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樓鶯聲為誰啼？將妓院開在考場的對門，不愧為生意人一項精明的決策。
古代的妓院，招待的多是讀書人，常見的稱呼是“士子”。當時的“士子”，地位很高，人數也少，他們口袋裏揣著銀子與詩稿。銀子和詩稿，這兩樣當然是好東東，是青樓大院最好的通行證。對妓院的老板來說，有銀子的就是大爺，是活菩薩，故而其熱情如冬天的一把火，恨不得將南極的冰雪都融化。而對青樓的妓女來說，她們多數是文學愛好者，因而麵對滿腹詩文、錦繡文章的才子，便不時秋波暗送，做做佳人會才子的美夢。所謂“鴇兒愛鈔，姐兒愛俏”，這都是青樓千古不變的真理。
舊時的考場叫貢院，尤以人才輩出的江南貢院為最。江南貢院的曆史非常悠久，屢經變遷。據史書記載，東晉丞相王導建議“治國以培育人才為重”，故立太學於秦淮北岸，是為江南貢院的前身。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江南貢院正式建立，起初供縣、府學考試之用。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集鄉試與會試於此。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這裏仍留作鄉試考場。後經不斷擴建，至清同治年間已形成一座占地三十餘萬平方米、僅考生號舍就達二萬零六百四十四間，成為明、清兩代蘇皖兩省的科舉考場。
明、清時代的江南貢院，相當於三個北京的故宮大，是中國最大的科舉考場，科舉時代共產生過八百多名狀元，而半數以上，都出自這個考場，眾多曆史名人如唐伯虎、鄭板橋、李鴻章等更是由江南貢院走上曆史舞台。在考生眼裏，貢院是他們通往富貴功名的必由之路，是揚名立萬的大好機會，因而每當開科取士之年，自然引得四方士子紛至遝來。既然考生雲集，他們的吃住玩樂都要有人照應，這便給商人發財提供了機會，許多青樓、酒樓、茶館應運而生，而貢院邊上的秦淮河，也因為這些設施而變得嫵媚動人，形成“槳聲燈影連十裏，歌女花船戲濁波”的一派繁華景象。
中國的士子與青樓有不解之緣，從古至今，關於才子與佳人的風流韻事便經久不息。從唐代開始，參加科舉幾乎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唯一選擇，一旦高中進士，便意味著錦繡前程，因而需要慶祝，而向鍾情的妓女寫情詩，炫耀才華，是當時人們津津樂道的一件雅事。對於大部分“士子”來說，麵對科考失意，無奈之下，“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此時，醇酒佳人，又成為減輕他們落榜痛苦的安慰劑，所謂“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是也！
但到了明代，在朱元璋的鐵腕政策下，“士子”與青樓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設置妓院，稱大院，朱元璋親自為大院題寫對聯，作嫖娼的動員報告。他的上聯是：
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風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話。 下聯是： 世間多癡男癡女，癡心癡夢，況複多癡情癡意，是幾輩癡人。 皇帝勸嫖倒也新鮮，隻不過皇帝勸嫖的對象是“商賈之士”這樣的大款，美其名曰為國家增加稅收。隻不過皇帝的好意，商人並不領情，反倒是引得一幫官員文人趨之若鶩，以致每天下朝之後，文武百官第一件事就是到青樓報到，形成一片百官爭嫖的“壯觀”景象。如此一來，官員每天的公務變成了談嫖論經，哪還有心思放在政事上？一向勤政的朱元璋自然非常不滿，為此下達了嚴厲的法令：“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減一等，若官員子孫宿娼者罪亦如之。”這樣的法令不可謂不嚴，但依然擋不住百官向青樓前赴後繼的勇氣，朱皇帝無奈之下，國家稅收也不要了，下令撤銷國營妓院，希望就此將官員“士子”嫖妓的惡習壓製下去。然而結果卻令朱皇帝大失所望，國營妓院停辦，私營妓院卻如雨後春筍冒了出來，秦淮風月一時呈欣欣向榮之勢。
秦淮風月之所以興盛，當然與“士子”們的大力捧場有關，而“士子”們捧場的原因大致有三：首先，青樓為士子緊張的考試生活提供了一個舒緩的空間。為防止作弊，中國古代科舉考試製定了嚴格的選拔機製，有些部分甚至有人身侮辱的味道。據餘秋雨先生的《十萬進士》裏介紹，到了清朝，科舉製度已經發展到了頂峰，為防止作弊，考生們皆身披羊皮做的袍子，滿眼望去白花花一片。科場檢查十分嚴格，有著嚴格的搜身。進考場前，兩列兵丁夾道搜查，頭發都要打散查，衣服夾層都要摸過；盛食物和筆墨文具的是考場統一發放的竹籃，食物要切成一寸以下，使其無法夾帶入場；如果一旦發現夾帶，夾帶人將遭受毒打，捆綁在考場前石柱上示眾一月之久，並終身不得參考。進入考場之後，考場即封號柵，須等三天考完之後方才打開。三天之中，考生不能動彈，一切吃喝拉撒，都在兩平方米左右的號房內解決。一旦天熱之際，號房內屎尿泗流，臭氣熏天，在這樣的環境下答題做卷，沒有驚人的毅力，是很難完成的。因而考場三天，對士子們來說不啻於蹲三天地獄，因而放榜之日，他們如釋重負，如獲重生，到青樓瀟灑便成為他們的不二選擇。
其次，尋找愛情與知音是他們涉足青樓的另外一個原因。既然是讀書人，對精神的需求便比一般的百姓高些，因而他們到青樓中來，主要是抱著尋求愛情與知音的目的，肉體之歡倒在其次。需要說明的是，古代的“士子”，出門在外，少則半年，多則數年，須忍受青燈墨卷與孤獨寂寞，故而特別希望遭逢“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豔遇，而現實又不是蒲鬆齡筆下的《聊齋誌異》，有狐女與仙女以身相許，他們的理想隻有在青樓實現。此外，由於遠離家庭，又沒有家族的“監督”，不用擔心給列祖列宗蒙羞，所以出門在外的“士子”不用承擔太多的道德負擔，這與當今社會出差在外的人容易泡“三溫暖”是同樣的道理。
還有青樓還為“士子”間的交朋結友切磋詩文提供了絕佳的“宴遊之所”。“士子”應試之餘，詩文酬酢，交朋結友，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高中者可以多結交幾個患難之交、詩文知己，落榜者也可以憑借高中者的關係撈個差事做做，二者皆有所得，又何樂而不為呢？雖然“士子”間貧富有別，有錢的公子可以攜家財萬貫，找高級的小姐作陪，住豪華套房，無錢的隻有逛逛眼科，住招待所與地下室，但絲毫不會隔斷他們成為朋友的願望，這與《海上花列傳》中達官貴人與店夥西崽一起吃花酒是同樣的道理。因為對“士子”來說，學問文章往往是衡量他們高低的主要標誌。一個腰纏萬貫的公子，如果胸無點墨，也會成為青樓小姐嘲弄的對象；而一個學富五車的窮書生，一樣可以憑他高雅的談吐贏得佳人的芳心。因而在秦淮青樓裏，窮富並沒有絕對的分界線，富家公子因為想學幾句唬弄情人的詩句，反倒會有意與吟詞詠詩的書生結交，或許是為了沾幾分文氣吧！
進入青樓的“士子”，最大的願望是考場與歡場兩不誤。這一願望在杜秋娘《金縷衣》中得到應證：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前麵兩句是勸年輕人珍惜時間，努力學習，科舉高中，功成名就；後兩句便有曖昧的味道，雖然一般人將其解釋為珍惜光陰，把握機遇，但以杜秋娘妓院老板的派頭，恐怕用勸人及時行樂來解釋更為合理吧。杜秋娘做過妓女，又做過王妃，後來又幹起老本行，當上妓院的老板，大起大落之間，對人間的冷暖世態自然是深諳於心，再加上平日裏結交些讀書人，對他們的心思自然是了如指掌。 然而對讀書人來說，要做到考場與歡場兩不誤，卻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古代的讀書人，人生有若幹願望，最大的願望莫過於“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而由於沉溺歡場，導致考場失意者，則比比皆是。
據俞樾《右台仙館筆記》記載，鹹豐乙卯科浙江鄉試，頭場有個紹興書生，在考卷上大書一首七絕：“繡鞋踏遍幾回尋，相會當年未了因。記否紅欄明月夜，樓頭偷占一枝春。”旁人問他為何寫這等“淫詞豔句”，他隻是搖頭不言。繳卷以後，同考的考生相互對答案，該書生對答如流，其他三科考試都回答得很好，隻可惜其中一門因為寫了淫詞豔句，違反了考試規則，故沒有被取中。同考的“士子”都為他惋惜，認為可能是在溫柔鄉裏呆得太久，故而考試時都在做春秋大夢吧。 俞樾將紹興書生的落榜歸咎於“溫柔鄉中失足”，但這樣的失足並不意外。就像開在小學旁邊的網吧會對小學生形成強烈的吸引力一樣，開在考場對門的青樓，對讀書人同樣擁有極強的誘惑力。我們可以想像一下，當那一群群文弱書生如潮水般從四麵八方湧來時，麵對秦淮河對岸的“芬芳羅綺，嘹亮笙歌”，他們真會默念著 “非禮勿視”的孔子語錄嗎？
青樓確實是個迷魂蕩誌的地方，更何況是青樓中的極品——秦淮青樓呢？對讀書人來說，眼前佳人們花團錦簇，顧盼生情，一個個潘郎曹郎地叫著，讓他們充分享受到顧客即上帝的待遇，自然有“今日之樂，不減王公”之歎。關於秦淮風月的盛況，從明人張岱《陶庵夢憶》中的一段話可窺見一斑：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房值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畫船蕭鼓，去去來來，周折其間。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欄綺疏，竹簾紗幔。夏月浴罷，露台雜坐。兩岸水樓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女各團扇輕絝，緩鬢傾髻，軟媚著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競看燈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掛羊角燈如聯珠，船首尾相銜，有連至十餘艇者。船如燭龍火蜃，屈曲連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鏾鈸星鐃，宴歌弦管，騰騰如沸。士女憑欄轟笑，聲光淩亂，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燈殘，星星自散。 這樣的盛況當然是極盡精致奢華了，不過，如果腰包裏沒有足夠的銀子，光玩弄詩文，恐怕是堆不起來的。
二、青樓選美是文人雅士們泡製的一壺醇酒，餘香盈口，回味無窮
青樓選美有個很優雅的名字：“花榜”或“花案”。花榜，便是品評妓女的等級優劣；花案，即指評定妓女優劣的名單，這可能與古人喜歡以花喻女人有關。既然是花，必然是美豔的，因而不論綠肥紅瘦，她們都必須才貌雙全，是牡丹與月季的比拚，而非野花與稗草的較量。 中國的青樓選美有較悠久的曆史，據說早在宋代就有民間組織的妓女選美比賽，叫“評花榜”。所謂花榜，是花界的選美活動，是歌妓們的聲色大比拚，通常由當地的文人名士和富商擔任評委。文人名士，看重的是他們的評花鑒色的眼力；而富商，則更多是因為他們是讚助商的緣故。明代中葉以後，品豔風氣盛行，一時金陵、蘇杭為其中翹楚。明嘉靖年間，金壇人、嘉靖進士曹大章創立“蓮台仙會”與當時社會名流吳伯高、梁伯龍等品藻名妓，一時稱為盛況。當時甚至有人評選出了“金陵十二釵”，隻不過她們不是《紅樓夢》中的林黛玉薛寶釵之流，而是分別姓劉、董、羅、葛、段、趙、何、蔣、王、楊、馬、褚的十二個金陵青樓名妓。
此後，萬曆時期冰筆梅史以燕都妓樂四十人配葉以代觥籌，曹大章複作《秦淮士女表》，判別諸妓才情色藝，分別劃分等級，有女狀元、榜眼、探花、解元及女學士、太史之稱。清軍入關以後，因整頓世風的需要，花榜一度沉寂。順治年間，蘇州有個叫沈休文的浪蕩文人，終日浪跡於青樓楚館，對青樓女子多有閱曆，於是選定虎丘梅花樓為花場，品定高下，選舉朱雲為狀元，錢瑞為榜眼，餘華為探花，另外列優勝者二十八人，一時盛況空前。可惜清初的社會風氣沒有明末那麽開放，最終，沈休文被當地的地方長官李森先以有礙風化的罪名“斃於杖下”。如此一來，青樓選美便成為文人雅士們不務正業有礙風化的標誌，花榜便漸漸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 不過，隨著享樂思想的流行與人們思想觀念的開放，晚清至民國期間，青樓選美又死灰複燃，並有愈演愈烈之勢。同、光年間，前兔癡道人摘紅雪詞題《二十四女花品圖》於海上，畫眉樓主複偕同人為《續花品》以李佩蘭為群芳之冠。《續花品》之後，又有公子放所定《上海書仙花榜》，列名妓二十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妓，如王逸卿被喻為芍藥，獨擅風華，可謂百花齊放，姹紫嫣紅。
真正將青樓選美做成品牌的是李寶嘉與奚燕子。1897年至1899年間，上海《遊戲報》主筆李寶嘉仿效朝廷科舉製度，開豔榜三科：一為花榜，以色取勝，類似於現代的世界小姐與中國小姐選美大賽，共評出一甲張四寶、金小寶、祝如椿三人，分別為狀元、榜眼、探花。二甲蔡新寶等三十人，其餘則為三甲。二為武榜，以歌擅場，類似於現代的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評出一甲王秀蘭、金小卿、小如意，二甲王秀林等十八人，三甲王藹卿等十八人。三為葉榜，以丫環侍兒為對象，取紅花還須綠葉襯之意，也評出一甲阿三妹妹阿毛三人，二甲薛寶釵等三十六人，其餘皆屬三甲。現在看來，李寶嘉這一舉措意識超前，現代意義上的選美大賽和歌唱大賽，恐怕便要追溯到他這裏。
如果說李寶嘉以超前意識取勝，那麽奚燕子便以規模宏大取勝。1917年，上海新世界遊戲場為擴大影響力，別出心裁舉行花國選舉，他們聘請《新世界報》總編輯奚燕子為主任，創辦群芳選舉大會。具體操作辦法是：選票每人一張，一張選票售價一元，選票上填寫妓女住址及優點。該年12月23日在新世界開票， 1918年元旦公布人選，最後選舉出花國大總統冠芳，副總統菊第、貝錦，花務總理蓮英。因此時是民國時期，故而青樓選美也緊跟時髦，由原來的狀元榜眼變成了總統、總理。本次選美驚動滬上，普通百姓均加入其中，成為舊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青樓選美。
青樓選美是文人的一種閑情逸致，一種雅好，不過是好事文人的嘲風弄月之舉。但對於參加評選的青樓女子來說，卻是她們改變命運的大好時機。因為一旦走紅，便如女明星一般，不但身價上漲，財源滾滾，而且找到了踏入上流社會的捷徑，甚至有嫁入豪門做闊太太的機會。如此一來，參評的妓女便絞盡腦汁，千方百計想博得個榜上有名，如果能成為花魁，那是再好不過。而最好的契機，便是請自己的相好出麵幫襯一把。如此，光明正大的青樓選美便暗藏許多貓膩，黑幕重重。
青樓選美的評委很重要，參評妓女的命運便操縱在他們手裏，而評委們又是主辦方花錢邀請的，故而選舉的最終結果由主辦者來圈定。不過，主辦方有時也要照顧到讚助商的利益，因為隻有他們肯出錢了，選美活動才會有可靠的資金保障。故而每一次選美活動，其實是主辦方與讚助商的較量，最終的結果反映了他們較量的勝敗。
餘懷《板橋雜記》曾記載過一次頗負盛名的選美比賽。這次比賽的時間和地點都選得恰到好處。時間選在傳說中天上牛郎與織女七月初七相會之日，正好是中國的情人節；而地點則更妙，挑的是金陵最有名的青樓“八百居水閣”；再加上當地的戲台班子也來友情演出，自然引得四方的百姓扶老攜幼前去觀看，以致當天晚上，通往“八百居水閣”的路上車馬喧囂，甚至連秦淮河上的船隻都擠得個水泄不通。經過預賽層層選拔，決賽時選出二十位佳麗。最終，名妓王月拔得頭籌，成為本次選美比賽的花榜狀元。然而明眼人一下就發現其中的貓膩：狀元王月是主辦者孫武公的相好。看來，比賽的名次隻怕早在賽前就擬好了，其他的佳麗，隻不過做了王月的陪襯，這倒和現在的某些選美比賽如出一轍。 最初的青樓選美主觀性很強，大多由某個文人擬定一個選美名單，是為“花案”。這樣便會影響評定的公正性，因為任何一個評判者，即便他再大公無私，終究是一家之言，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後來的青樓選舉普遍公開進行，但公開並不代表公正，因為一旦由評委決定結果，便不免有評委被收買的可能，王月之所以當選，便是評委被主辦方收買的活生生例子。後來人們發明了新的選舉辦法，由大眾投票來選定，如此便可反映大眾的心聲。不過問題又來了，選票需要錢來買，非普通人所能承受，故公正性要打個折扣。如1917年的那次選舉，每張選票要一個大洋，那可是普通老百姓半個月的薪水。如此，參加投票的多是巨賈士紳，故而最後的結果隻能是他們審美標準的反映。青樓選美當初源於文人墨客們的雅好，一博美人一笑。其後，青樓選美逐漸成為一種時尚，為普通大眾所認同，並津津樂道。這當然與娼妓業在近代的興盛有關，當金錢侵蝕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時，舊的道德觀念土崩瓦解，而新的道德觀念又沒有建立，價值觀與道德觀的多元真空讓許多人無所適從，空虛無聊。青樓選美的出現，正滿足了他們的心理與情感需要。再加上小報小刊等媒介的推波助瀾，狎妓幾乎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種文化形態，與喝酒打牌無異。建立在此基礎上的青樓選美因此成為人們社會生活中的一大樂趣，以致每逢青樓選美之時，數千粉黛躍躍欲試，各家報刊大登妓女玉照，妓院門前車水馬龍，風流騷客捧場遊說，盛況空前。
