6年，所以英語、法語、粵語都會說，又熟悉西方人士的生活習慣和禮貌規矩，擔任外賓餐廳的服務員再合適不過。

　　有一次周總理在11樓宴會廳裏擺了兩桌酒，招待一批非洲朋友。席間周總理舉杯向大家敬酒，誰知那批外賓特別來勁，他們輪番向總理敬酒，每個人都來一杯，周總理出於禮貌又不能不喝。

　　張仁才在一旁看著總理真是勉為其難，心想這樣喝下去非喝醉不可。於是他靈機一動，轉身到廚房找了隻空酒瓶，灌上白開水拿去，為外賓倒真酒，為總理倒“假酒”。總理一喝就明白了，在招呼客人的空當，微笑著向他點了點頭。

　　第二天鄧穎超同誌把張師傅叫到他們房間去，轉告總理對他的謝意，表揚他的工作做得好。其實，那時張仁才師傅還不曉得，周總理是個很有酒量的人，並且對酒也很有研究。

神秘的小禮堂

　　在13層樓和18層樓中間的綠色“峽穀”裏，坐落著一個方方正正的小禮堂。這是為了安排黨的八屆七中全會，僅用了28天時間，拆掉了安諾德兄弟住的小洋房，趕造出來的。

　　這個禮堂雖小，卻專辦大事。1959年，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就在這兒召開，會上通過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對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進行了檢查，提名了國家領導人名單，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以及其他中央委員與各部門負責人共計二三百人出席了會議，是一次有著重要曆史意義的會議。

　　會議是在小禮堂召開，代表住宿在18層樓。

　　會議召開之前，18層樓裏住的基本都是民主人士、工商業者和高級知識分子，如周穀城、孫大雨、孫仲立等等。

　　為了開會，有關部門動員他們搬走，短時間內要將樓搬空，配上高檔的紅木家具和地毯、窗簾。短時間內何來上百套紅木家具？說來也湊巧，那時舊貨市場上舊貨有的是，而且價格非常便宜，一百元錢即可買到一套很像樣的紅木家具。錦江飯店的職工沒日沒夜地去淘舊家具，18層樓一下子武裝起來了。

　　1972年2月27日，被譽之為“改變了世界”的《中美上海公報》就在錦江小禮堂磋商。中國從此打開了通向世界的大門。

　　按照《中美上海公報》原則，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惟一合法政府。這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美關係的原則，至今還是指導中美間種種交往
的基石。

　　那時，為尼克鬆擔任翻譯的是當時中國最高級別的三個女翻譯之一章含之女士（章士釗之女，另外兩個女翻譯是王海蓉和唐聞生。）細心的電視觀眾會發現，在北京時尼克鬆的翻譯是冀朝鑄，那是位老翻譯家和外交家，怎麽到了上海就變成章含之了呢？

　　原來這裏麵還有個小故事，章含之在事過30年後告訴筆者。章先是尼克鬆夫人的翻譯。尼克鬆夫婦乘坐的是“第一號”汽車，以前是林彪的防彈車，總是章含之坐前排。

　　有一天尼克鬆突然向周總理要求換翻譯：“我要求我夫人的翻譯在我舉行答謝宴會時擔任我的翻譯。”周總理感到很奇怪，難道冀朝鑄不行嗎？他可是外交部的“一號翻譯”啊！

　　尼克鬆解釋說（大意），冀先生的翻譯無可挑剔，但是他個子太高了。當我和你在公場合露麵時，你的翻譯是女士（按：指唐聞生），你們很協調，我的翻譯卻高高大大的，看上去不太協調。這不公平，為什麽我的翻譯不能是女士呢？周總理聽了哈哈大笑，說那就換一換嘛。

　　《中美上海公報》在上海簽定後的晚宴上，尼克鬆妙語連珠，引起全場掌聲陣陣，氣氛異常熱烈。他幽默地說，這個公報發表之後，中美雙方的距離就更近了，況且本來也不太遠，也就是一萬七千英裏左右……章含之不知怎麽回事，翻譯成了“七千英裏”，漏掉了一萬英裏。

　　當時誰也沒去推敲這個數字，可是周總理察覺了。章含之趕緊作了糾正，並向尼克鬆表示歉意。誰知尼克鬆卻說，那就更好了，那樣兩國的距離豈不是更近了嗎？

　　近些年來，為適應改革開放以後的新形勢，錦江小禮堂亦展現了新的豐姿，由原先的1200平方米，擴大到現在的一萬多平方米（包括地下二層車庫及健身中心），幾乎是當年的10倍，主會場依舊是高層中外賓客活動的場所。

　　2000年江澤民同誌曾在此會見丹麥首相拉斯穆森。近年召開的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上海五國元首會議”，有關活動亦在這裏舉行。對於政治家、外交家來說，錦江小禮堂似乎永遠是個神秘的、誘人的、充滿爆炸性新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