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華夏民族與印歐人的的關係ZT

古代華夏民族與印歐人的的關係
[日期：2006-05-06]
來源：
作者：徐文堪

一

畏友餘太山先生繼1992年出版《塞種史研究》一書之後，又接連發表了一係列論文，就塞種前史進行探討。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兩篇：一、《說大夏的遷徙——兼考允姓之戎》，二、《有虞氏的遷徙——兼說陶唐氏的若幹問題》。對於這些論文涉及的種種複雜問題我素無研究，實在沒有發言權。但我知道餘氏寫作意圖的一個重要方麵是通過對我國上古若幹部族的來源和遷徒的考證，說明印歐人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這是一個爭議頗大而且長期被視為禁區的領域，而且作者將此與聚訟紛壇的吐火羅問題聯係起來進行考察，自然更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極大興趣。茲擬根據國內外學者新的研究成果，談一點個人的體會和感想，並向餘氏和讀者諸君請教。餘氏考證所得具體結論是否都確鑿無疑，我無力作出判斷，而隻能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聊供餘氏作進一步研究時參考而已。

餘氏的研究是從《史記·大宛列傳》所載的“大夏”開始的。現在不少學者都把這一“大夏”比定為希臘巴克特裏亞（Bactria）王國，西漢使臣張騫於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到達阿姆河流域時，該國已被大月氏征服。但這種看法很早就受到質疑。眾所周知，斯特拉波《地理誌》記載從希臘人手中奪取了巴克特裏亞的是來自錫爾河彼岸的遊牧的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四部（X.8.2），從對音看，Tochari可以與“大夏”勘同。因此，“大夏”與“吐火羅”應該是同一名稱。已故著名民族史學者王靜如（1903－1990）教授在其發表於1943年的力作《論吐火羅及吐火羅語》中就是這樣主張的。直到最近，日本學者[木夏]一雄（1913－1990）在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編寫的《中亞文明史》第2卷撰寫的《月氏及其遷徒》一章裏，仍然認為希臘巴克特裏亞王國是被吐火羅人及其他三部所征服的，與月氏無關，而“大夏”正是吐火羅的譯寫。我國學者王欣先生在其最新論文中，也接受了“大夏即吐火羅”的觀點。餘氏讚同這種說法，在上述論文中再次進行了論證。我認為：將“大夏”與“吐火羅”聯係起來，從對音上看是有根據的，從邏輯上看也能自圓其說，值得重視。但與此不同的另一種說法，即將月氏比定為吐火羅，也並不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張廣達先生曾指出：“吐火羅人當是大月氏，貴霜王朝當主要是由西遷後的大月氏人所建立，其後寄多羅王朝仍與大月氏有關。”月氏可能與塞人、斯基泰人一樣，是一個說東伊朗語的部族，但也不能排斥其說吐火羅語的可能性。作為一個部落聯盟，月氏（以及烏孫）可能都是多種族的混合體。在這裏，吐火羅民族和伊朗民族的成分互相影響。也可能月民人裏的吐火羅成分後來逐漸伊朗化了。早在1938年，E.Sapir（1884－1939）就這樣寫道：“我強烈地感覺到，至少有兩種不同的印歐語在非常早的年代就出現在中國突厥斯坦和中國西部，而這兩種語言又分屬不同的印歐語分支”。六十年代以來對吐火羅語和歐亞大陸曆史、考古的研究已經證實了這位偉大語言學家的設想。

餘氏認為：“大夏”是漢文獻中指稱吐火羅人的最早形式，先秦時期的各種典籍如《左傳》等多有記載，與陶唐氏有關。陶唐氏是以堯部落為核心，包括被堯部落征服的有唐氏在內的部落聯合體，原居晉南（晉南的大夏之虛為陶唐氏或有唐氏之遺跡），後來經由河西遷往伊犁河、楚河流域。至於斯特拉波所記之Asii，餘氏早已論證其為允姓之戎，允姓為少昊之裔，原居若水，後遷往魯北窮桑。少昊氏之裔有遷往瓜州者，除若幹內徙外，餘種西走，抵達伊犁河、楚河流域，成為塞種（Sakā）之一種，停留在今哈密以西者即烏孫。斯特拉波所記之Gasiani，餘氏以為就是公元前七世紀末以前西遷的有虞氏，其祖為顓頊，始居若水，後遷窮桑，取代少昊，至舜始率所部自魯北遷晉南。後一支北遷，發展為月氏；另一支經河西亦到達伊犁河、楚河流域。中亞史上著名的貴霜帝國也是由西遷有虞氏建立的。塞種為印度歐羅巴人，故以上允姓之戎、陶唐氏和有虞氏都可能屬印歐人，在我國古史中均可歸入黃帝係統。餘氏的這些考證出入於古文獻與甲骨金文，既淹博又謹嚴，其最大的貢獻是肯定了印歐語各族在開創中國古代的偉大文明中功不可沒。他認為中國古代文明的開創者一開始在種族和文化的構成方麵就呈現出多元性，這對於豐富多彩、具有極其旺盛生命力的中國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我以為這種看法是非常有見地的。

不過，這裏似乎有幾個問題還可以研究，下麵扼要談一談。

餘氏以“塞種”一名來概括中國古代的印歐語各族，與這一名稱的通常含義不大一樣。阿喀美尼朝（Achaemenids）波斯人所說的Sakā是指生活於其北方的遊牧人，毫無疑問說東伊朗語，就這一部族的族屬關係而言，與古代希臘和印度記載的Sakā、漢文史料的“塞種”，以及黑海沿岸的斯基泰人相似。作為印度—伊朗人的一支，其起源地據現代學者研究，可以在東歐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帶追尋。分析原始印度—伊朗人（雅利安人）的語言與印歐語係的聯係，表明雅利安語很可能源出歐洲，雅利安人居住的地區不會在伏爾加河和烏拉爾山以東。語言學家經常提到芬蘭—烏戈爾語中有外來的雅利安語借詞，正說明原始印度—伊朗人和芬蘭—烏戈爾人的祖先必定有過密切接觸。塞種的祖先是由南俄逐漸東遷，經裏海以東的草原地區和鹹海一帶，進入中國新疆等西北地區以及阿爾泰地區的。而按餘氏的說法，塞種應該起源於中國，曾是組成華夏民族的重要成員。當然這種可能性也並不是不存在的，隻是還牽涉到印度—伊朗人起源和遷徙、分布的時間，希望今後的發現和研究能為餘氏的假說提供更多的證明。

我個人以為，華夏族在上古就與印度—伊朗人有過接觸，這也是沒有疑問的。如1976年在甘肅靈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所出文物中，有一青銅鼓上的人頭像具有明顯的白種人特征。更引人注目的是1980年陝西扶風西周宮殿遺址出土的蚌雕人頭像，雕像高鼻、狹麵、深目的特征十分明顯，其中一個頭頂上還刻有一個“╋”字（“巫”字）。梅維恒（Victor H. Mair）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的“巫”可能源於古伊朗語的magus，因此這兩個人像可能與塞種有聯係。饒宗頤先生認為與此╋同形的符號，其遠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500年西亞哈拉夫(Halaf)陶器上的符號，且不止一見。另在同屬哈拉夫時期的女神肩膀上也刻有這個符號，西方一般稱為Meltese Cross，出土地點在今伊拉克北部的阿爾帕契亞（Arpechiyah）。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所以，正如日知先生所指出，古代絲綢之路不必東起長安、洛陽，也不必止於羅馬和亞曆山大裏亞。自出現新石器時代文化以來，繼之以青銅時代、鐵器時代，中西文化、文明不斷相互往來，相互交流，未嚐間斷，關係非常密切。遠在這些東西方的大城市建立之前，絲綢之路早已存在。但是，印歐人與中原華族接觸，看來首先要通過西北（特別是今新疆）和北方邊疆地區；如果說他們直接參與（不僅僅是影響）了中華遠古文化的創造，並且是其中最重要的分子之一，那麽現已發現和確認的他們留下的遺跡似乎還太少了一。當然，也可能印歐語各族本身就是在現今中國境內形成的。比如印度學者A.K.Narain先生就主張：

月氏從遠古時代起就住在黃河以西和以北的中國中亞地區，實際上不僅是曆史上最初的”印歐人的一支，而且也是最後遷出他們故鄉的。有些“最初的”印歐人可能早在公元前三千紀就已經離開家鄉，他們包括像赫梯人和說centum語言的其他民族。這些運動覆蓋了公元前第三和第二千紀。我們必須基於自然和人文事實，把這些過徙具體分成幾批和幾個階段。這些西遷的“最初的”印歐人——在他們都是說。centum語言的人的意義上，擾亂了在其途中遇到的其他的印歐人，他們都說satem語言，我們可以稱之為“第二波”的印歐人。他們總是居住在“最初的”印歐人之西。這些“第二波”的印歐人包括各種伊朗人和印度—伊朗人，以及塞人。後者又包括Cimmerian、古波斯銘刻和印度資料裏的塞人、希羅多德筆下的斯基泰人和後來的塞種、Sarmatians和其親屬部族……考古學正開始確認這個已從曆史以及傳說為人所知的過程。無疑，在詳細敘述”最初的”和“第二波”的印歐人的運動之前，還要做許多工作，並需要預先作出一些假說。

據悉Narain先生至今仍堅持這一觀點，並正在為此撰寫一部專著。我以為餘氏的上述論文正是依據漢文史料作出的假說之一，並且可以補正Narain在漢文資料運用方麵的闕失。當然餘氏的觀點隻是與他的看法在某些方麵略有近似，兩者並不相同，這是不用多說的。

上麵的引文中涉及了印歐語係的centum和satem分類問題，這在研究中國古代印歐人時頗為重要。因為所謂“印度歐羅巴人”雖與人種有關，但首先是個用於語言學的概念和術語。塞人的語言是伊朗語，屬satem語組；而吐火羅語則屬centum語組，雖然後來兩者有相當密切的接觸，但在早期很難從語言上找到這兩種人相互聯係的痕跡。因此，吐火羅人和塞人進入中國應有先後之別。根據近來語言學和考古學的研究，最早進入中國的印歐人當是吐火羅人而不是伊朗語各族。不過，要追溯吐火羅人的曆史也困難重重，我們至今不能確切地知道他們來自何方，但依據對新疆出土大量古屍的觀察研究以及對古代人骨資料的體質人類學研究，我們推測他們到達新疆可能距今已有四千年。此外，從數十年來各國印歐語學者的研究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些共同認識，那就是吐火羅語脫離印歐語共同體的時間相當早，在操這種語言的部族到達新疆等地區之前，它又與許多印歐語和非印歐語如芬蘭—烏戈爾語、原始突厥語等發生了接觸。至於他們何時進入中原，現在還缺乏物證。楊希枚先生與美國人類學家C.S.Coon先生曾認為殷墟發現的大量頭骨中有兩個為高加索類型，但對此尚有爭議。今後對殷墟遺骨進行遺傳基因研究，或者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安誌敏先生則認為：“我們可以設想，最初導源於西亞的青銅器和鐵器，首先影響到新疆地區，然後到達黃河流域，這標誌著新疆處於金屬文化東傳的中心環節”。這種東西交流的居間者，最可能就是說印歐語的吐火羅人（Indo－European Tocharians）。

近來林梅村先生也發表了一係列論文，對吐火羅人的起源進行探考。他認為：中國與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最初接觸早在遙遠的青銅時代以至更早就已開始，青銅劍在商代傳人中國北方草原和巴蜀地區以及在周代傳入中原應該與印歐人特別是吐火羅人在東方的活動有關，寧夏固原及其附近地區曾是先秦吐火羅人的活動中心之一；月氏是吐火羅人的一支，其王族應是龍族，可能就是殷墟卜辭多次提到的龍方，等等。在其新作《吐火羅神祗考》裏，主張吐火羅人對“神”的稱謂ňakte相當於印度雅利安語的nasatya，或米坦尼雅利安語na-sa-at-tiys，意為“雙馬神”[中文一般稱為“雙馬童”，《摩訶婆羅多》中無種與怖軍的父親神]，本是印歐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新疆天山、內蒙陰山古代岩畫上的雙馬神像及中國北方草原和農牧交界地帶的雙馬紋藝術品，正是由吐火羅人製作或在其宗教文化影響下產生的。這種看法頗引人注目。當然，由於我們對印歐語詞匯的語源探索剛剛起步，此類詞源考證還不免帶有一些猜測的色彩。

綜上所述，我比較同意蒲立本（E.G.Pulleyblank）先生的下述說法：“我們可以認為印歐人之向東方伸展，出現於今中國境內發生在（公元前）第三千紀。即使人們堅持印歐人的歐洲起源說，他們在公元前二千紀的末尾部分即商代文明出現之時，應該已經在那裏了”。與上述西方學者和語言學家、考古學家取徑不同，我國有些史學家也以獨特的方式對這些問題的解決作出了貢獻。如認為西域之大夏即中原的大夏，有虞氏為月氏之前身等。不過以往對漢文資料的挖掘都不深入，餘氏有鑒於此，對錯綜複雜的漢文記載作了一番梳理，得出陶唐氏、有虞氏和少昊氏都可能與說吐火羅語的部族聯係起來的結論，可謂獨辟蹊徑。究竟是耶非耶，現在還不必匆忙作出回答，但至少是非常富於啟發性的。

與餘氏的假說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著名伊朗學家亨寧（W.B.Henning，1908－1967）教授提出的另一假說。他將吐火羅人與楔形文字中經常出現的古提人（Guti，加上阿卡德語的格尾音就成了Gutium等形式）等同起來。巴比倫統治者Naram-Sin敗於來自波斯西部山地的古提人之手，他們主宰整個巴比倫約達百年之久（公元前2100年左右），但其來曆不清楚。亨寧肯定Guti人就是吐火羅人的前身。同時，他還研究了古提人與楔形文字材料中的Tukris人之間的關係。Tukris末尾的噬音可能是當地語言的格尾音，所以實際上的詞幹是Tukri，其居地從東麵和南麵鄰接Gun人的區域。作者假定Tukri和Gun是兩個關係密切的兄弟部族，他們在公元前三千紀之末離開波斯西部，經過長途跋涉到了中國，其中一部分定居下來，其他的仍舊過著遊牧生活，是即中國史書記載的月氏。“月氏”一名最終來源於Gun（kuci這個名稱也是由Guti變來的），“吐火羅”一名最終來源於Tukri。前蘇聯語言學家T.V.Gamkrelidze和Vjac.Vs Ivanov兩位先生看到此文後深受啟發，他們發展了亨寧之說，進一步論證公元前三千年前吐火羅人已經居住在近東。吐火羅語與“古歐洲”方言（包括凱爾特-意大利語、伊利裏亞語、日耳曼語和波羅的-斯拉夫語）組成的語言聯盟（Sprachbund），共同從近東的故鄉遷往中亞的廣闊地區，並繼續東進。在此過程中，說吐火羅語的部族與歐亞大陸各個語係的語言都發生接觸，最後在中國新疆留下了屬於公元5-10世紀的文獻。這兩種假說看起來毫不相幹，但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認為吐火羅人曆史悠久，分布地區曾極為廣闊，有過多次遷徙的曆史。這些似乎是沒有疑問的。吐火羅人在歐亞大陸留下很深的影響，他們可能在史前時期已經到達西伯利亞和蒙古，阿爾泰語係諸族也曾從其語言中吸收了不少詞匯。如已故英國學者Gerard Clauson爵士認為巴澤雷克墓葬的墓主不是斯基泰人，而是吐火羅-月氏人；早期突厥語裏的印歐語借詞往往不是來自粟特語或其他伊朗語，而是來自吐火羅語。原始吐火羅語的“猴”（焉耆語mkow-，龜茲語moko-）moko可能來自漢語“母猴”、“沐猴”、“獼猴”等詞，而漢語又可能來自原始彝語的myok+ko。這說明吐火羅人在早期與漢藏語諸族也有語言接觸，他們的蹤跡不僅出現於黃河流域，而且可能到達西南地區（今四川、雲南）。隨著語言學和考古學、人類學研究的進展，這方麵或許還會有新的突破。

二

西方學人近年來對吐火羅人起源和遷徙問題的關注，是與關於印歐人起源研究的新進展密切相關的。下麵聯係吐火羅問題，很簡單地談一下對印歐人起源問題研究的新動態。

自19世紀以來，印歐語學者不斷嚐試尋找原始印歐語在公元前三千紀左右時的根據地，即通常所說的“印歐語故鄉”（Urheirmat）。在比較語言學發展的早期，由於當時認為最古老最原始的印歐語是梵語，所以一般都把印度視為印歐語的發祥地。以後，又有人將亞洲其他地區看作印歐語的搖籃。英國人R.G.Latham首先提出印歐語應發源於歐洲的看法。以後經多年研究，雖仍有人主張印歐母語起源於亞洲，但多數學者已經傾向於歐洲起源說了。

確定印歐人原住地，比較語言學家多采用語言古生物學（linguistic palaeontology）的方法。所謂語言古生物學，就是通過對印歐語係中各語族語言的分析、比較和複原，發現這些語族在其曆史發展的早期階段所使用的共同母語，並進而詳細分析這種母語的固有成分和借用成分，從而探討使用這種母語的民族的原住地。例如，按照Paul Thieme教授的說法，印歐語“鮭魚”一詞是原始印歐人發祥地的有力證明。這種魚來自南大西洋，成郡結隊地遊進注入波羅的海和北海的河流裏，至今還以其原始意義存在於俄國、波羅的海各國、斯堪的納維亞和德國。根據共同日耳曼語lax和波羅的語laszisz，可以構擬出原始印歐語laks。吐火羅語有lax一詞，泛指一般的魚類。但在印度—伊朗語裏，情況有些不同，如梵語laksa的意思是“巨量”或“萬”，這說明有“鮭魚”或“鮭魚群”之義的詞在移入印度的印歐人忘記這種魚之後，意義有了變化和引申，在其他各地也都有以數量或密度著稱的事物的名稱表示很大數量的類似的例子，如埃及聖書字以蝌蚪表示“萬”，漢語以“蟻”表示大量，伊朗語的“萬”植根於“蜂”等等。所以原始印歐人的聚集地應是北日耳曼一帶，也就是中歐和東歐偏北的地方。

但是，語言古生物學的方法也有相當大的局限性。現在在探尋印歐語故鄉時，除了語言古生物學，還廣泛采用比較宗教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方法。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自本世紀二十年代以來，考古學材料越來越受到重視。

早在1926年，著名考古學家V.G.Childe（1892－1957）先生就指出了烏克蘭黑海北岸草原地區可能是印歐人的故鄉。到了本世紀五十年代，Marija Gimbutas女士提出了著名的“庫爾幹”（Kurgan）理論。她在1956年首先用這個術語來指稱從黑海地區到北高加索、伏爾加河下遊的草原地區，以至西伯利亞葉尼塞地區，時代為公元前5000年至2500年間的半遊牧文化。這種文化有比較先進的武器，采用豎式墓坑，飼養馬匹，也已有了農耕，其社會組織是層級式的，實行父權製。庫爾幹文化即原始印歐人的文化，其擴散和滲入各地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公元前4300—4200年； 2）公元前3700－3500年；3）公元前3l00－2900年，並逐漸取得了優勢。第一階段的原始印歐人來自伏爾加河草原；第二階段來自德聶斯特河下遊和高加索山脈之間的黑海北岸地區，文化更為先進；第三階段又來自伏爾加草原。而在庫爾幹文化之前，歐洲還存在一種古老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6000年至3000年間），屬新石器時代和銅器時代，其居民說的不是印歐語。在有關印歐語和印歐人發祥地的各種假說中，庫爾幹或南俄草原起源說是影響較大的。六十年代時她曾說原始吐火羅人可能起源於中歐，約在公元前1200年前後東遷，與此相應的考古學文化是青銅時代晚期的土塚——骨灰甕文化。

至八十年代，在印歐語和印歐人起源研究方麵又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說。T.V.Gamkrelidze和V.V.Ivanov主要依據語言資料，主張印歐人的故鄉是在中近東。按照這個新理論，原始印歐人是在公元前5000一4000年生活在東安納托裏亞、南高加索和美索不達米亞的，與說原始閃語、原始卡爾特維裏語的各族為鄰，可能和哈拉夫文化有關。1984年，他們的巨著《印歐語和印歐人》出版，係統地闡述了這一觀點。此書問世後受到廣泛關注，如語言學家R.H.Robins先生評價說：“應該特別提一下，在印歐語係研究方麵，由於蘇聯學者Gamkrelidze和Ivanov的論著的發表，關於印歐語言的發源地、擴散、結構的理論，有可能發生有深遠意義的改變”。稍後，英國著名考古學家Colin爵士在1987年出版了《考古學與語言》，這是一本依據“新考古學”的文化過程理論，結合曆史語言學，從新的角度探討印歐人起源問題的專著。作者一反過去認為印歐語是由橫跨廣闊區域的移居遊牧民傳播的舊說，認為農業的逐步擴展是印歐語擴散的最基本的途徑。他指出，公元前7000年以前從約旦河穀穿過東安納托裏亞到美索不達米亞這個弧形地帶，發展起第一個農業經濟區域，印歐語隨著其主要傳播者的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逐漸傳播，並同化了各地土著的狩獵者和采集者的語言。他所主張的印歐人的故鄉是在中安納托裏亞。

另一位前蘇聯東方學家I.M.Diakonoff教授於1982年發表長文，不讚成印歐人起源於中近東的論點，提出印歐人的故鄉是在巴爾幹—喀爾巴殲地區。但他又指出，該地區的動物馴養和農業出現於公元前6000—5000年，應該來自小亞，因此，小亞Çatal-hüyük文化地區可能是當地農民和家畜飼養者的故鄉，不過印歐語的傳播是始於巴爾幹-喀爾巴殲地區，而不是始於近東和小亞的。

上述幾位學者的論著在學界引起強烈的震動和熱烈的爭論。自八十年代末以來，這個討論一直在繼續。考古學家J.P.Mallory發表了很有影響的專著，堅持烏克蘭是印歐語故鄉的見解。美國人類學家David Anthony博士根據在烏克蘭Dereivka遺址和哈薩克斯坦Sintashta Petrovka遺址的發掘，提出人類大約在6000年前最早於烏克蘭草原地區馴養了馬，二輪馬車（Chariot）最早於4000年前發明於南俄草原。語言學家Winfred P. Lehmann教授指出：較之安納托裏亞和歐洲的任何其他地區，南俄更可能是印歐語各分支分布的出發地。因此，原始印歐語可能是由最初的騎馬人由南俄向東西方傳播的。

當然，民族、種族、語言、文化這數者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將他們隨意聯係起來並不明智。已故俄國人類學家阿列克謝夫（V.P.Alekseev）院士認為，從遠古直到中世紀早期，在新疆一直是歐羅巴人種占優勢，其後，蒙古利亞人種東北從蒙古，東南從甘肅進入新疆；即使蒙古利亞人種來到新疆後，在歐蒙混合的特征中，仍是歐羅巴型占優勢。韓康信先生則認為，至少在公元前的幾個世紀以前，西方人種從不同方向向新疆地區的推進比東部蒙古人種由東向西的活動更為活躍，其數量和規模也更大一些；而蒙古利亞人種成分規模更大的向西發展，可能較晚，大概不會早於秦漢時代。至於中亞包括新疆的原始歐洲人種的居民的後裔是什麽人，學者中至今並無一致的見解。但是現代遺傳學已經證明，遺傳數據與語言數據存在相關性，種族譜係樹與世界語言譜係樹相吻合。近年來對史前語言的構擬，語言學家的工作也表明，考古證據、遺傳證據和某些語言證據之間有趨同現象。如果我們像L.Cavalli－Sforza教授等遺傳學家所倡導的那樣，對新疆出土古屍的DNA進行分析，運用分子考古學的新技術，結合現代群體遺傳學研究得出的結論，並且對隨葬出土遺物如織品、紡錘、車輪、馬具等等作跨學科的深入探究，再進而與世界各地發現的其他幹屍，如1991年在意大利與奧地利邊境發現的距今5200年的“冰人”。俄國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發現的2000～3000年前的古屍等進行比較，將對新疆古代白種人居民的種族、語言和文化特征得出新的認識。在這方麵，業已進行了一些初步的工作。最近還有報導，上海自然博物館與複旦大學遺傳研究所合作，從5具距今約3200多年的“古哈密人”骨骼個體中，成功地提取了線粒體DNA，並通過PCR技術擴增，獲得一些令人感興趣的片斷，有待進一步檢驗、測序和比較分析。總之。通過以上一係列研究，最終或許能提供證據，把新疆古代的歐羅巴種居民與西亞或歐亞大陸史前期的某種文化（目前看來最可能的是Afanasyevo文化）聯係起來，還可以進一步提供印歐語散布的線索，從而對目前正在進行的吐火羅語、吐火羅人和印歐語、印歐人起源的爭論作出甚至是決定性的貢獻。1996年春天在美國費城召開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考古學、語言學、人類學、遺傳學等各方麵專家參加的中亞東部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古代居民國際學術討論會，是向這一方向邁出的堅實的一步。

三
餘氏與上述主題有關的尚有《犬方、鬼方與獫狁、匈奴同源說》一文。該文對卜辭所見“犬方”、“鬼方”作了精細的考證，認為三者為同名異譯，其人同源異流；而文獻和金文所見“獫狁”或“玁狁”，既可能是其後裔，也可能是三者之外另一支西遷大人的後裔。至於匈奴，其名與“玁狁”得視為同名異譯，可能是夏末北遷的犬人。餘氏曾提出印歐亦為印歐人之一支，在本文中又進一步加以論證。其實，匈奴是個組成成分很複雜的部落聯盟，自然包括各種種族類型的成員。從考古發現的人骨材料來看，匈奴人具有某種人種混雜的性質，即蒙古人種成分和歐洲人種成分的混合。前蘇聯學者認為，匈奴的蒙古人種因素可能起源於南西伯利亞和中央亞洲地區，其歐羅巴人種因素則可以追溯到烏孫時期和更早的塞人時期的影響。此外還有三篇論文：《昆吾考》、《義渠考》和《渠搜考》。此三文搜集資料非常詳備，並對這三個古族的淵源一一予以辨考，多發前人之所未發。

以上這些論斷都能言之成理，我也無力提出什麽補充意見，下麵隻是稍稍提供一些今後斷續研究的線索，或可略省讀者翻檢之勞。

1、有些西方學者認為“玁狁”（“獫狁”）就是古典作家筆下的Cimmerians，如Haloun先生在其名作《月氏考》中主是說。奧地利著名民族學家Robert von Heine－Geldern（1885－1968）先生也認為，與歐洲的Halstatt文化有關的部族曾在古代大舉向東遷移，大約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由多瑙河下遊地區、俄羅斯南部和東部及高加索到達中國，即中國史書記載的“玁狁”，也與吐火羅人有關聯。W. Samolin先生主張吐火羅-月氏人起源於來自南俄的Chimmerians－Tocharians共同體，“烏孫”亦屬之；在其東來和西遷的過程中，又與許多其他部族發生混合，他們到達中國西北地區早於操伊朗語各族。J.Prusek院士則認為“玁狁”是遠東的首批騎馬者。但據Diakonff研究，Cimmerians不是族稱，而是指一個由歐亞草原遊牧民組成的、說伊朗語的、機動且騎馬的軍士群體，所以在黑海北岸和近東都找不到可以與斯基泰人相區別的Cimmenans的物質遺存。玁狁是否為騎馬民族，史無明文。

2、關於匈奴的語言，過去許多認為屬阿爾泰語係（突厥語或蒙古語），現在仍有學者持此說。伊朗語大家H.W.Bailey（1899－1996）力主匈奴說伊朗語，似乎並非不可能。但匈牙利學者L.Ligeti院士首先指出匈奴人很可能使用一種屬古西伯利亞（Palaeo－Siberian）語的語言，如葉尼塞語組（Yeniseyan group）的Arin，Asan，Kettish，Kottish或與匈奴語接近。蒲立本教授依據漢文史料記載的匈奴語詞，對這一假說作了比較充分的論證。他的名作《上古漢語的輔音係統》的附錄《匈奴語》一文已由潘雲悟教授和我譯為漢文，已由中華書局刊行。當然，這一假說是建立在語言學分析的基礎之上的，尚待其他方麵的證據尤其是考古學證據來進行驗證。匈奴人與吐火羅人之間的語言接觸也已引起一些學者的注意。但博學無比的俄國漢學家S.Starostin先生主張上述葉尼塞語屬漢藏語係，並與北高加索諸語有親緣關係，組成漢—高加索（Sino-Caucasian）語係，而這個語係又可能與美洲印第安語的Na-Dene語係有關。他還從事原始阿爾泰語的重建工作，把突厥、蒙古、通古斯、日本和愛斯基摩-阿留申語包括在內。他的學說在我國國內還沒有人作係統的介紹和評價。需要指出的是：說古西伯利亞語（或稱古亞細亞語）的民族在遠東上古史上可能起過重要作用，如我國黃河流域北麵應有古亞細亞語各族分布地區，大約至公元前一千年中期（距今約3000年時），古亞細亞語為原始阿爾泰語所取代，史祿國（S.M.Shirokogoroff）對此早有研究，淩純聲先生在三十年代即已指出：在上古時代，“我們可以說，周民族以東，自中國沿海岸，經朝鮮半島直達亞洲極東北一帶所居的許多民族，非但很有關係，也許是同一民族，這個民族，既非東胡，亦非通古斯，他們是屬於古亞洲族”。

3、《昆吾考》中曾涉及“錕珸寶劍”和“火浣布”。所謂昆吾切玉刀等，依B.Laufer博士的研究，指的是金剛石刻刀（diamond point）。“昆吾”很可能原為古代四川出產的一種堅石的名稱，後被借用來指經西域南海兩道輸入的金剛石。“火浣布”即石棉布，是一種礦物製品，現已為人所共知。對這兩種名物，張永言先生近來有詳盡研究，見其《從詞匯史看〈列子〉的撰寫年代》，可以參考。

4、餘氏在《義渠考》中認為“義渠”與“允姓之戎”同源，絕非羌族，頗有說服力。但最近鄭張尚芳先生對“義渠”作了解釋，值得注意。他指出：“義”古音ngal，相當於藏文ngar即“強大”或“威猛”；“渠”古音gs=gja，相當於藏文rgja，義為“大”、“漢族”。“大”一義與漢語“渠”、“巨”相同，而rgja不但用以稱漢族，也用以稱農區藏族。如今阿壩藏族自治州有嘉戎語地區，“嘉戎”（rgja-rong）意為“漢民的穀地農區”，亦即被視為漢人。據甘肅南部考古發現，寺窪文化有火葬遺跡。夏孟先生曾指出：“姚河流域在古代適在氏羌的區域中，並且由文獻方麵我們知道由春秋直至唐代，氏羌中有些部族確曾實行火葬製”。事實上在今雲南藏緬語族諸族如怒族、拉枯族、納西族、彝族和哈尼族中，仍流行這一葬俗。至於古代印度—伊朗人的葬俗，根據考古資料和《吠陀》、《阿維斯塔》，火葬和屍體葬兩者都存在。有的曆史學家推斷古西羌人是藏緬語各族的先民。語言學家則從藏緬語分布麵廣的關係詞中確定年代久遠的同源詞，將其中的文化詞同黃河上遊等地區的考古遺存和曆史、民族學資料相對照，從中觀察藏緬語族群的史前文化。藏緬族群在未分化前和分化初期還使用的共同原始藏緬語，時間跨度大約為距今5000至3000年，也可能還要早一些。因此，似乎也可以認為“義渠”等與藏緬語族群有某種淵源關係。當然，這也是一種假說，是否有當，尚待探討。

四
我們知道，中國南北人群有顯著的遺傳差異，這可能起因於中國早期人群向北方發展，所以北方人比較單一，南方人比較複雜。但在南北方之間，又有密切的基因交流。值得注意的是，維吾爾族、藏族是與北方群體結合在一起的。

關於新疆古代居民的變遷情況，我們可以作這樣的推測：五六千年前生活在那裏的是說Burushaski語的族群（現今尚有說這種語言的民族居於Hunza，其語言與周邊任何語言都沒有親緣關係）；約四千多年前，印歐語各族逐漸遷入，首先進入者可能說吐火羅語，其時尚無說原始突厥語的族群滲人。但隨著印歐語族群向東發展，他們與阿爾泰語言各族發生了接觸。至於說突厥語的維吾爾族人，他們膚色較白，鼻梁較高，眼眶較深，發色和膚色較淺，具有一些白種人的特征，但從遺傳特征分析，仍屬蒙古人種，隻是其中融合了一部分白種人的血緣。維吾爾族的祖先可能是生活在貝加爾湖一帶及巴爾喀什湖至額爾齊斯河之間的突厥語遊牧部族，在其遷徙和發展過程中，融合了新疆南部、北部的印歐語族群，吸收了蒙古、漢、藏等民族的成分，逐步形成今天的維吾爾族。

古人類學資料也已經證明，在現今中國及鄰近諸國，新石器時代出現了幾個種族與民族的形成中心，如黃河流域的居民屬於太平洋蒙古人種東亞族群；山東沿海（大汶口）居民有南蒙古人種向澳大利亞人種過渡的種族特征；甘肅境內的居民則表現出與中央亞洲和西伯利亞東南部相聯係的大陸蒙古人種的特征，但也可能與歐羅巴人種群體有過接觸，等等。但總的說來，華北與中原的遠古部落（很可能說一種屬原始漢藏語係的語言）與長江流域和南方的侗台語各族、南亞語係諸族、南島語係諸族和苗瑤語各族的蒙古人種—澳大利亞人種（Mogoloid Anstraloid hybrid forms）祖先有比較密切的關係，這一點好像可以肯定。現在餘氏的研究又將印歐語係諸族考慮在內，這是很有意義的。此外，阿爾泰語言的係屬問題至今還是懸案，但從曆史角度審視，操阿爾泰語的各族早期起源於中國北方及其鄰近地區，因此這也是古代中國民族史的一個重要課題。如果阿爾泰語係這一概念能夠成立，我們可以認為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阿爾泰語共同體已在蒙古高原分裂為原始突厥人和原始蒙古人；滿—通古斯語部族可能產生於外貝加爾東部地區，後又遷至黑龍江流域。這個過程非常複雜。阿爾泰語各族與漢藏語各族以及吐火羅人的相互影響也不能忽視。

總之，通過DNA分析，結合群體遺傳學調查和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的研究，我們可以逐步弄清楚中華民族各族之間的遺傳距離，也可以推知歐亞大陸說同一語係和不同語係語言的族群之間是否存在親緣關係。在語言的親緣關係的研究方麵，也麵臨許多新的挑戰，如漢語究竟從何而來？可否把漢語視為一個複雜的語言同盟，認為漢語是由各種不同成分聚合而成？漢藏語與印歐語之間是否存在發生學關係…等等。最近，George Van Driem規教授把漢語歸入藏緬語係的Sino—Bodic語組就很值得我們關注。吐火羅語專家D.A.Ringe博士把數學方法引人曆史語言學研究，引起一番熱烈的討論，對此我們也應該仔細研究一番。這些都是新的動向，借此機會在這裏略提一下。我希望在此新的學術背景之下，來認識餘氏對中國古代歐羅巴族群的曆史文獻學研究，質之餘氏和讀者諸君，未知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