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無越人?——漢人的南遷與閩越,東越的北遷江淮,北遷曹魏

北方無越人?——漢人的南遷與閩越,東越的北遷江淮,北遷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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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越的福建——在閩越國滅亡之前

20世紀80年代前，因福建始終沒有發現舊石器遺址，因此學術界認為福建可能是較後發現的大陸，也就是說現在的福建本來是海，海水退下去的時候較晚，所以沒有原始人類，福建的原始民族是從外地遷入的。

　　但據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考古發現，福建也有舊石器文化，將福建的人類曆史推前了五、六千年。首先是1987年東山島漁民在海底打撈起一件古人類左肱骨化石，經鑒定是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的人類骨化石，距今約1萬年；1988年5月又在清流縣沙蕪鄉洞口村狐狸洞發現了一枚古人類下臼齒化石，伴生的哺乳動物化石有豬、熊、虎等，這些伴生動物多生存在六千至三十萬年之間，經鑒定上述化石距今約３萬年，這就確定了福建有舊石器時代文化。

曇石山文化

位於閩侯縣甘蔗鎮曇石山村的曇石山遺址於一九五四年一月發現，是先秦閩族的發源地，也是福建文化的源頭。

報導說，近五十年來，考古專家學者曾八度發掘曇石山遺址，挖露麵積近兩千平方公尺，發現了重要的文物和標本，明確了上、中、下層文化內涵，並推測出中層的年代距今約四千餘年，下層的年代距今約五千年，樹立了大陸東南沿海具有特徵的考古學文化—曇石山文化。

曇石山文化集中分布於福建省閩江下遊和沿海一帶，多貝丘堆積，反映了福建遠古先民依山臨水的生活習性，對研究福建原始社會晚期的曆史及經濟麵貌具有學術價值。

武夷山懸棺之謎

同天葬、水葬一樣，懸棺葬是一種古老的喪葬形式。葬址一般選擇在臨江麵水的高崖絕壁上，棺木被放置在距離水麵數十至數百米的天然或人工開鑿的洞穴中，有些則是直接放在懸空的木樁上麵。武夷山九曲溪兩岸的峭壁上，至今仍存有懸棺遺跡十餘處。

經過碳14測定，白岩和觀音岩保存完好的兩具船棺距今已有三千多年，隨葬的龜形木盤是具有商周青銅文化特征的遺物。

　　據考證，當年我國南方分布著大大小小許多部落，他們大多具有某些共同的文化特征，因而被今人統稱為古越人。船是古越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具，把死者放入船形棺木是對死者的敬重。而出於對高山的崇仰，他們又把逝者安放在最接近“天神”的地方，以使他們不被世人打擾，從而更好地庇佑後人。

重達數百公斤的棺木是如何安放在懸空的絕壁上的呢？從棺木棺蓋首尾兩端鑿有穿繩用的方孔推測為懸索吊下。在放置懸棺的峭壁背後或兩旁一般地勢較為平緩，人們先將棺木運上山，派工匠鑿好洞穴或架好木樁，再將棺木吊裝好。有時候，先沿崖壁鑿出平行的一條通道，將棺木依次推進，可以集中放置一批棺木以省去許多麻煩。據三國時吳人沈瑩的《臨海水土誌》記載，當時浙江瑞安至福建連江一帶的“安家之民”和“台灣土著”、“夷州民”在飲食起居、風俗習慣上非常相近，都有懸棺葬的習俗。而在台灣偏僻的小島蘭嶼的雅美人中間，這種葬俗保留至今。

史籍中關於閩地的記載

地處山陬海隅的福建是一個經常被世界遺忘的角落。史籍中關於閩地的記載隻有寥寥幾筆。

戰國至漢武帝期間，福建土著經曆了古閩人和古越人的融合以及閩越人北遷的曆史大動蕩。

　　《山海經》記載：“閩在海中。”《周禮·夏官·職方氏》說：“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漢鄭玄注《國語·鄭語》“閩 *蠻矣”時說：“閩，蠻之別種也；七，周所服國數也。”這就是說，古代的七閩部落和楚國都是被稱為蠻的南方民族。

　　七閩的分布地域甚廣，包括今天的福建全部以及廣東東部潮梅一帶和浙江舊溫、台、處三府屬。

　　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注“閩”一詞時說，閩是“東南越，蛇種。”可見七閩大約是蛇圖騰的氏族社會。也就是說，古閩人是拜蛇為祖先的。這種民俗至今仍在一些地方保存著。漳州市平和縣文峰鄉的三平寺仍保存著敬蛇如神的奇俗，泉州市南安詩山仍有蛇山廟在。閩族當是古代七閩地區的土著。

　　古閩族人經過商周時期的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和文化，在周朝初期已納入王朝版圖。

越王勾踐滅吳之後，國力強盛，越國的勢力開始進入福建。越族人不論體質特征，還是生活習慣，都與中原華夏族有很大差別，越人身體矮小、短麵、須發少、鼻形廣、眼睛圓而大，習慣傍水而居，好水鬥，善於駕舟行筏，還有“斷發紋身”的習俗。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載，周晉王卅五年（公元前334年，戰國中期），越王勾踐七世孫無疆與楚威王作戰，失敗被殺，國亡於楚。“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越王族大約就是在這個時期航海入閩的。

　　《讀史方輿紀要》引林 *《閩中記》雲：越亡於楚後，其子孫徙居越遷山（今福建長樂縣東北十五公裏）。

　　越族入閩之後就與七閩土著發生融合，並在閩中傳播吳越和中原文化，閩越族由此形成。

　　無疆又七傳至無諸，自立為閩越王，成為閩越族的首領，在福州的北郊新店修築土城，逐步實施對福建的統治。 　　

《史記·東越列傳》載：“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也……秦已並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閩中郡是福建最早的建製。閩中郡轄地與七閩基本相同（實際上它還包括了今江西鉛山縣）。

　　《史記》還記載，秦廢無諸、搖的王號，降為君長，但仍留在閩中，秦沒有像對南越那樣派守尉令長治閩。秦立閩中郡隻是名義而已，並沒有實施統治。

秦末暴發農民起義，無諸率兵由閩中北上，閩越軍隊跋涉關山，深入中原，參加中州的農民起義和楚漢戰爭達8年之久。

　　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因無諸有功，封其為閩越王。

　　閩越國重新立國後，國勢日強，多次擴大領地，成為漢王朝在東南沿海的勁敵。漢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派朱買臣率領大軍，兵分四路進攻閩越，無諸的繼承者東越王餘善在閩中築城抵禦漢軍。餘善兵敗，閩越內部發生兵變，餘善被殺，閩越歸順漢朝。

　　漢廷命令將閩越族人遷至江淮間，閩越國92年的統治到此結束。

　　據《史記·東越列傳》載，漢廷采用秦代遷徙六國豪強的策略，以“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漢武帝把閩越貴族官僚勢力階層和軍隊及大批閩越人都遷於江淮一帶居住，閩越國從此結束。

　　漢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漢廷在福州設立冶縣，屬會稽郡，這是福建曆史上的第一個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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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平原的人文　2007-05-31
作者：鄒逸麟

一、自然和人文的過渡地帶
江淮平原的人文

鄒逸麟　載《椿廬史地論稿》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如果不是從絕對意義上來理解的話，這句話還是很有道理的，不同的自然環境和地理位置，孕育著不同的生物，包括“高級生物”人類的健康、性格以及他的社會屬性也同樣受到環境的影響。

《呂氏春秋·盡數》說：“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就是說不同的水環境對人類的健康有著不同的影響，這話至今還有現實意義。不同的地理環境形成不同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環境也同樣會影響人們的民俗風情，特別是在生產比較落後、區域之間交往相對缺乏的古代，尤為明顯。

《漢書·地理誌》後序雲：“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係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

在戰國秦漢時期，今晉南、豫北的所謂“三河”地區，是傳統的農業區，當地人民因長期從事精耕細作，“故其俗纖習事”；

而晉北地區，“地邊胡，數被寇”，因為經常處於動亂和戰爭狀態，故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

沂、泗以北的河濟地區從西周春秋以來農業就比較發達，人口眾多，由於這裏水旱災害的頻繁侵襲，所以老百姓有“好畜藏”的習慣。

江南地區在古代河湖眾多，沼澤密布，土質濕重，在金屬農具未普遍使用以前，火耕水耨，生產落後，多以漁獵采集，因而既不憂凍餓，亦無千金之家，社會經濟處於低水平狀態；又因地勢卑濕，疾病流傳，故丈夫早夭①。

明王士性《廣誌繹》裏講到浙江地區的人文差異時說：“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險阻，是為山穀之民；寧、紹、台、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百貨所聚，閶閻易為富貴，俗尚奢侈，縉紳氣勢大而眾庶小；山穀之民，石氣所鍾，猛烈鷙愎，輕犯刑法，喜習儉素，然豪民頗負氣，聚黨與而傲縉紳；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閭閻與縉紳相安，官民得貴賤之中，俗尚居奢儉之半。”

王氏在這裏強調不同的地理環境決定了不同人群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價值觀念。在古人著作裏，這類例子可以舉出很多，不必多述。

總之，中國疆土遼闊，地區間區域差異很大，不同的自然環境形成不同的地域經濟、文化、社會風尚以及行為規範。這種差異有時還會引發政治上的衝突。

雖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對自然改造能力的增強，區域人群之間交往的頻繁，共同的東西在逐漸增多。然而非物質的如生活方式、文化意識、風俗語言以及行為規範等等，最為頑古，變化最為滯後，許多東西甚至二三千年後還有遺跡可尋。因此不了解中國各區域間的地域差異，不能算真正了解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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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記》卷129《貨殖列傳》。



我們這裏要講的是在中國曆史發展過程中一個很特殊的地區——江淮地區。

今天這是一個大家很熟悉而又很普通的一個地區，就整個中國而言，這裏的人口不算很密集、也不算稀少，工農商和交通運輸業一般都比較發達，也有不少著名的城市。

但就整個中國而言，這裏並不是一個十分顯眼的地區。那麽這樣一處並不令人注目的地區，在曆史上究竟有過什麽樣的變化呢?生活在本區的人民在曆史上究竟經過怎樣的風風雨雨呢?這就有待筆者細細道來。

一、自然和人文的過渡地帶

本文所謂江淮地區具體而言是指桐柏山、大別山以東，淮河兩岸和長江以北地區。

眾所周知，在氣候分區上，秦嶺、淮河是我國亞熱帶和暖溫帶的分界線，也是亞濕潤和濕潤區的分界線。這一線的等雨線年降雨量相當於800毫米，自此向南逐步遞增，過了長江達到1000毫米～1500毫米，是典型的濕潤區，雨量豐沛，植被茂盛。

秦嶺、淮河也是我國南北方的分界線，南北自然景觀，包括氣候、植被、土壤、農業植被等等，都迥然不同，《周禮·考工記》所謂“橘逾淮而北為枳”，就是指橘類植物北移後因環境不同而引起的品種變異。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三說：“淮之視江、河、漢，大小懸絕，而與之並列者，經其界南北而別江河也。”而江淮地區就處於南北不同氣候的過渡地帶。

本區境內有兩條主要河流，淮河全線及長江的中遊和下遊。大別山地和江淮丘陵則是長江和淮河兩大水係的分水嶺。江淮地區地處黃河和長江兩大流域之間，地勢西高東低。西部是大別山地，逶迤東延，區域寬廣，海拔高度多在500米至1000米左右，最高峰為霍山的白馬尖1774米。大別山區以東地勢顯著降低，崗丘連綿，泛稱之為江淮丘陵，具體名日張八嶺，海拔高度一般都在50米至300米左右，最高峰為將軍山399米。

其間有以東肥河、南肥河和合肥為中心的狹長的蜂腰地段，是古代南北交通的要道。這個地段南端的巢湖、蕪湖一帶曆史上稱為吳頭楚尾，是古代吳楚兩大區域的分界。

江淮丘陵以南則為長江沿江平原，除了一些殘存的低山丘陵外，一般都是地勢低平，湖沼密布；以東則為江淮下遊三角洲地帶，其間河湖錯雜，是航運理想地段，很早就開發的水運，是江淮間又一條南北交通要道。裏運河以東為濱海平原，成陸較晚，大致是公元以後的事。以今日省區而言，本區東部是江蘇省的北部，中部是安徽省的北部，西部則是湖北省的北部和河南省的南部，位於蘇皖鄂豫四省交會地帶。

近幾十年考古工作，在江淮地區發現了不少新石器時代遺址，大別山區紅安一帶為屈家嶺文化，淮河南岸的信陽、潢川、霍邱、壽縣、定遠、明光、滁州有龍山文化遺址，清江、淮安、漣水、滁縣、江浦一帶則為青蓮崗文化遺址。揚州、六合、合肥一帶還發現一些與江南以南地區同一類型的原始文化遺址。

很明顯，屈家嶺文化是自西向東發展而來的，龍山、青蓮崗文化是從北而南推進的，而江南的原始文化則由寧鎮常地區渡江向北延伸。由此可見，從原始社會開始，江淮地區正是多元文化交匯融合的地方，反映了典型過渡地帶的文化特征。

大約在西周春秋時期，江淮地區分布著許多不同族姓的古國和不同族屬的人類群體。

當時居住在淮河上遊的有薑姓申國(今河南羅山縣西北)、呂國(今新蔡西南)、姬姓息國(今新息縣)、隗姓弦國(今仙居東)、贏姓黃國(今潢川縣西)、江國(今正陽東南)和姬姓蔣國(今固始縣東北)等；沿淮中遊的，有鍾離(今安徽蚌埠市東臨淮關附近)、向(今懷遠渦口東)、州來(今鳳台)、六(今六安市東北)等小國，分屬盈、薑、偃諸姓；

在江淮之間，由巢湖到霍潛山麓，今舒城、廬江、六縣、樅陽一帶，為群舒散布的地區，有舒、舒蓼、舒庸、舒鳩、舍龍、舒龔、舒鮑、巢、宗等稱；

淮河下遊的諸部，通稱為淮夷，其中以淮泗間徐國為最強大；瀕臨東海的號稱為東夷，處於更原始階段。總之，在西周春秋前期，江淮地區小國林立、群族分居。有的是從黃河下遊、漢水上遊遷來的，有的則是當地的土著，不論生產方式、生活習俗都是不同的，突出表現了南北過渡地帶的人文景觀。

到了春秋晚期楚國向東向北發展，其勢力已控製了江淮地區的西部，而江淮下遊則是吳國的勢力範圍。當時吳楚兩國交界處在今安徽鳳陽、含山一線，後越滅吳，江淮下遊為越國的疆士，江淮地區出現了楚越對峙的局麵。

　　到了戰國時代，約於前306年越為楚所滅，越人四處逃散，江淮地區全入楚境。楚國控製江淮地區之後，有大批楚人遷入江淮，楚文化很自然地進入了江淮地區，以後楚文化與當地原有吳越文化相交融，形成多元文化的形態。

　　所以司馬遷說：“楚越有三俗”，他把戰國楚地分為東、西、南三楚，江淮之間東部屬於東楚，此地北麵“俗則齊”，南麵“俗則越”，西部屬南楚，顯然江淮之間是以楚文化為中心，同時也是北方中原齊文化和南方越文化的交錯地區。

漢武帝時代，位於浙江南部的東甌人曾舉國內遷至江淮之間，位於今福建省的閩越人也被強製遷至江淮地區，具體而言就是廬江、九江、臨淮三郡之地。

　　這兩次遷至江淮之問的東甌、閩越人數大約有十餘萬，由此使江淮地區文化的複雜化。所以司馬遷說壽春、合肥一帶“與閩中、幹越雜俗”。總觀春秋至西漢的數百年間，江淮地區雖有中原文化的影響，但主要是南方楚、吳、閩、越文化的雜匯，而受楚文化的影響最深。

　　東漢末建安年間，曹魏和孫吳相持於江淮之間，曹操為了戰爭需要，下令居住在江北沿岸的居民全部北撤，百姓大為驚恐，住在廬江(今廬江西南)、九江(今鳳陽西南)、蘄春(今蘄春西南)、廣陵(今揚州市)一帶的居民十餘萬戶扶老攜小紛紛渡江而南下，除了沿淮河南岸一些城市外，江淮之間大部分地方成為無人區，合肥以南隻有皖城(今潛山縣)①。

　　以後淮南又有數萬人渡江至吳國境內，江淮人口為之大減，成為地廣人稀的地區。加之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黃河流域處於長期戰亂之中，異族入侵時殘酷的殺戮和漢族王朝的覆滅，不僅使統治集團聞風喪膽，就是一般人民為了逃避死亡的命運，也都紛紛扶老攜幼，拖家帶口離開本土出走。

　　在北方遊牧民族南進的壓力下，大多數漢人隻能選擇南遷的道路，即史學家稱之為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北人南遷的高潮。

　　據文獻記載，從公元4世紀初的永嘉年間至5世紀中的宋元嘉年間的大約150年內，曾有四次大規模的南遷。

　　這四次南遷的第一程，就是江淮地區，於是大批北方人口充實於江淮間。最集中的就是今安徽、江蘇兩省的江北淮南地區，大約有人口三十餘萬，並在此設置了大批以原北方州名為名的僑州郡縣，如司、兗、青、徐等州，隨著戰爭的升級，又有一部分僑民渡江而南。江淮地區成了一浪又一浪南遷僑民的過渡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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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國誌》卷47《吳書·孫權傳》。



8世紀中葉所發生的安史之亂，使北方中國戰火連年，哀鴻遍野，黃河流域又掀起了一次人口大批南遷的高潮。“衣冠士庶”多避處江淮間，本區東部的揚州和濠州(治今安徽鳳陽東臨淮關)、和州(治今和縣)是北來人口居最多的地方，人口數倍增長。

　　不久到了唐末，北人在此定居未安，楊行密和孫儒爭奪淮南頻繁的戰爭，幹擾了他們平靜的生活，“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北來的人民又一次渡江而南，江淮之間又成為地廣人稀的地區。

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大舉南侵。此後數年裏，黃河中下遊地區因戰爭慘遭嚴重破壞。據當時人莊季裕說：他在建炎元年(1127)路經今河南許昌至商丘一帶，數千裏內無複雞犬，井皆積屍，不可飲用，作物熟了也無人收割。鬥米數十千，人相食。同年康王趙構在臨安建立南宋政權，多次號召北人南下，黃河流域人民為求牛存，紛紛渡淮南徙，形成中國曆史上北人南遷的第三次高潮。

靖康元年開始的北人南遷高潮，隨著宋金之間的戰和形勢不同，分為幾個階段。但淮南始終是北人南遷首途。當宋金間處於相持階段時，北人南遷後，一般就在江淮問定居下來；當金人又一次南侵開始，則居於淮南的北人再次渡江而南，尋找更安全的地方。

　　如紹興八年(1138)僅集結在廬州(今合肥)一帶便有四五萬人，以後紹興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破壞和約，大舉南侵，淮南人即紛紛南逃。所以淮南人口始終很不穩定。南宋理宗以後，金朝勢力衰退，失去大規模進攻宋朝的能力，淮南戰事減少，社會相對比較穩定，大批移民就在此定居下來。

據文獻記載，南宋後期淮南東西兩路人口比南宋中期增長數倍。而建炎三年時金兵屠焚揚州，“士民皆死亡，存者才數千人而已。”所以南宋末年揚、通、泰州地區集中的大量人口，主要來自北方移民；其次，還有紹興年間由於淮南地區人口稀少，南宋政府曾經勸說江西、浙江、福建一帶失去土地的農民遷往淮南進行屯田，因此南宋末年的淮南居民中有不少江、浙、閩的移民。

還不到一個世紀，在元朝末年，江淮地區又經曆了一次空前規模的戰爭浩劫，當地居民大批死亡和流徙，到明初洪武年間這裏成為全國人口特稀的地區之一。洪武十一年(1378)清點土著舊民時，鳳陽縣僅3324戶，每戶以五口計，隻有16620人。再擴大以鳳陽府為例，該府地跨淮河南北，麵積約24000多平方公裏，土著舊戶人口不到13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裏約為五人，其淒涼的情況可以想見。這就可以明白為什麽朱元璋對故鄉進行大規模移民了。

從洪武初開始，朱元璋從江南、山西、河北、山東、江西、廣東珠江三角洲等地區，移民至鳳陽府的人口總數在三十萬左右；此外，還有軍籍移民18.8萬。兩類移民總數共占鳳陽府人口的80％。

　　由此可見，明洪武年間的鳳陽府地區是典型的人口重建式的移民區，江淮之間的其他地區也莫不如此。又如明代安徽桐城縣的氏族大部分是在元明之際從外地遷入的，其中20％來自江西鄱陽縣。

　　今存安慶府屬縣的一些家譜，都證明當地的一些家族都是明初來自江西的鄱陽、饒州和婺源。

　　再如宿鬆縣的情況更是突出，據民國《宿鬆縣誌》所載氏族情況，元末明初從外地遷入的占88％，其中以江西人為最多。所以清初宿鬆人朱書說：“吾安慶，古皖國也……然元以後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強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會者錯焉，土著才十一二耳。”

　　巢湖地區即明清時代的廬州府，近90％的氏族是在元明之際主要從江西遷入的，其他也有皖南山區徽州和江蘇句容的移民，當地土著隻占11％。

元末蘇北地區遭受戰爭的破壞十分嚴重，淮揚一帶人口的損失更是令人吃驚。洪武初年揚州城內土著居民僅四十餘戶，淮安城中僅存李、劉、王、徐等七家，農村是地曠衍，村落稀，巨室少，民無蓋藏。鹽城地區幾乎找不到土著，人人皆言來自蘇州，不論是否確鑿，但居民都為外地移民，當屬無疑。據研究，洪武年間蘇北地區接受外來移民達65萬之多。

元末明初以後，江淮地區又一次大規模人口損失是在清代太平天國戰爭時期。

　　以戰爭最為激烈的巢湖地區為例，據地方誌記載。舒城縣1802年時人口有40萬，到1869年僅剩11萬，損失人口占戰前的70％。

　　泗州人口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時為59萬；到光緒十二年(1886)時隻有15萬，損失80％以上。其中如安慶地區的損失一定也很大，就是還沒有見到確切的數字。太平天國戰爭結束以後，清政府組織了向江淮地區的移民，但規模不是很大，江淮間仍是人口較稀的地區。

清末民初，江淮地區又曾出現居民外遷的高潮。主要原因是頻繁的戰爭和嚴重的自然災害，迫使城鎮和農村人口外流。外遷的地點則主要是上海和比較富庶的杭、嘉、湖、蘇、常州地區，光緒《鹽城縣誌·風俗總論》：“今則每遇水旱，窮佃隱民，競棄田廬，攜婦孺過江乞食，絡繹於塗。”

　　1842年上海開埠以來，吸引了長江下遊地區各地農村的青壯勞力，而蘇南城鎮或農村的生活條件遠優於蘇北。蘇北地區主要是揚州和稍北的鹽城、阜寧大批城鎮和農村人口往上海就業，由於沒有較高的文化和技術，他們都從事些非技術性服務行業，沒有具體資料說明。

　　從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有多少蘇北人來到上海，但據當時社會局的統計，1913年上海有將近一萬名人力車夫，其中80％～90％來自蘇北。20世紀30年代，上海有八萬名人力車夫，90％來自蘇北；同時約有五萬名碼頭工人為蘇北幫所控製。由此推斷，在這半個多世紀裏至少有數十萬勞力從蘇北農村來至江南，對江淮地區的經濟影響可以想見。

　　縱觀三四千年來，江淮地區是一個典型的不斷重建的移民區，自北而南，自南而北一浪超過一浪移民浪潮波動著居民的生活，可以說是居無寧日、住無定所。這些移民都是赤手空拳來自四麵八方，為了生存，他們需要拋棄原有的生產和生活習俗，放棄了原有的社會地位，適應新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他們之間需要互相適應、互相容忍，以便共同生活在一塊土地上。

　　這裏大部分人沒有世代相傳望族的桂冠，沒有帶來巨額財富。他們飽受戰爭的創傷，自然的磨難，性格都比較堅強，忍得各種自然和社會的打擊，很少髂統安土重遷的觀念，是一支生命力很強的人類群體。他們初來乍到為的是求生存，所以一旦社會安定下來，他們就要求發展，憑他們的體能和智慧，就能創造出不同凡響的經濟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