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原出土蚌雕人頭像談嚴允文化的一些問題 ZT

考古發現介紹：

來自外部的人群和文化成分

中國的北方長城地帶逐步形成了一個和中原地區不同的文化帶，這種與中原不同的文化特征，一方麵是北方長城地帶本地發生的，但有很大比重是受到離中原更遠的地區的影響。

在第三節中已經談到在夏代時期從新疆傳入北方長城地帶的文化影響的例子，而其源頭還是在北亞地區的。

其實，影響到北方長城地帶的文化因素也有源自遙遠的西方的。隻是比較少一些，長期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先談一談歐羅巴人種進入中國的問題。

在陝西扶風召陳村　西周晚期大型建築　廢棄時　形成的　紅燒士堆積中，發現了兩件蚌雕戴帽人頭像。

從形製分析是作笄帽用的，其長臉、高鼻、深目、窄麵、薄唇等特征，無疑與歐羅巴人種相合[12]。

被公認為西周晚期的周人已和歐羅巴人有所接觸的證據。

從考古發掘所得的古顱骨資料來看，我國境內先秦時期的歐羅巴人種顱骨資料均發現於新疆。以孔雀河下遊古墓溝組為代表的古歐洲人類型，[13]

大約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便來到了羅布泊地區。從其墓葬中使用大量樹木材料的特點來分析，當時南疆地區的植被和整個生態環境顯然與現在的情況全然不同。

稍後時期，古歐洲人類型居民漸向東疆地區滲透，並且與蒙古人種的土著居民發生接觸、融合。

例如，哈密市柳樹泉附近的焉布拉克青銅時代古墓群的顱骨，可區分為屬於蒙古大人種的M組和屬於歐羅巴大人種的C組，[14]

哈密焉不拉克墓地為代表的青銅時代文化是以蒙古人種為主體的居民創造的文化，後來的古歐洲人類型居民遷移到這裏並接受了當地蒙古人種的土著文化。

先秦時期進入新疆地區的歐羅巴人分屬不同的支係，吐魯番盆地鄯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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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周原出土蚌雕人頭像談嚴允文化的一些問題


作者：斯維至


一　問題的提出

　　1980年秋，陝西周原考古隊在清理召陳西周宮室建築遺址時，無意中發現了兩件蚌雕人頭像。尹盛平為之撰文，並論證這人頭像“其種族當是塞種”題為《西周蚌雕人頭像種族探索》，《文物》1986年第1期。。他對這人頭像的描述如次：

　　　　頭像高2?9厘米，右側殘缺，是男子頭像，戴尖角狀護耳翼的帽子。帽子頂部被鋸割掉。由於帽有尖角狀護耳翼，而且越向上越細，帽子上刻著距離均等的豎細線條，間距上窄下寬，推斷是一種毛織的尖頂硬高帽。頭頂下頜部以下亦被鋸割斷，形成橫截平麵，中間鑽一小孔，孔徑0?6厘米。圓孔內殘留一截骨笄杆……另一件蚌雕人頭像，大體相似，雕像頭頂橫截麵有一個■(巫)字。尹盛平對於這兩件蚌雕人頭像的發現顯然是很重視的，他推斷“其種族當是塞種”也是正確的，但是他排斥允姓之戎為塞種，即波斯文之Saka，亦即希臘文之Scythia(斯基泰)。我近來有幸讀到餘太山《塞種史研究》一書，他給允姓之戎即為塞種提供了強有力的史料根據：

　　　　《漢書·西域傳》所見塞人，應即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貝希斯登銘文所見Saka人。他又說遲至前六世紀二十年代末，伊犁河楚河流域的Asii等部向西擴張至錫爾河。逐去原居該河右岸的Massagetae人，以後他們被波斯人稱為Saka。接著他在正文中又說：

　　　　據希羅多德《曆史》，屬於Scythia人的Sacae(Saka)人戴著一種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頭頂的地方是尖的……。這種人雖是Amyrgian Scythia人，卻被稱作Sacae人，可見所謂崇拜hauma的Saka族和戴尖帽的Saka族其實隻是一種。餘太山：《塞種史研究》緒說第1頁及該書正文第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據餘太山的研究，則《漢書·西域傳》允姓之戎即塞種可謂確鑿無疑了。他的書中無圖，而在封麵有戴尖帽的圖像，與周原出土的蚌雕人頭像幾乎完全相同，不同的隻是周原蚌雕人頭像被鋸去帽尖的一段。《漢書·烏孫傳》顏師古注：“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烏孫為塞種，《漢書》說得很清楚。其實大宛、大夏、大小月氏也都混有塞種。顏師古注中所描寫的塞種人麵貌與周原的蚌雕人頭像對照，幾乎是同一照片。

　　允姓之戎既是塞種，其實也即■(獫)狁是塞種。因為我國古人對於少數民族往往取其譯音之一字或二字作為部落之姓，允姓之戎無疑以■狁之狁為它的姓(■狁自己未必有姓)。猶如殷商時代北方遊牧民族的鬼方(包括土方、邛方等)，我國古人以它們為鬼姓(又作隗、?B038?、懷等字)一樣。■狁(以下本文均作嚴允)與鬼方不是同種同族。殷代鬼方就其活動方向，來自西伯利亞，進入我國北方，向東發展至我國東北，與東夷相混合，向西發展至山西、陝西而未有至西域者。殷末周初鬼方衰微，而從西向東發展之塞種嚴允崛興，於是原來歸附於鬼方的部落逐漸歸附於嚴允，所以通周一代是嚴允與周戰爭和來往的曆史，不是鬼方與周戰爭和來往的曆史。

　　《漢書》和《史記》對於西域的記載，雖然要晚於殷周達一千餘年，但是它們對西、北遊牧民族的記載是可信據的。漢代以後，由於張騫通使西域，來往商人、僧侶日益增多。梁時《廣宏明集》卷七荀濟《論佛骨表》引《漢書·西域傳》雲：“塞種本允姓之戎。”今《漢書》無此句，當為後世脫落所致。《論佛骨表》接著說：“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所迫逐，遂往蔥嶺南奔。”則塞種原居伊犁楚河，而殷周之際已經逐漸向敦煌酒泉一帶遷徙，以至甘肅、陝西，逼近河套、涇水、渭水流域。原來在這一帶居住活動的羌人以及其他土著民族便被迫屈服於它，並且隨著遷徙，甚至與周人作戰。通周一代，嚴允與周人的戰爭連綿不斷，幾乎與西周的興亡相終始。現在我們如果知道嚴允即塞種，則西周史將會呈現出一嶄新的麵貌，而且對中亞與民族遷徙、文化之交流亦提供一新的史料。

　　

　　二　塞族的東來，周羌的分化與戰爭

　　上古時代以來，由於氣候的劇烈變化，人口的繁殖，戰爭的掠奪劫略，因此促使各部落民族不斷分化和遷徙。這種遷徙往往是整個部落或整個民族武裝的戰爭掠奪。

　　據西方氣象學者的研究，大約公元前17、16世紀到前12、11世紀是西歐大陸許多民族的大移動時期。以畜牧為生的遊牧人口的增加，促成了他們的大遷徙。大體說來，中亞牧人擴散的第一階段始於公元前2000年，第二階段在公元前1000多年，遊牧人擴散到天山、阿爾泰山及薩彥嶺一帶，甚至到貝加爾地區。第三階段是公元前700年左右開始，匈奴及其族類在草原上擴散。許倬雲據此認為：與周人興起有關的一般擴散，自然是這三個階段中的第二階段，甚至可以更狹窄地定為西元前1500年到1200年間的草原牧群大擴散，使商周的北麵與西北都承受了源自中亞的間接壓力。這是草原溫暖，人口繁殖?時期。?許倬雲：《西周史》，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版，第68頁。

　　但是西周中期以後，經曆宣、幽、平150餘年，我國西北地區突然又由溫暖變為燥熱幹旱，草木枯萎，連續發生饑饉，土地龜裂，三川河床急劇下降。星占家、巫史等都認為是由於陰陽兩氣不調，是周將滅亡的征象。《詩·雨無正》說：“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可見其嚴重景況之一斑。原來居住在伊犁楚河的塞種大概正是這一時期由西向東侵入的。他們到達敦煌、酒泉以後，繼續遷徙到青藏、甘肅、河套以南。鐵騎四出，奔突掠奪，當地的土著部落被迫屈服，如羌人自稱“四嶽”之後，“世居敦煌”，塞種侵入以後他們與塞種形成雜居狀態。《左傳》昭公九年。後來他們更向東侵入陝西北部，史稱“犬戎”，亦稱昆夷。《采薇》詩序說：“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嚴允之難”，昆夷即犬戎(一作昆戎)，它與嚴允為同種同族，分做西、北兩路侵入周境，形勢危急。故《詩》反複說：“靡室靡家，嚴允之故；不遑啟處，嚴允之故”，“豈不日戒，嚴允孔棘。……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據此，可見文王之時嚴允、犬戎(昆夷)的禍患已經很嚴重了，於是穆王時有西征犬戎之舉。

　　犬戎在神話小說裏被描寫為一野蠻民族，其實它也是塞種。當它侵入後，原來的羌族人被征服和兼並了。《國語》說：“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薑氏之戎。”薑氏之戎亦即申戎。據《山海經·西山經》地理考證，犬戎當在今鄂爾多斯境內，陝北米脂、安塞有申山，即薑戎所居住之地，故有申戎之稱。由於犬戎東侵之後，其附近之薑戎即被兼並，因此宣王時期，與周作戰的部落中有薑氏之戎，亦即申戎。前引羌人“世居敦煌”，薑戎本由羌人分化出來，與姬姓之周互相通婚，而宣王時他們竟與姬周為敵，甘為嚴允犬戎作倀。由此可見，西周時期隨著嚴允塞種的東侵，引起了西北土著民族之遷徙及兼並融合的過程。

　　據《史記》、《國語》的記載，穆王西征隻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收獲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的西征竟達昆侖山脈(或說在今青海巴顏喀喇山)，這武功就不算小了。而且據《竹書紀年》記載：穆王遷戎於太原。這太原所在，各家所說不一，或謂在今鄂爾多斯沙漠地帶，或謂在今山西太原，或謂在今甘肅平涼固原。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第9頁。由此可見，塞種嚴允入侵以後，其分布與活動地區相當廣泛。

　　宣王時期，史稱“中興”，但是始終處於南北的戰爭狀態之中。《後漢書》引《竹書紀年》記載：

　　　　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後二十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戎人滅薑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伯氏伐六濟之戎(濟或渾字之誤)。以上記載隻說宣王伐戎，而不明言嚴允，倘以《詩》之《六月》、《出車》證之，“嚴允孔熾，我是用棘。王於出征，以匡王國”，“嚴允匪茹，整居焦■。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王命南仲，往城於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赫赫南仲，嚴允於襄”，則宣王所伐者即嚴允。其中或有因受嚴允之迫而與周對抗的土著部落，如薑戎、申戎就是其例。又宣王時所作銅器《虢季子伯盤》、《兮甲盤》、《不其■》，以及新出土的《多友鼎》，都記載宣王派遣大將與嚴允戰爭之事，無論其人名、地點以及路線都可與《詩》相印證。當時不但有嚴允的禍患，而且南方荊蠻、徐戎也乘虛入侵，如《采芑》說：“蠢爾蠻荊，大邦為仇”，“征伐嚴允，蠻荊來威”，形成“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公羊傳》僖公四年。的局勢。這種局勢，西周中期已經開始，春秋時期是它的繼續發展。

　　

　　三　西王母國與驪山之戎

　　《穆天子傳》和《山海經》從來是被視為神話傳說的，不能作為曆史根據。但是神話傳說往往以曆史實際作為背景，而後加以渲染、想像和虛構，故其中不乏真實的史影。如王國維以卜辭與《山海經》、《楚辭·天問》相印證，從而證明有易王亥、王恒為實有其事其人，即是其例。《穆天子傳》與《山海經》乃楚國與趙國的巫史所記錄，都記載了穆王西征，見到西王母的故事。穆王西征由造父駕車，他獻給穆王良馬驊騮、綠耳等，並見《史記·趙世家》。《穆天子傳》稱趙造父為“北唐君”，可見他已經由秦分出，居於河北趙城，它同樣受到戎化的影響。

　　西王母是人們所熟悉的神話人物，想像中她一定是豔麗媚人的美女。但是《山海經·西山經》中對她的形象描寫，卻會使你大吃一驚：“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一作笑)，蓬頭戴勝。”我初讀不得其解，後來反複考慮，始悟這一定是西方人至今還流行的化裝表演，婦女故意戴著假麵具和穿著妖魔鬼怪的衣服，以逗人娛樂。西王母當時舉行舞會歡宴穆王，也許便采用了化裝表演。

　　西王母頭上的“戴勝”，是一種女人頭上用的簪笄，以人頭像為裝飾，並且用蚌雕成。《釋文》雲：“玉勝者，蓋以玉為華勝”，勝有避邪鎮邪的作用。我國西北大陸缺乏蚌蜃之類，因此以玉代之，並且稱作“華勝”。周原出土的蚌雕人頭像也許就是西王母國婦女使用的簪笄，是當時巫史帶回來的。周原考古隊推斷周原鳳雛村的宮殿遺址約為文王治岐時所建，召陳村的宮殿遺址為穆王時所建。因此我們不妨推想：這召陳村所發現的蚌雕人頭像就是西王母國婦女所使用的簪笄，由於不小心折斷了，因此索性把它的尖端鋸去。幸而它的下端還留下圓孔，孔內還有殘餘的笄杆可以作證。

　　順便應該提到，1992年在岐山周原東南的帖家河還發現蚌雕6枚，但是它們不是人頭像，而是刻周人的八卦，並且同是西周初期人物。見1993年2月28日《光明日報》劉少敏文。傳說八卦最初為伏羲氏的發明，而文王加以演繹，成為六十四卦。因此我推測八卦也有可能傳自西域，並且傳播它的媒介就是羌人的巫。

　　至於塞種以女子為王，這卻是有曆史事實作為根據的。《史記·大宛傳》說：“大月氏已為胡所殺，立某女子為王。”徐廣注：“一雲夫人為王”，按《漢書·張騫傳》雲：“立其夫人為王”。由此可知，徐廣所注是有根據的。而且，我們將要提到驪山之戎也同樣是以女子為王。這樣說來，犬戎、西王母國、驪山之戎都保存著以女子為王的風俗習慣，因此它們都是塞種的分支。幽王末年，犬戎叛亂，驪山之戎起而響應，殺幽王於驪山之下，看來決不是偶然的事件。

　　

　　四　秦與戎的關係

　　秦原是東方殷商的同盟部落，它們都以玄鳥(燕子)為圖騰。《孟子·滕文公》下說周公東征“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其實這個飛廉並沒有被殺，而是被驅逐遠徙到西北黃土高原。它與周圍的羌戎雜居，並且互通婚姻。秦從此為周天子保衛“西垂”，養馬放牧，牛馬肥壯成群。《秦本紀》記載：“申侯(薑姓)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據此可知驪(酈)山之戎也是以女子為王。《漢書·律曆誌》說：“驪山之女為天子，在殷周間”，同樣可以為證。這樣秦自中■以後，不但母係為驪山之戎，而且父係為戎胥軒，都是戎人，因此說這時秦為戎族也是有根據的。《秦本紀》接著引用申侯的話說：“今我複與大駱妻，生適(嫡)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說申駱互為婚姻，其他西戎都來歸從，你周自然安全了。後來秦滅大駱之族，土地日益廣闊，經過長期的艱苦奮戰，一步一步地消滅了戎人的勢力，終於由西漢水(嘉陵江)逐漸發展到了?水和渭水之間，遂成為周的諸侯國家。

　　這時，申侯的女兒申後因被幽王所廢，欲立褒姒之子伯服為太子，而廢申後之子宜臼，因此申侯便勾結犬戎叛亂，驪戎響應，殺幽王於驪山之下。此事已見前述。犬戎的兵進入鎬京，焚燒搶劫，“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來不及逃走的周人都被殺死，沒有幸免的。太子宜臼在申晉鄭等諸侯國的保護之下，倉皇遷都洛邑，是為平王。

　　綜上所述，通西周一代，都與犬戎(塞種之一)發生連綿不斷的戰爭，它的滅亡，也因申侯勾結犬戎入侵鎬京的緣故，以此結束了西周三百年的曆史。秦崛起之日，正是西戎(春秋以後稱為白狄)衰微之始。

　　

　　五　■國與■國

　　古代寶雞地區，西北到平涼、固原、慶陽、長武(即所謂豳)等地，東到涇水、洛水及黃河沿岸，西到青藏、甘肅河西走廊，與西域相接，南到江漢流域，有土著薑人、夏殷的遺民以及秦楚等人民。自塞種東侵進入涇洛渭水以後，嚴允、昆夷(犬戎)也就絡繹進入寶雞地區，因此寶雞成為多民族的雜居區域和多種文化的交流中心。

　　由考古發掘器物證明，鬥雞台出土的陶器與甘肅洮湟發源的齊家文化、辛店寺窪文化與先周文化都有一脈相承的關係。1974—1981年寶雞博物館在渭水以南茹家莊、竹園溝、紙坊頭等地發掘，由墓葬出土的器物(陶器、銅器兵器)可以證明它是一個叫作■國的墓地，薑姓。更正確地說，它應當是薑戎氏，一方麵接受了周文化，另方麵還保存著濃厚的羌戎文化。《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

　　　　晉將執戎子駒支，(晉)範宣親訴諸朝，曰：“薑戎氏，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戎子駒支)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剪除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據此可知，這薑戎氏原是羌族，而且他們原來就居住在瓜州即敦煌、酒泉一帶。因為塞種分支東侵之後，他們被迫和塞種雜居以至同化融合，因此被稱為薑戎氏。西周末年，他們大概已與秦人雜居。秦收複周的失地(岐豐)之後，他們又隨周室東遷，居住於秦晉之間。那裏原是一片荒野，“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而經過他們辛勤的勞動，披草萊、斬荊棘之後，已成為可以耕植的農田了。但是秦人繼續追逐他們。晉人不但不幫助他們，反而執戎子駒支，因此戎子駒支對範宣子訴訟於朝。

　　寶雞的■國與其渭水對岸的■國，為過去文獻所未載。■國的文物雖早出土，但是它的墓葬遺址和■國的墓葬遺址直到解放以後才被發現。■國之為薑姓，已由其出土文物可以證明，而■國因與■國通婚，故考古工作者疑為姬姓，這卻不一定正確。因為?B03A?器銘文中自稱為王，而西周時期同姓諸侯從來沒有自稱為王的。疑■王也是戎王，而因地處僻遠，人數又少，一直保留到秦崛起之時，最後才為秦所滅亡。

　　由■、■二國的存在和曆史文物，可以進一步證明西周春秋時期寶雞地區實為南北遊牧民族與中原(華夏)民族文化的傳播和交流的中心。

　　由■國墓地發掘的器物看來，他們的陶器馬鞍形雙耳罐是安國類型陶器中最富特征的器類之一。考古學家一致認為安國類型是羌族的器物，■國墓地有安國類型的器物，則■國屬於羌族文化無疑。但是■國地處南北交通的樞紐，因此它又接受了北方遊牧民族的文化，如癸形的戈、柳葉形的短劍，在■國墓地出土特多。後來這種兵器由■國沿漢水流域傳入四川西南，成為巴蜀文化的特征之一。

　　■國墓中出土女相銅人和銎形人頭鉞的發型都作椎髻，額前頭發隆起，橫插銅笄，然後用絲繩將三叉形銅發飾固定在隆髻上，腦後編成發辮垂下。男女發型大同小異。三叉形銅發飾應象征盤屈向上的鹿角或羊角。茹家莊出土的銅■飾背部爬伏一小孩，斷發披後，裸體，僅著短褲，腰部係寬單，有相背回首鹿紋，兩臂及兩腿處有條帶紋。考古工作者根據椎髻發形象征鹿角或羊角及鹿紋的裝飾，推測他們應是羌人或是戎人。其實兩者都是可能的。因為寶雞地區正是羌戎雜居的地區，所以既有羌人文化，也有戎人文化。

　　不但這樣，■國既是薑姓，薑姓由羌人分化出來，與姬周有特殊的婚姻關係，因此他接受姬周文化的因素必然不少，如墓葬形式、宗法製度等。但是他與西戎雜居已久，並且受其奴役，甚至共同對姬周作戰，因此他們與薑戎氏一樣，無論飲食、衣服，以至言語，都漸漸“不與華同”了。

　　■國在渭水北岸，今甘肅隴縣?水一帶，與■國隻隔一條渭水，南北相望。他們既互相通婚，也互相戰爭，總的說來，保持和平相處的時間為多。西周初期，■國較強，曾經自稱為王，並且侵入渭水以南■國境內，中期以後，■國也許得到周的扶持，因此日益強大起來。

　　

　　六　晉寧石寨山文化與斯基泰文化

　　大約10餘年前，我曾經讀到《民族研究譯叢》第1輯所載日本白鳥芳郎《石寨山文化的承擔者——中國西南地區所見斯基泰文化的影響》一文雲南省民族研究所1982年10月編印，朱桂昌譯。，它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因為我雖然早已知道允姓之戎即塞種之說，但苦無證明。該文作者因為發現晉寧石寨山的墓群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銅鏤刻的(雕空的)虎狼猛獸搶食牛羊鹿及虎狼互相搏鬥的圖像，而這種圖像普遍出現於南西伯利亞俄國境內的斯基泰人，因此斷定我國晉寧石寨山文化(即“滇文化”)與中亞的斯基泰文化有來往交流的關係。白鳥芳郎引用海內·格爾登教授(維也納大學知名的人類學家)的話：“在世界各地，人類所創建的古代諸文明絕不是孤立的，也絕不是互相沒有關係的，更不是到了文明開放的時代，它們之間才開始進行接觸。我們已經知道許多先史時代的移動(Movement)就曾對高度文明起過很大的作用。”正因如此，海外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對於我國雲南晉寧石寨山文化的發現表示了極大的震驚和興趣。在白鳥芳郎的原文中必定附有石寨山出土的雕空的動物圖像和斯基泰的動物圖像，因印刷不便，譯者不得不把它刪去。我於1982年和1984年到過昆明，並到西雙版納等地參觀考察。在雲南博物館參觀時雖然仔細看過石寨山及滇西等地的青銅器物，但是偏偏未注意到如白鳥芳郎所講的鏤空動物圖像，這實在是一大憾事。不得已，隻好引用朱桂昌的譯文如次：

　　　　例如在銅貯貝器蓋上設計的圖像中有戰爭場麵人物，還有四牛騎士蓋虎耳細腰銅貯貝器，上麵所見的乘馬騎士戰鬥圖像，還有由虎等動物裝飾的圖像，還有騎士獵*鏤花銅飾物顯示出北方亞細亞遊牧民族的生活形態。此外特別值得注意的還有豹狼爭鹿鏤花銅飾物、虎牛搏鬥鏤花銅飾物、三獸噬牛鏤花銅飾物、三虎背牛鏤花銅飾物、一虎捕鹿鏤花銅飾物、一虎背牛鏤花銅飾物等等。在這些飾物上，可以看到野獸和家畜格鬥的圖像，或虎襲擊鹿和牛的圖像，或豹狼鹿三者混在一起的圖像。這些圖像都是由所謂咬齧獸代表的動物形製的體現，顯然可以認為這一點和斯基特、西伯利亞文化相類似，而斯基特、西伯利亞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以表現北方遊牧民族文化的設計構思和紋飾形態為特征。另外，在石寨山遺物中，還有銅戈、銅斧、銅鉞、銅啄等等，在這些武器上也同樣有這種動物形製的裝飾紋樣，因此在石寨山出土遺物中，確乎存在著可以和北方遊牧民族文化相對比的東西，其中轡飾和節約、銅鈴、銅馬銜、銅泡釘、銅圓泡、銅小銜鐮(這類小銅器已見於光社文化文物——引者)等馬具之類最為具體地顯示了和北方騎馬民族在文化上的關係。動物互相扭結格鬥的圖像和狼食鹿的圖像等動物紋飾就是具有斯基泰係藝術特征的動物形製的象征。我相信白鳥芳郎的敘述是客觀的，可信據的。不過石寨山以滇王為首的墓群已屬於兩漢時期，距拙文所講的西周時期塞種嚴允文化達一千數百年。兩漢時期我國西北和西南都與中亞斯基泰人以及其他民族發生經濟文化關係是理所當然的。倘使白鳥芳郎注意到允姓之戎即塞種的話，我想他的論文可以少繞一個很大的圈子，不必由烏蠻到昆明蠻(彝族的麽些蠻)到滇王(南詔)，再到石寨山文化的承擔者——羌人，來論述對中亞文化的傳播和媒介作用，而可以直接由羌人所建的■國和戎人■國去認識。

　　西周滅亡以後，春秋戰國時期，我國西北和北方曾經出現遊牧民族的第二次大遷移。原來的塞種嚴允已逐漸形成為白狄，他們活動於陝西和山西的北部。羌人亦即薑人大部分已由陝南進入四川、雲貴等省。《漢書·西羌傳》記載：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種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為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逾蔥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據此可知戰國時期，北方匈奴又代狄人興起，因此塞種嚴允即白狄除西逾蔥嶺者外，“其餘羸弱者”就不得不“依諸羌居止”，混入羌人之中，以至互通婚姻，因此“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為羌所同化了。但直到唐代，他們還保存著殘餘。《舊唐書·西南蠻傳》所記載的“東女國”就是：

　　　　東女國，西羌之別種，以西海中複有女國(即指西王母國)稱“東女”焉。東與茂州、黨項接，東南與雅州接，界隔羅女蠻及白狼接。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為船以渡……女王若死……更於王族求令女二人而主之。大者為王，其次為小王。若大王死，即小王?嗣立。?這“西羌別種”，無疑就是塞種殘餘，沒有“西逾蔥嶺”者，但他們已被稱為“西羌別種”了。

　　張騫通使西域，原來是經過西域而進入中亞諸國的。這時在月氏、大夏西遷時間已經很久，無意於收複故地，因此張騫斷匈奴右臂的計劃未得實現，但是他必定獲得許多有關塞種諸國的知識，以及路線、特產等。如他在大夏時，見到枸醬、邛杖、蜀布等物，張騫問哪裏來的，大夏國人回答“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這就是說，除了北路經西域的一路外，還必定有一條南路由雲南滇國而通西域。因此張騫從西域回來後便向武帝建議，攻伐西南夷和滇國，“然而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略漢使，終莫得通”。據此，漢代石寨山文化(滇文化)與中亞諸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不一定通過北路，而是通過南路更為直捷便利。張騫建議武帝攻伐西南夷和昆明，其目的在打通南路顯而易見，但這條南路已被滇王所壟斷，“輒略漢使，終莫?得通”。?

(原載《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2005-9-30 11:49 AM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