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還有什麽？ZT | 2007-08-12 14:46: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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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還有什麽？
發貼人：219.154.95.* 發貼時間：2006-1-20
在某個論壇，看見一位高人嘲笑所謂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反對滿清，除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還能有什麽？
遺憾的是，曆史記錄下來的不僅僅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
大家可知道：
在入關前，努爾哈赤一麵吹噓他優待“尼勘”，一麵卻對漢人實施民族壓迫，稍有反抗，便大肆屠殺，殘殺了100多萬遼東漢人。此後，後金軍隊多次入寇山東、河北。僅濟南一地，就留下13萬具漢人的屍體！後金軍撤退時，還將被掠走的漢族婦女載在馬上，施以濃妝豔抹，一路吹拉彈唱！
清軍入關後，明朝政權早已被李自成推翻，南京朝廷也很快覆滅。但清軍依然不改其殘忍本性，一路奸淫燒殺：從揚州十日到嘉定三屠，南昌、廣州大、大同、金華。由南至北，獸性累累。雖然經過了滿清文字獄的摧殘，但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實記錄：廣州大屠殺有西方傳教士目擊紀錄，大同大屠殺，甚至在第一曆史檔案館都可以找到資料。
在四川，清軍於1647年公開發布告示，宣稱：全城盡屠，或屠男而留女。把四川人***了以後，就把罪惡全部推給也殺了一點人的張獻忠，還編造出張獻忠殺人6個億的曆史第一大謊言！根據近年曆史學者的研究，四川被害者不下300萬，而被張獻忠殺害的至多隻有14萬人，連同張獻忠統製地區其它非正常死亡，最多隻有30-40萬人。更重要的是，在清軍開始長達十幾年的四川大屠殺前，張獻忠已經死了。
滿清控製全國後，為了封鎖鄭成功義軍，下達禁海令，對沿海人民大肆屠殺，不願意遷走的斬殺無赦，並乘機掠奪婦女財物。
讓我們從微觀角度來看待這些大屠殺：
明朝都督章欽臣的妻子金氏,一個弱女子，不肯屈服於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係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冒著殺頭危險記載下來的。 而像金氏這樣的婦女，又何止少數？
在南昌，八旗軍把掠來的婦女分給各營，晝夜不停的輪奸（“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嬲無晝夜”）。這些女性“除所殺及道死、水死、自經死，而在營者亦十餘萬。”這些事情記載在《江變紀略》裏，此書是滿清查禁的重點，在乾隆44年被明令銷毀，靠著手抄本流傳下來。 而在清軍陷城前，一些出來投降的漢人，也遭到了“男子分殺之，女子分留之”的命運。
根據一些地方史誌的記載，八旗軍不僅對反抗者大肆殺戮，甚至連投靠滿清的一些小官吏都不能幸免，妻子老母都被掠去充當性奴隸，然後拿到市場販賣！
清軍實施大同大屠殺後，全城隻剩下5個重案犯。滿清派來的大同知府，上書順治，稱既然沒有了苦主，就可以釋放這5個人了。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曆史檔案館！
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這樣描述廣州大屠殺：
大屠殺從11月24日一直進行到12月5日。他們不論男女老幼，一律殘酷地殺死，他們不說別的，隻說：殺！殺死這些反叛的蠻子 。
荷蘭使臣約翰·紐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聯合省的東印度公司出師中國韃靼大汗皇帝朝廷》一書中亦記述到:“韃靼全軍入城之後，全城頓時是一片淒慘景象，每個士兵開始破壞，搶走—切可以到手的東西;婦女、兒童和老人哭聲震天;從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處街道 所聽到的，全是拷打、殺戮反叛蠻子的聲音;全城到處是哀號、屠殺、劫掠” 。
親眼目睹了這次屠殺的王鳴雷，描繪人頭堆積的像山丘和寶塔一樣高！清軍文書的陳殿桂也承認：家家燕子巢空林，(家燕逃到樹林裏)伏屍如山莽充斥。(莽，野草)....死者無頭生被擄，(生者都被俘虜，婦女為主)有頭還與無頭伍。(婦女最後還是要被淩辱逼死)血泚焦土掩紅顏，(紅顏，婦女)孤孩尚探娘懷乳。
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廣州市誌--宗教誌》記載：“清順治七年(1650)，清軍攻廣州，死難70萬人。在東郊烏龍岡，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屍骸，‘聚而殮之，埋其餘燼’，合葬立碑。” 西方人魏斐德寫道：“屍體在東門外焚燒了好幾天。.....直至19世紀，仍可看見一座積結成塊的骨灰堆。”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蘇州之屠、南昌之屠、贛州之屠、江陰之屠、昆山之屠、嘉興之屠、海寧之屠、濟南之屠、金華之屠、廈門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涇縣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穀、泌州、澤州等等等。
這些慘絕人寰的屠殺，模式基本一致：
根據清軍頭子發布的屠城令，實施的殘忍的集體殺戮，和無恥的集體強奸。 而屠殺後，不僅人頭被堆積成“京觀”，甚至還將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為論功行賞的憑據！“取陰肉或割乳頭，驗功之所，積成丘阜”。
而根據滿文老檔，甚至順治本人都是這種屠殺的參與者。大量屠殺中被掠奪來的漢族婦女，被送上這位“少年天子”的龍床！
甚至連鄭成功的母親，都成為清軍強奸的對象。
根據劊子手洪承疇的命令，在江南大量的反清知識份子被殺害，他們的妻女，則被獻給八旗軍人。
根據山東地方曆史資料，甚至在平定三番時，從山東過境的八旗軍，還經常對整村的漢族婦女施暴。
曆史已經過去了三百年，民族之間也不該繼續存有仇恨。但忘記曆史，就等於背叛。隱瞞曆史，則意味著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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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飾變遷——服飾近代化與衣冠之治的解體 | 2007-08-12 14:38:39 |  |
| 服飾變遷——非文本的社會思潮史
作者：劉誌琴
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的關係是近年來思想史、文化史和社會史研究中的新課題，認識這一問題不僅要在理論上進行新的探索，更要從實證研究上開拓新的領域，把非觀念性(即文本性)的資料，引入思想史的範疇，或從思想史的角度解釋生活方式的變遷。本文以服裝為例提出這一問題，是基於這樣的認識: 中國傳統文化模式是禮俗文化，這是以禮為中心的一係列的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它以血緣為紐帶，以等級分配為核心，以倫理道德為本位，滲透中國人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各個領域，從權力財產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費，幾乎無所不在，就其內容來說具有等級序列、倫理道德和生活方式三位一體的結構。精英文化的倫理價值觀以無可匹敵的強勁的勢態滲進衣食住行，肇成生活方式的意識形態化，從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這就是世俗理性。對此說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學家們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題，它要求人們以倫理之道觀照日常生活；又從日常生活體體會人倫事理，這是中華文明區別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色。中國傳統文化的近代化離不開這三位一體文化結構的解體，也離不開從生活方式上觀照，服裝是突出的一例。*
一、衣冠之治在清代的強化與民族意識危機
在物質生活中，衣冠服飾是衣食住行之首，它最顯著、最充分地表現人們的身份地位，封建社會的等級製度在衣冠服飾上有極其強烈的反映，這在中外概不例外，在中國又與禮製相結合，並成為禮製的重要內容。曆代王朝都以“會典”、“律例”、“典章”或“車服製”、“輿服製”、“喪服製”等各種條文頒布律令，規範和管理各階層的穿衣戴帽，從服裝的質料、色彩、花紋和款式都有詳盡的規定，不遺瑣細地區分君臣士庶服裝的差別，違者要以僭禮逾製處以重罰，這是華夏族的傳統。所謂“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1) 這說明我們的祖先自古以來就以衣冠禮儀的美譽“華夏”作為族稱，這既有重視儀容的方麵，也包括用服裝區分尊卑貴賤這一套規章製度，使森嚴的等級管製深入到穿衣戴帽，在華夏文明中形成衣冠之治的傳統，這是中國服飾製度的特色。
清朝是以異族入主中原，滿族原是尚武的遊牧民族，在戎馬生涯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冠服形製與漢人的服裝大異其趣。清王朝建立後，統治者為了泯滅漢人的民族意識，強製推行滿人的服飾，禁止漢人穿漢裝的法令非常嚴厲，堅持佩戴前朝方巾的儒生，往往遭到殺戮，這在各地引起軒然大波。最令漢人反感的是按滿族的習俗在前額剃發，後腦留發梳條大辮子。有的士大夫為了保持漢民族的氣節，寧可剃了光頭當和尚；有的在頭部畫上明朝的方巾，以示不忘故國衣冠；有的取名守發、首發，用隱諱的文字表達內心的憤慨。漢人的強烈抵製，迫使清王朝采取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所謂“十不從”的對策，這才使剃發易服的民怨得到緩和，清代服飾也得以充分吸收漢族服飾的成就。
以官服為例，馬蹄袖、馬褂是清代官員服製的一大特色，但官服上的“補子”直接取之明代，文官繡禽類，武官繡獸類。分別按品級的高低，繡以各類飛禽走獸，以這標幟突出官員在職能和氣質上的要求。與明代不同的是，這補子是繡在袍衫外麵的大褂子上，稱為“補褂”或“補服”，大褂的前胸是對襟的，補子也分為兩塊，禽獸的花樣與明代也略有差異，由於補子是在成衣後縫上的，對於邊角的加工更為精細，常常配以精致的花邊，突出了裝飾效果。明代的烏紗帽到清代換成花翎，用孔雀毛上的“眼”即“目暈”花樣的多少，分出單眼、雙眼和三眼的級別。官員的朝服和常服，裏三層外三層，行袍、行裳、馬褂、坎肩、補服，重重疊疊，還要佩戴各種朝珠、朝帶、玉佩、彩絛、花金圓版、荷包香囊等等，朝珠又有翡翠、瑪瑙、珊瑚、玉石、檀木的等級限定，連絲絛都有明黃、寶藍、石青之分，用什麽款式、質料和顏色都要受到禮製的規範，違反規定的以犯罪論處，雍正皇帝賜死年羹堯，就有擅用鵝黃小刀荷包，穿四衩衣服，縱容家人穿補服的罪狀。將服飾的等級之別，縷分細析到極至。女裝雖然相對寬鬆，但精雕細刻無微不至，鑲邊有所謂“三鑲三滾”、“五鑲五滾”、“七鑲七滾”，多至“十八鑲”，在鑲滾之外還在下擺、大襟、裙邊和袖口上綴滿各色珠翠和繡花，折襇之間再用絲線交叉串聯，連看不到的襪底、鞋底也繡上密密的花紋。這樣重重疊疊，無所不在的裝飾效果，雖然有一定的美學價值，但如此繁瑣細密的包裝，是衣冠之治高度細密化的產物，這也使清代的服飾到了難以再發展的地步。
所以清王朝對明朝服製的變更，對華夏族的衣冠形成衝擊，卻從未動搖華夏族的衣冠之治，因為在華夏族的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飾不僅僅是生活的消費品，也是尊卑貴賤等級序列的標誌，這是物質的也是身份、地位的社會待遇，所以衣冠之治實際上是衣冠之別，有關種種穿靴、戴帽、著裝、佩飾的煩瑣規定，莫不是深入到生活的每一細部，維持森嚴的階級統治。所以清王朝服飾變更的是形製，而不是它的實質性內容，而形製也是為了壓抑和淡化漢人的民族意識，加強清人的統治。正是因為如此，清王朝繼承、強化了華夏衣冠之治的傳統，並摻進民族壓迫意識，形成清代的服飾製度。這也意味著當清王朝統治走向衰微，民族矛盾上升到一定地步，必然要在服飾方麵再起風波。
到清末，王朝統治已有二百多年的曆史，滿漢文化在漫長的歲月中逐漸融匯，習俗相沿，代代相承，清人的服飾已經為漢人所認同，並形成新的服飾傳統，但是潛藏在清初服飾變更中的民族意識並末消亡。當社會矛盾尖銳，階級衝突激化時期，當初強製漢人剃發易服留下的民族創傷又重新複萌，成為漢人聯合反對清王朝的契機。太平軍揭竿而起，就以“蓄發易服”號召漢人反清，這對清代的衣冠之治是一重創。
二、太平軍“蓄發易服”的旋風與不變的衣冠之治
太平軍起自貧苦農民，起義之初不論是頭領還是普通一兵，在衣襟上概用黃布條為記，穿著簡陋，自無服製之別。占領武昌後，勢力日益壯大，輿馬服飾即有分別，進入南京，洪秀全坐上天國的統治寶座後，立即仿效帝王之製，專設“典衣衙”，從袍服、靴帽的質料、顏色、長短，一律按官職的級別定出標準，以顯示等級的差異。各級將領都穿紅袍馬褂，包頭布的色彩和用料有嚴格的等級區分，官高一級，拖長一寸。1861年頒布《欽定士階條例》限定:“民間居常所戴之帽，皆用烏布纂帽。其富厚殷實之人，則緞縐紗，任由自便，但不得用別樣顏色，致與有官爵者相混。”(2) 同時對秀士、俊士、傑士、達士、國士、武士、榜眼、探花、狀元的衣帽袍靴式樣也作了與其身份相應的規定。對士兵的服飾並無定製，一般的是裹頭、紮巾、短衣、花鞋，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蓄發係長穗，飄飄下垂。
剃頭蓄發和翎頂冠戴是滿清統治者法定的官服，太平軍首先從這裏開刀，嚴厲禁穿清朝官服，要求男子蓄發留須、婦女放足。在《奉天討胡檄》的文告中宣稱: “中國有中國之形象，令滿洲悉令削發，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人變為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令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人忘其根本也。”(3) 認為清朝官員的衣冠是“妖服”，在所到之處一概加以撕毀。每占領一地，第一道公告往往是命令蓄發，宣布“有再剃者，殺無赦。”(4) 為了不讓帽子遮蓋已經剃了發的，裹上太平軍的紅頭巾，還下令不準戴氈帽。
清朝服飾在中國已流行二百多年，經過幾代人的傳承，已成為漢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改變已經習慣的東西，尤其是不準戴氈帽，激起人們的反感，有的因為不願去掉帽子被笞打、示眾，甚至被殺。盡管蓄發易服，有種種過激的舉動，也遭遇一些人的抵製，但自願蓄發者也不在少數，據同情太平軍的呤利對蘇州地區的觀察說: “使我感動的是，他們都樂於留發，這是太平軍和自由的標記。”這點在曾國藩的奏折中也有反映，由此可見太平軍的服飾在南方也曾風行一時，由於這是與太平軍政權相聯係的服飾樣式，隨著太平天國的滅亡，這一服飾也隨之消亡，以長發為特征的太平軍卻成為因此得了“長毛”的稱號。
太平軍掀起的一股“蓄發易服”的風潮，是曆代農民起義從未有的舉動，無論是漢代的黃巾起義，唐代的黃巢，明代的李自成，在起義中服飾上也有所標記，但從沒有在社會上推行服飾變革，所以這是太平軍的創舉，但它變更的僅僅是款式形製，並非是衣冠的等級之別，洪秀全登基後立即仿效封建王朝的禮製，用衣冠區分君民士庶，維護層層隸屬的統治，在實質上依然是傳統的衣冠之治，所以太平軍的服飾變革有種族色彩並無風俗改良的意義，與近代化無緣。
三、服飾近代化與衣冠之治的解體
服飾近代化的啟動，始於以服飾變革作為風俗改良的活動，並以衣冠之治的解體作為重要的標誌，這在維新運動中有突出的表現。
鴉片戰爭以後西學東漸和早期資本主義的發生，推動了社會觀念的變化，人們痛感到民智不開是中國積弱的一個重要原因。欲伸民權，必廣民智，欲啟民智，必先革除惡風陋習對人民的禁錮，其中尤以吸鴉片和裹足所為摧殘民體，有辱國格的兩大公害，先進的知識分子莫不對此口誅筆伐。如果說禁煙尚是對少數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對裹足卻要變更上千年的陳規陋習，波及千家萬戶，比前者對社會的震撼麵更為寬泛，其意義也更為深切。
廢除摧殘婦女的纏足鞋、弓鞋，是對女性的解放，也是鞋履的改製用強體、實用的觀念看待人們的衣冠鞋履，勢必要推動服飾的變革早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上書《請禁婦女裹足折》和《請斷發易服改元折》，認為女子裹足，不能勞動；辮發長垂，不利於機器生產；寬衣博帶，長裙雅步，不便於萬國競爭的時代，請求放足、斷發、易服以便“與歐美同俗”，又說:“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風俗，新政亦不能行。”這就把變衣冠作為學習西方文明和推行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具有啟發民智的意義。
變衣冠中以放足啟動最早，裹足本不是清人的祖製，順治二年和康熙三年兩度禁止裹足，但終敵不過傳統習慣，旋禁旋弛，連清人婦女也被漢化，穿上瘦金蓮方。這種情況說明，改良習俗如果沒有新觀念的支持，最終免不了要被舊習慣勢力所吞沒。到清末維新變革成為社會思潮，反對裹足又得以避開滿漢的民族矛盾，容易受
到統治者的支持，有的官員還帶頭發獎章以表彰放足的女子，所以與剪辮子相比，
較少引起社會風波，它的阻力不在上層，而是傳之久遠的習慣勢力。
但是斷發易服是清王朝最忌諱的事，清初用暴力手段強製漢人剃發留辮，又豈能在清廷的子孫中斷送這一祖製，然而正是斷發易服又成為點燃人民大眾反清鬥爭的火種。近代民主革命思想的醞釀是以反滿的民族革命為召喚的，明亡以後剃發留辮這一辱沒漢人的亡國之痛，重又在清末民族矛盾中升級。“毀我衣冠真正恨，掃除巢穴待明朝。”(5)“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 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6) 被視為大清國民標誌的發辮，更成為詛咒的對象，“欲除滿清之藩籬，必去滿州之形狀。”(7)一時“豬奴”、“半邊和尚”、“辮發左衽之醜類”幾乎成為排滿、仇滿的口頭禪。當革命的矛頭指向滿清統治的時候，斷發易服成為動員民眾支持革命最有力的召喚。直到辛亥革命後，1912年3 月5 日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通令全國剪辮還強調:“滿虜竊國，易於冠裳，強行編發之製，悉以腥之俗。當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執，從容就義；或遁入流，以終餘年。....今者滿廷已覆，民國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滌舊染之汙，作新國之民。”“以除虜俗，而壯觀瞻。”(8)
這種種斷發易服的言論，雖然充滿了強烈的民族情緒，但不是反清複明的簡單回歸。有識之士超越種族成見，從變易國民心理的角度，宣傳剪辮的利害說: “夫辮發為物，即不必計其本非漢族製度，及被外人所誚辱，即以利用問題論，試執十人而質之曰，吾人具此辮發，於起居動作便乎? 吾可決其以當為不便者十而八九也。”(9) 雖然更改這沿襲三百年的習俗，會遇到舊習慣勢力的種種阻撓，但是這便民實用的價值，最終又導使滿漢居民不分族別地拋棄舊習，選擇了剪辮易服的行為。
以剪辮易服為契機，批判封建主義的檄文，嘻笑怒罵，令人叫絕。衣冠之治集中體現在官服上，這在清代又稱補服，即在褂子的前胸後背各綴一塊補子，繡上飛禽走獸，以示官職的差別和道德命義，有的文章反其義而用之，說清國所以不振，是由於文官不事事，武官不能禦外外侮，但能殺同類，遂致國事愈壞，民心漸離。這正是官方製度所為。謂予不信，可觀各人的服飾: 文官的補服，是仙鶴、錦雞、孔雀、雲雁等等，此等鳥者，或示幽逸，或作聲而唳，或容止閑暇，或供市兒之玩弄，這明明是縱容偷閑溺職，愚弄人民；武官的補服都是獅子、豹、虎、熊、彪之類，麵目猙惡，設這些官治民，實以禽獸對人民也。(10) 有的對朝服從頭到腳逐一嘲弄說，紅頂，此物人血做成，其中含有無限冤魂，若將此物置於頭上，勝於虎狼十倍；朝珠，又名奴隸圈，懸於項間，其人即永有奴隸性；馬蹄袖，表示效犬馬之勞，以向主人乞憐；馬靴專為護足之用，套之足上，可以終日跪拜奔走。(11) 這種亦莊亦諧而又富有戰鬥性的檄文，在辛亥革命前夕不斷見諸報端，由於它以老百姓習見常聞的官員服裝做靶子，傳播革命思想，更易為大眾接受，使人們在斷發易服的行動中，受到一次反封建的教育。
斷發易服到20世紀初隨著清王朝的倒台，形成自發的群眾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武昌起義前一些愛國的青年就自發地割掉辮子，脫下清裝，“革命，革命，剪掉辮子反朝廷(12) 成為流行歌謠。廣東省宣布獨立之時，老老少少爭先恐後地剪辮子，一日有20餘萬人，中山縣紛紛成立剪辮會，一直深入到農村小城鎮，剪辮子成為中國人的盛大節日，許金城在《民國野史》中記述說: “無數的漢人都興高采烈地剪去這條奴隸標誌的辮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選擇吉日，拜祭祖先，然後莊重地剪除，把辮子燒了。更有聯合多人同日剪辮，並燃放爆竹，舉行公宴慶祝的。”有的報紙指出，民國建立後政體、國體、官製、禮儀、曆法、刑名、娛樂、住所的諸多變化，以服裝的變化最迅速、最廣泛。一時間“新禮服興，翎頂補服滅，剪發興，辮子滅，盤雲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子帽滅，愛華兕興，女兕滅，天足興，纖足滅，放足鞋興，菱鞋滅。”(13) 穿著打扮煥然一新。
剪辮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導下的風俗改良，不同於曆代改元易服之舉。曆史上的變衣冠所變的是形製，不變的是倫理性和等級性，即使起自下層的農民起義也不例外，太平天國的“蓄發易服”，從衣冠上維護尊卑貴賤的等級之別，與清政府並無二致。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近三百年的清王朝，結束了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作為封建主義規章的禮製也隨之瓦解。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明確規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用以維係封建等級製度的衣冠之治，由於它不平等性也遭到取締。民國初年頒布的《服製》規定官員不分級別，都以西式大氅或燕尾服作為大禮服，褲為西式長褲。常服可用西式或袍褂，喪禮在臂上圍黑紗。女子禮服，上裝是對襟衫，下穿裙子。此種服製打破等級界限，不分尊卑貴賤，所以雖是官員的製服，但對生活權利的平等卻起了表率的作用。即使宮廷的遺老遺少無一例外都要遵守服製平等的原則，有記載說: “宮廷內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補服翎頂朝珠，一概束之高閣。”(14) 真正結束衣冠倫理政治化觀念的，是孫中山提出的服裝製作的四條原則，他在複中華國貨維持會的函件中要求製定服裝的圖式，指出:“此等衣式，其要點在適於衛生，便於動作，宜於經濟，壯於觀瞻。”(15)這就使得人人須叟不可離身的服裝，擺脫等級製度和政治倫理的幹預，促使在中國延續數千年的衣冠之治徹底解體，用衛生、實用、經濟、美觀的思想來製作和選擇服裝，使著裝與現代文明接軌，這是中國服裝史的重大變革。
四、展現個性自由的窗口
辛亥革命的成功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以民權、平等為核心的民主主義思想取代封建思想體係，在我國社會生活中占有了主導的地位。這一指導思想的確立，宣告了封建文化模式的終結，等級序列、倫理道德、生活方式一體化的結構解體，服飾消費不再具有身份倫理的限製，還歸人民生活選擇的自由。雖然民眾因為擁有財富多寡的不同並不能真正做到選擇的自由，但是以金錢取代權力的支配地位，進入商品市場，進行等價交換，是人們擺脫身份地位的約束所能獲得的最廣泛的平等權利，這給個體自由在服飾領域的施展提供了廣闊的天地。所以在西方世界通行的服裝文明，在中國能得以迅速傳播和實施，是社會變革的成效，也是打開國門後，洶湧而來的洋布、洋裝、洋貨的衝擊在中國引起回應。
在中國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皇帝，至今在故宮尚保留他的這一畫像，這如同玩賞鍾表一樣，是統治者滿足追奇獵豔的心理，並無社會意義。乾嘉時期洋裝開始在中國城市出現，人們對此諱莫如深，無人仿效。鴉片戰爭後洋貨傾銷中國，首先在開埠的廣州、香港出現洋式打扮，女的足蹬歐式皮鞋，頭戴曼徹斯特頭巾，買辦中也有穿洋裝的，但在士大夫中絕無僅有。在19世紀末若有人提倡“易西服”，這無異是用夷變夏，為世俗所不容。宋恕力圖從著裝方麵造成向西方學習的氛圍，認為變法“改試令，必自易西服始”。他把易西服看成更官製，改試令，設議院的前堤，這在當時乃是驚世駭俗之論，他自述“與人談三始，猶有然之者；談一始(按:即易西服) 則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罵，以為背謬已極，名教罪人。”(16) 中國最早赴美留學的幼童，因為辮子，受到美國孩子的嘲笑，紛紛剪辮易服。1881年下令撤回中國，穿西服成為一大罪狀。駐英公使郭嵩燾為避風寒，披了一件洋外衣，竟然遭到彈劾。
然而，禁令也好，彈劾也好，都擋不住正在發生的變化。嘉慶年間的竹枝詞已有“紗袍顏色米湯嬌，褂麵洋氈勝紫貂。”洋氈、洋縐等機器生產的洋衣料有的厚實細密，有的輕薄柔軟，以優良的質地比國產的土布更勝一籌，且因為不涉及服裝的形製，很早就引起國人的興趣。在19世紀中葉據英國藍皮書報道，在福州“幾乎在每3 個人當中，就有1 人穿著一些我們的紡織品。這個論斷經我國經濟學史家研究認為言過其實(17)。但是無可否認的是，西方看到中國市場的遼闊，用各種手段掀起傾銷的狂潮，並以價廉物美的優勢占領了中國市場。洋貨傾銷最多的要數洋紗、洋布、洋火、洋油等等，都是有關衣食能源的生活必需品，僅衣著用料就有洋布、洋綢、洋緞、洋呢、洋羽毛、洋漳絨、洋羽線、洋被、洋毯、洋花邊、洋手巾等(18)，琳琅滿目。以上海為例，1871年進口洋布1300萬匹，1899年增至1700萬匹。“通商大埠，及內地市鎮城鄉，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衣者十之七八。”(19) 大量的商品導引人們的消費習慣發生變化，細致光澤的洋布成為人們時尚的用料進入千家萬戶。
衣料質地的改變也促進了衣服款式的變化，輕便合體的洋服逐步贏得中國人的歡心。19世紀末穿洋裝還是冒人言大不諱之事，到1903年初廣西梧州中學總教習胡漢民，已經容許學生在“歲時令節，學生披洋衣揖孔孟。”(20)但仍屬鳳毛麟角。真正在社會上發生重大影響的是軍隊的服裝變革，1904年歸國的留日學生從實戰出發，建議軍隊剪掉辮子，就受到一些士兵的響應，各報刊紛紛予以宣傳鼓動，1905 年端方出洋考察，隨員中有一半剪了辮子，其中有翰林、道府、教員、武員等。1906年新編陸軍為便於戴軍帽，帶頭去掉辮子，一時“軍界中紛紛落發辮者不可勝數”(21)。練兵處不敢公然變更祖製，拖著辮子練兵是一大累贅，不得已采取折衷的辦法，下令將辮子盤在軍帽內，“不準擅自裁割，”(22) 新軍中有很多是留日學生，並不把這一通令放在眼裏，剪發者仍然不斷，這對社會很有影響力，1906年天津警察受到新軍影響，剪了三分之一。(23)從軍隊到社會，相互促動，剪去辮子穿洋裝已經不可抑製。
觀念的變化，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對洋裝的普及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本來，民主思想的傳播，激勵了人們對西方文明的向往，人們醉心於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理想，認為由這種理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會前進的方向，誰接受西方習俗，誰就是文明維新，否則就是守舊、冥頑。洋裝成為西方文明的象征，被人們推崇備至，《湖北學生界》有一篇文章宣揚說，西裝之精神在於發奮踔勵雄武剛健，有獨立之氣象，無奴隸之根性，穿了它可振工藝，可善外交，可以強兵強種雲雲，這樣肆意誇大洋裝的心態，反映崇洋已經成為洶湧的社會思潮。
民國建立後，以國家法製的形式通令改革服裝，民眾的穿著打扮不再受國家禁令的約束，從此進入自由穿著的時代，但對於穿什麽，怎樣穿卻各行其是，五花八門。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人主張恢複古裝，仿效《水滸傳》、《七俠五義》中的武生打扮，“頭頂高髻，內束緊身，外披圓領雙結寬綽長袍。”認為這種裝束“既美觀瞻，又複靈便，不失尚武精神。”(24) 浙江麗水光複時，有兩人“頭帶方巾，身穿明代古裝，腰佩龍泉寶劍，站在街頭歡迎。”(25) 更為有趣的是，在新文化運動中首先提出打倒桐城謬種，表示“共和與孔經絕對不能並存”的錢玄同，1913 年在浙江就職教育司長時居然身穿孔子時代的深衣玄冠到軍政府報到，並發表《深衣冠服考》向全社會推廣(26)。夢想複辟滿清王朝的江蘇都督張勳，組織辮子兵勤王，浩浩蕩蕩的的腦後的長垂。有些遺老遺少，徘徊於政局，剪了辮子的又重新裝上，以便觀望。因此“有剪了頭發穿件長衫戴頂洋帽的，也有禿著頭穿洋裝，這是剪發的一起了。不剪發的呢? 大半不梳辮子啦，有的把髻梳在前麵像一朵花，像一個蝴蝶結似的，也有梳在頭頂上，梳在兩旁邊的，梳在後頭的，有千百個式樣。”(27) 當時的報刊報道街頭的景象是:“中國人外國裝，外國人中國裝。”“男子裝飾像女，女子裝飾像男。”一時“洋洋灑灑，陸離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接。”(28) “西裝東裝，漢裝滿裝，應有盡有，龐雜不可名狀。”(29) 真是西裝革履，長袍馬褂，新舊土洋，千奇百怪。與其說這是政治風雲變幻莫測的映照，不如說這已開始了服裝自由穿著的時代。
在各種服裝中，洋裝脫穎而出，受到民眾的歡迎，這固然有官員率先穿上西裝革履的示範效應，各種報刊宣傳的影響，更因為洋裝的輕便、簡潔，與臃腫、拖杳的清代服裝相比有明顯的優越性。從西洋歸來的人士認為:“今之辮服，牽掣行動，妨礙操作，遊曆他邦，則都市騰笑。”(30) 這是鼓吹西服的重要原因，這從胡祥翰的《上海小誌》中也可以看到當時人的心態:“優勝敗劣，適者生存，而不適則歸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諸遠，征諸四十年來滬上淘汰之種種事物可矣。試略舉如下事，多不煩引也。如有輪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針而土針淘汰，有皮鞋、線襪而釘鞋、布襪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紙煙、雪茄而水煙、旱煙淘汰。”衣食住行擇優選用，是生活方式近代化的趨勢。
上海是中國首批開放的商埠，歐風美雨在這裏有廣泛的影響，民國以後就時興洋服、洋傘、洋鞋、呢帽，女裝更是領先服飾的新潮流。高領、短襖、凸乳、細腰、長裙是上海女郎追逐的時髦。有的打油詩說:“商量愛著應時裝，高領修裙短短裳，出色競梳新樣髻，故盤雲鬢學東洋。”(31) 有的刻畫上海時髦女郎必備的裝束是: “尖頭高底上等皮鞋一雙，紫貂手筒一個，金剛鑽或寶石金扣針二三隻，白絨繩或皮圍巾一條，金絲邊眼鏡一付，彎形牙梳一隻，絲巾一方。”男子的時髦裝束是“西裝、大衣、西帽、革履、手杖外加花球一個，夾鼻眼鏡一付，洋涇話幾句，出外皮蓬或轎車或黃包車一輛。”(32) 生動地刻畫了民國初年上海時髦男女的形象。
服飾洋化成為各階層追逐的新時尚，報刊評論說: “優裕者必備洋服數襲，以示維新。下此衣食維難之輩，亦多舍自製之草帽，而購外來之草帽。今夏購草帽之狂熱，竟較之買公債卷，認國民捐，躍躍實逾萬倍。”(33) 在南京“綢緞鋪、估衣店閉門貼招，盤外國細呢、西式新衣。列肆相望，無論舍店，皆高懸西式帽。”( 34)在湖南城鎮“文武禮服，冠用氈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歐式。”(35) 醴陵縣的男男女女時興“博士帽、草帽、衛生帽及毛繩便帽。”(36) 新繁縣“青年婦女則純用長衫短褲，不逮膝，露腿赤脛，爭趨時髦。”(37)湖北蒲圻縣的“農民亦服洋布”(38) 連偏遠的山村“洋布、洋傘、洋鞋、呢帽之類的洋貨，在上層人物的身上以及他們的屋裏一天天增多了。”(39)
時髦服裝的帶頭人不僅有士紳大賈，洋務人士的家小，還有被傳統社會視為低賤的藝人和妓女，有的說:“婦女衣服，好時髦者，每追蹤上海式樣，亦不問其式樣大半出於妓女之新花色也。男子衣服，或有模效北京官僚自稱闊者，或有步塵俳優，務時髦者。”(40)因此“妓女效女學生，女學生效似妓女。”(41)什麽貴賤之等，夷夏之辨，男女之別，統統消失在追新求異的時裝潮中。在近代文明所到之處，衣冠之治的影響蕩然無存。服裝成為一個時代的窗口，展現了中國人追求個性自由的千姿百態。
五、領先生活方式國際化的潮流
在洋裝盛行之際，就有人指出西服與中國人生活方式不盡符合的看法說: “華人慣用絲棉羊皮，今如西式之衣，層層均係單夾，於天寒亦殊有礙。”(42) 其他還有領帶、手套等亦為中國人不習慣，價格也比較昂貴，怎樣使西服平民化，尊重中國人的穿著習慣，是推進服裝改革的關鍵，提倡國貨加速了西洋服飾中國化的進程，中山裝就是中西合璧的產物。
中山裝是由民國元勳孫中山創製而得名。對於這一服裝的來源，有說是參照英國獵裝；有說這是改進的南洋華僑“企領文裝”；也有說是以日本陸軍士官生服裝而改製；還有說是起源於日本鐵路工人服。比較通行的說法是，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從歐洲返回上海，在上海榮昌祥呢絨西服號定做西服，要求以西服為模本，改大翻領為立翻領，門襟用9 個扣，上下左右4 個明袋，腰部係腰帶。後又改為立翻領，去掉腰帶，暗口袋，袋蓋做成倒山形筆架式，鈕扣改成5 個。關於這5 個扣，有說是象征五權憲法；也有說是表示五族共和。這一式樣與歐美的西服有明顯的不同，突出表現在關閉式的立領，鈕扣直線排列均勻，背有縫，腰節略加收攏，穿起來收腰挺胸，凝重幹練。褲子則把傳統的連檔褲改為前後兩片組合，腰圍有折襇，側麵和臀部有口袋，褲腳帶卷口，這就是現在中山裝的原初樣式。由於這一服裝的樣式結構合理，穿著自然舒服，和孫中山先生的親自帶頭，很快流行開來。在一般縣城: “服公務者多用西裝短製中山服”(43) 。20年代末國民政府重新頒布《民國服製條例》時，中山裝被確定為禮服，延續至今，成為中國人喜愛的國服。
旗袍源自北方蒙古遊牧民族的袍服，清代滿族婦女繼承這一形製，寬寬大大，長至腳踝，後來經過逐步改進，成為民國初年的女性流行服，從肥大的長袍到合體的長衫，經曆漫長的發展過程。
清初服裝改製，漢人改穿滿人的服裝，因為有男降女不降的說法，所以女性的穿著還保留明代的遺風，肥大的衣衫，低低的領圈，寬寬的長袖，有大襖、中襖、小襖，還有束胸的肚兕，把隆起的乳房壓的低低的，女性的胴體被層層包裹，外觀留下的是溜肩、平胸、寬大、直筒般的衣服架子。裙子有多襇多折的鳳尾裙、月華裙、彈墨裙、魚鱗百折裙等等，大都是直線直筒狀，端莊、凝重，四平八穩，是這種服式的基本格調。人們對衣服的審美情趣，多集中在色彩的搭配、花樣的設計和滾邊的裝飾效果，在款式方麵變化並不大。
從西服洋裝傳人中國以後，輕盈利落，緊身貼身的西式連衣裙吸引了中國女性，促進了傳統服裝的改良，寬大的衣褲逐漸收小，闊條的滾邊也隨之縮減，扁扁的“韭菜邊”，圓圓的“燈果邊”，都是窄窄的，俗稱“線香滾”，在民國初年甚為流行。袖子縮短了，像隻喇叭，飄飄欲仙，露出一截懺懺玉腕，但領子卻是高高的，據說這是模仿西式女裝敞開而高聳的翻領，到中國演變成把脖子緊緊裹住的高立領，收攏的腰身，襯起高高的胸部，這與寬大直筒式的旗裝，大異具趣這就是流行至今的旗袍。顯然，這是依照西方流行的人體曲線美加以重新剪裁，演變成今日的旗袍。
中山裝和旗袍都是沿用西式服裝的價值觀念和審美習俗，結合中國人穿著的習慣和傳統服裝的形製而創製的新服式，在國際上已被視為具有中國氣派的民族服裝。所以這是“西體中用”最成功之作。
清末民初洋裝和大量洋貨的引進，由此在社會上興起崇洋的風氣，雖然被認為這不是民族自尊的意識，但是生活方式上的洋化傾向，又導向生活方式的國際化，這有利於突破中外風俗差異所形成的壁壘，也有利於文化的交流和創新。這種交流的結果不是洋裝吞沒中裝，而是創生了具有中國氣派的新型服裝。中山裝和旗袍的改良和創製就是生動的例證。隨著科學技術的發達，世界商品經濟的加速運轉，各國之間愈來愈密切的交往，將地球聯係成一個整體的地球村，從經濟生活這個最廣闊的領域把各個地區、各個民族的消費引向相似的選擇，生活方式的國際化已成為發展中的國家建設現代化不可逆轉的趨勢。在清末民初的中國，服裝得風氣之先首先跨入這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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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拙作:《禮--中國傳統文化模式探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0世紀中國禮學研究文化論集》學苑出版社，1998；《衣冠之治的解體和思想啟蒙》，《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青史有待開天荒》，《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 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 《左傳. 定公十年》。
(2) 《太平天國》(六)，677。
(3)《太平天國印書》(上)，109。
(4)《太平天國》(六)，783。
(5)《江蘇》月刊第4 期《補白》。
(6)《江蘇》月刊第3 期《補白》。
(7)《剪辮易服說》，《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8)《命內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令》，《孫中山全集》第2 卷。
(9)《即剪發以觀國民之心理》，《香山旬報》第82期。
(10)《說補服》，《中國日報》，1907年10月21日。
(11)《中國日報》，1907年10月7 日。
(12)《中國近代反帝反封建曆史歌謠選》，547。
(13)《申報》“自由談”，1912年3 月20日。
(14)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誌》下篇卷一，京兆。
(15)《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16)《上合肥傅相書》，《萬國公報》101冊。
(17) 轉引自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冊，329。
(18) 參見鄭觀應《盛世危言》卷三。
(19)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224，329。
(20) 《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 期。
(21)、(22) 《飭禁兵士剪辮》，《大公報》1906年5 月9 日。
(23)《剪辮易服先聲》，《大公報》1906年6 月24日。
(24) 《黃帝魂. 論發辮原因》按語，《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集》1 卷。
(25) 《辛亥革命在麗水》，《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 集。
(26) 《錢玄同通信》，《新青年》4 卷2 期。
(27) 《看我們女子被人家恥笑啦》，《大公報》，1912年6 月27日。
(28) 《夢遊民國》，《申報》1912年9 月14日。
(29) 《大公報》“閑評二”，1912年9 月8 日。
(30) 參見《剪辮易服說》，《湖北學生界》第3 期。
(31) 《上海竹枝詞》，《時報》，1913年4 月4 日。
(32) 《時髦派》，《申報》1912年1 月6 日。
(33) 《論維持國貨》《大公報》，1912年6 月1 日
(34) 《田駿豐等建議政府速定服製服色振興呢業案》，《申報》1912年6 月4 日。(35) 民國《慈利縣誌》風俗，轉引自嚴昌洪《中國近代社會風俗史》92頁。
(36) 《醴陵縣誌》卷六，《食貨誌》。(37) 《新繁縣誌》卷四，《禮俗》。
(38) 宋延齋《蒲圻鄉土誌》，第四篇。
(39) 《一個山村的革命風暴》，《辛亥革命回憶錄》(二)，365頁。
(40) 《中華全國風俗誌》(三)，下篇，卷三。
(41) 《自由談》，《申報》1912年3月20日。
(42) 《服飾芻議》，《申報》1912年1月7 日。
(43) 《新繁縣誌》卷4，禮俗。
原載《東方文化》2000年第6期 | | | | [打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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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明清——漢民族最後的曆史（二、漢服的傷逝） | 2007-08-12 13:19: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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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漢民族最後的曆史（二、漢服的傷逝）
送交者: 乙迷 [布衣] 於 August 01, 2007 11:12:21
回答: 元明清——漢民族最後的曆史（一、胡言的漢語）[原創] 由 乙迷 於 August 01, 2007 11:11:03:
第二節、漢服的傷逝
判斷一個人，不外乎遠觀其形，近聞其音。
一個黃種人穿著和服，他是日本人；頭上插滿羽毛，他是印第安人；穿著長袍馬褂？隻能說他是中國人，但中國人嚴格意義上並非民族概念，他是哪一族人？
這個問題回答起來比較尷尬：漢族或滿族，沒法再分了。
有個笑話，說中國56個民族大聯歡，各個少數民族都穿著自己的民族盛裝，隻有漢族代表著西裝打領帶尷尬地站在前麵。
是的，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飾，隻有漢族例外。
漢族的民族服裝被清滅掉，隨之一起毀滅的是漢族的民族性。
有人會問：服裝算什麽，不就遮寒蔽體嘛，上升到民族性至於嗎？
這個看似合理的問題本身就已暴露出漢民族性的丟失。
衣冠對古人而言不是重要，而是頭等重要。漢族古稱華夏族，為什麽叫華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有禮儀之大，故稱夏。”
華夏的意思就是“冕服禮儀之邦”。
衣冠在中國古代象征著發達的紡織手工業，那是文明的標記。
永嘉之亂時，晉元帝率中原漢民南渡，史稱“衣冠南渡”，意思是中原文明南遷。
中國古代的那些烈士，死不見屍，友人將他生前的衣冠埋於地下，稱“衣冠塚”。
可見衣冠在中國大到代表文明，小到代表個人。
唐太宗著名的鏡子論，第一個提到的就是“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我們形容壞事幹絕的偽君子叫“衣冠禽獸”。
衣冠在中國古代就是文明、文化的象征。可是現在的中國還有衣冠嗎？
我母親曾經參加很多中國老年人都去過的“美西遊”，導遊是個老廣東，移居美國多年，頗看不起大陸人。他對我母親說：我一眼就能從大街上分辨出誰是大陸來的，誰是港台來的。
我母親頗為詫異，問你怎麽看？那時遠處正好有一個國際性會議散會，導遊指著一位往街上走的女士說：她肯定是大陸來的。你看她嫌冷就應該穿長褲，沒人說她；她裏麵一條棉毛褲（過膝的棉毛半截褲），外麵一個短裙，這樣的打扮，除了大陸人，誰敢穿出來？
我母親聽後，頗為汗顏，想反駁都不行。中國人尤其是大陸人衣著的邋遢和bad taste，和男子國足的聲名有的一拚，我們不但漢服丟了，連最基本的審美也丟了，現在的中國哪裏還有一點點“冕服禮儀之邦”的樣子？
說起漢服，我們丟得真是很徹底。
八十年代中日合拍第一部古裝大劇《敦煌》，中日劇組各設計出一套北宋服裝，結果大相徑庭。
中方說日方設計得像和服，日方說你們設計的根本不是宋朝服飾，雙方都不服氣，隻好去找敦煌壁畫和出土文物，結果發現日方設計的更象宋服，讓中方很丟臉。
漢服從先秦到明，式樣沒有大的改動，一直都是交領、右衽，不用扣子，而用繩帶係結，堪稱全世界最灑脫飄逸的服裝。但現在繼承下漢服的卻是和服和韓服，中國的漢服到哪裏去了？
大家都知道清初的“剃發易服”是漢服滅亡的原因，卻鮮有人知女真人在四百年前的金國就搞過這一手，原因說起來倒不得不佩服他們的深謀遠慮。
女真人征服遼國後，親眼目睹飽受奴役的漢人和渤海人對亡國契丹人的報複性屠殺。
女真人本能地想到自己假如亡國怎麽辦？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後人分不出誰是女真，誰是漢人。雖然漢服比女真的服裝好太多，但哪有征服者向被征服者靠攏的道理，於是定下讓漢人“剃發易服”的政策，把漢人變成女真。
不剃頭的後果很嚴重，就是掉頭。
不過當時還有南宋，“剃發易服”導致漢人南逃，因此這一政策執行一段時間後就不了了之。
金朝結束時，反而是大量女真漢化，剩下的那些拖著長辮子的女真毫無例外地遭到蒙古人和漢人的報複。
不過漢文明被北方蠻族毀滅似乎是曆史的宿命，正所謂“逃得過初一，逃不過十五”。
四百年後，當兩條辮子的女真演變為一條辮子的滿人再次崛起時，努爾哈赤重新祭起“剃發易服”的法寶，原因與他的祖先一樣，將漢人同化。
那時候東北的滿漢之爭已經形同水火，後金是奴隸製，漢人被剝奪土地淪為農奴，對滿人恨之入骨。
這樣的背景下，努爾哈赤甚至不許滿人單獨上街，不許滿人買漢人的肉，喝漢人的水，怕被害死，於是將漢人滿化成為後金政策的重中之重。
當然，還有更簡單的辦法，就是把漢人殺光。事實上滿清入關時，關外的漢族百姓已經被殺得所剩無幾。
說到這裏有必要指出的是滿人雖然在關外壞事幹絕，但當時信息不流通，關內的老百姓並不知曉滿人的暴行。
滿清入關時明朝已亡，中原漢民飽受戰亂之苦，滿清是唯一一支象樣的武裝力量，政策上又輕徭薄賦迅速獲得中原民心。
最關鍵的是，南宋的曆史沒有重演，南明沒有出一個趙構那樣有點頭腦的皇帝，而是腐敗無能很快土崩瓦解。
清“揚州十日”後，南京投降，滿清並未屠城，以此為榜樣，江南大部分地區順勢歸降，滿人不費吹灰之力拿下大半個中國。
這時候，缺乏漢族正統政權的肘摯，滿清終於肆無忌憚地邁開毀滅漢民特性的步伐。“剃發易服”的政策掀起“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的腥風血雨，剃發與反剃發的鬥爭爆發了，歸降不久的江南成為鬥爭的中心。
江南從“衣冠南渡”開始，就成為漢文明新的中心兼避難所和發源地。
南朝政權的屹立不倒使漢文明在江南生根發芽，並由於競爭和示範性作用，最終迫使北魏鮮卑人漢化（還有其他原因，以後再敘），否則華夏文明在五胡亂華就結束了，哪裏會有隋唐？
同樣，北宋使遼部分漢化，南宋使女真部分漢化。
北方中原地區在西晉之後斷斷續續甚至長期被遊牧民族占領，已部分或大部分胡化，江南卻隻在元朝受過異族統治，而元朝末年，這塊地方又最早脫離蒙古人的控製成為“驅除韃虜”的中心。
當朱元璋把皖江浙連成一片，建立明朝後，揮師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勢將蒙古人趕回草原。
江南使得中國的漢文明從晉到明得以延續，然而當北方蠻族再次一統天下，“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江南人民隻能用鮮血去捍衛漢文明最後的尊嚴。
江南的反剃發鬥爭最著名的要數“江陰十日”和“嘉定三屠”，一個在江，一個在浙。
滿人入關原本太平無事，多爾袞在剛入關時貼下告示：“天下臣民照舊束縛各從自便。”
於是兵至江南時，很多地方甚至“結彩於路，出城迎之”。然而一旦根基立穩，多爾袞翻臉發布“剃頭令”：“剃發易服，不隨本朝製度剃發易衣冠者殺無赦……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
江陰收到剃頭令後，秀才許用等在孔廟立誓：“頭可斷，發決不可剃也。”率眾百姓將縣令方亨抓入獄中，共推典史陳明遇為首領，主持抗清事宜。
江陰人堅守城池81天，殺死清兵7.5萬餘，有6.7萬人戰死城牆上下。城破，清兵慘絕人寰連殺10天，死於清兵屠刀下者有17萬多人，僅有53名老小幸免於難。
清軍初次來到嘉定時，嘉定人原本出城迎接。
但清下達剃發令後，嘉定總兵吳誌葵起兵逐走清廷縣令，占據了城市。清將李成棟開始鎮壓，以大炮攻城，城破後，李成棟下令屠城；是為嘉定第一屠。
李成棟離開後，嘉定人朱瑛聚集民眾再次控製嘉定。於是清軍再次前來鎮壓，城破後對鄉兵進行殘酷屠殺；是為嘉定第二屠。
後來，嘉定綠營把總吳之藩起義，不久被鎮壓。嘉定再遭浩劫；是為嘉定第三屠。
經過李成棟的三次屠殺，嘉定成為人家地獄，死亡人數估計在5-20萬人之間。李成棟率部在江陰嘉定一帶奸淫燒殺搶掠屠戮，事後因此“赫赫功績”，被提拔為江南巡撫。
江南雖慘，不過還有一個地方抗清比江南還要慘烈，那就是四川。
清軍入川在剃頭令之後，四川從開始對清軍就殊死抵抗，抗清十餘年最終被殺成無人區，蜀人絕種。
不過無恥的滿清征服者哪裏會承認如此暴行？於是康熙小兒將屠盡川人的屎盆子一古腦兒扣到張獻忠頭上（反正張也不是什麽好東西），還編造出一個“七殺碑”的故事。
清廷一邊開始“湖廣填四川”的龐大移民活動，一邊教育新川民要世代對滿清的四川解放運動感恩戴德。現在的四川人都是清初移民的後代，這也是為什麽現在的四川話屬北方話係的原因。
有讀者會問：為什麽漢人對剃發易服的反應如此強烈，不惜以命相抗？
回答這個問題很複雜，首先我們要來談談女真人為什麽留辮子？實際上辮子是馬上民族的一個特點，從西藏到東北再到西伯利亞的少數民族許多都有留辮子的習慣。
原因在於騎馬是一種劇烈運動，頭發容易鬆散遮擋視線，因此紮成辮子就少了這個後顧之憂。
漢族老百姓不騎馬，自然不需要留辮子，漢族騎馬的多為軍人，有頭盔或緊扣下頜的帽子固定發髻，亦無需留辮。
因此，從遠古漢服發髻形成以來，辮子就被視為蠻夷的標記之一。不過雖然很多民族留辮子，此辮子和彼辮子卻大不相同，女真人的變態之處在於不僅留辮，還要剃光頭，發式不僅僅是難看，而是難看到超出正常人審醜所能忍受的極限。
現在清宮劇上大家看到的又粗又亮的麻花辮是清後期已經被漢人逐漸改良過的辮子，剃掉前半部的頭發，留下後半部的梳一條大辮子，俗稱“半拉兒瓢”。
即便如此，這種惡心的東西依然被西方人蔑為pigtail，更何況清初的“金錢鼠尾”。
從金國到清朝中期，標準發式都是剃掉幾乎所有頭發，隻留屁大一點兒頭發紮成細溜溜老鼠尾巴那樣的小辮子。
清軍入關後檢查剃發令的效果時，曾用“順治通寶”銅錢做測量儀器，辮子能穿過銅錢方口的，才算合格，可見辮子之細。
這種偌大一個光頭上留一根老鼠尾巴的恐怖發式簡直就是令人作嘔，即便換到今天強迫我剃，留發還是留頭依然是一件值得考慮的事情，何況那時候的漢人。
當然，漢人抵製剃發最重要的原因是《孝經》名言：“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對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漢人而言，剃發等同變相的閹割。
不過，滿清要的就是這個效果，就是要漢人像太監一樣聽話。女真原本是奴隸製，因此滿人入關後不要臣民，隻要奴隸，“剃發易服”就是赤裸裸的奴隸調教，不想做奴隸的殺無赦。
另外，華夏是冕服禮儀之邦，冕在漢服中有相當崇高的地位，頭發沒有了，原本戴在發髻上的冕也沒有了，隻能戴滿人的瓜皮帽。
上麵瓜皮帽，下麵長袍馬褂，後麵脫一根老鼠尾巴，最要麵子的漢族人有幸以曆史上最醜陋的形象麵對突然敞開的世界，這個醜陋的形象被作為中國人的標準像永遠記錄在地球人的腦海中。
而這個形象至今依然一遍一遍地在我們的清宮劇裏重複著，宣揚什麽呢，要中國人永遠做奴隸嗎？
中國的清宮劇上普遍用清末的麻花辮來演繹清初的曆史，我在電視上從未見過“金錢鼠尾”的形象，不知道是編導們的無知，還是刻意為多爾袞們美化。國人至今還沉迷在那段被奴役的曆史之中，可見滿清洗腦的成功。
話說回來，清初男人的頭剃了，衣變了，女人呢？女子服飾由於激烈的反剃發運動被滿清網開一麵，男從女不從，因此明朝的女仕服被保留下來。
但形勢比人強，明朝的漢服是中國曆朝登峰造極之作，無論式樣還是文化內蘊都無可挑剔，男著醜陋的滿服，女著雍容華貴的漢服，這樣戲劇性的反差本身就打破了美學的規則。滿服不能變，隻能變漢服。
清中葉開始，女裝逐漸異化，向滿服靠攏，隻有寬大的衣袖還保留著些許漢家衣冠的影子。
漢服的行雲流水、飄逸自如最終演化成為繁瑣和細碎。
獨領寰球兩千年的漢文明就此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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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明清——漢民族最後的曆史（一、胡言的漢語） | 2007-08-12 12:39: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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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漢民族最後的曆史（一、胡言的漢語）[原創]
元明清——漢民族最後的曆史
乙迷
我一直想寫一點關於曆史的東西，可是怯於提筆，畢竟浩如煙海的資料無從比較對錯。曆史是一個任人裝扮的花臉，沒有人知道哪一張臉是真實的，我們能知道的僅僅是那些我們需要的臉孔，問題在於哪一張臉是我們最需要的？是曆史課本上教的還是清宮劇裏演的？那些是非混淆的曆史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嗎？
前些天看了《明朝那些事兒》，很激動。感謝當年明月，他筆下栩栩如生的明朝將士給了我提筆的勇氣。明是一種精神，一種讓當今中國人汗顏的民族氣節，一種血性、理性、張狂、無畏，一種中國人早已丟失的驕傲和自尊。是的，我該寫點什麽了，也許我不能寫出一段沒有紕漏的曆史，但我能寫出我們需要的曆史，一段漢民族輝煌與泯滅的曆史。
從哪兒說起呢？從我們每天都用的漢語說起吧。
引子 漢殤
第一節、胡言的漢語
清大興文字獄，知識分子朝不保夕，沒準哪一句話說錯就會進太平間，因此不敢議論時事，不敢評點曆史，連吟詩作賦都不敢，那知識分子憋慌了都幹什麽呢？
於是乾隆嘉慶年間興起一個乾嘉學派，正事不幹，專門考據，天天翻故紙堆，考據的內容五花八門，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是語音學（音韻學），隨便說一個字，考證這個字先秦怎麽讀，漢怎麽讀，唐怎麽讀。
考證到後來得出一個對現代人而言意義深遠的結論：中國古代漢語的發音與江浙一帶的方言相近，與北方話相去甚遠。後人接著研究，發現古漢語的語音、詞匯、語法至今還保留在東南沿海的方言中，比如吳語，閩南話、客家話、粵語；尤其是客家話，較好地保存了唐代的中原漢音。
中國官方的說法一般是漢語分五大方言（或七大方言，增加贛語和湘語），這五大方言內部還有無數的小方言。
不過這個說法存在爭議，因為西方學者對語言的定義為互相之間不能通話的均應列為不同的語言，照這個定義，漢語事實上是一大堆語言的統稱。
說個真實的笑話：我一個師弟是浙江黃岩人，他的某位老鄉有一次在大學校園的公共電話亭給家裏打電話，當他高亢激昂地和父母拉過家常掛下電話後，驚訝地發現後麵等電話的同學用崇敬的眼光望著他，並情不自禁地說：“你的英語講得真好！”
這件事說明兩個問題：
第一、中國的英語教學不是失敗，而是失敗到極品。
第二、黃岩話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確實很像一門外語。
還有一個例子，對越自衛反擊戰，中國軍隊的話務員都選用溫州人，莆田人。很顯然，越南監聽的情報人員聽得懂國語粵語，但絕不可能聽懂溫州話，莆田話，溫州一個地方就有十幾種方言，溫州人自己互相都聽不懂，更何況越南人。
有人會說，漢語各大方言雖然語音差異極大，但都使用漢字，應該算同一種語言。
這種說法雖然是中國的官方論調，但不太經得起推敲。
東方語言大多屬孤立語，同音字多，缺乏曲折變化，因此隻有使用漢字這樣一種意音文字才能清晰地表達詞義，而且每個漢字對應不同的語言可以有不同的發音。
漢字曾廣泛被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用作書寫語言，但從沒人說日語、韓語、越南話就是漢語，事實上他們和漢語的差別並不比客家話和普通話的差別來的大。
韓國和越南近代相繼廢除漢字，文化上是一種倒退。
日本人譏諷韓國人說他們廢除漢字後，連“韓”和“漢”都分不清楚（韓國人要的會不會就是這個效果，這樣中國的都變成韓國的了）。韓文是注音文字，無法解決同音字問題，很容易導致歧義，漢字不得已又小範圍恢複使用，最終於1999年8月7日，金大中發布總統令，要求在必要的情況下並書漢字以確保公務文書的內容準確的傳達。
從上麵的分析可以看出，漢語各方言確實更象語言，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相互能聽得懂尚且算作兩種語言（這也是西方學者動輒會十幾門語言的原因，並不比掌握十幾個中國方言難度高），何況我們的方言之間完全不能溝通。
不過，鑒於中國官方的立場，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幹脆反其道而行之，將朝鮮語、日本語、越南語等中國周邊語言統稱作漢語的“域外方言”。反正差不多，要麽都算語言，要麽都算方言。
我們都知道，語言是文明的載體，也是一個民族的最基本特征。
沒有自己的語言，不能否定一個民族，但有自己的語言，肯定是一個民族，這就帶來一係列荒謬的問題：
漢語五大方言區照這個理論應該算五個民族，可現在大家都稱自己為漢族，那麽哪一種方言或文化最能代表漢族？讀者會說，這不是廢話嗎？中國70%的人操北方話，當然是北方話嘍。
這又產生兩個問題：
一、北方話真地能代表漢語嗎？
二、北方話內的差異也不小，初分為八區方言，從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到東北官話，各有各的調，哪一種官話最能代表北方話？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得先來研究一下目前中國的官方語——普通話的來由。
“普通話”是中國官方標準話最近的稱呼，中古時期的標準語稱作“雅言”、“雅音”、“正音”，明清稱作“官話”，清末改稱“國語”，1956年最後命名為“普通話”。
現代普通話最早發端於1909年（宣統元年）清政府設立的“國語編審委員會”，將官話正式定名為國語。
那麽當時的官話是什麽話？是滿蒙貴族說的話。換句話說，那根本不是漢人的語言，而是滿人的語言，確切地說，是滿人說的漢語。
這也就是為什麽大夥兒都說黑龍江人（尤其是哈爾濱人）的普通話說得最標準，為什麽我們的蒙古族兄弟操起普通話個個字正腔圓，比北京人說得還溜？這原本就是他們的語音嘛。
將普通話定為漢語的標準音，產生出一個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滑稽現象：
漢語說得最標準的區域是傳統意義上的遊牧民族居住區黑龍江和內蒙古，而絕大多數的漢人說不出一口標準的漢語；繼承漢民族文化最多的東南沿海民眾說的是和普通話完全不同的的語言（方言），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懂普通話。
這是哪一茬對哪一茬？
現在的官話事實上是完全遊牧民族化的漢語，那麽遊牧民族對漢語究竟產生過什麽影響？
首先，發音越來越簡單。古漢語的發音較為複雜，至今閩南話有七個聲調，粵語有九個聲調，還有p，t，k，m，n，ng六種輔音韻尾。
遊牧民族南遷後顯然發不出這麽複雜的音，於是北方的語音越來越簡化和胡化，同音字愈來愈多，要保證語義的準確，隻能將複合詞大幅增加，導致語言越來越囉嗦。
學過古漢語的都知道，古文言簡意賅，將古文翻譯成現代漢語，要多費不少口舌。
由於中國灌輸式的教育，國人對普通話都有一種高山仰止的感覺，事實上，普通話的地位即使在近代，也受到過挑戰。
第一屆民國議會的議員半數以上是廣東籍人，當時要投票選擇中國的官方語言，孫中山怯於北洋軍閥的勢力，一個一個去廣東籍議員那裏遊說，要他們放棄粵語，投北京官話，最終粵語以一票敗北。
這一票使遊牧民族的文化在中國取得徹底的勝利，標誌著漢人已完全接受了遊牧民族文化的正統地位，那個彪炳青史的漢民族已不複存在。
現在讀者會問：北京官話之前中國的“雅言”、“雅音”是什麽話？答案很出人意料，最起碼出乎我的意料：南京官話!
晉代中原漢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後，中原（洛陽）雅音成為南京上層社會的用語。之後洛陽雅語和南京吳語融合，逐漸形成南方的江淮官話，以金陵雅音為標準。
從東晉到清初的近一千五百年曆史中金陵雅音一直都是中國語音的正統。
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編著《切韻》，音係為當時金陵雅音和洛陽雅音的綜合係統，因以南朝為正統而偏重金陵士音。唐著《唐韻》，沿隋《切韻》；宋編《廣韻》，襲隋唐《切韻》、《唐韻》。
因此唐宋雖然沒有普通話，但從韻書中可以看出，南京音是最標準的。
元朝蒙古人說蒙古語，漢人說漢語，互相之間要翻譯，亂七八糟。明恢複漢統後，“一以中原雅音為正”，即以南京音為基礎音係，南京官話為國家標準語音。
明清時期來華的傳教士說的都是南京話，甚至到民國初年，西方傳教士主持的“華語正音會”依然以南京音為標準，這實在是個諷刺，老外堅持漢統比漢人堅持的時間還長。南京話對中國周邊國家也產生過巨大影響。
六朝時期中國傳入日本的語音就是吳音（金陵雅音），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學校和民間私塾所教的中國語都是南京話，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官方才轉而使用北京話。
那麽北京官話又是怎麽來的？這得追述到四百年前大名鼎鼎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利瑪竇與不懂漢語的龐迪我神父同行前往北京，搭乘一個大太監的船，臨別時這位太監將一個從南京買來的男孩作為書童贈送給兩位傳教士，告訴他們這個男孩口齒清楚，可以教他們純粹的“南京話”（《利瑪竇中國劄記》意大利原文為“中國話”，同時代的傳教士金尼閣將之翻譯成拉丁文時譯作“南京話”）。
可見直到明末，南京話依然是中國話的代名詞。利瑪竇到北京後作出一項中國文化史上的創舉，他第一個用羅馬字母拚音漢字記錄下當時的北京官話，從他的記錄中後人驚訝地發現：當時的北京話有大量入聲字並且沒有zh、ch、sh等翹舌音。這說明當時的北京話與現在的北京話根本不是一碼事，而是與吳語類似，確切地說明代的北京話就是通行全國的南京官話。
滿清入關造就中國曆史上漢語的最後一次退變，滿人把紫禁城周圍10裏之內的漢人全部趕走而專屬滿人居住，這個範圍稱為北京的內城，而10裏之外稱為外城。
內城的滿人說滿語，外城的漢人說明朝官話即南京話。很快滿人發現滿語在老林子裏打獵伐木還能湊合著用，一進城麵對花花世界詞匯量遠遠不夠，靠滿語沒法生活，隻好硬著頭皮學漢語。
問題是滿人學漢語有先天缺陷，入聲字發不出一下子全部丟棄，造成現代漢語同音字急劇增加，語言表達能力大幅下降。
滿人發音象老外說漢語那樣不倫不類，但滿人不是老外而是中國的統治者，這種蹩腳漢語在北京內城定形後，迅速向外擴張，隨著滿清統治的鞏固而遍及全國。
雍正年間（1728年），清設正音館，首次確立以北京內城官話（滿式漢語）為國語正音，大力推廣滿式發音。
但南京話直到清末，依然有“南京白話最堪嘉”的美譽。滿式漢語的國語標準音地位至清末民初才最終確立。從此蹩腳成為正統，這種對漢語的發音、詞匯和語法進行全麵破壞的滿清官話被定義為“國語”。
清267年統治將漢文明徹底地從地球上抹去，到民國時已搞不清哪些是滿，哪些是漢，國人將被滿人強暴過的漢文化視為正統，漢民族徹底地墮落，淪為任人宰割的鴨子。
我也是近期閑暇時研究方言才知道的這段曆史。我在南京生活了那麽多年，從來沒有聽人說過南京話的輝煌過去，甚至南京的鄉土教材對這段最值得榮耀的曆史也隻字未提，整天就是六朝古都，似乎帝王將相就是值得懷念的全部，這是怎樣的一種教育？
說實話，這麽些年我一直在為自己那土裏土氣的南京腔而犯愁，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來自己說的才是“中原雅音”，我一直都在為自己發不準遊牧民族的語音而煩惱。原本我已不準備讓兒子再學南京話，畢竟那是一個正在流失的方言，現在我改變了主意：先學南京話吧，那是漢文明的最後一點血脈。
隨便提一句，正規的曆史劇似乎都應該用南京話來對白，當然胡人進京還是可以說普通話的。
現在有人會問：南京話和北京話到底有什麽區別？說白了還是前麵提到的入聲。
中古漢語的聲調分為“平上去入”四聲，前三聲保留至今，入聲遊牧民族發不出，因此經元清兩朝的半殖民統治，入聲在華北等地的官話中消失。結果是用普通話讀古詩詞，經常不押韻，而東南沿海方言大多還保留入聲，因此用上海話念古詩詞就比用普通話讀順溜得多。
而目前八大官話方言中，唯一保留入聲的就是以南京話為代表的江淮官話（江淮官話的範圍包括江蘇、安徽、湖北長江以北沿江地帶和江西、浙江的部分地區），因此北方語係中，隻有江淮官話還保留了唐宋語音的特點。
說到底，從政治上講，普通話是最正確的語音；從文化上講，普通話是最垃圾的語言。中國的任何一種方言，哪怕你認為自己的發音再土，再羞於見人，都比普通話要更具底蘊。中國目前一方麵在大力拯救各少數民族的語言，另一方麵在漢語區內卻罷黜方言獨尊京腔。這一看似怪誕的政策本質上是清以降對漢文明（或中國傳統文化）摧毀性打擊的延續。
好多年不說南京話都不大會說了，不行，我得重新操練起來。
囉裏囉唆講了半天，漢語這一部分總算說完了。文明的特征除了語言還有什麽？服飾。
好，下一章就講漢服，問題是有人見過漢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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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曆史揭秘：1945年美國向日本投了三顆原子彈 | 2007-08-12 10:05: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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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揭秘：1945年美國向日本投了三顆原子彈
一、長崎兩顆
1945年8月6日上午9時15分17秒，美國空軍的一架B-29重型轟炸機向日本廣島投下一顆原子彈。45秒後，它在離地600米的空中爆炸，一團巨大的蘑菇雲徐徐騰飛……於是，廣島成了地獄。二十萬人死於爆炸中和後來的原子病。
這天，杜魯門總統向日本發出一份通牒：無條件投降，否則將從空中以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毀滅武器將日本毀滅。可是，等了兩天，日本卻還沉默著。杜魯門想，廣島的那一顆力量還小，還需要對日本進行第二次打擊。這樣，在第三天頭上，即8月9日中午時分，日本又挨了第二顆原子彈，地點是長崎。
事後，美國戰略轟炸統計局匡算，約有3.5萬人死亡，6萬人受傷。負責原子彈研製計劃的格羅夫斯將軍說：“這個數字比我們原來估計的要少得多。”
那麽，“原來估計”的是多少呢？是“這個數字”的兩倍。為什麽這麽講呢？原因很簡單：“原來”是按兩顆原子彈的爆炸威力“估計”的；而現在的死傷數字隻在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效果之內。事情說穿吧———美國當初對長崎投放的是兩顆原子彈而不是一顆。也就是這個緣故，所以當死亡數字出來以後，格羅夫斯大失所望。而倘要對此予以深究，那原因不外兩個：其一，兩顆原子彈都比較偏離目標；其二，兩顆中的一顆為啞彈。
當然，美國方麵寧願相信第一種原因而不願看到的是第二個原因所致。因為第二個原因所帶來的附帶影響實在不可想像———它會使人嚇出一身冷汗的。
二、一顆啞彈
不過，現在首先需要澄清的問題是：當年美國在長崎投放的原子彈到底是一顆還是兩顆？
後來披露的一份私人材料則證明：啞彈的“可能”是存在的，或者就是事實。因為提供這份“私人材料”者不是別人，而是當年“曼哈頓”計劃的官方負責人，後來的陸軍退役將軍格羅夫斯。
1945年7月24日，格羅夫斯在給馬歇爾將軍的報告中就擬就了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四個目標，它們是廣島、長崎、小倉和新舄。7月底，最終確定了三個目標。格羅夫斯回憶錄寫道：“廣島是第一個目標，小倉兵工廠和小倉是第二個目標，長崎是第三個目標。”為此，格羅夫斯為執行投擲任務的空軍第509飛行大隊準備了三顆原子彈。
當8月6日對廣島實施了轟炸，杜魯門向日本發出通牒之後，空軍便積極準備著對下兩個目標的轟炸。
對日本的第二次原子彈打擊被安排在8月9日進行。這天早晨3時49分，兩架“B-29型”轟炸機各載一枚“胖子”(“胖子”是以丘吉爾的昵稱來指代內爆式原子彈)從美國提尼安空軍基地起飛，隨同的有兩架偵察機。
當飛達小倉上空時，隻見這裏陰雲翻滾，濃煙彌漫，用肉眼根本觀察不到目標。惡劣天氣挽救了小倉和它的成千上萬的市民。
在經過45分鍾的無效努力後，“B-29”隻得轉飛第二個目標———長崎。這裏依然是雲霧緊裹，難辨目標，於是決定改用雷達導引投彈。但這時天空中突然掀開一片雲霧，顯出一個清朗的大洞。透過大洞，機組人員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條飛機場的跑道……他們沒有猶豫，果斷地按動開關，兩顆帶有降落傘的“胖子”發出刺耳的嘯聲撲將下去；接著便劃出一道閃電，形成一個巨大的火球……
三、罹難記錄
事後，日本長崎知事將當天罹難情況寫成書麵報告遞交日本防空總部長官、九州地方總監、西部軍管區參謀長。主要內容有三：
一、本日10時50分“B-29”飛機兩架，自熊本縣天草方向北進，經島原半島西部橘灣上空入侵長崎市上空。11時2分投下附有降落傘的新型炸彈兩個。
二、上述炸彈斷定為攻擊廣島類型的小型炸彈，估計雖發生相當多的負傷人員，但較之廣島被害程度極輕，很少發生死亡與倒塌房屋事情。
這裏，長崎知事顯然有意回避“新型炸彈”所造成的具體傷亡。這同當時日本官方的口徑是一致的。因為如果如實描述，勢必動搖民心、軍心，所以軍政上下一律采取“駝鳥政策”，不讓國民了解日本國所處的形勢其實已到了氣若遊絲的地步。
三、投下的兩顆原子彈中，有一顆沒有炸響，而且也未受損傷，現已將其監控起來。
據介紹，當時日軍大本營接到長崎知事報告，對“沒有炸響”的那顆高度重視，當即派出特種軍警予以嚴密看管。這時候的某些強硬派，以為這是不幸中的萬幸：因為獲得了原子彈實物標本，依日本人的智慧，完全可以依樣畫葫蘆，造出自己的原子彈。
四、轉贈蘇聯
無奈此時蘇聯的百萬鐵甲已湧進中國東北，鈴木內閣正與裕仁天皇一道醞釀接受《波茨坦公告》，準備無條件投降；何況東京帝國大學的原子加速器已經遭到美機轟炸的破壞，作為戰敗國，更不可能製造原子彈；還不如借花獻佛，將這顆美式原子彈進獻給蘇聯人———這是當時日軍大本營經過緊急會議之後作出的決議。或許他們當時還想到了“借刀殺人”、“坐山觀虎鬥”、“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樣的古老智慧？
據說當時日軍大本營代表通過在東京的蘇聯情報人員轉告蘇聯情報總局局長依瓦舒金將軍，稱：“我們完蛋了，美國使我們屈服了，美國將把日本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我們永遠不會有東山再起的希望了。但是如果原子彈為美國和蘇聯同時掌握，那麽，我們深信在不久的將來，日本定能重新站立起來並在世界大國之列占據適當的位置。”
就這樣，蘇聯人不費吹灰之力，便獲得了美國耗費了巨大的財力人力物力才研製出的四顆原子中的一顆(第一顆於1945年7月16日在美國本土試爆，後兩顆則於8月6日、9日分別爆炸於日本廣島、長崎)。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啊！
從那時起，蘇聯人便在西西伯利亞的葉尼塞河側畔地下200多米深處構築起巨大的地下核工業城，由3萬多人日夜開動著三個巨大的核反應堆，大踏步地奔上了與美國為敵手的核競賽舞台。
1949年8月29日4時，蘇聯成功地試爆了一顆原子彈，其代號為“首次閃電”，當量比此前美國人爆炸的任何一顆都大。
（原載《異域覓蹤》陳世嘉編著） | | | | [打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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